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9日 星期六

記滿學家屈六生教授




  屈六生,男,河南洛阳人,1943年3月生。1966年畢業于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語文系滿文專業班。研究館員。曾任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主任、學術委員會常務副主任等職,并兼任北京滿學會副會長、中國民族譯協副主任等職。1998年獲國務院特殊津貼。“文革”中,曾在吉林省通化市中學任教。1975年北京故宮博物館遵照周恩來總理批示舉辦滿文干部培訓班,特準從北京、新疆、黑龍江等地應屆高中畢業生中選取20名學員,屈六生于1976年調到北京故宮博物院負責該班滿語語法和文選翻譯課教學工作。經過三年的精心培養,該班20名學員全部學成畢業留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為滿文檔案事業補充了一批生力軍、接班人。1987年至1988年,屈六生教授受國家民委古籍辦的委托主辦少數民族古籍干部培訓班,并在滿文班中講授滿文。1993年至1999年在北京民辦滿文書院擔任滿文教師 。為了方便教學,屈六生教授製作了《滿文教學錄像》和《滿文教學光盤》。1996年至1997年屈教授承擔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研究生滿文課程任務。2000年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開辦本科滿文文史班,學制四年,屈六生教授雖已屆退休之年,且體弱多病,仍應邀擔任滿文專業課教師,為培養滿文事業的接班人傾注了極大心血。

  除去正常的滿文教學任務外,屈六生教授還長期從事滿文檔案文獻的整理、翻譯和研究。

  我國清代曾由官方和民間學者編寫過一些滿文教材,如《十二字頭》、《清文啟蒙》、《清文指要》、《滿蒙漢三合教科書》等,但由于當時客觀條件所限,都未能用現代語法理論來分析解釋滿語結構及其特點。海外俄、德等國學者也編寫過一些滿文教材,但都過于簡略,而且往往存在以印歐語系的語法規律來套用滿文的不足。屈教授有感于滿文教學與研究方面的缺陷,早在1985年就與人合作編撰了《滿文語法教材》受到學術界的好評,榮獲北京滿學優秀著作成果獎。

  清代滿文檔案的翻譯工作始終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工作的重點之一,與滿文檔案整理工作并稱為滿文工作兩大支柱。這是一項艱巨的基礎工作,費時長,用功深。屈六生教授在1985年至1998年擔任滿文部主任期間,先後主持和參與了多項滿文檔案的翻譯工作。最早參與的有《清代中俄關系滿文檔案史料》、《清代地震史料》、《清代醫藥檔案》、《圓明園》等書的滿文部分的翻譯。隨後主持了《鄭氏家族和臺灣史料》、《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等大型項目的翻譯工作,為史學界提供了珍貴豐富翔實的第一手史料。1992年末,屈教授應邀到西藏自治區檔案館主持翻譯有關西藏與祖國關系的滿文檔案資料,後與藏、蒙文珍貴史料一起編輯成《西藏歷史檔案薈萃》一書,在國內外藏學界產生很大影響,榮獲國家級獎項。

  此外,為配合翻譯和教學工作,屈六生教授還進行了一系列學術研究,撰寫了大量有關滿文翻譯理論和教學方面的文章,如《我國歷史檔案的翻譯工作議》、《論清代的翻譯科考試》、《清代官方的滿文翻譯機構》、《論清代滿文公文翻譯的風格和特點》、《論清末八旗血糖的滿文教育》、《論清末新政中之旗學教育》等。

  20世紀80年代初屈教授與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合作編纂的《全國滿文圖書資料聯合目錄》,居六生為二主編之一,他親臨全國各大圖書館,歷時三年,經過多方查對比較方告完成。當時正值改革開放之初,圖書館缺乏滿文人員,各館的滿文圖書或成捆堆放,或與蒙文圖書混放,大多未經編目,此書的編纂,對于大多數圖書館編制滿文圖書細目,提供了很大幫助,近期由北京市民族古籍辦公室牽頭組織人員,開始編纂《北京市滿文古籍總目提要》一書,該書較《全國滿文圖書資料聯合目錄》又深入了一大步,增加了幾個著錄項目,特別是內容提要,參考和使用價值更大。北京民委古籍辦仍聘請屈六生教授為該書主編之一。爭取三四年內見諸成果,以饗學界。

 屈六生教授近30年來,為我國滿學事業作了不少基礎性的工作,他勤懇敬業、埋頭苦干、誨人不倦、獎掖后進,至今仍耕耘不輟。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楊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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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走進中央民族大學》
發佈時間:2013-06-03




  

2018年12月31日 星期一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近五年短論選粹





2018年即將結束,現將我過去5年在「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網站刊出
的短論共79篇,整理如下,以便讀者檢索:

2018
1. 滿文字典內沒有的字義:urembi
2. 溥儀的滿文水準
3. 滿文字典中沒有的字和詞:Xai Šen Wei
4. 我如何在4個月學懂滿語
5. 目前發現的康熙遺詔的總數
6. 康熙廢太子胤礽讀音再考
7. 滿文顏色字的讀音:白和綠
8. 美國的『東方想像』:『新清史』
9. 滿洲史言學刊 第3號

2017
10. 蒙古一詞再議
11. 滿文字典中沒有的字:si’tiyeriliyetiye
12. 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第4刷)
13. 滿文字典中沒有的字:kengkiyaken~genggiyeken
14. 滿文字典中沒有的字:Ewanggelinum
15. 西文近著與新清史
16. 懷念愛新覺羅 .瀛生老師 (1922─2013)
17. 《滿洲實錄》的蒙文對譯
18. 文化的「隔」:一輪紅日

2016
19. 王冬芳教授來訪
20. 歐立德就李勤璞對《乾隆帝》一書滿文翻譯批評的回應
21. 蒙古文《大藏經》
22. 入關前滿洲錢幣
23. 歐立德《乾隆帝》一書中所用滿文資料的對錯
24. 天子‧公民─末代皇帝溥儀
25. 滿蒙對音
26. 中國大陸偽文物何其多
27. 康熙廢太子胤礽讀音考
28. 俄國通古斯語辭典系列(3): 鄂溫克語
29. 愛新覺羅後代不懂滿語
30. 安遠廟啟示錄
31. 新清史再思: 大清、帝國、滿文
32. 俄國通古斯語辭典系列 (2):赫哲語
33. 論滿文數目字15
34. 《尼布楚條約》與中國第三屆「滿語班」
35. 中正大學 2015年 滿文班
36. 俄國通古斯語辭典系列:鄂倫春語
37. 「去穆麟德」轉向:穆麟德拼寫法與《無圈點檔子》
38. 康熙51年諭土爾扈特Ayuki阿玉奇汗敕書之滿文誤記
39. 滿語拾零:Norman 與滿文外字 c' (ts、ts')

2015
40. 滿語拾零:羽田亨《滿和辭典》的錯誤
41. 「新清史」的滿文拼寫法新嗎?
42. 「新清史」再思:大清是個帝國嗎?
43. 萬國來朝圖 (局部)
44. 滿漢文假誥命
45. 承德大成殿/門滿蒙文匾額
46. 《呼爾璊大捷圖》
47. 滿文字典裡沒有的字:danšuq和 toqtoxo
48. 荷蘭滿學研討會: 清語騎射
49. 滿文轉寫的連接號
50. 知己知彼:韓國網上有關台灣滿文教研報導
51. 康熙滿文遺詔新探:台己本
52. 伊蘭梭林端機、孫扎梭林端機
53. 懷念柯立夫老師
54. 清太祖御名考:努爾/尔哈赤乎? 努爾哈齊乎?
55. 滿文字典內沒有的詞:Amba Yeng Gurun
56. 再論穆麟德雙元音〈 ii〉 的拼寫法:腳韻的ii vs i
57. 滿文《三國志》的誤譯
58. 滿文字典內沒有的字:tooro 「桃」、 šeulegen 「稅」\
59. 滿文字典內沒有的字: niolmon「虹」

2014
60. 康熙遺詔有滿漢蒙三體本嗎?
61. 〈清代再思〉一文在中國大陸被刪掉的章節:清朝歷史與中國民族主義(1)
62. 鄂溫克博物館的假文物:「康熙詔書」
63. 河内良弘:《滿洲語辞典》
64. 新清史理論之盲點:大清即中國
65. 雍正沒有奪嫡新証
66. 滿文字典內沒有的詞:Dosi aqôi jui「無愛子」
67. 乾隆五十三年御製臺灣滿漢文碑的「碑石性」研究
68. 論穆麟德滿文雙元音〈ii〉的拼寫法
69. 哈佛大學滿文轉寫法的舊傳統
70. 滿文「御製剿滅台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碑文研究
71. 滿文字典內沒有的字:Anggeliya
72. 滿洲的「花果飄零」:台北的滿洲人
73. 滿文字典內沒有的詞:日至
74. 愛新覺羅.燾承藏清入關前滿洲銅錢
75. 滿洲的「花果飄零」:溥儀的侄女愛新覺羅文嘉
76. 清文篆字:俄藏鍾馗圖朱字官印印文
77. Saiin 清代讀音作[sain]
78. 穆麟德拼寫法的DZ:從日本經台灣到美國 的「舛誤旅行」
79. 滿語拾零:《滿洲實錄》中的標點符號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



2018年12月29日 星期六

滿文字典內沒有的字義:urembi

Urehe saiin morin=

煮熟了的好馬?



木蘭圍場Yongγan Mangqan詩 碑 


Yongγan Mangqan-i irgebun是乾隆描寫木蘭圍場內第一圍場的滿文詩,一共8行,全詩如下:
1. ujui xoiixan kemuni jase-de qanci bime
2. utxai der seme feniyen feniyen-i buqô feksirengge laqcaraqô.
3. ukume daxalara taiijisa juse omolo jalan ningge labdu
4. umai Xan gurun fon-i Hiyan Wang-ni gese qôlara ba aqô..
5. urehe saiin morin-be niolhumbufi.
6. uheri duiin buqô-be emu ikiri γôiixabi..
7. umesi injecukengge jurγan γôsai qooli.
8. urui ninju se tulike-be saqdaqa-de obumbi..

