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5日 星期三

《八旗叢書》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
《八旗叢書》
(上下)



國際書號(ISBN): 9787562159940
出版社: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2-11-1

內容簡介:
《八旗叢書》,富察恩豐輯,鈔本,是專收旗人(含滿洲、蒙古、漠軍)著作的綜合性叢書,現藏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世間唯此一本。

目錄:
漢籍之路——《域外漠籍珍本文庫》序言
前言
校點凡例
八旗叢書序
易圖解
古鏡約編
文淑南先生奏議
旗軍志
江源記
鮮話
番社采風圖考
思舊錄
年大將軍兵法
滌水亭雜識
繪事發微
指頭畫說
陶冶圖說
田盤掛月山莊三快堂帖釋文
素仙簡要
論晉齋隨筆
論晉齋題跋
菊譜
清虛齋集
竹牕筆記
固山叢錄
睫巢集後集
羞園詩草詩餘
湛恩紀詠
從吾所好齋紀恩排律
使閩吟草
緒餘集碎錦
閏訓千字文
白山詩介
大愚堂詩集
北海集續集
菜漪園懷舊集
蘿山集
恒敬齋詩鈔
閑青堂詩鈔


2015年3月23日 星期一

多爾袞之謎






作者: 滕紹箴
出版年: 2008-12
頁數: 285
定價: 14.00元
叢書: 中國歷史知識小叢書
ISBN: 9787500472711

愛新覺羅·多爾袞是努爾哈赤的第14個兒子,他的母親是努爾哈赤最喜歡的一個妃子。多爾袞生於l6l2年,卒於l65O年的年末,年僅38歲。多爾袞的一生是謎一樣的一生。他戰功顯赫,位至極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權傾朝野。歷史上的多爾袞給後人留下了無數的謎:多爾袞與孝莊皇太后的關係之謎;爭奪後金汗位失敗之謎;爭奪大清帝位失敗之謎;企圖完成統一中國大業失敗之謎……

內容簡介:
《多爾袞之謎/中國歷史知識小叢書》圍繞清順治年間攝政王多爾衰生命中的6大謎團,記述了其頗 富爭議的一生。面臨努爾哈赤死後的複雜局面,他韜光養晦,輔佐皇太極進行改革,受到重用。皇太極死 後,他迫於形勢,推福臨為君,自舉為輔政王。入關初期,他團結內部,自稱周公,維護皇權。但也為做皇父進行了一系列心狠手辣的活動在統一中原過程中,多爾衰實行了多項政策,促進了滿漢文化交 融,有利於鞏固清政權的統治。但同時也推行五大弊政,大搞民族歧視,破壞了中原生產力發展,阻礙了 中華民族復興的進程。多爾衰既是一個對統一中國做出巨大貢獻的政治家、軍事家,同時也心胸狹隘,犯 下過許多錯誤和罪行。

目錄:
第一章 嗣位之謎與銜恨
1 大變革的年代
一統一建州本部
二征服東海各部
三吞併海西四部
四對明王朝開戰
2 兄弟父子相殘
一兄弟之爭
二褚英失位

3 暴風雨中降生
一子以母貴時代
二暴風雨中降生

慈母更顯風流
一大福晉自危
二大福晉憂心
三大福晉風流
四皇太極謀位

嗣位之謎與銜恨
一大貝勒失政
二兄弟間相逼
三八家同理政
四嗣位之謎底
五終身之銜恨

第二章 社會改革擁護者
1 皇權確立與多爾袞
一提倡儒家思想
二斷事有大臣風
三執掌吏部大權
四加強皇權一統

2 宣導傳統文化
一振興文教
二賢明貝勒
三剔除不良風俗

3 奉命大將軍
一紛紛獻策征伐
二不間斷的征戰
三奉命大將軍

第三章 受寵的和碩親王

集結滿洲望族
一撫弟樹威
二籠絡望族
三文館親信

建設八旗漢軍
一設立舊漢兵一旗
二改舊漢兵為漢軍
三漢人受封為藩王

3 後宮堅強後盾
一滿蒙政治聯姻
二多爾袞的婚情
三兄弟之間家宴

4 最受寵的親王
一兄弟違紀多怨
二子侄違法不滿
三國中難得明哲
四特殊受寵親王

皇太極之死
一皇太極繼嗣
二皇太極之死

第四章 帝夢破滅定鼎中原
稱帝之夢
一夢想的破滅
二順治帝登基

2 自稱周公
一統一王權
二繼承遺志
三關門決戰
四功過周公

進兵江南
一反清浪潮
二通牒江南
三消滅南明

艱苦歷程
一北方動亂
二東南激戰
三征戰湖廣
四爭奪兩廣
五西北征戰

第五章 滿漢文化大交融
1 安定民生
一開源濟急
二整頓賦稅
三旗人生計
四經濟拮据

承明之舊
一宗室政策
二制度交融
三整合律令

用明舊官
一南北官任用
二嚴法治官吏

求賢取士
一求賢若渴
二開科取士
三八旗設學

5 滿漢同風
一同神祭孔
二熔融共祖
三共祭英靈

第六章 從周公到太上皇
1 輔政當周公
一孜孜以求治
二育帝憐宗親
三甘心當周公

2 太上皇美夢
一依法護名號
二搬開絆腳石
三為慈母昭雪
四禮部擬儀注

3 美夢仍不省
一擅權獨尊
二爭太上皇

第七章 野火燒毀太后名
挾制兩黃旗
一費英東家族
二楊古利家族
三額亦都家族

瓦解內務府
一堅貞的索尼
二背棄的近臣
三散皇帝侍衛

3 孝莊的寬容
一所謂報答論
二後宮的阻力
三孝莊的寬容

多爾袞消沉
一心涼意冷
二生活低迷

野火的燃燒
一錢牧齋名望
二反清的背景
三儀注的外傳
四張公與錢公
五《宮詞》出籠

第八章 功罪任後人評說
身後風波
一案情定性
二平冤昭雪

2 清帝翻案
一漢宮鳴冤
二弘曆問案

3 五大弊政
一圈地運動
二逼民投充
三逃人亂政
四剃髮易服

解決辦法
一滿漢通婚
二民族認同
三滿漢分居
四限制武器
五抑制本族

習慣與外交
一習慣
二外交

總結
參考書目
後記


作者簡介
滕紹箴,男,漢軍鑲黃旗,1937年12月生,遼寧省鐵嶺市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現任中國民族史學會理事。

2015年3月20日 星期五

清代《春秋》學華夷觀的變遷




從『滿漢』到『中西』


2014年12月11日,國立暨南大學中文系蕭敏如教授蒞臨中正大學歷史系演講。講題為「從『滿漢』到『中西』:清代《春秋》學華夷觀的變遷」。



滿洲入關後,漢人面對異族統治,對漢文化產生強烈的危機感,於是明遺民以《春秋》的「攘夷」之說,作為異民族不可統治中原漢民族的依據。而滿洲統治者在文化認同上,從原來比較傾向於內亞民族,在入關後逐漸轉變為接受漢文化。滿洲皇帝透過官方重新詮釋《春秋》,強調「尊王」觀念,以此建立滿洲政權的正統性,並淡化民間的排滿意識。



隨著大清政權的穩定,清初漢文化與滿洲文化的民族文化衝突,與由此衍生而來的排滿情緒,漸漸有了轉變。這種轉變不僅發生在漢人排滿思想上,同時也反映在滿洲自身的文化認同上。




乾隆時,藉著文化上的高壓政策,一方面對內崇君權意識;另一方面,對外則將君權意識向整個東亞儒學文化圈延展,企圖重建「天朝」的威勢,並以「華夏正統」自我定位。乾隆朝不再將「華/夷」視為「滿/漢」,他將「華」的概念擴大,將滿洲也納入「華」的概念中來,並轉而將「夷狄」定位為如「英吉利夷人」般的「遠人」。從乾隆時期開始,傳統的「華/夷」內涵開始轉變,由「華/夷」漸漸的向「中/外」過渡,至最終演變成晚清的「中西」之別。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彭婉柔撰文、宋啟成攝影)

2015年3月14日 星期六

再論穆麟德雙元音〈 ii〉 的拼寫法:腳韻的ii vs i



Ušiii/五十一





在滿文《八旗滿洲鈕祜祿氏通譜》中,有的人名拼寫,頗為特殊,如Ušiii五十一。[1]

若用穆麟德的拼寫法ušii便不能準確還原為ušiiiušiii所以在末音節用ii是因為這個ii出現在前音節元音i的下面;但按正書法,這是不正確的。出現在腳韻的i,只能寫作單i,如 jai這個字, 音節末的i雖然出現在元音a下面,但因為作為腳韻,所以不可寫作ii

穆麟德的滿文拼寫法基本上使用「音寫法」,而不是「轉寫法」,這是穆麟德拼寫法的錯誤根源。有關這一點,我在本網站已論之詳矣。



延伸閱讀:

(中正大學滿文研究班甘德星)



[1] Hoong Teik Toh, Materials for a Genealogy of the Niohuru Clan with Introduction Remarks on Manchu Onomastics (Wiesbaden: Harrasowitz Verlag, 2005), p.59.

