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26日 星期四

滿漢合璧《三國志》卷一的waliyabuci be是什麼意思?




滿漢合璧《三國志》卷一云:saiin qafasa usin-i bade waliyabuci be angγa-de Yoo Šôn-i gisun gisureme beye jergici laqcaxa yabun-be yabumbi/而令縉紳之徒,委伏畎畮,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其中waliyabuci 一字後面的be頗為費解。

《新滿漢大辭典》(頁7778)中開列be的用法有輗、餵鳥的食物、伯、我們、表示解釋或疑問的語氣五項。不過,作為賓格格助詞的-be,辭典正文卻沒有收錄。

waliyabuci bebe應非格助詞.。满文waliyabuci並不是名詞,不能作為賓格使用,而be下面也找不到與之相連的動詞。若將be作為主語的「我們」解,滿文便得翻譯為:「當讓好官棄於田野,我們口誦堯舜之言,身蹈超俗之行」。


因此,be應是前面動詞waliyabuci詞綴的部分。動詞詞綴中的-cibe表示「雖然、即使」之意,如將文中的waliyabuci be合書成waliyabuci-be,則滿文原句便可翻譯為「即使讓好官棄於田野,仍口誦堯舜之言,身蹈超俗之行」,其意始與漢文原意相合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彭婉柔)

2015年2月10日 星期二

《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





作者: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編
出版社: 嶽麓書社
出版年: 2011-11
頁數: 15168
定價: 15000元
裝幀: 精裝
叢書: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檔案叢刊
ISBN: 9787807613701

總 序
戴 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國家批准建議纂修清史之報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組成之領導小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編纂工程於焉肇始。

清史之編纂醞釀已久,清亡以後,北洋政府曾聘專家編寫《清史稿》,歷時十四年成書。識者議其評判不公,記載多誤,難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亂不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領導亦多次推動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輟。新世紀之始,國家安定,經濟發展,建設成績輝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進步,學界又倡修史之議,國家採納眾見,決定啟動此新世紀標誌性文化工程。

清代為我國最後之封建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遠。清代眾多之歷史和社會問題與今日息息相關。欲知今日中國國情,必當追溯清代之歷史,故而編纂一部詳細、可信、公允之清代歷史實屬切要之舉。

編史要務,首在採集史料,廣搜確證,以為依據。必藉此史料,乃能窺見歷史陳跡。故史料為歷史研究之基礎,研究者必須積累大量史料,勤於梳理,善於分析,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進行科學之抽象,上升為理性之認識,才能洞察過去,認識歷史規律。史料之於歷史研究,猶如水之於魚,空氣之于鳥,水涸則魚逝,氣盈則鳥飛。歷史科學之輝煌殿堂必須巋然聳立于豐富、確鑿、可靠之史料基礎上,不能構建於虛無飄渺之中。吾儕于編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獻叢刊》、《檔案叢刊》,二者廣收各種史料,均為清史編纂工程之重要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品質;二為搶救、保護、開發清代之文化資源,繼承和弘揚歷史文化遺產。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點,可以概括為多、亂、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國素稱詩書禮義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棟,尤以清代為盛。蓋清代統治較久,文化發達,學士才人,比肩相望,傳世之經籍史乘、諸子百家、文字聲韻、目錄金石、書畫藝術、詩文小說,遠軼前朝,積貯文獻之多,如恒河沙數,不可勝計。昔梁元帝聚書十四萬卷於江陵,西魏軍攻掠,悉燔於火,人謂喪失天下典籍之半數,是五世紀時中國書籍總數尚不甚多。宋代印刷術推廣,載籍日眾,至清代而浩如煙海,難窺其涯涘矣。《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清代書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種,人議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增補書一萬零四百三十八種,超過原志著錄之數。彭國棟亦重修《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書一萬八千零五十九種。近年王紹曾更求詳備,致力十餘年,遍覽群籍,手抄目驗,成《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增補書至五萬四千八百八十種,超過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書之全豹。王紹曾先生言:“余等未見書目尚多,即已見之目,因工作粗疏,未盡鉤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書籍總數若干,至今尚未能確知。

清代不僅書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檔案留存於世。中國歷朝歷代檔案已喪失殆盡(除近代考古發掘所得甲骨、簡牘外),而清朝中樞機關(內閣、軍機處)檔案,秘藏內廷,尚稱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檔案,多達二千萬件。檔案為歷史事件發生過程中形成之檔,出之于當事人親身經歷和直接記錄,具有較高之真實性、可靠性。大量檔案之留存極大地改善了研究條件,俾歷史學家得以運用第一手資料追蹤往事,瞭解歷史真相。

二曰亂。清代以前之典籍,經歷代學者整理、研究,對其數量、類別、版本、流傳、收藏、真偽及價值已有大致瞭解。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大規模清理、甄別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銷毀所謂“悖逆”、“違礙”書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時經師大儒,連袂入館,勤力校理,盡瘁編務。政府亦投入鉅資以修明文治,故所獲成果甚豐。對收錄之三千多種書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種存目書撰寫詳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內容要旨,述其體例篇章,論其學術是非,敘其版本源流,編成二百卷《四庫全書總目》,洵為讀書之典要、後學之津梁。乾隆以後,至於清末,文字之獄漸戢,印刷之術益精,故而人競著述,家嫻詩文,各握靈蛇之珠,眾懷昆岡之璧,千舸齊發,萬木爭榮,學風大盛,典籍之積累遠邁從前。惟晚清以來,外強侵淩,干戈四起,國家多難,人民離散,未能投入力量對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檔案,深藏中秘,更無由一見。故不僅不知存世清代文獻檔案之總數,即書籍分類如何變通、版本庋藏應否標明,加以部居舛誤,界劃難清,亥豕魯魚,訂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塵封,行將澌滅。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與坊間劣本混淆雜陳。我國自有典籍以來,其繁雜混亂未有甚於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獻、檔案,非常分散,分別庋藏於中央與地方各個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教學研究機構與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級之檔案言,除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一千萬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檔案在戰爭時期流離播遷,現存於臺灣故宮博物院。此外,尚有藏于瀋陽遼寧省檔案館之聖訓、玉牒、滿文老檔、黑圖檔等,藏于大連市檔案館之內務府檔案,藏於江蘇泰州市博物館之題本、奏摺、錄副奏摺。至於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檔案文書,損毀極大,但尚有劫後殘餘,璞玉渾金,含章蘊秀,數量頗豐,價值亦高。如河北獲鹿縣檔案、吉林省邊務檔案、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河南巡撫藩司衙門檔案、湖南安化縣永曆帝與吳三桂檔案、四川巴縣與南部縣檔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魚鱗冊、徽州契約文書、內蒙古各盟旗蒙文檔案、廣東粵海關檔案、雲南省彝文傣文檔案、西藏噶廈政府藏文檔案等等分別藏於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甚至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檔案(亦稱《葉名琛檔案》),英法聯軍時遭搶掠西運,今藏於英國倫敦。

清代流傳下之稿本、抄本,數量豐富,因其從未刻印,彌足珍貴,如曾國藩、李鴻章、翁同龢、盛宣懷、張謇、趙鳳昌之家藏資料。至於清代之詩文集、尺牘、家譜、日記、筆記、方志、碑刻等品類繁多,數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武漢及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不少貯存。豐城之劍氣騰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尋訪必有所獲。最近,餘有江南之行,在蘇州、常熟兩地圖書館、博物館中,得見所存稿本、抄本之目錄,即有數百種之多。

某些書籍,在中國大陸已甚稀少,在海外反能見到,如太平天國之文書。當年在太平軍區域內,為通行之書籍,太平天國失敗後,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毀,現在已難見到,而在海外,由於各國外交官、傳教士、商人競相搜求,攜赴海外,故今日在世界各地圖書館中保存之太平天國文書較多。二十世紀,向達、蕭一山、王重民、王慶成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尋覓太平天國文獻,收穫甚豐。

