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9日 星期日

奇特的滿文數目字15



TOFOXON

滿文數目字中,以15的寫法較為奇特。十位數中,10─19的數目字大都以juwan +個位數字形成,如11是 juwan emu, 12是 juwan juwe 等等,但15卻寫作 tofoxon。

這個 tofoxon其實是沿用了女真文的寫法。女真文15作「脫歡」 toboxon。滿文原無 f 字母,這可從老滿文中多以另一雙唇音b對應可知,此b實即傳統的女真音也。

從下表所列的女真十位數可見,末音節都寫作 xon~hun。滿文十位數數目字的改依漢語寫作十+個位數,如juwan emu等,明顯是受到漢語的影響。




有趣的是,滿文的11月和12月,卻沿用原女真文的寫法,分別作omšon biya 和 jorγon biya,與其他借用漢文表示的月份並不相同。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


2016年5月13日 星期五

《尼布楚條約》與中國第三屆「滿語班」



《尼布楚條約》拉丁文本


1972年,美國尼克遜總統訪華。周恩來總理陪同尼克遜總統遊覽故宮。看到故宮匾額上的滿文,尼克遜總統問道:「中國有人研究這種文字嗎?」周恩來總理當即回答:「有。」

此時正值中蘇即將進行談判,中國急需滿文人才翻譯研究中俄之間締結的第一個條約《尼布楚條約》。《尼布楚條約》只有滿文、俄文、拉丁文本,無漢文本。

吳元豐

1975年,周恩來總理指示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開設第三屆「滿語班」,招收1975年高中畢業生及知青21人。學制3年,最終有20人畢業。吳元豐就是這屆「滿語班」的學員。1975年8月,19歲的吳元豐第一次到北京,他興奮地說:「我們當時在故宮內閣大堂的西配殿上課,那是清代大學士工作的地方啊。」


趙志強

和吳元豐一起畢業的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楊珍、北京社科院滿學所所長趙志強。

楊珍

當今中國最重要的滿文專家,基本上都是這第三屆「滿語班」培養出來的。



2016年5月12日 星期四

中正大學 2015年 滿文班


104學年度上學期滿文教學





上世紀,台灣滿文開山廣祿在北台灣的台灣大學開的滿文班只有三數人(見莊吉發,《創製與薪傳》,頁21),屬冷門課。但目前情況已大不相同,選修的同學日見增多。

位處南台灣的中正大學開辦的滿文班現已踏入第六屆(104學年上學期),每屆多延續3─4年或以上。本屆滿文班選修的同學共52人,含文、法、工、商、教育學院學生及大陸山東師範大學交換生3人;另尚有旁聽生2人,1人為樹德科技大學教師,1人為本所研究生。


(中正大學滿文班甘德星)


2016年5月1日 星期日

莊吉發教授自傳:雙溪瑣語





出版社: 文史哲出版社
作者:莊吉發
裝訂/頁數:平裝/656頁
出版日:2016/01/08
ISBN13:9789863142850


簡介
本書包括十四個子題,分篇撰寫。 第一篇「成長過程」,記錄了作者 幼失怙恃,孤苦無依的坎坷身世。 第二篇「致命毒蛇」,描寫幼年與蛇為伍險象環生的惡劣環境。第三 篇「求學歷程」,述說作者步入正 途,刻苦讀書,力爭上游的過程。 第四篇「領袖事件」,道破戒嚴時期,作者因片語不敬,被羅織入罪, 白色恐怖,餘悸猶存。第五篇「清宮奏摺」、第六篇「清史長編」、 第七篇「以稿校稿」、第八篇「臺灣史料」、第十篇「資源共享」、 第十一篇「滿文薪傳」、第十二篇 「滿文原檔」,記載作者參與清宮滿漢文檔案整理編目的經驗。第九篇「會議與參訪」,說明赴英參訪, 出席會議,查閱檔案,擴大視野, 吸取經驗的重要。第十三篇「論文指導」,薪盡火傳,承先啟後,輔導學生撰寫論文,不乏佳作,後生可畏。第十四篇「著作目錄」,作者在公務之餘,撰寫專書論文,整 理目錄,附於書末。各篇內容,多 屬片斷記憶,尚祈方家不吝教正。


目錄
導讀
成長過程——孤苦·坎坷·靈異
致命毒蛇——蛇圖騰·雨傘節·龜殻花
求學歷程——北師·師大·臺大
領袖事件——芝山岩·士林官邸·士林初中
清宮奏折——整理·編目·出版
清史長編——清代通鑑長編與清史重修
以稿校稿——清史·校註·整修
臺灣史料——番檨·番薯·番歌
會議與參訪——大英博物館·大英圖書館·公共文書館
資源共享——典藏·查閱·研究
滿文薪傳——學習·教學·研究
滿文原檔——典藏·整理·出版
論文指導——歷史·宗教·文化
著作目錄
後記


2016年4月21日 星期四

《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第三版、英文版、簡體版


最新消息




《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自出版以來,頗受讀者歡迎。

現除準備出第三版外, 
英文版由歐洲著名書店Brill出版,
簡體版則由中華書局在中國大陸出版,
以廣流傳。


延伸閱讀:
1。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
2。康熙遺詔中所見大清皇帝的中國觀


(國立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



2016年4月13日 星期三

徐泓論新清史





“新清史”論爭:從何炳棣、羅友枝論戰說起


徐泓



內容提要:“新清史”論爭起於1990年代中期,羅友枝對何炳棣《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的批評及何炳棣的反駁,隨後,西方學者分別就研究立場、運用史料及論爭議題核心—“漢化” 問題,開展論爭。2000年以後,隨著論爭相關論著的陸續的譯介,兩岸史學界也加入論爭,論爭劇烈而白熱化,甚至有意氣之爭的現象。本文從論爭的緣起、西方學界的論爭及其後論爭再興於兩岸,論述“新清史”論爭的歷史,釐清“新清史” 論爭之重點,點明論爭之政治性質,呼籲參與“新清史”論爭謹守學術規範,回歸學術本質,避免非學術意氣之介入。

關鍵字:新清史;何炳棣;羅友枝;歐立德;漢化;汪榮祖;滿族中心論
作者簡介:徐泓,男,福建建陽人,廈門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臺灣暨南國際大學退休榮譽教授,歷史學博士。
文章來源:本文原刊登於《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6年第1 期,頁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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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7年,何炳棣在美國亞洲研究學會的一個小組會議上,發表“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一文,刊載於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6, No. 2. Feb., 1967)。[①]同年,何炳棣與鄒讜合辦一個為期十天的大型中國問題國際研討會,討論中共政治與國際問題,並論述中國的歷史傳統。何炳棣以《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為基礎,將討論的時段擴及整個中國歷史,題為“Salient Aspects of China’s Heritage.”(《中國歷史遺產的幾個值得思考的顯著特色》),分析中國具有現實意義的歷史遺產。[②]這次發言普遍得到當時漢學界的認同,卻在三十年後引發了一場論戰。何炳棣從興與衰的對立面討論清代的重要性及其局限,並延伸出傳統中國制度與儒家文化解體的議題,其論點包括:(一)歷代中國的疆域,基本上是以長城以內的本部十八省為主,漢、唐、蒙元疆域雖擴及中亞,甚至更廣闊,但都不能維持長久;只有清朝,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努力經營,將長城以外的東北、蒙古、青海、寧夏、新疆、西藏納入實際統治的版圖,結成一個以漢、滿、蒙、回、藏、苗為主的多民族國家,而為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及1949年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二)傳統中國官方人口總數,漢唐以前不過六千萬,宋、明才超過一億多,至康雍乾太平盛世,全國人口爆增,道光末年已增至四億三千萬,到1960年代後期中國人口更達七億,不能不說是清代留下來的遺產。(三)清廷由於採用制度性的漢化政策,以程朱理學為漢化政策核心,有利於滿族八旗封建政權向統一的中央集權帝國演變;因此,清朝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征服王朝。(四)傳統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到清代臻於成熟,區域間經濟與社會的整合,達到歷史上的新高。(五)清代在物質文化、藝術、印刷和圖書文庫方面,取得豐富而輝煌的成就。(六)清朝由於人口爆增導致一連串當時的科技無法解決的經濟難題;乾隆朝以後貪汙侵盜公款的情況普遍而嚴重,盛世危機下,爆發白蓮教亂及其他不斷的民變;太平軍之亂後,政治非中央化,地方勢力興起,無法掌控,加上大行捐納制度以解決財政困難,卻造成官僚制度的敗壞;以及面對歷史上從未有的西方優勢現代政治的風暴,最後導致衰亡的命運。

何文關懷的議題以及闡述歷史脈絡的方式,已經超越清朝斷代的限制,可以說是從歷史發展動因及歷史遺產造成現代中國危機的深層思考,對中國歷史的長期發展的總結。此一觀點在1970年代“帝制晚期”的學術討論中,並未受到質疑,卻在90年代西方漢學研究路數漸有更易之後,引起廣泛討論,甚至發展出所謂的“新清史論爭”,其原因及過程值得深究。


一、“新清史”論爭:何、羅論戰與西方史學界的反應
過去對清朝有許多負面評價,主要受清末革命宣傳反滿,及將近代中國衰落的關鍵歸咎於明清海禁、閉關自守以及箝制思想等因素的影響。何炳棣此論一出,讀者鹹以為其評價公正,普為清史研究者與教師所引用,大大地改變清代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近年來,受人類學家的族群理論、帝國主義理論及邊緣和區域視角的影響,西方史學界開始批判歐洲中心論,改以中國中心觀來進行中國史研究。但由於去核心與去霸權的學術走向,使得中國中心論仍無法滿足學者的新需求;因此,他們進一步批判以漢族為主的中國中心觀。於是有學者批判以漢族為中心的清史研究,倡議改以滿族為中心的角度治清史。[③]


“新清史”論爭始自1996年羅友枝(Evelyn S. Rawski)當選美國亞洲研究學會主席時的就職演講:“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再觀清代: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全文刊載於1996年11月出刊的《亞洲研究學報》(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55卷4期。[④]羅友枝不同意何炳棣對清廷 “漢化”問題的論斷。他認為清王朝能維持近三百年的統治的關鍵,主要原因不在於“漢化”,而在於他們對不同地區採取不同文化政策。透過整合各種不同語言,信仰不同宗教,維持不同文化的民族和地區,清朝統治者將帝國打造成一個多元民族的國家;因此,能有效地處理與內陸亞洲蒙、回、藏、維等非漢族的關係,從而良好有效地統治清帝國。


接著,知名的《國際歷史評論》(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於1998年6月出了一期討論清朝帝國主義的專號(Special Issue on Manchu Imperialism)。不久之後,所謂的“新清史四書”:《清代宮廷社會史》、《半透明之鏡》、《滿與漢》、《滿洲之道》陸續出版,[⑤]“新清史”學派逐漸成形。[⑥]2004年,衛周安(Joanna Waley-Cohen)在《激進史學評論》(Radical History Review)全面評述“新清史”,“新清史” 學派正式成立。[⑦]


何炳棣認為羅友枝的批評漏洞百出,兩年後強力反擊。與羅友枝在同一份學報──《亞洲研究學報》上進行辯論,此即著名的《捍衛漢化:駁斥羅友枝的〈再觀清代〉》一文出現的緣起。[⑧]何炳棣的文章以極大篇幅論述漢文化及漢化發展歷史的各個方面,並討論非漢族政權如何採用漢化政策,統治以漢族為主的中國。何炳棣說:國際學界依據漢文化的內涵和成就的豐富所作的總體評價是,中國文明“比任何一個西方國家的文明都廣博和複雜”。[⑨]又說:漢化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進程,中國人不斷引進吸收外來文化,包括今天的西方文化,並隨著時代的變化調整,其影響力,由中國周邊的東亞和東北亞擴展到全球。在此一過程中,中國的人本信仰,推己及人的文化本質,給異族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而且漢族又虛心地、能動地借用外來的宗教、思想和物質文化,不斷豐富漢文化的內涵,使漢文化充滿生命力,而能不斷擴展。


何炳棣對於羅友枝的批評主要有兩個方面。首先,《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以宏觀、多面性的論題進行論述,羅氏卻單就漢化這個單一主題來討論,模糊原文的真實觀點。何炳棣舉出甚多羅友枝曲解原文論點之處,強調其基本論點是滿族創造了一個包括滿、漢、蒙、回、藏和西南少數民族的多民族國家,羅友枝卻無視於此,在漢族和滿族及非漢民族關係之間,構建一個錯誤的二分法。其次,羅友枝忽視滿族之所以能夠有效地統治人口最多、政治傳統和文化最悠久的中國,在於他們成功地運用漢族傳統和制度。羅友枝提出遼、金、元、西夏政權統治漢人與漢地,都只任用漢族官員,但在意識型態上卻拒絕漢化的說法,是片面而錯誤的。[⑩]何炳棣《捍衛漢化》一文中特別分析遼、金、元、西夏這四個政權最終都採用漢文化和制度,甚至意識型態上以漢族五德終始的正統論合理化其政權。何炳棣還批評羅友枝忽視國際學術研究的共識,全然不顧各種前人研究中關於征服王朝要鞏固其統治,漢化是不可避免的結論。何炳棣質疑羅友枝討論中國歷史文化,只強調占少數的3%的民族,放棄對占97%的漢族及其文化之關注,這樣的論述怎麼站得住腳?何強調拋棄漢化因素,就無法理解清帝國統治成功原因。


何炳棣批駁羅友枝之後,羅友枝並無回應,其他學者亦無多大反響。撰文回應的西方學者僅能舉出寥寥數人,如:2003年,出身北京大學在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 UC Santa Barbara) 校區任教的鄭小威博士,發表一篇“Sinicization vs. Manchuness: The Success of Manchu Rule”以贊同羅友枝的立場,討論“新清史”論爭的核心,述及美國對漢化問題的研究脈絡。但司徒琳(Lynn A.Struve)主編,2004年出版號稱“新清史”新作的《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Time, Temporality, and Imperial Transition: East Asia from Ming to Qing.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4) 論文集中,就看不到任何對同羅友枝“新清史”的討論或回應;似乎西方學界的“新清史”論爭已沈寂下來。


反而是何炳棣的論點後繼有人,尤其是華裔學者反應熱烈,如趙剛(Zhao Gang)與黃培(Pei Huang)。2006年,趙剛在《近代中國》學報(Modern China) 上發表《重造中國:清帝國意識形態與20世紀初近代中國民族認同的崛起》(“Reinventing China Imperial Qing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他指出滿文的“Dulimbai Gurun” ( “中國” 的直譯) 與漢文的“中國” 在清朝官方文書中均指包括滿洲、蒙古、西藏、新疆在內的大清帝國領土,外交文書如《尼布楚條約》《恰克圖條約》滿文本也都使用“Dulimbai Gurun”(“中國”) 一詞代表清帝國;因此, “新清史”將“中國” 一詞只等同於 “漢”的論斷是不能成立的。[11]趙剛的論點,也得到一些西方史家的支援,周錫瑞(Joseph Esherick)與白蓮娜(Elena Barabantseva)先後發表同樣的看法。[12]


2011年,黃培(Pei Huang) 更出版了一本專書《滿人的再定位:一項漢化的研究(1583-1795年)》( Reorienting the Manchus: A Study of Sinicization, 1583-1795.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Program) ,公開支持何炳棣。黃培論述了滿洲人如何借用漢人的統治方法與生活方式,以及從努爾哈赤起兵至乾隆末年之間,滿人在經濟、法律、社會制度等方面的種種改變,強調此時的滿漢交流並非單向的過程,滿洲文化同樣影響“漢文化”。滿人並非完全的異民族政權,因為女真的漢化歷程早在入關前就已開始。黃培與“新清史”的分歧主要是對漢化定義不同,他採廣義的定義,認為滿人雖仍保有滿族的身分認同,但不妨礙其接受漢文化;而“新清史”學者的漢化定義則嚴格得多,他們認定漢化意味著滿人完全接受漢文化與族群認同。對於“新清史”強調的內陸亞洲民族對清朝的重要性方面,黃培認為清朝統一中國主要靠漢人降將、降兵之力,蒙古軍隊的作用不大。“新清史”學者及其支持者並不認同黃培的說法,歐立德批判黃培是漢文化和漢字優越論者,認為黃培的“十八世紀以後,滿人失去勇武精神成為懶散、揮霍的特權階級”等觀點,不過是護衛五十年代中國史家的老舊論調。雖然有趙剛、黃培等華裔學者的撰著支持,但其他西方史家大多數以沉默態度對待何炳棣的論點;可以說西方學者似乎已一面倒向“新清史”。[13]


