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0日 星期三

滿文的傳承:中國滿文學者王慶豐






以傳承滿文滿語為己任的王慶豐

2007


    1955年夏,即將高中畢業、被推薦將升入外語院校學習歐洲語言的王慶豐在學校裏忽然接到緊急通知,要他速去面談。接待他的是時任中國科學院語言所學術委員兼秘書長吳曉鈴先生。吳先生對王慶豐講,中科院接到一項重大任務:舉辦滿文班,現正在選拔學生。吳先生徵求王慶豐本人的意見。原來,在1954年中央召開的青島民族工作會議上,周恩來總理聽到許多人大代表和專家學者關於“拯救滿文,培養滿文人才”的呼籲,當即委託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親自去抓這項工作並具體落實。一個以拯救滿文為目的的滿文班開始創辦了。教學工作由中科院語言研究所負責,近代史所負責教務後勤工作。學員學成後分配於語言所第四研究組(民族語言室)和近代史所的清史組工作。

    王慶豐選擇了學習滿文。雖然同時入學的學生不足十人,但在九月初舉行的開學典禮上,他卻見到了全國人大代表、中科院語言所所長羅常培、中科院近代史所所范文瀾、全國人大代表載濤(溥儀的叔叔)等知名人物。他感受到國家對搶救滿文的重視。

    教授滿文的是已經七十五歲的蒙古族名儒克敬之老師。吳曉鈴先生對學生們說,為了選好名師,我們在北京城裏找了個溜夠,才找到你們這位克老師。羅常培先生為了教好你們的滿文,特意拿幾篇很重要又很難搞的東西請克老師漢譯滿、滿譯漢,考了他一下。沒想到他的水準如此之高。羅先生十分高興:他的古漢語和滿文太棒了。可謂是百裏挑一、全國少見。

     克老師經歷了新舊兩個社會,教過無數弟子。出身名門的他具有深厚的語言學功底。他的祖父是大名鼎鼎的內閣學士賽尚阿。他的伯父、同治朝孝哲皇后的父親崇綺中過狀元,清朝二百多年間唯一一位滿蒙出生的狀元,官至內閣大學士。他的父親崇綱做過駐藏幫辦大臣,是清代著名的翻譯家。克老師的父祖兩輩都有很多傳世的語言學著作。克老師本人精通滿蒙漢語,曾做過咸安宮滿文教習。父親早亡的啟功先生是他哥哥的外孫,啟功自幼年起隨母親在他家長大,成年後還常常找他請教古漢語問題。他曾在宮廷內專教皇親貴族數代子弟,還在滿蒙高級學堂任職教授,堪稱一代宗師。這次看到國家如此重視搶救滿文,他的表弟載濤先生又再三鼓勵,古稀之年重操已放下三十餘年的教鞭,克老師感慨萬千,他要把平生所學毫無保留地傳授給這班年輕的學生。

    克老師年邁行動不便,社科院和語言所的校方董事會安排每天上午的四節滿文課在克老師的家上。那是位於東城區香耳胡同的一個老式四合院。克老師對學生們的要求十分嚴格,而課餘的相處卻非常融洽,對學生總是充滿了信任與期望。除了很少談及自己的家事外,克老師與學生們幾乎無話不談。他親自編寫了大量實用性很強的教材。從入門起,直到他用畢生精力撰寫的工具書等著作,全是這個班使用的教材。現年67歲的王慶豐手頭保存的就有克老師撰寫的大量手稿:《滿文十二字頭》、《清文接字》、《清文指要》、《滿、漢、蒙對譯ala篇》、《滿、漢對譯十二月歌》、《滿、漢對譯歇後語》、《滿、漢對照詞語概說》、《盛京賦滿漢對譯》、《盛京賦漢文解說》、《滿文小篆研究》、《滿漢古文用法解釋》……隨克敬之老師學習期間,王慶豐深深體會到老師學識的價值。他決心通過自己的努力使滿文後繼有人,同時也想讓盡可能多的人瞭解這位可親可敬老師的人品,瞭解他那鮮為人知的學術地位。

