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7日 星期四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滿文文獻研究中心


2012年5月12日,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宣佈滿文文獻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中心主任為烏雲畢力格教授。滿文文獻研究中心將成立特色網站,致力成為國內外清代滿文文獻研究資訊交流的平臺。同時,另有計畫開辦不同程度的滿文文獻研讀班。






烏雲畢力格教授,蒙古族,1963年出生。1994年至1998年在德國波恩大學隨Michael Weiers教授學習,專攻中亞語言文化學,副專業為滿學和漢學。1998 年獲哲學博士學位。通曉滿、蒙、德、日等多種文字。曾任內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所所長、德國波恩大學東方學與亞洲研究院教授,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和日本地球環境學研究所客座教授。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和清史研究所合聘教授,日本國際蒙古文化研究協會會刊 Quaestiones Mongolorum Disputatae(《蒙古學問題與爭論》)主編。





代表著作包括Zur Überlieferungsgeschichte des Berichts über den persönlichen Feldzug des Kangxi Kaisers gegen Galdan (1696-1697) 、《喀喇沁萬戶研究》、《<阿薩喇克其史>研究》等。滿文文獻研究方面的成果有《鄂飛滿文奏摺箋注》、《關於內齊托音喇嘛的順治朝滿文題本》,《十七、十八世紀之交的西藏秘史——圍繞關於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滿蒙文秘檔》、《關於內紮薩克蒙古盟的雛形——以理藩院滿文題本為中心》等學術論文和大型滿文資料彙編——《清前期理藩院滿蒙古文題本》(1-23卷)等。

2012年12月21日 星期五

康熙遺詔(台戊本)與「新」清史


20121124127甘德星教授分別至北京、中壢、香港三地參加(1)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北京大學明清研究中心在京舉辦的「交流與融合:清代民族文化學術研討會」;(2)國立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主辦的「清帝國性質研討工作坊」;(3)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聯合舉辦的「第三屆『漢化胡化洋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並於會上發表論文「從滿漢文康熙遺詔看清朝皇帝的中國觀」。


甘德星教授於「清帝國性質工作坊」發表論文時的情形(蔡名哲攝)

論文主要以早已流傳但使用不多的台戊本康熙遺詔,作為一實在案例,具體說明「新」清史理論的若干謬誤之處。所謂台戊本者乃現存於北京、台北以外的另一版本的影印件。 文件共4頁75行,全滿文, 與京甲本比較後,疑為更原始的稿本。

值得一提的是,大陸、香港、台灣三地的與會學者對「新」清史的看法,大都不以為然。日本學人,就我所知,一般比較注重實證研究,對理論的探討並不熱中,即便對之感興趣者如楠木賢道,亦撰文質疑其說。看來,對東亞的學者而言,「新」清史, 正如大陸一位著名的清史學者所說,只是代表美國觀點的清史,實難以放諸四海而皆準。

Keywords:
K'ang Hsi Testament, Kangxi Testament; New Qing History, New Ch'ing history

2012年12月10日 星期一

著名蒙元歷史學者蕭啟慶院士(1937-2012)與世長辭


蕭啟慶院士於2012年11月11日於臺北逝世,享年75歲。

蕭院士,江蘇泰興人。1959年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1963年於同校取得歷史研究所碩士學位。在台灣大學就讀期間,蕭院士和著名政治評論家李敖是當時歷史系最被看重的兩個學生,但兩人後來卻走上不同的道路。台大畢業後,赴美留學。於1965年及1969年分別獲哈佛大學碩士及博士學位, 論文指導教授是蒙古文泰斗Francis Cleaves及博學多聞的楊聯陞。妻子王國瓔是著名斠讎學家王叔岷之女。




 

蕭院士畢生從事蒙元歷史的研究,學術著作豐富,包括《西域人與元初政治》、《元代史新探》、《蒙元史新研》、《元朝史新論》、《內北國而外中國》、《元代族群文化與科舉》、《元代進士輯考》》、《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及英文著作《元代軍事制度》、《蒙元前期名臣傳論》、《劍橋中國史》第六卷(合著)。

蕭院士生前曾任教於美國St. Cloud  State University、國立臺灣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天津南開大學,培育英才無數。


以下是蕭院士的自述。

 


千山獨行:我的習史歷程


一、楔子

最近媒體記者在一篇專訪中說:「熟悉中國史研究的學者獲悉蕭啟慶當選院士後,都不得不贊歎『他的研究非常冷門,也非常了不起』」,以冷門研究當選院士似乎是大家對我的印象。
時代會變,學術風氣也會變,熱門可以轉變為冷門,冷門也可以回復為熱門。冷熱之變,主要由於社會價值的變化,與學術本身并無必然的關聯。一門學問由冷轉熱時,固然群趨若鶩,由熱轉冷時,則有賴少數人耐得住寂寞,辛苦撐持,加以改變,使其適應新的學術環境,不至因風氣變化而消失,并希望有朝一日冷門又可以復興為熱門。三十多年來我或多或少扮演了這樣一個角色。

二、經歷

我的習史歷程大体可分為四個階段:

(一)台大植根
我進入台大歷史系是在1955年秋天,那時正是歷史系的第一盛世,老師多為來自大陸上重要學府的著名學者,身教言教使我受益無窮,我的史學基礎便是在大學時代奠立的。
台大諸師中,姚師從吾(1894-1970)對我的影響無疑最為深遠。從吾師早年畢業於北大,師事柯紹忞、張相文,亦為胡適入室弟子,其後長期負笈德國,在學術上深受大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及班漢姆(E. Bernheim)之影響。歸國以後,結合蘭克史學與乾嘉考證學,研究北亞史及遼金元史,成為我國現代遼金元史研究的奠基人。1949年以後更將遼金元史研究移植於台灣,一方面主持台大歷史系遼金元史研究室凡20年,另一方面倡設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及宋史研究會,倡導宋遼金元史及邊疆歷史語文之研究,遂使遼金元史成為1950及60年代台灣史學界的一門顯學。
我在大二、大三時選修了從吾師的「遼金元史」與「東北史專題研究」。在這兩門課程中,初次接觸到北亞遊牧民族與征服王朝的歷史,開始體認到在中國史乃至整個亞洲史上,北亞遊牧民族與中原農耕民族具有相似的重要性,而在中國歷史上遊牧民族所建立的征服王朝如遼、金、元、清更與漢族王朝也有相同的影響。過去的漢族中心觀掩蓋了中國歷史的多元性,這是國史研究中的一個嚴重缺失,有待彌補。

當時報考研究所需呈交學士論文,我在從吾師指導下,完成了論文。由于年少喜好賣弄風雅,替論文取了一個典雅而令人費解的題目:《忽必烈潛邸舊侶考》。題目中所謂「潛邸舊侶」乃是指忽必烈即位前的顧問。這篇論文對忽必烈將以草原為重心的大蒙古國轉化為以中原為重心的元朝之由來及過程,尤其是漢族士人在此轉化過程中的貢獻作了詳明的考述。後來申請哈佛獎學金時曾附上此一論文,楊師聯陞(1914-90)在對從吾師的推荐函所作回信中說到對我兩篇習作的印象:「兩文俱甚堅實,足見學有根底」,「對西方學者及日本學者亦頗注意,審查哈佛大學獎學金申請書時,自當特為注意」,我之獲得到哈佛求學之機會或許與這篇最早的習作不無關聯。

1959年秋,我考入台大歷史研究所,仍然追隨從吾師研習蒙元史。那時歷史所開設了滿、蒙文課程,蒙文是由札奇斯欽師講授,斯欽師出身蒙古喀剌欽部,早年畢業北大政治系,并曾在日本進修,精通蒙、日、英文。雖僅在來台後才開始治史,但不久即成為享譽國際的蒙古史家。他的蒙文班開始時有同學七、八人,最後卻剩下我一人。每次上課都是師徒二人面面相對,負擔殊為沉重,但也因而從斯欽師學到不少蒙古語文與歷史的獨門知識。

1960年代初是台灣學術界初露生機的時代,也是台大遼金元史研究室的黃金時代。那時長科會(即後來的國科會)初設,從吾師膺任講座教授,同時亦為東亞學術委員會主持研究計劃,手頭資源豐富,顯得意氣風發。陶晉生與李敖二兄方自軍中歸來,成為從吾師的專任助理,供職圖書館的王民信兄與我則是兼任助理,而王德毅兄時任歷史系助教,也從旁協助從吾師,於是形成了一個研究團隊,我在其中頗得師長教誨之益與友朋切磋之樂。
我於1963年完成了碩士論文《西域人與元初政治》。「西域人」乃指元代所謂色目人。此一論文自政治史的觀點,對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汗時代西域人在政治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影響作了較詳盡的探討,以彰顯蒙元時代政治的多元性與複雜性。論文口試通過後,從吾師曾賜函述其對此一論文的感想:「(一)總印象:論材料的搜集,內容的解釋,全文的組織,均見功力,具有卓見。(二)中國材料部分水準已高,當為國外同治此一問題者(除日本外)所不及。今後當留心補充,期臻完善。…(三)附錄(史源與參考書目錄)極佳,可與若干史學名著比美」。由於當時我即將赴美留學,從吾師在信中又說了不少勗勉的話:「來台以後,頗感寡合,自我陶醉之餘,對吾弟等期望頗殷。然自問亦實非自私,特為時代惜才而已!日暮途遠,所可自慰者,惟期諸弟俱能青出於籃,卓有樹立,對祖國史學能維持住好的傳統,不讓西人用他們的偏見來寫我們的歷史,於願己足」,從吾師愛國家,愛學生之熱情,洋溢紙上。從吾師表面看來極為質樸,李敖形容他是「中原一老農」,不過狀其形貌而己。實際上他為人頗為細膩,對學生的關懷也非常真摯。他的厚望更堅定了我研習蒙元史的決心。

(二)留美深造
1963年9月,我到了哈佛,開始了十一年的留美生涯。
哈佛六載,完成了碩士與博士學位。在校期間,除了修習史學、語言及社會科學等一般課程外,主要是師承柯立夫(Francis W. Cleaves,1911-95)及楊聯陞(蓮生)等兩位先生。蓮生師以博習多聞知名於國際漢學界,其治學能大處著眼,細處下手,即是以社會科學的觀念設定題目與組織材料,卻立足於嚴謹的訓詁與考證上。他的著作給予我治史必須宏觀與微觀兼顧的啟示。