二、“新清史”論爭再起:兩岸史學界的反響
2000年以後,隨著羅、何論爭相關論著陸續的譯介,兩岸史學界注意“新清史”的人多了起來。定宜莊於2008年發表《由美國的“新清史”研究引發的感想》(《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 呼應“新清史”,引起不少反響。2010年,劉小萌發表《關於“新清史”的幾點看法》,闡明“新清史”在理論方法、研究角度和觀點的創新,並提出應對之方。[14]其後,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劉鳳雲和劉文鵬選輯國外“新清史”的代表性論著,並彙集國內學術界的相關論述與評議,出版了《清朝的國家認同: “新清史”研究與爭鳴》;另外還召開“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 國際學術研討會,出版了《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更引發討論的熱潮。


在這次會議中值得注意的是,為了將有關“新清史”的爭論置於學術範圍之內,避免將其政治化;在出版《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一書時將羅友枝批評何炳棣的文章中最富政治性的一節“清史和中國的民族主義”,以“語境差異”為由,完全刪掉。書中,大陸學者多強調清代的民族融合、政治整合和文化交流,與“新清史”學者注重清代的武力征服,強調民族特性與文化隔絕的論點形成對比。美國學者認為大陸學者有意迎合官方意識形態,有損學術獨立,認為他們有民族主義支配的偏見。會議原始的學術目的似乎沒有達成,反而招來更多非學術性的評論。此後,西方“新清史”學者的觀點得到一些大陸學者的回應和讀者的關注,報章雜誌和網路上的論爭也就多了起來。


臺灣學者也關注“新清史”的學術發展,中央大學的王成勉教授就敏銳地看出“新清史” 論爭的盲點在雙方的各說各話,於2006年發表《沒有交集的對話——論近年來學界對“滿族漢化”之爭議》(汪榮祖、林冠群主編:《胡人漢化與漢人胡化》,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6年)。中央研究院學者因為關注族群問題,也對“新清史” 產生興趣;2013年,由臺灣史研究所領頭組織“新清史研究讀書會”,研讀西方“新清史”論著。2012年11月30日,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汪榮祖教授召開“ 清帝國性質研討工作坊”,約集了兩岸清史學者十餘人,討論清帝國的性質,編成《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於2014年8月出版(臺北:遠流出版)。由於主編汪教授對“新清史”持批判立場,激起支持“新清史”的學者不滿;這本書的出版,尤其對大陸“新清史”的論爭,無異火上添油。2015年4月12日,姚大力發表《不再說“漢化”的舊故事 ——可以從“新清史”學習什麼》,在《東方早報·上海書評》挑戰汪榮祖的觀點。接著汪榮祖於5月17日發表《為“新清史”辯護須先懂得“新清史”——敬答姚大力先生》;5月31日,姚大力再發表《略蕪取精,可為我用——兼答汪榮祖》;6月21日,汪榮祖再答姚大力,發表《學術批評可以等同於“打棒子”嗎?》,一來一往,互不相讓;兩人的文章在網路上瘋傳,引起更多人對“新清史”論爭的關注。


同時,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中國社會科學報》和《中國社會科學網》,也注意到“新清史” 論爭的影響,發表多篇文章,直指“新清史”的學術問題及其隱含的政治主張。其中李治亭在第728期發表的《 “新清史”:“新帝國主義”史學標本》(4月20日),指出“新清史”“肆意歪曲清史,旨在分裂中國”,旗幟最為鮮明,言語最為激動。中央民族大學鍾焓教授也接受《中國社會科學報》的訪問,指出:“新清史”學派的著力點,不在於史實重建,而在於話語構建,以族性/民族主義語境下的認同決定論,帝制晚期的征服敘事和後帝制時代的“民族帝國主義”話語才是構築其學術體系的三大基石;且為證明其理論模式的有效性,“新清史”學派不惜曲解史實以強證己說。[15]相關討論並未平息,2015年7月25日,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歷史研究》編輯部與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還聯合主辦《“清代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歷史建構”學術研討會》,回顧與反思“新清史”研究。[16]



三、“新清史”論爭應重視學術的本質
1.秉持純粹學術立場
在改革開放與全球化和網路普及無遠弗屆的今天,如何對待西方關於中國歷史的各種新觀點及其影響,的確是我們要嚴肅對待的問題。我們無法關起門來,無視其存在。


定宜莊與現今“新清史”主要領頭學者歐立德,在2013年聯合發表《21世紀如何書寫中國歷史:“新清史”的影響與回應》(《歷史學評論》,第一卷),此文可視為西方學者與部分大陸學者對於“新清史”的共識與展望,希望學者們從更多元的視角看待清朝歷史發展。文中特別提到“如何面對西方學術觀念與理論的問題”:

當我們評判一項史學研究成果的好壞、一種新的研究範式或理論的成敗時,標準應該首先是它在學術上的價值,具體地說,它徵引的史料是否堅實可靠、它的分析是否規範合理、它的結論是否給人以啟示,至於它是來自西方還是東方、中國還是外國、是否“建立在西方的現代話語體系上”,反而應該列為其次。——更多強調要反思自己研究的不足,持的是一種很為理性和客觀的態度,也為學界所普遍認同並接受。我們認為,對於“新清史”,何不也參照一下這種態度呢? ——由於我們現代的知識體系源於西方,目前我們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似乎也只能在西方的概念框架中獲得自我表述,原先只是作為一種他者的西方文化,如今在全球化時代之下,無論我們願意與否,已經成為文化本身,成為我們的當代歷史與現代經驗的組成部分,從而當代中國的問題也變成完全是整個現代性文化自身的內部問題。我們無法跳出世界(歷史)的語境討論中國,更無法在西方之外建構出一個自給自足的中國。[17]


定宜莊之外,劉小萌也在《關於“新清史”的幾點看法》提出回應“新清史” 應注意的問題:第一,要端正我們的態度,從“新清史”的研究中汲取有益啟示;
第二,應注意基本概念的澄清 ,對“漢化”的涵義、“漢化”與漢文化“涵化”的差別作出說明。不可因表述的便利,而造成“今人”對“古人”的一種理解錯位;
第三,應承認研究取向上的差異 ,特別是在滿漢關係、清朝特色、八旗社會、民族認同等議題的討論,“新清史”學者與中國學者側重的角度與討論重點有明顯差別,這些差異的形成,有著複雜的背景與原因,應承認差異,明確差異,進而通過討論,取長補短,求同存異,在彌合差異的基礎上求得比較接近歷史真相的共識;第四,回應“新清史”,不必回避它的某些偏差或錯誤 。美國“新清史”標榜從滿族角度研究是其特色,與清史研究的本意明顯抵牾。劉小萌認為,真正意義上的清史研究,應包括清朝(清代)這一時段內、任何與清帝國龐大空間相關的歷史現象。從這個角度講,美國的“新清史”在定義上是有問題的。“新清史”否定滿族所建清朝(還引申到歷史上蒙古族所建元朝)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或以漢滿民族衝突對立取代彼此融合的主流,或強調滿族特色卻無視漢族和漢文化的主導作用;這些論述均有悖中國歷史發展及滿漢關係發展的基本事實。劉小萌指出:“新清史” 的說法與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時,提出“滿蒙征服論”相似,“新清史”倘不能與之劃清界限,就會陷入很尷尬的境地。[18]


面對“新清史”的挑戰,三位學者都提到,應該站在純粹學術的立場面對外來的新觀念,“無論是研究角度、理論方法,還是具體觀點中”“汲取有益啟示”;要正視中西學者研究取向的差異,差異可通過研究討論來增加學術的內涵。也就是依據堅實史料與合理的分析,理性客觀的態度研究的成果,以理服人。這個態度普遍為學界所認同,例如在面對西方學者對明清科舉與社會流動關係的質疑時,泓就曾運用計量方法,以57 個科次新出版、公開的明代進士登科資料,提取有效樣本 15,528 件(多於何炳棣的 22 科 6,228 件),實證地研究明代向上社會流動。[19]


2. 對“新清史” 強調運用內亞民族文字史料的反思
“新清史”學者對何炳棣的質疑,主要來自於他們聲稱研究清史必須運用滿文、蒙文、維吾爾文等內亞民族史料,認為從不同語言類型的“新史料”才能看到一些過去看不到的事物。甚至有人極端地提出:不識滿文就不能研究清史。但事實上,“新清史”學者運用的內亞民族文字史料並不如他們聲稱那麼豐富,那麼具關鍵作用。[20]路康樂的著作未涉及任何滿文材料;羅友枝的著作引用大量未刊檔案史料,卻只是漢文史料,基本上沒有她主張的新見滿文史料;柯嬌燕使用滿文史料也僅限於早已廣為利用的《滿文老檔》。[21]只有歐立德的著作確實引用過一些未刊的乾隆朝滿文朱批奏摺,但這些奏摺早在該書問世前已經譯成漢文。其他作者在引用新見滿文史料上也是雷聲大雨點小。至於其他語種的民族文字史料更是“難覓影蹤” ;“新清史”學者的著作依據的的主要史料仍然是以“漢文”為主。其實,百多年來,中、日學者早就一直致力於運用滿文、蒙文、維吾爾文等內亞民族史料研究歷史,尤其用滿文史料研究清史。[22]中國領頭研究清史的前輩學者王鍾翰先生就一貫重視運用滿文文獻,側重從滿族角度作研究。[23]日本學者自內藤湖南、神田喜一郎、神田信夫等也早就關注滿文檔案的收集、整理與譯注,做為研究清史的基礎。[24]從這個角度看,“新清史”學者在運用非漢文史料方面並不比以前的“舊清史”學者先進。而且隨著關鍵性的滿文檔案如《滿文老檔》、《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等翻譯印行,其他相關滿文史料也正陸續譯編中;似乎“新清史” 標榜的精通滿文漸漸不是研究清史學者必須具備的特別本領,反而精通中文和日文,能夠閱讀、理解清史文獻與檔案及近人研究論著,才是研究清史學者必不可缺少的關鍵本領。[25]


誠如以上所說的,“新清史” 論著引用的滿文資料雖不夠多,而中、日史家在整理和運用滿文史料上,也早有傳統,卓然有成,不必等待“新清史” 的提倡,人們才懂得重視滿文史料。但是對西方清史學界來說,“新清史”帶動的研究風氣還是值得關注的,學習滿文,運用滿文檔案,如今成為熱潮。“新清史”已在美國學界占一席之地。由於美國的學術霸權地位,這一風氣對世界其他各地史學界頗有影響,甚至對兩岸史學界,尤其是青年學子,也頗有影響。運用新史料詮釋歷史,本來就是史學界的共識。而兩岸老史學家也一直在教後輩學子學習滿文和運用滿文史料研究清史,王鍾翰老師就培養出優秀的史學家如定宜莊、劉小萌等,甚至歐立德也曾在王鐘翰門下學習;廣祿老師也在臺灣培養出如陳捷先、李學智、莊吉發等運用滿文史料治清史的重要專家。[26]受“新清史” 影響,清史研究再興熱潮,確是好事,值得鼓勵。但對“新清史” 提出的一些論爭議題如“漢化”、如“滿族中心”、如論爭的政治性質等問題還是應該進一步討論厘清,而不是一味地跟著走的。


3.對“漢化”問題的討論
有的“新清史”學者認為:八旗是一個封閉制度,而此一封閉性,形成了滿族自我認同。但實際上原本設計為隔離滿人為主體的“旗人”與漢人為主體的“民人”的封閉性八旗制度是行不通的;[27]各地滿城(或旗城)中,有許多世代為兵(還有少數出仕)的旗人,“國語騎射”以外,別無生計,其日常生活對滿城周圍以漢族為主的民人嚴重依賴;導致旗人社會不可能脫離“民人”社會,無法保持較長時期“獨立”或“封閉”。隨著時間推移,旗人對民人的依賴逐漸加深,範圍不斷擴大,彼此關係越來越密切;尤其滿、漢不能通婚的限制也逐漸打破,滿語(或“清語”)也漸遺忘,旗人多只會說漢語,“國語騎射” 又不能堅持;滿族自身特性逐漸剝蝕,其族群自我認同自然削弱。[28]


另一方面,滿洲原以八旗為核心,然而八旗各支的旗人只忠於旗主,而非皇帝本身。這對於要將部落合議制改成君主專制的滿洲皇帝來說,是相當不利的。他們必須借助儒家思想,特別是經過朱熹強化後的忠君觀念,來轉化旗人們效忠的物件。過去“新清史”學者往往否認漢化和清朝國祚長久的關係,認為清統治者的漢化和儒化不過是籠絡漢人而已。但康熙二十五年御定《資治通鑒綱目全書》,於康熙三十年先譯成滿文,刊刻發行,針對漢人所發行的《御批資治通鑒綱目全書》,卻要等到康熙四十四年才開始整理,康熙四十六年才印行至全國;可知清廷對於宣揚“尊君”觀念的《資治通鑒綱目全書》的刊印,是先滿後漢,主要是供滿人研讀的。再聯繫康熙皇帝為滿文本所作的序文來看,滿洲君主不只是將儒家文化作為統治漢人的手段,而且是要借重《資治通鑒綱目》強化滿人的“尊君”觀念及重視綱常教化的功用。[29]由此可知,滿洲統治者運用儒家思想並非只局限於籠絡漢人,事實上他們也用漢文化的道德價值觀來教化本民族。即使在政治、經濟、法律上,滿洲統治者依然採取“首崇滿洲”的政策,即使滿洲統治者大聲疾呼要保持本民族精神。然而,實際上,滿洲統治者卻多用儒家思想來教育滿人,使得他們的道德觀念逐漸轉變成儒家式的;就這一層面來說,滿洲人的確已經漢化或儒家化了。


雖然“新清史”學者不願把清朝當作傳統的中國王朝,但他們還是不得不承認:“滿洲人有時也稱呼自己的帝國為‘中國’,即使是稱呼邊疆地帶。”[30]在討論清朝是不是“中國王朝”和滿洲人是否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時,“新清史”學者及其支持者多持否定態度。但“中國人”的定義是隨華夷之辨來的,“夷狄之入中國者則中國之”;華夷接觸之後,並非華全同化了夷,華夷彼此互相學習,相互影響,西方學者謂之“涵化”,中國學者稱為“融合”。[31]滿洲的統治者追求中國文化的精髓:他們熟讀儒家經典,純熟也運用漢文寫作,詩文、書法與繪畫造詣深厚,超乎一般漢人文士之上。他們早就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皇帝,如雍正皇帝所說,他們也是中國人。在清朝統治穩固後,一個多元族群組成的帝國已經形成。隆裕皇太后主導的《清帝遜位詔書》說道:“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 這樣的論述顯然是清朝多元一體的民族政策之自然結果。[32]


更重要的是,清朝以夷人入主中國,從髮式和服式改變了“中國人”的定義,改以剃頭辮髮為“中國人”的服飾。因此,當明鄭與清朝談判統一時,明鄭提議:“比朝鮮不剃髮,願進貢投誠”,康熙帝不准,他說:“ 朝鮮系從來所有之外國,鄭經乃中國之人,”必須剃頭辮髮。終清之世,剃頭辮髮和長袍馬掛遂為中國人服式,甚至民國初年,賢如國學大師王國維也始絡拖條辮子。[33]