    在分配到中科院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工作後,王慶豐到新疆錫伯族地區做語言後期實習,然後開始正式工作。在退休前的四十年中,他走遍了祖國操滿"通古斯語的民族地區,與少數民族群眾,特別是操滿語老人們長期交往、密切接觸。在學習到豐富語言知識的同時,與那裏的各民族人民建立了親如手足的感情。每次分離,都給他留下難捨難分的思緒。回顧往事,這個研究語言的學者常常忘情地說:“北京是我的家,民族地區是我的第二個家”。那些音容笑貌如在眼前的老人們,是他的一位元位元可尊敬的語言老師。在滿語日益成為瀕危語言、化石語言的情勢下,僅存的滿語老人們的離去,不僅僅是他們生命的終結,他們同時帶走的還有我們國家和人類難以再生的寶貴文化財富。

    每每憶及克敬之老師和那些教給他無數活的語言知識的少數民族老人,王慶豐都會感到自己肩上沉甸甸的。他決心用自己的一生來傳承滿文――那曾經以中國官方文字的身份承載了二百多年歷史的語言文字。王慶豐退休之前,發表的學術著作有:榮獲第二屆國家圖書獎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二屆優秀科研成果獎的《新滿漢大詞典》(承擔了120萬字的工作量),“七五”規劃國家重點專案、榮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二屆優秀科研成果獎和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語言文字基金成果優秀獎的《中國少數民族語言使用情況》,民族所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少數民族文字處理研究》(承擔了滿文和錫伯文部分的研製開發工作),中國與加拿大國際合作專案《世界的書面語使用程度和使用方式概況》(承擔了滿語、滿文、赫哲語、鄂溫克語、鄂倫春語等部分),完成了《滿語音檔》,編纂了《滿文講義》。此外他還撰寫或翻譯了一批價值獨特的滿語研究、滿俗、滿族民間故事及工具書等方面的文章。由於手頭積累的資料、手稿很多,而且其文化價值難以估量,王慶豐決心利用自己退休後的時光,將它們陸續整理、編纂出來。為後人留下盡可能多可供參考的東西。

    王慶豐是五十年代國家培養的第一批滿文人才。此後,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由中國科學院、中央民族學院、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每隔十年培養一批,每批只招二十名學員。這些學員有不少也流失改行了。王慶豐對滿文滿語的前景憂心忡忡,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上出現了“滿文熱”,北京東城區政協和民委1982年開辦了滿文班。王慶豐被聘為滿文教師和顧問。1985年北京滿文書院成立,王慶豐又到滿文書院任教。他在滿文教學崗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他希望通過這一實踐總結出一套適合新形勢下滿文教學的新方法,編寫出新的實用教材。他還有一個心願,就是將手中留存的恩師克敬之先生的大量手稿編輯出版,書名也想好了――《一代滿蒙語宗師克敬之先生文集》。

    在王慶豐的經歷中,有一件他記憶最深刻的事情。由於受文革等影響,王慶豐等滿文班同學的學歷和職稱在八十年代中尚未落實。已經到文學所工作的吳曉鈴先生瞭解到情況後,向有關領導寫了長達七八百字的證明和建議材料,稱王慶豐等“堅守崗位、孜孜於絕學垂三十年,令人嘆服。”還對另一位改在房山工廠任職的滿文班學員提出“未免楚才晉用,亟應使之歸隊”,對滿文人才的現狀,他提出“我輩不容坐視矣!”吳先生還與熟悉此情況的全國人大滿族代表侯寶林聯繫,侯寶林先生也寫了一份證明。之後,王慶豐等滿文班學員的學歷與職稱陸續得到落實。

