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11日 星期六

民族融合與發展——紀念八旗制度創建40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編者 : 白文煜
出版社 : 遼寧民族出版社
ISBN : 9787549712397
出版時間 : 2016-04-01
Number of Pages : 397



簡介

《民族融合與發展:紀念八旗制度創建40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是瀋陽故宮博物院,在八旗建制400周年之際,所召開的學術研討會的論文文集。 本論文集以八旗建制與清初政治經濟發展為主題,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面,對明末清初的女真政權的發展與演進,進行了深入淺出的論述。


目錄
“民族融合與發展——紀念八旗制度創建400周年學術研討會”開幕式致辭
李治亭先生在開幕式上的致辭
趙志強先生在閉幕式上的致辭
“民族融合與發展——紀念八旗制度創建400周年學術研討會”閉幕式致辭
滿洲家族的權力傳承、地位與利益——以八旗文武官員“兼佐領”為視角
論滿洲皇權形成中的兩藍旗
融合與隔閡:八旗制度下的民族意識與民族關係
八旗制度的誕生地——佛阿拉城、赫圖阿拉城及首次對明戰役
清代遼寧地區鄉里居民概況
清代陝甘地區八旗駐防研究
八旗滿洲領下的蒙古牛錄、五牛錄編設考釋
皇太極吞併正藍旗始末
試論後金在遼沈地區的都堂衙門
清入關前軍事統領權
盟旗制度與八旗制度比較研究
試論八旗漢軍的組建及意義
清入關前八旗滿洲固山額真考
清入關前八旗駐防研究
八旗兵制對中國古代兵制的繼承與創新
皇太極與滿漢關係
評清初五藩的興滅
清代八旗都統的職能與作用
清代詩集《欽定熙朝雅頌集》與八旗文學
《滿營所屬各門志》校注
清前期滿洲“著姓”大族舉隅
從滿語語義看清代民族文化融合
從承德清王朝的皇家廟宇看康乾盛世時期民族與宗教的融合
薩滿“跳大神”、婚俗、葬俗文化側記
論清代的八旗義學
淺議八旗漢軍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徵——從漢軍旗人譜書說起
試論努爾哈赤、皇太極創建滿蒙漢八旗與家族統治之嬗變
努爾哈赤時期法律及刑罰特點管窺
八旗與弓矢


2018年7月18日 星期三

《馬可福音》的滿漢文對譯



滿漢對照的版本



前些日子看到珍本聖經數位典藏這個網站,發現內中除了俄國傳道團的留學生斯捷潘.瓦西里耶維奇.利波夫措夫(Степан.Васильевич.Липовцов)[1]翻譯的滿文《新約全書》(《Ice hese》)外,還可以看到《滿漢合璧新約聖書》。

  《滿漢合璧新約聖書》是滿漢文對照的版本,但若對照滿漢文,可發現兩者有些不同。這裡以馬可福音一章12節(這是中文和合本的12節)為例來説明:

porofiyetasai bithe-de henduhengge tuwa bi sini derei juleri sini yabuci acara juγôn-be dasatara mini selgiyesi-be taqôrambi biγan-de xôlara niyalmai jilγan ejen-i jalin juγôn-be dasata talu juγôn-be necin obu sehengge abqai ejen-i jui isus heristos-i ewanggelinum-i deribun oho.

這段滿文可直譯成漢文:「先知們的書說:『看!我派遣我的使者修理你面前應行走的道路。在曠野有呼叫的人的聲音說:『修主的路,將狹窄的路變為平坦』』此乃天主之子耶穌基督的福音的起啟。」《滿漢合璧新約聖書》的漢文翻譯則翻作:「上帝之子耶穌基督福音之始也,先知載曰:『我遣我使在爾前備爾道,野有聲呼云:『備主道,直其徑』』。」

          這兩種對照的文字明顯有兩個差異:第一個是順序的問題,滿文將先知書的內容放前面,最後再說這是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但是對照的中文翻譯卻將順序顛倒,把先知書的話放後面。第二個差異是滿文的「天主」在中文的翻譯變成了「上帝」。


 