其中行5的 urehe, 滿文字典一般都解作「熟」, 如人技巧的熟練、食物的煮熟,但 urehe saiin morin 與上兩義都不合。

漢文有「生駒」一詞。所謂「生駒」,或言生馬,指的是沒有被馴服的三歲馬。按傳統,兩歲生駒不能上馬鞍,三歲便可以教駣加以馴服。《周禮·夏官·庾人》中便有「教駣攻駒」的記載。所謂駣,即三歲馬,駒即二歲馬。[1]由此推知,滿文urehe morin,相對於「生駒」,可譯作「熟馬」,而urehe即「馴服」之意。詩中行5的urehe saiin morin,原漢文對譯作「紫駿」,惟其中「馴服」之意不彰。


郎世寧《塞宴四事》圖所見騎生駒手套生駒


[1]鄭玄注引鄭司農曰:「馬三歲曰駣,二歲曰駒。」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   





2018年12月28日 星期五

Harvard MSG的最新消息


Harvard MSG網頁進入冬眠期多時,上月初且一度暫停開放,進入網站後即出現如下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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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重新開放。站內Saksaha 第1期後各期過刊,雖然可於其他網址下載(https://quod.lib.umich.edu/s/saksaha/13401746),尚未加入網站內。據聞,下任主編或改由歐麥高負責,承志下學期將至哈佛與歐立德合作研究,網站到時或會有一番新氣象。



2018年12月8日 星期六

溥儀的滿文水準




溥儀在《我的前半生》說自己的滿文不好,只懂得說ili(起立)一字,下面是他學習英文時所記的滿文對音。音聲不一定準確,如port字轉寫作post(按正字法,post的<t>應轉寫作<un>),但滿文字母還是寫得不錯,看得出來是經過正式訓練,下過苦工的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


2018年11月23日 星期五

歐立德:(《當我們談“帝國”時,我們談些什麼——話語、方法與概念考古》


20161022-23日第四屆思想與方法國際高端對話暨學術論壇在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舉辦,會議主題為變動的秩序,交錯的文明:歷史中國的內與外。在這次會議上,爭論多年的新清史爭論再起波瀾,代表人物歐立德教授與汪榮祖教授當面交鋒,就新清史主要觀點與漢化”“帝國等概念進行商榷,碰撞出激烈的思想火花,有助於進一步深化相關認識。為了促進學術爭鳴,全面呈現相關討論,《文藝批評》將歐立德、汪榮祖兩位學者的爭論(《當我們談帝國時,我們談些什麼——話語、方法與概念考古》、《中國概念何以成為問題——新清史及相關問題與歐立德教授商榷》)以及汪暉教授《帝國和帝國主義概念的區分十分重要》一文,連續刊出,以深化帝國話語概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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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維規教授邀請我參加本屆高階論壇的邀請函中,有下面這樣一段話:“朝代邊界的變動與更替,秩序的破壞與重建,文明的交錯與容受,無不對原有意識結構形成衝擊。在此意義上,內/外,中心/周邊,文明/野蠻,普遍/特殊等二元對立的自我認識範疇,都須回置到特定歷史過程中重新考量。只有通過這種知識考古,才能迴應現代中國認同焦慮的核心:什麼是中國?如何重做中國人?事實上,如此一脈相承的問題意識,已成為當代學術研究的核心議題之一。”這當然就對了。

自樑啟超和章炳麟到顧頡剛和傅斯年、范文瀾和錢穆,或目前的汪暉、秦暉或許紀霖,都在尋找對這兩個最基本的、最關鍵的問題的解釋:在一種民族國家的跨國秩序裡,什麼是“中國”? “中國”是什麼?然後,在一種充滿變化,連語言和認同都不穩定的現代世界裡,如何做中國人?如何塑成或重建現代中國人的認同?我們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時候所思考的問題,恐怕莫過於這些。在美國學術界也是如此。無論是費正清還是列文森,何炳棣還是餘英時、魏斐德,史景遷還是孔飛力,他們一直最關心的問題也是這些,就是要了解所謂“古代 中國”(或者說“傳統中國”“歷史中國”)與“現代中國”的關係,試圖解釋這個演變過程的來龍去脈,以及這個過程和當代中國的關係及其影響。

尤其是現在,清末以來富國強兵的夢想正在實現,中國在世界的地位越來越重要,這些問題越來越迫切。無論從政治還是經濟的角度來看,中國已經是個強國,而一個強國的歷史的意義與一般國家的不一樣。正如德國史學家巴托夫所說:“當一個強國以它的過去作為決定國策的參考點(或者有如此的姿態),那麼這個強國的過去(或者對過去的理解)就要在世界事務中扮演重要角色。”

話語

在思考這些基本又重要的問題時,學者們針對不同維度下的主題,選取的是不同的路徑。就像方維規教授提醒我們的那樣,“只有充分整合多學科領域的研究思路,才能更好地探索創造性的學術生產方式,理解‘中國’意識的歷史構成與現實張力”。但即便如此,問題也不會有最終答案,這不僅因為不同觀點與解釋勢必出現,更因為提出這些問題的語境在不斷變化,而我們嘗試談論這些問題的語言也在不斷發展。

光緒初年,漢語中沒有民族、國家、經濟學、文化和民主這樣的詞,十年或二十年前,也沒有諸如話語建構、語境、大資料和族群這樣的詞。這些詞彙和概念已經存在,假裝它們不存在是愚蠢的。即便它們對一代人來說是嶄新的,對下一代人而言, 它們就只是簡簡單單在那裡存在而已,很快就會變得好像不曾沒有過一樣,變成我們思維結構的一部分,變成我們學生的思維結構的一部分。在準備這次對話時,我特別關注語言,以及來自不同地域的學者們交流想法時,語言所帶來的問題。

我的演講是先用中文寫好,還是先用英文寫,然後請人幫我翻譯比較好呢?請誰來翻譯呢?翻譯之後怎麼能準確表述我將要說的是我想說的?特別在中文和英文間,這是個很大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們通常不太關注,卻和這次論壇的主題——“思想與方法”直接有關,正是對此的共同興趣讓我們今天共濟一堂。在這裡我想舉個例 子。我猜想,主辦者之所以邀請我參加這次討論,是相信並期待我們能夠彼此交流,我的參與或多或少意味著給大家帶來一些“麻煩”,但這種交流是可能的,而這些“麻煩”也值得,至少我們希望如此。


之所以會有點“麻煩”,一是因為我的語言限制:如果我說英語,我的話得不到理解的可能性變大,而如果我說漢語,那我的話被誤解的可能性變大;二是因為,漢語不是我的母語,我被迫一直在考慮翻譯問題、意思的易變、詞語狡猾的天性。所以,我在寫稿的時候,一直在想這些東西會變成怎樣的漢語,又會被怎樣理解,這讓整個寫作進度變得緩慢。

讓我再就這個問題說得更明確一些。在座的各位大概都聽過一個說法:“中國學者”擅長材料,“西方學者”擅長理論。這一觀察通常伴隨著另外一個觀點,即認為“西方理論”雖然很好,但用它們來討論中國歷史會產生許多問題:因為它們來自不同的經驗,所以西方人在他們的著作中使用的概念和觀點不適閤中國。這種說法中,“中國”歷史被看做是獨特的,只有通過“中國”概念和“中國”理論才能被理解和解釋。西方的概念與之有著根本上的“隔膜”——或許有一定參考價值,但也只是被用於論證中國經驗的獨一無二罷了——西方理論的“不同”被 看作徹底又本質的。

我想簡短地指出這種立場的兩個問題。第一,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馬克思、列寧的理論不可能在中國找到空間。眾所周知,這一理論完全來自西方的歷史經驗。然而我們也都知道,在近一個世紀中,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中國知識分子那裡找到了富饒的土壤,持續對政治和學術話語產生重要影響。如果說來自西方的理論同理解和分析中國現實之間的不協調是內在的,這種說法無疑忽視了長期以來大量關於中國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言說和書寫。我們或許不能全盤接受這些討論,或許會質疑這些概念的運用方式,但卻不能堅稱它沒有幫助我們以更廣闊的視角看待中國社會中的歷史推動力。

第二,如果用“中國”理論,意味著只能使用漢語中“土生土長”的詞彙和概念,那麼我們能說的東西實在太少了。即使不討論1700年前佛教進入中國時對漢語產生的巨大影響,過去一個世紀中漢語和日語、德語、英語、俄語間的互動,已意味著中國學者今天使用的語言充斥著“外來的”內容。就像一位年輕學者最近寫的那樣:“由於我們現代的知識體系源於西方,目前我們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似乎也只能在西方的概念框架中獲得自我表述,原先只是作為一種他者的西方文化,如今在全球化時代之下,無論我們願意與否,已經成為文化本身,成為我們的當代歷史與現代經驗的組成部分,從而當代中國的問題也變成完全是整個現代性文化自身的內部問題。我們無法跳出世界(歷史)的語境討論中國,更無法在西方之外建構出一個自給自足的中國。”

既然任何人都不能逃脫“語言的牢籠”,那麼我們能做的,就是去了解它的限制,即使我們在使勁反抗它。實際上,這意味著非常仔細地思索語言和意義,包括那些難以定義的詞,比如“中國”。

我們聚集在這裡,部分是為提出“什麼是中國” 這個問題。將一些包括“漢語”在內的範疇看成理所當然,而不設法質疑與研究,違背了我們的初衷,使任務變得難以達成。因此,至少為了對話,讓我們懸置西方學者“擅長理論”和歐洲(或美國、俄羅斯、巴西)經驗與中國無關的觀點,轉而看到它們間可能的關聯——如果我們能仔細地定義術語,確立將這些概念引入思考的前提條件。

這又把我們帶回我開頭時引用的方維規教授的話,其中一個表述強調了知識考古的重要。這一實踐,在德語中被尊稱為“Begriffsgeschichte”,中文譯為“概念史”,這是我們作為學者應該參與的實踐。 我們中大部分人都不能改變這些詞彙在日常語境中的使用,但改變我們自己對它們的理解和使用卻是可以做到的。畢竟,社會對我們的期待,是探尋真理,縝密地調查我們面臨的問題,冷靜地思考那些令我們分歧、絆住我們思考的二元結構。這也是我們對彼此的期待,正是這種期待將有著不同文化、機構 和個人背景的我們在國際學術界中聚合一處。

方維規教授已經為我們列舉了幾組二分——內/外,中心/ 周邊,文明/野蠻,普遍/特殊——我相信每個人都能列舉更多。我不瞭解你們課堂上的情況,但在我的課堂 上,二元結構正不斷遭到挑戰和拆解,我們通常稱之 為“假二分(false binaries)”或“錯誤的二元論(false dichotomies)”;它們所設定的選擇,最終都被證明不全 是黑與白,而總有著深淺不同的灰色地帶。二元論不是我們的朋友,它不可避免地將事情簡單化,而歷史學家感興趣的恰恰是複雜性和細微差別。但二元論作為反面典型倒是很有用,幫助我們聚焦那些更有趣的問題,讓我們知道有趣的問題不會出現在一個“不是/就是”的非黑即白的框架下,而是“到什麼程度”“以怎樣的方式”“在什麼情況下”。


方法

在前面我討論了話語帶來的挑戰,現在讓我把話題轉向眼下更大的問題——“中國”觀念的演變。 這一觀念如何發展到現在所具有的意思?外來動力在其演變過程中起了怎樣的作用,與內在因素在不斷變化的文化和政治中又有怎樣的互動?葛兆光教授最近提示我們,中國概念從最初就與地理上的相對位置密切相關,與他者的感知在某種程度上密切相關,或者說是外部的。正如他在自己的傑作中勾勒的那樣,中國一詞擁有十分悠久的歷史,關於什麼是“內”什麼又是“外”,這樣的爭論永遠不會結束。

這提醒了我一個非常基本而困難的問題:如何 在“內”與“外”之間劃界限?我們怎麼區分二者?很明顯,這些術語是相對的,從邏輯上說,一方的存在只是相對於另一方而言的。任何區分“內”與“外”的 嘗試,都不可避免地取決於人所處的位置,因此,想要提供一個所有時代和所有地方都通用的絕對區分只能是無用功。葛兆光教授在他的書中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內”和“外”互相轉換思考的方法。

這裡我想提一個稍微不同的觀點,它不關乎“外”在“內”的形成過程中的重要性,而是關於這樣一個事實:我們永遠不會就“內”和“外”的界限在哪裡達成一致。簡單來說,一個人的“內”總是另一個人的“外”。