四曰新。清代為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之過渡階段,處於中西文化衝突與交融之中,產生一大批內容新穎、形式多樣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攜來自然科學、藝術和西方宗教知識。乾隆時編《四庫全書》,曾收錄歐幾裏得《幾何原本》,利瑪竇《乾坤體儀》,熊三拔《泰西水法》、《簡平儀說》等書。迄至晚清,中國力圖自強,學習西方,翻譯各類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書館、江南製造局譯書館所譯聲光化電之書,後嚴複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紓所譯《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等文藝小說。中學西學,摩蕩激勵,舊學新學,鬥妍爭勝,知識劇增,推陳出新,晚清典籍多別開生面、石破天驚之論,數千年來所未見,飽學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國傳統之知識框架,書籍之內容、形式,超經史子集之範圍,越子曰詩雲之牢籠,發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變化,出現眾多新類目、新體例、新內容。

清朝實現國家之大統一,組成中國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現以滿文、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傣文、彝文書寫之文書,構成為清代文獻之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獻、檔案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加絢麗多彩。

清代之文獻、檔案為我國珍貴之歷史文化遺產,其數量之龐大、品類之多樣、涵蓋之寬廣、內容之豐富在全世界之文獻、檔案寶庫中實屬罕見。正因其具有多、亂、散、新之特點,故必須投入巨大之人力、財力進行搜集、整理、出版。吾儕因編纂清史之需,賈其餘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裝網路,設資料庫,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貯存、檢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儕汲深綆短,蟻銜蚊負,力薄難任,望洋興嘆,未能做更大規模之工作。觀歷代文獻檔案,頻遭浩劫,水火兵蟲,紛至遝來,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為浩歎。切望後來之政府學人重視保護文獻檔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續努力,再接再厲,使卷帙長存,瑰寶永駐,中華民族數千年之文獻檔案得以流傳永遠,沾溉將來,是所願也。







宮廷密檔 史料瑰寶——評《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


胡寶亮


清朝統治中國近三百年時間,留下了汗牛充棟的檔案史料。第一歷史檔案館現存明清檔案1000余萬件,其中五分之一數量為滿文檔案。此部分滿文檔案涉及清朝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對研究清朝歷史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和意義。滿文寄信檔就是其中一種。

寄信檔系寄信上諭檔的簡稱,是清代軍機處專門抄載寄信上諭的重要檔簿。上諭,又稱諭旨,一般是指皇帝的命令和指示,是清代皇帝發佈日常政令的通稱,有滿文與漢文兩種。上諭以文書的形式頒發,便形成了上諭文書,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行政約束力。清政府中央機關將上諭文書抄錄成冊,存案備查,形成了各種上諭檔簿,如內閣的上諭檔、諭祭檔,內務府的上傳檔,軍機處的上諭檔、寄信檔、電寄檔,等等。這些上諭檔簿為清史研究提供了系統而真實的清帝上諭。滿文寄信檔是從軍機處滿文上諭檔中分離出來的一種重要檔簿。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軍機處滿文寄信檔存有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朝本。此次,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研究人員從中選擇了乾隆一朝的滿文寄信檔進行翻譯、出版,定名為《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並被收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檔案叢刊》。本書收錄了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一年,二十六年至六十年的滿文寄信上諭4289件,加上附件22件,共計4311件,並將其全部翻譯為漢文,譯文部分約200萬字。這部《譯編》共24冊,第一冊為總目錄,其他各冊為滿漢合璧形式,前半部分為影印的滿文,後半部分為排印的對應譯文。本書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專家王小紅、關孝廉主編,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清史專家杜家驥作序,湖南嶽麓書社有限責任公司出版。

關於檔案史料的價值,著名明清史專家鄭天挺先生曾經指出:“歷史檔案在史料中不容忽視,應該把它放在歷史研究的最高地位,就是說;離開了歷史檔案無法研究歷史。靠傳說、靠記錄流傳下來,如無旁證都不盡可信。歷史檔案是原始資料的原始資料,應該占最高地位。” 這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正是一種史料價值高且稀見的檔案彙編。滿文寄信檔是以滿文記載事關這些領域各種事件之密寄上諭專檔。通過皇帝的密寄諭旨,既可以清晰地瞭解眾多歷史事件發生、發展的進程,又有助於瞭解清朝皇帝政務決策過程及心理狀態,真實地反映了皇帝面對各種事件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通過寄信上諭中皇帝的密諭,也可窺知其性格與治國理念,誠為深入研究清史的最為真實、原始的第一手資料。

由於滿文寄信檔所使用的語言是清代的“國語”,其記載多屬當朝密不宜宣之事,對乾隆朝的一些重要史事的記錄較之漢文史料更為詳細、真實,而且,滿文寄信檔不但抄載了寄信上諭,而且同時記載了寄信上諭發交情形,從中可以瞭解寄信上諭如何送交接奉之人,對研究清朝官僚系統的公文傳遞情況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其史料價值超過了漢文上諭;又因為寄信檔是歷史事件進行過程中形成的檔,是對事件最原始、最真實的記錄,反映了皇帝對某事前後的處理意見與態度,是根據某種需要而撰寫、編制的實錄、方略等官修史書所無法比擬的。因為滿文所發上諭內容多為機密不宜外傳的要務,所以即便在清朝亦未曾全部漢譯。清代為修方略,曾經選擇漢譯了其中的大約百分之三十左右,尚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密寄上諭從未面世。《清高宗實錄》等書收錄了一些諭旨,亦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且多為摘錄。此次《譯編》將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全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影印並翻譯,顯而易見,其具有彌足珍貴的史料價值。《譯編》內容非常豐富,涉及政治、軍事、民族、外交、宗教、經濟、文化、語言、風俗、疾疫、皇族事務、民間信仰等諸多方面。

清史專家杜家驥先生在本書《序》中指出:“邊疆、民族事務以及邊疆地區與鄰國關係事務,構成了這部《譯編》內容的突出特點。”誠如斯言。乾隆朝是清代鼎盛時期,也是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和近代中國疆域確立的重要時期,西北、西南、東北的民族、邊疆問題成為國之要務。寄信檔中大部分內容,即是發與東北、西北、西南地區軍政長官(如盛京將軍、黑龍江將軍、吉林將軍、定邊左副將軍、烏裏雅蘇台將軍、伊犁將軍、烏魯木齊都統、西寧辦事大臣、駐藏辦事大臣等)以及少數民族王公貴族、宗教首領(如喀爾喀親王、吐魯番郡王、章嘉呼圖克圖、新疆各城伯克等)的廷寄。廷寄物件不乏乾隆朝重要人物,如尹繼善、兆惠、劉統勳、明瑞、阿桂、和珅、和琳、福康安、福長安、高晉、李侍堯、阿裏袞、英廉、舒赫德、溫福、海蘭察、國泰、勒爾謹、伊勒圖、成袞紮布、車布登紮布、拉旺多爾濟、桑齋多爾濟、蘊端多爾濟、額敏和卓等。從此亦可見這些寄信上諭的重要性。

邊疆、民族事務方面,寄信檔涉及新疆地區的屯田與牧廠事務、遣犯問題、各民族關係,東北地區的私墾、參務問題,西藏與青海地區的宗教領袖入覲、呼畢勒罕確認問題,等等。

對外關係方面,寄信檔涉及清朝與俄羅斯、中亞各國(哈薩克、巴達克山、愛烏罕、霍罕、布魯特、安集延等)、朝鮮、緬甸、安南、南掌、廓爾喀的關係。其中,反映與俄羅斯的邊界交涉、恰克圖貿易、逃人問題以及中亞各國使者入覲的內容頗多。