2015年3月13日 星期五

《〈尼山薩滿〉全譯》





譯 者: 趙志忠
出 版: 民族出版社(北京)
出版時間: 2014年8月第一版
字 數: 550千字
定 價: 110.00元(人民幣)


《尼山薩滿》是用滿語創作並流傳至今的滿族傳說。目前,已經發現有六種手抄本,並且先後被譯成俄文、德文、英文、日文、義大利文、朝鮮文、漢文等在國內外流傳。國外學者稱《尼山薩滿》為“滿族史詩”、“全世界最完整和最珍貴的藏品之一”,把《尼山薩滿》研究作為世界阿爾泰學研究的一部分,並形成一門新學科“尼山學”(Nishanology)。

但到目前為止,國內外還沒有一本《尼山薩滿》的全譯本出版,對於全面研究、比較研究《尼山薩滿》手抄本很不方便。本書將流傳於國內外的六種手抄本分別以影印,滿漢對譯,漢譯文形式出版,既是對滿語口頭文學的一種保護,也是對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視。

本書譯注者研究《尼山薩滿》多年,先後翻譯了收藏于國內外的五種滿文手抄本,並出版了《東北少數民族中流傳的〈尼山薩滿〉手抄本比較研究》、《〈尼山薩滿〉與薩滿教》、《〈尼山薩滿〉手抄本比較研究》等論文,以及《薩滿的世界:〈尼山薩滿〉論》一書,為本書的的出版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尼山薩滿〉全譯》一書的出版,對薩滿教、薩滿神歌、說唱文學、民俗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意義,並且將進一步促進我國《尼山薩滿》研究和國際“尼山學”的不斷發展。




【作者簡介】
趙志忠,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現任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秘書長、中國魯迅文學獎評委、中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評審專家;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遼寧民族研究所、陝西師範大學、四川大學、長春師範大學特邀研究員、教授。出版個人專著 13部,發表學術論文100餘篇。主要著作有《滿族文化概論》、《滿族薩滿神歌研究》、《北京的王府與文化》、《清代滿語文學史略》、《清王朝與西藏》、《薩滿的世界:〈尼山薩滿〉論》。2005年獲“寶鋼教育基金優秀教師獎”。 2010年完成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口頭文學研究:滿族薩滿神歌》。先後造訪英國、加拿大、德國、法國、波蘭、俄羅斯、韓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參加國際會議與講學。



(北京中央民族大學趙志忠教授)

2015年3月12日 星期四

《找尋京郊旗人社會——口述與文獻雙重視角下的城市邊緣群體》





作 者:邱源媛 
出 版 社: 北京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4-10-1
ISBN: 9787200109320
定價: ¥58


內容推薦

  在北京郊區的村村落落中,“隱匿”著這樣一個被遺忘的人群。他們的祖先,都是清代八旗制度下的“莊頭”。“莊頭”既不同于漢族地主,也不同于內城旗人或八旗兵丁,他們為皇室和王公貴族經營莊園、土地,催租督產,是清代八旗制度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或可富甲一方,但卻世代為奴。如今,關於他們的歷史記憶,正在一代代人的淡化中逐漸泯滅……本書通過將口述訪談、田野調查和文獻考證相結合,在多重視角下,考察了京郊地區旗人社會及其後裔的生活狀況。

目錄

一、莊頭“臉譜”種種
二、莊頭後人覓蹤
一、清初的圈地與莊園的建立
二、皇家奴僕——皇糧莊頭
1.從龍入關的老圈莊頭
2.帶地為奴的投充莊頭
三、清末皇莊的範圍和規模
一、家族來源:“來了就是來種地的,四等皇糧莊頭”
二、家族世系
1.家族身份的確認:訪談——戶口冊——訪談——檔案
2.分家:“西門接了莊頭以後……他是屬於旺門”
3.莊頭一支:“當時就是長子繼承莊頭,就是商繼剛”
4.商大爺的本支:“永伶啊是我們的直系祖先”
5.家族世系


前言

說起北京文化,人們總是會對前門外的天橋、宣武門外的會館津津樂道,這些帶有濃郁漢族色彩的所在,已經成為北京文化的標誌。可人們卻在有意無意間忽略了一個事實,即曾經對北京歷史、文化風貌產生過深刻影響的大清王朝是由旗人“旗人”,是清代八旗成員的統稱。“滿族”一稱的正式出現和使用,始於20世紀50年代中國民族識別。此前,概而言之,八旗成員被稱為“旗人”。辛亥革命前後,曾出現過“旗族”一詞,但該詞流傳時間短暫,範圍並不廣泛。因此,在對該人群的稱呼上,本書除了引用他人文章、訪談或涉及他人觀點,為尊重本人意見,採用其所用之詞外,其餘用詞,原則上以時間為界限:20世紀50年代之前,使用“旗人”;20世紀50年代之後,使用“滿族”。建立、統治的,北京文化與旗人密不可分。舊時的北京有句老話“不分滿漢,但問旗民”,旗人與民人是清代北京社會成員的基本分野。談起老北京,但凡帶有“京味兒”的東西,幾乎都滲透著旗人的影響。離開旗人的歷史和文化,所謂的“京味兒”便無從談起。
  近年來,北京城內的旗人文化逐漸得到學術界、文化界的重視,也引起普通百姓的廣泛關注,但凡此種種大多限於城區,郊區大量的旗人群體尚未進入大眾視野。

媒體評論

這是個觸及歷史學、人類學和民族學諸多學科的研究題目,通過面的展示與個案分析相結合的方式,把清代曾活躍於畿輔大地,後因政治變動而被遺忘、淹沒的大批旗人群體經挖掘展示出來,並與同時籍隸州縣的民戶相並考察,這對客觀、全面瞭解京畿乃至華北地區人文和社會、歷史演變有重要意義。雖然本書篇幅不大,卻充滿了學術探索性。
  ——郭松義(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清代京城,旗人是最具特色的一個人群。本書以京郊旗人莊頭後裔為考察物件,將口述訪談、民間文獻和官方史料的多元方法融於一爐,使這一長期淡出人們視野的“無聲群體”重新恢復了活力。作為一部生動的口述史之作,本書將百餘年來幾代莊頭後裔跌宕起伏的生命歷程盡收眼底。作為一部成功的學術著作,本書更為城市史研究開拓出一片嶄新天地。正是在“學術”與“大眾”,即“雅俗共賞”的銜接點上,本書達到了高度契合。
  ——劉小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在強調史學與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相互借鑒的同時,學界也應該注意,每個學科在研究目標和方法論上有很大差異,學科之間需要相互尊重,沒有必要、也不應該刻意求同。