柯立夫師則是我在哈佛接觸最多而對我影響最深的師長。他是一位傳統學者,也是一位傳統的美國紳士。自學術言之,立夫師師承法國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伯希和是20世紀前半西方最偉大的東方學家,也是舉世公認的語文(philology)學派的大師。立夫師精通漢、蒙、滿、波斯及多種歐洲古今語文,其著作以譯述與考證見長。一生主要精力貫注於三項工作:(1)《蒙古秘史》的重構與譯註,(2)元代漢、蒙文合璧碑的譯註,(3)《元史》的譯註。其中第三項於其生前未能完成,而第一二項則對蒙元史的探討及早期蒙古語文之重構作出重大貢獻。學界公認他是的美國蒙古學及蒙元史研究的奠基人。但是,二次大戰後,美國漢學及東方學學風丕變,社會科學派勢力日昇,立夫師卻固守語文考證之陣地,不免日益孤立,卻是終身不悔。而在為人方面,立夫師亦可說是戰後美國社會中的「今之古人」。他終身未娶,始終獨居,在生活上力求維持新英格蘭的傳統方式。晚年獨居於一個廣達百餘畝的農莊,不惜將退休金全數花在照料幾十頭牛馬上,農莊中不裝電話,更無其他現代設備。待人接物,尤有古風。他待學生如子弟,呵護無微不至。對師長之崇敬則終身不改。對伯希和與田清波神甫(Rev. A. Mostaert, 1881-1971)固然如此,而其與我國留美前輩洪業先生間的師友深情更是流傳康橋已久的士林佳話。總之,他篤實的治學方法與古樸的處世之道在強調功利的美國社會與學院中顯然格格不入,對我卻有不少影響。

我的博士論文《元代軍事制度》(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是由柯、楊二師聯合指導。選擇此一題目乃是因為軍事制度在元朝的重要性。蒙元帝國的創建原為一偉大軍事成就,建國以後亦主要倚靠武力維持其政權。因而要瞭解元代之政治與社會都必需研究其軍事制度。此一論文係以草原與中原的軍事傳統為經,而以軍事制度的三面——兵制、宿衛與鎮戍——為緯,探討元代軍事制度的由來、演變及其與該朝興亡的關係。并將有關的重要史料《元史.兵志》譯註為英文。這一論文由哈佛大學出版社于1978年刊行,自此中外學界對元朝的軍事制度才有較為全面的認識。
1969年夏天,我自哈佛畢業。第一份教職是在明尼蘇達州立聖雲大學(St. Cloud State University)。這是一所純教學的大學,所授皆為通論性課程,學校亦缺乏研究資源,研究與教學不易配合。

在聖雲大學首尾五年,其中一年卻是回國擔任台大歷史系客座副教授。1971年9月回到台大時,從吾師已逝世一年有餘,我被安排在他留下的研究室中,由於該室己被定名為「姚從吾教授紀念研究室」,室中的陳設與圖書與8年前改變不大,睹物思人,能不悵然?好在同室者尚有晉生兄,當時他已返國數年,主講「遼金元史」,我則與他分工,講授「內陸亞洲史」及「西方對先近代中國歷史研究的評介」二課。這一年在台大頗得教學相長之樂,當時接觸到的諸學弟多已成為今日台灣學術界的領導人物。


(三)星洲堅持
1974年9月,由美歸亞,轉至新嘉坡大學歷史系任教。當時家岳父執教于星洲南洋大學,內子國瓔因而得以侍奉雙親,欣悅不己。不久她獲聘于新大中文系,我們的工作乃趨于安定,從此棲遲星洲凡20年。

在生活觀上,星洲20年可說是我們的黃金歲月。新大待遇優渥,而星洲的文化與物質生活兼具東西方之利便。但自學術研究觀點言之,則是利弊兼具。新大雖為該國第一學府,定位卻是教學大學。而且當時新大歷史糸與中文系有一協定,即是歷史系僅可教授近代史課程,以致我的工作以講授近代史為主。

在教學與研究脫節的情形下,我面臨了一個重要抉擇:改行研究近代史以配合教學?或是不管教研脫節而繼續遼金元之研究?結果我選擇了後者,主要是由于一種使命感的驅策。當時大陸正逢十年浩劫,學術研究完全停頓,而在台灣由于斯欽師及晉生兄出國講學,年輕一輩尚無人興起,在中國人世界中,遼金元研究似乎面臨到存亡的危機,我遂興起一種無法旁貸的責任感,不計現實利害而繼續遼金元研究。好在新大當局甚為寬容,對我的研究與教學是否能夠完全契合并未計較。

對一個先近代中國史的研究者而言,新嘉坡的環境并非特別不利。就資料方面言之,先近代中國史的研究主要需要的是一個具有核心典籍的圖書館。新大中文古籍收藏尚稱豐富,而對大陸書刊的開放遠較台灣為早。并且由於新大為一英文大學,英文書刊之收藏甚為齊全。因此,對我而言,在星洲從事研究并無嚴重的資料不足的問題。就研究所需時間言之,雖然每年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講授近代史上,但新大的寒暑假合計長達四五個月,可以用于研究與寫作。而且由於沒有研究計劃的壓力,一切皆出於自我要求,在寫作上反而可以質量兼顧。在這種自我要求的情形下我的學術漸趨成熟。生平較為受到學界重視的論著不少是寫成於星洲。

在星洲從事蒙元史研究自然面臨獨學無友的問題。在蕉風椰雨的南洋,北亞史很難成為一個引人興趣的範疇,而新嘉坡的學術社群很小,人人練的都是獨門功夫。因而,我既無商榷切磋的對象,也無法培養後進。由於地緣關係,澳洲國立大學的羅意果(Igor de Rachewiltz)教授成為合作最密的同道。我曾對他開玩笑說:「我們是南半球僅有的兩個蒙元史學者」。當然,星洲僅是接近南半球而已,我的戲言不過是彰顯我們的孤立與寂寞。但是,歷史研究原是一項寂寞的事業,歷史學人必須耐得寂寞。星洲20春,我熬過了寂寞,并因堅持信念而產生一些成績。


(四)清華豐收
1994年9月,應清華大學歷史所邀約而返台任教。我在同年出版的《蒙元史研究》序言中說:

今秋此書出版之時,我的工作及生活環境將經歷重大的變動。過去二十年來在新嘉坡的生活可說是安樂豐盈,但對於一個知識分子而言,總覺此處安身有餘,卻是立命不足。世間之事,東隅桑榆,不易兼得。取捨之間,往往因年歲而不同。年輕歲月,不得不為稻梁而營營。中年以後,不再受迫於生計,更期盼精神上的滿足。經此抉擇,衷心希望研究與教學的結合更為緊密,或可在遼金元史研究上作出較多的貢獻,弱水三千,我取一瓢,別無奢求。

六年的清華歲月證明當年作了正確的抉擇。

六年來,我又享受到教學相長的樂趣。除去通識課程外,最常講授的是「遼金史專題研究」、「元史專題研究」及「漢學述評」等課程。在「遼金史專題研究」與「元史專題研究」兩門課程中,我逐年就這三代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方面中的重要課題,選擇中外學者的重要論著及史料,與同學們共同閱讀討論,頗能引起同學興趣。現在以遼金元史為專業,攻讀博士、碩士者各有四人,人數之多己超過當年台大遼金元史研究室全盛時代的情況,也足以比美大陸上任何遼金元史重點單位。因而遼金元史的教學已成為清華歷史所的一項特色。

清華是一個著重研究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的同仁面臨到與理工方面相同的壓力,也必須申請計劃,組織團隊,品比研究成果的質量及爭取獎勵及榮譽。對于做慣個體戶,只顧自我要求的我而言,這是一種不同的科研體制。經過一兩年的調適,我融入了這個體制,也力求發揮其優點。幾年來,在同仁及同學的鼓勵與國科會的支持下,完成了幾個自認為重要的計劃,成果較前豐碩,學術生涯可說進入了豐收期。
這幾年來,我的研究成果得到學術界的肯定,先後獲得各種獎勵,而膺選院士則是最近與最大的鼓舞。學術界不因我遠離30年而忘記,也不因我研究的是一冷門而忽視,我內心充滿感激。

三、取徑
元朝是中國史上的一個特殊朝代,元史也是一特殊的研究範疇 。元朝不僅是第一個由遊牧民族所肇建而統治全國的王朝,而且是一個包擁歐亞的世界帝國之一部分。當時中外關係的緊密,活躍民族的繁多,以及少數民族語文史料及域外記載之繁富,在中國史上都可說是絕無僅有的現象。元朝可說是最具世界性與民族文化多元性的時代。元代歷史的特色形成元史研究特有的學風:(一)研究者須如傅斯年先生所說的兼通「漢」「虜」二學,指涉架構包含中原史及內陸亞洲史二部分。(二)研究者著重非漢文史料的蒐求以及各種語文史料的對勘與名物典章的考釋。(三)元史研究是蒙古帝國史的一部分,早已成為世界性的學問,中國學者不能唯我獨尊,最忌閉門造車。蒙元史研究雖是源遠流長,卻因上述困難而令人望而卻步。

元史研究有兩條主軸,一為探討元朝在中國史上的獨特性,一為考察其在中國史上的延續性。前者著重橫向的探討草原傳統及外來文化衝擊所造成的元朝制度與文化上的特色。後者則著重縱向的研析元朝與前後各代之異同及其在中國歷史發展中的地位。過去蒙元史專家往往偏重前者而忽視後者,而一般歷史則多跳越元朝,對此一朝代在中國史上的地位未能深入探討。

在研究方法方面,過去學者之偏好亦有所不同。一派著重歷史重大問題與趨勢之探討,另一派則偏重以語言學的方法從事於各種語文史料的比勘與譯釋以及名物的考證,可說是文本取向的。蒙元史研究因牽涉甚多不同語文的史料,如忽視語文考證往往不能擴張史料,而其研究亦必流於空疏以致產生甚多訛誤。但語文考證派的學者則多落入見樹不見林的窘境,以史料研究取代史事研究,而以語文考證當成歷史研究的目的。在中國乃至世界蒙元學界,崛興於三十年代的第一代學者偏重語文考證 。第二代以後之學者較為著重歷史重大問題與趨勢之探討,但在擇題方面比較偏重上述的第一條研究主線。