除邊疆、民族事務與對外關係外,寄信檔亦涉及一些乾隆朝的重大事件,如烏什事變、明瑞征緬、土爾扈特部回歸、王倫起義、六世班禪入覲、蘇四十三起義、林爽文起義等,特別是烏什事變、明瑞征緬兩事,寄信檔有著系統、詳細的記錄,可反映事件的基本過程,更可補實錄、方略等之闕誤。內政方面,寄信檔有反映處理甘肅冒賑案、李侍堯貪污案、國泰貪污案的意見、措施等整頓吏治方面的內容,有製造文字獄(涉及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章知鄴獻詩案、王錫侯《字貫》案等)、查禁鳥槍、查禁八卦教等民間秘密宗教、查禁天主教、鎮壓新疆遣犯暴動等強化統治秩序的內容等。

此外,寄信檔中還有祈雨祈晴儀式、祭祀河神、祭祀劉猛將軍及八蠟神、關帝崇拜、割辮案、滿族人及錫伯人改漢姓漢名、某地或某部族流行天花等記載,這些內容可為清代社會史研究提供參考資料。

寄信檔所涉及的內容還有很多,筆者在此不一一贅述。下面舉兩三個引用寄信檔史料的例子,讓讀者對其具體內容有所瞭解。

其一:土爾扈特部回歸祖國的途中因遭俄羅斯、哈薩克、布魯特等阻截,人員、牲畜損失很大;回到國內後不久,部族內天花流行,人口銳減。乾隆帝擔心土爾扈特部遷徙途中已遭重大損失,甫經歸國,又遭痘疫,在人禍、天災不斷打擊下,人心難免浮動,也許有人後悔不該從俄羅斯回來,遂於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二日寄信伊犁將軍舒赫德,令其留心打聽土爾扈特部人等情形:“土爾扈特、和碩特等人自俄羅斯來歸以來,伊等之屬下人等又被災,損失甚多,且于此間伊等之台吉內病故者亦連續不斷。此輩······自額濟勒來時,沿途為哈薩克、布魯特所掠,饑寒交迫,人口受損。到伊犁地方後,又染瘟疫,台吉、民人等損失甚多。因此,不能未有怨望不該來。此輩皆系自願來歸,並非騙伊等招徠者,而且到後,朕施恩救濟,賞賜衣食用品,指給好地駐牧、耕田,撥給孳生牲畜。是乃撫恤外番之恩,真是無微不至。今伊等之台吉、民人被病災受損者,皆為伊等之定數,無可奈何,伊等亦不必怨我。······或有妄行埋怨者,亦不能烏有,但亦應不令知覺,暗中留意。將此著寄信舒赫德,其土爾扈特、和碩特等人,因伊等人如此受損,有無心存怨恨?伊等之情形如何?皆留心觀察,惟不以為事,妥善防範。”

這一諭旨,表明了土爾扈特部是自願來歸,不是清政府騙其前來;而清政府對土爾扈特部來歸,做了大量善後工作,如賞賜衣物、食品,撥給牧地、耕田、牲畜,“真是無微不至”;同時也表明了乾隆帝對厄魯特蒙古(包括土爾扈特部)一貫的防範心態。

其二: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乾隆帝在定邊左副將軍瑚圖靈阿的奏摺內發現:據從俄羅斯輾轉逃出的土爾扈特人莫霍賴報告,俄羅斯薩爾普利城內聚集兩千厄魯特蒙古人,號稱察罕圖克。這立即引起了乾隆帝的警覺,因為察罕圖克是先前發動叛亂,後投俄羅斯的阿睦爾撒納屬下人之名號, “阿睦爾撒納死於俄羅斯地方,將其屍骸,俄羅斯等出示我人皆看之。阿睦爾撒納之屬下人等,亦皆被殲滅,而今在俄羅斯地方,怎麼又有二千厄魯特,號稱察罕圖克?”乾隆帝認為這些人若是阿睦爾撒納的餘黨,其禍非小。他想到莫霍賴的主人、土爾扈特郡王舍楞 “久住俄羅斯,必定知此緣由”,於是寄諭科布多參贊大臣明善,令其詢問舍楞“現在俄羅斯地方名曰察罕圖克之厄魯特,究竟何等厄魯特,是否阿睦爾撒納之人”。後據舍楞告稱此系莫霍賴妄言,這些厄魯特蒙古人並非阿睦爾撒納屬下。乾隆帝才放心,表示“此事還是不必深究”,表現了其對邊疆事務的高度敏銳性。

其三: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派副都統阿敏道前往庫車,招撫南疆回部首領霍集占,霍集占不從,設計將阿敏道及隨行百名兵丁殺害,發動叛亂,後被清軍擊敗。乾隆帝對阿敏道如何遇害的細節,不太瞭解,直到乾隆四十八年,他仍不忘此事: “阿敏道原曾領兵一千,攜糧前往庫車,何又只留下一百兵丁,其餘俱令返回,遂後即被戕害?叛亂之和卓木,究竟如何將阿敏道誘騙至庫車城內,如何將其戕殺,及一百隨兵如何遭和卓木殺害者?”他認為烏什阿奇木伯克霍集斯之子摩咱帕爾或許知情,寄諭阿桂、福隆安詢問之,乾隆帝為避免摩咱帕爾猜疑,還特別用朱筆批示“只是欲知耳”,別無他意,反映了乾隆帝對新疆事務的高度關心與細緻考慮。

最後,筆者介紹一下本書的翻譯經過。目前我國能夠諳熟滿文並且能直接利用滿文檔案者已為數不多,從事滿文檔案翻譯者更是鳳毛麟角,此次參加本書編譯、審校的人員,集中了新中國培養的老、中、青三代滿文檔案人才,他們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研究館員關孝廉、王小紅、張莉、張鳳良,副研究館員趙玉梅、關精明,助理館員李剛、李陽。滿文寄信上諭翻譯的困難非同一般,其內容豐富而龐雜,時間跨度大,涉及的人名、地名、官職名異常繁複,而且滿文翻譯成漢文後,還要符合清代官方文書的表達方式,翻譯者必須具有充分的歷史學、語言學、歷史地理學、民族學、宗教學、民俗學等方面的知識,才能確保翻譯基本準確。翻譯、審校的人員本著高度負責的敬業精神,克服了種種困難,同心同德,耗時數年,完成了《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的翻譯工作。全部譯文完成後,主編王小紅女士認真對近200萬字的漢文譯稿進行了最後的通稿,盡力統一了文稿風格。經過編譯、審校的人員不懈努力,這一藏于深宮的秘檔終於得以面世,為從事清史研究的人們所廣泛應用,這是一件造福學術界的好事,筆者對他們的辛勤勞動深表敬意。

筆者在編輯該書的過程中,深切感受到此書的史料價值重大,在此鄭重推薦,期待治清史者能夠充分利用這部《譯編》,深化、細化對乾隆朝歷史的研究,開創清史研究的新局面。


2015年2月4日 星期三

明末清初達賴喇嘛系統與蒙古諸部互動關係研究




作 者 王力
定 價 60.00
出版社 民族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11-6-1
ISBN 9787105115723


本書共七章,內容包括:和碩特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的互動關係、準噶爾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的互動關係、土爾扈特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的互動關係等。

內容簡介
明末清初,達賴喇嘛系統與蒙古諸部之間的互動關係,包括漠南蒙古、喀爾喀蒙古及衛拉特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之間錯綜複雜的衝突和交融。其中,漠南蒙古由於最先歸附清朝(金),在明末它與達賴喇嘛系統之間有一定的互動往來,但在1644年後,雙方的互動關係已隸屬於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之間關係的範疇之內,因此,相關論述主要集中在明朝末年這一歷史時期。喀爾喀蒙古由於距離藏區較遠,雙方在明末清初雖有交往,但仍相當有限,加之材料的收集難度較大,因此相關論述也僅局限於明末喀爾喀蒙古到藏區的一些活動以及清初達賴喇嘛系統對喀;爾喀蒙古的軟性權力影響等。衛拉特蒙古由於距離藏區較近,甚至有些部落與西藏格魯派雜居相處,在此階段雙方的交往程度遠遠超出前二者,其影響也大大超出前二者與達賴喇嘛系統的互動關係,因此,在行文中關於衛拉特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之間互動關係的論述所占比重較大。


