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4日 星期一

女真首領的選擇突破血緣局限




弘治十二年十二月與十三年十一月,建州衛都督完者禿連續到北京朝貢,他是李滿住的嫡親。十四年四月,完者禿致仕,並且為兒子向朝廷請求賜祭。已經繼其位的兒子弗剌答死了,所以完者禿再次朝京。朝廷答應了他的請求,賜建州衛都督僉事弗剌答祭,從其父致仕都督完者禿請也。該年完者禿以正職身份進京,第二年就沒有了正職身份,所以推定弗剌答就是弘治十三年年底襲父職,不幸的是轉年其父就進京報喪。正當壯年暴死只有兩種可能,一是病死,二是被殺,從那個競爭十分激烈的時代特點來看,後者的可能性較大。

弘治十四年正月,而建州等衛都督察安察等亦乞每衛許十人入貢,又來貢指揮人乞隨帶舍人一名。這條史料證明建州衛當時還有名曰察安察的人為其都督。一個衛同時有兩個最高官,只能承認建州衛的部眾也要分成兩部分。弘治十五年三月,建州及建州左、建州右衛女真都督等官脫羅、克禿伯、尚哈、剌蔔答、塔失等各來貢,賜宴並采緞、衣服等物各有差。5位進貢的都督各自來貢,也就各率下屬各領部眾,衛所的分裂是固然的。從弘治十七年二月的記載得知尚哈是建州右衛都督,建州右等衛女真都督等官尚哈等,並建州左等衛女真都指揮鎖魯塔等各來貢。(《明孝宗實錄》卷173庚辰條 170丙辰條 185丁醜條 208辛丑條)弘治十四年以後建州三衛最高首領都督級人員有:建州左衛脫羅與董重羊;建州右衛有蔔花禿與剌哈;建州衛有完者禿、察安察、尚古與短命的弗剌答,和分不清衛系的克禿伯、剌卜答、塔失等。

從以上各條看到,建州三衛都督朝貢、賜賞時,並沒有指出其家族世系。這證明世襲已經不重要了,這是女真與明朝雙方都認可的,即都督繼承人由原來嫡親變成了嫡親與非嫡親同時並存。

正德元年四月建州左衛故都督僉事脫羅子脫原保¨¨¨,各襲原職。(《明武宗實錄》卷12癸亥條)脫羅作最高首領38年。

正德二年四月建州右衛都督卜花禿死去,賜故建州右衛都督卜花禿及海西亦迷河衛女直都督僉事捏克祭各一壇,從其子乞,禮部為之請也。以後沒有指出為父求祭的蔔花禿之子繼襲職位的記載,證明在建州右衛血親繼承習慣到此為止了。

正德四年三月命建州衛舍人童子襲其父弗剌答職,為都督僉事。(《明武宗實錄》卷25申條 48丙午條)童子是李滿住的嫡裔,他襲父職是在弗剌答死去8年(弘治十四年到正德四年)之後。他為什麼沒有馬上襲職呢?這只能解釋為建州衛不再接受血緣繼承的傳統了。在8年的時間裏,他贏得了部眾或者一部分部眾的擁護,如此他才有資格赴京請授職。他任職的時間較長,到正德十六年四月還率隊朝貢。建州衛夷人都督等官童子等二百五十一名來朝貢馬,給賞緞絹鈔錠衣服有差。(《明世宗實錄》卷1辰條)

追究發生這種情況的原因,首先來自建州女真社會內部的變化。弘治十六年三月,兵部複奏:建州寄住毛憐女真歲有來朝之數,對於這些人明朝怎樣看待和處理呢?其向化之情有可憫念,宜令鎮巡等官支給官庫錢糧,參酌禮部賞格量加犒賜,發回原地,仍令通事備為省喻。從之。這裏記述了寄住毛憐建州人,到邊關要求進京上貢,明朝可憐他們但沒有批准進京,而是令在邊關行賞發回原地,說明這些人沒有了作為都指揮、都督等實際意義,也就不受明朝待見。就是這樣情況,普通女真人也沒有可能或資格,要求來朝貢者必是原來的首領。