法律上,除了在外交文書上清朝政府自稱“中國” 稱其子民為“中國人” 外,宣統元年(1909) ,清廷制定的中國第一部國籍法,沒有定義“大清國人”的國籍,而是定義了“中國人”國籍。換言之,被“新清史”學者認為不認同“中國”的“滿族政權”,用國際規範的法令定義了自己的 “中國人國籍”(nationality),以及作為“中國人” 的身分。[34]

4. “新清史” 論爭的政治性質
“新清史”的討論,尤其在華人學術圈內,大多視之為學術討論,只有少數以之為政治論爭。但正如劉小萌所提到的,西方學者的觀點往往“超出純粹學術研究的範疇,而表現出鮮明的政治性”。西方學者常指責中國學者研究中國歷史的民族主義傾向,有政治目的,並持以否定中國學者之研究成果。[35]例如他們批評中國學者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時,就曾引用蘇聯史家的話,說中國學者的研究是“毫不掩飾的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的觀點(openly nationalistic and racist views)”。[36]而大陸學者也有人附和這種指責,認為大陸學者對“新清史”的批評的背後是民族主義,也有學者認為“新清史”被批評為“分裂史”是誤讀。


但事實上,國內“新清史”論著普遍存在文本轉譯過程中刻意地忽略或刪節,以致有討論並不完整的問題。絕大多數讀者和學者並未讀過“新清史”論著的原文或全文,而是透過中文譯本來瞭解;而這些中文譯本往往有錯譯、節譯或漏譯之處。不少學者就曾提出 “新清史”的討論:有英文原著的中文翻譯問題,定宜莊在不久前,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召開的國際清史研討會上,就此有專題發言,批評了隨意翻譯甚至望文生義等現象。這雖然是文本轉譯經常出現的問題,但因此說中國學者對“新清史”的批評完全是誤讀了“新清史”論著,卻也未必。

維護“新清史”的人說到“羅、何” 論爭,已有意氣之爭的現象,支持“新清史”學者常將妖魔化的民族主義者標籤,妄貼在反對“新清史”學者的身上,例如說: “何炳棣是個‘無可救藥’不自覺的民族主義者 (Ho is a “hopelessly” unconscious nationalist)。”[37]尤其在中國崛起的當下,反對“新清史”的學者常被人和執行維穩的中國政府畫上等號,反對“新清史”的學者在學界的處境就更加困難了。其實主導“新清史”的西方學者並沒有那麼無辜,他們的文章所表達的政治意圖,其實很清楚,只是華人學者在大陸發表譯介時,常常故意把這一部分完全割棄。大陸讀者甚至學者一般是透過譯介瞭解的;因此,他們誤以為不同意“新清史”的學者,不是跟著政府當局走的狂熱民族主義者,就是不瞭解西方學術傳統的井底之蛙。羅友枝 的《再觀清代》(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的譯介是個典型的例子,這篇關鍵性的論文一直沒有全文中譯本發表,除了張勉勵的譯介(《再觀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介紹一篇西方研究清史問題的論文》,《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 之外,只有《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刊登的節譯;而這個譯本被刪節的部分,就是羅友枝文章最具政治爭議的內容,題為“清史與中國民族主義(Qing History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直到最近,互聯網上才出現補譯本,但讀到的人並不多。支持“新清史”的文章,不知是故意的,還是沒讀到,對羅友枝這段論述總是略而不談,似乎是怕讀者讀到之後會引起對羅友枝論文學術性的懷疑。反對“新清史”的人,似乎也沒讀到原文,甚至全不知道羅友枝這段議論的存在;因此,評論時也就不能直攻要害。其實羅友枝通篇文章的主旨在排除漢民族在清帝國中的政治地位,尤其在“清史與中國民族主義”一文的結論,強烈抨擊近現代中國政治與學術,認為“漢化”是來自梁啟超、孫中山等漢民族主義者的“詭辯”,並非國家民族主義的概念,意味著它必須去除。羅友枝在文章有這麼一段表述:

正如以前的中國政府一樣,中華人民共和國持續地鎮壓少數民族獨立運動,並一再強調自己有決心維持對西藏、新疆、內蒙古的統治。1949年以來,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一直在確保統一國家框架中少數民族的代表權地位,和注重少數民族的終極同化之間擺蕩。(Mackerras,1994)孫中山和其他早期民族主義者討論assimilation時所用的名詞是“同化”,人民共和國學者代之以“融合”,也就是各民族在歷史上長期“相互學習與影響”過程的結果(Mackerras,1994, 7)。儘管有很多“民族團結”的口號,研究當代中國的人仍然會注意到在人民共和國國內仍持續存少數民族族群的民族主義(Gladney 1991;Townsend,1992)。一位西方學者費約翰(John Fitzgerald,1996)將此現象視為歷來現代中國政府在建立構成中華民族 “想像的共同體”上的失敗。他的總結是:中國是一個“沒有真正融合成為一個民族的國家(nationless state)”。[38]

羅友枝這段話,很難令人信服她只是在從事純學術討論,更難相信《再觀清代》完全沒有現實政治的考慮。西方史學家多認為近代民族主義乃世界動亂之源,在這股思潮下,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促進現代中國崛起的民族主義,就成為西方輿論攻擊的對象。[39] 1989年之後,西方學者對待中國及中國史的態度翻轉,本來在不友善的氣氛中,出現這種評論並不足為奇。[40]尤其,近二十年以來,西方政界、學界對中國大陸的崛起與西方政經優勢的衰退,十分焦慮,多以人權為理由,支持藏獨、疆獨,抨擊中國的民族政策。[41]由於羅友枝文章最關鍵一節《清史與中國民族主義》在譯介時刻意被省略,支持“新清史”的大陸學者更是不提,而將討論焦點引導至西方流行的後殖民、族群的新理論詮釋。於是,模糊了新清史論爭的焦點,隱藏了參與論爭學者的潛在政治立場及其對現實中國政治的關懷和反響。[42]


結語
中、美學者,各有自己的國情,存在著文化背景、歷史傳統、學術環境、研究角度、理論方法的諸多差異。“新清史”無論怎麼強勁,畢竟是在異文化的視野中觀察中國,而運用西方理論和話語系統詮釋中國歷史,始終存在一個是否符合中國實情的問題。套用美國國內族群理論詮釋滿族形成,聲稱滿族先是文化共同體,後來成為血緣共同體,與滿族的歷史實際顯然枘鑿不合。把自我認同,作為近代滿族形成的基本尺度,是否合理,也值得思考。歷史研究發展多元視角而去中心化,是正確的,但繼去歐洲中心論和去中國中心論之後,“新清史” 強調滿族中心論;豈不是跳出一個陷阱之後,又跳進另一個陷阱嗎?[43]清史研究固然需要引入西方理論方法概念觀點,但只有適應中國的實際情況,才會有落地開花的可能。研究者的“主體性”,不但西方學者有,中國學者也是有的,不會輕易地舍己從人。

學術討論如何擺脫當代政治思潮的影響,讓討論回到學術的範圍內,似乎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就如劉小萌所說的:“有些差異,通過討論是可以彌合的,但是也有一些差異,即使討論也難以陶融。” “中國史研究則是一門帶有鮮明本土特色且根基深厚的學科。清史研究固然也需要引入西方理論方法概念觀點,但毫無疑問,我們更希望能夠根據史實修正西方理論,甚至自創理論。”[44]

面對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歷史類似“新清史”新觀念的挑戰,固然應視為攻玉的他山之石,藉以啟發我們從更多角度看歷史。[45]但我們也要警覺西方學者尤其是培養“中國通”的東亞研究學者,[46]其持論背後的動機,及其為政治服務的考慮。最重要的還是堅守學術研究的原則,秉持理性客觀的態度,檢驗徵引史料是否堅實可靠,分析問題是否規範合理。以堅實史料與理性分析,以理服人,則“新清史”的挑戰也可以是對中國清史研究的一種啟發和促進,這才是學術應有的態度。部分西方學者雖難免有政治動機,但他們為文,不論撰寫格式和文字用語卻仍能謹守學術規格。因此,我們參與“新清史”討論,要謹守學術規範,切忌意氣用事而使用情緒化文字;否則有理竟成無理。[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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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說明:原文為腳註,因微信排版不便,因此改為章節附註版,如需查看請閱原刊。
[①]陳秋坤譯:《清代在中國史上的地位》,《史繹》,第5期(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1989),頁60-67 。又陳一中,《陳秋坤教授在〈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後寫的附記》,http://okplaymayday.pixnet.net/blog/post/41816017,2015.08.30下載。

[②] Ping-ti Ho, “Salient Aspects of China’s Heritage,” in Ping-ti Ho & Tang Tsou. (ed.), China in Crisi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Vol.1,Book 1, 1-92.

[③]歐立德:《滿文檔案與新清史》,《故宮博物院學術季刊》,第24卷2期(臺北,2006年) ,頁1-15。亦收入劉鳳雲、 劉文鵬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頁377-393。李愛勇:《新清史與“中華帝國“問題—又一次衝擊其反應?》,《史學月刊》,2012年第4期,頁106-118。


[④]另參見張勉勵譯:《再觀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介紹一篇西方研究清史問題的論文》,《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頁113-117、124。劉鳳雲、 劉文鵬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頁1-18,張婷譯,李瑞豐校:〈再觀清代——論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 〉。譯者云:“由於語境差異,刪去‘清史和中國的民族主義’ 一節”。刪去部分,互聯網上流傳兩種補譯版本:一為中正大學歷史所碩士生王婷譯、甘德星教授校定的版本http://ccumanchustudies.blogspot.tw/2014/11/blog-post_13.html(2014.11.13);一為山東大學筆名“乾隆皇帝專屬微博”的研究生補譯的版本(http://www.weibo.com/p/1005051969647674/home?is_search=0&visible=0&is_tag=0&profile_ftype=1&page=2#feedtop (2015.07.31)。


[⑤]新清史重要著作有:
Evelyn S. Rawski(羅友枝),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清代宮廷社會史》(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James A. Millward(米華健),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賈建飛譯,《嘉裕關外:1759──1864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北京:國家清史委員會內部刊印本,2006)。
Pamela Kyle Crossley(柯嬌燕),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半透之鏡:清帝國意識形態中的歷史與族性認同》,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Edward J.M. Rhoads(路康樂),Manchus &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和政治權力》(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Mark C. Elliott(歐立德),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滿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華帝國晚期的族群認同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James A. Millward(米華健),ed. The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新清帝國史:清朝在承德所建立的內亞帝國》( London:Routledge, 2004).
Peter C. Perdue(濮德培),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中國向西邁進:大清征服中亞記》(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⑥]歐立德:《滿文檔案與新清史》。李愛勇:《新清史與“中華帝國“問題》。

[⑦]Joanna Waley-Cohen(衛周安),“The New Qing History,”Radical History Review88 (Winter, 2004):193-206.譯文見董建中譯:《新清史》,《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頁109-116。

[⑧] Ping-ti, Ho,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s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7:1(Feb.1998):123-155.張勉勵譯:《捍衛漢化:駁斥伊芙琳.羅斯基的〈再觀清代〉(上)(下)》,《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頁113-120;2000年第3期,頁101-110。

[⑨]John K. Fairbank(費正清) and Denis Twichett(杜希德), “General Editors’ Prefac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 The Ch’in and Han Empires, 221 BC-AD 220(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v-vii.


[⑩]陶師晉生認為羅友枝的金代歷史知識有限,對女真人尤其華北女真人漢化(陶師認為稱“華化”較恰當)的史實並不瞭解卻堅持己見。詳見陶晉生:《宋遼金史論叢》(臺北:聯經出版社,2013),頁417-438,《金朝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11]Gang Zhao(趙剛),“Reinventing China Imperial Qing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odern China 32 :1 (January 2006):3-30.


[12]Joseph Esherick(周錫瑞),“Empire, Nation, and Beyond: Chinese History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Times,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 61(June 30, 2006). Elena Barabantseva(白蓮娜), Overseas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and Nationalism: De-centering China(London: Routledge, 2010). 泓按:當年乾隆在馬戞爾尼來華時給英國國王的回信。關於「赴洋行發貨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的規定,乾隆皇帝解釋天朝此舉的目的是「原以杜民夷之爭論,立中外之大防」。在京城不許西人「妄行傳教」,則是因為「華夷之辨甚嚴」。這裡清楚透露乾隆指西方人為「夷」與「外」,而自己則居於「中」與「華」(中外、華夷)的位置。他已經不覺得自己是「夷」了。


[13]黃培著、董建中譯:《滿族文化的轉向( 1583—1795年)·導言》《清史研究》, 2012 年第 3期,頁136-149。Mark C. Elliott, “Review of Pei Huang’s Reorienting the Manchus, ”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54:4(2011):584-588. 蔡偉傑 ,《評黃培著〈滿人的再定位〉》,《史原》,25(臺北,2013.09),頁319-330。


[14]劉小萌:《關於“新清史“的幾點看法》,《近代中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 , http://jds.cass.cn/Item/8536.aspx(2010.09.21) 。 劉小萌:〈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頁1-6。


[15] 唐紅麗:〈“新清史”學派的著力點在於話語構建——訪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鍾焓〉《中國社會科學報》,第734期,2015年5月6日。


[16]耿雪:〈清史研究應具整體視野〉《中國社會科學報》,第785期,2015年8月10日。


[17]定宜莊、歐立德:《21世紀如何書寫中國歷史:“新清史”的影響與回應》,《歷史學評論》,第一卷(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3) ,頁116-146。


[18]劉小萌:《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劉小萌,《關於“新清史”的幾點看法》。東亞研究所編:《異民族の支那統治史》,東京:講談,1941。韓潤棠、張廷蘭、王維平譯:《異民族統治中國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日本學者總結出來的經驗是:當異民族進入中國之後,要“採用漢人王朝原有的機構和文化” ,並使“採用漢人治理漢人,統治民族採取從旁監督的態度” ,以使其從表面上看來,“和原來漢人王朝並沒有多大差別” 。異民族進入中國之後,“以漢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作為自己的股肱,並視為准統治者加以優待” 。對於邊疆各地漢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則採用“分而治之”的辦法。依據他們的看法,這純粹是策略應用,並無所謂以內亞民族為主體統治中原漢人的事。


[19]泓對明代向上社會流動的實證研究,還比對明清制度及明清社會變遷面貌,調整分類屬性,較何炳棣《明清社會史論》(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原先的分類更為嚴謹,證明何炳棣的方法在解釋問題的有效程度上,並沒有因為資料樣本量的差異而產生偏差,並發現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社會財富分配趨向富者愈富和貧者愈貧的兩極分化,科舉制度的開放性亦隨之逐漸下降。參見徐泓:《〈明清社會史論〉的譯注及其後續研究:重論明代向上社會流動》,預定刊載於《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17卷(2016)。


[20]據鍾焓的研究,“新清史”學者群在滿語等非漢文史料的開發與利用上並未較“舊清史”學派取得多麼重大的突破性進展。經過比對,“新清史四書”並未大量引用具關鍵性的滿文史料,詳見鍾焓:《北美“新清史”研究的基石何在 (上)——是多語種史料考辯互證的實證學術還是意識形態》,《中國邊疆民族研究》,第7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3.12.),頁156-213。(排印時注釋有若干錯誤和遺漏,更正本見於http://www.lsjyshi.cn/pdf/xqs.pdf, 下載於2015.10.05。)