目錄

緒論

 第一章 和碩特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的互動關係
  第一節 和碩特蒙古南遷藏區
  第二節 達賴喇嘛系統在和碩特蒙古進藏問題上的分歧
  第三節 和碩特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在西藏最高統治權上的博弈

 第二章 準噶爾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的互動關係
  第一節 僧人時代的噶爾丹
  第二節 噶爾丹丹增博碩克圖汗對衛拉特蒙古藏傳佛教的發展和整飭
  第三節 噶爾丹丹增博碩克圖汗與達賴喇嘛系統的互動關係
  第四節 18世紀前期準噶爾汗國境內的藏傳佛教

 第三章 土爾扈特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的互動關係
  第一節 土爾扈特蒙古高僧內齊托音一世
  第二節 藏傳佛教在伏爾加河流域土爾扈特蒙古中的發展
  第三節 伏爾加河流域土爾扈特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的聯繫

 第四章 喀爾喀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的互動關係
  第一節 明末喀爾喀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的互動
  第二節 《喀爾喀法典》與藏傳佛教

   第五章 藏傳佛教格魯派在蒙古社會的傳播
  第一節 藏傳佛教格魯派在蒙古社會的傳播方式及其特點
  第二節 蒙古社會的僧侶貴族
  第三節 蒙古社會的活佛轉世系統

 第六章 達賴喇嘛系統對蒙古諸部的影響(上)
  第一節 五世達賴喇嘛時期蒙古諸部遣使進藏
  第二節 五世達賴喇嘛對蒙古諸部內部事務的參與
  第三節 五世達賴喇嘛對清朝與蒙古諸部之間關係的影響

 第七章 達賴喇嘛系統對蒙古諸部的影響(下)
  第一節 三世、五世達賴喇嘛對蒙古諸部首領的冊封
  第二節 七世達賴喇嘛對蒙古諸部首領的冊封
  第三節 達賴喇嘛冊封蒙古諸部首領的歷史影響

 附錄一 五世達賴喇嘛時期蒙古諸部進藏朝拜情
附錄二 清代蒙古與西藏格魯派關係大事記
    附錄三 達賴喇嘛系統世系表
 附錄四 衛拉特蒙古諸部世系表
 附錄五 五世達賴喇嘛時期歷任第巴在職時間表
 附錄六 參考書籍及論文目錄

 後記


精彩內容

(二)相關概念的界定

  達賴喇嘛系統。學界一般認為是指達賴喇嘛活佛轉世系統,但筆者認為這種表述不夠確切。1578年阿勒坦汗贈予索南嘉措“達賴喇嘛”的稱號,標誌著達賴喇嘛活佛轉世系統的建立。但是在藏傳佛教格魯派隨後的發展進程中,形成了以達賴喇嘛為核心,包括其他格魯派上層人物以及護持格魯派的世俗貴族等在內的龐大政教集團。在該集團中除達賴喇嘛外,在一定歷史時期,其他人物也對格魯派的發展甚至藏族歷史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如五世達賴喇嘛時期的強佐索南饒丹、五世達賴喇嘛時期的第巴桑結嘉措、吉雪巴措結多吉等。因此,筆者認為達賴喇嘛系統是指以達賴喇嘛為核心的僧俗勢力集團,除宗教上層外,還包括對格魯派進行護持並有重大影響的西藏世俗封建領主。



  蒙古諸部。明末清初,達賴喇嘛系統與蒙古諸部之間的互動關係,包括漠南蒙古、喀爾喀蒙古及衛拉特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之間錯綜複雜的衝突和交融。其中,漠南蒙古由於最先歸附清朝(後金),在明末它與達賴喇嘛系統之間有一定的互動往來,但在1644年後,雙方的互動關係已隸屬於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之間關係的範疇之內,因此,相關論述主要集中在明朝末年這一歷史時期。喀爾喀蒙古由於距離藏區①較遠,雙方在明末清初雖有交往,但仍相當有限,加之材料的收集難度較大,因此相關論述也僅局限於明末喀爾喀蒙古到藏區的一些活動以及清初達賴喇嘛系統對喀;爾喀蒙古的軟性權力影響等。衛拉特蒙古由於距離藏區較近,甚至有些部落與西藏格魯派雜居相處,在此階段雙方的交往程度遠遠超出前二者,其影響也大大超出前二者與達賴喇嘛系統的互動關係,因此,在行文中關於衛拉特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之間互動關係的論述所占比重較大。


  互動關係。達賴喇嘛系統與蒙古諸部之間是一種全方位的互動關係,既包括達賴喇嘛系統派往蒙古諸部進行傳教活動的高僧、調解矛盾衝突的使者以及對蒙古內外事務的參與活動等,更有次數頻繁、規模龐大的蒙古高僧學經活動和進藏使團等。若從互動主體來看,不僅包括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而且還包括群體與群體之間的互動往來。若從雙方互動的內容來看,不僅有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的來往,也有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交融。若從互動的方式來看,不僅有直接交往,更有以藏傳佛教為媒介的間接交往。





2015年1月19日 星期一

滿文《三國志》的誤譯



滿文《三國志》的誤譯

alban šeulegen-be nonggifi/造作賦稅



滿文《三國志》,順治七年刊印。  雍正年間刊行滿漢合璧本的滿文部分與之同。

參與翻譯與校勘工作的除祁充格Kicungge外,尚包括范文程、剛林、馮銓、洪承疇、寧完我、宋權、能圖、葉成額、查布海、索那海等人。祁充格,烏蘇氏,世居瓦爾喀,初隸滿洲正白旗,後改隸滿洲鑲白旗。歷任禮部啟心郎、弘文院大學士,為《明史》等書的總裁官之一。

滿漢合璧本卷一頁4b/66云

Geli Xông Du Men-i fejile. buya niyalma-be isabufi. alban šeulegen-be nonggifi saiišabumbi.

其對譯漢文為:


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稅,見寵於時。

其中的alban šeulegen-be nonggifi/造作賦稅一句,頗為突兀。查其所據之漢文底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亦作 「造作賦稅」;唯此句乃轉錄自《後漢書》,卷54〈楊震列傳 第四十四〉:


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

由此可知,「造作賦稅」句原作「造作賦說」。引文中所謂的「鴻都門」,指的是鴻都門學,此學乃東漢靈帝所立,為宦官借之以與士族勢力相抗衡之所,其學之一為雕虫小技,壯夫不為的漢賦,以別於士族所重的儒學。

祁充格等人未經複查原典,上面的滿文翻譯乃承襲漢文底本的誤刻,以致「賦說」變成了意義完全不同的alban šeulegen(賦稅)。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甘德星)

2015年1月15日 星期四

滿文字典內沒有的字:tooro 「桃」、 šeulegen 「稅」







滿文《三國志》Ilan Gurun-i Bithe, 用字古雅。首章 Abqa na-de weceme tooro yafan-de jurγan-i xajilaxa 「祭天地桃園結義」tooro一字,一般字書皆無。所謂tooro,即toro,桃也。此字一如dosi(貪、愛)之於 doosi,o~oo, 唯dosi 似是舊清語,新滿文改作 doosi。

文中另一字典所無之字為šeulegen (合璧本,卷1,4b/66), 此字同 šulehen,稅也,蓋-eu, -u相對,-gen,-hen相通,故šeulegen~šulehen。與šeulegen~šulehen密切相關的是šeulehun,即「賦斂之斂」 (見《大清全書》,卷七,頁39a/181)。這是šeulegen~šulehen末音節的高元音經圓唇化的結果。因此,šeulegen~šulehen~šeulehun。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甘德星)