試讀部分章節

第一章      被遺忘的人群——尋找北京郊區的皇糧莊頭
  本書講述的是一個“尋找”的故事,尋找什麼呢?一個人群,一個如今生活在北京郊區的普通人群。他們散居在京郊的各個村落中,當我們偶然發現他們,並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尋訪他們的時候,並沒察覺到他們與村裏的其他旁人有什麼區別。與當今中國社會變遷大潮中無數個村落的情形一樣,老人在家留守著少量的土地,年輕人或在鎮上,或到北京城裏工作、謀生。他們默默無聞地生活著,與其他居民完全融合在一起,服飾、語言、習俗毫無二致,就像一汪水,沒有任何界線。如果不是某種機緣巧合,如果不是我們執拗地刨挖著數百年前的故紙堆,他們的故事,或許依然不會被任何人注意,包括他們自己。
  正是這群普通的農人,數百年前,甚至直到數十年前,他們的社會地位、經濟狀況和生活境遇與當地的普通居民迥然不同。讓我們將時間回溯到清代,如今的北京郊區,那時候,大都屬於順天府清代順天府的轄區在清初多有變化,直至乾隆八年(1743)才固定下來,共領五州十九縣,劃分為四個廳。西路廳的同知駐盧溝橋拱極城,分管涿州、大興、宛平、良鄉、房山;東路廳駐張家灣,分管通州、薊州、三河、武清、寶坻、寧河、香河;南路廳駐黃村,分管霸州、保定、文安、大城、固安、永清、東安;北路廳駐沙河鎮鞏華城,分管昌平州、順義、懷柔、密雲、平谷。管轄。在這裏,不僅生活著漢族老百姓,當時被稱為民人,還有加入八旗組織的旗人。旗人、民人混居在這片土地上,我們要尋找的就是旗人中的一支。與他們的後人相遇,說起來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其實也是一種必然,因為在當前北京郊區和河北的農村,這些人群的後裔散落于村村落落,比比皆是,只不過他們自己不知道,我們也沒意識到而已。
  他們到底是一群什麼樣的人呢?傳奇小說中有不少他們的影子,戲曲中有許多他們的故事,清代的官方正史對他們有著詳盡的記載。但他們在各處的形象卻是那麼的不同,讓人疑惑。這些謎團緊緊地吸引著我們,於是,翻閱一頁一頁檔案史籍,走進一個一個京郊村落,我們固執地追尋著他們的蹤跡,尋找現實生活中真實的他們。
  “尋找”,追尋的是故事;而“尋找”本身,其實就是故事。讓我們一起走進“尋找”的故事吧。
  一、莊頭“臉譜”種種
  正如前文所述,莊頭負責管理八旗莊園,為皇室、王公貴族、八旗兵丁服務。本書考察的重點皇糧莊頭,即是指專門為皇室提供糧食的皇莊的頭目,也被稱為大糧莊頭。有清一代,他們生活在近畿五百里
  近畿五百里,一般而言,主要指畿輔地區,即京城周圍的地區。以及山海關外的廣大地區。只要略熟悉些中國古代文學和戲曲的人,對這個稱呼都不會感到太陌生,他們為富不仁、作惡多端的地主老財形象,在各類作品中俯拾皆是。比如流行於晚清的民間通俗小說《施公案》
  《施公案》,晚清民間通俗小說。亦稱《施公案傳》《施案奇聞》《百斷奇觀》,8卷,97回,未著撰者。大約由於其故事始於說書,後經人加工整理敷演而成。現存道光四年(1824)刊本,有嘉慶三年(1798)序文,可推知它大約成書于嘉慶年間。,裏面就有多起皇糧莊頭橫行霸道,因屬皇差,氣焰囂張,結果遭到施公與黃天霸等人剷除的故事。從《施公案》取材的京劇《霸王莊》中,有一位搶糧盜首於七的表兄、稱霸一方的皇糧莊頭黃隆基,瞧他的扮相,勾藍膛花三塊瓦臉、勾寬眉、尖眼窩、眉尖套紅,誇張地展現了這位皇糧莊頭兇狠奸詐、驍勇威煞、急躁火爆的性格,這便是當時人們心目中莊頭的典型形象。
  悠悠百年,清代的歷史早已經成為前朝往事,可皇糧莊頭的形象卻依舊深深地刻在人們的腦海中,沒有多少改變。有“大運河之子”之稱的現代作家劉紹棠在20世紀80年代初撰寫的小說《蒲劍》,開篇就把皇糧莊頭的形象描繪得活靈活現:
  蒲柳春的爺爺蒲老大,是當年義和團的大師兄,死在皇糧莊頭王二皇上手裏。
  清朝皇室入主北京以後,跑馬圈地,多爾袞王爺圈佔了天子腳下的運河灘,打發他的一個姓王的奴才當皇糧莊頭。從此,運河灘的黎民百姓世世代代為奴,給王爺開出百頃百頃的肥田沃土,栽起大片大片長滿著搖錢樹的果園,打上滿船滿船的鮮魚肉蝦。多爾袞王爺住在北京王府裏,從沒有駕臨過運河灘。只是姓王的莊頭每年兩趟進京,送去一馱馱白花花的銀兩,運去一船船豐盛甘美的土產……姓王的莊頭也蓋起高牆大院,像一座拔地而起的惡山,盤踞在運河灘上。
  姓王的皇糧莊頭傳到第八代,就是這個王二皇上,更比他的老祖宗窮兇極惡。他私立公堂,凡拖欠田租的佃戶,口出怨言的長工,輕則一頓毒打,押入水牢;重則處死,攔腰掛上石頭,沉下河去,屍骨無收。
  這樣的描述,當然擺脫不了當時特定的革命文學描寫階級鬥爭、階級敵人的套路,但莊頭尤其是皇糧莊頭,那種“仗勢欺人、橫行鄉里”的形象,已經形成一種固定的人物模式。甚至就連今天的網路小說《庚子七俠》,仍然以“皇糧莊頭狐假虎威享威福,天子腳下為害黎民喪天良”為標題,人們對這一群體如此固化的記憶,耐人尋味。
  實際上,莊頭還有另一面形象,這在文學作品中也有反映,但相對而言,卻不那麼受人們注意。《紅樓夢》賈蓉攛掇賈璉迎娶尤二姐一節,賈蓉曾說過一段話:
  我二姨兒(指尤二姐)……不是我老爺養的,原是我老娘帶了來的。聽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時,就把我二姨兒許給皇糧莊頭張家,指腹為婚。後來張家遭了官司敗落了……我老娘時常抱怨,要與他家退婚。我父親也要將二姨轉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過令人找著張家,給他十幾兩銀子,寫上一張退婚的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銀子,有什麼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咱們這樣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
  這裏面說的張家就是皇糧莊頭。
  此外,還有那位歲末給寧府送年貨的“黑山村烏莊頭”烏進孝,雖年事已高,卻依然踩著四五尺的深雪,駕車走了一個來月。當他小心翼翼地來到賈珍面前,呈交上一份價值二三千兩銀子的年貨單子,換來的卻是賈珍的苛責:“這夠做什麼的!”
  讓我們來看看烏莊頭的年貨單子吧:
  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麅子五十只,暹豬二十個,湯豬二十個,龍豬二十個,野豬二十個,家臘豬二十個,野羊二十個,青羊二十個,家湯羊二十個,家風羊二十個,鱘鰉魚二百個,各色雜魚二百斤,活雞、鴨、鵝各二百隻,風雞、鴨、鵝二百隻,野雞、野貓各二百對,熊掌二十對,鹿筋二十斤,海參五十斤,鹿舌五十條,牛舌五十條,蟶乾二十斤,榛、松、桃、杏瓤各二口袋,大對蝦五十對,幹蝦二百斤,銀霜炭上等選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萬斤,禦田胭脂米二擔,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雜色粱、穀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擔,各色乾菜一車,外賣粱穀、牲口各項折銀二千五百兩。外門下孝敬哥兒玩意兒:活鹿兩對,白兔四對,黑兔四對,活錦雞兩對,西洋雞兩對。
  山珍海味、飛禽走獸、乾果瓜菜、各色優米、上等木炭,等等,這張單子上的物品名目繁多,數量巨大。僅糧食一項即一千零二擔(一擔約為一百斤)、二百五十斛(一斛等於十鬥),粗略合計十余萬斤,這還是遇到水雹自然災害的年景。一般年景,按賈珍五千兩銀子的要求(詳見下),應在此基礎上增加一至兩倍,甚至更多。
  《紅樓夢》此處所描述的莊頭征納糧物,帶有一定誇張成分。清代官書對皇糧莊頭所繳納錢糧有著明確的記載,遠低於烏莊頭所供物品數量。烏莊頭雖不是皇糧莊頭,但將其與官書所載進行對比,依然能說明一些問題。
  清代皇糧莊頭分兩類:老圈莊頭、投充莊頭(詳見下文)。老圈莊頭分五個等級:一等、二等、三等、四等以及半分莊頭,每個等級均要繳納一定的糧、豆、穀草、草、羊草、豬口、雜糧等物品,一等莊頭所納數量最多,其餘依次遞減。投充莊頭只繳納銀兩,也分不同等級,繳納數量依次遞減。
  在此,我們以老圈一等莊頭所納錢糧為例。順治到康熙年間,莊頭繳納以實物為主。其中,所納糧米數量:順治至康熙初年,一等莊頭納糧100石;康熙三十九年:360石;康熙五十年:250石;豆:40石。穀草:4000束。草:10000束。羊草:順治至康熙初年:10000束;康熙八年:5000束。豬口:大豬2口或常用豬4口。雜糧:大致有粟子、穀子、茜草、線麻、小根菜、蔞蒿菜、黃花菜、雞蛋芝麻、麥子、綠豆、黃豆、黏谷、穀、高粱、小豆、蕎麥、油麥、黍子、稗子、豇豆、燒酒等,征納數量變動較大。根據當時的物價折算,頭等莊頭每年大約需繳納200—300兩紋銀。雍正之後,莊頭繳納逐漸由實物轉變為銀兩。粗略估算,頭等莊頭每年需繳納將近300兩銀兩及諸雜物。雜物涵蓋種類繁多,諸如掃帚、笤帚、瓢、芥子、蓼芽菜子,鷹鷂房所用飄翎、花爆作所用麻秸、造佛處所用麥麩、廣儲司所用麥秸等;此外,皇家車駕巡幸時,沿塗莊頭還需向尚膳房繳納雞子、慶豐司隨往乳牛、上駟院駕車騾以及草豆,等等,種類繁多。但無論如何,清初至乾隆時期,頭等皇糧莊頭每年正常所納應該不會超過500兩紋銀。
  皇糧莊頭的另一個類別——投充莊頭,每年繳納量最多的也就是每年700兩紋銀(清初至乾隆)。由此可見,無論是老圈莊頭還是投充莊頭實際繳納數量,都與《紅樓夢》所記烏進孝進呈二三千兩,差距甚大。(參見邱源媛:《清代畿輔地區內務府皇莊的征納》,載《紀念王鍾翰先生百年誕辰學術文集》,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262頁。)
  然而,賈珍的話卻是:“我說呢,怎麼今兒才來!我才看那單子,今年你這老貨又來打擂臺來了……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銀子來,這夠做什麼的!……真真是叫別過年了……這一二年裏,(寧府)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烏進孝只能戰戰兢兢地訴苦:“年成實在不好……九月來了一場碗來大的雹子,方近二三百里地方,連人帶房並牲口糧食,打傷了上千上萬的,所以才這樣,小的並不敢撒謊。”
  這位烏莊頭雖不見得是皇糧莊頭,但也是堂堂甯府的莊頭,手底下有八九個莊子。他兄弟則是榮府莊頭,管著榮府八處莊地,“今年也只這些東西,不過二三千兩銀子,也是有饑荒打呢”
  《紅樓夢》裏的莊頭,看不到絲毫的霸氣,反倒讓人覺得有些可憐。這在情在理,賈府何等地位,莊頭在此不過是底層的陪襯,奴顏媚骨。他們就是為賈府這樣的貴族家庭服務的,完全不可能、也無法與之抗爭。
  文學作品和戲曲固然不能替代信史,但也反映了一定的客觀事實。莊頭對下窮兇極惡,對上一副奴才嘴臉、主子的爪牙。正是這種爪牙身份,讓民眾對莊頭尤比對王公貴族更為憎恨。
  饒有趣味的是,當人們在津津樂道惡霸莊頭的時候,卻很少有人會去深入探究,“莊頭”究竟指的是哪一種人?他們的現實生活是什麼樣的?旗人的“莊頭”跟漢人的“地主老財”能畫等號嗎?雖然我學習、從事清史研究多年,對此也同樣缺乏關注,直到2007年底,偶遇莊頭後人之後,才逐漸意識到以往對“莊頭”群體的認識存在不少誤區,這也成為本書撰寫的淵源。