我是通過一些對拙著的批評意識到這點的。在我的書中,我沒有將清朝描述為“明代的重溫”,而是將它穿過長城、佔領整個國家的過程看作一場“征服”。“無稽之談!”有些人這麼說,“清朝模仿了明朝。滿族一直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怎麼能把他們獲得政治主導地位的過程看作外人接管”?我想,這一反應的深層原因,是對過去某套敘事的完整性甚至神聖性的堅定信念,這套敘事將清朝看作中國漫長朝代更迭中的最後一個,拒絕接受將清朝歸入其他任何敘事。

比如說北方民族統治中國的敘事,邊疆民族佔據中心大城市的敘事,遊牧民族統治農耕民族的敘事,或者少數民族統治的敘事——不論是在中國語境還是在世界歷史的語境下。而對元朝不是“中國”或不只是“中國”的主張,許多人也給出了同樣的迴應——儘管很顯然,對於任何蒙古人來說,元中國都只是更大的蒙古帝國的一部分。

我能理解,熟悉的敘事讓人舒服。它們有著我們已經“知道”的東西,代表某種確定性,是身份的試金石。但是我們需要在這裡停下,思考我們作為學者和歷史學家的身份。德國曆史學家魯道夫(Hermann Rudolph)有一段話:“莫非史學就應指引方向,喚醒自豪感和自我意識,使之成為‘認同’與‘國族共識’的起點?還是它的任務更應是動搖慣例,懷疑俗套,從而使我們對未來的想像更為清晰呢?”在這一點上,我必須同意魯道夫的觀點,堅持認為歷史學家的任務在於質疑並重新檢驗給定的敘事。在我看來,有歷史證據顯示,不同地域都有長期的暴力反滿運動,而漢人普遍瞧不起滿人,認為他們低人一等,與自己沒什麼共同之處。考慮到這些,我們很難認為清的強制統治不是一場征服,一場在中國大多數人眼中的“外來”侵略。

毫無疑問,關於這些問題會有持續不斷的爭論。在我們的中國同行中,很少會有人改變他們使用的語言,談論英語中所說的“清的征服(the Qing conquest)”。有人堅持認為,如果在17世紀中期有任何反滿情緒,那實際上都是政治性的,是為表達對明朝的忠誠,而沒有任何種族色彩。他們會說,所有對滿人的貶低和攻擊都基於手足情深和共同的身份認同;而像《大義覺迷錄》這樣的史料,證明了滿人是多麼的“中國人”。但他們沒有停下來思索一下,如果滿人真是如此“中國人”,那雍正為何從一開始就殫精竭慮,試圖通過寫作和出版這本書向世人證明這件事呢?


歷史學家用今日的國家和民族範疇回望過去,將本來流動變化著的區分看做一成不變的,只要這種風氣繼續存在,那麼關於內和外的分歧還將延續。只有當我們達成一致,看到將現代的現實和感性投射到過去是一種方法論上的錯誤,討論才能富有成效。與此同時,上一輩學者如蕭一山、錢穆等人定下了一套國族敘事,人們因而批評那些膽敢質疑是什麼;最近有關文明交錯的辯論中湧現的激烈言辭和決然分歧的意見,也都源自這一問題。在這裡,我們發現一大批學者仍執著於傳統而理想的單向文化變遷觀念。

我擔心我們在設定話語界限問題上的共同失敗,在意見分歧之前就已帶來誤解;極少有參與討論的人說明他們理解的漢化是什麼,人們甚至不能判斷他們同意誰、不同意誰。同時,好像很長時間之後,在中國討論文化互滲過程時,才能脫離中國例外論。在這裡我們也看到,語言的使用是如何把問題孤立化,而不是使我們以更寬闊的視角討論中國狀況。如果中國的史學家只想談論漢化,那麼其他人,比如一個研究諾曼王朝時期英國的學者,或者一個研究莫臥兒帝國時期印度的學者,該如何參與對話?有誰關心他們能否參與對話嗎?我們中國學學人是否只有和同領域的人說話才感到開心?

這些問題讓我們從另外一個意義上思考,內/外的二分是怎樣為理解、書寫和想象中國歷史帶來挑戰的,也就是說,中國被看作在世界歷史潮流之內還是之外?令人驚訝的是,在清朝外交關係的相關著作外,如今依然很難找到一本中文的中國史著作,至少是清史著作,涉及同時段在世界其他角落發生的任何事,或任何與書中討論的相似的現象,不管是稅收、軍事財政還是家庭經濟。

我想,我在這裡談論的並不是歷史中國的“內”與“外”,而是中國史學的“內”與“外”。我的看法或許有問題,但我認為二者是相關的:至少在過去一百年裡,更有可能是更長一段時間內,歷史中國和中國史學纏結在一起,這正是我們這裡所討論的“變動的秩序”和“交錯的文明”的重要部分。這不是我發言的重點,我提到這個是因為,如果我們對於歷史中國的理解不是作為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它將毫無意義;甚至,歷史中國自身構建了一個話語體制,它自身就是歷史實踐的產物。因此,留心用本土語言寫就的本國著述而外,作為歷史學家多大程度上關心國外用外語寫就的著作,將會深刻地塑造我們對“中國”的理解,影響它的話語位置。

中國第一代現代學者沒有忘記這一點,他們幾乎都在國外深造過,這也是蔣廷黻在清華大學建立中國第一個歷史系的關鍵所在。我想,對於正在顯露崢嶸的當代許多學者和他們的老師來說也是同樣情形。但我仍然要再說一遍,要是強迫自己仔細思考這一命題,就會像我一樣發現,一箇中國的中國史學家同過去的關係,與一個不在這裡出生的中國史學家並不一樣。這個觀察同樣適用於那些非漢族史學家,也就是滿族、蒙古族或其他一些少數民族的中國史學家,他們和過去的關係也互不相同。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的,但也只是有限的程度上。

過去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異邦。偶然的出生地,並不意味著一個或另一個群體的特殊性,不意味著他們擁有接近真相的特權。我想,我們不會說一箇中國的物理學家同相對論或者熱力學第二定律的關係,與一個俄羅斯或日本的物理學家有任何差別。差別在何處?我的猜測是,差別在我們和語言的關係上,比起數學等式,我們賴以工作的語言這一中介,更多地受到文化的影響,會產生屈折變化。

原諒我再回到最開始那個話題——對語言的批判態度和話語考古的展開。我想以此接著談論另一個縈繞我們心頭的名詞,那就是empire,或者說“帝國”。

概念考古

我猜,我們中許多人都將傳統中國看作一個帝國。幾年前,我開始懷疑這個老習慣,在《讀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短文,問了一個簡單的問題:“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嚴格說,這不是一篇學術文章,但它確實提出了一系列我至今仍在思索的問題。19世紀末以前,中國文化階層的詞彙中並沒有“empire”或“帝國”這樣的詞,考慮到這點,我們如何證明用這一觀念與相關術語去討論20世紀前的中國是合理的?

帝國這個詞來自何處?它什麼時候被用來描述中國的政治秩序?為什麼?為什麼是在那個時候?我們可以用這個詞來討論“中國”嗎?這個觀念可被用來討論清朝嗎?簡單說就是,“帝國”在研究歷史中國的語境中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們在漢語中又是怎樣談論它的?

當我開始研究這些問題時,我發現很少有人駐足思考它們。我們這些外國人大部分都認為,1911年前統治中國的人被稱為“帝”,“帝”又自動被翻譯為英語的“emperor”,1911年前中國的政治制度因而就被稱做“帝國的(imperial)”。許多中國學者,也都沿著這條思路談論帝國,並沒有太多思考。因此,目前把中國當作“帝國”的想法,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知識實踐的副產品,主要都認為“帝”和“emperor”意思差不多,是個比“king”或者“王”更高的級別。

但依我看,漢語中缺乏對“帝國”作為一個政治型別的全面理論思考,因此不能解釋為什麼應該把清朝或者其它類似的、基於中國的國家,視為“帝國”。現在,諸 如“帝”“皇帝”“天子”等術語的存在顯然沒問題。但是,如果我們假設這些詞語能和其他語言中的詞語直接等同,比如認為“帝”“皇帝”“天子”和“emperor” 這個詞相同,或者認為“天下”是“empire”,就很容易帶來問題。不是說把傳統中國(或“歷史中國”)當作 一個帝國的想法沒有任何根據,重要的是討論“帝國”和究竟什麼是帝國。

畢竟,詞語十分重要,概念也一樣。如果歷史中國是一個帝國,有人或許會問,歷史中國在何種意義上是一個帝國?我們是否可以用“帝國主義(imperialism)”來形容那些政策和措施?如果不可以,為什麼?此外,如果想要比較中國歷史上的歷代朝代,或者將其和世界歷史中其他相似的國家相比較,確立帝國的意義也是重要的。

其實,中國被當作“帝國”的過程漫長而複雜,可以被分割成三次話語的轉移,一次在17世紀,一次在19世紀,一次在21世紀。我在其他地方曾簡短地談過頭兩次,讓我先從它們講起。

17世紀中期,西方人初次達成一致,認為中國是帝國而非王國。那些年極富戲劇性的政治事件,以及empire的意思在歐洲現代的變化,都與這一話語轉移有關。我們知道,比如說,清的征服的本質,喚醒了歐洲人自身關於帝國的歷史觀念。舉例說,1666 年出版的《荷使初訪中國記》(Die Gesandtschaft der Ost-Indischen Gesellschaft)中,諾伊霍夫(Johann Neuhof, 1618-1672)記錄了荷蘭使者訪清,向讀者展現了他所看到的破壞,認為韃靼人的凶狠沒有任何征服者能比得上:“古希臘人和傲慢的羅馬人讓世界上那麼多地方臣服於自己腳下,也從沒有像心狠手辣的韃靼人一樣,用如此殘忍的手段傷害他們的手下敗將,用難以忍受的痛苦讓他們垂下眼睛。”此外,中國和韃靼在同一個強大的當政者的統治下聯合起來,也讓他們把大清國看作帝國。強調王國與聯合王國——沿著埃利奧特(J.H.Elliott)所說的“複合君主制(composite monarchies)”的思路——提示我們, 是什麼特徵讓歐洲人認為中國是“帝國”的。



  荷使初訪中國記


故事的第二部分展開於19世紀,“帝國”這個現代詞彙被發明。像之前提到的那樣,在此之前,漢語中沒有任何一個和“empire”準確等同的詞彙。一般認為,像許多科學或者社會科學術語來自日語一樣,帝國這個詞來自日語的帝國(teikoku),在19世紀90年代由中國留學生引入。然而,我們在中文文獻中發現,“帝國”一詞在19世紀更早的時候就被偶爾使用,遠遠早於中國學生出現在東京。對“帝國”一詞的最早使用可以追溯到1820年的一期《察世俗每月統計傳》,蘇格蘭使者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寫了一篇題為《論亞非利加列國》的文章。馬禮遜用如下方式解釋了世界諸國間的等級秩序:“亞非利加之分、有侯國、有王國、有帝國、又有多小國未有一定的朝政者。”據我有限的瞭解,這是英語“empire”一詞在漢語中第一次用“帝國”這種方式表達——我們有充足的理由確信馬禮遜沒有從日語中借用這個詞。