可是明朝為什麼不接見他們?很明顯他們 寄住別地。這種寄住肯定不是串親戚,因為短期離開本部沒必要在進京這樣週期長的活動中提及。長期住別地必定在自己本部已無居住的可能了,就是被趕出去了。是競爭中敗下陣來的原來首領。(《明孝宗實錄》卷197乙亥條)關於寄住的情況不止此一條,前此弘治十八年冬十月丁巳,寄住毛憐等衛女真林脫脫等乞入貢,禮部復議聽每歲五人入關,從之 (《明武宗實錄》卷6丁巳條)原首領被擠出本部落的情況在當時並不少見,擠出去就是剝奪了其在本部落的首領地位。

女真社會內部的競爭使血緣關係的約束性大為減小,同時對非原來首領家族成員作首領的排斥性也在減小。矛盾、競爭不止,則血緣的束縛必然不斷鬆弛。繼之而來的是靠能力樹立起來的權威。女真人走出了血緣時代,進入了英雄的時代。 

當然女真人觀念的改變必然影響到明朝,因為明朝的出發點不是維護女真社會的什麼,而是使女真人安定不擾遼東為原則,授任首領既以此為最高目的,則授職的條件就會隨著女真社會的接受狀況而改變,選擇為部眾所接受的人授職。

弘治六年五月在朝廷中就發生了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大通事錦衣衛帶俸指揮僉事王英說:永樂年間各衛所授都督等官,一直是中國藩籬,最近情況發生了變化,比來各官不能約束,以至邊方多警,所以他建議今後各衛掌印都督若歷任無過,所部未嘗犯邊者,仍許襲原職,否則指令襲指揮使,別選眾所信服者升任都督 他把能服眾作為唯一條件。

 兵部從實際出發進一步完善了王英的提議。以各官承襲已久,一旦革去恐起釁端,此後海西、建州三衛女真,成化以後陳乞升者,指揮以下仍舊承襲,其都指揮以上至都督有故者,必審其部下無人犯邊,子孫能繼志者,許其承襲。否則革去求升之職,自左右都督以下至都指揮僉事,各遞減一級,這是指有血緣根系求襲職的情況,而且只許求升一次。另論個人間有能嚴輯部落,還我擄掠,擒捕犯邊夷人,並歸我漢人之逋逃者,具奏升賞。皇帝批准了這個兼顧各方利益的意見,從之。(《明孝宗實錄》卷75乙亥條)明朝政策的這一改變促進了女真社會的競爭,推動了優秀人才的脫穎而出。

    嘉靖年間是人才輩出的時代。嘉靖二年五月建州右衛都指揮僉事牙令哈為都督僉事。六月,都給事中許複禮曰:頃朵顏衛夷人把兒孫、建州右衛都指揮僉事牙令哈等,各以送回人口,守臣言其功,因授把兒孫千戶,牙令哈都督僉事。有人對牙令哈授職有異議,兵部複言牙令哈歷年效勞,在邊守法,與把兒孫不同。皇上裁決牙令哈仍與都督。牙令哈之所以受到兵部和皇帝的認可,一個原因是效勞守法建州等衛女真都督撒魯都等入貢。嘉靖三年二月建州、海西等衛女真都督掃撒等二百四十九人來朝貢馬。五月,升建州右衛都指揮僉事阿剌哈為都督僉事,以授任後屢進送人口有功,從其請也。(〈明世宗實錄〉卷27辛卯條 辛巳條 28癸丑條 36戊申條 39丙子條)明朝就是以有守邊有功為授職標準。

根據《明世宗實錄》記載, 嘉靖45年間建州三衛女真新升任都督有:
右衛:牙令哈、阿剌哈、童野捌、真哥、察哈答,共5位;
左衛:章成、方巾、脫原保、鎖魯塔、撒哈、松巾、納速、禿兒昆、古魯哥(隆慶六年死)、柳尚、幹黑納、伏答失,共12位;
建州衛:童子、掃撒、撒魯都、阿都赤、察哈、兀乞納、蔔刺答、王成、宋景、也隆哥、納速、撒哈達、木力哈,共13位。

  到了隆慶、萬曆年間情況又是如何呢,見於《明穆宗實錄》、《明神宗實錄》記載,54年間任都督人員,總結一下:
建州左衛有:王忽、勝革力、來留住、王忽疼克、昂己、松塔、大疼克、馬哈塔吉共8人奉職朝貢;
建州衛有:納木章、納哈答、阿台、少童、掃撒、哈的納、八汗、努爾哈赤、速爾哈赤、台失共10人奉職朝貢;
建州右衛有:安台失、八當哈、努爾哈赤、阿台共4人奉職朝貢。

