2015年5月24日 星期日

再談柯立夫和方志彤藏書癖:漢學制度前的產物


  方志彤和女兒攝于1951年。
在一篇文章中,北京大學英語系系主任高峰楓方志彤在北平幫助過不少哈佛留學生,《元朝秘史》的英譯者柯立夫就是其中一位。柯立夫明確說:「我最初是先生的學生」,然後盛讚方志彤的人品和學問,說他是「通曉中國文化傳統博大精深之處的君子」。 
多年前,我和高峰楓教授一道到台南看乾隆的滿漢文碑,他對我的滿洲研究甚感好奇,但我想他應不知道我是柯立夫老師的學生,正如那時我不知道他對老師的事情感興趣一樣。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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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毓賢

[導讀]  : 柯立夫和方志彤同有藏書癖。曾經非常親密,但後來因機遇懸殊友誼無法維持下去。兩人都是個特殊時代的產物,恐怕漢學“制度化”後,再也產生不了也容納不了像他們這樣獨立特行的人了!


《蒙古學家柯立夫其人其事》在《上海書評》(2013年4月7日)發表後,接到一些評語,藉此補充和修正。

梅維恒(Victor Mair) 說他學生時代到過柯立夫的農場,記得他養的是黑摩根馬。我才想起柯立夫也收藏美國早期農具,養這種健壯耐勞能幹農活的馬,意趣是相同的。

白牧之(Bruce Brooks)說他和柯立夫做同事還算合得來,因有共同語言。但他嫌柯立夫太墨守于伯希和的成規,而且因不完全同意洪業的看法就不願在洪業生前發表他的《蒙古秘史》英文譯注,未免尊師尊得太荒謬了,這其實是一種執拗。學問是不斷地自我駁斥才能前進的。“在我所知道的人之中,柯立夫最不輕易改變自己的主張和理念,習慣更是一成不變。你若不欣賞只好遠遠避開他,我可以說兩者兼有。”


艾朗諾(Ron Egan) 說柯立夫走出烏蘭巴托火車站看到的不是馬糞牛糞,一堆堆蒸汽冉冉上升的是駱駝糞。

劉元珠(Ruby Lam)說她並不是柯立夫的遺囑執行人,執行人是位伯魯杜克神父(Hector Bolduc),可是她與她丈夫將全力維護她老師遺留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書籍。這些書籍藏在Gilford鎮上的一座天主教堂內。

我網上一查,發現伯魯杜克神父和柯立夫一樣,也是個不願在二十世紀植根的人,他為拉丁文不惜與教廷抗爭,被免職數十年。怪不得他們兩人“臭味相投”。

伯魯杜克神父1936年出生於新罕布什爾州,比柯立夫小二十多歲,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也從軍,也喜歡旅行,學各種語言,包括古埃及科普特語,而且嗜好收藏書籍。他快四十歲時在瑞士受當地的大主教封為司鐸。這位大主教和他一樣,以維護用拉丁文舉行彌撒為己任,他們覺得拉丁文有深遠的傳統,而且是超地域性的,全世界都可通用。當梵蒂岡規定所有的彌撒都必須用當地語言時,這位元大主教和伯魯杜克神父仍堅持己見,結果大主教被逐出教會,伯魯杜克神父沒有被逐,亦被免了神職。他的父親逝世後他回到新罕布什爾州出生的家養牛,當地居民出錢出力替他建立一座小教堂,教堂一整邊的牆壁用來放他的藏書,其中有上千年的古書,每一本他都讀過。2008年上任不久的新教皇決定允許繼續用拉丁文舉行彌撒,伯魯杜克神父感到他三十四年來堅持的信念終於被肯定了。他去年才逝世。

我把在《上海書評》發表的文章傳給哈佛燕京圖書館的西文書籍負責人林希文(Raymond Lum),他告訴我關於柯立夫遺留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書,賴大衛(David Curtis Wright) 有專文在《宋元研究學報》(Bulletin of Song-Yuan Studies)第28期(1998)討論,並影印了一份寄給我。

除了把賴大衛的文章影印給我外,林希文還讓我看他紀念方志彤的英文未刊稿。方志彤有驚人的學識,又是極優秀的教師,艾朗諾英譯《管錐編》扉頁上獻給方志彤,不但因為他從事這項工作,是錢鍾書清華時代的要好同學方志彤鼓勵他做的,而且他看得懂文言文,全得力于方先生。然而“冒牌華人”之譏一直籠罩著方志彤,沒想到素來對隱私設防甚嚴的他,卻向忘年之交林希文傾訴他的身世。下面我得他的同意擇錄以饗讀者。

柯立夫和方志彤同有藏書癖。曾經非常親密,但後來因機遇懸殊友誼無法維持下去。兩人都是個特殊時代的產物,恐怕漢學“制度化”後,再也產生不了也容納不了像他們這樣獨立特行的人了!