     回顧走過的道路,王慶豐對滿文滿語充滿了感情。他說,要是總結一下自己六十多年的工作與生活路程,那就是四個字“滿語人生”。



2016年1月10日 星期日

清代滿洲語文獻研究





Author :송강호/ 宋康鎬
Title:청대만주어문헌연구 / 清代滿洲語文獻研究
Published : 서울시 : 박문사 , 2015.
Price:  26,100원
Description : 392 pages : illustrations ; 23 cm.
Series : 고려대학교민족문화연구원만주학총서  4
          (高麗大學校民族文化研究院滿洲學叢書 4)
ISBN : 9788998468484


저자소개/ 作者簡介

저자 : 송강호 작가 자세히 보기 관심작가 등록
저자가 속한 분야

인문/교육작가 > 인문/교육작가
인문/교육작가 > 중국어학자/중문학자
저자 송강호는 고려대학교 민족문화연구원 만주학센터 연구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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목차/目錄

<발간사> < 發刊詞>
<서 론> < 序論>

<제1장> 만주어와 삼전도비  (滿洲語與三田渡碑)
1. 三田渡 大淸皇帝功德碑의 硏究 -滿漢文 對譯을 中心으로- 

<제2장> 만주어와 역학서  (滿洲語與譯學書)
1. 『老乞大』 의원진찰 장면 분석 -『淸語老乞大』를 중심으로- 
2. 『삼역총해』(三譯總解)의 한글 번역과 판본학적 고찰 -‘사?을 인졍?미 되?냐’ 어구를 중심으로- 

<제3장> 만주어와 불교 기독교 문헌  (滿洲語與佛教、基督教文獻)
1. 만문 『반야심경』역주   (滿文般若心經譯注)
2. 만문 『신약성서』 역주  -산상수훈을 중심으로滿文新約全書譯注)

<제4장> 만주어와 한문번역 (滿洲語與漢文翻譯)
1. 만주어 문헌으로 보는 한문고전 번역 -『번역고문』 (翻譯古文) 제갈량의 문장을 중심으로- 

<제5장> 만주어와 북경어  (滿洲語與北京話)
1. 『淸文啓蒙』의 滿洲式 漢語에 대한 考察
2. 청대 만주어와 한어의 교섭양상 연구 -『청문지요』(清文指要)를 중심으로- 


<부록> /< 附錄>

1. manju “滿洲” 명칭 어원 분석 
2. 북경어의 만주어 기층 연구 -청대 북경어의 언어 접촉- 
3. 청대 만주어로 번역된 한적 연구

출판사 서평/ 出版社書評

본서에는 우리에게 널리 알려진 삼전도 대청황제공덕비를 비롯해서 조선시대 청학서인 『청어노걸대』와 『삼역총해』 그리고 만문 『반야심경』 및 『신약성서』 관련 논문을 수록했으며, 한문고전 번역에 있어서 청대 만주어 문헌이 지니는 의의를 탐색해 본 글도 1편 포함시켰다. 본서에 수록한 글들은 대부분 기존의 논문집이나 학술대회에서 발표한 것이나 이번에 자료를 추가하고 일부 보완했으며 처음 선보이는 글도 함께 수록하였다. 이밖에 국내 학계에 소개할 필요가 있다고 판단되는 국외의 논문 가운데 3편을 번역해서 부록으로 담았다.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編譯)

2016年1月1日 星期五

滿語拾零:Norman 與滿文外字 c' (ts、ts')



Jerry Norman, A Comprehensive Manchu-English Dictionary採用穆麟德的拼寫法(p. xii),但對「外字」的轉寫與穆麟德的規定並不完全相符。我以前已談到Norman使用dz ᡯ᠊ (z)+i' 的錯誤,現在再談一談Normants ᡮ᠊ 這個符號來表示在滿語中的漢語送氣塞擦音c'的問題。



c'i"