2015年1月9日 星期五

《歷程 制度 人——清朝皇權略探》




作者: 楊珍
出版社: 學苑出版社
出版年: 2013-4
定價: 58.00元
裝幀: 平裝
ISBN: 9787507742565

目 錄

前言

第一章 清朝皇權的興衰
一、清朝皇權的初始階段
(一)天命汗權
(二)天聰汗權
(三)崇德皇權
二、清朝皇權高度集中與強化的奠基階段
(一)多爾袞攝政
(二)順治親政
(三)四大臣輔政
三、清朝皇權高度集中與強化的求索階段
(一)清除地方割據勢力 解決皇權與閣權的矛盾
(二)皇權建設中的政策調整
四、清朝皇權高度集中與強化的突破階段
(一)皇權高度集中與強化的突破性進展
(二)皇權高度集中與強化模式的改進完善
五、清朝皇權的中衰與消亡
(一)乾隆內禪
(二)嘉道皇權
(三)咸豐皇權
(四)慈禧專權
結語

第二章 若干宮廷制度的建立與變化
一、清朝後妃制度的發軔
(一)天命朝:發軔階段前期
(二)天聰朝:發軔階段中期
(三)崇德朝:發軔階段後期
(四)發軔階段若干特點
二、清朝皇位繼承制度的特點
(一)皇位繼承形態的多樣性
(二)對中國古代皇位繼承制度的創新
(三)多元文化特色
(四)皇位繼承形態的轉換與皇權發展階段的密切聯繫
(五)平穩實現皇權傳承
三、清朝的儲權
(一)對儲權的界定
(二)嫡長子皇位繼承制下的儲權
(三)時有時無,形態不一的清朝儲權
(四)康熙帝的改革嘗試
(五)秘密建儲制度下的隱形儲權
四、從明朝內閣到清朝軍機處的發展演變
(一)廢除丞相制度與內閣制度的建立
(二)閣權增長與相權的部分回歸
(三)清前期的中樞輔政體制
(四)軍機處的建立與相權的終結
(五)明內閣與清軍機處的傳承關係
結語

第三章 皇帝 大臣
一、順治帝的幼兒階段
(一)雙親
(二)身邊的人
(三)遊戲與騎射
(四)文化薰陶
(五)客觀環境對體魄、個性的影響
二、情感因素與帝王決策:康熙帝廢立太子再析
(一)轉折:防範包容
(二)激怒:輕信蜚言
(三)懊悔:進退兩難
(四)自信:錯估形勢
(五)偏執:痛斥忠言
(六)孤行:複立複廢
(七)反思:匡正缺失
三、關於雍正帝毀多餘譽的思考
(一)皇位繼承制度轉換中的僥倖得位者
(二)固結15年的反對派營壘
(三)個人品行與歷史積怨
(四)與宗室勳戚相對立的孤家寡人
(五)若干社會因素
四、康雍皇權更替時的兩名獲罪者:趙昌與魏珠
(一)內務府正白旗人趙昌
(二)康熙帝何以寵信趙昌
(三)趙昌獲罪原因試析
(四)哈哈珠子太監魏珠
(五)魏珠獲罪經過
五、皇權統治下的宦海生涯——以三朝閣臣馬齊為例
(一)違背帝意而受挫
(二)善於應變而保高位
(三)三代君臣 親疏各異
(四)仕途通達 心靈扭曲
六、清朝權臣與皇權的關係及其特點
(一)權臣對皇權的維護與加強作用
(二)權臣的權力及其對皇權的反作用
(三)權臣與滿漢官僚集團
(四)權臣的特點
結語

第四章 滿洲宗室
一、皇太子廢黜之後:從咸安宮到鄭家莊
(一)廢太子允礽幽禁咸安宮
(二)秘密建儲與興建鄭家莊王府
(三)理親王弘晳與鄭家莊
二、滿文密折所見誠親王允祉與雍正帝胤禛
(一)兄長居上
(二)抑制包容
(三)淫威之下
(四)結局評說
三、帝王之家父子關係的詮釋:康熙帝與皇八子允禩
(一)培養
(二)倚重
(三)絕父子之恩
(四)另有所用
(五)親情讓位於政治
四、九貝子胤禟:品性、遭際、時代
(一)少年歲月點滴
(二)嗜讀與創造力
(三)厚愛
(四)關係圈
(五)貴胄特權
(六)勸奏與保奏:在一廢太子事件中
(七)圖謀儲位
(八)死於非命前的心路歷程
(九)幾點思考
結語

第五章 皇室女性
一、清初後妃的改嫁現象
(一)改嫁類型
(二)迎娶未亡人
(三)帝妃關係
(四)悲喜結局
(五)社會背景
二、董鄂妃與清前期宮廷史
(一)順治朝後宮的若干特點
(二)董鄂妃來歷再探
(三)冊妃:波詭雲譎的順治十三年
(四)從順治帝與董鄂妃之戀看皇權的淫威與局限
三、順治朝公主及其相關問題
(一)清朝皇女、養女的平均壽命
(二)養女的選擇與鞠育
(三)公主擇婿與清初政局
(四)婚姻特點擇議
四、三百年前的翊坤宮主人
(一)從宜嬪到宜妃
(二)生育皇子
(三)宮分
(四)眷顧最深
(五)憂懼徒生
(六)終老恒王府
五、榮辱未卜的皇子之妻
(一)皇太子妃瓜爾佳氏
(二)八貝勒福晉郭絡羅氏
(三)幾點思考
結語

附表一:京城八門門監與八旗方位
附表二:清朝權臣
附表三:廢太子允礽妻妾
附表四:廢太子允礽諸子
附表五:廢太子允礽諸女
附表六:清初後妃中的改嫁女子
附表七:清朝皇女、清帝養女、清朝皇子平均壽命
附表八:清朝皇女、清帝養女的婚嫁
附表九:清帝養女
附表十:順治帝諸女