《委辦譯本》


  從這兩點看就知道,漢文本並不是照滿文翻譯的,但漢文究竟是哪來的呢?在珍本聖經數位典藏這個網站的說明中說到漢文的來源是1855年的新舊約全書《委辦譯本》。且網站的簡介這樣說:「《委辦譯本》為基督新教西方宣教士在華為統一中文譯本,首次集結眾人之力合作翻譯的成果。該譯本於1843年開始翻譯,在1852年出版新約,舊約在1854年出版,並全書於1858年出版。由於當時各差會與宣教士期望與意見的分歧,以致《委辦譯本》最終並未達成統一中文譯本的目的,但卻實在為中文聖經翻譯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委辦譯本》激發了當時在華宣教士對翻譯中文聖經的熱誠。《委辦譯本》出版後的70年間,許多修訂與新譯本的出現,開啟了中文聖經翻譯的新時代。也為之後《和合譯本》的翻譯奠定相當的基礎。」[2]

  簡言之,《滿漢合璧新約聖書》滿漢文翻譯之所以對不上,是因滿文是出自東正教傳教團學生的手,而漢文則出自1855年的基督新教的翻譯。因此,不僅滿漢文的語順對不上,還出現了「天主」和「上帝」兩種不同的翻譯(基督新教一般用上帝,天主教、東正教一般用天主)。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彭楨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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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位留學生在中國史料中叫「四貼班」。在嘉慶十年正月十八日的軍機處録副中曾提及他幫清廷翻譯西洋字的事情。
[2] 珍本聖經數位典藏/新舊約全書(委辦譯本)https://bible.fhl.net/ob/s.php?DETAIL=1&LIMIT=id=214(查詢日期:201873


2018年7月7日 星期六

如何在4個月學懂滿語



滿文並不難。學習一學期,再加上一本好字典,即能讀懂大部分的滿文資料。我以前覺得這是不太可能的事,對沒有滿文背景的插班生,更不可能。

我所以如此說是來自我以前的教學經驗。我在美國荷花大學教過一個韓國學生,他來上課的時候,學期已過了快一半,字母都已教完。我勸他不要為難自己,但他堅持要來,我只好改用滿朝雙語的老乞大做教材。這本書,每一個滿文字旁都加了諺文,發音貼近滿文,每一滿文句子下面又有朝鮮文翻譯。雖然滿韓文的語法基本上相同,但不管我怎麼解說他仍然跟不上進度。因此以後我都勸沒有基礎的學生不宜躐等躁進。

不過,中正大學的學生似乎跟我以前的學生不太一樣。有幾個我教過的插班生,沒有滿文背景,但都能後來居上,成為班中成績最好的幾個。這學期2018年春)武漢大學的碩士交換生曹振禹又是一例。振禹從零開始,和上了一學期的同學一起上課,不到三週即趕上進度。這當然離不開一個「勤」字。因此,我特別請他把他的學習經驗寫出來,以供後之來者參考。(甘德星附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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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滿文學習經歷