有關滿語中表示漢語的送氣塞擦音,穆麟德分別用 ts' 和 ts 兩個符號標示,其中的ts' [ʦʰ]明顯是借用自Wade-Giles拼寫法中的 ts' (」表噴氣),而ts 則是其「變體」,用來跟漢語送氣塞擦音與舌面前元音結合後因音變出現的舌尖前元音(apicale) i” [ɿ]連寫。不過,穆麟德在他的專著A Manchu Grammar with Analysed Texts (1892)中並沒有多加説明,因此Norman不小心錯用ts這個符號來表示所有滿語中的漢語送氣塞擦音並不奇怪。

si"

順便提一提滿語嘶擦音sibilants「外字」的z , c’ ,這些字母皆源自字母sᠰ᠊。字母s是清音,z是濁音,s 字符前另加的直槓是用來表示聲音氣流受阻,聲帶同時振動而濁化的現象,c’是送氣音,其字符前突出的小橫槓是用來形象地標示氣流的噴出。c’i” ᡮᡟ, si” ᠰᡟ zi’中的  i’ 與  i” 則是字母 的變體。依照滿文 原字的設計,我用i’標示只用一筆的腳韻i (zi’),兩筆的腳韻 i (由直寫改為橫放字中), 則用 i” 來標示(c’i”, si”),以分別和這兩個字符的形狀相對應。

zi'

滿文這三個「外字」很難不讓人想起朝鮮諺文的ㅅ[s]、ㅈ[ts]、 ㅊ[tsʰ] 三個字母。《訓民正音解例本製字解》(發行於1446年)謂:「ㅅ而ㅈ,ㅈ而ㅊ」,三字母的內在聯繫一如滿文,「外字」後出(1632),二者的承襲關係頗堪玩味。(參看《聽雨叢談》,卷十一,「滿洲字」,頁216





延伸閱讀
穆麟德拼寫法的DZ:從日本經台灣到美國 的「舛誤旅行」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


2015年12月29日 星期二

滿語拾零:羽田亨《滿和辭典》的錯誤



Xan-i araxa toqtobuxa Manju gisun-i buleku bithe
《御製增訂清文鑑》(四庫本)



於研究滿文的學者不多,滿文字典,常有錯漏,編寫於上世紀的羽田亨《滿和辭典》也不例外。

字典前的「滿洲字母表」(頁VII)中「子音字」的t,d,其開列的兩組後隨母音a,o,ô以及 e,i,u是不正確的。這明顯是受穆麟德文法書的敘述所誤導:k, g, h, t, d have two forms, one when followed by a, o, ū, the other when followed by e, i, u.(頁2)。按「元音和諧律」,字母kgh 以及qγ x 二組子音,雖與其後隨母音作規律性的結合;可是,t,d後隨的兩組母音卻不按「元音和諧律」結合,而另成a,i,o,以及 e,u,ô的組合。

字典正文中的詞條也有誤記。頁179的gulmahūn/兔,按照穆麟德的拼寫法,應作  gūlmahūn/γôlmaxôn。複查其所據的《 御製增訂清文鑑》(四庫本、薈要本),卷31,獸6 ,「兔」作γôlmaxôn,《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也作γôlmaxôn,因此《滿和辭典》所記應屬錯誤無疑。由於字典用老舊的穆麟德拼寫法,g與γ不分,以致混淆gul,γôl而不察。



(國立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

2015年12月24日 星期四

The Imperial Turn and Its Meaning for Chinese History



「帝國轉向」及其對中國歷史研究的意義


歐立德 



2015年12月15日,歐立德教授在清華大學做題為“帝國的轉向及其對中國歷史研究的意義”的演講(The Imperial Turn and Its Meaning for Chinese History)。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仲偉民主持了本次活動,侯旭東、倪玉平等教授也來到了現場。