柯立夫在新罕布什爾州留下的藏書與文件

賴大衛說柯立夫該教堂的書約有一萬五千本書,包括十八世紀出版的英文和法文關於亞洲的成套書籍,藏在裝了玻璃門的書櫃裏。

他1997年花了約十五個鐘點翻看柯立夫遺留的檔, 有些經整理放在鐵櫃裏,但仍有大量堆在桌面,發現其中有手稿也有打字稿,用的多半是油印行政通知的反面,可見柯立夫節儉成性。賴大衛抽查了的檔分數大類:(一)有三十多個檔夾註明《蒙古秘史》的資料,大部分是書的打字原稿。柯立夫英譯了《蒙古秘史》後,本來打算把較詳盡的注釋另冊出版,但第二冊始終沒有出版。賴氏只見到零星的未刊注釋,希望未經他過目的稿件中很多,將來有人把這些珍貴資料發掘出來發表;(二)元史:柯立夫以譯注《元史·本記》出名,這些大部分在有帶副本的打字稿完美地保存著,包括本記1-2, 4-14, 17, 21-26, 28-29, 34-35,註腳整齊地置放在稿件下端,大多數手稿也保留了。另有十多種《元史》中人物傳的譯注;(三)三十多箱沒有完成的《哈佛燕京大字典》的卡片。據文檔記錄,其中有些1976年寄了給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蒲立本(E. G. Pulleyblank)教授;(四)其他:關於蒙古和元史的文稿,波斯文獻的譯注,課堂教材等等。

賴氏報告說要查閱這些文件不容易,因為教堂沒有專人負責,而申請要參觀和研究的學者很多。

注:內蒙古大學周清澍教授對柯立夫的蒙古學藏書,於2005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作了一份報告,說在新罕布希爾州的柯立夫藏書中各種語種的工具書,如突厥語、波斯語、阿拉伯語、蒙古語的詞典特別多;波斯文的蒙古史史料不少是原文本,蒙古文書籍相當多,包括幾份蒙古文家譜,二十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北京蒙文書社出版的蒙古文書籍,柯立夫幾乎一本不漏地均有收藏。叢書中《東方學文獻》收藏得非常全,俄國、蘇聯時期歷史地理學會的雜誌收集得很完整。

林希文紀念方志彤博士

方博士握著扭曲了的金屬黑手杖在街道當中行走,腳上穿的是麂皮絨黑鞋配白襪子,法式貝雷帽下瀉出數撮白髮。他危及了來往的車輛和自己的性命而渾然不覺,所幸哈佛校園恬靜的後街交通稀少。


我下班經過他住處附近,向他揮揮手,他便往我這一邊走來,卻不上行人道, 我只好陪他在街上走,頓然領悟方博士素來要別人遷就他,現在年高望重,人人又都知他性情古怪,更覺得理當如此。

他問我有沒有時間看看這一帶的住宅區,我實在沒時間,但他已用手杖彎勾住我的手臂說:“當然有時間!”又問我看到他還了圖書館的口述史沒有。我在圖書館工作,見伊莉莎白·赫芙(Elizabeth Huff)的口述史談及他們兩人數十年前短暫的情事,便把書傳給他先看。方博士說他並記不得有這回事,抗議道:“他們不該出版此書。可是他們有的是錢,也拿他們沒辦法。”我加快腳步跟上他的步伐,發現他手杖主要用來推開路上前面的樹枝和石頭。看到有車駛來,我便本能地趕緊輕輕推他躲閃。

“你住哪呢?”他又問。我沒上過他的課,他很可能連我的名字都不清楚,但我們多年在哈佛燕京大樓走廊上碰面,他總和善地點頭和我打招呼。

“我就住在叫樹蔭坡這一帶,都是自有宅,但我們是租的,住了二十一年了。這條路可穿越對面的諾頓樹林。看到圍牆沒有?建築這圍牆為的是要擋住屋價較廉的撒墨爾莊。看到那棟大樓沒有?劍橋和撒墨爾莊的分界線穿過那棟大樓,但到了我們的房子就把界線挪了些,讓房子歸屬劍橋。進來喝瓶啤酒吧。”

