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8日 星期一

《呼爾璊大捷圖》


清乾隆郎世寧等御製《呼爾璊大捷圖》殘本

《呼爾璊大捷圖》銅版畫


《呼爾璊大捷圖》殘本,設色絹本 ,掛軸
絹本畫 69 x 105.5 公分,27 1/8 x 41 1/2 英寸
(SOTHEBY’S,3073
估價 :HK$10,000,000 — 15,000,000


《呼爾璊大捷圖》銅版畫,巴黎 Charles Nicolas Cochin fils 據安德義畫稿製
《平定準部、回部戰圖》銅版組畫之八,第一版(1770年)
銅版畫 58.5 x 94 公分,23 x 37 英寸

展覽
《The Printed Image in China from the 8th to the 21st Centuries》,倫敦:大英博物館,2010年5-9月
《The Printed Image in China from the 8th to the 21st Centuries》,紐約: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2012年5-7月


出版

1. Niklas Levernz,〈From Painting to Print, The Battle of Qurman from 1760〉,《Orientations》,香港,2010年5月,頁48-53
2. Camille Schmitt,〈The Battle of Qurman: Restoration and Remounting of a Qing Imperial Wall Painting〉,《Orientations》,香港,2010年5月,頁53-54
3. Niklas Levernz,〈On Three Different Sets of East Turkestan Paintings〉,《Orientations》,香港,2011年11月,頁96-103


相關資料

有關《呼爾璊大捷圖》(殘本)種種

聶崇正


近日見到香港蘇富比公司給我傳來的一幅繪畫的圖像資料,圖像中顯示的是絹本設色的圖畫。看到圖像之後,我馬上回憶起數年前曾經見到過這幅畫的圖像資料,只不過當時見到的畫幅是置於一個黑色木製的畫框內,畫框上並無玻璃與畫絹相隔遮擋。而新見到的這幅圖像資料,則又更改裝裱成了傳統立軸的樣式。不過前後二者畫中的內容、細節和畫法又都是一樣的,不像是一幅重新繪製的摹本。圖像中,畫面線條及色澤尚鮮明,但絹面有多處破損,保存的狀況並不算很好。



畫面中描繪了清朝軍隊的陣形,有列隊整齊的士兵及馬隊,還有排成一排的駱駝隊,五頭駱駝的背上,還架著一管火炮;畫幅的右下角,有一位全身戎裝的騎馬軍官,手持弓箭正在向前衝殺,不過這個人物的下半部以及馬匹等,已然不存於畫面中。由此便能看出這幅絹本圖畫已經是不完整的,只是一個局部、只是一個殘本。



細看畫中的個別人物,面部還具有肖像特徵,比如上面提及的那位向前衝殺的軍官。不光具有肖像特徵,而且人物面部還表現出明暗凹凸,頗有歐洲畫法的痕跡,所以這幅絹本圖畫在總體上完全符合乾隆時期清朝宮廷繪畫的特點。



有了以上的基本判斷,我就推定這幅絹本圖畫應當屬於「乾隆平定準部、回部戰圖」之一,而且圖名為《呼爾璊大捷》。如果將乾隆時期的銅版組畫《平定準部、回部戰圖》第九幅「呼爾璊大捷」一圖(圖一),與此絹本圖畫相比較,二者的某些局部完全可以對得上。銅版畫「呼爾璊大捷」的左下角,就畫有列陣的清軍,就畫有馬隊,就畫有五頭駱駝,每只駱駝的背上也架了一管火炮。由此筆者斷定這幅絹本圖畫應當是《呼爾璊大捷》大畫左下角的一個小小的局部。


現時所見到的局部絹本圖畫縱68.5公分、橫105.5公分,對照銅版畫那幅同名作品我們大致能夠推算出《呼爾璊大捷》大畫原來的尺幅相當可觀。

銅版畫「乾隆平定準部、回部戰圖」是由供職宮廷的歐洲畫家郎世寧(1688-1766)、王致誠(1702-1768)、艾啟蒙(1707-1780)、安德義(1781年卒)四位繪製的圖稿,然後將圖稿送往法國製作成銅版印製成銅版畫的。同時以義大利畫家郎世寧為主,繪製了同樣題材的絹本大畫,完成後張貼或懸掛在大內西苑的紫光閣中,由此來彰顯乾隆皇帝的「十大武功」。所以絹本《呼爾璊大捷》大畫中的人物肖像具有歐洲風格,那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郎世寧等歐洲畫家繪製「乾隆平定準部、回部戰圖」銅版畫的底稿,亦見於清內務府造辦處的檔案:

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五日接得郎中德魁、員外郎李文照押帖一件,內開十月二十五日太監胡世傑傳旨:平定伊犁等處得勝圖十六張,著郎世寧起稿,得時呈覽,陸續交粵海關監督轉交法郎西雅國著好手人照稿刻做銅版,其如何做法即著郎世寧寫明,一併發去。欽此。」