就研究方法而言,早年師長甚為注重我的語文訓練,似乎也期許我在語文考證方面做出一些成績。但是,觀察學術潮流,我體認到:對一個史學工作者而言,語文考證是研究的重要基礎,而不是目的。幾十年來,我的撰述雖以乾嘉考證和蒙古「小學」為基礎,也盡量蒐求各種語文的史料,但在擇題與概念設定方面,儘量自宏觀的歷史學及社會科學概念出發,希望能做到宏觀與微觀兼顧。而且自大學時代以來,我對日本東洋史學及西方東方學的著作一直十分關注,不斷汲取其優長,希望不自外于世界蒙元史研究的主流,也希望對這主流作出更多貢獻。

在研究重心方面,早年我較為著重上述的第一條主軸,如探討北亞遊牧民族南侵原因,蒙元軍事制度,西域人的政治角色之類,都是想探究草原傳統對中原歷史的衝擊。近年來也重視第二條主軸,如〈元朝科舉與江南士大夫之延續〉一文探討江南士大夫家族是否因蒙元統治而中斷。當然我也體認到這兩條主軸不可偏廢,因而也想結合兩條主軸而勾勒出蒙元時代在中國歷史及北亞歷史長河中的地位。今後當多寫〈蒙元統治對中國歷史發展影響的省思〉這類的文字。


四、成果
談到研究成果,我的主要成就在於蒙元史研究。先後出版專著二冊、論文集三冊、聯合編著一冊及論文約五十篇。涵蓋蒙元時代的政治、軍事、社會、文化、人物評傳與綜論等方面﹕

(一)政治
在政治史方面,由于元朝是一個「少數政權」統治下的多元民族國家,我主要係自政治文化與政治利益的角度探討各族群間的政治衝突與調和。蒙元時代的政治結構前後不同,政治權力分佈與政治衝突的性質也先後有異。大蒙古國時代是以草原為重心,漢地不過為一殖民地,其時政治完全為蒙古人與西域人所主宰,漢人影響不大。忽必烈建立元朝後,政治重心始行南移,漢人的政治地位略為上昇,但無法改變元朝政權的特質。終元一代,始終有草原派與漢地派及儒治派與理財派的衝突。我最早的兩種論著〈忽必烈潛邸舊侶考〉與《西域人與元初政治》都是討論蒙元早期的政治,已如上述。中期政治一向是元史研究中薄弱的一環。發表于《劍橋中國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第6卷的〈元朝中期政治〉(Mid-Yuan Politics)一章部分彌補了這一缺陷。該文的主旨是從朝廷文化取向與權力結構探討元朝為何不能在中原落地生根與獲致政治安定。該文指出中期諸帝雖較忽必烈採行更多漢法,但未能根本轉化元朝的政權的性質。源自草原的制度與觀念(如蒙古封建與家產制度〔patrimonial-feudalism〕及政權為黃金氏族成員公有的觀念)未被根除,而與承襲自中原的各種制度(如官僚制度及君主集權制度)相互牴牾,衝突不斷,以致元朝未能成為一個真正的中原政權。直至最後,元朝仍帶有殖民政權的性質。

「遺民」是中國歷代鼎革之際不可或缺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現象。漢族王朝相互更迭之際,士人不仕異朝是由于儒家忠君思想,而元朝興亡之際則具有統治族群更迭的意義,或是「由華夏入夷狄」,或是「由夷狄入華夏」,遺民的處境與意義自然不同。我的〈宋元之際的遺民與貳臣〉與〈元明之際的蒙古色目遺民〉分別探討宋元與元明之際的遺民現象。〈宋元之際〉係綜論江南人士對宋元鼎革的種種反應。顯示:江南士大夫對元朝滅宋作出迥然不同的反應,有的遁跡山林,成為「遺民」,有的則改仕新朝,成為「貳臣」,而在遺民之中,政治光譜分佈亦頗寬廣,從心存復國的「激烈型」到忠宋而不反元的「邊緣型」,態度相差甚大。遺民拒仕新朝主要係受絕對忠君觀念之影響,「夷夏之辨」所起作用不大。而且遺民現象之存在甚為短暫,前後不過二三十年。宋元之際的遺民似不如前輩學者所說的重要。〈元明之際〉一文可說是遺民研究的另類思考,因為過去的遺民研究僅著重漢族王朝覆亡後漢族士人的動向,而此文則以元朝滅亡後蒙古、色目遺民的行為與思想為探討對象。蒙古、色目遺民與當時漢族遺民有相同之處,亦有相異之處。相同之處是各族遺民皆出身士大夫階層,而且皆因忠君觀念影響而拒仕異代。不同之處是:蒙古、色目遺民與漢族遺民在元、明二朝所處地位不同,所受明太祖「本土化」政策之衝擊亦全然有異,因而蒙古、色目遺民的亡國之痛與眷懷故國之激情更甚於漢族遺民。蒙古、色目遺民雖無強烈的夷夏觀念,卻成為族群政治的犧牲品,與民國初年滿族遺民的處境有幾分相似。


(二)軍事
軍事史是我研究元史最早的領域,但自撰寫《元代軍事制度》以來,對此領域的研究中斷了一段時間,直到1990年左右才重理舊業,發表了兩篇文章:〈蒙元水軍之興起與蒙宋戰爭〉及〈宋元戰史的新豐收〉。〈水軍〉一文係探討水軍在蒙元滅宋中所起之作用。過去學者一致強調:蒙古征服天下主要倚靠騎兵。英國軍事史權威李德.哈特(B. H. Liddell-Hart)曾說:「運用單一軍種——騎兵——是蒙古人不斷勝利的秘密」,「運動力為其戰略及戰術上的王牌」。實際上蒙古征戰地區地形複雜,單靠騎兵不足以成大事。〈水軍〉一文顯示:蒙古之能征服亞歐并統一華夏,優勢騎兵并非唯一原因。為適應不同環境,不斷建立新兵種,吸收新戰法,并充分動員當地一切資員以供作戰之需才是蒙古「不斷勝利的秘密」。建立水軍并恃以滅宋便是最佳例證。而〈新豐收〉則評介了海峽兩岸近年出版有關宋元戰爭的三部新著并探討了此一戰爭中若干具有爭議性的問題。

(三)社會
元代社會是我用力最多的一個領域。元代是一個多元族群與多元文化的社會。元代的社會階層結構、族群等級、族群文化關係與前後各代皆有甚大的不同。在社會階層方面與前代的主要差異在於新舊菁英階層的更替,即是中原社會中的傳統菁英——士人(儒士)——地位較前低落,代之而起的則為一個皇室家臣集團,亦即當時所謂「大根腳」家族。我的〈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係探討儒士的地位,而〈元代四大蒙古家族〉、〈元代幾個漢軍世家的仕宧與婚姻〉及〈蒙元時代高昌偰氏的仕宧與漢化〉等三文則係探討新菁英階層的性質與地位。

關于儒士在元朝的地位,過去學者因受南宋遺民「九儒十丐」說法的影響而認為特別卑下。元朝儒士大多編為「儒戶」,〈元代的儒戶〉一文係透過儒戶的法定權利與義務而探討儒士在元代社會中的實際地位。該文顯示:儒士雖失去唯我獨尊的傳統地位,但與當時僧道相當,仍然享有不少經濟上的優待,僅是仕進之路較前狹隘。因此,在士人地位演變史上,元朝儒士地位特殊,卻非特別卑下。

元朝的新統治菁英階層與其他各代不同,具有兩項特色:一為族群多元化,包括蒙古、色目、漢人及少數南人。另一為閉鎖性:統治菁英階層甚少吸收新血,層次愈高,愈是如此。〈四大蒙古家族〉一文係自四個最為潢貴的家族之歷史研析蒙古統治菁英階層的性質與演變,反映出蒙元政權具有韋伯(Max Weber)所說的「家產制」性格,即是政府為皇室家務組織的擴張,而皇室家臣則構成最高統治階層。忽必烈雖然採用官僚制組織,但未削減家產制的影響,以致統治菁英階層的性質并未改變。〈幾個漢軍世家〉一文研析六個重要漢軍世家的歷史,顯示:漢軍世家因在征服中原過程中立有大功,取得家臣身分,成為蒙元社會中的最上層。〈高昌偰氏〉係以一個家族的歷史檢視色目菁英階層的政治與文化演變。該文指出偰氏原為突厥、回紇、畏兀兒等國世家,因歸降蒙古時代較早,亦躋身皇室家臣之列以致仕宧不絕,但漢化較深,故兼具「根腳」與「科第」雙重世家身分,情形較為特殊。總之元朝統治菁英階層甚為閉鎖,重家世而輕成就,與中國近世各代的情形大不相同。

科舉制度正是造成近世儒士地位及高度社會流動率的一個重要機制,元朝儒士地位低落的一個原因是科舉制度未受重視。元代政治社會環境與漢族王朝時代迥異,故科舉的機制及其影響亦不相同。可惜過去學者對科舉制度對元代社會的影響未加研究。多年來我一直從事「元代的科舉與社會」的計劃。這一計劃包括的兩部分,第一部分為《進士錄》之重建。第二部分則是根據《進士錄》探討科舉恢復對當時菁英構成及中國近世社會發展的影響。第一部分現己殺青,各科〈進士輯錄〉并已陸續在各學報發表。第二部分亦已大體完成。第二部分之研究顯示:就科舉制度的規模而言,由於元朝恢復科舉之目的僅在於為原有以特定標準選官用人的方法增添一個補充途徑,因而考試規模始終窄隘,競爭空前激烈。就菁英流動率而言,元朝科舉產生的官場新血少於宋金明清等朝,但考試對各族群之影響大小不一,甚多蒙古、色目、漢人進士來自元朝官宧家庭,不少南人進士則出身于南宋仕宧家族。就科舉對文官構成之影響而言,元代進士多數以中品官職終仕,而有五分之一仕至高官,但因進士僅佔當時文官的3.4%,顯示科舉對元朝政權的封閉性的特質影響甚小。此一研究第二部分中現己發表的章節包括〈元朝蒙古色目進士背景的分析〉、〈元朝科舉與江南士大夫之延續〉、〈元朝南人進士分佈與近世區域人才升沉〉。


(四)族群文化
由於元朝是一個多元族群社會,各族群的政治地位與文化背景相互歧異,族群關係空前複雜。族群政策與族群關係因而成為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也是我多年來注意的一個焦點,發表過幾篇論著,或綜論當時的族群政策與族群關係,或探討蒙古人的漢學與漢化,或考述多族士人圈的形成。