到處都是書!壁上,地上,桌上,都是書。“來看看我的書!”他不是邀請我而是命令我,一邊說一邊已上了樓。樓上有更多書。這顯然是他的私人天地。門把上,欄杆上,窗簾架上,所有凸出的地方都掛著穿過的衣服,約莫可見有洗好的整整齊齊地疊在一角;除此外到處就是書,高高地堆滿兩間臥室,有樓梯可走上他三樓的書房,書房自然有更多書,連樓梯口也占了一半,須側身才能登上去。

他撿起一本:“你瞧,這是我昨天找到的。此人只寫了四本書,都關於文化人類學。我全看了。才三塊錢。哦,我可不是研究人類學的。”他把手一揚, “這些書我都翻過。我打算捐給清華。清華是我的母校,你知道嗎?可是需要裝箱,付運費,我都不行。我辦公室裏還有書。我兩年前退休了,退休後可以保有辦公室兩年,可是他們又能把我怎麼樣?難道踢我出去,把東西都丟在街頭?”我們兩人默默相視,我也沒有答案。

方志彤,這研究古希臘的韓國學者,在哈佛教了三十一年的中文。他告訴我:“我的母語是韓國話,然後學日語,再學中國話。我在韓國讀書的時候講的是日語,可是看的是中文。我十六歲開始學德語,不是在學校學,自己學的,捧著課本學,課本上那些荒唐的東西只有德國人才寫得出來。我發願要學所有的主要語言,但梵文和俄文一直沒學好。”

“那一堆全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應該都歸圖書館。這邊一本中文書都沒有。全是希臘和拉丁文經典。我是古希臘學者,不是中國學者!”我聽得有點糊塗,他究竟是說他做學問不研究中國,還是說他不是中國人呢?

我們下了樓。他的兒子說有點事要出去。不久他的德國太太(第一任太太是中國人)提了兩個購物袋回來了,我記起圖書館每月舉辦減價售書會時,常見到方博士提了兩購物袋的書滿載而歸,他們兩人還蠻相像的。

他介紹我們認識,但這另一位方博士對我突然的出現似乎不甚高興。我還沒有脫外衣,她就對丈夫說,“這裏冷得很,不要讓他脫外衣。”“所以說嘛,我就是為這原因沒叫他脫外衣。”隨即兩夫婦用德語交談。方夫人出去一會兒又回來,脫了外衣,把電話帶進樓梯下的小房間裏躲開了。

“吃花生吧。來這兒坐。我們中國人喜歡喝酒時吃點東西。窮人吃花生不吃瓜子,南方除外。北方長西瓜的季節太短了。”原來他把自己打造成中國人,也說服別人把他當中國人。

“我來了三十一年沒有回去過亞洲。數年前我的家人都去了歐洲,我不能去,要看守這些。”他把手揚向幾乎連壁爐都全掩蓋住的書。

我不久就搬了家,下班不再途經方博士的住處,但這之前凡是星期五遇上天氣暖和,方博士總請我和他一起吃中國菜,是他一位決定不繼續念中文的學生從唐人街帶來的。我則帶瓶葡萄酒,兩人便坐在他家門前的遊廊上吃,因為裏邊是放書的,不是給人坐的。他那些日子開懷地大談他熟悉的艾茲拉·龐德,抨擊“費蔣介石”(費正清教授John Douglas Fairbank),替我正在寫的博士論文想點子,告訴我他因在中國的時候做韓國人不安全,於是裝為中國人。他對我平等看待,我覺得很榮幸,但我一直都沒直呼他名字,總稱他為方博士。

後來艾朗諾和一些他教過的學生幫他把書裝箱,送到北京大學去了。有一小部分經我手捐了給哈佛燕京圖書館。

方博士1995年11月22日去世後,另外那位方博士打電話給我說有幾本照相簿,要捐獻給哈佛燕京圖書館。說她父親是位醫生,她小時候跟著家人從德國到中國去,是在中國拍的照片。她不但精通中國話,而且成了位中國紐扣專家。她和方志彤是在中國認識的。我訪問了她數次,但從不談方志彤,因她有她自己的中國故事。她也許不記得我就是那個星期五晚上和她丈夫在門前遊廊吃飯的人。有個耶誕節她請我到她家,給了我一些餅乾,是用她在中國收藏的木模子做的,做給她的孫兒吃。她九十二歲那年被房東逼迫搬遷,離開住了半個世紀和方志彤與孩子們共築的窩,翌年2008年2月便逝世了。




《上海書評》2013年6月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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