乾隆三十年「五月十七日接得郎中德魁等押帖一件,內開本月十七日太監胡世傑傳旨:西洋人郎世寧等四人起得勝圖稿十六張,著丁觀鵬等五人用宣紙依照原稿著色畫十六張。欽此。」

乾隆三十年「六月十九日接得郎中魁等押帖一件,內開本月十六日將西洋人郎世寧等四人畫得勝圖稿十六張,內先畫得四張並漢字旨意帖一件、信帖一件、西洋字帖四件,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著交王常貴交軍機處發往粵海關監督方體浴遵照辦理。欽此。由軍機處發去。」


以上檔案資料中所記的是銅版畫圖稿繪製的時間和部分經過,那麼,此《呼爾璊大捷》大畫繪製當在此之後,即乾隆三十一(1766)至三十四年(1769)這段時間裡。檔案中還記載,歐洲畫家郎世寧等參與了繪製銅版畫圖稿的工作,那麼《呼爾璊大捷》大畫中,何以出現了歐洲的畫風,也就有了答案,因為郎世寧、王致誠、艾啟蒙等人完全可能都參與了《呼爾璊大捷》大畫的部分繪畫工作。而大畫中具有肖像特徵的幾個人物,就應該是平定準部回部戰鬥的立功者,他們的全身立像,就屬於懸掛在紫光閣中的一百幅《紫光閣功臣像》內。


大畫中有四人物,箭囊或翎毛下有描金滿文小字,記錄了他們的身份。畫面右上方列陣首行,有一頂戴花翎馬背人物,據其箭囊小字,乃安西提督總兵官豆斌(1759年卒),在紫光閣平定西域前五十功臣中名列廿一,史上有名。豆斌手卷像贊,連同另外九功臣肖像,曾售於紐約蘇富比2005年3月31日至4月1日,編號280。豆斌身後藍衣駕馬將領,翎毛下有滿文名字,標示為榮保(生卒年不詳)。後方還見平定西域後五十功臣中排名第二之福祿(生卒年不詳),他也身穿藍衣駕馭白馬,名號以滿文書於箭囊上。圖中右下方見一勇士,身披箭衣,正引弓待發,腰間箭囊上書滿文名字,指乃舒津泰(1792年卒)。


清朝時期的紫光閣,為宮中放置武備、功臣像及戰圖的場所。這幅絹本《呼爾璊大捷》大畫,原應當存置於紫光閣。至於絹本《呼爾璊大捷》大畫為何只剩下了如此一個局部,其中的緣由就不得而知了,這幅絹本《呼爾璊大捷》大畫的其餘部分是否還存於世、是否還能夠拼接完整,似乎也沒有任何材料可以說明和解惑[編者註:有說漢堡民族學博物館藏《呼爾璊大捷》大畫之右幅殘本(藏品編號 A 4577),詳閱 Niklas Leverenz,〈From Painting to Print: The Battle of Qurman from 1760〉,《Orientations》,卷41,第4期,2010年5月,頁1-6]。


類似的大幅「戰圖」,筆者在德國也見到過幾幅。國立漢堡民俗博物館曾經在1985年的西柏林(當時東、西德國尚未統一)名為「歐洲與中國皇帝」的展覽會上[編者註:《Europa und die Kaiser von China》,Berliner Festspiele,法蘭克福,1985年],就提供了《平定回部戰圖》(絹本設色畫,縱366公分、橫388公分)[編者註:據尺寸,或乃前述之漢堡民族學博物館藏戰圖殘本]和《平定臺灣戰圖》(絹本設色畫,縱404公分、橫469公分)兩幅大畫。

根據目前所瞭解的情況來看,乾隆皇帝所稱的「十全武功」,每次打仗得勝後,便下令內務府造辦處繪製「戰圖」和「功臣像」。而「戰圖」中既有「銅版畫」(僅限於「乾隆平定準部、回部戰圖」),還有手繪的設色本,另外還有大幅的巨畫,懸掛於殿堂。此次所見之《呼爾璊大捷》大畫,就應當屬於懸掛張貼的大畫中的一幅,十分難得。如此的做法一直延續至晚清,筆者就曾見過「平定粵匪戰圖」(即「平定太平天國戰圖」)的大畫。

以上提及乾隆時期的若干巨幅的「戰圖」,均未見乾隆時期胡敬所著《石渠寶笈》一書的著錄記載,所以類似的圖畫究竟有多少幅,至今並不十分不清楚。


延伸閱讀
T. Kam, Manchu weaponry (in preparation)
MANCHU COURT PAINTINGS (1)
Manchu court paintings (2)


(國立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甘德星編撰)

 

2015年9月15日 星期二

滿文字典裡沒有的字:danšuq和 toqtoxo


toqtoxo

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

圖中乾隆御製佛典經題最後一字toqtoxo,即 經也。此乃滿文佛典經題常見字,但一般滿文字書皆無著錄。


danšuq toqtoxo

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

所謂danšuq 即丹書克,而 danšuq toqtoxo即丹書克經也。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甘德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