下一次使用“帝國”一詞,是在30年後的《夷氛紀略》中,這是清朝官員樑廷枏為敘述鴉片戰爭所寫的文字,其中,他提供了一個對歐洲政治主權不同結構的簡短觀察:“竊思歐羅巴洲各國,即大國小邦帝國王邦,無分統屬。”這似乎是中國人最早在 “empire”的意味上使用“帝國”一詞。19世紀80年代,在清朝外交官員黃遵憲的與日本相關的文章中,我們再一次看見了這個詞。同時期,另一名清朝外交官員在他的歐遊隨筆中這樣描述奧匈帝國的結構:“奧君系王而兼帝者也。帝國曰奧。王國曰翁搿阿一名。”

這一證據顯示,用“帝國”一詞翻譯“empire”要早於中國學生赴日,這是西方和中國的翻譯者與外交官員共同努力的結果,為了能夠用一個詞向中國讀者解釋歷史和當下的世界政治結構。

然而這仍未說明“帝國”一詞何時被用於中國自身。“帝國”變為描述清朝的術語,關鍵在中日甲午戰爭後的馬關條約。在這份檔案的中文和日文版中,清政府被稱做“the Great Qing empire”或者“大清帝國”——這是“帝國”一詞第一次被用於描述中國的朝代。馬關條約後的數月間,許多作者和思想家,包括樑啟超主編的《時務報》上的撰文者,都接受了清是一個“帝國”的說法。在官方語言中,在義和團起義之後的話語中,這一術語被正常化,中國官員和文人(比如張之洞 、端方)也會用這一表述書寫清帝國。滿族統治者和漢族文人將國際上認為中國是帝國的觀念不斷內化,1908年的憲法草案中,有“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的字樣,這可被視為這一內化過程的完成。

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關於中國-帝國的話語轉移,距今大約只有十年。如果我們在過去100年間中文書籍的標題中檢索“帝國”這個關鍵詞,會發現到20世紀90年代末,幾乎所有“帝國”都出現在“帝國主義”這個用語中,明確是指19世紀和20世紀那些外國勢力在中國的活動。然而過去的15年間,有成百上千的文章和書籍在中國出現,在這些書裡20世紀前的中國——秦、漢、隋、唐、宋、元、明、清被稱為“帝國”。也就是說,關於帝國主義的書籍落伍了,關於帝國的書流行起來。一個很好的例子是2005年的暢銷書,易中天教授所著的《帝國的終結》,這本書將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20世紀的歷史放在一箇中央集權趨勢不斷加強的漫長敘事中,作者認為中央集權是帝國體系的標誌。汪榮祖教授幾年前也出版了一本題為《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的著作,在這本書中,大清國被平實地描述為一個帝國。

這種對於“empire/帝國”的新用法很奇妙。我覺得這種用法如果能開啟比較的可能性,從某種意義上說也算前景光明。我相信,我們史學家的工作可以借深思熟慮又細緻周到的比較得到改善。甚至可以說,史學家的工作,只有通過深思熟慮又細緻周到的比較才得以推進。儘管我們所做的只是比較明和清,或者乾隆早年和乾隆晚年,我們一樣是在進行比較研究。當然,我不否認任何具體案例中,社會、經濟和政治組織之表達的特殊性,但我相信,將這些表達還原為純粹的型別或獨一無二的本質——不論是文化的、人種的、種族的或地理的——都犯了嚴重錯誤。那些認為中國的歷史或其他任何民族的歷史,因為太特殊所以不能和世界上數千年來無數其他民族的經驗放在一起研究的看法,我不能接受。

現在,許多中國史學家都能接受“帝國”這個詞, 但卻反對把基於中國的王朝看作“帝國主義”,因為這全然違背了他們認為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受害者而非帝國主義代理人的常識。他們認為,將“帝國主義”甚至“帝國”這樣的詞用於中國,是不加思考地轉換來自西方經驗的概念,特別是現代工業化的早期經驗和資本主義的早期經驗;在他們眼裡,這和中國自身的歷史發展毫無關係。我必須說,他們這麼說有他們的道理,這也是我的一些同行傾向於“帝制”而非“帝國”的原因,但這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因為所有這些最後都會回到“帝國”一詞上。所以,我希望展現其他思考帝國的方法,它能解決問題,並讓我們將中國問題帶入一個更大的“什麼是和什麼不是帝國”的討論中。

總的來說,過去幾年裡出現了歷史研究領域中“帝國的轉向”,它平行於其他一些(不僅是史學)研究領域的重大轉向,如語言轉向、性別轉向、後現代轉向、民族轉向,等等。為什麼開始關注帝國?我不想詳細解釋這個轉向為何現在出現,但我會指出為這一新的研究方向鋪路的兩個重大事件。

我認為,第一個主要動力可以追溯到蘇聯解體,許多新的民族國家在上世紀90 年代創立(或重建),這讓人重新意識到帝國在世界上許多地方投下的長長的陰影。類似的還有南斯拉夫的失敗,而它本身就是哈布斯堡帝國崩潰的產物;還有中東的衝突——奧斯曼、英國、法國和美國的帝國利益在這裡像慢動作的車禍般發生碰撞——這些都吸引歷史學家從根源上研究這些狀況的原因。

新帝國史崛起的第二大推動力是“9·11”事件的後遺症,美國武裝力量首先幹預了阿富汗,然後是伊拉克,許多人將這視為帝國主義政策的體現。特別是在美國,這種突然而非常不正當地、赤裸裸地使用軍事力量的行為,引起許多學者重新反思他們以為“帝國時代”只存在於過去的假設;與此相反,我們似乎正生活在其中。對帝國的研究,是許多學者試圖弄懂自己國家政府行為的一種方式。

帝國轉向的一個結果,是認識到國家和帝國的歷史在很多方面交織在一起:帝國不再被看作與國族締造過程遙遠而無關的歷史,而是被重新解釋為國族故事的一部分——這意味著,國族故事其實並不像原本以為的那樣“國族”。最值得一提的是英國史學界的這種趨勢,那些習慣於舊式敘事的人並不總能同意新帝國史引入的一些複雜問題:在舊式敘述中,不列顛群島的英國性(Britishness)被視為完全本土的,而最近研究顯示,英國性是英國多個世紀以來帝國經驗的產物。

帝國轉向的另一個結果,是質疑當代全球化是否真的沒有先例,現代世界與其說和帝國保持距離,不如說實際上是帝國的延續。換句話說,從前的觀點是,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的轉型是 一個單向過程,兩種政治結構彰明較著,而現在這一觀點有所改變。至少,“帝國”已經被救出歷史的垃圾箱,重新獲得社會科學中的重要地位;30 年前的“帝國”是一句髒話,而現在它重又出現在學術研究中,是分析時一個頗為有用的術語。

有一篇文章回顧了這方面的一些研究:“‘帝國的轉向’一般被定義為從國別史或國族史的研究轉向帝國研究,從而使設定在帝國和國家之間的領土、文化和政治界限複雜化。‘新’帝國史本身作為修訂的‘舊’帝國史,更側重於文化、性別和種族,而不是高階政治、經濟或軍事擴張。”從這一點延展開說,帝國的轉向與先前的研究在兩點上有所不同。首先,它以政治結構而不是經濟形式的角度研究帝國;換一種說法,它更感興趣的是主權和文化,而不是資源及其獲取。在這個意義上,它明顯依託於同後殖民主義研究密切相關的一些先行研究:它不否認經濟的重要性(或唯物主義立場),然而更感興趣的是帝國內部的心態和結構的構成,甚至到真正的帝國消失後,這些方面依然繼續影響著形勢變化。

其次,與以往對帝國的研究相比,帝國轉向具有更明確的比較特徵,試圖發現被稱為“帝國形態”的存在背後的相似性,我們也可以打上“帝國體系”這 一標籤。這對那些查考過去不同形式的政治組織的人來說非常有用,其中就包括我們這些從事中國研究的人。

與帝國轉向相關的思考和著作,雖然大部分集中在包括俄羅斯在內的歐美地區,但仍有相當一部分注意力放在亞洲、非洲和美洲的其他帝國形態。因此,作為一個整體,這類研究並非人們想象中的以歐洲為中心,而實際上是全球性的,是要將之納入嶄新的全球史;在這種歷史敘事中,關係網的建造,人口、觀念、影象和貨物的流動都得到認真的研究,而它本身“越來越受到的影響,正是我們的迫切需求,即從地域角度瞭解並歷史地看待我們自身的全球化處境”:“新的全球史/帝國史所設定的去中心的敘事中,沒有任何單一的推動力,而是多樣的、難以操控的系統、流程、想象以及偶然事件的發生,推動不同國家、帝國、共同體及其成員,向著不同的方向行進。

新近這種重寫世界史的隱含動機,就是賦予全球經濟和共同體中的人以行動力、主體性和歷史意識,從根本上動搖史學傳統中的諸多二元定式,諸如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宗主國與殖民地,核心與周邊,還有——也許最重要的——歐洲和非歐洲的二元對立。”從這裡,我們可以開始確定新帝國史與中國史研究——不僅是清史研究——究竟有什麼聯絡。首先,帝國轉向為批判性思考帝國結構提供了工具,這就為一個問題提供了答案。我們的問題是: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拋開帝國是否等於“empire”的棘手問題,轉而聚焦於形式、標誌,以及帝國的形成所產生的影響,我們可以比較客觀地評估特 定歷史狀態或時期。具體地說,當我們談論帝國的時候,我們在談些什麼?

我們或許可以從最基本的方面著手,也就是帝國形態和國族形態的區別:國族取決於對同一性和同質性的假設,帝國則基於差異性和異質性的假設。也就是說,帝國給人的預期,是同一整體中有著諸多民族、地貌、語言和信仰。帝國廣闊而不均衡,有等級、不對等的建制和擴張;帝國與帝國也並不全都相同。在這些方面,帝國和國族非常不同。當然,實踐中的國族也可能不是完全同質的,但在理論上或在同質化過程中如此。這是民族國家背後的整體觀念——民族和國家、人民和國家是一致的。而這明顯不是帝國背後的觀念:帝國包含而不是調和差異。

瞭解帝國的基本性質後,一些共同的特徵往往見之於所有帝國的結構:不僅包括遼闊的疆域和差別很大的人口,帝國還有制度和其他方面的諸多相似之處——庫珀(Frederick Cooper)和伯班克(Jane Bur- bank)稱之為“統治套路(repertoires of rule)”——包括歷史合法性和政治權威的多種來源,多種法律系統,多種管理系統;由原住人口和職業軍人產生的雙重文化;有活力但衝突不斷的邊疆,帝國與帝國在這裡交鋒,競爭帶來意識形態的挑戰和技術的變化。有了這些知識,我們就可以回望和研究過去不同的國家,評估其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這些型別;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探索重新發明、新增和改變帝國型別的途徑。不用說,這不是機械工作,而必須深思和謹慎。

帝國轉向與我們這些中國史研究者相關的另一個原因,是它讓過去與現在對話,以史為鑑。正如我提到的,西方學術界的帝國轉向源於一種認識,即帝國經驗並不單純是遙遠的記憶,它實實在在地在當代事務中持續發揮作用。聯邦解體、政府崩潰、戰爭爆發、侵略上演——現有的關於現代民族國家的理論,不能恰當地解釋其中任何一個現象。對我們許多人來說,世界發生了太多意想不到的變化,學者們被迫尋找其他解釋;對於史學家來說,這意味著質疑我們將“帝國”拋在身後的信念。事實上,只要我們留心,它似乎無所不在——我們說的語言、吃的食物、穿的衣服、聽的音樂、我們的娛樂——帝國無處不在。