〈內北國而外中國:元朝的族群政策與族群關係〉顯示元朝族群政策之宗旨不在於達致族群的和諧與統合,而是對被征服民族採行壓制與分化。這一政策嚴重影響族群關係,造成族群關係在各方面產生很大的落差。在社會、文化方面,元朝中期以後各族群已呈現融合之趨勢,但在政治、經濟方面,蒙古、色目與漢族間的關係始終以壓迫與剝削為主調,導致族群的對立與衝突,而元朝之覆亡與族群關係之惡化具有密切關聯。

〈元代蒙古人的漢學〉與〈論元代蒙古人之漢化〉等二文探討了漢文化對蒙古族的影響。過去學者多認為元代蒙古人與漢族士大夫文化始終格格不入,與色目人不同。〈漢學〉一文考述了117名蒙古儒者、詩人、曲家及書畫家的生平及造詣,顯示不少蒙古士人的漢學造詣深湛,足與當世漢族及色目名家爭勝。論者多謂此文可與陳垣名著《元西域人華化考》并行。〈論漢化〉一文則全面評估元朝蒙古人所受漢文化影響之程度并檢討其無法完全漢化的原因。該文就名字、禮俗及漢學等三方面具體衡量蒙古人所受漢文化影響的程度。我同意魏復光(Karl A. Wittfogel)所說:只要征服狀態不變,征服民族群便不會放棄其原有族群認同而真正與被征服民族同化。但是征服狀態既不能隔絕二民族之間的交流,亦無法阻止蒙古人受到漢文化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前輩學者顯然低估漢文化對蒙古人的影響。

十餘年前筆者在撰寫〈漢學〉一文時即已體認到:元代中後期熟諳漢族士大夫文化的蒙古、色目人士日益增多,業己形成一個士人階層,而此一新興的蒙古、色目士人階層並非孤立於漢族士人主流之外,而是基於共同的文化造詣、興趣與品味,與後者緊密結納,相互之間存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由於這一體認,筆者遂萌發了「多族士人圈」的概念。五年以前我寫了〈元朝多族士人圈的形成初探〉一文,又擴張成為一本小書,其宗旨即在證明元朝中期以後一個多族士人圈業已形成。各族士人透過姻戚、師生、座師、同年、同僚、同鄉等關係,建立緊密的社會網絡,並且共同參與詩文唱酬、雅集遊宴、書畫題跋及著作編刊等文化活動,頻繁互動,各族士人并且具有共同的群體意識——信仰、價值、行為規範及政治理念——乃能融為一體。多族士人圈之形成為族群統合跨出重大的一步。這本書稿雖仍待整理,其中〈元代蒙古色目士人階層的形成與發展〉、〈元代各族士人間的文化互動﹕書緣〉及〈元代多族士人的雅集〉等章節則已發表。總之,上述這些研究打破了學界對元朝族群關係相沿已久的誤解。

(五)傳記與人物
研究一個時代的歷史,必須瞭解這個時代的重要人物。因此人物研究往往成為時代史研究的重要基礎。在西方漢學發展史上,L .C.Goodrich及恒慕義(Arthur Hummel)主編的人物傳記集便是明、清史研究的里程碑。我和羅意果、陳學霖教授聯合主編的《蒙元前期名人傳論》(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uan Period, 1200-1300)則是蒙元史在這方面的參考著作。此書不是一本歷史辭典,而是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汗時代重要政治、軍事、文化人物的傳論集,各篇傳論以詳盡為目標。該書係集合中、美、德、意、澳等國蒙元史學者所編著。我執筆的有該書導論及出身畏兀兒族的儒相廉希憲、前期漢軍名將史天澤、張柔、嚴實與平宋大將伯顏、張宏範等人評傳六篇。

其他三篇都是關于成吉思汗、蘇天爵及金哈剌等個別人物。〈凱撒的還給凱撒:從傳記論中外成吉思汗研究〉一文係自傳記探討二十世紀各國成吉思汗研究的發展,特別強調成吉思汗的政治爭議性。筆者希望,隨著後意識型態時代的來臨,未來成吉思汗的傳記應將歷史真面目還給這位蒙古凱撒。蘇天爵為元代最重要的史學家,〈蘇天爵和他的《元朝名臣事略》〉考述了蘇氏的生平并評估其名著《元朝名臣事略》的史學價值。金哈剌為一出身汪古族的元季詩人,其《南遊寓興詩集》在中國失傳已久,我根據在日本內閣文庫發現的抄本考證了金哈剌之族屬、家世、科第、仕歷、詩集流傳及其文學價值。元代蒙古、色目人所撰詩文集流傳至今者為數極少,任何失傳詩文集之重現皆應具有甚大意義。


(六) 綜論
一個資深研究者固然應繼續從事專題式探討,將其研究前沿向前推進,但也應不時登高眺遠,為範疇內的重大問題勾勒比較全面的圖像,也為自已提供反思的機會。因而,近年來我撰寫了幾篇綜論文章。〈蒙古帝國的崛興與分裂〉以宏觀的視角對蒙古帝國由興起至分裂的若干主要歷史問題作了論述。文中指出蒙古人耗費三代精力締造龐大帝國,但不及三代,帝國即已分崩離析,因為成吉思汗的政治體制的內在矛盾、帝國發展方向的爭議及各汗國與土著文明的涵化皆導致帝國的分裂,可以說是歷史的宿命。

〈元朝的統一與統合:以漢地、江南為中心〉討論元朝能夠統一中國而無法加以統合。該文指出:元朝所採鞏固統一的政策著重因俗而治、多制並舉以及對不同的族群給予差別待遇。這些分化政策導致意識型態、政治參與、民族融合與社會階級等方面的統合程度不高。元朝顯然始終未能跨越政治學者所謂「統合的門檻」。蒙元可說是近代殖民政權的先驅,這也是日本侵華時代特別著重研究「異民族統治中國」經驗的原因。

〈蒙元統治對中國歷史發展影響的省思〉旨在檢討與思考蒙元統治的影響。此文指出:蒙元統治對其後政治發展的影響大於對社會、文化與經濟的影響。明清時代的絕對專制與殘暴政治的出現及國家對社會控制的加強皆與蒙元統治不無關聯。在社會、文化與經濟等層面,蒙元統治的近程衝擊雖然不小,卻無深遠的影響。宋朝出現的若干屬於「近世」的特徵在明、清時代未能沿續,與蒙元統治似無太大關聯。總之,蒙元統治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是中國史上的重要課題,仍待進一步討論。


五、結言
回顧我的學術生涯,研究數量不算龐大,內容也未必精釆。畢竟人文與自然科學性質不同,很難說什麽才是突破性的研究。重要的是,每項研究都必須具有意義,一點一滴的累積,聚沙成塔。我的研究也是如此,談不上什麽驚人發現,不過是在元代政治、軍事、社會、族群、人物等方面,將研究前沿略微向前推進。如果有任何成就可言,主要由於我對一門冷門學問的執著與堅持,抱著「千山我獨行,何必相送」的襟懷,多幾分傻勁,少幾分功利。


(中正大學滿文研究班甘德星整理)

2012年11月28日 星期三

從《大義覺迷錄》中摘出《知新錄》

雍正六年(1728)發生攪亂一池春水的「曾靜案」,再度掀起了滿漢問題的紛紛擾擾。湖南秀才曾靜所著的《知新錄》,今已亡佚不存,即連《禁毀四庫全書》也未收錄曾靜當時被認為反滿的著作。現在只能透過清雍正八年(1730)雍正皇帝頒布的《大義覺迷錄》一書,才得以一窺曾靜的反滿思想及其根源。

在《大義覺迷錄》一書中,曾靜的反滿著作,雍正皇帝多以「逆書」二字代稱,有的清楚表明是出自於曾靜的《知新錄》;有的僅以「逆書」稱呼,並未說明其出處。今將清楚表明出自於《知新錄》者,自《大義覺迷錄》中摘出,並整理如下:


《知新錄》
1.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以大事看來,五星聚,黃河清,某當此時如何死得。天不欲開治則止,天欲開治,某當此機會,畢竟也算裏面一箇,求人於吳楚東南之隅,舍某其誰。(卷一)

2.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近世晚村夫子學問足,本領濟,大有為得。又生非其時,在今日似恰逢其會。(卷一)

3.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敬卿、景叔西遊,似亦不輕。那年二月初二日五星聯珠,日月合璧。某等七月初即有是行。天上這個朕兆不應則已,若應此事,必落於我輩之手。縱不能成於我手,亦必是我家眷屬敬卿、景叔之手。(卷二)

4.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永興童生應縣試者二千四五百人,應道試者有二千人,何曾是今文風極盛,蓋緣風俗日趨日下,無恥的多,所以奔競成習。(卷二)

5.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劉先生所著《格物集》,他從子光斗過寧遠縣任所,帶得一個稿本來。(卷二)

6.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皇帝合該是吾學中儒者做,不該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變,在位多不知學,盡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諺所謂「光棍」也。若論正位,春秋時皇帝該孔子做,戰國時皇帝該孟子做,秦以後皇帝該程朱做,明末皇帝該呂子做,今都被豪強佔據去了。吾儒最會做皇帝,世路上英雄他那曉得做甚皇帝。(卷二)

7.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敬卿、景叔語言文字推崇過量,把某看做莫大的人物。心心念念,望世變世革,想某乘運起來復三代。(卷二)

8. 又云:仰觀三代,天亶聰明,乾之九五,聖位莫乘。此等語在分上,固不敢當,只是他也不是一時躁率輕妄,信口說大話,抬高師長,確是他心中所見,實實如是。(卷二)

9.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如何以人類中君臣之義,移向人與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仇,孔子何故恕之?而反許以仁。蓋以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華之與夷乃人與物之分界,為域中第一義。所以聖人許管仲之功。(卷二)

10. 又云:人與夷狄無君臣之分。(卷二)

11.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夷狄盜竊天位,染污華夏,如強盜劫去家財,復將我主人趕出在外,占踞我家。今家人在外者,探得消息,可以追逐得他。(卷二)

12.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天下一家,萬物一源。(卷二 )

13. 又云:中華之外,四面皆是夷狄。與中土稍近者,尚有分毫人氣,轉遠轉與禽獸無異。(卷二)

14.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君臣之義,一日不可無。天下豈有無君之國哉?孟子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禽獸亦有君臣,蜂猶知依從。如今八十餘年沒有君,不得不遍歷域中,尋出箇聰明睿智人出來做主。(卷二)