本學期我有幸來到中正大學歷史系交流學習,選修了甘德星老師所開《滿文閱讀入門》課程,本課程每週上課一次,一次三個課時,強度不算特別大,但因為本課原為一學年課程,而本學期為課程下半部分,我實際上錯過了最初的入門部分,所以前幾周只能通過課後自習趕上進度。
首先是對滿文字母的學習和熟悉,對照課本《滿文講義》第一至十五課及穆麟德轉寫法字母表,通過抄寫瞭解滿文字母的單獨形式、詞首形式、詞中形式與詞尾形式以及相對應的羅馬字母轉寫,其中元音字母共有六個(aeiou、ū),輔音字母則可根據字形分為幾組以便記憶(nkghbps、š,tdlmcjyrfw),還要注意ng的字形的詞中和詞尾形式,此外根據廣定遠YouTube“滿語教學”視頻練習滿文發音。
其次是學習單詞,主要是練習將滿文單詞先轉寫為羅馬字母,再通過胡增益主編《新滿漢大詞典》查出單詞意思,以此檢查轉寫正確與否,並不斷鞏固對滿文字母的記憶與轉寫。此外還要瞭解動詞詞尾變化。動詞原形詞尾為-mbi一般表示句子的結束,表示中間停頓的未完成同動詞,詞尾改為-me,表示完成的同動詞,尾改為-fi。動詞的現在時與未來時,詞尾改為-ra、-re、-ro,過去時,詞尾改為-ha、-he、-ho。在句子中遇到這些情況就需要將動詞還原為原形再查字典。
再次就是開始學習單獨的句子,滿文最基本的句式是賓動結構,即主語-賓語-動詞,與漢語動賓結構不同,句子其他部分則相差不大,其餘特殊用法及語法問題可在實際閱讀過程中通過教材文法索引查找教材中相關部分或查找語法書解決。
趕上進度後開始學習課文,本學期總共學習四篇課文,分別是《愚公移山》、《請假折》、《奉到敕諭事題本》、《永安莽喀詩》。對於課文的學習,課前預習是極其重要的,首先是將滿文單詞逐一轉寫為拉丁字母,據此查字典標出每個單詞的意思,之後嘗試貼著滿文單詞與句式將句子直譯為漢文,可對照教材原有翻譯,但應注意教材原有翻譯為意譯,可能不能百分之百地呈現原滿文的句式和意思,所以為了更好地瞭解滿文原意與句式還應以直譯作為練習,翻譯時有不懂處即做標記。上課時注意老師如何分析句子結構,與課前自己的翻譯相互對照,不同及不懂處及時向老師發問,以使問題得到解決,進而理解句子及課文。
我經過四個月的滿文學習,對滿文有了初步的瞭解,而要更好地讀懂滿文當然還需要更多的學習與練習。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 曹振禹)



2018年6月24日 星期日

目前發現的康熙遺詔的總數


中央研究院藏 298464001


康熙遺詔,以前認為存世的只有四份。二份在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二份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來,北京和台北陸續有新本發現。

除繼明堂全滿文本,即台茂本[見滿文康熙遺詔(台茂本)]外,中研院在整理檔案時,又發現另一全漢文的殘本(見上)。換句話說,康熙遺詔,中央研究院的三份,再加上台茂本,台灣一共有四份,而北京,在原來的二份之外,又有遺詔謄黃一份,即一共三份。

因此,到目前為止,已知的遺詔合共七份。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


2018年6月8日 星期五

喀爾喀車臣汗部研究






出版社: 遼寧民族出版社
作者:姑茹瑪
頁數:精裝/338頁
出版日:2016/07/01
ISBN13:9787549713615

全書由三個部分組成。一、介紹該書的研究價值、國內外研究狀況、內容和目標創新、史料來源等。二、1.17世紀以前的喀爾喀萬戶,勾勒喀爾喀萬戶總體面貌和發展脈絡。2.車臣汗部的形成和發展,對車臣汗碩壘早期的政治活動、車臣汗部的成立以及車臣汗部遊牧地等問題作一考察。3.碩壘車臣汗的政治活動及其影響,將對碩壘汗的政教活動進行全面研究。4.車臣汗家族與車臣汗部的構成,主要對碩壘及其父祖的姻親關係、構成車臣汗部的諸鄂托克與部族進行梳理。5.車臣汗部與俄羅斯的關係。6.17世紀後半葉的車臣汗部,主要是阿海哈屯監管汗部、清朝欽定第四、第五代車臣汗以及喀爾喀戰敗後投服清朝等內容。三、對車臣汗部歷史作一簡要總結,提出自己的基本看法和認識。

2018年6月5日 星期二

Mount Wutai: Visions of a Sacred Buddhist Mountain







Chou, Wen-Shing 周文欣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pril, 2018


The northern Chinese mountain range of Mount Wutai has been a preeminent site of international pilgrimage for over a millennium. Home to more than one hundred temples, the entire range is considered a Buddhist paradise on earth, and has received visitors ranging from emperors to monastic and lay devotees. Mount Wutai explores how Qing Buddhist rulers and clerics from Inner Asia, including Manchus, Tibetans, and Mongols, reimagined the mountain as their own during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Wen-Shing Chou examines a wealth of original source materials in multiple languages and media--many never before published or translated—such as temple replicas, pilgrimage guides, hagiographic representations, and panoramic maps. She shows how literary, artistic, and architectural depictions of the mountain permanently transformed the site's religious landscape and redefined Inner Asia's relations with China. Chou addresses the pivotal but previously unacknowledged history of artistic and intellectual exchange between the varying religious,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of the region. The reimagining of Mount Wutai was a fluid endeavor that proved central to the cosmopolitanism of the Qing Empire, and the mountain range became a unique site of shared diplomacy, trade, and religious devotion between different constituents, as well as a spiritual bridge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A compelling exploration of the changing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of one of the world's great religious sites, Mount Wutai offers an important new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Buddhist sacred geography.