建州三衛總計22人次奉職朝貢,這些人均與老首領無血緣關係。進京朝貢人的身份證明是敕書,於是敕書成了財富與勢力的象徵。在女真社會中圍繞敕書展開了激烈地你搶我奪,敕書數量對比在懸殊變化中。至於敕書所標明的職務早已不專屬某人,授職之權已經從明朝轉移到女真最高首領。當然最高首領的地位也不是明朝想保誰就能長久的,女真各部最高首領的選擇也屬於女真社會。到了努爾哈赤強大以後敕書都掌握在他手中,他擁有建州三衛所有敕書,以哪一份敕書上京由他說了算,他成了女真社會的獨裁者

從以上授職情況來看,已經不必再提及世系如何,如果弘治與正德年間是能人世家子弟競爭的時期,則嘉靖年間完全進入了能人奪權時期,到了萬曆年間能人被更的人兼併。能人高舉大纛重新集結著女真群體,這就是努爾哈赤成為女真民族英雄的時代與社會背景。



(遼寧省社會科學院歷史學研究員王冬芳)




2017年4月20日 星期四

新編滿族大辭典

 


 

ISBN13:9787561078594
ISBN9:756107859
出版社: 遼寧大學出版社
作者:李治亭
出版日:2014/10/01
人民幣定價:200元



由遼寧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新編滿族大辭典》於近日正式出版。1990年出版的《滿族大辭典》內容分11個門類,反映了當時對滿族的認識。

《新編滿族大辭典》給滿洲——滿族的歷史與文化加以重新定位,分成14個類別,該辭典共分為14個類別(卷),即:第一卷,滿洲源流;第二卷,滿洲姓氏;第三卷,語言文字;第四卷,滿洲人物;第五卷,生活習俗;第六卷,宗教信仰;第七卷,八旗滿洲;第八卷,軍事活動;第九卷,文化教育;第十卷,滿洲譜牒;第十一卷,文學藝術;第十二卷,典籍檔案;第十三卷,遺存遺物;第十四卷,當代滿族。

在上述14個類別中,八旗滿洲、文化教育、宗教信仰、文學藝術、滿洲譜牒、遺存遺物、當代滿族等皆為滿族曆史文化的重要內容,不可或缺,是該辭典新設門類。原辭典所設之“地理”、“政治”、“經濟”等類別是各個民族或社會通用的詞語,無法反映滿洲曆史文化的個性,故棄而不用。例如,“服飾”隻是滿洲衣著方麵的一個內容,不足以單列為一個門類,該辭典將其歸入“生活習俗”類。還有,“語言文化”兩者的內涵不同,不宜合為一類。故該辭典將兩者分開,分別列為“語言文字”與“文化教育”兩大類別。


 




2017年4月18日 星期二

滿洲研究近刊二種





作者:吳元豐
國際書號(ISBN) 9787549711796
出版社: 遼寧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5-12-1



國際書號(ISBN) 9787507838428 
出版社: 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6-3-1




2017年4月8日 星期六

Ginseng and Bordeland:Territorial Boundaries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Choson Korea, 1636-1912

 



 

作者: Seonmin Kim 金宣旼
出版社: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出版年: 2017-8-29
頁數: 204
定價: USD 34.95
裝幀: Paperback
ISBN: 9780520295995



At publication date, a free ebook version of this title will be available through Lumino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s Open Access publishing program. Visit www.luminosoa.org to learn more.

Ginseng and Borderland explores the territorial boundaries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Choson Korea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early seventeenth to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ies. By examining a unique body of materials written in Chinese, Manchu, and Korean, and building on recent studies in New Qing History, Seonmin Kim adds new perspectives to cur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remarkabl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nchu Qing dynasty (1636–1912) from a tribal state to a universal empire. This book discusses early Manchu history and explores the Qing Empire’s policy of controlling Manchuria and Choson Korea. Kim also contributes to theKorean history of the Choson dynasty (1392–1910) by challenging conventional accounts that embrace a China-center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ibu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olities, stressing instead the agency of Choson Korea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Qing Empire.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how Koreans interpreted and employed this relationship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boundary—and peace—with the suzerain power. By focusing on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a-Korean boundary, this book defines the nature of the Qing Empire through the dynamics of contacts and conflicts under both the cultural and material frameworks of its tributary relationship with Choson Korea.