15.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科舉詞章之習,比陽明之害更大、更廣。陽明之教,雖足以害道,尚依傍道理來;科舉之習,公然講名講利,卑污苟賤,而不知恥,直把道理一筆勾消,人類盡滅。(卷二)

16.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程子、朱子、呂子,如今人做官一樣。程子是世襲蔭補出身,朱子是由科甲出來,呂子是市井江湖鑽刺打點作來底。(卷二)

17.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封建是聖人治天下之大道,亦即是禦戎狄之大法。(卷二)

18.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中國人之詭譎反覆無恥無狀者,其行習原類夷狄。只是惡亦是人之惡,天經地義,究竟不致掃滅。若是夷狄,他就無許多顧慮了,不管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夫婦之別,朋友之信。(卷二)

19.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夷狄侵陵中國,在聖人所必誅,而不宥者,只有殺而已矣,砍而已矣。更有何說可以寬解得。(卷二)

20.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開蒙書,敘道統,只該敘到呂子止。(卷二)

21.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湘灣陳梅鼎,識見氣節,鄉人中罕見。某為他姪婿,一日某到,他迎接某,吾岳翁出見,乃大聲指某曰:「此詩禮大家,方正君子」。又曰:「吾老三生平作事,惟擇婿一椿,眼力高過天下」。又曰:「賢婿有濟世之德,宰相之量。又生平極鄙薄當今,屢嘆先朝衣冠文物,最喜茶陵陳元章,以為大丈夫奇男子」。(卷二)

22. 旨意問你所著逆書《知新錄》內云:即觀鑄錢一事,自癸卯到今六年,尚鑄個錢不順。勉強鑄就的,糊糊塗塗,不明不白,民間無人肯受。謠曰:「雍正錢,窮半年」。若身上有一個雍正錢,即投之溝壑。(卷二)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 吳冠倫)

2012年11月12日 星期一

吉林白山地區的滿語教學:滿文字帖



Manju hergen-i alxôdan





中國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區白山第三中學滿語文教研室近日印行了一本滿文字帖Manju hergen-i alxôdan。該字帖為16開本,共23頁,由蒙古族滿文書法家班布林先生手書。




字帖內容主要以該教研室所編《按照十二字頭學習滿文字母》為依據,其中母音及開音節輔音字母按照清代十二字頭中第一字頭的順序編排,對閉音節輔音字母則按難易程度排列,還擇選了一定量的例詞,以便初學者體會滿文的書寫及拼寫規則。據瞭解,這本字帖半年來已印製發行了3000餘冊。







字帖印行單位白山市第三中學滿語文教研室成立於2011年9月,現有小學教學班兩個,學生70餘人,還承擔了該地區中小學滿語師資的部分培訓工作,並編印了《按照十二字頭學習滿文字母》、《小學生滿語教材》、《滿語語法入門》等满文教材。





(北京大學法學院史志強)

2012年10月25日 星期四

國立中正大學滿洲研究室簡介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室」成立於民國101年9月16日,研究辦公室設於文學院歷史系345室。「滿洲研究室」以甘德星教授為召集人,成員包括中正大學歷史系研究生和國內外的學人。「滿洲研究室」的研究範圍聚焦於滿洲歷史、文獻、文化、語言,旁及與滿洲研究密切相關的內陸歐亞研究。「滿洲研究室」下設「滿洲研究班」及資源中心,網站由「滿洲研究室」編輯。


資源



普樂寺內藏文碑文(甘德星攝, 2011)


滿洲研究資源中心:
資源中心分四部分。「滿洲研究室」及海外書庫資料(含「集明堂」寄放滿文密檔),不外借。大學圖書館資料,一般只供館內閱讀。系圖書館資料,限本校系所學生借閱。
1. 滿洲研究室:
《滿文無圈點檔》(台北本)、《滿文加圈點檔》(北京本)、滿文《內國史院檔》、滿漢合璧《滿洲實錄》、滿文《三國志》、滿文《金瓶梅》、滿文《金史》、《無圈點字書》 (法國國家圖書館本)、《《南台灣滿文碑刻搨本》專檔、滿文大錢、滿文詔書、奏摺、家譜等 。
2. 大學圖書館:《滿文無圈點檔》(台北本、北京本)、《滿文加圈點檔》(北京本)、滿文《內國史院檔》、滿文清太祖、清高宗等檔冊。
3. 系圖書館:
滿文字典、檔案、目錄等教學用資料
4. 海外書庫 (只供 「滿洲研究班」使用):
a. 潛龍齋藏書
庫藏以滿洲、內陸歐亞研究之滿、漢、蒙、藏、德、法、英、俄、日、韓專刊、辭典為主, 約5,000冊, 包括《滿文加圈點檔》(遼寧本)、《滿文無圈點檔》(遼寧本)、蒙文《清實錄》(北京本)、漢文《清實錄》(北京本)、《滿洲實錄》圖冊(遼寧本)、《無圈點字書》 (烏蘭巴托本、北京本)、《心經》(雍和宮本)、《尼布楚條約》(滿文、俄文、拉丁文本)、《三田渡碑》研究專檔、「集明堂」寄放滿文密檔、《滿洲─通古斯語比較辭典》等。
b. Caine Collection at Prince's Terrace
以中外文史哲書籍為主, 約1,000冊。


 普樂寺蒙文碑文(甘德星攝,2011)


交流

「滿洲研究室」101年度上學期訪客
1. Sarah S. W. Ng, Oxford University (九月)
2. 史志強, 北京大學法學研究所,訪問學員


教學

「滿洲研究室」滿文教學:第五屆「滿文閱讀入門」(101學年上學期),含文、法、工、商學院的研究院生、學部學生、旁聽生共50人。



101年度上學期滿文入門上課情況

 

研究

「滿洲研究班」100年度下學期共同研究課題
1. 避暑山莊及承德文廟
2. 東北歷史遺跡實地考查(費阿拉、赫圖阿拉、永陵、避暑山莊、承德文廟)



從普陀宗乘之廟看避暑山莊(甘德星攝,2011)


「滿洲研究班」100年度研究業績
1. 〈滿洲漢化:臺灣乾隆御碑研究〉,《清代滿漢關係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1,頁603-12(甘德星)
2. “The Term “Mongγol” Revisited,” 「元代以來漢蒙的歷史與文化」研討會(國立台灣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及國立蒙古大學合辦),2011年10月27日至10月28日, pp.1-32(甘德星)
3. 〈「滿文羅馬字轉寫芻議」補記〉,滿學歷史與現狀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2010年8月30日至9月1日,頁21-28(甘德星)
4. 〈回憶、身體、語言:愛新覺羅.瀛生的滿族身分建構〉,第二屆漢化、胡化、洋化:傳統社會的轉型與適應國際學術研討會,中正大學歷史系,2010年6月4日至6月5日, 頁127-140(甘德星)

「滿洲研究班」近日研究方向:
甲.研究班共同計畫
1. 滿洲漢化
2. 乾隆五十三年御製臺灣滿漢文碑研究
3. 解構「新」清史



台南乾隆53年滿文碑文搨本


乙.個人計畫
4. 入關前滿文檔案研究
譯註《滿文內國史院崇德三年檔》,透過此檔及「身體」理論,探討大清立國之初的社會整合與統治正當性,兼論此種操作經驗對入關後的統治所產生的影響。(林書寧)
5. 《大義覺迷錄》研究
從「種族觀」和「社會歷史記憶」兩個不同的角度切入,探究雍正撰寫的《大義覺迷錄》一書背後所反映的社會心態,進而思考當時的社會是否如同曾靜所言一樣,滿漢對立激烈。(吳冠倫)
6. 滿文《一百二十老人語錄》
研究焦點為此書所反映的蒙古旗人認同與記憶問題。目前持續發表譯註,近期的研究子題為探討此書的「老人」是否虛有其人,以明瞭此書的史料性質。(蔡名哲)
7.滿洲醫療史研究: 滿文《西洋藥書》
譯註康熙朝傳教士所寫的藥學著作-《西洋藥書》。(蔡名哲)
8.「滿洲性」的建構
透過滿漢文檔案的比較,討論滿洲性的建構與演變。(蔡名哲)

2012年10月11日 星期四

福康安與乾隆皇帝


2012「e-考據與文史研究研修班」

2012年8月22至31日,「滿洲研究班」蔡名哲、王婷參加了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閩行校區舉行的「e-考據與文史研究研修班」。該研修班由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合辦,為期十日。研修班的另一研修員是北京大學法學院的史志強。史志強本學期為「滿洲研究室」的訪問學員。

研修班以「e-考據」概念提出者黃一農教授為主講人。於研習營中,黃老師闡述其「e-考據」之概念,並表示隨e時代的來臨,資料的搜尋與獲取皆較過去便捷,而身處此時代之研究者更應順應此一趨勢,培養「e-考據」之能力。另一方面,黃老師也強調「e-考據」仍是建立在傳統考據的基礎之上。他鼓勵學員擴充自身的「知識地圖」,以及加強對歷史問題深度思考的能力。

本次研修班之主題,是以清代名臣福康安之史事與傳說作為探討核心。透過「福康安是否為乾隆皇帝的私生子」此一存於學界中懸而未解的疑問,黃老師逐一檢視關於此說法的各種可能性,並試著讓學員透過「e-考據」方法去尋找較可能之證據及較合理的解釋。在課程總結時,老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福康安應該不是乾隆皇帝的私生子。有關詳細的推論過程,可參閱老師於《漢學研究》即將發表的〈史實與傳說的分際:福康安與乾隆帝關係揭祕〉一文。

研習營的課程分為上下午兩節。上午為講師就「e-考據」應用於不同主題中的操作情形進行簡介與分享;下午則為學員就本次主題「福康安與乾隆帝的關係」進行分組實作與討論。此外,研習營亦安排了兩天的田野調查與參訪活動。

以下為「e-考據與文史研究研修班」之課程表:
8/22(三)
黃一農:e-考據時代對文史學界的衝擊:以紅樓夢研究為例
分組實作及討論:(介紹資料庫、主要史料)