因此,我們更應仔細思考帝國的含義,帝國文化對中國現在和未來的遺產,以及意義製造過程中“內”與“外”的關聯。


結 論

“當我們談‘帝國’時,我們談些什麼?”我希望關於西方史學中“帝國轉向”的簡短討論,對於介紹一種新的思考“帝國”的方式是有益的——不再將其看做一種純粹的經濟剝削形式,而是對一種政治肌體的思考。這種方式能很好地描述清朝這樣的國家的結構,使我們能夠把清朝與其他帝國形態放在一起,比較異同。我的信念是,能夠進行這樣的討論,將進一步弱化“內”和“外”在過去幾百年間穩步減少的差異,就像最開始是歐洲人、後來中國人自己也將清和“中國”看作一個帝國。這在豐富中國史研究的同時,對全球史亦有貢獻。

同時,我還試圖強調話語和方法的重要性,因為我相信,如果我們要進入這樣的討論,那麼釐清語言和語境的分歧是至關重要的,這能影響我們對眼前面臨的問題的清晰認識。在我看來,圍繞新清史的爭議中,很多並不是如何看待事實的分歧(儘管這種分歧存在),而是潛在的話語差異。為使觀點的交流更富有成效,雙方討論的術語要有參照框架,這是基本而重要的。對於我們學者而言,要想能夠獲得理解,不僅需要仔細地考慮史料,還需要考慮概念和語言;它要求我們在嘗試準確地翻譯我們的想法和使用恰當的術語時,很實在地應對挑戰。

在我看來,除了少數例外,我們基本上都跳過了翻譯問題,而只是在某種程度上把它看做知識交換附帶的“技術”問題。然而,從我與學生和同事多年的工作中,我相信翻譯行為本身構成了學術交流的過程。以這樣的方式來為翻譯正名,是認識到它像橋樑般連線“內”和“外”的第一步。




(本文發表於《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6期)


汪榮祖:“中國”概念何以成為問題 ——就“新清史”及相關問題與歐立德教授商榷







“中國”概念何以成為問題——就“新清史”及相關問題與歐立德教授商榷


汪榮祖



1  “中國”何以成為問題
歐立德教授在北京師範大學舉辦的第四屆“思想與方法”高端論壇上提到“什麼是中國,中國是什麼”。我對這個問題有點意外,因為中國現代學者研究中國,從梁啟超開始,超過一個世紀;在美國費正清開始帶領研究中國,也超過半個多世紀,各自研究中國的方方面面,並沒有認為“中國”概念是一個問題。

歐立德教授(簡稱歐教授,下同)提到的現代中國學者,從梁啟超、章太炎、顧頡剛、傅斯年、範文瀾和錢穆等人的著作中,我也看不出他們在“尋找”什麼是“中國”、“中國”是什麼,並沒有認為這是問題,因為他們視為當然,中國就是中國。現在國外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葛兆光教授覺得問題嚴重,出版了《宅茲中國》這本論文集,想講清楚、說明白。其實從文獻看,漢高祖劉邦建立漢朝,自稱是中國,到清朝的康熙皇帝在其滿文遺詔裏,也自稱是中國的皇帝。中國的歷代皇帝應該很清楚知道什麼是中國。


為何會提出“什麼是中國”?而沒有人會去追究 “什麼是美國”呢?中國的疆域是經過兩三千年的演變而形成的,而美國只經過二三百年就從十三州發展到今天橫跨兩洋的國土。時間上雖然差別甚大,但這兩個國家的地理或空間,同樣在改變。中國疆域演變的時間很長,所以葛兆光教授講中國歷史疆域起伏較多。歐教授要談“何處才是中國(the proper limits of China)”,這是在談歷史疆域。各國都存在歷史上疆域的演變。所以我們研究歷史就是要把演變到今天的過程說明清楚,這是個歷史變遷的問題。

“什麼是中國”之所以會成為問題,另一主因是西方人,不僅僅是歐教授,一直堅持把中國人等同漢人,他們心目中的“Chinese”,就是漢人,所以滿人、藏人、維吾爾人都不是 Chinese。但是中國和美國一樣是多民族國家,而中國成為多民族的國家並不是近現代的事,自古以來在中國的疆域內,經常存在多民族的交涉、交戰、交融的過程,如史家陳寅恪筆下胡人的漢化與漢人的胡化。事實上,今日所謂的漢人,已是多民族融合後的產物,而非一種血緣。誠如葛兆光教授提到,現代的民族國家大都不是單一民族的國家,即使日本也有少數民族。但歐教授堅持滿人不是中國人,在他英文版《乾隆傳》裏,直白地說“乾隆是一個非中國人的中國皇帝(Qianlong is a non-Chinese ruler of China)”。然而在中文版裏卻悄悄改為乾隆不是中國的漢人皇帝,瞞過了中文讀者。

歐教授說乾隆不是中國人,但甘德星的研究指出:乾隆平定臺灣的林爽文後,曾立滿漢文十碑,漢文碑出自御筆,而滿文碑譯自漢文,頗多錯誤,顯非原本,更非御筆,更進而證明乾隆是一極為漢化的中國皇帝,其立碑之舉已反映其中國大一統思維,以“碑石性”彰顯政治意涵。甘氏就實地實物,將滿漢文並列,極有力反駁了乾隆非中國皇帝之謬說。

歐教授既然不把滿人視為中國人,所以滿清入關就是征服了中國,成了洋人喜說的“征服朝代(conquest dynasty)”。用“征服”未嘗不可,滿清入關當然征服了當時的明朝,中國歷史上各個朝代,很少有不用軍事征服而成事的。但是歐教授心目中的征服是外國人征服中國,就像現代強權征服另外一個國家,將之併吞。這是比擬不倫。歷史事實是:清兵入關是要跟明朝爭中國之天下。所有中國少數民族入主中國以後,都是在爭中國之天下,以統治中國。

我在點評歐教授的發言時,即當面指出滿人和“滿洲”這塊地方對關內而言,並不陌生,不能視為域外,說不上是所謂的“異域(alien)”,因關內、外有悠久而密切的關係。按照史實,“滿洲”的族類叫女真,女真族類,計有百餘,主要有三:(一)建州女真;(二)海西女真;(三)野人女真。又有生女真與熟女真之分,熟女真幾已漢化。“滿洲”的發祥地主要是建州,建州到清朝成為興京,也是愛新覺羅氏祖先發跡之地。

再從歷史來看,據《史記·匈奴列傳》的記載,燕國將領秦開曾經擊破東胡,設置了遼東和遼西兩郡,遼東延伸到了朝鮮,遼西就是今天的錦州一帶。漢武帝也設立了樂浪郡,就是今天朝鮮的平安道一帶;漢朝的玄菟就是清代的東邊道,位於興京之東,長白山東偏的地方。明朝初年設立了遼東都指揮使司,其下設有衛所,也有學校、教官。都司的東北為興京,就是漢代的玄菟郡、遼東諸郡。明將熊廷弼跟努爾哈赤相持在瀋陽、廣寧。廣寧,就在今天錦州的東北。當地人一樣都可以參加科舉考試的。明成祖永樂皇帝(1403-1424)設奴兒幹都司,統轄建州、海西諸郡。清朝曾在黑龍江發現奴兒幹都司碑,可以證實明朝統治勢力不但到遼東,還擴展到吉林、黑龍江。

明宣宗(1426- 1435)時,曾在吉林的松花江邊建了個造船廠,所以清代有人稱吉林為“船廠”。這段歷史可以證明滿人和“滿洲”對明朝人來說,絕非陌生的異域。在明代,不僅是遼東,即使吉林、黑龍江也在中國版圖之內。至於人口,據章太炎的考證,在明朝時,遼東的漢人已經有四、五百萬人之多,到了清末,增加到三千萬,而滿人不到一百萬。清太祖努爾哈赤起兵時,純正的滿人最多只有數十萬,許多滿人已經摻雜了蒙古、朝鮮以及漢人血脈。入主中原以後,很多滿人隨之入關,經過兩百年之後,到現在純粹的滿人已經非常之少。二戰前日本人曾說滿人有五百萬,顯然誇大其詞。

2  “漢化”是客觀的歷史事實
回顧歷史,中國至少從春秋戰國以來,多民族之間的戰爭、和平、融合,不斷在進行,經過三千年的演變,逐漸形成現代的中國,斯乃歷史發展的事實。我們注意到,羅馬帝國崩潰後一去不返,逐漸形成許多民族國家,而中國的疆域不下於歐洲,何以在中國各民族經幾千年都沒有形成多個民族國家,關鍵之一即在漢字。 因漢字不是拼音文字,入侵或入主中國的少數民族只好識漢字、習漢文,久而漢化。如果中國也用拼音文字,用自己的口語拼成文字,可能也會像歐洲一樣,形成列國之勢。所以中國雖屢經分裂而總歸統一是歷史文化所形成的,這一點與西方國家並不一樣。

對於漢化,包括歐立德在內的新清史學者均攻擊不遺餘力,已故何炳棣教授因而有“維護漢化”之舉,並非如歐教授所說,中國學者只想談漢化。在講稿完整譯本裏,歐教授還說:“如果中國的史學家只想談論漢化,那麼其他人,比如一個研究諾曼王朝時期英國的學者,或者一個研究莫臥兒帝國時期印度的學者,該如何參與對話?有誰關心他們能否參與對話嗎?我們中國學學人是否只有和同領域的人說話才感到開心?”這是很奇怪的假設。中國的史學家只想談漢化嗎?事實是因為有人否定漢化,漢化才成為議題。必須指出:漢化不是一種主張,也不是空洞的理論,而是已經發生的歷史事實。少數民族漢化和漢人胡化,陳寅恪不僅講過,而且強調此一史實,其結果是都成為中國人。

北魏孝文帝造孔廟,稱孔子為聖人,全面推行漢化政策;金朝追封孟子為鄒國公;元朝建立更大的孔廟,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並以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為科舉教材,元朝的蒙古人統治者是在做中國的皇帝,死後用中國的廟號,僅名義上是大蒙古的一部分;清朝入關之後,取代了明朝的政權,清代皇帝也取代明代皇帝成為中國的皇帝。清朝比明朝更為尊崇孔子,入關後的第一個皇帝順治就頒發《禦制資政要覽》給各級臣工,在序言中明言要當中國的帝王而非八旗共主。

他說:“朕惟帝王為政,賢哲修身莫不本於德。”內容充滿講究德行的儒家色彩。“每篇貫以大義,聯以文詞,于忠臣孝子,賢人廉吏略舉事蹟。”通曉滿文的甘德星,利用四個滿文遺詔,指出康熙確實認為自己是中國的皇帝。雍正皇帝亦複如此,我在點評時當場指出歐教授在英文講稿中誤讀了雍正,他說:“假如滿洲人這麼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那雍正皇帝為什麼要花那麼多的時間,發表長篇大論的《大義覺迷錄》,來昭告每一個人?”我指出:雍正的《大義覺迷錄》,主要意思有二:一是要排除他取得皇位的不正當性,極力駁斥他失德的謠言。當時有出自他兄弟的流言,說本來康熙要傳位給十四子,他塗改遺詔為第四子而繼位。