以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2001)一舉成名的歐立德,現任哈佛大學歷史系與東亞系教授、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此次來到清華,他頗有感慨地提到費正清在1930年代初次來到中國時,也是在這座美麗的校園裏第一次學習中文、深化他的中國研究的。好在今天的他已經可以用中文做演講,而不用像前輩那樣再製作一堆中文單詞的卡片了。作為一個以滿學、八旗研究起家的學者,歐立德所強調的清史研究中的內亞視角(Inner Asian View)、多民族文獻特別是滿文檔案的使用,重視與其他帝國的比較研究,已成為“新清史”思潮的代表性特徵。通過反思前輩們的西方中心論和“衝擊--回應”模式,這一代的學者試圖回到以中國為本位的思考中去,由此發掘清朝作為一個征服王朝(Conquest Dynasty),是如何完成前近代的多民族統一國家構建的。

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
本次演講的主題,源于歐立德在兩年前發表於《讀書》上的文章《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這也是他至今仍在思考的問題:既然十九世紀之前中國語言裏面沒有“帝國”這個詞,我們有什麼理由用Empire的概念去形容傳統中國的政體呢?在中國本土的語彙裏,原本只有“天下”、“皇帝”這樣的字眼,我們把Empire用在對中國史的表述裏,就類似於用“天下”的概念去概括古羅馬世界,是值得討論的。

首次把大清當做一個“帝國”,是1895年甲午戰爭後,李鴻章在和日本人談判的時候。當時他面對“大日本帝國”的名稱,感到不能降低國格,才用它達到一種平等的效果。有趣的是,“大清帝國”的提法很快被接受,出現在此後幾年內的報紙、地圖、法典中,官方還製作了一方有“帝國”字樣的玉璽。當代的中國學者也已經習慣了用“帝國”去形容古代中國,甚至已經變成了一個自然而然的用法。歐立德認為,如果我們能明確帝國的定義,把“帝國”和“皇帝”兩個詞分開來討論,或許對我們研究中國歷史能有新的幫助。

“帝國轉向”的由來與“帝國”含義的變化
在西方的研究中,首次使用“帝國”去形容中國是1920年代。此後用這個詞來研究中國的案例越來越多,如果用Google Books的Ngram View做出統計圖表來,就能發現它們在上世紀60年代達到巔峰,此後又有下降的趨勢,直到90年代以來Empire和Imperial的提法又明顯上升起來。這是由於在60年代,西方中心的、二元對立的傳統帝國歷史書寫已經發展到極限,而直至90年代,新的“帝國轉向”(Imperial Turn)才形成。

西方歷史學界在近五十年來形成了多種轉向,比如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後現代轉向(Postmodern Turn)、民族轉向(Ethnic Turn)等,“帝國轉向”也是其中之一。在歐立德看來,這一轉向使得我們對待帝國的視角和從前產生了兩大區別:一是把帝國作為政治、文化體制來看待,而不是傳統上重視的經濟體制,它不再強調馬克思主義式帝國主義經濟掠奪,而重視帝國內部的文化習俗、政治傳統是如何互動的;二是開始使用橫向比較的研究範式,它去除了殖民母國的中心地位和文化優越性,把帝國內的各部分都看做參與全球經濟、政治運行的獨立分子,賦予它們較高的主體性,從而瓦解了以往的“二元對立”模型。比如英國史學家們對於研究大英帝國的歷史,就開始側重母國之外的殖民地建設活動,是如何對本國的政治、文化產生影響的。把域外的範圍納入本國歷史,大大改變了帝國的歷史書寫,是為後來的新帝國史(New Imperial History)。在這方面,Cooper和Burnbank的Empire in World History就是這樣的典範。“帝國轉向”使“帝國”這一名詞被從歷史的垃圾桶裏撿了回來,不再代表骯髒,而有了新的解釋價值。

這一轉向在90年代發生,原因可能與蘇聯、南斯拉夫的崩潰有關,它們瓦解後的權力真空讓人思考帝國控制的歷史意義。2001年美國發生911事件後,國際上也意識到恐怖主義之所以滋長,就是對美帝國主義的反動。這證明帝國並非隨著二戰後的民族國家獨立運動而消亡,兩者仍並存於21世紀。