8/23(四)
黃一農:福康安與乾隆帝的關係(1)
分組實作及討論作業:試證福康安生年

8/24(五)
薛龍春:e-考據對藝術史界的衝擊
分組實作及討論作業:乾隆帝與孝賢皇后的感情、傅恆妻入宮的可能性及各種說法

8/25(六)
黃一農:福康安與乾隆帝的關係(2)
分組實作及討論作業:傅恆的任官境遇及其原因

8/26(日)
嘉定田調、科舉博物館&古蹟

8/27(一)
黃一農:福康安與乾隆帝的關係(3)
分組實作及討論作業:討論傅恆家子弟的境遇,考慮福康安是否有特殊之處

8/28(二)
黃一農:福康安與乾隆帝的關係(4)
分組實作及討論作業:討論清前期其他非皇室子弟也同樣「養在宮中」的例子

8/29(三)
游博清:西洋史領域的數位環境
董少新:人腦與電腦:e-時代史學的反思
分組實作及討論作業:試討論異數十三如何「異」,而乾隆皇帝如何安排福康安的仕途

8/30(四)
李文杰:數位資料庫運用與清史研究
黃一農:福康安與乾隆帝的關係(5)
研修班課程小結
分組實作及討論作業:從子女的婚配狀況判斷福康安與乾隆帝的血緣關係

8/31(五)
上海博物館、徐家匯&土山灣博物館

( 「滿洲研究班」王婷)

2012年9月29日 星期六

Jerry Norman & His Posthumous Work, A Comprehensive Manchu-English Dictionary


Jerry Lee Norman (羅杰瑞; July 16, 1936 – July 7, 2012) was an American sinologist and linguist who was known for his study of the Manchu language and Chinese dialects. He died of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in Seattle on July 7, 2012. He is survived by his wife, Stella Chen Norman, a brother, sister, children, grandchildren, and a world of friends and admiring colleagues.





Biography
Norman was born July 16, 1936 in Watsonville, and he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Berkley, where he studied Chinese under Chao Yen Ren. In 1965 he worked with Leo Chen 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Fuzhou dialect and a Fuzhou-English glossary. In 1966 he joined the Chinese Linguistics Project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as a staff linguist. He subsequently went to Taiwan to engage in field research on Taiwanese, and in 1969 he completed his PhD at Berkeley, with a dissertation "The Kienyang Dialect of Fukien." He joined the faculty of the Department of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in 1972. He remained at Seattle for his entire career, retiring as Professor emeritus in 1998. In 2006, he gave the Distinguished Faculty Lecture on "Inner Asian Words for Paper and Silk".

Manchu Dictionary
Norman  is perhaps most recognized as the author of A Concise Manchu-English Lexicon, which appeared in 1978 (U. Washington Press) . An earlier version of this dictionary was published in 1967 (Taipei). Since late Spring of 2009, his student and collaborator David Prager Branner has been helping him get the final revision of his Manchu lexicographic material into shape for publication. He persuaded Norman to add material on pronunciation and the script. Just days before he died, having received the final proofs of the Manchu-English Dictionary, Norman completed one final amendment. He told his daughter, “I’m happy that dictionary is done.”  The revised dictionary is scheduled to be published in 2013 by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as A Comprehensive Manchu-English Dictionary. The new Dictionary, based exclusively on Ch'ing sources, not only retains all of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earlier Lexicon, but also includes hundreds of additional entries cited from original Manchu texts, enhanced cross-references, and an entirely new introduction.

"Peer Reviews"
Alexander Vovin of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wrote in the online guest book: "Professor Norman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Western specialists in the Manchu language. His everlasting contributions to Manchu lexicography as well as to the historical Manchu and Tungusic phonology cannot be overestimated." One of his former students, Stephen Durra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 (who completed his doctoral studies under the late Paul Serruys and Jerry Norman, recalled him as "a magnificent scholar, a generous teacher and a kind man." Laurent Sagar of the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Asie orientale (CRLAO - UMR 8563) unit of the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CNRS) echoed the sentiments of many former students and colleagues when he wrote that Jerry Norman "was a great scholar who has changed the way we look at Chinese." Wolfgang Behr of the University of Zurich commented: "He has been a true giant in so many linguistic fields, someone who[m] I will continue to admire for his scientific creativeness, independence of mind, argumentative precision, consistency and clarity. "

(Ed. by Tak-sing Kam, Manchu Studies Group, CCU)

2012年9月26日 星期三

2012年中正大學暑期史學研習營


中正大學歷史系於2012年7月份舉辦中正史學營,從全國招募約50名對歷史有興趣之高中學子,進行為期四天的學習。甘德星教授是本次研習營授課教師之一,演講題目為「內陸歐亞史中的中國歷史」。

「內陸歐亞史中的清史」

甘教授帶領同學從內陸歐亞史的角度切入,重新審視傳統中國史是否能有不同的看法。甘教授首先說明Inner Asia、Central Eurasia、Inner Eurasia等名詞的差異,指出該地域在東西交流以及和定居文明交流的重要性。接著甘教授以清史為例,舉出孝莊文皇后下嫁傳聞、雍正奪嫡疑案等例子,說明滿洲人作為內陸歐亞民族的特色,另一方面也舉出其近期研究之台南赤崁樓乾隆御碑群與國學大師毓老的例子,以討論滿洲人與漢文化的互動過程。最後甘教授拋出「滿洲人漢化後還是不是滿洲人」此族群性問題,讓同學思考。

「滿漢文檔案中的滿漢關係」

營隊中另安排史料閱讀課程,由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蔡名哲擔任課程講師。他以「滿漢文檔案中的滿漢關係」為題,給同學介紹清代的滿漢文檔案,並選擇不同時期,關於「滿洲人的奴才稱呼」、「滿洲人生性純樸」的記載,與同學一起討論史料更改背後的社會脈絡。


(滿洲研究班蔡名哲)

2012年9月19日 星期三

新近發現有關大成就者鄔堅巴的藏文史料


十三世紀藏地傳奇 :大成就者鄔堅巴


鄔堅巴·仁欽貝Grub-chen U-gyan-pa Rin-chen-dpal(1230-1309)生於後藏拉堆洛,俗名僧格貝,20歲受比丘戒,法名仁欽貝。他是藏傳佛教竹巴噶舉派高僧郭倉巴的首徒,以及噶瑪噶舉派黑帽系第二世噶瑪巴的晚年弟子,並且是第三世噶瑪巴的老師,是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系統肇始的關鍵人物。

大成就者鄔堅巴


他既是兼通顯、密佛學與“時輪金剛密法”的高僧,也是得道的瑜伽行者、名醫、大學者,是紛亂的 13世紀後藏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堅毅不屈、文武兼備、行俠仗義、嫉惡如仇,其特立異行極具代表性。

十一世紀從北印度傳入藏地的“時輪金剛密法”,是藏傳佛教密宗無上瑜伽部的最高密法,於十二、十三世紀發展極盛。鄔堅巴幼有宿慧,年少時已得多名大師傳授此密法,成為當時藏地集“時輪金剛”三派承傳的權威。

鄔堅巴23歲時啟程往藏西及北印苦行遊方,為了求取最高密法,經歷萬難穿過當時極紛亂的北印度,抵達相傳為密宗發源地和有“空行淨土”之稱的鄔堅(即玄奘《大唐西域記》提到的烏仗那,又稱烏仗,今巴基斯坦東北Swat Valley),據謂得金剛瑜伽母的化身親授獨門秘法“金剛三念修”,得神通。前後六年返回後藏,脫胎換骨,得“大成就者鄔堅巴”稱號。此後獻身教化,造福眾生,曾兩次經尼泊爾前往印度朝聖,足跡及於南印,並多次率徒往衛藏一帶傳法。晚年應元世祖忽必烈之邀,率徒眾跋涉東行,前往上都謁見,但不肯接受冊封與賞賜,亦不久留。由於《元史》沒有記載他曾到訪,一直以來有認為根本是他杜撰,但2009年在北京發現他當年命人刻板的《時輪攝略經》,篇末附有他寫的跋,始證明他確曾到過元都。

他和弟子著述頗多,包括內容豐富精彩的自傳、有關其獨門教法的法本、他去世後弟子為他寫的傳記等,是研究十三世紀藏地以至北印的寶貴文獻。可惜絕大部分都封存於各寺院之藏經閣,拉薩哲蚌寺收藏尤豐,但已列為聖物,不得窺探。七百年來他的獨門密法被零散收入其他派系,不復獨立存在。當年藏地政治與宗教派系紛爭極為複雜與激烈,加上他桀骜不群而屢屢樹敵,其嫡系未能流傳,總有原因。

弟子為他寫的傳記,其中只有一部有緣於1997年輯印成書,但印行極少,旋即絕版。機緣巧合,2008年我在英國牛津得到此書,翌年夏天再親到拉薩取經,以無比誠懇和耐性,並通過有心人襄助,取得另外多個長短與內容不盡相同的傳記版本(影印本數碼檔案),成為我的博士論文A critical study of the life of the 13th-century Tibetan monk U rgyan pa Rin chen dpal based on his biographies的文本根據。

鄔堅巴一生極富傳奇,他的傳記內容,為研究十三世紀西藏和周邊地區的政治、宗教、經濟、地理、交通史等,提供了很寶貴的資料,補充了很多不足,甚至空白 。


(李惠玲 Brenda Li , 牛津大學西藏及喜馬拉雅研究博士, D.Phil.,Tibetan and Himalayan Studies, Oxford University/ 香港中文大學西藏語文導師)

2012年8月31日 星期五

滿清之晨--探看皇朝興起前後

陳捷先:  滿清之晨--探看皇朝興起前後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2012-07-01



滿清之晨:探看皇朝興起前後


努爾哈赤是滿清的奠基者,皇太極是滿清的創造者。他們的豐功偉業在官私檔案中皆有可觀的紀錄,卻也留下不少史事啟人疑竇:究竟《三國演義》與滿族的建國大業有無關係?皇太極為何愛哭?皇太極真的會解夢、預言嗎?本書即以史料為憑據,解答上述疑問,同時引領讀者一窺努爾哈赤、皇太極的智慧與權謀。由於努爾哈赤與皇太極在滿洲文字的發明、改良與推廣上著力甚深,因而產生大量的滿文書檔。本書亦就部分滿文書檔進行剖析,使讀者能了解滿文資料的內容與價值,並且認識舊時滿族的生活文化。

目次

前 言
一、清朝開國君主與《三國演義》  1
二、皇太極的國事夢  19
三、皇太極愛哭的原因臆測  31
四、滿洲文史料與清初歷史研究  45
五、從《滿文老檔》用字看滿族漢化  75
六、三田渡滿文功德碑研究  89
七、《滿洲實錄》的附圖研究  111
八、蔣良騏《東華錄》的史料價值平議  149