Author Bio
Wen-Shing Chou is assistant professor of art history at Hunter Colleg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he specializes in art of China and the Himalayas. She holds a BA in Art Histor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1), and an MA and a PhD in History of Art fro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11). Chou’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empiricism in early modern visuality, and the intersection of history, geography, and biography in Buddhist traditions. She is a native speaker of Chinese, and has a reading knowledge of Sanskrit, Tibetan, Japanese, German, and Italian. Her current project explores the production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media objects at the Qing Court.



2018年6月2日 星期六

滿文檔案圖像識別軟體




「滿文檔案圖像識別軟體」研發項目已於2016 年7月22日下午正式結項。該軟體在對滿文檔案掃描圖像進行識別後,能自動轉換成拉丁字母,也可以轉換成標準的滿文,大大提高了手寫體滿文向拉丁字母和滿文標準字體的轉化效率。

滿文專家吳元豐先生說:「200多萬件檔案,靠我們這輩子能翻譯多少?不藉助這些現代的新技術,將來非爛在庫裏不可!」 ,「經專家評審,認為此次研發的滿文輸入法和軟體達到了國內外領先水準,具有重要的推廣實用價值,可用以建立滿文檔案全文檢索資料庫,為實現滿文檔案的數字化和資訊化提供新的現代化途徑。」


(滿族文化網 2016/08/23.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j2jnBP.html)


2018年5月17日 星期四

汪榮祖: 從主體性說到新清史


「清代政治史研究學術工作坊」第十六期紀要 



2018年5月12日下午,由清史研究所古代史教研室主辦的「清代政治史研究學術工作坊」第十六期在人文樓四樓大會議室舉行。臺灣中央大學汪榮祖教授以《從主體性說到新清史》為題,向在場的師生做了報告。本次工作坊由楊念群教授主持,夏明方、劉文鵬、董建中、毛立平、胡祥雨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邱源媛等諸位老師和所內外碩博士五十余人參加了此次活動。

本次報告主要分為四個部分。汪榮祖教授首先介紹,不同于自然科學,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的歷史學存在“主體性”。人文社會科學對於客體的認知涉及到個人的價值觀與文化背景,於是就有了“主體性”,而這種“主體性”主要源自文化背景。汪教授認為受近代西潮衝擊的影響,無論學制、方法與理論,中國莫不仿效西方,而這使得我們喪失了“主體性”,從而在學術上失去了話語權。而西方學術界往往以其文化背景、政治偏見、意識型態來看中國歷史,對中國歷史的解讀存在無可避免的價值判斷。近年美國“新清史”的興起就是為了奪取清史研究的話語權,其不過是西方學界對於中國歷史的主觀看法。汪教授提醒我們,若盲目跟從就會自失主體性與話語權。


其次,汪榮祖教授梳理了 “新清史”的日本淵源,認為日本學者對“新清史”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影響。尤其是岡田英弘等日本學者的“滿蒙非中國”論,在“新清史”中得以承襲。