主要參考資料
原載刊物一覽






──────────────

前 言

  皇權,即中國封建王朝皇帝的權力。對王朝的統治權力和對皇位的傳承權力,是皇權的兩項重要內容。作為中國封建王朝的最高權力,皇權在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無時不在。
  本書嘗試從三個方面,即清朝皇權發展歷程的視角、清廷若干宮廷制度建立與變化的視角,皇權發展歷程與宮廷制度建立、變化中人的遭際的視角,對清朝皇權略作考察。
  上述三個方面是互為聯繫的。
  在後金汗權向清朝皇權逐步演變的進程中,清朝後妃制度顯露雛形。清朝入關後,在皇權高度集中與強化的進程中,清朝皇位繼承制度與清朝中樞輔政體制發生重大變化,秘密建儲制度逐步取代嫡長子皇位繼承制度,軍機處成為新的非正式性的中樞輔政機構。兩大變化又促進了清朝皇權高度集中和強化的進程,使皇權的集中和強化達到更高程度。
  人是時代的產物,也是制度和文化的產物。處於清朝皇權發展歷程的不同階段,受到不同階段中制度與制度變化的制約,人們的思想觀念、人生際遇也會有所不同。
  本書所討論的人,包括清朝皇帝、權臣、重臣、內務府官員、太監、宗室成員以及皇室女性等,其中絕大部分是滿洲貴族。我們將皇帝置之其內,因為皇帝也是一個普通的人,和其他人一樣,有著七情六欲、喜怒哀樂、憂愁煩惱。皇帝在行使皇權時,也會受到情感問題的困擾,受到幼年成長環境、即位前的經歷、個人品性與作風特點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權臣、重臣、內務府官員、太監、宗室成員以及皇室女性,是與皇帝接觸最多,關係最為密切之人。清朝皇權的產生與清朝後妃制度的發軔,清朝皇權高度集中與強化的進程以及這一進程中出現的若干宮廷制度改革,對上述人員的人生軌跡具有更直接的,甚至決定性的影響。
  從歷程、制度、人等三個方面考察清朝皇權,輔以其他相關情況,似可得出以下認識。
  清朝皇權的發展歷程,總計約三個世紀(1616-1911)。清入關後,清朝皇權開始了逐步集中與強化的進程,歷時約一個半世紀(1644-1795)。乾隆帝內禪前後,清朝皇權進入中衰和消亡時期,歷時約百餘年(1796-1911)。1840年資本主義列強入侵中國以前,清朝皇權已日漸顯現色厲內荏之態。這一變化,符合事物盛極而衰的發展規律,也同清朝處於中國封建社會晚期,面臨日益增多、難以解決的社會積弊,有一定因果關係。
  清朝皇權逐步集中與強化的進程中,在皇位繼承制度與中樞輔政體制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制度創新。這些情況似表明,尚未達到中國封建皇權發展頂峰的清朝皇權,依然具有較強的自我調適能力。
  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皇權集歷代王朝統治經驗之大成,高度集中、完備。另一方面,它對於包括皇帝在內所有人的思想束縛和心靈摧殘,對於人性的扭曲,也超過以往歷代。僅此一點足以表明,清朝皇權在有效維護其專制統治的同時,對於中國社會的發展與進步,起著巨大阻礙作用。
  清朝是以滿洲統治者為主體建立的統一中央王朝,清朝皇權兼有滿洲特色和滿漢文化相融合等多元文化特色。這是它能夠在其發展歷程的前期和中期,逐步達到中國封建皇權發展頂峰的原因之一。
  2005年初,我的一項所重點課題結項後,立即投入2004年立項的集體項目《新修清史.人物傳.康熙朝》下卷的研寫,直到2010年底。這部書稿是以2005年初結項的課題為基礎,增加了一倍以上的內容。書中不同部分,是在十餘年期間陸續寫成。研讀和思索過程中,我的認識也在發生變化。各章論述或有不一致甚至自相抵牾之處,敬請讀者諒解。
  本書的若干內容,如明朝內閣與清朝軍機處之間的傳承關係,清朝的儲權,清朝權臣對皇權的維護與加強作用,康熙帝的情感對廢立太子事件具有的重要影響,廢太子允礽及其家人被軟禁後的情況,康熙晚期內務府正白旗大臣趙昌因監造火器立功受獎,“哈哈珠子太監”魏珠在康雍乾三朝的事蹟,雍正帝與皇兄允祉之間圍繞懲治廉親王允禩而加深的矛盾,董鄂氏成為皇貴妃與順治帝廢後博爾濟吉特氏返歸科爾沁之間的內在聯繫,順治朝公主的相關情況,部分皇室女性的人生遭際等等,或是目前學界討論較少的問題。本書盡可能發掘、利用滿文檔案及其他相關史料,在此基礎上,試作探究。有些思考還不成熟,研究有待進一步深入,限於作者的水準,錯謬之處難以避免,誠請讀者批評、指正。
  感謝學苑出版社孟白先生、徐建軍先生對出版這部書稿給予的大力支持,感謝所有關心、幫助我的人們!



                                   作者     

                                                                                 2012年9月

2015年1月2日 星期五

滿文字典內沒有的字: niolmon「虹」



順治7年滿文本

滿漢合璧《三國志》Ilan Gurun-i Bithe是雍正年間的民間刻本,滿文部分與順治7年的滿文本相同。滿文《三國志》入關前已開始編譯,滿文《清太宗實錄》載達海譯San Guwe J'i《三國志》(Yargiyan Qooli, juwan juweci debtelin, juwan nadan-b),惜未完譯。此San Guwe J'i即 Ilan Gurun-i Bithe,合璧本上的書名漢文作《三國志》,滿文則作 Ilan Gurun-i Bithe, 可以為証。

應該注意的是,滿文本的漢文底本是明羅貫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而非康熙年間毛綸、毛宗崗父子據之改訂而成的《三國演義》,兩者內容並不相同。《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內文又多取自《後漢書》。合璧本首章「祭天地桃園結義」 Abqa na-de weceme tooro yafan-de jurγan-i xajilaxa 即如是。



雍正年間民間刻本


此章前數頁述及漢靈帝因異象不斷而召大臣入對,其中「虹」一字於相關段落中出現了三次,但卻寫法不一。第一次作 niolmun,字尾n多一點;第二次作 niolmon,但字頭n處缺點;第三次則作 niolmon。(見下圖)查順治7年的滿文本,三字全作 niolmon,滿漢合璧本的 niolmon一字的加點或漏點,應為刻板印刷時所產生的錯誤。



有關滿文niolmon一字,近人編輯的滿漢辭典多只解釋為「青苔」,沒有「彩虹」之義。早期的字書,如康熙22年(1683)沈啟亮編輯的《大清全書》(遼寧民族出版社, 2008)亦無收錄此字;不過,同書su 23b/ 173卻載錄了拼法稍異的niolmun,並指出其義為「原上青苔、虹」。由此可知niolmonniolmun ,且後者為古體。


滿文另一「虹」字nioron則為後出之字,乾隆36年的《御製增訂清文鑑》(《四庫全書薈要》本),卷一,21a/83-69只載此字,康熙時沈啟亮編的《大清全書》卻無著錄,可為佐證。滿文nioron 應自niolmon 演變而來,其中l, m二音合併為l,l再轉換為r,成 nioron一字。E. Hauer, Handwörterbuch der Mancschusprache (2007), S.370,據《大清全書》謂:niolmun † (veraltet, altertümlich) für NIORON: Regenbogen。 Jerry Norman, A Concise Manchu-English Lexicon, (1978), p.215, 又按 Hauer所載謂:NIOLMUN see nioron.[1]


綜上所言,滿文niolmon即「虹」也,其演變如下: niolmun> niolmon> nioron。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彭婉柔)

2014年12月24日 星期三

Saksaha 復刊



Saksaha: A Journal of Manchu Studies 


Volume 12 (2014)  

Introduction
Stephen Wadley

Editors’ Introduction
Benjamin Levey and Matthew W. Mosca

Shier zitou jizhu (Collected notes on the twelve heads): A Recently Discovered Work by Shen Qiliang
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

The present paper will introduce a thus far unknown major work by Shen Qiliang 沈啟亮 (fl. 1645—1693), Shier zitou jizhu 十二字頭集註 (Collected notes on the twelve heads; 1686), that I recently had the opportunity to read in its only known copy at the library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Guojia Bowuguan 國家博物館). The book's existence has previously been noted in catalogs, but inspection of the book itself reveals that it is much more than the published references to it suggest. Although retaining the structure of a syllabary, the book can equally be described as an elementary Manchu textbook for speakers and readers of Chinese, focusing on the pronunciation and writing of Manchu characters. The paper will give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of the book, including the available bibliographical information; a translation of the preface and the statement of editorial principles; and a description of the contents. Next, I will relate Shier zitou jizhu to other books. I will argue that the discovery of this work suggests that a work previously attributed to Shen might very well have been published without his involvement, with the implication that Shen might have died earlier than previously thought. I will also show how the influence of Shier zitou jizhu, despite only surviving in one known copy, can still be traced in Manchu syllabaries in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Qing Dynasty and Its Central Asian Neighbors
Takahiro Onuma

Through a series of military campaigns in the middl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Qing dynasty encountered various groups in Central Asia. This essay discusses some issues related to Qing policy toward Central Asia. The Qing evaluated its conquest of the “New Dominion” (Xinjiang) as a great achievement and conceptualized an ideal imperial vision of Central Asian people. With respect to Qing communication with Central Asia, one of the remarkable facets of their negotiations was the use of non-Chinese languages, e.g. Manchu, Mongolian, Turki (Chaghatay), and Persian and Qing government established systems of translation. To say nothing of their content, the very existence or possession of Qing imperial edicts had great significance for local leaders of Central Asia. On the other hand,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alter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convenient to the Qing were often added to the statements from Central Asia. In addition, this essay conducts basic research on how the people of the Qing and Central Asia viewed each other. The arguments can provide some new perspective for reconsid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ing dynasty and its Central Asian neighbors.