[21]《滿文老檔》記載天命紀元前九年至天命十一年(1607~1626)、天聰元年至六年(1627~1632)和崇德元年(1636)共27年史事。今存原本﹑重抄本(包括草本﹑正本﹑副本)共4部。原稿本37冊﹐再加上1935年發現的3冊﹐共40冊。原本存於臺北故宮博物院﹐草本﹑正本及《無圈點字書》存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副本存於遼寧省檔案館。1918~1929年,金梁主持翻譯瀋陽崇謨閣藏副本﹐1929年出版,題為《滿洲老檔秘錄》,亦稱《滿洲秘錄》﹔1933~1935年,又將部分內容在《故宮週刊》連載﹐名為《漢譯滿洲老檔拾零》。1969年,臺北故宮博物院將院藏《滿文老檔》,分10冊出版,題為《舊滿洲檔》,並進行譯注工作,於1977-80年出版《舊滿洲檔譯注.清太宗朝》2冊。廣祿老師與李學智從1964年開始譯注老檔, 1970年由中研院史語所出版《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兩冊﹐止於天命六年(1621)六月。金梁主持的譯本錯誤較多,而臺北故宮博物院與廣祿老師與李學智譯本也不全。1978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合作以乾隆朝重抄《滿文老檔》為藍本,全部譯成漢文﹐1990年3月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發行﹐題為《滿文老檔》,從此,《滿文老檔》有了漢文全譯本。戰後,日本學者神田喜一郎等組成《滿文老檔》研究會﹐開始《滿文老檔》日文譯注﹐於1965年完成,分7冊,於1955-63年由東洋文庫出版。另外,神田信夫、松村潤與岡田英弘等又譯注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的《天聰九年檔》,於1972-75年由東京東洋文庫出版日文譯本《舊滿洲檔.天聰九年》。參見陳師捷先,《〈舊滿洲檔〉述略》《舊滿洲檔》(臺北:臺北故宮博物院,1969)。


[22]滿文檔案的概況,參見吳元豐:《清代滿文檔案述論》,《滿學研究》第6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23]劉小萌:〈王鍾翰先生的學術成就〉,《清史研究通訊》,1990 年第 3 期,頁50-53。


[24]神田信夫:《日本學者利用滿文史料進行的清史研究》,《亞洲研究》,第53期(臺北,1988)。


[25]唐紅麗:《“新清史”學派的著力點在於話語構建——訪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鍾焓》《中國社會科學報》,第734期,2015年5月6日。劉小萌:《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也舉八旗研究眾多成果說:“中日學者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已有長期實踐,尤其在利用滿文、蒙文文獻考證史實方面,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績。” 除《滿文老檔》已譯成中文、日文外,近年來,許多滿文檔案也相繼譯成為中文,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譯編《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 、《盛京刑部原檔:清太宗崇德三年至崇德四年》(北京:群眾出版社,1985) 、《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長沙:嶽麓書社,2011) 、《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合肥:黃山書社,1998)、《盛京刑部原檔》,(北京:群眾出版社,1985) 、《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北京:中華書局,1981) 、《清代錫伯族檔案史料選編》 (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 (漢文版改名為《錫伯族檔案史料》,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89) 、 《清代西遷新疆察哈爾蒙古滿文檔案全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遼寧省檔案館、遼寧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瀋陽故宮博物館合編編譯《三姓副都統衙門滿文檔案譯編》(瀋陽:遼沈書社1984),季永海、劉景憲譯編,《崇德三年滿文檔案譯編》(瀋陽:遼瀋書社,1988) 及關嘉錄等譯編,《天聰九年檔》(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雍幹兩朝鑲紅旗檔》(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 及《雍正朝鑲紅旗檔》(長春:東北師大出版社,1985) 等至少有二十多種。另外日本學者也譯了一些滿文檔案,如東洋文庫清代史研究室譯注,《內國史院檔‧天聰七年》(東京:東洋文庫,2003) 和楠木賢道、加藤直人等譯注,《內國史院檔‧天聰八年》(東京:東洋文庫,2009)。參見王鍾翰:《清史研究與民族古籍》,《中央民族大學學報》, 1996年第4期,頁42-44。吳元豐,《近百年來滿文檔案編譯出版綜述——以中國大陸為中心》《滿語研究》,2011年第2期,頁37~46。


[26]臺灣清史學界學者的滿文皆出臺大歷史系廣祿教授(孔古爾氏,錫伯族)門下,廣老師辭世後,主要是莊吉發教授在教授滿文,提倡用滿文史料與漢文史料互證,以挖掘歷史真相,臺灣中青年清史學者多出其門。他常提一例為說:康熙三十六年(1697)四月初九日,撫遠大將軍費揚古(1645-1701)以滿文奏報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1644-1697)「在三月十三日早晨生病,晚上就死了,是什麼病不知道」。但與《聖祖仁皇帝實錄》一對照,遂發現噶爾丹的死亡日期從三月十三被《實錄》改為閏三月十三日,死因由病死改為飲藥自盡,系配合康熙皇帝(1654-1722,1662-1722在位)禦駕親征的時間,暗示噶爾丹乃因懾于皇帝天威而自盡。詳見管佩文《莊吉發老師專訪》。


[27]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中的民人》《故宮博物院八十華誕暨國際清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28]只要讀過劉小萌那本以大量滿、漢文檔案,契書、碑文、家譜、筆記、曲詞、小說、輿圖、繪畫、口述等史料撰著的《清代北京旗人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及汪利平:《杭州旗人和他們的漢人鄰居 一個清代城市中民族關係的個案》(《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6期)和賴惠敏:《從杭州滿城看清代的滿漢關係》(《兩岸發展史研究》,第5期,2008,頁37-89),就知道這個論斷是站不住腳的。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有雲:“西方學者研究旗人社會,或強調其特殊性與封閉性。有學者提出,八旗制度在維護旗人利益、旗族認同(以及“滿族認同”)、滿洲文化獨立性方面,起到關鍵的作用。而筆者關注的,則是旗人與民人(很大程度上就是滿人與漢人)在八旗制度阻隔下,其關係是如何發展的,文化是如何交流的,感情是如何融通的。筆者認為,八旗制度作為清初滿洲人的一項重大發明,對旗人社會的發展實際起著雙重作用:一方面,它為旗人社會的運轉和延續提供了組織保證;另一方面,它對旗人的束縛,又註定旗人對民人的嚴重依賴。尤其都市中的旗人,世代為兵(還有少數出仕),不能不在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對民人產生嚴重依賴。這是八旗制度的致命缺陷,也是導致旗人社會不可能脫離民人社會,並保持較長時期‘獨立’或‘封閉’的根本原因。隨著時間推移,旗人對民人依賴逐漸加深,範圍不斷擴大,彼此關係越來越密切,其自身特性也逐漸剝蝕。這是北京旗人社會變化的一條基本線索,也是本書立論的基礎。”(頁8-9)常建華也指出:盛京地方的滿人軍官,到乾隆年間已“清語完全不能” ,伊犁軍人也是“清語生疏”。(常建華:《從 “新清史”研究看〈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的史料價值》《歷史檔案》,2011年第1期,頁132-137。)隨著時間推移,「國語騎射」已不能堅持,旗人自我認同的的削弱,正與滿族統治階層之漢化,互相呼應。


[29]柯淑芳:《〈御批資冶通鑒綱目全書〉康熙御批析論》(東吳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5)


[30]歐立德(Mark C. Elliott) :《滿文檔案與新清史》。


[31]人民大學清史所教授劉鳳雲〈從有關“明清鼎革”的話語,看清人的民族與國家認同〉《滿學論叢》第4輯(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14),透過明末清初的「漢奸」、「貳臣」來探討當時的民族觀與國家觀,指出當時文獻上的「漢奸」、「貳臣」一詞所表達的民族認同,都是出自華夷之辨的傳統文化譜系,而非今天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認同。


[32]清帝遜位詔書成為帝國主權轉移至民國的重要合法性文獻,對中華民國建國意義深遠。作為原帝國所轄領土的遼闊的邊疆民族地區從此被納入民國法統之下,中華民族成為政治實體的國族,原居於中原的漢族與邊疆諸族群獨立建國的合法性遂歸於逐漸消滅。參見高全喜:《立憲時刻:論〈清帝遜位詔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楊昂:《清帝《遜位詔書》在中華民族統一上的法律意義》《環球法律評論》,2011年第5期,頁8-25。


[33]《明清史料》丁編(北京:中國科學院,1951) ,第三本,《敕諭明珠等鄭經比例朝鮮不便允從》(康熙八年九月,日不詳)。影本見張偉仁主編,《明清檔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存清代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臺北:聯經出版社,1986),A038-041。參見陳捷先:《不剃頭與兩國論》,臺北: 遠流,2001。


[34]Dan Shao(邵丹), “Chinese by Definition: Jus Sanguinis, Nationality Law, and State Succession,”Twentieth-Century China (Winter, 2009).


[35]歐立德在他和定宜莊合撰的《21世紀如何書寫中國歷史:“新清史”的影響與回應》說:“美國德州大學的李懷印教授說,自從“五四”以後,寫歷史變為一種要顯示自己政治思想的途徑,而不是自己對於過去的理解和解釋。無論是1930年代、1950年代,還是1970年代,無論是自由主義和現代化理論,還是馬克思主義和革命理論,在很大程度上,20世紀的中國史學都變成了服從於政治的工具。”“為解決這一危機,歷史學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即尋找可以被歷史學恰當使用的模式的階段,這個模式,就是全球化。我們同意李教授的意見,但還要強調的是,史學的全球化並不意味著它的去政治化,而是剛好相反,現在的政治家更加依賴歷史,尤其是清史,來達到政治上的訴求,正因為如此,人們才開始將目光回溯到清朝,來尋找現代民族國家合法性的基礎。”


[36] Albert Feuerwerker(費慰愷), ed.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68).參見徐泓:《明史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收入陳支平主編,《明朝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1.12) ,頁1-7。


[37] Xiaowei Zheng(鄭小威),“Sinicization vs. Manchuness: The Success of Manchu Rule,”(2003


[38]Evelyn S. Rawski,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Nov.1996):841.
John Fitzgerald, “The Nationless State: The Search for a Nation in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 InChinese Nationalism, edited by Jonathan Unger(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nationless state”就像伊拉克一樣,疆域是人為武斷畫定,人民的結合缺乏歷史背景,也沒有真正共同紐帶。
Dru C. Gladney,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1).
Colin Mackerras,China’s Minorities: Inte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James Townsend,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7(1992):97-130.


[39] Dan Shao (邵丹), Remote Homeland, Recovered Borderland: Manchus, Manchoukuo, and Manchuria, 1907–1985(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 邵丹:《故土與邊疆:滿洲民族與國家認同裡的東北》,《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頁21-38。邵丹雲:“美國學者近年來對東亞邊地的研究對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框架下的國家史多加批判,棄之一隅。”


[40] Arif Dirlik, “Reversals, Ironies, Hegemonies: Notes on the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of Modern China,” Modern China 22:3(Jul., 1996):243-284. Dan Shao (邵丹), Remote Homeland, Recovered Borderland.《故土與邊疆:滿洲民族與國家認同裡的東北》。邵丹雲:“有一些(美國)學者將非漢民族的歷史與中國近現代國家史割裂甚至簡單對立起來。然而,對於近現代邊地紛爭與發展的研究,他們仍然時常只注重現今存在的政體 ,忽視當地族群的變遷。”


[41]例如2011年10月9日,柯嬌燕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中國百年認同危機:執政黨試圖掩蓋1911年革命的真正遺產:一個對內和對外都開放的社會》(“China’s Century-Long Identity Crisis:The Party tries to hide the 1911 revolution’s real legacy: a society open both at home and with others abroad”)說:“中國官方用民族主義壓制了這兩方面的事實,堅持認為民族主義是1911與1949年革命的主線,卻沒有意識到這種民族主義的基礎何在。”“中國是清帝國的一部分,由外來的侵略者滿人統治。” 這樣,辛亥革命就成了中國從清帝國獨立建國的分離主義運動。如果作者所界定的中國能夠獨立,清帝國的其他區域也就能夠獨立。按照其邏輯,大清帝國應該分裂成幾大塊,東北、西藏、內蒙、新疆都不應該屬於中國。參見章永樂:《辛亥革命中的國家主權連續性問題》《上海國資》,2011年第11期,頁101-103。


[42]甚至連司徒琳(Lynn A. Struve) 在為他主編的《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下卷‧世界歷史時間中清的形成》(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 Cambridge, MA :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2004)(北京:三聯書店,2009) 寫《引論》時,提到衛思韓(John E. Wills Jr.) 的文章《偶然的聯繫:福建、中華帝國與早期現代世界》,就說:“集中注意帝國中心與帝國各區域之間的關係”,也說:“這些區域是有能力構建獨立的國家的”之類的話。


[43]柯文(Paul A. Cohn) 擺脫歐洲或西方中心觀,主張改以“中國中心觀” 研究中國歷史,但他認為“中國中心觀” 不適應對中國境內非漢族群體的研究。雖然他沒明說他支持以“滿族中心觀” 研究清史,但他認為美國“新清史” 研究還是有貢獻的。參見朱政惠:《美國中國學發展史》(上海:中西書局,2014) ,頁555-566,第十一章《“中國中心觀”.柯文與“中國中心觀”》。 陳支平與劉婷玉評介“新清史” 說:“研究者們為了反駁何先生的清朝‘漢化’理論而走向了‘滿族中心論’,如果從族群研究的角度來思考,這和‘漢族中心論’在研究理路上近乎如出一轍。” 參見陳支平與劉婷玉,《2012年清史研究評述》, 2013年第4期,頁130-143。


[44]劉小萌:《清朝史中的八旗研究》。劉小萌,《關於“新清史”的幾點看法》。


[45]例如“新清史” 以族群理論挑戰過去的研究,就啟發有些學者主張重拾階級理論來研究。陳支平與劉婷玉就主張:“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進行思考的話,作為統治者的‘滿族’,與其視作一個‘族群’,更應該視作是一個‘階級’———統治階級。其在清晚期進行的加強族群文化特徵的種種舉措,與其說是‘族群’性的體現,不如說是其‘階級”性的體現更為恰當。再者,如果研究者把所有的關注點都放在一個族群上,不論是‘滿族’還是‘漢族’,這難道不是和當今世界多元化的研究理念背道而馳? 中國的民族學研究已經對我國的五十六個民族都有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深入發掘其他民族在清代歷史中的活動及其與清朝統治者的關係,有助於我們對所謂清朝的‘滿族’特性究竟是‘族群’性還是‘階級’性進行進一步判斷。”參見陳支平與劉婷玉,《2012年清史研究評述》。


[46] 1958年美國國會通過《國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於是許多基金會撥款資助中國研究,其中尤以福特基金會出錢最多;在他們資助下,各重點大學如哥倫比亞、耶魯、普林斯頓、華盛頓、匹茲堡等二十三所大學成立東亞(以中國為主體)研究機構,而已有中國研究與教學機構的大學如哈佛、芝加哥、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等,也接受資助培養中國通。參見韓鐵:《福特基金會與美國的中國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與朱政惠:《美國中國學發展史》(上海:中西出版社,2014)頁347-354,第八章《中國學研究新契機.國防教育法和福特基金會》。何培忠主編:《當代國外中國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頁48-58,《冷戰時期的美國中國學和費正清時代》。Mark Selden,“Introduction,”“Asia, Asian Studies,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A Symposium, ”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29, No. 1: January–March 1997.


[47]如李治亭批評“新清史”是“新帝國主義”史學標本的那篇文章(《“新清史”:“新帝國主義”史學標本》《中國社會科學報》第728期,2015年4月20日),批得太直接,用詞太辛辣;容易被戴上使用文革大批判文字的帽子,會把原本應該是純學術論爭演變成為政治批判;有害於辨正“新清史”的學術討論。李治亭的文章發表後,歐立德就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官網上,以使用文革大批判宣傳文字(Written in the highly sensational and vitriolic language of Cultural Revolution-era propaganda.) 反批李治亭,歐立德說他們是把學術論爭放回歷史的語境,以避免政治化,這點道理連Vogue這種時裝雜誌的文章也這麼說,但中國學者卻不如此,硬把學術論爭搞成現實政治批判。歐立德說:“The article, by retired historian Li Zhiting(李治亭)of the Jil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ore the rather provocative title, “Scholars evaluate the ‘New Qing History’: ‘A Specimen of “New Imperialist” Historiography’” (《學者評“新清史”:“新帝國主義”史學標本》, 泓按:此處李治亭論文歐立德用香港大學中國傳媒研究計畫〔 China Media Project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的英文節譯本。此節譯本甚短,見於http://cmp.hku.hk/2015/04/22/38664/2015.10.05下載。). Written in the highly sensational and vitriolic language of Cultural Revolution-era propaganda, the article alleges, among other things, that among American historians of the Qing there is a concerted effort to destabilize the Chinese state through our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last dynasty.”全文見Mark Elliot(歐立德), “Putting Things in Context,”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BLOG), May 18, 2015,http://fairbank.fas.harvard.edu/blog/putting-things-context.