複次,汪榮祖教授對“新清史”的觀點作了一一回應。針對“新清史”誤將滿洲當外國的認識,汪教授梳理了中國歷史上東北與中原王朝的關係,認為遼東地區乃至整個東北地區都在明朝的統治勢力範圍之內,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新清史”否定滿族漢化,汪教授認為值得批判,並列舉種種漢化史實以證明。尤為注意的是具有滿洲特性的八旗教育仍是灌輸漢文化。八旗學校以清書、漢書、騎射為主,並兼習翻譯,但是滿文缺少經典,知識基礎仍然建立在漢文典籍的滿文譯本之上,與漢族傳統的經、史教育並無不同。可以說,八旗教育實際上在型塑漢族的思維模式與價值取向。汪教授隨即講到滿族也存在中國化,即清朝皇帝始終認為自己是中國皇帝,順、康、雍、乾四帝,在文獻中都表述自己的中國皇帝身份,從而批判了“新清史”的“清朝非中國”論。“新清史”認為清朝的版圖擴展類似於近代西方殖民擴張,汪教授主張疆域的擴大並沒改變中國的本質。清帝國非近代殖民帝國,他的版圖擴展是以保障農業地區的安全為主,仍不脫傳統中國的保守與防禦性質。這與西方列強以武力奪取殖民地,任命總督,掠取殖民地的原料、勞力與市場,並灌輸其宗教與文化價值,且有意壓制自主意識,差異極大,“新清史”比擬不倫。同時,汪教授提醒該如何看待滿漢民族矛盾尖銳對立的晚清,他認為“排滿主義”的盛行,非因滿族不是中國人,而是滿人政府之無能,故種性攻擊乃其革命之手段,有助於清朝之傾覆,排滿不是“種族性”,而是“政治性”的。




最後,汪教授介紹了美國的邊疆理論,該理論認為環境改變了民族與制度,地區之間的互動也型塑國家的走向,19-20世紀之交,美國成為眾多地區的組合。美國史是地區主義與國家主義兩股勢力的激蕩,最後國家主義統一地區分歧。而這給我們國內研究的啟示就是滿人入主中原,豈能不受中原環境與文化的影響?此即漢化。中原與邊疆的歷史互動,最後形成的是國族主義,而非地區分離主義。新清史用二分法將中原與邊疆對立,甚至將中原併入邊疆,實在不妥。

汪教授總結到歷史由人書寫,人有七情六欲,須徵而後信。史學像其他人文社會學科一樣具有主體性。新清史乃美國一家之言,應該受到嚴格檢驗,不宜盲從。史家需要才、學、識、德,而讀史者要能超越一家之言,而且具有批判的眼光。

討論環節,在座師生就阿勒泰學派、皇族婦女、漢化、史學研究方法、“新清史”如何形成、“新清史”的影響以及如何評價“新清史”等諸多宏觀、具體的議題作了廣泛討論。


(人大清史所,2018-5-15 )


延伸閱讀:
邊緣即中心—新清史與中國歷史敘事
美國的『東方想像』:『新清史』



2018年4月28日 星期六

邊緣即中心—“新清史”與中國歷史敘事






本講座以近年來為中國學界熱議的美國“新清史”為切入口,討論歷史敍事問題。在梳理了“新清史”的內容後指出,“新清史”與其說屬於國際阿勒泰學的一部分,毋寧說位在中國史研究的末席,中國學界過分強調其解構中國史的一面實有誇大其辭之嫌。追根究底,“新清史”堪稱戰前日本東洋史的“私生子”。儘管如此,對於“新清史”的出現及其成為話題,仍有在全球史語境下加以分析的意義,對於中國學者來說,就是如何書寫中國歷史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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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江,1963年10月生於揚州,長於伊犁,籍貫淮安。1981年9月考入南京大學歷史系,1985年獲學士學位,1988年2月研究生提前畢業,獲碩士學位。1993年考入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課程,1999年獲博士學位。1988年-1992年任南京大學歷史系助教。在東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先後在早稻田大學法學部、駒澤大學文學部等教授東亞史。2000年赴日本靜岡文化藝術大學國際文化系工作,歷任副教授、教授。現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政治學系和歷史學院教授,學衡研究院院長。 致力於從社會史和思想史角度研究16-20世紀中國和東亞世界,研究方法涉及人文社會科學諸多領域,有代表性的研究如下:(1)中國近現代社會史、政治史和思想史,共同創辦“新史學” 叢刊(中華書局)。(2)宗教學。側重宗教概念、基督教、中國民間宗教、日本民眾宗教等。(3)歷史與記憶。關注歷史敍述、民族主義等問題,主持“歷史與記憶譯叢”(南京大學出版社)、“歷史與記憶研究叢書”(三聯書店)。(4)概念史(思想史)。從全球史角度考察西方知識移入中國/東亞的過程及其變異,共同創辦《亞洲概念史研究》叢刊(三聯書店)。(5)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與“京都學派”、“近代超克”有關之日本現代性問題。