轉向後的帝國產生一些新的定義,比如Ronald Suny認為,帝國的本質是它的公民生活在不平等的規則之下,而非以往認為的西方現代價值;Edward Said指出帝國的文化是複雜而多元的,它們交互影響,並非單一方向的由西方引領進步;Cooper和Burnbank則下了這樣的定義:帝國包含各種不同的法律體系、歷史傳統、政治權威、軍事階層、邊疆範圍和管理機構。這些新的定義都將影響到我們觀察大航海運動以來帝國主義擴張的歷史,同樣也可以幫助我們改變對清代歷史的理解。

當我們談論“大清帝國”的時候,我們為什麼把它當做一個帝國?
回到一開始的問題,即便傳統中國並非一個完整意義上的帝國,西方研究中的“帝國轉向”仍然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新的解釋框架,它對於我們理解清朝作為一個多民族的統一國家的作為有很大幫助,具體說來,就是在實現帝國內部不同地理環境、人群種族、語言文字、宗教信仰的融合過程中,滿族統治者作為少數族裔,到底採取了哪些策略,有什麼優點,最後成就了王朝267年的成功統治呢?

這種研究具有極強的現實色彩,它可以幫助我們把過去和現在並在一起交談,達到以史為鑒的作用。前段時間熱播的《復興之路》就是一種對盛清的記憶,以片中的標準,要復興的輝煌不就是康乾盛世嗎?“當然作為歷史學家,”歐立德笑著說,“我們也希望當代世界幾個大國之間的外交,不要變成像二十世紀初帝國之間那樣的形式。”

清史研究中的“帝國轉向”或許也可以幫助我們把中國和其他帝國的體制進行比較。歐立德認為,比較歷史(Comparative History)的研究方法是很寶貴的,就算考察中國歷史的內部進程,也是在做各朝代之間的比較,因此把中國放在世界歷史發展的進程中並沒有什麼不妥。另一方面,我們不要把中國歷史當做獨一無二的(Unique),你預設它是特殊到無可比較的話,我們會陷入無法與其他文明交談的陷阱,中國歷史本身的意義也就無法彰顯出來了。


                                                              (鳳凰網特約記者 沈雪晨)


相反意見/ An Opposite View:

1.「新清史」再思:大清是個帝國嗎?
2.  第一屆 國際清史研究工作坊 (2015)即將於本月下旬在國立中正大學舉行



2015年12月15日 星期二

「新清史」的滿文拼寫法新嗎?



尋人

大清有Hung Taiji這個人嗎?


是Xong,不是Hung

一般對「新清史」的批評都針對其史的部分,對滿文的部分則較少著墨。「新清史」學者主張利用滿文資料,但所用的穆麟德拼寫法卻是百年前的舊物,不但不能拼寫後來出現的老滿文及佛經的阿禮嘎禮字,連拼寫新滿文也有問題。由於穆麟德拼寫法不重陰陽之別,kghqγx不分,因此特別容易出錯,Xong Taiiji(皇太極)的拼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多年前,柯驕燕(Pamela Crossley)、衛周安Joanna Waley-Cohen (The Culture of War in China, pp.6, 21,30)等學者已將之誤拼為Hung Taiji(見本網站清太祖、太宗滿文御名拼寫研究,沒想到「新清史」的後繼仍將皇太極名字的第一個字拼寫成Hung(如David Brophy, “The Junghar Mongol Legacy and the Language of Loyalty in Qing Xinjiang,”HJAS. Vol 73.2 (2013), p.236)。穆麟德拼寫法之優劣,於此可見一斑。