2016年4月12日 星期二

遼寧省圖書館藏滿蒙文書籍目錄


遼寧省圖書館


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三十一卷 清刻本 遼寧
滿漢字清文啓蒙四卷 (清)舞格撰 清文寳堂刻本 遼寧
滿漢字清文啓蒙四卷 (清)舞格撰 清刻本 遼寧
滿漢字清文啓蒙四卷 (清)舞格撰 清三槐堂刻本 遼寧
欽定清漢對音字式不分卷 清乾隆三十七年武英殿刻道光十六年印本 遼寧
清漢對音字式不分卷 清光緒十六年京都聚珍堂刻本 遼寧
清漢對音字式不分卷 清宣統元年京都鏡古堂刻本 遼寧
欽定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 (清)傅恒等撰 吳豐培整理 一九八四年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影印本 遼寧
清文補彙八卷 (清)宜興撰 清嘉慶七年刻本 遼寧
清文補彙八卷 (清)宜興撰 清光緒十六年京都書業堂刻本 遼寧
三合便覽不分卷 (清)富俊增輯 清刻本 遼寧
初學指南二卷 (清)智信撰 (清)富俊譯 清乾隆五十九年富俊紹衣堂刻本 遼寧
三合語錄不分卷 (清)智信撰 (清)富俊譯 清道光十年北京五雲堂刻本 遼寧
一百條四卷 (清)智信撰 一九八五年 遼寧
清文指要三卷續編兼漢清文指要一卷 清嘉慶十四年三槐堂刻本 遼寧
清漢文海四十卷 (清)巴尼琿撰 清道光元年江南駐防衙門刻本 遼寧
清文總彙十二卷 (清)志寬 (清)培寬等輯 清光緒二十三年荊州駐防繙譯總學刻本 遼寧
音韻逢源四卷 (清)裕恩撰 清末京都聚珍堂書坊刻本 遼寧
清文字法舉一歌不分卷 (清)徐隆泰撰 清末刻本 遼寧
初學必讀不分卷 清光緒十六年京都聚珍堂刻本 遼寧
清文虛字指南編一卷 (清)萬福撰 清光緒刻本 遼寧
重刻清文虛字指南編二卷 (清)萬福撰 (清)鳳山訂 清光緒二十年京都聚珍堂刻本 遼寧
華音啓蒙二卷 (朝鮮)李應憲撰 清光緒九年朝鮮活字印本 遼寧
類合一卷 朝鮮刻本 遼寧
華夷譯語十三卷 (明)火源潔撰 日本抄本 遼寧
大清全書十四卷 (清)沈啓亮輯 清康煕二十二年刻本 遼寧
滿漢同文全書八卷 清康煕二十九年刻本 遼寧
廣彙全書四卷 (清)劉順 (清)桑格輯 清康煕四十一年金陵聽松樓刻本 遼寧
滿漢類書三十二卷 (清)桑額撰 清康煕四十五年天繪閣書坊刻本 遼寧
清文典要四卷 (清)秋芳堂輯 清光緒四年文淵堂刻本 遼寧
翻譯類編四卷 (清)冠景撰 清乾隆十四年抄本 遼寧
翻譯類編四卷 (清)冠景撰 清乾隆十四年鴻運堂刻本 遼寧
翻譯類編四卷 (清)冠景撰 清文淵堂刻本 遼寧
翻譯類編四卷 (清)冠景撰 一九八五年 遼寧
清文彙書十二卷 (清)李延基撰 清乾隆十六年京都中和堂刻本 遼寧
清文彙書十二卷 (清)李延基撰 清乾隆十六年京都中和堂刻嘉慶十一年京都雙峯閣印本 遼寧
清文彙書十二卷 (清)李延基撰 清四合堂刻本 遼寧
清文彙書十二卷 (清)李延基撰 清四合堂刻三槐堂書坊印本 遼寧
音漢清文鑑二十卷 (清)明鐸撰 清雍正十三年騎河樓文瑞堂刻清京都英華堂印本 遼寧
音漢清文鑑二十卷 (清)明鐸撰 清乾隆二十二年繡谷中和堂刻本 遼寧
御製增訂清文鑑三十二卷補編四卷總綱八卷補編總綱一卷續入新語一卷 清乾隆內府刻本 遼寧
三合類編四卷 清宣統三年石印本 遼寧
四體合璧文鑑三十二卷總綱八卷 清刻本 遼寧
翻譯四十條不分卷 清刻本 遼寧
翻譯四十條不分卷 清京都宏文閣刻本 遼寧
女眞譯語一卷女眞譯語二編一卷 羅福成輯 民國大庫舊檔整理處石印本 遼寧
滿漢同文全書八卷 遼寧
滿語文典 (日本)渡部薰太郞編 日本大正七年(1918)油印本 遼寧
蒙文指要四卷 (清)賽尙阿輯 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遼寧
蒙兀兒譯語卷詔書一卷畏兀兒譯語一卷唐古忒譯語一卷 羅福成校錄 民國二十五年羅氏石印本 遼寧
蒙漢合璧五方元言 海山譯 民國六年北京恒昇號石印本 遼寧
蒙漢字典 汪睿昌編 民國北京蒙文書社鉛印本 遼寧
蒙文總彙不分卷 (清)李鋐撰 清光緒十七年刻本 遼寧
蒙文總彙- (清)李鋐撰 民國二年北京正蒙印書局石印本 遼寧

2016年3月31日 星期四

故宮珍本叢刊滿文書目錄



 




故宮珍本叢刊

滿文書目錄

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出版年: 2001

ISBN: 9787806458785











00、故宮珍本叢刊卷首
01、清文匯書 滿漢對照
02、清文啟蒙 滿漢對照
03、一學三貫清文鑒 滿漢對照
04、御製滿蒙文鑒 第1冊
05、御製滿蒙文鑒 第2冊
06、單清語聯清語 蒙文晰義 滿蒙漢合璧教科書 第1冊
07、單清語聯清語 蒙文晰義 滿蒙漢合璧教科書 第2冊
08、王叔和脈訣 第1冊
09、王叔和脈訣 慶隆舞樂章滿漢合譜集 笳吹番部合奏樂章滿蒙漢合譜集 梧岡琴譜 琴譜 賽紅    絲 連城璧 第2冊
10、內政輯要 中式滿蒙舉人題名 太宗大破明師于松山之戰書事 甯壽宮萬記載 聖諭廣訓 聖祖    仁皇帝庭訓格言 欽定西域同文志 素書 西洋藥書 第1冊
11、內政輯要 中式滿蒙舉人題名 太宗大破明師于松山之戰書事 甯壽宮萬記載 聖諭廣訓 聖祖    仁皇帝庭訓格言 欽定西域同文志 素書 西洋藥書 第2冊
12、歸蓮夢 八洞天 玉支磯 第1冊
13、歸蓮夢 八洞天 玉支磯 第2冊
14、滿蒙漢三體字書


2016年3月25日 星期五

康言:「新清史」論爭導論 (即將出版)


Introduction: New Qing History and its Controversy. 

Routledge/Taylor &  Francis 

Mario Cams

About the Author
Mario Cams 康言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history department, Macau University.  He received his Phd in Sinology from KU Leuven University, 2015.

Publications
1. Journal articles 
Cams, M. (forthcoming 2016). The Role of the Imperial Workshops in the Production of the Huangyu quanlan tu 皇輿全覽圖. Conference Proceedings (Beijing: Science Press).
Cams, M. (2014). Restituting Church Buildings and Negotiating Church Factions: Missionary Mapmakers and the Making of Local Networks (1712-1716).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4:9, 489-505.
Cams, M. (2013). The discovery of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documents in a branch of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35, 48-56.
Cams, M. (2013). The China Maps of 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Origins and Supporting Networks. Imago Mundi, 66 (1), 51-69.
Cams, M. (2013). 'Companions in Geography': The Sino-European Effort to Measure China, c.1685-1735. Imago Mundi, 66 (1), 143-144.
Cams, M. (2012). The Early Qing Geographical Surveys (1708-1716) as a Case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Jesuits and the Kangxi Court.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34, 1-20.

2. Book chapters 
Cams, M. (forthcoming 2016). 18th Century Qing Atlas Production and Its European Connections. In: Saraiva, Luís (ed.). History of the Mathematical Sciences: Portugal and East Asia V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ams, M. (2014). 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and the 'Nouvel atlas de la Chine'. In: O'Malley J., Ribeiro R. (Eds.), Jesuit Mapmaking in China: D'Anville's "Nouvelle Atlas de la Chine" (1737), (Early Modern Catholicism and the Visual Arts Series 11), Philadelphia: St. Joseph’s University Press, 37-50.
Cams, M. (2012). The Early Qing Geographical Suveys (1708-1718) as seen through the 'Folded Memorials with Vermillion Endorsement of the Kangxi Reign'. In: Globalization and Glocalization in China, Leiden: Shilin, 203-250.

3. Thesis
Cams, M., Standaert, N. (sup.) (2015). Companions in Geography: Maps, Instruments and the Mapping of Qing China (c. 1685-1735).



2016年3月23日 星期三

滿文《滿洲實錄》譯編





作  者:祁美琴 強光美
出版時間:2015-10-22
ISBN:978-7-300-21579-2
定價:¥49.00


內容簡介
《滿洲實錄》成書於天聰年間,是清代記述滿族崛起和努爾哈齊時期史事的重要官修史書。現存《滿洲實錄》滿、漢、蒙三體文本中,滿、漢文的內容並不完全對應,說明漢文本不是滿文的直接譯寫,學界普遍認為滿文《滿洲實錄》的史料價值更高。本次譯編出版,是在對滿文部分進行重譯的基礎上,將滿文(轉寫方式)、原存漢文、新譯漢文對照排印,以便於學界更好地瞭解三者之間的異同,充分發掘和利用《滿洲實錄》的史料價值。


前言
在清朝歷代皇帝實錄中,清太祖努爾哈齊實錄版本最多,流傳下來的有《滿洲實錄》、《太祖武皇帝實錄》和《太祖高皇帝實錄》三部。其中,尤以《滿洲實錄》最為特殊,它不似其他實錄滿、漢、蒙三種文字各成一部,而是三體文合璧,且附帶插圖,形式上獨樹一幟,成書上也疑點頗多。正因為如此,從《滿洲實錄》被發現那一刻起,對它的討論就從未中止過。以內藤虎次郎、山本守、神田信夫、今西春秋、松村潤為代表的日本學者在該書的研究上建樹頗豐,並一度取得領先地位。在中國,臺灣學者也不甘落後,陳捷先、莊吉發等都是該領域的專家;在大陸,對《滿洲實錄》的研究也不乏其人,早在民國時期,孟森、方甦生、徐中舒、單士元等,就對該問題予以關注,20世紀80年代以後,王鐘翰、秦國經、鄭天挺、薛虹、郭康松、齊木德道爾吉、達力紮布、喬治忠、謝貴安、楊勇軍等人先後發表了不同見解,將《滿洲實錄》以及清實錄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一、《滿洲實錄》成書問題
1.《滿洲實錄》與《太祖實錄圖》的關係
《太祖實錄圖》早已不存,最早對其進行記錄的是《舊滿洲檔》,據天聰九年(1635)八月八日記載:“tere inenggi sure kan,nenehe genggiyen kan i yabuha kooli bithe be juwe howajan jang jiyan,jang ing kui de niru seme afabuha weile be nirume wajiha sain seme jang jiyan de emu juru niyalma,emu ihan,jang ing kui de emu juru niyalma angnaha.”《舊滿洲檔》第九冊,臺北影印本,4415頁。漢譯為:“是日,淑勒汗交付二畫工張儉、張應魁據先祖英明汗行事典例書繪製圖畫的工作,很好地繪製完成了,賞張儉人一對、牛一頭,張應魁人一對。”《太宗文皇帝實錄》也有相似記載,天聰九年(1635)八月乙酉:“畫工張儉、張應魁恭繪《太祖實錄戰圖》成,賞儉人口一戶、牛一頭,應魁人口一戶。”《太宗文皇帝實錄》卷24,天聰九年八月乙酉。

目前學界的主流觀點認為,《太祖實錄圖》(或稱《太祖實錄戰圖》)乃《滿洲實錄》之原本。最早得出此結論的是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1905年他發現了深藏盛京崇謨閣的《滿洲實錄》,後介紹於世,並根據《太宗文皇帝實錄》天聰九年八月乙酉條的記載及《滿洲實錄》末尾《敬題重繪太祖實錄戰圖八韻》詩注“實錄八冊,乃國家盛京時舊本”,通過二者的結合、對應,進而認為二張所繪《太祖實錄圖》就是《滿洲實錄》的原本。今西春秋指出《國朝宮史續編》、《開國方略聯句詩》的注釋和《滿洲實錄》末尾注釋有大致相同的記述,支援了內藤的說法。

國內學者也大都贊同此觀點。徐中舒在20世紀30年代就曾說過“漢文《太祖實錄圖》又稱《滿洲實錄》,成於天聰九年八月”徐中舒:《再述內閣大庫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轉引自喬治忠:《中國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182頁,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的話。20世紀80年代,單士元在整理清代實錄時說:“皇太極(清太宗)天聰九年曾為其父努爾哈赤(清太祖)編纂一部有圖有文記錄開國事蹟和其他事蹟的實錄,題名《滿洲實錄》。”單士元:《整理清代實錄記》,載《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3)。秦國經等在介紹清太祖實錄纂修過程時說:“天聰元年(1627),太宗命額爾德尼等修太祖實錄,歷時八載,至天聰九年(1635)八月畫工張儉、張應魁始將合繪的太祖實錄圖告成,名《滿州實錄》。”秦國經、胡啟松:《清代的實錄》,載《歷史檔案》,1989(4)。另外,白壽彝、郭康松、瞿林東、薛虹、喬治忠等也都在不同場合闡述了《太祖實錄圖》與《滿洲實錄》是同一部書的觀點。這一看法已成定論,似無疑義。

但是,2002年,對清實錄研究頗有心得的日本學者松村潤發表《清太祖實錄研究》一文,對《滿洲實錄》重繪自《太祖實錄圖》一說提出質疑。經他考證,《太祖實錄圖》只是圖畫本,不可能是《滿洲實錄》的原本,《滿洲實錄》是據崇德初纂《太祖太后實錄》重繪的,沿襲了其滿文本八卷八冊的樣式,但並沒有照錄其內容,而是完全依據順治重修本的內容繪寫。參見[日]松村潤:《清太祖實錄研究》,載《蒙古學資訊》,2002(1)。

其實,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臺灣學者陳捷先就通過滿文清實錄的研究,發現《滿洲實錄》的滿文部分與順治本《太祖武皇帝實錄》的滿文內容幾乎一致的事實,他從而推論,《滿洲實錄》的附圖部分來源於天聰末葉成書的《太祖實錄圖》無疑,但文字部分卻是取自順治本武皇帝實錄。參見陳捷先:《滿文清實錄研究》,160頁,臺北,大化書局,1978。

2012年,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生楊勇軍在松村潤、陳捷先等人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指出《滿洲實錄》不是重繪自《太祖實錄圖》,而是乾隆朝官方偽造的最後一本努爾哈齊實錄,成書晚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在他看來,《太祖實錄戰圖》只是一本沒有文字的圖冊,《滿洲實錄》中清高宗題詩注文所言“實錄八冊”為《太祖實錄戰圖》八冊,而非後世學者以為的《滿洲實錄》八卷。他同意陳捷先提出的該書內容照抄《太祖武皇帝實錄》之觀點,但是圖畫部分則“是在‘重繪’77幅《太祖實錄戰圖》的基礎上還補繪了關於滿洲起源神話的6幅圖”楊勇軍:《〈滿洲實錄〉成書考》,載《清史研究》,2012(2)。。
不過,長期以來,學界雖然普遍認同《太祖實錄圖》就是《滿洲實錄》的原本,但是對其名稱,各人又有不同看法。