 ------------------------------------------------------------------------------------------------------


前 言

       中國東北地區自古就有一群勇敢而又勤奮的民族。據中國史書的記載,他們在周朝時被稱為肅慎,到漢朝改稱為挹婁,南北朝時又叫勿吉,隋唐時則作靺鞨,宋朝又記載為女直或女真。到了明朝末年,女真族中有一部自號滿洲,他們後來統一女真諸部,滿族也因此成為東北地區各部族的綜合稱謂。

  明朝女真原本約分為三大部分:即在牡丹江、綏芬河、長白山一帶的建州女真;松花江流域的海西女真;黑龍江、庫頁島等地的野人女真。明朝末年由於政治腐敗、國內動亂的種種原因,給了東北地區女真部族一個大好的發展機會。其中建州女真有一部的首領努爾哈齊乘勢崛起,他經過三十餘年的奮鬥,先後平定了女真諸部,打敗蒙古,戰勝東北地區的若干明朝駐防軍,終於在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建立大金(史稱後金)政權,成為東北地區的一方之主。

  努爾哈齊在建立大金前後,除武功卓越之外,他還在創建八旗制度、選人才、設議政、理訴訟、製滿洲文、建造城池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可以說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措施上,他都作出很大的貢獻。
  明天啟六年(1626),努爾哈齊病逝,其子皇太極繼承大金汗位。皇太極在即位之初,確實面臨了可怕的考驗。部族裏諸王貝勒爭權;眾多投降或被俘的漢人不服努爾哈齊晚年的殘暴統治,紛起反抗;還有大金嚴重的經濟問題,在在影響到大金的進一步發展甚至存在。而皇太極卻以非凡的政治手段與特殊的軍事才能,穩固了他的統治地位。在政治上,他仿照明朝中央官制成立六部、制定會典、改革官制,嚴格執行君臣尊卑等級。在文化上,尊崇孔子,舉辦科舉考試,翻譯著名漢文典籍,其中也包括《三國演義》。在軍事上,他剿撫東北各地的女真同胞、統一漠南蒙古、征服朝鮮、用兵遼東明兵防地,各方都取得相當程度的勝利。在民族上,他竭力調和,任用漢、蒙重臣,使民族鬥爭問題逐漸緩和。在他多年辛苦的經營下,女真部族稱號改作滿洲,國號也由大金改稱大清,國勢日昌;而明朝國勢卻是日漸衰亡。

  努爾哈齊是大清的奠基者,皇太極是大清的創造者。他們父子二人的豐功偉業在滿漢官私書檔中都有可觀的紀錄,本書選錄了個人的幾篇論文,試從不同的角度來談談他們的智慧、戰略、權謀以及影響日後世界文化史的一些問題,以補充史書的不足。

  首先敘述一下《三國演義》一書與清朝建國的關係。根據眾多現存的滿漢文史料,可知努爾哈齊與皇太極皆著迷於《三國演義》,尤其皇太極更是熟讀過這部書並且有很多心得,不論是用人、行軍、作戰、論政,處處都可見他引用《三國演義》的高論與實踐。例如皇太極曾於天聰三年(1629)率大兵突襲北京,並巧設反間計,讓多疑的明崇禎皇帝逮捕袁崇煥。袁氏下獄冤死後,明朝再無東北邊防可言,不啻自壞長城,史家即認為這是《三國演義‧群英會瑜智蔣幹》的翻版。

  皇太極是位感情豐富的人,他在最愛的妻妾以及兄弟死亡時,總是傷心痛哭。而且蒙古首領、國內功臣,甚至投降的漢人之妻病逝時,他也會痛哭不止,還有痛哭再三、再四的。這常給人一種感覺,即他的哭似乎雜有政治之作用與目的。《三國演義》記劉備用哭娶得孫吳貴女,諸葛亮「柴桑弔孝」大哭,感動仇恨他的周瑜部下,扭轉很多東吳人對他的印象。皇太極一直以《三國演義》為治國寶典,仿效劉備、諸葛亮哭的技倆並非不可能。

  此外,清初史料中也記錄不少皇太極會做夢並解夢的故事。他可以用夢來預言國家大事,獎懲屬下官員,甚至侈談政權更替,以成就他的帝王事業。不少政治性質的夢,確實反映出他高明的權謀策略。

  本書還強調一件事,那就是努爾哈齊父子創製與改良滿洲文字。努爾哈齊在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下令大臣創製滿洲文字,其後即以滿文記載族中的大小事務。皇太極繼承汗位後,感到早年草創的文字有字母數量不多、字形不統一、語法無規則等等缺失,於是下令大臣改良,使其完備。又令中央衙門以滿文記錄檔冊,翻譯漢文古籍。此一措施也為入關後的清朝帝王所遵行,故爾今日得以存留下大量滿洲文的書檔。這批歷史檔案對我們研究清史與滿族文化有很大的幫助,而滿文譯漢的古籍,也經由西洋傳教士以拉丁等文字轉譯,流向西歐,也有人直接把滿、漢文中國經典帶回西方,使十八世紀的西歐掀起「滿洲學」與「漢學」研究的熱潮。本書也略選幾篇有關文字,讓讀者了解滿文的內容以及滿文書檔的價值。

  有關以上幾個問題的論述,這次能集印成書,首先應該感謝臺北三民書局董事長劉振強先生的厚愛,同時該公司編輯部同仁在編印出版上的辛勞以及內人侯友蘭女士的協助,都是需要在此一併致謝的。本書必有掛漏之處,尚請專家賜正。


                                                                                             陳捷先
民國一○一年孟夏於加拿大溫哥華傍釋樓

2012年7月22日 星期日

《百二老人語錄•世宗憲皇帝上諭》與相關滿漢文史料比較研究

此文為蔡名哲對《百二老人語錄》第三則故事的譯註。該故事講述一位老人的朋友回憶雍正皇帝的一道上諭。蔡名哲此次亦取該上諭之滿漢文本進行比較。透過比較,蔡名哲於文末提出《百二老人語錄》中的老人部分可能是虛有其人的質疑。

文章載點:點此閱讀
-------------------------
蔡名哲目前正透過史料比較,了解《百二老人語錄》中的老人是否實有其人的問題。 請参看其撰寫的《百二老人語錄》與大黃迷思一文。有關《百二老人語錄》,可見本站之介紹

2012年7月1日 星期日

赫圖阿拉、費阿拉、永陵記遊


 20117月,第一屆清史與滿學研習營會後,臺灣大學黃麗君與中正大學林書寧順道往瀋陽、撫順一遊,歷覽赫圖阿拉、薩爾滸、瀋陽故宮等遺址古蹟。其中新賓縣的赫圖阿拉與撫順的薩爾滸兩地,因非主要觀光景點,遊人罕至,故為文略述記聞,聊備後至者一讀。本文以黃麗君所撰遊記為梗概,林書寧略作補述,可參考下列網址:http://blog.xuite.net/qligi/papago/58077828

滿洲人尚未入關之前,在東北營建了幾個都城,規模最完整的莫過於現在的瀋陽,不過最早的都城有兩個:費阿拉跟赫圖阿拉,既是努爾哈赤崛起的地方,也都位在現在的新賓縣。兩個都城位置接近,赫圖阿拉已被當地政府改造成觀光景點,前往尚稱容易,但費阿拉已是田原中一荒丘,據當地人說每年四月、八月,播種前或收割後,才有辦法穿過乾涸的水田前去故址。

此次赫圖阿拉之行自瀋陽出發,瀋陽車站左側是一公交車售票所,售有各種前往東北其他城市的客運車票,每天上午八點半、九點半分別有兩班車開往新賓,車資46元人民幣。

瀋陽站旁購買客運票的車站(黃麗君攝影)
新賓的山光水色(林書寧攝影)



因為我們的目的地是赫圖阿拉,故而過了永陵鎮後,便在蘇子河的橋邊下車,越橋步行而去,此時已是中午十二點了。約一公里後便見路旁立有努爾哈赤銅像,銅像所在為一叉路,兩條路都可以通向赫圖阿拉,惟大路通向北門,小路通往南門,而小路距離最近。當時我們人生地不熟,既恐小路幽閉也不知其為捷徑,便選擇大路進入赫圖阿拉景區。


赫圖阿拉前的蘇子河(黃麗君攝影)
岔路上的努爾哈赤銅像(黃麗君攝影
赫圖阿拉遊覽路線圖,圖片來源:http://www.lnhtal.com/images/map_ly_big.jpg

現在所見的赫圖阿拉,已非當初努爾哈赤他們居住時的模樣,而是被大大地整修過了,進入宮殿區的大廣場,右邊是汗王寢宮,左邊是汗王大衙門,這兩座建築物前的廣場,就是為觀光客表演少數民族舞蹈的舞台。

汗王殿廣場。八角殿後方的小幢建築為昭忠祠,文史學者沈永寶推測昭忠祠所在應為覺昌安故居,我們抵達時,昭忠祠內部陳設薩滿信仰的展覽,但是展區布置得甚是陰森。(黃麗君攝影)
汗王寢宮內部,除了陳設品外,也販賣紀念品與相關書籍(黃麗君攝影)
汗王大衙門近照,裡面出租服裝給大家穿皇帝服拍照(黃麗君攝影)

雖然赫圖阿拉多數的建築物都是近期內興建的,但還有些東西是真蹟,例如汗王井,據說是從大金時期就存在至今了,此井的解說牌上還有終年不涸、水質清洌等語云云。另有喜塔喇氏故居,據一些地方文史工作者說此地原是八旗中某一旗的衙門舊址。

汗王井(黃麗君攝影)
喜塔喇氏故居,現在已成農家院了(林書寧攝影)

離開喜塔喇氏故居後,陸續前往文廟、啟運書屋、城隍廟遺址、原是關帝廟的普覺寺、正白旗衙門、塔克世故居、鑲藍旗衙門故址等地。事實上這些景點大約兩個小時就可以走完,但是赫圖阿拉內部指標紛雜,我們又常在某某告示牌或某某說明書或某某指示上看到,以前的某某地方有一個什麼碑,就決定再繞回去看一下,所以汗王宮至少來回走了五趟,普覺寺至少當天進去兩次,之所以繞回普覺寺二次,就是想找南城門出口的一塊碑,據說該碑是順治朝所立,但在南門附近什麼都沒看到,只在寺中禪房的庭院裡看到幾塊東倒西歪的石碑,刻製年代已是乾隆年間了。