他為何要澄清奪位的謠言?因為有德者為君才合乎儒家仁德的理想。他要符合儒家倫理的正當性和皇位的正統,否則就成為篡位。第二是要強調“華夷一家”,來論證清朝統治中國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他講得如此明白:滿漢之異,猶如鄂湘人籍貫之不同。所以他的目的正是要消除歐教授所主張的“ethnic character(種族特性)”,這樣清政府才能夠成為中國的朝廷,擁有合法性。他認為誰主天下,是“有德者即有其位”。當時我還把《大義覺迷錄》中最重要的一段念給大家聽“:惟有德者可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 萬物一體,自古迄今,萬世不易之常經。非尋常之類聚群分,鄉曲疆域之私衷淺見所可妄為同異者也。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蓋德足以君天下,則天錫佑之,以為天下君。”雍正明說要為天下君,要做合法的中國皇帝。假如他不認同中國,又從何說起呢? 遺憾的是,歐教授在完整的譯本裏堅持原觀點“:如果 滿人真是如此‘中國人’,那雍正為何從一開始就殫精竭慮,試圖通過寫作和出版這本書向世人證明這件事 呢?”請問雍正要向世人證明什麼啊?乾隆皇帝更經常親往曲阜常住並祭拜,尊孔極矣。清末的慈禧太后主政四十餘年,權力無雙,卻不敢像武則天帝制自為,應與儒教倫理的牽制,大有關係。

所以清朝的漢化,從中國歷史看,一脈相承,並非新鮮事。漢化這 一事實貫穿整個中國歷史,又如何動搖得了呢?新清史承襲前人“內陸亞洲”理論,好像開拓了清史研究的視野,然其刻意想要以內陸取代中原,極力去漢 脫中,不免輕重本末倒置,顛倒了內外以及中心與周邊的現實。大英帝國的“內”不會不是英倫三島,美國史家也不會從印第安人的視野來寫美國歷史。

歐教授不願意認同“清朝是中國歷代的最後一個王朝(the Qing as the last in a long series of Chinese dynasties)”,從整個中國歷史發展的趨勢來看,若將元、清兩朝從中國帝制史中割裂出去,是一種說得通的歷史論述嗎?當然每個朝代並不完全相同,但是承繼的關係十分明顯。歐教授不願意認同,但乾隆皇帝卻非常認同,他在《歷代御批通鑒輯覽》一書中開宗明義就說:“自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五十九年事實編為一部”,以便“知統系之應守”。他明明白白說:中國的歷史統系延續到清朝。每個朝代交替之際,多有殉國者,元朝征服南宋固然有為宋殉節者,但是明朝征服元朝,也有為元朝殉節的漢人,清亡時也有殉清的漢人,足可說明對國家的認同是超越族群的。歐教授總是認為中國學者常常會有“民族主義的論述(nationalist narrative)”,所以不願意動搖舊的說法。歐教授特別引用德國歷史學家魯道夫所說“動搖慣例(unsettling what is customary)”並將我反對新清史論者將滿族視為外國人之說,作為應該動搖的例子。其實所謂“動搖慣例”在華語世界裏就是翻案。翻案在中國史學傳統中是常見的,但並不是那麼容易,因為要有充分的理據與事據,因此翻案有的成立,有的就不能成立,不能輕率地下斷語,更不允許自以為是。

他認為“滿族”、“少數民族”都是現代的用語,所以不能以今論古。所謂“以今論古”是指“年代誤植(anachronism)”或時間錯亂;假如不能用今語說古,那更不能用西方的辭彙來講中國史,那還了得?更重要的是滿族與滿人有何實質上的差異?將近三百年的清朝,滿人不是少數嗎?最緊要的還是歐教授再次強調滿人是在中國的外國人,是外國人征服了中國。他說:“在我看來,有歷史證據顯示,不同地域都有長期的暴力反滿運動,而漢人普遍瞧不起滿人,認為他們低人一等,與自己沒什麼共同之處。考慮到這些,我們很難認為清的強制統治不是一場征服,一場在中國大多數人眼中的‘外來 ’侵略。”清兵入關後,確有抗暴行動。但古代中國每一個新的朝代取代前朝時都不穩定,其後才安定下來。這不能與現代的一個國家征服另一個國家相提並論。更多的歷史證據顯示,漢人支援滿人政權,漢人不僅沒有乘勢反滿,反而幫清廷平定太平天國。

3  慣用“帝國”描述傳統中國並無不妥
歐教授在他文章的最後部分大談“empire(帝國)” 這個概念的“知識考古”。歐教授指出將“empire”譯 成“帝國”並不恰當,而且為之“困擾(haunted)”。他對此詞譯介到中國的過程,何時、如何以及為何被用來指稱中國,考證甚詳,提出“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這樣的議題。他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但我覺得相比之下,“帝國”這個詞還是比較可以接受的。

歐教授指出19世紀之前中國沒有這樣的辭彙。其實,許多洋辭彙都不可能在傳統中國找到同樣的辭彙,但並不一定沒有類似或相同的事物。十七和十八世紀的洋人用“empire”來形容他們所見的中國帝制或皇朝,自有極為相似之處,至少與波斯帝國或羅馬帝國相似。中國皇帝始于秦始皇帝,自稱集三皇五帝于一身,皇帝的國家是不是可以稱為“ 帝國” 呢?而且這個皇帝開啟了三千年的中國帝制,雖無 “洋“名,卻有“華”實,中國學者於是慣用帝國一詞,有何不妥?

《馬關條約》已用“大清帝國”,何不約定俗成?當然中華帝國或清帝國與西方帝國有共同點,才會被稱為帝國,但也有極大的差異性,包括大清帝國在內的中華帝國並非泊來品,而是幾千年歷史經驗所產生的實體。換言之,帝國有許多不同類型,不能一概而論; 近代的“大英帝國(the British Empire)” 與古代帝國就極不相同。歐教授說,“許多中國史學家都能接受‘帝國’這個詞,但卻反對把基於中國的王朝看作‘帝國主義’”,這顯然是帶著近代“殖民帝國(colonial empire)”的有色眼鏡來看清帝國或中華帝國。我所編《清帝國性質再商榷》一書所描述的帝國,不是近代西方的殖民帝國,而是中華帝國的延續。

“帝國主義(imperialism)”是現代的現象,是列寧所謂資本主義發展到高峰的現象。在古代既然沒有資本主義,就不可能有所謂的帝國主義。所以在傳統中國沒有“帝國主義”的概念。就特徵和內容而言,清帝國儼然是中華帝國而非西方式的帝國, 這也就是我“平實”描述的大清帝國。歐教授好像認為帝國一定是“帝國主義的(imperialistic)”;我認為傳統或古代的帝國是“帝國的(imperial)”,與“帝國主義的”是兩回事。

中國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也是近現代的事。所以我們說中華帝國或大清帝國自有其自身的內涵,不必同于現代西方的帝國;互相比較之下,異同自見。在近代西洋歷史上提到的所謂“新帝國主義(New Imperialism)”,最具有侵略性,諸如海外殖民、奪取資源與市場,都是新帝國主義的特點,傳統的帝國當然不可能有現代帝國主義的特點。然則近代殖民帝國的現象,古代西方也沒有。如果“帝國”不能用,“國家(nation)”能用嗎?帝制中國沒有西方國家的概念,我們的“國家”是指朝廷,我們還能用這個術語嗎?我們還能討論唐朝的“社會(society)”或宋朝的“經濟(economics)”嗎?因為當時也沒有同樣的辭彙與概念。

用歐教授的話說,“我們如何證明用這一觀念與相關術語去討論20世紀前的中國是合理的”?如果這樣“知識考古”下去,豈能不治絲益棼?于此亦可見,現代中國的“今語”頗多來自西方,或是舊瓶裝新酒,如“革命”一詞。現代人講古人古事是會有陌生感的,洛文塔爾(David Lowenthal) 曾出版《歷史像是外國》(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一書,不能隨便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但如果不能用今語說古,可能困擾更多。

歐教授的“知識考古”必然會涉及翻譯的問題。美國漢學家牟複禮教授發現兩種語言間有所謂“宇宙觀的鴻溝(cosmological gap)”,很難完全跨越。

錢鍾書先生也說,從一種語言翻譯到另一種語言時,意思會漏掉或流失,甚至會流失到面目全非,真的能夠一五一十完全把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非常不簡單。西方理論性的用詞當然更加難以譯介。例如歐教授提到的“經濟學”,“經濟”在中國的原意是 “經世濟民”,應翻譯成“statecraft”而不是“economy”,也不是“economics”,可是我們現在都普遍用後者了。“經濟學”原本嚴複曾翻譯成“計學”,但沒有沿用下來。

西方辭彙漢譯,經常只能賦予較為貼近的詞語以新意涵。我覺得完全可以用新名詞寫歷史。由於現代西方文化的威力,有許許多多的新辭彙、新概念要譯介到中國來,因為日本西化在先,有許多漢譯照搬現成的日譯,所以我們接受了很多日譯的西方名詞。翻譯過來既然豐富了漢語辭彙,為什麼不能用這些辭彙來描述歷史情況呢?

歐教授提到,他看到的用中文書寫的中國歷史, 除中外關係以外,沒有提到當時的外國。他的意思是說 ,中 國人太過看重自己的東西 ,不太在 意“他者”。我覺得正好相反,中國學者自五四以來對西方的仰慕是有目共睹的。歐教授若到兩岸三地的書店去看看,琳琅滿目,西方各種書籍,包括學術性論著,多有中文譯本,林林總總,洋洋大觀。反觀歐美出版界翻譯了幾本中文書,恐怕很不成比例。近年來中國人盛行翻譯外國人寫的有關中國的書。歐教授為美國一般讀者寫的《乾隆傳》譯成中文後也在中國大陸一紙風行。中國讀者關心用英語寫就的著作,要遠遠超過美國讀者關心用中文寫就的著作。

歐教授一方面說中國不關心外國,另一方面也注意到西方理論早已在漢語學界裏大大流行了。在西方理論光照之下,歐教授又何以會憂慮中國歷史的特殊性不能和世界上無數其他民族的經驗放在一起來研究?平心而論,運用西方理論於中國歷史沒有嚴重的問題嗎?大家不是早已發現有“以論帶史” 的問題嗎?這不是說西方理論“與中國無關(irrelevant to China)”,而是不能“盲目采借(slavish borrowing)”。歐教授在發言時問:“中國到底想要在世界史的主流之內,還是在外(Is China seen as belonging within the stream of world history or outside it)?”他所謂的“主流”,往往是等同歐美的經驗。

因人性受到歷史、文化與價值觀的影響,不可能像自然界現象那樣一致而無異議。若將一方經驗普遍化,很容易流為文化霸權。歐教授引用一位年輕中國學者的話 說:“由於我們現代的知識體系源於西方......我們無法跳出世界(歷史)的語境討論中國 ......”然而我很懷疑西方世界有多少興趣,把中國的特殊性“放在一個更廣闊的語境中去深入理解”。我們還沒有一部真正的“環球史(the global history)”,現有的世界史或環球史,基本上是西洋史,或以西洋為中心的世界史。假如未來能夠有真正的環球史,是否需要包括中國歷史的特殊性在內呢?