一種觀點認為,天聰九年(1635)完成的插圖本,初名《滿洲實錄》,如單士元曾說:“天聰年間繪圖本,原來只題滿洲實錄,亦未稱太祖實錄。”單士元:《整理清代實錄記》,載《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3)。郭康松認為,《太祖實錄戰圖》之名是乾隆時才有的,因為該書附有插圖,所以乾隆帝題為此名。參見郭康松:《淺議〈清實錄〉的編纂及價值》,載《咸甯師專學報》,1997(1)。

更多的學者則認為,《滿洲實錄》之名是乾隆朝重繪時所取。
白壽彝先生主編的《中國史學史》稱,《滿洲實錄》原名《太祖實錄戰跡圖》,乾隆四十六年(1781)第四部繪寫本成書時,才改題現名。參見白壽彝主編:《中國史學史》第五卷,254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瞿林東在《中國史學史綱》中也採用此觀點。參見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400頁,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薛虹亦表示《滿洲實錄》之名是乾隆朝重繪時所取,但是他提出該實錄原名既不是《滿洲實錄》,也不是所謂《太祖實錄戰圖》,而應稱為《太祖實錄圖》才對。並且,《太祖實錄圖》也不是正式名稱,只是對實錄圖文並茂的形象描述語而已,早期實錄藍本沒有正式名稱,“其實,從重繪《滿洲實錄》時稱之為‘開國實錄’、‘太祖實錄戰圖’等等,也可見原並非正式定名為‘太祖實錄圖’,無非是太祖的實錄的圖的意思罷了!”薛虹:《清太祖實錄的史料學研究》,載《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2)。至於乾隆時期為何摒棄《太祖武皇帝實錄》,突然重繪《太祖實錄圖》,並改稱《滿洲實錄》,作者表示難以理解。他對此次重繪改名的原因給出了可能的解釋,將其同乾隆四十二年(1777)纂修《滿洲源流考》聯繫起來,認為此舉可能是為了突出滿洲稱謂。參見薛虹:《清太祖實錄的史料學研究》,載《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2)。

與薛虹一樣,喬治忠也指出“太祖實錄圖”不是一個正式名稱。《太宗文皇帝實錄》中的“太祖實錄圖”字樣,只是後來對該圖的一種稱謂,天聰年間並無此稱。乾隆朝對《太祖武皇帝實錄》的稱謂有多種,如“開國實錄”、“太祖實錄戰圖”、“圖本”、“太祖戰圖實錄”等,直到重繪寫本時才正式定名“滿洲實錄”。不過,在“滿洲實錄”正式定名的時間問題上,他與薛虹發生分歧。薛虹認為《滿洲實錄》定名於乾隆四十六年,而喬治忠則認為,正式定名《滿洲實錄》最早也應是乾隆四十八年之後的事了。參見喬治忠:《清太祖一朝實錄的纂修與重修》,原載《南開學報》,1992(6),轉引自喬治忠:《中國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172~187頁。
筆者亦認為,從《舊滿洲檔》的記載來看,只是太宗讓畫工根據“genggiyen kan i yabuha kooli bithe”(英明汗行事典例書)繪製圖冊而已,並沒有提到該書的名稱,可見當時還沒有命名。至於《太宗文皇帝實錄》中出現的《太祖實錄戰圖》之名,想必是後來所取。從上述多數學者的研究成果看,《太祖實錄圖》極有可能就是《滿洲實錄》初纂本。

2.《太祖實錄圖》與《太祖武皇帝實錄》的關係
與《太祖實錄圖》密切相關的是另一部努爾哈齊實錄——《太祖武皇帝實錄》,二者之間關係如何,也是學界討論的熱點,同時也存在較多分歧。

以徐中舒等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太祖實錄圖》與《太祖武皇帝實錄》是兩部不同的書,二者之間沒有直接聯繫。徐中舒說:“漢文《太祖實錄圖》又稱《滿洲實錄》,成於天聰九年八月。《太祖武皇帝實錄》成于崇德元年十一月。這兩部實錄,都成于瀋陽朝廷。”徐中舒:《再述內閣大庫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1933。將它們稱為兩部實錄。孫文良曾稱讚皇太極統治時期“編撰的《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和《滿洲實錄》,是清朝的建國史,也是成文的滿族勃興史”孫文良:《〈滿洲源流考〉辨析》,載《社會科學輯刊》,1987(3)。。可見,他也是將這兩部書當成不同的實錄對待。郭康松在《淺議〈清實錄〉的編纂及價值》一文中也判定《滿洲實錄》八卷成書于太宗天聰九年(1635),與《太祖實錄戰圖》是一回事,隨後又介紹《太祖武皇帝實錄》于太宗崇德元年(1636)初纂,並沒有說二者之間存在淵源關係。參見郭康松:《淺議〈清實錄〉的編纂及價值》,載《咸甯師專學報》,1997(1)。齊木德道爾吉的《滿文蒙古文和漢文〈清太祖實錄〉之間的關係》一文,細緻梳理了太祖實錄的纂修過程,認為崇德元年完成的本子初名《太祖太后實錄》,而不是《太祖武皇帝實錄》。到順治朝重修以後,才定名《太祖武皇帝實錄》。此外,他還提及,與《太祖武皇帝實錄》同時問世的,還有漢文、滿文和蒙古文對譯的、帶有圖畫的《滿洲實錄》。但是沒有指出《滿洲實錄》的具體編纂過程和纂修時間,也沒有說明《滿洲實錄》與《太祖武皇帝實錄》的關係。從作者的敍述中來看,似乎二者之間並不存在淵源、師承關係,應是兩個獨立的版本體系。參見齊木德道爾吉:《滿文蒙古文和漢文〈清太祖實錄〉之間的關係》,載《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1)。

而包括孟森在內的多數學者都認同《太祖實錄圖》成書于《太祖武皇帝實錄》之前,二者之間存在師承關係,《太祖武皇帝實錄》是在《太祖實錄圖》的基礎上加工改編而成的。
孟森在《康熙重修太祖實錄跋》中有言:“清太祖第一次纂修實錄,在天聰九年。先成太祖戰跡之圖,每圖帶說。既成,而又摘圖中之說,別為一本。兩皆名之曰武皇帝實錄。”之所以稱為實錄,是仿照“中土舊有之帝王體制”,但其實他們不知實錄為何物,故而文字、體例與歷代實錄不合,這就造成了早期的實錄與後來的實錄在文字、體例上的差異。參見孟森:《康熙重修太祖實錄跋》,見《明清史論著集刊》下冊,481頁,北京,中華書局,2006。從上述文字可知,孟森認為,《太祖實錄圖》成於天聰九年(1635),《太祖武皇帝實錄》是《太祖實錄圖》成書後,剔除插圖而改編的純文字版本,二者同源,且當時都稱之為《太祖武皇帝實錄》。或者可以說,《太祖實錄圖》是《太祖武皇帝實錄》的模本。孟森又講到,康熙時重修太祖實錄,謂之《太祖高皇帝實錄》,雍乾時期再加修改,為太祖實錄之定本。因為帶圖本為孤本,乾隆帝恐其遭意外之損,所以摹繪了新本。新本有些許改動,與初纂、再纂及定本皆不同。參見上書,482頁。可見,他認為《太祖實錄圖》、《太祖武皇帝實錄》以及康熙重修本《太祖高皇帝實錄》、乾隆定本《高皇帝實錄》、乾隆重繪本《滿洲實錄》是一脈相承的。

單士元在整理實錄之劄記中,師承導師孟森之說,也認為《太祖武皇帝實錄》是清太宗皇太極“將滿洲實錄中的圖畫撤去,整飭文字”,改編而成的。參見單士元:《整理清代實錄記》,載《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3)。方甦生推測《太祖武皇帝實錄》的纂修是實錄圖成之後的事,“此本想是以太祖實錄圖去圖尊諡寫成的”方甦生:《清太祖實錄纂修考》,載《輔仁學志》第7卷1—2期,1939。。莊吉發也持此觀點,因《太祖實錄圖》與歷代帝王實錄體例不合,所乙太宗命人“以滿、蒙、漢三體文字改編實錄。崇德元年(一六三六)十一月,纂輯告成,題為《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實錄》,共四卷四冊,簡稱《太祖武皇帝實錄》,就是清太祖朝實錄的初纂本”莊吉發:《清史拾遺》,100頁,臺北,學生書局,1992。 。

鄭天挺稱《太祖武皇帝實錄》成書于崇德元年(1636),取材于《滿文老檔》和《滿洲實錄》等滿洲初期的資料。參見鄭天挺:《從〈清太祖武皇帝實錄〉看滿族族源》,載《社會科學戰線》,1983(3)。可見,他雖認為《滿洲實錄》和《太祖武皇帝實錄》不是同一部書,《滿洲實錄》早于《太祖武皇帝實錄》,但強調《滿洲實錄》是《太祖武皇帝實錄》的一個重要史料來源,二者在文字上存在諸多聯繫。

對清代檔案素有研究的秦國經介紹了清太祖實錄的大致纂修過程。天聰元年(1627),太宗命額爾德尼等修太祖實錄,歷時八載,至天聰九年八月畫工張儉、張應魁始將合繪的太祖實錄圖告成,名《滿洲實錄》。書中記事均先圖而後說,與歷代帝王實錄體例不合,所以,不久太宗又命國史館大學士希福、剛林等,以滿、蒙、漢三體文字改編太祖圖錄,至崇德元年十一月改編完成。順治時曾再度修改過。康熙時,命大學士勒德洪為監修總裁官複加修改,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修成《太祖高皇帝實錄》,合凡例目錄滿、蒙、漢文各十二卷。雍正十二年(1734)再加校訂,辨正姓氏,劃一地名,歷時六載,至乾隆四年十二月(1740),始告成書,共十三卷。存大內、皇史宬、內閣本均繕滿、蒙、漢文各一部。藏盛京本只繕滿文、漢文,不繕蒙古文。參見秦國經、胡啟松:《清代的實錄》,載《歷史檔案》,1989(4)。通過他的介紹可知,作者認為《滿洲實錄》就是《太祖實錄圖》,該實錄採用先圖而後說的敍述模式。《太祖武皇帝實錄》是在《滿洲實錄》修成後對其改編而成,時間應在天聰九年以後至崇德元年十一月。也就是說,《滿洲實錄》是《太祖武皇帝實錄》的藍本,歷次改編的太祖實錄都是在《滿洲實錄》的基礎上加工完成的。其觀點與孟森等人大體相同。

1988年,薛虹在《清太祖實錄的史料學研究》一文中,提出了另一種觀點,即天聰九年(1635)八月告成的《太祖實錄圖》和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告成的《太祖武皇帝實錄》是反映纂修太祖實錄的一個過程。意思即,《太祖實錄圖》乃《太祖武皇帝實錄》的未完成稿。《舊滿洲檔》記載只賞賜了兩名畫工,且未舉行任何修書告成的儀式,原因就在於,天聰九年八月告成的只是圖,文字部分未竣。至於“太祖實錄圖”一說,也並非正式名稱,只是實錄未完成時一種形象的描述語罷了。到崇德元年全部書成後,不再用臨時稱呼“太祖實錄圖”,而正式取“太祖武皇帝實錄”之名。他在文中做了大量工作以證實自己的觀點,“如果我的這些推測不錯,那麼《武皇帝實錄》和《太祖實錄戰圖》應該是一回事,始修於天聰七年,到崇德元年十一月全部告成”薛虹:《清太祖實錄的史料學研究》,載《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2)。。

喬治忠贊同薛虹的觀點,並補充考析。他反對將《太祖實錄圖》與《太祖武皇帝實錄》截然視為兩書,因為《滿洲實錄》是從《太祖實錄圖》繪寫成的,且文字部分與《太祖武皇帝實錄》的內容、結構、語句一一對應相合,二者之間不可能不存在聯繫。同時,他也不認同方甦生等人“開國實錄”是“去圖加諡”、僅有文字之書的觀點,而是認為《太祖實錄圖》乃整部《太祖武皇帝實錄》的組成部分,即其中的圖畫部分。經他的考證,《太祖武皇帝實錄》的纂修至遲於天聰七年即已開始,到天聰九年,圖先成,至崇德元年十一月,文字部分完全告成,太宗題名曰《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實錄》(簡稱《太祖武皇帝實錄》)。由此說明《太祖實錄圖》的繪成只是《太祖武皇帝實錄》編纂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成果。

王靜芳在《清太祖實錄的編纂、版本及史料價值》一文中也認為,《太祖武皇帝實錄》早在清入關前的天聰七年就開始纂修,到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全部告成。全書分為四卷,以滿、蒙、漢三種文字繕寫,書名定為《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實錄》(即《太祖武皇帝實錄》)。參見王靜芳:《清太祖實錄的編纂、版本及史料價值》,載《集甯師專學報》,2001(2)。

綜觀目前的研究成果,薛虹、喬治忠等人的觀點似乎更有說服力,即《太祖實錄圖》的完成與《太祖武皇帝實錄》的告成反映的是太祖實錄纂修的不同階段,太祖實錄纂修自天聰七年(1633),天聰九年實錄圖成,崇德元年十一月全書始全部告成。
關於崇德元年告成的這部實錄的名稱,學界又有新的發現,因為據《舊滿洲檔》的記載,當時完成的應是“taidzu,taiheo i yabuha yargiyan kooli bithe”,即《太祖太后實錄》,不是太祖一個人的實錄,到順治重修時,才改為《太祖武皇帝實錄》(滿文名:daicing gurun i taidzu horonggo enduringge hūwangdi yargiyan kooli,漢文名:《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實錄》,簡稱《太祖武皇帝實錄》)。陳捷先、松村潤、達力紮布等都支持此觀點。參見陳捷先:《滿文清實錄研究》,27頁;[日]松村潤:《清太祖實錄研究》,載《蒙古學資訊》,2002(1);達力紮布:《清太祖武皇帝實錄版本淺議》,見《滿學朝鮮學論集》,25~56頁,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1995。

3.《滿洲實錄》的編纂問題
對於《滿洲實錄》的編纂過程,學界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滿、蒙、漢三種文本的成書順序及《太祖實錄圖》原先的體式、是否有文字、文字的由來、繪圖與撰文的先後順序等問題上。
關於文本成書順序,陳捷先多次強調:“早期滿洲部族的文獻是先以滿洲文字記注,漢文本都是由滿洲文翻譯而成的。”陳捷先:《滿文清實錄研究》,14頁。《滿洲實錄》作為滿洲的早期文獻之一,自然也不例外。

謝貴安對清實錄做過全面而系統的研究,他指出,籠統地認為清實錄先定漢文本,再譯成滿、蒙文本的觀點是不科學的,“滿、漢、蒙三種文本的修纂秩序,隨清朝漢化程度的加深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早期由於滿人漢化程度不高,再加上詔令、奏疏等檔案檔大都是用滿、蒙文書寫的,故修實錄時,先撰寫滿文本,再譯成漢文本和蒙古文本。參見謝貴安:《〈清實錄〉稿底正副本及滿漢蒙文本形成考論》,載《史學集刊》,2008(2)。
薛虹也認為清太祖實錄纂修過程中首先完成的是滿文本,蒙古文本和漢文本都是滿文本的譯本。他通過《太祖武皇帝實錄》和《滿洲實錄》的仔細校對,發現滿文本《太祖武皇帝實錄》比滿文本《滿洲實錄》在語言上更為古拙,二者間除表音綴字上的差別外,其他則無何不同。漢文本《太祖武皇帝實錄》與它的滿文本也極相近,說明原譯時修飾不多。而《滿洲實錄》的漢文本和滿文本的差異較大,說明在翻譯時修飾之處很多。漢文本《太祖武皇帝實錄》同漢文本《滿洲實錄》在專有名詞的漢譯法上差異懸殊。他說,《滿洲實錄》漢文本的修飾,主要表現在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上,不僅比《太祖武皇帝實錄》為雅,比乾隆四年十二月(1740)定修本的《太祖高皇帝實錄》也有所雅化,如章甲改寫為章佳,俄朵裏改寫為鄂多裏,而乾隆五十一年修成的《開國方略》又有進一步的雅化。參見薛虹:《清太祖實錄的史料學研究》,載《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2)。