文廟正門,由於景區遊客不多,一名導覽員閑適地倚著門板(黃麗君攝影)
文廟中康熙帝題字的匾額(林書寧攝影)

文廟、城隍廟、關帝廟(普覺寺)與汗王殿後的昭忠祠等七大廟都建於努爾哈赤時代,顯示當時信仰多元的特色。由於不斷迷路,一時之間找不到堂子之所在,在我們參觀的幾座寺廟中,除了僅存遺址的城隍廟外,其他廟宇都經整建,甚至院落中的建築物也有移作他用者,像普覺寺中的廂房成了柴房,也看不出當年的景況了。

城隍廟遺址(黃麗君攝影)
普覺寺(黃麗君攝影)

普覺寺中留存的古蹟不少,有一座乾隆年間的古鐘,還有一方石碑,也是乾隆年間的物品,其實廂房後方還有幾塊碎碑,但是字跡漫漶,以致不確定此處的碑石實有幾方,正殿前的石獅子也是古物,唯不確定是哪個時代所造。

普覺寺內的乾隆朝古鐘(黃麗君攝影)
普覺寺後殘破傾倒的石碑,為乾隆二十三年當地官紳為關帝廟所刻製的(林書寧攝影)

在南門與汗王殿間幾番來回後,我們終於順利找到正白旗衙門之所在,其實該衙門距離汗王殿不遠,只是汗王井附近叉路太多,以致我們在豔陽下多走了冤枉路!正白旗衙門是目前僅存的八旗衙門,據當地文史工作者的考證,因為該建築樑柱的某一種構造,是以他們判定正白旗衙門確實為努爾哈赤時代的建物。由於皇太極為當時的正白旗旗主,也是四大貝勒之一,故我們參觀時,衙門內陳設著許多與皇太極、孝莊文太后有關的展示版。

正白旗衙門(黃麗君攝影)
緊鄰正白旗衙門的「神樹」(林書寧攝影)

除了尋找正白旗衙門外,我們也熱切地想找據說是當年囚禁褚英的西大獄,原先的建築已杳,現址已是一片綠茵,附近僅有民房一幢而已。但也因標示不清,只告訴我們某條路通往西大獄,卻沒標示西大獄遺址位於何處,我們到現在還不確定當時腳下的哪一片土地是西大獄呢!離開西大獄後,我們前去塔克世故居,也是整修地乾乾淨淨、整整齊齊的「古」建築,看著嶄新的青石地板、稱得上窗明几淨的建物,我們很疑惑怎麼確定這裡就是塔克世故居呢?當年的女真建築就是這個風貌嗎?

塔克世故居。當天恰好有一團旅行團前來參觀,導遊就指著房間裡的一張床說「努爾哈赤就是在這張床上出生的」!(黃麗君攝影)
塔克世故居內部(林書寧攝影)

塔克氏故居對面的鑲藍旗遺址,如今原址上種的是煙草,據說就是東北汗王牌香菸的
原料(黃麗君攝影)

人工建築絕非我們此行的目標,我們很想真正地接觸大金時期的遺跡,乍見樹叢中疑似有道古城牆,還因此亂走到荒煙漫草的小路。後來我們才知道,第一次要去孔廟時經過的一片土牆,居然是貨真價實的大金城牆遺跡,忙不迭又繞路往城牆而去。就在前往古城牆遺跡途中,赫見「啟運書院」的題字,題字者是已過世的國學大師愛新覺羅毓鋆 ,毓老除了出資修建這座書院外,我們稍後前往的永陵,他亦資助整修。

啟運書院的題字是愛新覺羅毓鋆所題,這個書院也是他捐助修建的,但這裡現在變成赫圖阿拉的某一個行政中心了(黃麗君攝影)
貨真價實的大金城牆遺跡(黃麗君攝影)
城牆遺跡近照(林書寧攝影)

下午四時結束了赫圖阿拉行程,經入口管理處的服務小姐告知,往撫順的最晚車班是五點,但我們想前往永陵參觀,考量之下,決定不搭客運去撫順,請服務小姐幫我們叫車,包車前去永陵,再從永陵去撫順市區,這樣就不用太趕了。如此行程的包車價格是人民幣260元。

原先我們一心想去費阿拉,但服務小姐得知後,極力勸退我們,說費阿拉是完全到不了的地方。我們在勸說下也不敢貿然行動,只得放棄,打算參觀完永陵之後就搭車去撫順市區。但上車之後,實在難耐一窺費阿拉的念頭,不停拜託司機載我們去看費阿拉一眼,直到永陵鎮上,司機見說服不了我們,同意加價20元後往北折返前往費阿拉。


費阿拉位於永陵鎮的二道河子村,遺址已是被水田包圍的橫崗,離人車能行的道路有一段距離,必須先穿越水田,再爬過小丘陵,才能到該地,我們此時只能站在田邊小道上遠眺了。司機大哥說早年馬路旁還有一塊小石碑,上書「費阿拉遺址」,但那塊小石碑後來被移走,所以只剩當地人才知道原來的地方在哪裡。
  
中間那排山丘,據說就是費阿拉的遺址(黃麗君攝影)

在費阿拉稍作停留後,我們便驅車直奔永陵,抵達時,只剩半小時就關園了,我們只能把握最後時間進去參觀。永陵曾因戰火毀損,1993年毓鋆老先生號召重修而成今日規模,2004年永陵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永陵正紅門前方的道路,可以清楚看見永陵規制中並無華表、石像生等物(林書寧攝影)
永陵的正紅門,相較瀋陽的福陵、昭陵;北京的東陵、西陵,其以紅木柵欄為門,且形制相對矮小,甚有特色(林書寧攝影)
陵寢區的四座神功聖德碑亭,依照昭穆制度,由左而右分別是景祖、肇祖、興祖、顯祖的碑亭,裡面立著努爾哈赤直系四世祖的神功聖德碑文(黃麗君攝影)
肇祖孟特穆的神功聖德碑文,由滿蒙漢三體文字刻成(林書寧攝影)

啟運殿後寶城,寶城上有神樹一株,乾隆東巡時曾為之作〈神樹賦〉一首,原樹已遭雷擊,此榆樹為後來新栽者。榆樹下乃興祖福滿的墳包,其東北方是肇祖孟特穆的衣冠塚,至於左、右兩邊微微隆起的土丘,分別是景祖覺昌安、顯祖塔克世的墳包。


啟運殿與背後的啟運山,啟運山即尼雅滿山(林書寧攝影)
啟運殿後寶城上神樹 (林書寧攝影)

草草看過碑亭、啟運殿及殿後墳包與神樹後,因為園方急著關門,差點被關在裡面過夜,只好快步離開陵區,上車往撫順方向而去,結束短暫而緊湊的新賓之旅。



(臺灣大學歷史系黃麗君、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林書寧 )

2012年6月10日 星期日

中世紀時期的蒙古人 The Mongols in the Middle Ages


國立中正大學西洋中世紀研究中心
100 學年度第2 學期 學術系列講座(三)

今年(2012) 5 月17 日,本中心邀請歷史系甘德星老師分享其對西歐中世紀時期蒙古世界帝國的研究。講題為:「中世紀時期的蒙古人」。甘老師首先介紹其參訪國立蒙古大學蒙古語言文化系善本圖書室時所拍攝的文獻圖片、元上都舊址的空拍圖、阿爾泰文字的演變等等,讓同學對蒙古草原民族之歷史文化背景先有粗略的了解。


 Güyük 汗印

甘老師指出中世紀的蒙古是一個橫跨歐亞的大帝國,帝國內人種複雜,在帝國內移動遷徙的人為數眾多,其間所涉及的旅行與文化問題、異民族的想像,個人的記憶、視野的轉變都頗堪玩味。方濟會傳教士 John of Plano Caprini (c.1180 - 1252) 的Ystoria Mongalorum quos nos Tartaros appellamus 及Liber Tatarorum 二書,對 Güyük 汗治下蒙古風俗的描述, William Rubruck(c.1220 - c. 1293) 所寫的Itinerarium對十字軍、傳說人物Prester John 的考察,以及另一聶司托里派的傳教士Rabban Sauma (c. 1220-1294) 由大都到伊利汗國,再由伊斯蘭世界至歐洲大陸的記載,都是探究中古蒙古帝國的有趣素材,更遑論國際商人馬可波羅(1254-1324/5)在《東方聞見錄》中,對從威尼斯至中國路途上,其所體驗異文化的種種記述。雖然部分的歷史學家相信馬可波羅沒有到過中國,認為所謂的《東方聞見錄》是他道聽途說之作,不過《永樂大典》中所載三位護送元朝公主闊闊真遠嫁伊利汗國的使者兀魯、阿卜施哈、火者,與《聞見錄》中提到他返回威尼斯途中同行的三人,名字完全相同,可見馬可波羅的確到過中國。這些13世紀的載錄,對日後歐洲文學中所出現的蒙古題材皆有著極其密切的聯繫。法國作家Léon Cahun 所寫的La bannière bleue (1877)、俄國的近代作家Ваcилий Ян(原名Bacилий Григорьeвич Янчевецкий) 所寫的蒙古三部曲тpилoгия Haшествие монгопов: романы Чингис-хан (1939),Батый (1942),К поспедцему морю (1955)在在都可窺見中古時期蒙古的影子。

在歐洲的記述中常稱蒙古為韃靼。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最先接觸了草原上的韃靼部之故。況且Tartarus~Tartaros 在拉丁文中意指地獄,這與當時蒙古被妖魔化的形象相合。甘老師說蒙古原無建立帝國的意圖。蒙古乃來自望建河畔的蕞薾小部。蒙古(Mongγol)一名即由此而來。蒙古在成吉斯汗以後的擴張主要起因於草原民族分封領地的需要。日後的四大汗國其實是以位於中國的元大都為中心,當時蒙古帝國文書中所用的紅色漢字大印就是最好的證明。




本中心王明月老師與同學熱切地向甘老師請益中世紀時期蒙古歷史之演變。此次講座中甘老師分享了許多寶貴的知識,讓同學見識到了歷史與文學深深相關的一面!此次的分享座談,能圓滿落幕須感謝甘老師以及同學的熱情與支持。


請參看「Mongγol~蒙古」一詞的來源與意義:「望建」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