作者簡介

邱源媛,女,1977年12月出生於貴州貴陽,籍貫四川成都陽。1996年9月至2000年7月在天津工業大學學習,獲學士學位。2000年9月至2003年7月在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學習,獲歷史學碩士學位。2003年9月至2006年7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系學習,獲歷史學博士學位。2006年7月分配到社會科學院工作,現為社會史研究室研究人員。2012年晉升為副研究員。研究方向:清史、社會史。出版專著《清前期宮廷禮樂研究》,發表有《清代宮廷漢族儒家樂書製作及其意義》、《探幽發微補白糾錯——讀〈遼東移民中的旗人社會〉》、《老實平淡做人,踏踏實實做學問——郭松義先生訪談》、《入關前的清代宮廷禮樂及其政治文化意義》、《清代宮廷音樂研究綜述》等論文。



2015年3月5日 星期四

愛新覺羅瀛生 遺著


《滿語口語音典》





作者:愛新覺羅瀛生
國際書號(ISBN): 9787802524453
出版社: 華藝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4-12-31
頁數/字數: 415/350000

編輯推薦:
《滿語口語音典》涉筆不苟,通辨古今,幻化中西,溯源探流,徵引賅洽,如驪頷探珠,多有創辟。對於滿語口語學習而言,此書不啻一部指點迷津的宏著。相信東山啟藏,付之棗梨,當於滿語口語之傳承與弘揚中華文化大有裨益。

內容簡介:
滿語在清朝是官方語言,從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傳承至今已有四百餘年,但現在已成為瀕危語言。瀛生先生對搶救日趨乏承的滿語口語杞憂益殷,以90歲高齡主持編著本書。本書分為四個章節,分別為滿語文簡述、滿語京語口語、滿語諸方言與京語口語比較及滿語單詞入句音變。

關於作者:
愛新覺羅瀛生,名文蓬,筆名常瀛生。滿族。遼寧省新賓滿族自治縣人。192212月生於日本橫濱,20135月病逝於北京,享年90歲。清太祖努爾哈赤之十三世孫,清末多羅順承郡王愛新覺羅文葵之胞弟。啟字輩。1945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曾任燕京大學助教,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編譯局編輯,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輯,高等教育出版社編輯室主任,商務印書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顧問,民族出版社特約編審。1985年任北京滿文書院教授、顧問。1986年受聘為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時任政協北京市東城區第六屆委員。1987年任滿學研究會會長。2010年任北京市西城區文史學會顧問。自幼家學滿語,精通滿語語音、口語和方言,是愛新覺羅氏家族唯一的滿語口語傳人,國際知名的滿語口語專家、滿學家。出版滿語及滿學專著有《滿語雜識》《速成自學滿語基礎講義》《北京土話中的滿語》《滿語讀本》《清宮慶隆舞初探》《老北京與滿族》《燕情艮意》《京俗溯源》《京城舊俗》等,在黑龍江省滿語研究所主辦的國際學術交流期刊《滿語研究》及遼寧省民族研究所主辦的國際民族學核心期刊《滿族研究》連續發表滿語口語研究和滿學研究論文數十篇。

目錄:
序 言 001
整理說明 001
前 言 001
第一章滿語文簡述 001
第一節 語音 002
第二節 詞法 008
第三節 句法 028

第二章滿語京語口語 031
第一節 京語口語的演變 032
第二節 京語口語的音變 049
第三節 京語的變音和常音 063

第三章滿語諸方言與京語口語的比較 093
第一節 滿語的方言述略 094
第二節 阿勒楚喀語 101
第三節 錫伯語 116
第四節 甯古塔語 129
第五節 盛京南滿語 156
附:女真語 180