Seonmin Kim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Korean Studies at Korea University


2017年4月7日 星期五

清代阿拉善和碩特旗蒙古文檔案選編






書名:清代阿拉善和碩特旗蒙古文檔案選編(全五冊)
編著者: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左旗檔案史志局 編
定價:4000.00元
ISBN:9787501355495
出版時間:2015年6月


本書精選阿拉善左旗檔案館藏清代檔案3200件,全部為蒙文。起自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止於清宣統三年(1911),由清朝皇帝、六部、理藩院、陝甘總督、綏遠將軍以及內蒙古、喀爾喀、青海、新疆、山西、陝西、甘肅等地盟旗、州縣衙門行政機關發給阿拉善和碩特旗(以後簡稱阿拉善旗)衙門和阿拉善旗衙門呈報上述機關的來往文書及旗衙門內部檔。涉及各類文體:聖旨、飭令、示諭、告示、呈文(奏摺)批示、訴狀等。檔案內容豐富、涉及面廣,詳細記錄了阿拉善旗的政治、經濟、軍事、歷史、宗教、文化、教育、風俗等各個方面內容。

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左旗檔案史志局珍藏清代阿拉善和碩特旗歷史檔案2527卷40000餘件,其中漢文檔案4726件,除了有一小部分滿蒙文合璧、蒙漢文合璧以及滿文、藏文檔案外,其餘皆為蒙文檔案。




前言

檔案是人類歷史文化的積澱,是人類瞭解歷史、再現歷史的主要載體,其功能是記憶,具有原始性、憑證性的特點。阿拉善左旗檔案館珍藏清代阿拉善和碩特旗歷史檔案2527卷40000餘件,這些檔案起於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止於宣統三年(1911),完整、系統地記載了清代阿拉善和碩特旗的政治、經濟、軍事、宗教等情況,內容極其豐富。其保存的完整性與數量之多,在國內旗縣一級檔案館中首屈一指。其中,漢文檔案起於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止於宣統三年(1911),共4726件。除了有一小部分滿蒙文合璧、蒙漢文合璧以及滿文、藏文檔案外,其餘皆為蒙文檔案。

阿拉善和碩特旗建制於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其主體民族為蒙古厄魯特和碩特部的一支,成吉思汗弟拙赤·合撒兒之後裔。17世紀70年代,和碩特和羅理部遷徙至天山以北及甘肅、青海等地。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政府“賜牧阿拉善地”。康熙三十六年(1697),清政府將其部眾按蒙古四十九旗之例,編置佐領,授紮薩克印,設立阿拉善和碩特旗,封和羅理為多羅貝勒,“自為一部,不設盟”,直轄於理藩院,為“特別旗”。清乾隆三十年(1765),因阿拉善和碩特旗兩代紮薩克在平定準噶爾和青海和碩特叛亂中戰功卓著,清政府將其晉封為和碩親王,乾隆四十七年(1782),定親王爵並“世襲罔替”。此外,自康熙朝起,清廷皇室與阿拉善建立並保持著密切的聯姻關係,互相嫁娶。

從清政府賜給牧地到設置行政編制,再到晉封世襲親王爵位以及與清皇室密切的聯姻關係中,可以看出阿拉善和碩特旗在清王朝有著特殊的地位。其特殊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特殊的地理位置。阿拉善地區位於河套以西,東臨寧夏,北接漠北喀爾喀蒙古部,西近漠西準噶爾部蒙古部,西南鄰河西走廊。歷來被稱為“寧夏邊外要地”,“至寧夏險要無過阿拉善”。清政府以及活躍在西北地方的準噶爾部、青海和碩特部、喀爾喀蒙古部等對此地區都頗為關注,乾隆年間準噶爾部被平定以前,這一地區的軍事戰略地位尤為重要。第二,特殊的行政建制。阿拉善旗自設立之日起,旗上未設盟,屬於不設盟的獨立旗,直轄於理藩院,在外藩蒙古中屬於極少數,這與清政府對這一地區的重視程度有密切關係。第三,與中央政府之間的特殊關係。阿拉善蒙古部曾屢次出兵參與並支持清政府在西北地方的軍事活動,對於維持清政府在西北地方的統治起到了積極作用。此外,他們與清皇室保持了長期的、頻繁的、持續的聯姻關係。從清康熙年間開始至清末,阿拉善蒙古部與清皇室之間的聯姻共計29次,是清代西部地區唯一與清皇室保持世代聯姻關係的部落。阿拉善和碩特旗檔案對於研究衛拉特蒙古、整個蒙古史以及西北民族關係史,探索清代中央政府與邊疆民族(蒙古族)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關係等都極具參考價值,有助於總結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史中一些帶規律性的問題。