Imperial Legacies and Revolutionary Legends: The Sibe Cavalry Company, the Eastern Turkestan Republic, and Historical Memories in Xinjiang
Max Oidtmann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process of writing and memorializing the past in the post-Mao era in Xinjiang. In particular, this essay concerns the Sibe community and their recollections of the turbulent decades between 1930 and 1949 and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Eastern Turkestan Republic. Writing in Chinese, Manchu, and Uyghur, Sibe authors have recorded a narrative of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that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official” narrative of the PRC. They have appropriated the vocabulary of revolution, translated it into Manchu, and used it to talk about their own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in 1944, asserting both their own agency and their ambivalence about their role as an official “minority nationality” in “New China.” Moreover, Sibe participation in the ETR reveals the degree to which their martial legacy as Qing bannerpeople continued to complicate self-understandings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well into the 1940s.

2014年12月8日 星期一

康熙遺詔有滿漢蒙三體本嗎?


沈陽遼寧省檔案館新館展示的滿、漢、蒙三體康熙遺詔


2


0138月遼沈晚報主任記者王志東所撰寫「康熙遺詔」曝光 揭秘雍正沒篡位」一文中說沈陽渾南遼寧省檔案館新館收藏有「康熙遺詔」,此遺詔用漢、滿、蒙三種文字寫成,與已知台北、北京四份遺詔不同。


遼寧省檔案館新館清代皇家檔案展廳展出的《康熙立儲遺詔》。
北國網、遼沈晚報記者查金輝攝

因此,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黃進興院士說這應是新發現的第五份遺詔。2014年2月10日,聯合新聞網記者何定照在其新聞稿「遺詔蓋有御璽 康熙確定傳位四阿哥」中報導說:


黃進興指出,康熙遺詔當時應由文書官抄了幾十張,以迅速傳出聖旨,不過至今只存四張,遼寧去年另發現一張。

其實,遺詔非檔案館藏品,而只是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遺詔(京甲本)的翻拍照(見下)。遺詔上只有滿漢文,沒有蒙文,熟知清代遺詔製作的學者皆知之 。請參看甘德星:新清史理論之盲點:大清即中國.滿文康熙遺詔(台茂本)研究


展櫃內的遺詔乃「京甲本」的翻拍照

2014年12月初,滿洲研究班蔡名哲至瀋陽考察時,曾就此事向檔案館的何榮偉先生查詢,證實了遺詔並非原件,而是「京甲本」的複製品

這個所謂「滿蒙漢三體」的康熙遺詔在廣東(2005)、上海(2005年) 深圳(2007年)福建 (2012年)都展覽過,可是卻從來沒有人指出展品說明的錯誤,以致以訛傳訛,連黃進興院士亦誤以此遺詔為新發現。如果遺詔有第五份,那應是已知的「台茂本」。

另外,黃院士於訪問中說前幾年借給台灣故宮「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的遺詔上沒有蓋玉璽。聯合新聞網報導謂:


史語所所長黃進興笑說,文物館遺詔兩份中,只有一份蓋有康熙御璽,真實度高,我們都借故宮沒蓋御璽那張。

此話並不正確。中研院所藏的台丙本及台丁本都用印。



節錄遼沈晚報主任記者王志東的報導如下,以備參考:


「康熙遺詔」曝光 揭秘雍正沒篡位


  雍正皇帝繼位,民間及野史傳聞甚多,廣為流傳的一種說法是矯詔篡位,認為康熙帝本想傳位于皇十四子胤褆,而皇四子胤禛(後來的雍正)串通隆科多將遺詔上的「傳位十四子」改為「傳位于四子」。

  近日,遼寧省檔案館新館首度展出的「康熙遺詔」對此給出了答案:沒篡位。

  建築面積是現在省檔案館6倍大的遼寧省檔案館新館今日對外試運行。新館地處沈陽市渾南新城的核心區域,市民只要拿身份證等相關證件即可免費查閱近百萬卷明清以來,涉及遼寧各個歷史時期的解密檔案。


  可查閱百萬卷解密文件
  新館地處沈陽市渾南新城的核心區域,是未來城市主要的地標性建築之一,與遼寧省博物館、科技館、圖書館共同組成遼寧省重要的文化建築群。

  原來的省檔案館在省政府院內,進出有武警把守,需拿相關介紹信到相關部門辦理手續才能進入,而新館與其到相鄰的遼圖新館、遼博新館並無多大區別,借閱檔案只要出示身份證、軍官證甚至居民戶口本等證件都可以。

  試運行期間將對社會開放,可查閱館藏電子檔案、微縮檔案和數字化的已公開的現行文件。開館時間為每周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4時。

  此外,新館還將開放3個常設展覽。清代皇家檔案館、遼寧記憶展覽和中國檔案精品展。


  「康熙遺詔」首亮相
  記者看到省檔案館收藏的「康熙遺詔」用漢、滿、蒙三種文字書寫同一內容。省檔案館專家介紹,雍正即位後,始建秘密立儲詔書,封于匣內,高懸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之後,皇帝死後取出,昭告天下。

  這份詔書完全可以證明雍正的合法身份。因為傳位詔書中的滿文中,「于」和「十」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字,沒有矯飾的可能,而清代漢文詔書中用的都是繁體字,「於字和「十」字在字形上相去甚遠,難以更改。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

2014年12月2日 星期二

黑氈上的北魏皇帝




出版社:海豚出版社、 中國國際出版集團
開本:32開
頁數:136
出版時間:2014-06-01
ISBN:9787511020253


簡介
海豚書館系列之《黑氈上的北魏皇帝》,作者羅新,研究方向為魏晉南北朝史。作者從北魏皇帝的即位儀式的代北因素入手,一方面觀察拓跋鮮卑政治傳統與華夏傳統的遭遇、碰撞、變異,另一方面考察鮮卑舊俗(所謂代都舊制)與內亞政治傳統間的聯繫。


目錄
引言
一、孝武帝元脩的即位儀式與“代都舊制”
二、內亞傳統中的可汗即位儀式
三、內亞傳統作為一個方法
四、內亞傳統的連續性與中國歷史的內亞性
附錄一:內亞視角的北朝史
附錄二:耶律阿保機之死