第四章滿語單詞入句後的音變 207第一節 輔音、母音及格助詞的變化 208
第二節 語速與入句音變 225
第三節 重音與入句音變 279
第四節 數詞的入句音變 321
第五節 變音詞與常音詞的入句音變 368

參考文獻 413
後 記 417



前言/序言

語言是記錄文化的“活化石”,任何一個民族的語言都承載著深厚的歷史和文化內涵。滿語的文字形式,創制于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當時明建州衛女真人首領努爾哈赤基本統一了女真各部。為推動女真社會發展和建立政權需要,努爾哈赤決定創制本民族文字,並由額爾德尼、噶蓋等在借鑒周邊蒙古語、漢語等的基礎上完成了此項殊功。入關定鼎後,清廷定滿語為“國語”,又稱“清語”,並以滿文與漢字同時發佈詔、誥。滿語日漸成為清朝早中期公文、奏報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主要語言。
  在中華文化五千多年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大地北方古老的肅慎人、挹婁人、勿吉人、靺鞨人、女真人在歷朝歷代不斷地與中原和周邊各民族交流融合,最終在西元十七世紀形成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滿洲。新中國成立後,民族識別定名滿族,嚴格來說滿洲的產生並不是一個單一民族的確立,而是一個政治部落聯盟的形成。這個聯盟當中包括東北地區的漢人、女真人、朝鮮人、蒙古人、扶餘人、契丹和鮮卑(亦稱西伯利亞)人。他們在女真部落主導下組成一個政治軍事文化集團,被稱作“滿洲部落”。滿族在這個意義上講就是當時中國邊疆地區的一個小中華民族。因此,滿語訴諸文字創制雖晚,但兼具了各民族語言之特長,並吸納了各民族優秀文化的精髓。滿文書寫借助蒙古文,流暢美觀;滿語聲調優美,玉振金聲,雄壯悅耳。學者奎善撰《滿文源流》稱揚滿語:“讀之亦簡單易學,其拼音有用二字者,有用四、五字者,極合音籟之自然,最為正確,不在四聲賅備也。”
  滿族人對本民族語言充滿了自豪。但滿族入主中原後,康熙、雍正、乾隆深知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正朔正統在於文化,而漢文化的吸收與繼承將止息中華廣域之內民族隔閡的“華夷之辨”,故而大膽地、積極地完成歷史意義的滿洲部落漢化進程。當然,燕安日久,八旗子弟疏於“國語騎射”,民族融合加速也使朝廷官方語言環境由滿語漸變為滿漢雙語。清中晚期後,作為清廷政治符號和滿洲文化重要標誌的滿語也日趨衰微。延至清末,滿語只是名義上的“國語”,甚至王公貴胄、朝廷重臣也不再使用。寒來暑往,數十年後,滿語除在滿族聚居區以口語方式存在,書面及官方發音語言和文字幾乎絕跡,滿文成為博物館學術研究的文字。“文革”之後,滿語教師老成凋謝,相繼辭世。現如今,不論大學、研究機構,抑或文博單位,滿語人才奇缺,滿語傳承乏人。
  愛新覺羅瀛生先生是知名滿語專家,他以精通滿語語音、口語和方言見長,享譽中外,而且在研究滿學上造詣獨到。瀛生先生出身貴胄世家,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十三世裔孫,末代多羅順承郡王文葵的胞弟。其父曾在橫濱任總領事,同情革命,辛亥革命後任職民國政府。出於強烈大中華文化情懷,瀛生先生幼秉家訓,不僅熟讀儒家經典,更延師課讀滿語。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瀛生先生受族伯朴厚啟蒙,學習滿語三年,後拜“同光清語六賢”之一的阿克敦布門下,叩問求學,長達十六年。上世紀四十年代初,他又師從啟功先生的外曾祖、一代滿蒙漢文翻譯宗師克敬之學習滿、漢文翻譯,問難請益,化被日深。四十年代中期,瀛生先生有幸得入聲望素隆的語言學家羅常培先生門下,學習古漢語音韻學和西方語音學,因師生同為旗人,感情深厚。隨師杖履期間,二人時常切磋語言音韻,得恩師誨迪陶育,多有攝受,師生猶如當年孔子及其弟子,頗得“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之樂。期間,瀛生先生還與日本學者、滿文文獻學家今西春秋有同窗之誼。1957年,瀛生先生又求教于來華執教北京大學的蒙古國科學院院士、國際蒙古學界著名學者羅布桑旺丹教授,苦學蒙古語,提高滿、蒙語翻譯水準。數十年滿語研習,受教多師,沉潛會心,對瀛生先生日後卓然立說大有裨益。就其學脈而言,師從滿語專家以傳統方式學習滿語,是知其然;師從語言學家羅常培先生學習中外音韻學史,是知其所以然。前者為匠師之學,後者是學者之學。瀛生先生以學者之學,修匠學之樸,相得益彰,博採眾長,終成大器。
  瀛生先生長期研究,厚積薄發,頗多高識。先生對西方語言學家在分類學中創出“通古斯-滿語族”的說法頗持異議,認為滿族的先祖肅慎人早在西周秦漢以前就生息蕃衍于白山黑水之間,瓜瓞綿綿,纚纚不絕,他們用的是古肅慎語言。而“通古斯”是中國古代“東胡”的轉音,“東胡”是漢代之後方出現於史籍中的部族名。與其稱之為“通古斯-滿語族”,不如稱之為“女真語族”或“肅慎語族”更為貼切。先生認為,從世界語言史觀察,梵語、拉丁語、漢語因流傳久遠、特別是受早期書寫條件的限制,造成了書面語與口語嚴重脫節的現象。而滿語則不同,後金時代創制的滿文是以建州女真語為主構成的,直接書寫口語,言文一致,不存在書面語與口語差異懸殊的現象。滿語可劃分為東、南、西、北四部口音,其中西音又稱京語,即北京滿語。瀛生先生重點探討了滿語京語的演變、音變及音變與常音的關係,並與滿語諸方言進行比較研究。他以大量實例證明,滿語京語的口語與書面語之別僅在一些音變方面,並不涉及語音、辭彙、語法之“語言三要素”。引起音變的原因在於滿語書面語雖然寫的是口語,但在人們口頭上說“白”了,致使發生類似於漢語口語的“訛變”,即由正常音節變化而帶來的節奏、輕重音、長短音等些許差異。
  瀛生先生對滿語和中華民族的滿文化感情殷切。作為滿語口語傳人,他擔心滿語將步拉丁語後塵,被法語、英語、西班牙語取代,歸於泯滅。有清一代,留下多達200余萬件(冊)滿文書寫的檔案文獻(現分藏兩岸故宮),或將永被塵封,乏人能識。千年殷鑒,昭昭在目,為傳承滿語、振興滿學,瀛生先生于1987年創辦了國內首家滿學研究會,出任會長,溥傑、胡絜青任顧問,邢院生任秘書長。該會積極聯絡滿文學者,培養滿學人才,出版“滿學研究叢書”,激發了國人對滿語的認識與重視。對滿語存亡續絕耿耿在心的瀛生先生不顧年事高邁,親自撰寫滿語教材,開班授業,傳播薪火,培養了滿語學生300余人,其中包括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留學生及中國臺灣地區研究生。顧炎武《日知錄》有云:“匹夫之賤,與有責焉!”正是出於這種歷史責任感,瀛生先生銳心奮力,撰作不輟,留下了四部極具影響的滿語著作:《滿語雜識》、《北京土話中的滿語》、《速成自學滿語基礎講義》、《滿語讀本》,對滿語的傳承與研究厥功至偉。《左傳》載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的古訓。瀛生先生潛心著述的滿語著作即為立言的不朽之行。先生去世後,身後乏嗣,留下不少有關滿語口語的書稿,今經其門生殷芳、鄭再帥、辛格非三人悉心搜集整理,釐成定本,名為《滿語口語音典》,幸得華藝出版社社長石永奇先生襄助,不日待梓。
  《滿語口語音典》涉筆不苟,通辨古今,幻化中西,溯源探流,徵引賅洽,如驪頷探珠,多有創辟。對於滿語口語學習而言,此書不啻一部指點迷津的宏著。相信東山啟藏,付之棗梨,當于滿語口語之傳承與弘揚中華文化大有裨益。
  我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參加滿學學術活動及頒金節滿族聯誼聚會,那時即敬仰瀛生先生大名。其後,由殷芳先生紹介,與先生有數面之交,促膝深談,小女格非亦是先生私淑弟子。記得五年前隆冬時節,在先生蝸居中暢談歷史文化,先生持贈《京城舊俗》一書,囑託我再版時或序或跋。去年5月,先生遽然作古,惜痛莫名,再讀先生遺著,題簽手澤尚新,如睹斯人風範。書中所夾紙條有我已寫好的讀後感,抄錄如下,以慰先生在天之靈:
  瀛生先生的《京城舊俗》讓我依稀記起兒時在北京西城區羊肉胡同、磚塔胡同的生活點滴。渾如夢境,確也真切!京城舊俗都帶著“禮兒”,這些個“禮兒”也是“理兒”,是做人處事、待人接物,盡人之情、盡物之性的道理,是浸透在生活中的文化。京城舊俗透著“精細”,透著“雅趣”,透著“包容”。但願隨著時代的演進,移風易俗,能多回歸點優秀傳統,多“惦記”、多“典記”著點我們的祖宗。
  《滿語口語音典》就是這種“惦記”和“典記”。
  國語騎射今稱奇,
  浩瀚典籍費凝思。
  幸有耄耋承故事,
  中華博大方得知。
  是為序!
  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副會長 辛旗
  二○一四年十月