2018年4月12日 星期四

第六世達賴喇嘛—藏滿蒙政治角力的犧牲品


(圖:拉薩布達拉宮內的六世達賴像)


1792年乾隆帝御筆親書的漢文版《喇嘛說》(雍和宮御碑亭有滿、漢、蒙、藏碑文),稱藏傳佛教為「喇嘛教」及「黃教」,雖有些內容並不準確,例如說「創教」者為元朝時候薩迦教派(Sa skya pa)的法王八思巴('Phags pa)等,都跟史實不符,但對滿清支持藏傳佛教和頒敕印給達賴與班禪兩位活佛的動機,卻說得絕不含糊:「蓋中外黃教總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繫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也。…若我朝之興黃教則大不然,蓋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護之,以為懷柔之道而已。」

自從威震兩百年的西藏吐蕃王朝於九世紀覆亡後,青藏高原上政權四分五裂,十一世紀開始各佛教教派結合地方豪強進行統治,但再無出現統一整個高原的政權,藏族勢力也再沒有能力伸展至高原以外。清朝統治者以外族身份從東北入主中原,清楚知道高原上的藏人對其江山並無威脅性,怕的是實際控制藏地的蒙古王公們。蒙古各部在北面和西北虎視眈眈,若夥同青藏高原的藏人一併作反,大清江山肯定岌岌可危。清廷一方面盡量分散和鉗制蒙古王公的強大勢力,一方面利用藏傳佛教及其高僧籠絡蒙古。西藏在這表面籠絡而暗中較勁的三角關係中如履薄冰,設法求存,但縱使步步為營,由於處於滿蒙勢力的夾縫,進退維艱。被後世稱為於十七世紀統一藏地的藏傳佛教格魯派首領第五世達賴喇嘛雖然以過人的聲望才智穩住局面,但他的繼任人第六世達賴既無他的政治才智,更被指縱情酒色,終於成為藏滿蒙政治角力的犧牲品,落得被蒙古押解往北京而死於青海湖畔的下場,成為其中一名短命的傀儡達賴。如果不是留下傳誦至今的幾十首膾炙人口、動人心弦的詩歌,有誰會特別留意他!

蒙古在藏地的勢力,始自十三世紀初蒙古汗國崛起的時代。十三世紀是一個紛亂的時代,藏傳佛教各宗派為了在環境嚴苛的高原上爭奪資源和拓展地盤,互相傾軋,內鬥不斷。為了鞏固勢力,各自依附不同的蒙古王公,以「施主與福田」的名義建立「供施關係」,尋找軍事靠山。1247年,藏傳佛教薩迦派第四祖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Sa skya Paṇḍita dKun dga’ rgyal mtshan)被蒙古闊端(Kőden)召往涼州,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代表藏地各宗派歸順。忽必烈即帝後,奉薩迦派第五祖八思巴為國師。1265年,久居蒙古的八思巴返回後藏薩迦,元朝正式實行對藏地的管治。元朝覆亡以後,雖然蒙古勢力退出中原,但蒙古各部仍盤踞漠北漠西一帶,青藏高原仍留下很多蒙古軍兵。有明一代,蒙古的威脅時刻存在。十五世紀後半葉至晚期,退居漠北的蒙古各部再趨強大。其中瓦剌(Oyirad, 元代亦譯作斡亦剌,清則譯作衛拉特、厄魯特)遷於今日新疆一帶,分為準噶爾(J̌egün γar)、土爾扈特(Torγud)、杜爾伯特(Dőrbed)、和碩特(Qošod)四部。十七世紀中葉明清交接時,藏地各方勢力又再依附不同的蒙古王公,展開角力,形成藏地的實際管治者其實是蒙古這一鮮為人留意的局面。蒙古與滿洲勢均力敵,甚至可能處於優勢,對清朝威脅極大。對同是塞外民族,曾經入主中原並橫跨歐亞的蒙古人,清廷極度顧忌。有說法是清初以蒙古王公代理管治西藏,但這其實是晚明以來的既成局面, 而並非清廷所願。