齊木德道爾吉細緻考證了太祖實錄的編纂過程,“是先將滿文原件根據實錄編寫的需要撰寫為滿文實錄體文字,在此基礎上譯成漢文,最後從漢文譯成蒙古文。蒙古文同滿文原件有如此大的距離,說明譯成蒙古文時,根本看不到滿文原件,所根據的只是漢文和滿文實錄文字”齊木德道爾吉:《滿文蒙古文和漢文〈清太祖實錄〉之間的關係》,載《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1)。。《滿洲實錄》作為太祖實錄的一種,編纂過程亦應如此。與薛虹不同的是,齊木德道爾吉認為蒙古文本不是由滿文本而是由漢文本翻譯,參照滿文本而成的。也就是說,在三種實錄文字中,滿文本是最先成的,漢文本次之,蒙古文本最後。

烏蘭齊木格曾對《滿洲實錄》的蒙古文部分做比對研究,發現蒙古文部分基本上與滿文部分內容相同,“但仍有一些記載不同于滿文本,而相同于漢文內容,並且有的蒙文內容和記載方法與漢文和滿文內容哪一個都不相同”烏蘭齊木格:《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獻編纂研究》,224頁,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10。。從其所舉事例來看,蒙古文部分從滿文翻譯而來的可能性較大,但是有的地方也參照了漢文本。
學者們還就《太祖實錄圖》原先的體式,即原本有無文字,若有文字,是三體文合併帶插圖還是各文自成一部,文字的由來以及繪圖與撰文的先後順序問題有過激烈的爭論。

有人根據《舊滿洲檔》以及《太宗文皇帝實錄》中實錄圖成、賞賜畫工,而沒有提及文字的記載,推測該書只有圖,無文字。代表者如松村潤,他認為,《舊滿洲檔》裏只有關於畫完圖的記載,並不是說完成了帶插圖的滿、蒙、漢三體文的太祖實錄,在天聰九年(1635)八月乙酉完成的只是繪圖,受賞賜的也只是畫匠而已。參見[日]松村潤:《清太祖實錄研究》,載《蒙古學資訊》,2002(1)。楊勇軍將他的觀點進行了發揮,說:“從僅有二畫工得到賞賜上看,可知被後世所稱的《太祖實錄戰圖》,當時確實僅為圖冊,沒有文字。”楊勇軍:《〈滿洲實錄〉成書考》,載《清史研究》,2012(2)。

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太祖實錄圖》是《滿洲實錄》的原本,是一部帶插圖、有文字的體式特殊的早期實錄。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中國大陸學者孟森、單士元、秦國經及臺灣學者陳捷先、莊吉發等都持此觀點。孟森說:“清太祖第一次纂修實錄,在天聰九年。先成太祖戰跡之圖,每圖帶說。”孟森:《康熙重修太祖實錄跋》,見《明清史論著集刊》下冊,481頁。明確表示圖畫皆帶有文字。秦國經等亦雲,《滿洲實錄》“書中記事均先圖而後說”秦國經、胡啟松:《清代的實錄》,載《歷史檔案》,1989(4)。。莊吉發稱:“此書先由巴克什額爾德尼修成,經庫爾纏增補,並由畫工張儉、張應魁繪圖。”莊吉發:《清史拾遺》,100頁。可見,該書是既有文字又有圖的。

薛虹等人還在文章中試圖證明《太祖實錄圖》確有文字。他說,既然稱之為“實錄圖”,則“繪圖之前必然有實錄稿本為依據”。另一個可以證明《太祖實錄圖》有文字的證據是,既然《滿洲實錄》依式重繪《太祖實錄圖》,且《滿洲實錄》是滿、蒙、漢三體文帶插圖的,那麼,《太祖實錄圖》(修成後改作《太祖武皇帝實錄》)也應該是既有圖又有滿、蒙、漢三體文的實錄。不能因《舊滿洲檔》的引文只提及實錄的圖繪製完成,無關於文字的記載,而望文生義地理解為《太祖實錄圖》只有圖,沒有文。此外,他還指出,這一實錄稿本早在天聰七年(1633)就已經開始纂修了。參見薛虹:《清太祖實錄的史料學研究》,載《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2)。

筆者認同薛虹的觀點,因為從《舊滿洲檔》的記載來看,英明汗的行事典例書被交付畫工張儉、張應魁繪製,英明汗的行事典例書,滿文原文“genggiyen kan i yabuha kooli bithe”,其中“bithe”是書、文的意思,也就是說,繪圖之前確實是有文字為依據的,薛虹“繪圖之前必然有實錄稿本為依據”的說法不無道理。

如果實錄圖確有文字,那麼,這些文字是以何種形式存在的呢?早期的學者如方甦生、松村潤都認為,入關以前所修《太祖武皇帝實錄》是三種文字分開各成一部的。薛虹在文章中小心翼翼地推測:“據《滿洲實錄》的體式,崇德元年告成的《武皇帝實錄》應為有圖之滿、漢、蒙三體文字的實錄。”不過,他又因現存世者為滿文本與漢文本分別繕寫而對此表示不確定,不知道到底是順治朝改修時才區別三體文字分開繕抄,還是原本分別為單本,而《滿洲實錄》合三為一,認為該問題仍有待深入研究。參見薛虹:《清太祖實錄的史料學研究》,載《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2)。喬治忠則大膽推定,“其應為滿文、蒙古文和漢文三體合一並有圖穿插其間的體式”喬治忠:《清太祖一朝實錄的纂修與重修》,原載《南開學報》,1992(6),轉引自喬治忠:《中國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172~187頁。

撇開體式不論,《滿洲實錄》文字的由來,也是撲朔迷離。特別是隨著滿文本《太祖武皇帝實錄》的發現,學者們將二者的文字對照,發現它們在內容、結構、用詞上高度相似,直接引發了人們對二者關係的思考。從早期的研究成果來看,多數學者都提出,《太祖武皇帝實錄》是從《太祖實錄圖》改編而來的,二者在文字上存在師承關係。但是,《滿洲實錄》的文字從何而來呢?越來越多的學者提出,《滿洲實錄》的文字似乎是從《太祖武皇帝實錄》抄錄改編而成的。最早系統而直接地提出此觀點的應為陳捷先,他在《滿文清實錄研究》一書中,通過一系列的比對、分析,指出乾隆時重繪的《滿洲實錄》“附圖仿繪於天聰末葉成書的太祖實錄圖,而文字部分則取材照錄自順治年間纂修的武皇帝實錄,因而保存了滿文古老的風格與樸實的特點”陳捷先:《滿文清實錄研究》,160頁。。同時,《滿洲實錄》在重抄的過程中,又改正了原書中的若干手民之誤,所以它的準確度更高一些。參見上書,100頁。
松村潤提出另外一種設想,即《太祖實錄圖》只是繪畫本,不能作為《滿洲實錄》的原本,《滿洲實錄》是乾隆年間根據乾清宮藏盛京舊本即崇德初纂《太祖太后實錄》重繪寫的。但不是照樣繪寫崇德初纂本的內容,而是依據順治重修本內容,照錄了順治重修本改寫過的開國紀的記載,只有在卷數上沿襲了崇德初纂滿文本的八卷八冊的樣式。參見[日]松村潤:《清太祖實錄研究》,載《蒙古學資訊》,2002(1)。

楊勇軍則認定《滿洲實錄》是乾隆時期的偽書,其文字部分是照抄《太祖武皇帝實錄》,至於為什麼要捨近求遠,舍乾隆四年十二月(1740)定本《太祖高皇帝實錄》而採用《太祖武皇帝實錄》為本,“就是因為後者史料上更加接近原始,語言上更為質樸,這樣偽造出的《滿洲實錄》才更像一本早已存在的書”楊勇軍:《〈滿洲實錄〉成書考》,載《清史研究》,2012(2)。。

二、《滿洲實錄》及太祖實錄其他版本的現存狀況
關於《滿洲實錄》以及太祖實錄其他版本的現存狀況,根據以往學者的考察、研究,可以大致梳理如下。
1.《滿洲實錄》的現存版本及出版狀況
《太祖實錄圖》早已不得見,學者們只能從《舊滿洲檔》等滿洲早期史料中推測該書的存在。方甦生、陳捷先等先後猜測其大概是在嘉慶二年(1797)的乾清宮交泰殿火災中被焚毀了。

乾隆重繪《滿洲實錄》三部,分別尊藏於上書房、盛京崇謨閣和避暑山莊。根據檔案的記載,這三部實錄應該是同源的,文字內容一致,只是成書時間有早晚以及形式、裝幀等略有差異。現在這三部實錄皆存於世。其中,上書房本收藏於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盛京本收藏在瀋陽遼寧省檔案館,避暑山莊本則流落於日本,據松村潤文可知,收藏地點應是日本東洋文庫。松村潤在《清太祖實錄研究》一文中,有“現在東洋文庫裏所藏熱河避暑山莊本”一句,可推知該本的收藏地點。

1905年,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在盛京崇謨閣發現了尊藏的《滿洲實錄》,並介紹於世。
日本學者山本守在瀋陽故宮見到滿、漢二體文本。該本無圖,只列圖名於每冊之首,避諱處貼有黃簽,簽下明記名字,漢字專有名詞比三體《滿洲實錄》中所譯漢字稚拙。山本斷定此本修於乾隆八年(1743)。參見[日]山本守:《滿漢二體之滿洲實錄》,載《滿洲史學》,第1、2輯。

1930年,遼寧通志館委託東北大學印刷廠影印出版了盛京藏本《滿洲實錄》的漢文繪畫本。其中滿文和蒙古文部分被刪掉,並參照無諱名的瀋陽故宮二體本,對盛京三體本正文人名的空白處進行了填補。

隨後,傳聞盛京本不知所蹤,近來為學者證實應為遼寧省檔案館現存本。
從1933年開始,在羅振玉、內藤虎次郎的推動下,偽滿國務院、“滿日文化協會”以盛京崇謨閣藏本為底本[其中,道光十八年(1838)正月至六月的七冊、咸豐十一年(1861)七月至九月的五冊是向北平故宮博物院抄補的,《清德宗實錄》、《宣統政紀》為溥儀藏本],由日本大藏出版公司出版,東京單式印刷公司承印,影印了太祖至德宗十一朝實錄和《滿洲實錄》、《宣統政紀》,至1936年底全部完成,總名曰《大清歷朝實錄》,共1220冊,分裝122函,共印300部。除發售的200餘部外,餘下者皆封存于瀋陽文溯閣。早在竣工之前的1935年1月,滿、漢、蒙三種文字合璧繪圖的《滿洲實錄》8冊和《太祖武皇帝實錄》13卷計2冊,一共10冊已經先期出版了。參見陳象恭:《談清實錄和清史稿》,載《歷史教學》,1957(1)。不僅將《滿洲實錄》收入其中,而且還初次對學界介紹了它的滿文和蒙古文本。不過,這套《大清歷朝實錄》是一個篡改本,偽滿在影印時,根據日方的要求曾作過一些挖改。有學者專門對此進行了考證。

1934年,北平文殿閣國學文庫出版鉛印本《滿洲實錄》,以避暑山莊本為祖本。1937年再版,藏於國家圖書館。

1938年1月,今西春秋刊行了《滿和對譯滿洲實錄》,即先用羅馬字轉寫滿文,在語句下麵用日語逐句翻譯,並在下段附上漢譯。後來,他又用羅馬字轉寫了蒙古文部分,並逐句譯為日文,準備出版《蒙和對譯滿洲實錄》,未成而卒。1992年2月,菅野裕臣整理今西春秋的遺稿,以《滿和蒙和對譯滿洲實錄》為題出版發行。參見[日]松村潤:《清太祖實錄研究》,載《蒙古學資訊》,2002(1)。國家圖書館即收有今西的《注音滿洲實錄》。
1964年,臺灣華聯出版社翻印了偽滿本《大清歷朝實錄》。

1968年,臺灣華文書局根據偽滿本影印,但為縮印本,精裝93冊,仍名《大清歷朝實錄》。
20世紀80年代初,遼寧社科院複據臺灣華文書局縮印本影印《大清歷朝實錄》。本處採用謝貴安的觀點,馮爾康認為是據偽滿本影印的。

1985-1987年,為恢復清實錄的原貌,中華書局根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和遼寧省檔案館所藏的皇史宬、乾清宮、內閣和崇謨閣藏本,合匯配成了一套完整的漢文清實錄,影印出版,正文共4433卷,目錄42卷,16開本精裝60冊。其中,《滿洲實錄》摒棄了盛京崇謨閣本,採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上書房小黃綾本,從而使上書房本正式公開於世。全書共有8卷,分上、中、下三欄,分別以滿、漢、蒙三種文字書寫,末尾有乾隆重繪時的題詞。這部實錄是目前通用的實錄版本。馮爾康對其評價甚高,認為“這個本子底本精,使用方便,為清實錄的最好印本”馮爾康:《清史史料學》,41頁,瀋陽,瀋陽出版社,2004。

2.太祖實錄其他版本的流傳、出版情況
崇德本太祖實錄未得流傳,順治本太祖實錄原本也已不見。
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於1932年1月出版印行《清太祖武皇帝弩兒哈奇實錄》四卷,神田信夫、齊木德道爾吉等都認為所據底本應該是順治本《太祖武皇帝實錄》,因此,《清太祖武皇帝弩兒哈奇實錄》其實就是順治本《太祖武皇帝實錄》的重排本。參見[日]神田信夫:《關於日本遺存的〈清三朝實錄〉來歷》,見《慶祝王鐘翰先生八十壽辰學術論文集》,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齊木德道爾吉:《滿文蒙古文和漢文〈清太祖實錄〉之間的關係》,載《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1)。1934年,北平刊行的國學文庫本只可見到漢文。同年,金毓黻將其變成縮小了的通志館本,文字部分活字排版,收入《遼海叢書》。

日本學者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現的內國史院檔中有太祖時期的內容,據松村潤研究,這部分檔案是崇德初撰本《太祖太后實錄》稿本之一,可以確定的是《太祖太后實錄》中缺少有關長白山的內容。他經過細查該館所藏的順治重修滿文本《太祖武皇帝實錄》,再次確定有關長白山的內容是順治重修時插入的。參見[日]松村潤:《清太祖實錄研究》,載《蒙古學資訊》,2002(1)。

現存世的《太祖武皇帝實錄》漢文抄本四卷四冊,計三部(三種),均收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後移到臺北“國家圖書館”。此本的影印本被收錄於臺北“故宮博物院”出版的《圖書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上。許多學者認為此本即是崇德年的原修本,如齊木德道爾吉等均持此觀點。而方甦生、莊吉發、松村潤、薛虹等人先後主張此本是順治年間的重修本。方甦生建議稱之為順治“改繕”本,因其中增刪之處似不甚多,夠不上重修程度。參見方甦生:《清太祖實錄纂修考》,載《輔仁學志》第7卷1—2期,1939。

順治重修滿文本《太祖武皇帝實錄》現存三部,即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本、北平圖書館(現為國家圖書館)本、臺北“國家圖書館”本(或稱美國國會圖書館本)。其中,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本為正本,其他兩本是抄寫的副本。且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本是完整本,其第一卷和《滿洲實錄》第一、二卷內容幾乎一樣,只有部分地方有細微差別。而其他兩本是從《滿洲實錄》的第三卷開始的,缺第一冊。對北平圖書館本和臺北“國家圖書館”本,日本學者三田村泰助、今西春秋都分別做過詳細調查和考證。