2015年3月3日 星期二

《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最新消息


英文版權洽談中!






《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一書自出版以來,頗受國內外讀者的肯定,出版未及二月,即再版加印。 目前中央大學接到國外某歷史悠久的著名出版社來信,擬將該書英譯出版,細節正洽談中,讀者敬請期待。

美國新清史的相關著作譯漢者不少,本書的英譯可促進東西史學工作者的對話,達至學術上的平衡。




(中正大學滿學研究甘德星)

2015年2月26日 星期四

滿漢合璧《三國志》卷一的 waliyabuci be 中的 be 是什麼意思?




滿漢合璧《三國志》卷一云:saiin qafasa usin-i bade waliyabuci be angγa-de Yoo Šôn-i gisun gisureme beye jergici laqcaxa yabun-be yabumbi/而令縉紳之徒,委伏畎畮,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其中waliyabuci 一字後面的be頗為費解。

《新滿漢大辭典》(頁7778)中開列be的用法有輗、餵鳥的食物、伯、我們、表示解釋或疑問的語氣五項。不過,作為賓格格助詞的-be,辭典正文卻沒有收錄。

waliyabuci bebe應非格助詞.。满文waliyabuci並不是名詞,不能作為賓格使用,而be下面也找不到與之相連的動詞。若將be作為主語的「我們」解,滿文便得翻譯為:「當讓好官棄於田野,我們口誦堯舜之言,身蹈超俗之行」。


因此,be應是前面動詞waliyabuci詞綴的部分。動詞詞綴中的-cibe表示「雖然、即使」之意,如將文中的waliyabuci be合書成waliyabuci-be,則滿文原句便可翻譯為「即使讓好官棄於田野,仍口誦堯舜之言,身蹈超俗之行」,其意始與漢文原意相合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彭婉柔)

2015年2月10日 星期二

《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





作者: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編
出版社: 嶽麓書社
出版年: 2011-11
頁數: 15168
定價: 15000元
裝幀: 精裝
叢書: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檔案叢刊
ISBN: 9787807613701

總 序
戴 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國家批准建議纂修清史之報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組成之領導小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編纂工程於焉肇始。

清史之編纂醞釀已久,清亡以後,北洋政府曾聘專家編寫《清史稿》,歷時十四年成書。識者議其評判不公,記載多誤,難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亂不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領導亦多次推動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輟。新世紀之始,國家安定,經濟發展,建設成績輝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進步,學界又倡修史之議,國家採納眾見,決定啟動此新世紀標誌性文化工程。

清代為我國最後之封建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遠。清代眾多之歷史和社會問題與今日息息相關。欲知今日中國國情,必當追溯清代之歷史,故而編纂一部詳細、可信、公允之清代歷史實屬切要之舉。

編史要務,首在採集史料,廣搜確證,以為依據。必藉此史料,乃能窺見歷史陳跡。故史料為歷史研究之基礎,研究者必須積累大量史料,勤於梳理,善於分析,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進行科學之抽象,上升為理性之認識,才能洞察過去,認識歷史規律。史料之於歷史研究,猶如水之於魚,空氣之于鳥,水涸則魚逝,氣盈則鳥飛。歷史科學之輝煌殿堂必須巋然聳立于豐富、確鑿、可靠之史料基礎上,不能構建於虛無飄渺之中。吾儕于編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獻叢刊》、《檔案叢刊》,二者廣收各種史料,均為清史編纂工程之重要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品質;二為搶救、保護、開發清代之文化資源,繼承和弘揚歷史文化遺產。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點,可以概括為多、亂、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國素稱詩書禮義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棟,尤以清代為盛。蓋清代統治較久,文化發達,學士才人,比肩相望,傳世之經籍史乘、諸子百家、文字聲韻、目錄金石、書畫藝術、詩文小說,遠軼前朝,積貯文獻之多,如恒河沙數,不可勝計。昔梁元帝聚書十四萬卷於江陵,西魏軍攻掠,悉燔於火,人謂喪失天下典籍之半數,是五世紀時中國書籍總數尚不甚多。宋代印刷術推廣,載籍日眾,至清代而浩如煙海,難窺其涯涘矣。《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清代書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種,人議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增補書一萬零四百三十八種,超過原志著錄之數。彭國棟亦重修《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書一萬八千零五十九種。近年王紹曾更求詳備,致力十餘年,遍覽群籍,手抄目驗,成《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增補書至五萬四千八百八十種,超過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書之全豹。王紹曾先生言:“余等未見書目尚多,即已見之目,因工作粗疏,未盡鉤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書籍總數若干,至今尚未能確知。

清代不僅書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檔案留存於世。中國歷朝歷代檔案已喪失殆盡(除近代考古發掘所得甲骨、簡牘外),而清朝中樞機關(內閣、軍機處)檔案,秘藏內廷,尚稱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檔案,多達二千萬件。檔案為歷史事件發生過程中形成之檔,出之于當事人親身經歷和直接記錄,具有較高之真實性、可靠性。大量檔案之留存極大地改善了研究條件,俾歷史學家得以運用第一手資料追蹤往事,瞭解歷史真相。

二曰亂。清代以前之典籍,經歷代學者整理、研究,對其數量、類別、版本、流傳、收藏、真偽及價值已有大致瞭解。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大規模清理、甄別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銷毀所謂“悖逆”、“違礙”書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時經師大儒,連袂入館,勤力校理,盡瘁編務。政府亦投入鉅資以修明文治,故所獲成果甚豐。對收錄之三千多種書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種存目書撰寫詳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內容要旨,述其體例篇章,論其學術是非,敘其版本源流,編成二百卷《四庫全書總目》,洵為讀書之典要、後學之津梁。乾隆以後,至於清末,文字之獄漸戢,印刷之術益精,故而人競著述,家嫻詩文,各握靈蛇之珠,眾懷昆岡之璧,千舸齊發,萬木爭榮,學風大盛,典籍之積累遠邁從前。惟晚清以來,外強侵淩,干戈四起,國家多難,人民離散,未能投入力量對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檔案,深藏中秘,更無由一見。故不僅不知存世清代文獻檔案之總數,即書籍分類如何變通、版本庋藏應否標明,加以部居舛誤,界劃難清,亥豕魯魚,訂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塵封,行將澌滅。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與坊間劣本混淆雜陳。我國自有典籍以來,其繁雜混亂未有甚於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獻、檔案,非常分散,分別庋藏於中央與地方各個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教學研究機構與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級之檔案言,除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一千萬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檔案在戰爭時期流離播遷,現存於臺灣故宮博物院。此外,尚有藏于瀋陽遼寧省檔案館之聖訓、玉牒、滿文老檔、黑圖檔等,藏于大連市檔案館之內務府檔案,藏於江蘇泰州市博物館之題本、奏摺、錄副奏摺。至於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檔案文書,損毀極大,但尚有劫後殘餘,璞玉渾金,含章蘊秀,數量頗豐,價值亦高。如河北獲鹿縣檔案、吉林省邊務檔案、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河南巡撫藩司衙門檔案、湖南安化縣永曆帝與吳三桂檔案、四川巴縣與南部縣檔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魚鱗冊、徽州契約文書、內蒙古各盟旗蒙文檔案、廣東粵海關檔案、雲南省彝文傣文檔案、西藏噶廈政府藏文檔案等等分別藏於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甚至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檔案(亦稱《葉名琛檔案》),英法聯軍時遭搶掠西運,今藏於英國倫敦。