歐教授提到“中國學者擅長資料,西洋學者擅長理論”一說,誠如他所說,是“錯誤的二元論(dichotomies)”。其實不僅錯誤,而且荒謬,如不擅長材料何 從建立穩妥的理論?如果只擅長資料,何以成為史家?兩分法是西方的主要思維,往往不宜用來解釋中國的思想。中國的陰陽概念,貌似兩分,其實不能一刀切、兩面光,陰和陽是相輔相成的。儒家的“尊德性”與“道問學”,亦非“兩元(binaries)”,其實也是一體的兩面,不可偏廢。如硬要將中國的傳統思維塞入兩分法,無異如章太炎所說:“ 素無瘡痍 ,無故灼以成瘢。”

其實理論非憑空而來,西方的理論無不從其歷史與文化的經驗而來。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與文化,難道提煉不出理論來?不是要刻意凸顯中國的特殊性,而是出自不同經驗的理論,方可比觀互補。義大利歷史哲學家維柯告訴我們“心智之學”或“內知識”有異於“物質之學”或“外知識”,後者有“自主性(Subjectivity)”。也就是說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性質不一,不是如歐教授所說,僅僅是語言的問題。

自然界的日出東山、夕陽西下,不可能有不同的解釋;但人文社會科學雖同樣有客體,然而對客體的認知有個人因素,以及不同的文化和價值判斷,會有不同的解釋,也就會出現主體性。不過,主體性並不是“中心論(ethnocentrism)”,也非“文化相對論(cultural relativism)”,應如以賽亞·柏林所說的“文化多元論(cultural pluralism)”。即文化是多元的,無分優劣,可以並存。



(本文發表於《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6期)


汪暉:帝國和帝國主義概念的區分十分重要




帝國這個詞在20世紀被引入到這個(東亞)地區,跟國家概念有關係,我過去寫文章講帝國/國家的二元論。一般來說,一個多元的政治體制,就像原來的王朝,很多民族、宗教都是複合的,像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和俄羅斯帝國,這些(帝國的)說法都是在主權國家形態的對面。

西歐產生了現代主權國家,所以他們一般把自己看成是民族國家,其主要形態是民主或立憲,是相對單純的民族共同體。那帝國呢,就成了單純民族共同體的另一面。要想把不同的宗教、民族總合成一個政治體,它在政治上往往是要專制,所以他們的帝國概念包含了多面:一面是把民主跟專制相對立;一面是把所謂單一民族概念和多元性帝國來對立。

因此在早期的研究中,帝國完全是個貶義詞。在歐洲,16世紀之後,君主國家和奧斯曼帝國對抗,土耳其勢力跟西歐勢力對立。在這個對立中,他們常常把土耳其勢力看成是專制。

後來帝國概念的運用也是慢慢延伸到其他地區。在19世紀,這些歐洲的民族國家進行殖民,也經常自稱是帝國。如果你看那時候的地圖,為什麼日本也自稱帝國,就可以看到這麼一個擴張性的模式。到了19世紀,我看到他們最典型的敍述是把拿破崙的帝國作為擴張性帝國。一個是俄羅斯,一個是法國的那種帝國,它們是擴張性帝國,但是它們又和帝國主義不同。為什麼不同?因為帝國主義的內核是民族主義,跟原來的多元性帝國不一樣。

帝國的概念在過去三十年中發生了變化。歷史學家為什麼會重新思考帝國呢?原因是:第一,帝國的規模很大;第二,帝國常常是多元的、多文明的、多文化的、多宗教的、多族群的。

20世紀的歐洲發生了什麼事情?種族清洗和排外主義,這些東西從哪來?從民族主義來的。如果大家看“五四運動”對於“一戰”的反思,就認為歐洲戰爭是民族主義的產物,也就是民族互相廝殺,帶有強烈的排外性。所以在這個背景下,許多人重新思考帝國的歷史。

還有一種帝國論述是全球化。當然也有人指出他們所敍述的這個多中心的全球化論述,實際上是以美國作為它的主要原型。這也是20世紀一個獨特的部分。1900年前後,尤其是美西戰爭之後,伴隨著美國崛起,出現了一種大型的多族群的政治共同體,這個政治共同體,它跟歐洲的較小型的這個民族政體不一樣。

1900年前後,也就是西方地緣政治學興起的時候,也是在這個背景下,歐洲很多思想家認為,歐洲這個較小的政治共同體作為一個政治形式可能不行了。所以未來很可能是幾個大型政治共同體之間的競爭,有些人認為這個大型政治共同體,最具有想像的、最具有未來性的政治體就是美國。同時,他們最反對但是又羡慕俄國,因為俄國是幅員遼闊的大型政治體。

因此,在社會理論和日常使用中,帝國和帝國主義是混亂的。但是在社會理論上,越來越多的人傾向於把帝國和帝國主義作出區分,這個區分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早期的帝國維繫自己運作的方式,不完全是經濟性的。比如朝貢體系,它不是簡單的經濟依附關係,它是禮儀、支配和其他政治性關係。但是在19世紀之後的資本主義生產,需要中心和邊緣關係。所以帝國主義條件下所產生出的關係,帶有強烈經濟性質,是在積累,經濟組織和政治的關係當中論述帝國和帝國主義。

所以在概念上,區分帝國和帝國主義實際上是一個複雜的問題,而且從列寧之後,關於帝國主義的主要論述,除了一部分依附理論,理論上就終止了。而依附理論在中國改革開放和亞洲崛起背景下,逐漸地失去了它一部分的解釋力,它基本上是帝國主義理論的一個延伸。這之後似乎沒有產生出更新的、真正具有理論突破的、新的21世紀政治經濟學。

從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歷史角度看,帝國主義意味著大規模的戰爭和軍事入侵,這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一個共同特點。第二,通過武力來佔有大規模的土地。第三,通過戰爭來壟斷自然資源。第四,迅速地進行大規模拓殖,同時改變了當地的人口結構,包括了種族清洗、大規模移民,這是殖民主義的主要條件。第五個特點就是很快速地把這些地區的經濟,完全組織到它的中心地區生產過程當中,中心-邊緣關係被清楚地建立在一個結構裏面。
我們要去理解在拉丁美洲、非洲,在20世紀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重大的變化?這個最重大的變化,我認為就是民族解放運動所產生出的一個個相對獨立政治體,儘管它的政治是不穩定的,而且它飽受後殖民困擾。

為什麼今天我們需要找到一個新的政治經濟學。這裏不是講辯護,而是要理解這個時代新的行為獨特性,無論正面還是負面。這個問題我覺得可能就是提供給你們這一代人要來做的工作。

上一個世紀基本理論論述,為以後的中國社會變遷、革命和改革都提供了主要理論來源,但今天到底怎麼去分析這些行為,反而找不到新的概念。目前這些概念或語詞的使用,並不是一點根據都沒有,但是常常是被誇張地,情緒性地使用,卻難以提供像那個時代對這些現象的一個基本政治經濟分析。我覺得這一點是我們今天在知識上提出的一個挑戰。我們可以對國家、社會和世界的存在方式,提出批判性思考反思。但是這個思考,既不是辯護性的,也不是把另外一套話語套用過來的誇張否定。
我覺得需要新一代人,新的理論思維,而不只是在舊的工作裏面做。坦白地說,這也是我希望重新討論20世紀的一個動力之一,需要提出一個新的範疇解釋。


(本文根據2018717清華大學教授汪暉在“世紀的誕生”主題演講對澎湃新聞記者王芊霓提問的回答整理。來源:澎湃新聞2018-07-25


2018年11月13日 星期二

乾隆生母問題閱讀劄記一則(1)


去年清史課上,我提到在研究乾隆生母的時候,發現了兩條少為人注意到的相關資料,即季羨林之子季承所寫的回憶錄中提到叔祖母陳紹澤的身世和民間學者錢治冰據《永憲錄》中所記「熹妃錢氏」所發之論。武漢大學歷史學院來我系的交換生曹振禹對此題目甚感興趣,窮研苦究,將其研究心得,撰成一短文,並寄交给我。現將振禹的大作刊佈於下,以饗讀者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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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聞、野史與學術研究:乾隆生母問題研究述評

曹振禹



前言
據《清高宗實錄》卷一:
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諱弘曆,世宗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睿聖大孝至誠憲皇帝第四子也,母孝聖慈宣康惠敦和誠徽敬天光聖憲皇后鈕祜祿氏,原任四品典儀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之女,仁慈淑慎,恭儉寬和,事世宗憲皇帝,肅範彤闈,勤襄內職,儲祥毓釐,以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時誕上於雍和宮邸[1]
又《清史稿》卷二百十四《后妃傳·孝聖憲皇后》:
孝聖憲皇后,鈕祜祿氏,四品典儀凌柱女。后年十三,事世宗潛邸,號格格。康熙五十年八月庚午,高宗生。雍正中,封熹妃,進熹貴妃。高宗即位,以世宗遺命,尊為皇太后,居慈寧宮。高宗事太后孝,以天下養,惟亦兢兢守家法,重國體……子一,高宗[2]
可見《實錄》與正史記載清高宗乾隆生母為凌柱之女鈕祜祿氏,此亦可與清代皇室《玉牒》相對照:
世宗憲皇帝第四子高宗純皇帝,於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孝聖憲皇后鈕祜祿氏,凌柱之女,誕生於雍和宮[3]
據此,乾隆皇帝的生母是誰本不成問題,但一些民間傳說、野史與小說等卻為乾隆生母問題提供了不同的說法,這些說法雖被人們津津樂道,但後來都受到了專業學者的有力反駁,而隨著清代檔案的整理出版一份雍正初年冊封妃嬪諭旨中的疑點又引起了一些學者關於乾隆生母問題的討論茲將乾隆生母問題相關說法與討論梳理並評述如下。

王闓運說
首先是晚清學者王闓運在《湘綺樓文集》卷五《今列女傳·母儀》中的記載,此說主幹與《實錄》、《清史稿》及《玉牒》並無不同,亦認為孝聖憲皇后為乾隆生母,而增添了更多細節,如其家原居承德城中,家貧,十三歲入京師,往視選入宮中之姊妹時亦被選入宮中,分雍府,後在雍正病時悉心照料而生乾隆。[4]對於此說,金梁以選秀女不可能“臨時妄指”提出質疑。[5]張爾田也批評王闓運之書“好任意出入”,但主要質疑者為所記關於“回妃”之事,對此說倒無太多疑問,只是“錄之以廣異聞”。[6]郭成康、鄭寶鳳也以清代選秀女制度森嚴不可能隨便混入,用以說明此說未必可信,但他們也未完全否定此記載。[7]