蒙古人崇信藏傳佛教,亦是始自十三世紀元蒙時代。忽必烈尊八思巴為國師與帝師,並不全是籠絡策略,也有基於信徒對上師的虔敬。成書於十四世紀初的藏文《鄔堅巴大成就者傳記》有記載忽必烈晚年對由藏地前往元都的噶舉派(bKa’ brgyud pa)高僧鄔堅巴(U rgyan pa Rin chen dpal)的禮待,及對朝中強橫薩迦派僧人的順從。元朝縱容藏僧專橫之事,明代筆記和乾隆御製《喇嘛說》也有提及。元亡後,藏傳佛教在蒙古族中曾沉寂下來,藏蒙關係淡泊,及至十六世紀中葉才再度緊密起來。藏傳佛教格魯派(dGe lugs pa)開創人宗喀巴(rJe Cong kha pa)的弟子索南嘉措(bSod nams rgya mtsho, 1543-1588),因為教派屢遭當時由帕竹噶舉教派撐腰的藏巴(gTsang pa)政權打壓,於是靠攏當時大肆擴張勢力並經常侵擾明朝的蒙古土默特部首領阿勒坦汗(Altan Qan,有譯作俺答汗,1507-1582),獲阿勒坦汗給予「達賴」(Dalai)尊號,即蒙語「海洋」之意。後世奉為「第三世達賴」,分別以宗喀巴較早的兩名弟子為一世與二世。為了與蒙古人有更緊密的關係,格魯派第三世達賴圓寂後,弟子們根據其遺囑認定阿勒坦汗的孫兒為其轉世靈童,奉為四世達賴 。這位蒙古族的達賴,體現了活佛轉世制度深刻的政治含義,正如《蒙古佛教史》(頁73)所言:「西藏佛教的活佛轉世制度的發展和形成,實際上是把世俗的世襲制度成功而巧妙地向佛教聖職移植的新的組織形式,也可以說它的形式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宗教領袖人物所採取的一種政治方法。」。

但是,有蒙古土默特部作靠山也不一定萬全,縱使四世達賴是蒙古人,仍然因為得罪統治前後藏的藏巴政權而不得善終,死時只有27歲,藏巴政權還下令格魯派不准找尋其靈童。幾經波折,來自山南藏族的五世達賴洛桑嘉措(Blo bzang rgya mtsho, 1617-1682)才得以繼位。五世達賴精明能幹,親政後投靠蒙古和碩特部的首領固始汗(Güüši Qan, 1582-1654),得其扶持推翻藏巴汗,登上前後藏統治者的地位。與此同時,固始汗又給予宗喀巴另一弟子「班禪博克多」的尊號(「班禪」Pan chen 為藏語「大學者」之意,「博克多」為蒙語「睿智英武」之意),是為第四世班禪,追奉前人為一至三世。達賴與班禪兩大活佛系統得以確立,蒙古王公居功至偉。

五世達賴是少數確掌實權的達賴之一。雖然一般說「政教合一」是由他開始,其實當時他頂頭還有蒙古,固始汗才是西藏的幕後統治者。五世達賴執政至65歲才圓寂,時為1682年,康熙21年。當時支持他的固始汗早已逝世,其後人早已想伺機收回政權。五世達賴雄才偉略,在世時仍能勉力於藏滿蒙角力的漩渦中站穩,但如果圓寂消息傳出,形勢便很不妙。他生前苦心培養的攝政第巴桑結(sDe pa Sangs rgyas)恐清廷和蒙古人知道後會乘機找麻煩,秘不發喪,假稱五世閉關,找人假冒他,瞞住內面大部分人和外面所有人,在藏南雖然秘密找到靈童,但沒迎進布達拉宮, 然後攝政用五世名義獨攬政權達十五年之久。

第六世達賴倉央嘉措(Tshangs dbyangs rgya mtsho, 1683-1706)出生於藏南門隅(Mon yul)地區,但這「藏南」其實位於今日印度實際控制的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1931年,英屬印度單方面將藏南大約3萬(有說6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劃歸印度,這邊界線稱為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當時西藏噶廈政府同意此劃分,但中華民國不承認這條分界線。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是因為解放軍進入西藏後與印度領土接壤而產生問題,會談破裂而起。一般說倉央嘉措屬藏南門巴(Mon pa)族,而根據今日中國少數民族的劃分,門巴族是藏族以外的一個少數民族,不屬於藏族。為何五世達賴的繼承人會在此被尋獲?