清代流傳下之稿本、抄本,數量豐富,因其從未刻印,彌足珍貴,如曾國藩、李鴻章、翁同龢、盛宣懷、張謇、趙鳳昌之家藏資料。至於清代之詩文集、尺牘、家譜、日記、筆記、方志、碑刻等品類繁多,數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武漢及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不少貯存。豐城之劍氣騰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尋訪必有所獲。最近,餘有江南之行,在蘇州、常熟兩地圖書館、博物館中,得見所存稿本、抄本之目錄,即有數百種之多。

某些書籍,在中國大陸已甚稀少,在海外反能見到,如太平天國之文書。當年在太平軍區域內,為通行之書籍,太平天國失敗後,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毀,現在已難見到,而在海外,由於各國外交官、傳教士、商人競相搜求,攜赴海外,故今日在世界各地圖書館中保存之太平天國文書較多。二十世紀,向達、蕭一山、王重民、王慶成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尋覓太平天國文獻,收穫甚豐。

四曰新。清代為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之過渡階段,處於中西文化衝突與交融之中,產生一大批內容新穎、形式多樣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攜來自然科學、藝術和西方宗教知識。乾隆時編《四庫全書》,曾收錄歐幾裏得《幾何原本》,利瑪竇《乾坤體儀》,熊三拔《泰西水法》、《簡平儀說》等書。迄至晚清,中國力圖自強,學習西方,翻譯各類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書館、江南製造局譯書館所譯聲光化電之書,後嚴複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紓所譯《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等文藝小說。中學西學,摩蕩激勵,舊學新學,鬥妍爭勝,知識劇增,推陳出新,晚清典籍多別開生面、石破天驚之論,數千年來所未見,飽學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國傳統之知識框架,書籍之內容、形式,超經史子集之範圍,越子曰詩雲之牢籠,發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變化,出現眾多新類目、新體例、新內容。

清朝實現國家之大統一,組成中國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現以滿文、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傣文、彝文書寫之文書,構成為清代文獻之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獻、檔案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加絢麗多彩。

清代之文獻、檔案為我國珍貴之歷史文化遺產,其數量之龐大、品類之多樣、涵蓋之寬廣、內容之豐富在全世界之文獻、檔案寶庫中實屬罕見。正因其具有多、亂、散、新之特點,故必須投入巨大之人力、財力進行搜集、整理、出版。吾儕因編纂清史之需,賈其餘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裝網路,設資料庫,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貯存、檢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儕汲深綆短,蟻銜蚊負,力薄難任,望洋興嘆,未能做更大規模之工作。觀歷代文獻檔案,頻遭浩劫,水火兵蟲,紛至遝來,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為浩歎。切望後來之政府學人重視保護文獻檔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續努力,再接再厲,使卷帙長存,瑰寶永駐,中華民族數千年之文獻檔案得以流傳永遠,沾溉將來,是所願也。







宮廷密檔 史料瑰寶——評《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


胡寶亮


清朝統治中國近三百年時間,留下了汗牛充棟的檔案史料。第一歷史檔案館現存明清檔案1000余萬件,其中五分之一數量為滿文檔案。此部分滿文檔案涉及清朝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對研究清朝歷史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和意義。滿文寄信檔就是其中一種。

寄信檔系寄信上諭檔的簡稱,是清代軍機處專門抄載寄信上諭的重要檔簿。上諭,又稱諭旨,一般是指皇帝的命令和指示,是清代皇帝發佈日常政令的通稱,有滿文與漢文兩種。上諭以文書的形式頒發,便形成了上諭文書,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行政約束力。清政府中央機關將上諭文書抄錄成冊,存案備查,形成了各種上諭檔簿,如內閣的上諭檔、諭祭檔,內務府的上傳檔,軍機處的上諭檔、寄信檔、電寄檔,等等。這些上諭檔簿為清史研究提供了系統而真實的清帝上諭。滿文寄信檔是從軍機處滿文上諭檔中分離出來的一種重要檔簿。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軍機處滿文寄信檔存有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朝本。此次,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研究人員從中選擇了乾隆一朝的滿文寄信檔進行翻譯、出版,定名為《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並被收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檔案叢刊》。本書收錄了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一年,二十六年至六十年的滿文寄信上諭4289件,加上附件22件,共計4311件,並將其全部翻譯為漢文,譯文部分約200萬字。這部《譯編》共24冊,第一冊為總目錄,其他各冊為滿漢合璧形式,前半部分為影印的滿文,後半部分為排印的對應譯文。本書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專家王小紅、關孝廉主編,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清史專家杜家驥作序,湖南嶽麓書社有限責任公司出版。

關於檔案史料的價值,著名明清史專家鄭天挺先生曾經指出:“歷史檔案在史料中不容忽視,應該把它放在歷史研究的最高地位,就是說;離開了歷史檔案無法研究歷史。靠傳說、靠記錄流傳下來,如無旁證都不盡可信。歷史檔案是原始資料的原始資料,應該占最高地位。” 這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正是一種史料價值高且稀見的檔案彙編。滿文寄信檔是以滿文記載事關這些領域各種事件之密寄上諭專檔。通過皇帝的密寄諭旨,既可以清晰地瞭解眾多歷史事件發生、發展的進程,又有助於瞭解清朝皇帝政務決策過程及心理狀態,真實地反映了皇帝面對各種事件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通過寄信上諭中皇帝的密諭,也可窺知其性格與治國理念,誠為深入研究清史的最為真實、原始的第一手資料。

由於滿文寄信檔所使用的語言是清代的“國語”,其記載多屬當朝密不宜宣之事,對乾隆朝的一些重要史事的記錄較之漢文史料更為詳細、真實,而且,滿文寄信檔不但抄載了寄信上諭,而且同時記載了寄信上諭發交情形,從中可以瞭解寄信上諭如何送交接奉之人,對研究清朝官僚系統的公文傳遞情況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其史料價值超過了漢文上諭;又因為寄信檔是歷史事件進行過程中形成的檔,是對事件最原始、最真實的記錄,反映了皇帝對某事前後的處理意見與態度,是根據某種需要而撰寫、編制的實錄、方略等官修史書所無法比擬的。因為滿文所發上諭內容多為機密不宜外傳的要務,所以即便在清朝亦未曾全部漢譯。清代為修方略,曾經選擇漢譯了其中的大約百分之三十左右,尚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密寄上諭從未面世。《清高宗實錄》等書收錄了一些諭旨,亦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且多為摘錄。此次《譯編》將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全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影印並翻譯,顯而易見,其具有彌足珍貴的史料價值。《譯編》內容非常豐富,涉及政治、軍事、民族、外交、宗教、經濟、文化、語言、風俗、疾疫、皇族事務、民間信仰等諸多方面。

清史專家杜家驥先生在本書《序》中指出:“邊疆、民族事務以及邊疆地區與鄰國關係事務,構成了這部《譯編》內容的突出特點。”誠如斯言。乾隆朝是清代鼎盛時期,也是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和近代中國疆域確立的重要時期,西北、西南、東北的民族、邊疆問題成為國之要務。寄信檔中大部分內容,即是發與東北、西北、西南地區軍政長官(如盛京將軍、黑龍江將軍、吉林將軍、定邊左副將軍、烏裏雅蘇台將軍、伊犁將軍、烏魯木齊都統、西寧辦事大臣、駐藏辦事大臣等)以及少數民族王公貴族、宗教首領(如喀爾喀親王、吐魯番郡王、章嘉呼圖克圖、新疆各城伯克等)的廷寄。廷寄物件不乏乾隆朝重要人物,如尹繼善、兆惠、劉統勳、明瑞、阿桂、和珅、和琳、福康安、福長安、高晉、李侍堯、阿裏袞、英廉、舒赫德、溫福、海蘭察、國泰、勒爾謹、伊勒圖、成袞紮布、車布登紮布、拉旺多爾濟、桑齋多爾濟、蘊端多爾濟、額敏和卓等。從此亦可見這些寄信上諭的重要性。