維基網英文版依據柯驕燕等人的錯讀,將皇太極記作Hung Taiji: Hung Taiji name.png,但漢文版則正確寫作 Xong Taiiji (Hong Taiji), 日本學人也將御名前字正確轉寫作Xong,東西學者對滿文拼寫的識見,觀此則思過半矣。

2015年12月12日 星期六

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





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 by Rian Thu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HARDCOVER
$39.95 • £29.95 • €36.00
ISBN 9780674598553

About this Book
For 250 years, the Turkic Muslims of Altishahr―the vast desert region to the northwest of Tibet―have led an uneasy existence under Chinese rule. Today they call themselves Uyghurs, and they have cultivated a sense of history and identity that challenges Beijing’s official national narrative. Rian Thum argues that the roots of this history run deeper than recent conflicts, to a time when manuscripts and pilgrimage dominated understandings of the past. Beyond broadening our knowledge of tensions between the Uyghurs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is meditation on the very concept of history probes the limits of human interaction with the past.

Uyghur historical practice emerged from the circulation of books and peopl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when crowds of pilgrims listened to history readings at the tombs of Islamic saints. Over time, amid long journeys and moving rituals, at oasis markets and desert shrines, ordinary readers adapted community-authored manuscripts to their own needs. In the process they created a window into a forgotten Islam, shaped by the veneration of local saints.

Partly insulated from the rest of the Islamic world, the Uyghurs constructed a local history that is at once unique and assimilates elements of Semitic, Iranic, Turkic, and Indic traditions―the cultural imports of Silk Road travelers. Through both ethnographic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 offers a new understanding of Uyghur historical practices, detailing the remarkable means by which this people reckons with its past and confronts its nationalist aspirations in the present day.

Table of Contents

Note on Orthography
Introduction
1. The Historical Canon
2. Manuscript Technology
3. The Shrine
4. History in Motion
5. Saints of the Nation
6. The State
Conclusion
Notes
Acknowledgments
Index

About the Author

Rian Thum (Ph.D., Harvard University, 2010; B.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2000), is Assistant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Loyola University New Orleans. He is Winner of the 2015 Fairbank Priz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nd Winner of the 2015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Society Book Prize.

2015年12月10日 星期四

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1600-1800)




作者 : 吳政緯 著
出版單位 :臺北秀威資訊公司
時間 :2015年11月

內容簡介
第一章 緒論
 楔子
 第一節 研究回顧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史料
 第三節 章節安排

第二章 再造鴻恩:朝鮮燕行使的明清印象與選擇性書寫
 楔子
 第一節 朝鮮使節的明朝印象
 第二節 從「文化中國」到「現實中國」
 第三節  選擇的書寫:「朝鮮意志」的實現
 第四節 另一種「選擇」:思明文本的刊落
 小結

第三章 思漢之詠:朝鮮士人的中國論戰
 楔子
 第一節 東亞世界的思明問題
 第二節 《乾淨衕筆談》的刊行與論戰
 第三節 新華夷觀:18世紀朝鮮士人的論述
 小結

第四章 奉朝始終:「明遺民」的大義覺迷
 楔子
 第一節 朝鮮與中國的明末清初故事
 第二節 清朝的華夷辯論:《大義覺迷錄》
 第三節 歷史問答:中朝士人的「明史知識」
 第四節  從「中國」到「外國」:心態的轉變及其尾聲
 小結

第五章 結論  



2015年12月9日 星期三

清と中央アジア草原:遊牧民の世界から帝国の辺境へ






作者:小沼孝博
ISBN978-4-13-026149-4,
発売日:2014年07月下旬
判型:A5, 320頁

内容紹介

遊牧民が勢力をほこった中央アジアを征服した清の支配構想はいかなる変遷があったのか.18世紀のジューンガル征服以降の清の政策展開,ユーラシアで生じた地域秩序の変容を克明に叙述し,18世紀中葉から19世紀前半における清の国家形成の世界史的構造を描き出す.