在抗日戰爭時期,包括滿文本《太祖武皇帝實錄》在內的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籍曾被送往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以避戰火。戰後,美國國會圖書館把這批善本的微型膠捲送給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三田村泰助調查了《滿文書籍聯合目錄》中的滿文本《滿洲實錄》後,介紹了它和崇德初纂滿文本《太祖武皇帝實錄》的關係,即雖是同漢文本《太祖武皇帝實錄》一樣的四卷本,但根據頁面更改及卷數的不同可推測,它不同于漢文本,而應與《滿洲實錄》一樣分八卷,而且沒有相當於第一、二卷的部分,是從相當於《滿洲實錄》第三卷處開始的。這與《滿文書籍聯合目錄》所載滿文本《太祖武皇帝實錄》照片對比看,雖然書法的形式、書體、標點符號及所記述的內容完全一樣,可是在各行中所含字數方面,還是有若干差別,因此表明它們是不同的版本。而且,經與《滿洲實錄》滿文部分對校,在專有名詞所用綴字方面有著明顯的差異,這可由人名來驗證。因此,他認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本雖不是崇德初纂本,但在形式和內容上應是相同的書。參見[日]三田村泰助:《關於新近獲得滿文清太祖實錄》,載《立命館文學》,141號。

隨後,今西春秋前往北平圖書館,得到滿文本《太祖武皇帝實錄》的照片,並發行了其複印本。根據其題解,這和《滿文書籍聯合目錄》登載的照片相同,同美國國會圖書館本一樣,第一冊從《滿洲實錄》第三卷開始,缺少第一、二卷。其題目能認讀為:daicng gurun i taidzu horonggo enduringge hūwangdi i yargiyan kooli。 他指出,和美國國會圖書館本校對,兩書完全相似的地方有若干處。但也有因語言相差而引起意思相差之處,還有意思相同但綴字有差異之處。北平圖書館本字的寫法不規則,書寫也不成熟,故而,可推測其書寫年代應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本之前,也可能就是崇德初纂的原本。北平圖書館送往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善本現已歸還,藏在臺北“國家圖書館”。

康熙朝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滿文本一部收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漢文本在中國大陸、臺灣均已亡佚。唯日本有幾部康熙重修本的《三朝實錄》抄寫本完好遺存,並於1807年以寫本為依據編纂了《清三朝實錄采要》,共16卷,刊行於世,其中包括《太祖高皇帝實錄》。現在知道的此書版本有四種,即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本、內閣文庫藏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本、東京大學教養學部圖書館藏本(還有一部東洋文庫藏本,系1920年抄寫的東京大學教養學部圖書館藏本)。據日本學者神田信夫考證,前兩部為中國寫本,後兩部為日本寫本。神田信夫還對它們的來歷做了詳細的考證。參見[日]神田信夫:《關於日本遺存的〈清三朝實錄〉來歷》,見《慶祝王鐘翰先生八十壽辰學術論文集》。

據齊木德道爾吉介紹,滿文本太祖實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有“Daicing guruni taizu horonggo enduringge huwangdi yargiyan kooli”(《大清國太祖武聖皇帝實錄》)四卷本和“Daicing guruni taizu dergi huwangdii yargiyan kooli”(《大清國太祖高皇帝實錄》)十卷本。他根據太祖的諡號和各本的卷數判斷,前者一定是順治本,後者無疑是乾隆本。至於蒙古文太祖實錄,除了《滿洲實錄》的蒙古文部分,至今也只有乾隆定本傳世,現藏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1989年由內蒙古文化出版社根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黃綾本原件影印出版。參見齊木德道爾吉:《滿文蒙古文和漢文〈清太祖實錄〉之間的關係》,載《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1)。

乾隆定修滿、漢、蒙三體文本今日俱在。偽滿國務院曾影印出版的《大清歷朝實錄》和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出版的《清實錄》中所收的太祖實錄,其底本即使有相異之處,但均系雍乾重修本。

1931年,北平故宮博物院以內閣實錄庫藏本為底本,排印了《太祖高皇帝實錄》。
1978年,遼寧大學歷史系編印《清太祖實錄稿本》,收入《清初史料叢刊》。
1984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潘喆等編的《清入關前史料選輯》(一),收錄四卷本《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1989年,上海書店影印《清太祖努爾哈赤實錄》,收入《清代歷史資料叢書》。
1989年,內蒙古文化出版社影印出版乾隆定本蒙古文本《清太祖實錄》。

三、《滿洲實錄》的文本研究和史料價值
目前學界對《滿洲實錄》的文本也有一定研究,主要集中在滿文本和漢文本的文字考察上。學者通過對比、校勘,發現滿文本較為質樸,保留了不少原始的記載,而漢文本則做過諸多潤飾和改動,文字上較為文雅。在對文本進行考察的同時,《滿洲實錄》的史料價值如何,各人也有不同的衡量標準。

在清實錄的研究中,學者陳捷先是為數不多的研究滿文本的專家之一。他將現存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殘三卷(全帙為四卷)滿文本《太祖武皇帝實錄》與《滿洲實錄》滿文部分一一校勘,發現兩書的滿文部分內容相同,僅在文字上略有差異,“滿洲實錄的內容可以說與太祖武皇帝實錄的記載完全一樣,只有幾個字或詞寫法略有不同”,“滿洲實錄的內容與武皇帝實錄的沒有區別,而僅僅把一些不正確的發音和筆誤寫錯的字改正了而已”陳捷先:《滿文清實錄研究》,77、78頁。。他進而認為,《滿洲實錄》的文字部分應是取材照錄自順治年間纂修的《太祖武皇帝實錄》,在抄的過程中更正了若干手民之誤,因此,史料價值更勝一籌。參見上書,100頁。整體而觀,《滿洲實錄》保存了大量原始史料,文字頗具老舊風格,“不但行文簡樸,漢化不深,而且若干俚俗淫亂的記載仍保留書中”。它的插圖形象直觀地展現了當時的明清交戰情形,滿、蒙、漢人的服式、武器、生活起居等,以及滿洲的獨特文化,“這一批圖畫已是僅存世界的瑰寶了”。特別是在其原本《太祖實錄圖》已不存在的情況下,《滿洲實錄》則顯得更加彌足珍貴,“無論從文字部分來看,或是就附圖部分來看,對研究清太祖努爾哈齊時代而言,滿洲實錄的史料價值,應該是高於其他清代的官書的”,“滿洲實錄是一部值得我們注意而史料價值極高的書”同上書,96、160頁。。

達力紮布也曾將《滿洲實錄》與《太祖武皇帝實錄》第二至四卷的滿文本做過一一對照,發現“滿文部分除綴字和名諱貼黃外,幾乎絲毫不差”,二者在文字上的一致性說明,盛京舊本實錄八冊在乾隆年間重繪時內容未經刪改,基本保持原貌,這也是對《滿洲實錄》在保存史料方面作用的肯定。參見達力紮布:《清太祖武皇帝實錄版本淺議》,見《滿學朝鮮學論集》,25~56頁。

對《滿洲實錄》漢文本的研究則更加充分。喬治忠對照順治繕錄本漢文《太祖武皇帝實錄》,發現《滿洲實錄》漢文部分與其內容一致,但文句有所修改,主要體現在人名、地名等譯音用字的規範化和雅化,對入關後極為忌諱的詞句予以修改以及文字的潤色上。不過他也指出,這種改變只限于漢文部分,滿文、蒙古文部分未加修改。滿、漢文本之所以有如此的差異,原因在於乾隆帝在重繪《滿洲實錄》時,只派了幾名內閣中書繕錄,其職位低,無權擅自修改,也未負修改之責。但是漢文部分早在纂修《開國方略》之時就已經做了修改,這就造成了重繪本滿文未改、漢文修改的不協調狀態。參見喬治忠:《清太祖一朝實錄的纂修與重修》,原載《南開學報》,1992(6),轉引自喬治忠:《中國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172~187頁。

刁書仁在撰寫傳稿的過程中,經過對《太祖武皇帝實錄》、《滿洲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對讀與比較,發現《太祖武皇帝實錄》與《滿洲實錄》所載史實基本接近。相比之下,《滿洲實錄》中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不僅比《太祖武皇帝實錄》文雅,甚至比乾隆定修本《太祖高皇帝實錄》還雅化,但對個別重要史實的記載,《太祖武皇帝實錄》多保留歷史原貌,而《滿洲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則多改為溢美之詞,並增加了原來《太祖武皇帝實錄》未載的一些史實。參見刁書仁:《新修〈清史〉人物傳記太祖朝實錄史料研究》,載《社會科學戰線》,2008(11)。作者在這裏所說的都是漢文本,滿文本的情況則有所不同。

薛虹在《清太祖實錄的史料學研究》一文中,將乾隆修《滿洲實錄》與《太祖武皇帝實錄》以及康熙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對勘,發現《太祖武皇帝實錄》相對更加原始,如對明始終稱“大明”,以屬國自居,而《滿洲實錄》和《太祖高皇帝實錄》則改為對等稱呼,在其他方面也多有諱飾。考慮到清朝實錄的一改再改,這種修飾美化和隱諱之傾向也愈發強烈,因此,作者建議:“今後太祖實錄的史料研究工作,應以滿文本為據加以對勘,在此基礎上不僅要同《舊滿洲檔》、《滿文老檔》以及其他清初檔案做比較考證,還要同明和朝鮮的文獻檔冊做比較考證,才可能取得太祖實錄的可信史料。”薛虹:《清太祖實錄的史料學研究》,載《東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2)。這體現了治史者廣闊的視野和求真的精神。作者提出的要以滿文本為據加以對勘的方法,在今天看來,無疑具有前瞻性和科學性。筆者通過對《滿洲實錄》滿文本的研讀以及與漢文本的對照,確實發現了許多差異,相對于漢文本的修飾篡改,滿文本的資訊更加全面、質樸、真實。

相對于滿文本和漢文本而言,蒙古文本則長期為中國學人忽視,反而是日本學者有過一定關注。今西春秋曾對蒙古文部分的史料價值和語言價值予以肯定,他說:“滿洲實錄的蒙文不僅有助於理解滿洲實錄,對蒙古語自身研究也有大的幫助,滿洲實錄的蒙文作為用蒙語寫的蒙文記錄,是距今很久的古老的東西。”可見,他是看過蒙文本的。松村潤有鑒於此,曾呼籲學界在這方面進一步發展。參見[日]松村潤:《清太祖實錄研究》,載《蒙古學資訊》,2002(1)。今西春秋的話也轉引自此文。不過,從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這種情況還未真正扭轉,對蒙古文部分的研究依然十分薄弱。

談到《滿洲實錄》的史料價值,就不得不思考乾隆帝為什麼重繪《滿洲實錄》。只有弄清這一問題,才能在更加廣闊的背景下審視該書的社會意義和背後隱含的政治目的,進而更加準確地估量該書的史料價值。

乾隆帝摒棄定本《太祖高皇帝實錄》、重繪《滿洲實錄》的真實原因所在一直是困擾史學研究者的問題。喬治忠對此給出了一種解釋。在他看來,繪寫《滿洲實錄》不是一項孤立的纂書工程,而是乾隆朝重整開國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乾隆三十八年(1773),久貯乾清宮的《太祖武皇帝實錄》被發現,乾隆帝以此本“開國實錄”為史料依據,敕修《開國方略》。隨後,他又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重修開國史活動,目的是重振滿洲舊業,以開國史來教育皇室及滿洲貴族子弟,包括重新繕錄和譯寫《滿文老檔》、繪製《盛京事蹟圖》、編撰《滿洲源流考》、重修《盛京通志》、纂修《宗室王公功績表傳》及《滿漢大臣傳》等,他甚至親自撰寫了一部《己未歲薩爾滸之戰書事》。重繪《滿洲實錄》就是在這一背景之下開展的。參見喬治忠:《清太祖一朝實錄的纂修與重修》,原載《南開學報》,1992(6),轉引自喬治忠:《中國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172~187頁。至於底本為什麼摒棄定本《太祖高皇帝實錄》而採用《太祖武皇帝實錄》,作者的解釋是,乾隆帝此舉意在突出勇武純樸之風,強調保持滿洲舊俗,而入關前的《太祖武皇帝實錄》恰恰是“文直事核,足資垂信”。

楊勇軍甚至提出,不應該稱之為“重繪”,而應是“偽造”。《滿洲實錄》原先並無底本,是乾隆時期在一本圖冊(即《太祖實錄戰圖》)的基礎上補繪了6幅圖,還補充了文字而修成的。偽造的原因在於,乾隆時期為了“闡明滿洲是自天而降,與明朝毫無隸屬關係,但是清朝官方能找到的最早的史料,只是八冊有圖無文的《太祖實錄戰圖》。於是,他們依託《太祖實錄戰圖》原有的77圖為基礎,新補入6圖和文字,以與真跡竄亂,製造了偽史《滿洲實錄》,來充當滿洲起源的證據”。在認定《滿洲實錄》是偽書的前提下,作者對該部實錄的史料價值提出了質疑。他認為不應過高地估量《滿洲實錄》的史料價值,因為它“本身絕對不是原始史料,和《太祖武皇帝實錄》以及各種原始檔案相比,實為第二手材料,史料價值不高”楊勇軍:《〈滿洲實錄〉成書考》,載《清史研究》,2012(2)。

筆者通過對《滿洲實錄》滿、漢文本的研究,發現滿、漢文本之間存在諸多差異。這種差異體現在:敍述上,滿文本更為清晰、詳細、生動,漢文本則較簡略,敍事相對模糊;資訊傳遞上,滿文本傳達的資訊相對漢文本多得多,但在有關明朝地名、人物官職等資訊上也有錯誤之處,漢文本有所修正;語言上,滿文本更為質樸、直率,漢文本則進行了多處潤色,語言更加優雅、簡練;立場上,滿文本更加貼近史實,保留了一些原始的記錄,漢文本則完全站在滿洲的角度,別有用心地刪除或修改了一些對滿洲不利的資訊。很明顯,滿文本應是較原始的版本,漢文本是在滿文本的基礎上翻譯、加工而成的。

滿、漢文本既然存在如此多的差別,則二者的史料價值也不可同日而語。滿文本紀實性更強,政治立場更加中性,貼近歷史原貌,保留的許多原始記錄為其他官書中所無。不僅如此,滿文本重視細節,其中涉及物品饋送及經濟往來的資訊,是我們研究入關前各部落社會經濟與發展水準的重要史料,對許多重大戰役的過程性描述是研究軍事史的寶貴素材,這批史料倘若被開發和利用,相信會推進相關領域的研究。滿文本的語言質樸、原始,頗具古樸之風,對研究滿語的發展史也不無裨益。

相對于滿文本,漢文本修改力度大,語言上多有潤色,內容上較為精簡,政治色彩更加濃郁,史料價值略遜一籌。但是,總體觀之,漢文本不僅內容未脫滿文本,而且還對滿文本的許多錯記、缺載或手民之誤進行了一一更正和補充。因此,對漢文本的評價應客觀,不能因存在刪節和潤飾而一味貶低其價值。

此次《滿洲實錄》的漢譯,是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研究生選修課“滿文的閱讀與翻譯”課堂的學習成果,同時也是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專案“滿文、滿文文獻與清史研究”的子專案之一。參與翻譯的有強光美、褚紅霞、詹奪、孟修諸同學,後期的譯文整理、滿文轉寫工作,均是由強光美同學完成的。另外需要說明的是,本次譯文底本為中華書局影印本《清實錄》中收錄的三體文合璧的《滿洲實錄》本,正文中的楷體部分漢譯文錄自《滿洲實錄》漢文本,宋體部分漢譯文為此次新譯。



作者簡介

祁美琴,鄂爾多斯蒙古族,1964年生。歷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清代政治史、邊疆民族史。著作有《清代內務府》、《清代榷關制度研究》,近兩年的代表性論文有《清代蒙旗社會喇嘛教信仰問題研究》、《包衣身份再辨》、《清代君臣語境下“奴才”稱謂的使用及其意義》、《清代宗教與國家關係簡論》等。
強光美,安徽蕪湖人,1988年生。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清代政治史、邊疆民族史。碩士學位論文為《清代內務府大臣研究》;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在《歷史檔案》、《滿族研究》、《北京檔案史料》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數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