邊疆、民族事務方面,寄信檔涉及新疆地區的屯田與牧廠事務、遣犯問題、各民族關係,東北地區的私墾、參務問題,西藏與青海地區的宗教領袖入覲、呼畢勒罕確認問題,等等。

對外關係方面,寄信檔涉及清朝與俄羅斯、中亞各國(哈薩克、巴達克山、愛烏罕、霍罕、布魯特、安集延等)、朝鮮、緬甸、安南、南掌、廓爾喀的關係。其中,反映與俄羅斯的邊界交涉、恰克圖貿易、逃人問題以及中亞各國使者入覲的內容頗多。

除邊疆、民族事務與對外關係外,寄信檔亦涉及一些乾隆朝的重大事件,如烏什事變、明瑞征緬、土爾扈特部回歸、王倫起義、六世班禪入覲、蘇四十三起義、林爽文起義等,特別是烏什事變、明瑞征緬兩事,寄信檔有著系統、詳細的記錄,可反映事件的基本過程,更可補實錄、方略等之闕誤。內政方面,寄信檔有反映處理甘肅冒賑案、李侍堯貪污案、國泰貪污案的意見、措施等整頓吏治方面的內容,有製造文字獄(涉及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章知鄴獻詩案、王錫侯《字貫》案等)、查禁鳥槍、查禁八卦教等民間秘密宗教、查禁天主教、鎮壓新疆遣犯暴動等強化統治秩序的內容等。

此外,寄信檔中還有祈雨祈晴儀式、祭祀河神、祭祀劉猛將軍及八蠟神、關帝崇拜、割辮案、滿族人及錫伯人改漢姓漢名、某地或某部族流行天花等記載,這些內容可為清代社會史研究提供參考資料。

寄信檔所涉及的內容還有很多,筆者在此不一一贅述。下面舉兩三個引用寄信檔史料的例子,讓讀者對其具體內容有所瞭解。

其一:土爾扈特部回歸祖國的途中因遭俄羅斯、哈薩克、布魯特等阻截,人員、牲畜損失很大;回到國內後不久,部族內天花流行,人口銳減。乾隆帝擔心土爾扈特部遷徙途中已遭重大損失,甫經歸國,又遭痘疫,在人禍、天災不斷打擊下,人心難免浮動,也許有人後悔不該從俄羅斯回來,遂於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二日寄信伊犁將軍舒赫德,令其留心打聽土爾扈特部人等情形:“土爾扈特、和碩特等人自俄羅斯來歸以來,伊等之屬下人等又被災,損失甚多,且于此間伊等之台吉內病故者亦連續不斷。此輩······自額濟勒來時,沿途為哈薩克、布魯特所掠,饑寒交迫,人口受損。到伊犁地方後,又染瘟疫,台吉、民人等損失甚多。因此,不能未有怨望不該來。此輩皆系自願來歸,並非騙伊等招徠者,而且到後,朕施恩救濟,賞賜衣食用品,指給好地駐牧、耕田,撥給孳生牲畜。是乃撫恤外番之恩,真是無微不至。今伊等之台吉、民人被病災受損者,皆為伊等之定數,無可奈何,伊等亦不必怨我。······或有妄行埋怨者,亦不能烏有,但亦應不令知覺,暗中留意。將此著寄信舒赫德,其土爾扈特、和碩特等人,因伊等人如此受損,有無心存怨恨?伊等之情形如何?皆留心觀察,惟不以為事,妥善防範。”

這一諭旨,表明了土爾扈特部是自願來歸,不是清政府騙其前來;而清政府對土爾扈特部來歸,做了大量善後工作,如賞賜衣物、食品,撥給牧地、耕田、牲畜,“真是無微不至”;同時也表明了乾隆帝對厄魯特蒙古(包括土爾扈特部)一貫的防範心態。

其二: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乾隆帝在定邊左副將軍瑚圖靈阿的奏摺內發現:據從俄羅斯輾轉逃出的土爾扈特人莫霍賴報告,俄羅斯薩爾普利城內聚集兩千厄魯特蒙古人,號稱察罕圖克。這立即引起了乾隆帝的警覺,因為察罕圖克是先前發動叛亂,後投俄羅斯的阿睦爾撒納屬下人之名號, “阿睦爾撒納死於俄羅斯地方,將其屍骸,俄羅斯等出示我人皆看之。阿睦爾撒納之屬下人等,亦皆被殲滅,而今在俄羅斯地方,怎麼又有二千厄魯特,號稱察罕圖克?”乾隆帝認為這些人若是阿睦爾撒納的餘黨,其禍非小。他想到莫霍賴的主人、土爾扈特郡王舍楞 “久住俄羅斯,必定知此緣由”,於是寄諭科布多參贊大臣明善,令其詢問舍楞“現在俄羅斯地方名曰察罕圖克之厄魯特,究竟何等厄魯特,是否阿睦爾撒納之人”。後據舍楞告稱此系莫霍賴妄言,這些厄魯特蒙古人並非阿睦爾撒納屬下。乾隆帝才放心,表示“此事還是不必深究”,表現了其對邊疆事務的高度敏銳性。

其三: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派副都統阿敏道前往庫車,招撫南疆回部首領霍集占,霍集占不從,設計將阿敏道及隨行百名兵丁殺害,發動叛亂,後被清軍擊敗。乾隆帝對阿敏道如何遇害的細節,不太瞭解,直到乾隆四十八年,他仍不忘此事: “阿敏道原曾領兵一千,攜糧前往庫車,何又只留下一百兵丁,其餘俱令返回,遂後即被戕害?叛亂之和卓木,究竟如何將阿敏道誘騙至庫車城內,如何將其戕殺,及一百隨兵如何遭和卓木殺害者?”他認為烏什阿奇木伯克霍集斯之子摩咱帕爾或許知情,寄諭阿桂、福隆安詢問之,乾隆帝為避免摩咱帕爾猜疑,還特別用朱筆批示“只是欲知耳”,別無他意,反映了乾隆帝對新疆事務的高度關心與細緻考慮。

最後,筆者介紹一下本書的翻譯經過。目前我國能夠諳熟滿文並且能直接利用滿文檔案者已為數不多,從事滿文檔案翻譯者更是鳳毛麟角,此次參加本書編譯、審校的人員,集中了新中國培養的老、中、青三代滿文檔案人才,他們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研究館員關孝廉、王小紅、張莉、張鳳良,副研究館員趙玉梅、關精明,助理館員李剛、李陽。滿文寄信上諭翻譯的困難非同一般,其內容豐富而龐雜,時間跨度大,涉及的人名、地名、官職名異常繁複,而且滿文翻譯成漢文後,還要符合清代官方文書的表達方式,翻譯者必須具有充分的歷史學、語言學、歷史地理學、民族學、宗教學、民俗學等方面的知識,才能確保翻譯基本準確。翻譯、審校的人員本著高度負責的敬業精神,克服了種種困難,同心同德,耗時數年,完成了《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的翻譯工作。全部譯文完成後,主編王小紅女士認真對近200萬字的漢文譯稿進行了最後的通稿,盡力統一了文稿風格。經過編譯、審校的人員不懈努力,這一藏于深宮的秘檔終於得以面世,為從事清史研究的人們所廣泛應用,這是一件造福學術界的好事,筆者對他們的辛勤勞動深表敬意。

筆者在編輯該書的過程中,深切感受到此書的史料價值重大,在此鄭重推薦,期待治清史者能夠充分利用這部《譯編》,深化、細化對乾隆朝歷史的研究,開創清史研究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