主要目次

序 論
第1部 清のジューンガル征服再考
第1章 遊牧国家ジューンガルの形成と支配体制
第2章 清のジューンガル征服と支配構想
第3章 オイラト支配の展開
第4章 オイラト支配の破綻
第5章 イリ軍営の形成
補論 清朝皇帝を指す満洲語

第2部 清の中央アジア政策と西北領域
第6章 清とカザフ遊牧勢力の接触
第7章 清の中央アジア政策の基層
第8章 清-カザフ関係の変容――1770年代の西北情勢
第9章 19世紀前半清の西北領域の再編
結 論


作者簡介
小沼孝博,筑波大学博士(文学),現職東北學院大學文學部歷史學科講師,簡介見http://ccumanchustudies.blogspot.tw/2010/07/blog-post_25.html



2015年12月7日 星期一

Uyghur Nation Reform and Revolution on the Russia-China Frontier






HARDCOVER
$39.95 • £29.95 • €36.00
ISBN 9780674660373
Publication: April 2016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e meeting of the Russian and Qing empir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ad dramatic consequences for Central Asia’s Muslim communities. Along this frontier, a new political space emerged, shaped by competing imperial and spiritual loyalties, cross-border economic and social ties, and the revolutions that engulfed Russia and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David Brophy explores how a community of Central Asian Muslims responded to these historic changes by reinventing themselves as the modern Uyghur nation.

As exiles and émigrés, traders and seasonal laborers, a diverse diaspora of Muslims from China’s northwest province of Xinjiang spread to Russian territory, where they became enmeshed in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currents among Russia’s Muslims. From the many 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discourses of identity that circulated in this mixed community, the rhetoric of Uyghur nationhood emerged as a rallying point in the tumult of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nd Russian Civil War. Working both with and against Soviet policy, a shifting alliance of constituencies invoked the idea of a Uyghur nation to secure a place for itself in Soviet Central Asia and to spread the revolution to Xinjiang. Although its existence was contested in the fractious politics of the 1920s, in the 1930s the Uyghur nation achieved official recogni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Grounded in a wealth of little-known archives from across Eurasia, Uyghur Nation offers a bottom-up perspective on nation-building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and provides crucial background to the ongoing contest for the history and identity of Xinjiang.


About the Author 
David Brophy is a Lecturer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After finishing his PhD at Harvard in 2011 he spent two years as a postdoctoral fellow at the 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15年12月2日 星期三

Struggle by the Pen: The Uyghur Discourse of Nation and National Interest, c.1900-1949






時間: January, 2015
作者:  Ondřej Klimeš(林昂)
出版單位 : Leiden: Brill

內容簡介
In Struggle by the Pen, Ondřej Klimeš explores the emergence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nationalist ideology of Uyghurs in Xinjiang from c. 1900-1949. Drawing from texts written by modern Uyghur intellectuals, politicians and propagandists throughout this period, he identifies diverse types of Uyghur discourse on the nation and national interest, and traces the emergence and construction of modern Uyghur national identity.

The author also demonstrates that the modern Uyghur intelligentsia regarded political emancipation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as the two most important interests of their nation, and that they envisaged Uyghurs as citizens of a modern republican state founded on the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This book thus presents a new perspective on Uyghur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on Republican Xinjiang


Chronology of Major Political Events
Preface and Acknowledgements

Introduction

Chapter 1: Proto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est (1900s) 


Chapter 2: Emergence of National Idea and National Agitation (1910s–1920s)
Chapter 3: Politiciza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 (1930s)
3.1.Turkic Insurgency (1930–34)
3.2.Administration of Sheng Shicai (1934–44)

Chapter 4: The Significance of a National Boundary in Flux (1940s)
4.1.Republican Turkic Nationalism (1930s–49)
4.2.The Three Districts’ Revolution (1944–49)

Chapter 5: Conclusion

Bibliography 



About the Author
Ondřej Klimeš, Ph.D. (2012) is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Czech Academy of Sci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