由於年代久遠、數量眾多,部分檔案破損嚴重,加之大多數檔案行文為蒙文、滿文及蒙滿文合璧,利用面相對狹窄,其史學研究價值未能得到很好的體現。此外,長期以來,受人力、技術、資金等因素的制約,一直未能將這部分檔案進行系統整理和漢文翻譯。國家清史纂修工程啟動後,清代阿拉善和碩特旗蒙古文歷史檔案以其重要的研究價值入選“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檔案叢刊”。在清史辦領導和各位同仁的精心指導和旗委、旗政府的全力支援下,我局全面系統地對館藏蒙古文檔案進行了搶救、整理和漢文翻譯工作。為保證漢文翻譯的準確性,我局與內蒙古師範大學蒙古歷史研究所合作,由該所承擔蒙古文檔案的漢文翻譯工作。2007年7月完成該項目,共精選出3200件研究價值較高的蒙古文檔案,分別採用影印原件和漢文翻譯的方式出版,包括諭旨、奏摺、諮文、劄文、命文、清冊、信劄、審斷書等各種類型,定名為《清代阿拉善和碩特旗蒙古文檔案選編》和《清代阿拉善和碩特旗蒙古文檔案譯文選編》。《清代阿拉善和碩特旗蒙古文檔案選編》成書共計5冊,遵循原檔案號排序。該檔案將阿拉善和碩特旗這段塵封的歷史原貌展現在世人面前,具有重要的史學研究價值。

所選檔案全部由蒙古文寫成,分為檔冊和摺子兩種。檔冊卷是由該旗發往其他各地(包括理藩院)的底稿冊、紮薩克王及護印協理台吉對本旗各類事務的傳諭指令、旗內各類事務的公文摘要、處理旗內各種案件的底冊、本旗職員及在旗衙門輪班受職人員名單、旗衙門及王府財務帳冊以及由外地發來檔副本等。摺子主要是由理藩院、寧夏部院以及各省、縣、旗發給該旗紮薩克王、協理台吉等的公文和本旗職員、僧俗人員致王爺和旗紮薩克衙門的呈文。檔案內容多涉及王公台吉的晉升、承襲或降職,旗內發生的各種民事案件及其訴訟,鄰近旗縣之間的邊界爭端,查嘎沁阿拉特情況或牧場爭端,境內鹽湖、煤窯、金屬礦業的開發和保護,本旗主要寺廟的建立,呼圖克圖的洞禮經年班、喇嘛、沙畢納爾與旗阿拉巴圖之間的各種糾紛,鄰近各縣之間的民事糾紛,鄰近漢地民人移往阿拉善與蒙民糾紛、平定準噶爾過程中阿拉善的舉止等等。據檔案記載,乾隆初年旗務協理台吉等在蒙古包收藏的檔冊被水浸濕丟棄,因此,檔案中康熙、雍正年間的檔案頗為罕見,本書共收錄康雍時期的檔案85件,極具研究價值。

  隨著史學研究的日益繁榮,對於中國少數民族史的研究亦蓬勃興起,清代阿拉善和碩特蒙古文檔案的史學研究價值也愈加顯現,為國內外研究清史和中國邊疆少數民族史的專家和學者所重視。這批檔案的編譯出版,使其史學研究價值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此外,通過此項工作,檔案館的服務功能也得到了進一步提升和完善,檔案管理工作也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真誠地希望社會各界一如既往地關心和支持阿拉善左旗檔案事業,我們也將繼續挖掘和開發館藏檔案資源,為社會各界提供更好的服務。


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左旗檔案史志局
201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