如前所說,藏傳佛教各派歷來都不斷拓展地盤,爭奪資源。藏南的深山一直都是佛法不太盛的地方,人民主要信奉苯教和跟苯教很多共通處的早期藏傳佛教寧瑪派教法,倉央嘉措正是來自一個信奉寧瑪派的家庭。十三、四世紀藏地傳記經常提到高僧們不畏艱苦率領徒眾到這一帶未開化的地方弘法。格魯派得勢後,曾令不少其他宗派的寺院改宗,當然也會向這裡拓展勢力。1680年,門隅地區的寧瑪派(rNying ma pa)達旺寺(rTa dbang)改宗格魯派,之後亦有其他寧瑪派寺院改宗格魯。第六世達賴在此出生,門巴族一帶的喜馬拉雅南麓便順理成章成為格魯派的地盤,大抵跟四世達賴轉生到蒙古族中去的政治目的相近。

有說是康熙帝親征準噶爾時從軍中聽來消息才揭發五世達賴已死的真相。康熙帝是極強勢和精明的君主,謊言是否真的成功瞞過他十五年?看來未必,之前大清江山仍未完全穩固,暫且裝聾扮啞,待成功出征漠北才揭破謊言也有可能。而康熙帝首次親征準噶爾期間,西藏與蒙古雖未至外合,卻裡通,洩漏清廷虛實給蒙古人知道,康熙帝對西藏的不滿可想而知。1697年(康熙36年),康熙帝遣使往拉薩,命攝政第巴桑結使五世達賴與清廷使臣相見,攝政才被迫坦白,並從藏南迎接已經十四歲的六世達賴至拉薩,剃髮受戒,接受密集式宗教灌頂和教育。但是,慣於藏南山野間生活的倉央嘉措不久便厭倦了這枯燥的苦學生活,愛上詩律和修辭,開始通過詩歌抒發對愛情的渴望,以民歌樸實和自由語句表達其感情,有回憶在藏南與姑娘們兩小無猜、情竇初開的詩歌,有描述來到拉薩後與民間姑娘如何眉來眼去、同床共枕,也有描述修行時心猿意馬。他曾努力想潛心修佛。可惜並不成功。二十歲時, 攝政桑結敦請他到後藏日喀則班禪喇嘛跟前受比丘戒,倉央嘉措不但不接受,還要放棄之前所受的較低的沙彌戒,以死要挾,與攝政鬧翻。據說他從此留長髪,脫下黃色僧袍,穿錦繡衣裝,常在布達拉宮山後新建的林苑作樂,在有女子陪酒的酒館喝得醉醺醺引吭高歌。初時怕人知曉,悄悄夜間溜出布達拉宮,後來膽子越來越大,毫不避忌。


當時被藏人稱為「拉藏巴」(Lha tshangs pa,有作「拉藏汗」)的固始汗曾孫和伊犁的厄魯特王為爭奪西藏政權,欲剷除攝政,並不承認倉央嘉措為達賴。但倉央嘉措毫不抗爭,在班禪喇嘛面前聲明寧放棄格魯派教主的尊位,並公然花天酒地,清廷和拉藏巴、蒙古王公等多次警告他都置若罔聞。攝政第巴桑結兩次想毒殺蒙古拉藏巴,並曾想用武力驅逐他出拉薩,都不成功,六世達賴處境非常不妙。拉藏巴率兵攻攝政桑結府邸,桑結逃亡,後被殺。六世達賴活在政治夾縫中,放縱行為予人口實,拉藏巴欲廢他,遂取得清帝詔書,以「不守清規」、「非真達賴」等理由將他逮捕。他最終成為十八世紀初藏滿蒙三地政治角力與鬥爭的犧牲品。按漢地文獻記載,他是解往內地途中在青海湖畔突患水腫去世,結束了悲情的短暫人生,時年二十三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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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玲( Brenda Li) , 牛津大學西藏及喜馬拉雅研究博士 (D.Phil.,Tibetan and Himalayan Studies, Oxford University),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西藏語文導師,著有《細說西藏歷史文化》、《鄔堅巴評傳:十三世紀藏地大成就者》二書及其他論文、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