選讀
孝武帝元惰的即位儀式與“代都舊制”北魏後廢帝安定王元朗中興二年(即孝武帝元脩太昌元年、永興元年、永熙元年,西元五三二年)四月戊子(二十五日),孝武帝(即出帝)即位于洛陽東郭。魏收《魏書》僅記“即皇帝位於東郭之外,人自東陽、雲龍門,御太極前殿”。《北史》記即位及之前事遠詳于《魏書》。關於即位的儀式,《北史》有曰:用代都舊制,以黑氈蒙七人,(高)歡居其一。帝于氈上西向拜天訖,自東陽、雲龍門入。蔔弼德(Peter A. Boodberg)是最早深人研究這條材料的學者。他一九三九年在《哈佛亞洲學報》(HJAS)發表著名的《北朝史旁注》(Marginalia to the Histories of Northern Dynasties)一文,其第四節即專論拓跋不I}之即位儀。蔔弼德的研究中最具啟發之處,除了把這一儀式與後來突厥和契丹的類似儀式相聯繫以外,還特別指出這條材料僅見于《北史》,為《魏書》所無,而《北史》多出來的部分是二十四個字,似乎與中國古書每行二十二至二十四字的格式相關,也就是說,《北史》作者從另一史源獲取這條材料後,在不破壞《魏書》書寫格式的情況下嵌人了這一材料。蔔弼德強調這條材料源于何書已不可知,不過,我認為《北史》這一條可能取材于隋代魏澹所撰《魏書》。《隋書經籍志》有魏澹《後魏書》一百卷,少於魏收書三十卷。f}〕魏澹此書之撰作,據《隋書?魏澹傳》,是因為隋文帝楊堅“以魏收所撰書褒貶失實,平繪為《中興書》事不倫序”,故“詔澹別成《魏史》”。可見包含北魏和東西魏歷史的魏史著述,在魏澹之前,除魏收書之外,還有平繪《中興書》。平繪《中興書》不見於徵引評議,大概是西魏北周時所撰,專記自孝武帝開始的北魏末年至西魏史事,以有類《晉中興書》而得名。《隋書 經籍志》不載平繪《中興書》,也許因為該書的文字和編次技巧都較弱,“事不倫序”的問題很嚴重,因而在魏澹書成後隨即不傳。而魏澹《魏書》雖流傳至唐宋,亦不為世所重,唐劉知幾就說“今世稱魏史者,猶以(魏)收本為主焉”。魏澹書的最大特點,自然是以西魏為正統,如劉知幾所說,“澹以西魏為真,東魏為偽,故文、恭列紀,孝靖稱傳”,也就是說,西魏的文帝和恭帝都列人本紀,而東魏的孝靜帝卻只能進人列傳。隋文帝下令重寫魏史的動機,應該就是要為西魏爭正統。雖然魏澹書最終不傳,但西魏諸帝得列《北史》本紀,且位在東魏孝靜帝之前,節閡帝、孝武帝等得以西魏所上溢號為稱,應該主要是魏澹《魏書》的功勞。魏澹書一些不同于魏收書的記事,得為《北史》所采。《資治通鑒》敘孝武帝即位前後事,亦詳于《魏書》,甚至有逸出《北史》者,這逸出的部分極可能直接來自魏澹書。前引有關孝武帝即位儀式的記事,如果不是由《北史》和《資治通鑒》所轉載,此一重要的歷史線索就會永遠淪沒,而這條記事的史源,應即魏澹《魏書》。至於魏澹是否取材於前人著作如平繪《中興書》,現已無從考證。魏收《魏書》語焉不詳的孝武帝即位儀式,在西魏史料中卻得到細緻記載,也許因為關西方面一則需要強調孝武帝的法統,一則也要譏諷高歡行事之不合中原傳統。這兩個動機固然是相互矛盾的,卻也彼此混融共存,昭顯了那個時代的北方社會,在價值觀、文化情感和傳統認同方面,存在著多麼深刻的破碎和分裂。孝武帝(出帝)本避難於洛陽城西,高歡派人繞了一個大圈子把他接到城東,即位于東郭。爾朱榮死後其子侄們所立的前廢帝(節閡帝)元恭也一樣即位于東郭,長廣王元嘩建明二年(前廢帝普泰元年,五三一年)二月己巳,“(爾朱)世隆等奉王東郭之外,行禪讓之禮”。必須看到,雖然這兩次即位儀式都在洛陽城東郊舉行,不過在制度傳統的意義上,東郊即位並沒有可深人探討的地方,無論是在華夏禮制傳統中,還是在內亞政治文化的傳統中。比如,爾朱榮立孝莊帝,即位儀式是在黃河南岸舉行的,“南濟河,即帝位”,而高歡立後廢帝安定王元朗,“即皇帝位於信都城西”,都沒有刻意在東郭舉行。在洛陽東郭舉行的這兩次即位儀式,有著同樣的背景,即必須在進人洛陽之前完成禪位(諸爾朱以節閡帝元恭取代長廣王元嘩,高歡以孝武帝元惰取代節閡帝元恭和後廢帝元朗),以避免倉促而立又即將廢黯的皇帝在進人洛陽時仍然保有皇帝的身份。因此,孝武帝即位的地點並不具有文化與制度的意義。


作者
羅新,男,1963年生,北大歷史學博士,現任北大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為魏晉南北朝史、中國民族史。

2014年11月13日 星期四

〈清代再思〉一文在中國大陸被刪掉的章節:清朝歷史與中國民族主義 (一)



清朝歷史與中國民族主義
羅友枝 

羅友枝,〈清代再思: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Evelyn S. Rawski,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AS 55 No. 4 (November, 1996):829-850 一文的譯文原刊於劉鳳雲、劉文鵬編,〈再觀清代: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鳴》(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10),頁1─18,但其中的 Qing History and Chinese Nationalism一節因故並未譯出。現由中正大學歷史所碩士生王婷補譯,再由本人校定。甘德星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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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38
     清朝的歷史,與族群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以及建立多民族國家(multiethnic nation state)間持續緊張關係,息息相關。1911年的革命推翻清朝不久,孫逸仙及其他提倡國族主義的領袖,沒有採取一個原可讓中國民族國家(Chinese nation-state)與人口佔多數的漢民族(Han Chinese people)緊貼的定義。1912年共和國的臨時約法特別認定蒙古、西藏、青海是國家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即便這些領土是新近納入滿洲人所建立的帝國的。[4]孫逸仙有關民族的討論是以兩百年前乾隆皇帝所識別出的「五族」為依歸,許多居住於中國南邊與西南區域的少數民族被遺留在外。這突顯出在地緣政治上,他對蒙古人、穆斯林、西藏人企圖建立自己自治國家的關

P.839
    從一開始,這個新興的共和國便著力處理一個根本的矛盾:在提倡大漢民族主義(Han nationalism)的同時,也冀望能在這個新建的民族國家內保有清朝所有的領土。「漢」人在今天包括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百分之九十二的人口,但「漢人」身分的創造卻可追溯至十九世紀晚期到二十世紀初。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漢文文獻中所見最早的自我認同,將「華」與「夏」視作為文明民族,以與野蠻人作對比。「漢」這個詞出現於一個以社會達爾文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為框架討論的脈絡裡。這時的學者如梁啟超,在回應歐洲人對種族的想法時,聲稱黃種人是被漢民族所支配的,而他們「是文明的創始者,他們教化了整個亞洲。」「漢」這個詞,正如孫逸仙所陳述的,指的是一個種族(race)。

    雖然中國前後的幾部憲法將中國界定為一個多民族政治共同體(multiethnic political community),但中國的領袖從孫逸仙到毛澤東仍一貫辯稱這個國家由漢人主導是正確的。梁啟超曾警告說,若僅以漢文化來界定這個新國家,其政治後果將是清帝國的解體。梁啟超設法保住清帝國的邊地。雖然他主張創造「大民族主義」以便將滿洲人、蒙古人、維吾爾人、西藏人納入國家之內,但在其著作中,他也提出了民族同化的可能性。畢竟,梁啟超注意到滿洲人與漢人(Chinese)基本上已難以分別。因此,西方認定作為民族國家基礎的共同住居、共同血統、語言、宗教、習俗、生活方式,早已部份完成。

    孫逸仙也偶爾提及有必要超越現有的族群認同去創造新「國民」(中華民族)。在1923年的孫越宣言和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草擬的建國大綱中,孫逸仙會聲明少數民族有權決定他們自身的政治前途,但他也建議組織合作社去推動漢人遷移至少數民族地區。為了合理化這個同化政策,他視之為相對於歷史上漢化進程的當代漢化。蔣介石延續了這個看法,他辯稱由於居住於邊區的少數民族早已是中華民族(Chinese race)的一部分,他們不會有不同的身分。

   早前知識份子嘗試將漢人被征服的經驗結合到儒家的架來理解。二十世紀的同化理論,與之相近。儒家提出的文化普遍主義,是以文化──而非以種族──來界定中國人的身分(Chinese identity),並且極力將其他民族納入其內。[5]這個觀點在十二世紀北宋和女真金朝對峙時,被當時一些學者嚴重質疑。他們提出「一個劃定的漢族群體和「國」 的概念,而野蠻人並不被包括在其中」。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辨說這些北宋儒者的觀點是一種前現代民族主義意識。即便有人接受他的論點,但像方孝儒和王夫之這樣著書立說的人,直至十九世紀晚期,仍然屬於明顯少數。中國西南的非漢民族透過教育而漢化引起過爭辯,這說明儒家的教化理想在整個清代依然存在。

P. 840
(代續)……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王婷)


[4]新疆和東北地區列舉出來因為這些地方在行政上已為省。
[5]最近,若干學者已注意到中國對少數民族的態度含有強烈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t)色彩:見羅威廉(William Rowe1994米華健(Millward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