海寧陳氏之子說
其次是清末排滿風氣下乾隆原為浙江海寧陳氏之子的說法,天嘏《清代外史》中有“弘曆非滿洲種”一節,記述了康熙年間胤禛與海寧陳家以女換子而乾隆繼位後遂優禮陳家甚厚甚至屢穿漢服之事。[8]至民國年間,許嘯天在其章回小說《清宮十三朝演義》中更是用近兩回的篇幅繪聲繪色地描寫了此事及其前因後果,可簡單歸納如下:康熙眾子皇位繼承權之爭十分激烈,閣老陳世倌與雍親王胤禛交情最厚,其太太常出入王府,與王妃鈕祜祿氏十分親熱,二人同時受孕,陳家生了男孩,鈕祜祿氏卻生了女孩,一日王妃看望陳太太後又將其子抱回王府給眾人看,乘機將自家的女孩與陳家的男孩調換了,而這個男孩就是後來的乾隆帝,陳世倌為免此事敗露便告老還鄉了。[9]天嘏與許嘯天二人說法大致相同,而前者未明言乾隆生父為陳元龍、陳詵或陳世倌,後者則明確指為陳世倌,又前者稱換子為胤禛本人主導,後者則稱換子為鈕祜祿氏與王府管事媽媽主導,胤禛並不知情。1946年出版署名燕北老人的《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中寫到乾隆朝“高宗非滿人之的證”一節時也採用了和天嘏同樣的說法與描述,而在之後寫到“皇太后之聖慈”一節時則又採用了王闓運的說法,顯得更像是不加分辨地抄纂。[10]著名武俠小說家、浙江海寧人金庸1955年開始連載的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也採用了乾隆為海寧陳世倌之子的說法,而在本書後記中金庸提及“乾隆皇帝的傳說,從小就在故鄉聽到了的”,可見此傳聞在海寧流傳之[11]而在季羨林之子季承所寫的回憶錄中,提到了叔祖母陳紹澤,陳紹澤向他講過自己的身世,當年雍正以女兒換了陳元龍陳閣老的兒子,這個兒子就是乾隆,乾隆下江南實為尋根,逐漸便有謠言興起,陳家為了避禍便分散隱居全國各地,陳紹澤父親即是陳門中人,更可見這一傳聞的流傳與世人對其的接受。[12]

相反之論
雖然這種說法本為傳聞、野史與小說家言,但影響漸大,以至引起了當時滿洲人的反對和後來多位專業歷史學者的辯駁。滿洲人富察敦崇以雍正之英明不可能放任後宮以女換男及皇孫誕生不可能遲數日或數月才上報質疑此說。[13]

明清史名家孟森1937年作《海寧陳家》一文,指出乾隆生年陳氏在朝任官者為陳世倌父陳詵及其同祖兄弟陳元龍(而非陳世倌),陳氏科第官職之顯貴康熙時已然而非乾隆特殊恩寵,乾隆時反而對海寧陳家毫無優厚之意(如將其先祖陳之遴寫入《貳臣傳》,陳世倌因錯擬票簽受到申斥與革職,乾隆南巡駐蹕陳家從未召見其子孫),弘曆生時雍正仍有一子弘時在世無須以女換子遺人口實,傳聞陳家“愛日堂”、“春暉堂”兩塊使人聯想到親屬之意的牌匾考之史料實際為康熙而非乾隆所書,而乾隆下江南駐蹕陳家實為勘視海塘而非省親,又傳聞公主養於陳家後嫁於常熟蔣氏居“公主樓”之事考之史料亦屬無稽之談,由此否定了乾隆出於海寧陳氏的說法。[14]

鄭天挺1943年亦以乾隆生時雍正正值春秋鼎盛之年且尚有子不必急於奪人之子質疑此說。[15]在出版於1980年代的《雍正傳》中,馮爾康再次強調了鄭天挺的看法,又指出燕北老人《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書中的自相矛盾,說明此說之不可信。[16]

在出版於1990年代的《乾隆傳》中,唐文基、羅慶泗通過陳氏宗譜等材料發現陳元龍有一子二女而次女比乾隆大二十四歲,所以此說純為排滿思想產物,不足采信。[17]

郭成康、鄭寶鳳1990年代也著專書,討論了乾隆的誕生地和生母等問題,梳理了此說的來龍去脈後,亦持否定意見。[18]

此外,關於乾隆生母的傳聞還有“南方傻大姐說”與“李佳氏宮女說”。前者是晚清民國著名政治人物熊希齡得自一老宮役,1922年告知胡適,而由胡適記載在日記中的,謂乾隆生母本為南方人,渾名傻大姐,隨家人至熱河,因選秀女缺一名而被拉入充數,雍正病重時,其作為侍女服侍最勤,雍正感其德而與之發生關係,後其在茅篷內生下一子,即乾隆。[19]可以發現,此說情節與王闓運說法相似,而主角不同。

後者為晚清民國學者冒鶴亭做熱河都統幕僚時聞諸當地宮監,後告知作家周黎庵,周黎庵筆錄成文於1944年發表,謂乾隆生母為漢人李佳氏,而清宮人隸漢籍必加“佳”氏,雍正從獵木蘭,射得一鹿,飲鹿血後奇熱,恰好見宮女李氏,雖奇醜,招而臨幸之,次年康熙見此宮女大怒,問種玉者何人,則四阿哥也,時已臨產,遂在熱河行宮一馬廄草房中生下乾隆,李佳氏也即是後來的孝聖憲皇后,後此草廄每年例須修理一次,而嘉慶修《實錄》時為掩蓋乾隆生於熱河行宮之事不惜刪改了乾隆自己的詩注,故《實錄》與《清史稿》均稱乾隆生於雍親王府邸,此為冒鶴亭之說,周黎庵則不無疑問,因檢《清史稿》孝聖憲皇后為鈕祜祿氏凌柱之女,並非李佳氏,是否有“賜姓”、“抬旗”之事,冒鶴亭卻未再有說明。[20]而此後,臺灣學者、作家莊練(蘇同炳)徵引了冒鶴亭的說法,並考之《實錄》發現乾隆臨產時雍正的確曾赴熱河“請安”,又引乾隆時曾任史的管世銘詩注“獅子園為皇上降生之地”一句,並參《熱河志》發現獅子園有一草房,說明此一草房即為乾隆誕生之草廄,由於康熙、雍正均認為乾隆福命甚大,故雖其生母地位低微,其仍封親王、立為太子以至登基為帝,但清朝皇子分封本是極其重視其生母出身與地位的,皇位繼承人一定要在親王中選擇,而乾隆生母本為地位低微的宮女,故清朝官方對乾隆生母及出生之事諱莫如深。[21]可見,冒鶴亭與莊練依然承認後來的孝聖憲皇后即是乾隆生母,只不過她最初是出身低微的熱河行宮宮女漢人李佳氏,卻未能解釋她是如何改換了身世與檔案文書的記載。

臺灣歷史小說家高陽(許晏駢)則認為孝聖憲皇后鈕祜祿氏並非乾隆生母,其證據一為《清會典》規定親王可在生有子女者中封側福晉四人而乾隆生時雍正僅側福晉兩人卻未封鈕祜祿氏,二為妃嬪生子為帝而被尊為皇太后者上尊號冊文必有“誕育”皇帝字樣而孝聖憲皇后冊文卻無此字樣,此外乾隆還有意抬高后宮中包衣女子身份,故乾隆生母之宮女李氏與鈕祜祿氏並非一人。[22]

以上說法亦受到了專業清史學者的辯駁,郭成康、鄭寶鳳懷疑“南方傻大姐說”是由王闓運之說衍化而來且故事還有不少破綻(如康熙第二次廢太子後並未再立太子,熊希齡卻稱熱河行宮“太子園”為雍正當太子時所居),而對於“李佳氏宮女說”,則認為莊練提出的證據並不確鑿,無法證明乾隆生母就是宮女李氏,至於高陽提出的證據,實際上生子不封側福晉並不新奇而是取決於女家出身,而皇太后冊文無“誕育”字樣並不表示乾隆不承認鈕祜祿氏是自己的生母,其詔書中實有更多類似字樣,且若說乾隆生母由李氏改為鈕祜祿氏時《玉牒》又豈能偽造,而冒鶴亭的說法本就經不起推敲,因為雍正到熱河的時間與乾隆誕生的時間根本對不上。[23]

陳捷先將王闓運所記說法與“李佳氏宮女說”歸為一類稱“賤婢說”,指出其五點不成立處,一為清代選秀女制度森嚴不可能因臨時混入選中,二為清皇室成員均載入《玉牒》且很難竄改,三為由乾隆生日倒推懷孕日期與康熙至承德打獵時間不合,四為所謂乾隆臨產時雍正赴熱河實為康熙諸子正常輪班“住夏”,五為草房實為雍正時為了訓示子孫儉樸所建。[24]



[1] 《清高宗實錄》卷一,卷首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本,第138頁。
[2]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二百十四《后妃傳·孝聖憲皇后》,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8914-8915頁。
[3] 清代《玉牒》藏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遼寧省檔案館,不易得見,今轉引自何孝榮:《清史十五講》,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第165頁。
[4] 王闓運:《湘綺樓文集》卷五《今列女傳·母儀》,長沙:嶽麓書社,2008年,第153頁。
[5] 金梁:《清帝外紀·清後外傳》,臺北:廣文書局,1980年,第201頁。
[6] 張爾田:《清列朝後妃傳稿》,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第742冊,第225-226頁。
[7] 郭成康,鄭寶鳳:《大江湧:乾隆家世之謎》,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31-34頁。
[8] 天嘏:《清代外史》,《清代野史》,成都:巴蜀書社,1998年,第86-87頁。另有媯血胤《清秘史》中有類似描述,轉見唐文基、羅慶泗:《乾隆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頁。
[9] 許嘯天:《清宮十三朝演義》第三十回“鬥法術計收血滴子,換嬌兒氣死陳閣老”、第三十一回“康熙帝揮淚廢太子,汪紳士接駕失弱女”,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85年,第221-235頁。
[10] 燕北老人:《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上海:春明書店,1946年,第56-57頁,第69-70頁。
[11] 金庸:《書劍恩仇錄》,廣州:廣州出版社,2002年,後記見第749-750頁。
[12] 季承:《我和父親季羨林》,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24-26頁。
[13] 富察敦崇:《皇室聞見錄》,轉見金梁:《清帝外紀·清後外傳》,第92頁及郭成康,鄭寶鳳:《大江湧:乾隆家世之謎》,第61頁。
[14] 孟森:《海寧陳家》,《明清史論著集刊》,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509-542頁。
[15] 鄭天挺:《清代皇室之氏族與血系》,《清史探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3頁。
[16] 馮爾康:《雍正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34頁。
[17] 唐文基、羅慶泗:《乾隆傳》,第2-3頁。
[18] 郭成康,鄭寶鳳:《大江湧:乾隆家世之謎》,第59-75頁。
[19]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的日記》,192242條,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03-304頁。
[20] 周黎庵:《清乾隆帝的出生——甲申上元日記一則》,《古今(半月刊)》第45期,19445月,第25-26頁,今見周黎庵主編《古今》,楊周主編:《民國期刊彙編·第2輯》,揚州:廣陵書社,2009年影印本,第4冊,第73-74頁。
[21] 莊練:《中國歷史上最具特色的皇帝》,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年,第210-213頁。
[22] 高陽:《清朝的皇帝》,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31-334頁。此外,在歷史小說《乾隆韻事》、《曹雪芹別傳》中高陽對此說還有更多文學發揮,參郭成康,鄭寶鳳:《大江湧:乾隆家世之謎》,第50-57頁,而李氏宮女名為李金桂之說似即出於高陽。
[23] 郭成康:《傳聞、官書與信史:乾隆皇帝之謎》,《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79-81頁;郭成康,鄭寶鳳:《大江湧:乾隆家世之謎》,第34-58頁。
[24] 陳捷先:《明清史》,臺北:三民書局,2016年,第219-2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