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6日 星期五

滿文《馬可福音》是從哪一種語言翻譯而來的?



柳廷昊,第7(2016-17)滿文班(加開),學部大四生。以下是其學習滿文一年後的小論文。論文雖非鴻編巨製,但所論仍足供參考。文章由廷昊所作,本人僅略作修改。甘德星附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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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文《馬可福音》在19世紀翻譯出版,但翻譯的底本卻並不清楚。為了探尋《馬可福音》是翻譯自哪一種語言的版本,滿文《馬可福音》中的語音拼寫、文法結構、字彙字義都是重要的線索。

拉丁文本
首先我將探詢的重點放在拉丁文武加大Vugalte譯本上。從《馬可福音》標題的音譯看,拉丁文本是:Marcus /ˈmar.kʊs/,但滿文本卻翻譯成:Marqa /mɑr.kʰɑ/ -i ulaxa songqoi(按照馬可所傳遞的)。Marcus的第二個音節-cus被改為-qa,而且標題中還多了許多拉丁文版沒有的字。此外,在轉譯耶穌基督的名字時,同樣的問題也出現了。拉丁文的版本將耶穌基督寫做:Iesus Christus /ˈjeː.sʊs ˈkʰrɪs.tʊs/,但滿文本卻翻作Isus Heristos /i.sus xəris.tos/,不但耶穌的/e/音掉失,基督的/kʰ/音也被轉寫作/xə/。


再就語法與語意而言,滿文版《馬可福音》第一章開編首字porowyetasai(先知們的),與這個字下面的bithe-de,是用來翻譯相對於拉丁文本的scriptum est in Esaia propheta(在先知以賽亞的書中)。但拉丁文本裡的以賽亞(Esaia)並沒有翻譯出來,後面的propheta在拉丁文用的是單數的離格(singular ablative case),而滿文本卻是用複數所有格的porowyetasai。很明顯,滿文本並非按照拉丁文本翻譯而來。


葡萄牙文本
由於天主教是由葡萄牙人傳入中國,因此《馬可福音》有可能是翻譯自葡萄牙文本。但問題在於,葡萄牙語的福音書拼法evangelho,與滿文的ewanggelinum不同。葡萄牙語的h不發音,若滿文版是從葡語聖經翻譯過來,滿文版這個字的結尾也應該反映o的音,而非以–um結尾。此外,在葡語聖經第一章第二節中並沒有翻出拉丁文本的ecce(看哪!),但滿文本卻翻作tuwa(看!)。因此,可以推斷滿文聖經不是翻譯自葡文本。

德文本
在路德版德語聖經(Luther Bible)中,雖然in Esaia propheta是使用den Prophten的復數形態翻譯,但相異之處也不少,例如:約翰的名字,在拉丁文與德文中都拼作Johannes(Latin:Iohannes),但滿文卻是Iowang,少了一個h音;馬可的名字,德文版寫做Markus,與拉丁文的對音相近,但與滿文的Marqa不符。

就語法言,滿文版裡有很多地方使用了jalin(為了、替)這個字。例如,在第一章第三節的Biγan-de xôlara niyalma-i jilγan, ejen-i jalin juγôn-be dasata talu juγôn-be necin obu senhengge(在曠野中,呼喊人的聲音說的:為主修路,把狹路變成平坦),在路德版的經文卻是:Es ist eine Stimme eines Predigers in der Wüste:„bereitet den Weg des Herrn, macht seine Steige richtig!“(這是在曠野中傳道者的聲音:「準備主的道路,把他的窄路變直!」)。這裡,滿文的ejen-i jalin(為了主)與德文des Herrn(主的)並不一樣。這段文字,在拉丁文寫做:Vox clamantis in deserto parate viam Domini rectas facite semitas eius.(呼喊的聲音在曠野中,準備主的道路,把他的窄路變直),德文與之頗為一致,不管是des Herrn或Domini,意思都是所有格「主的」,但與滿文的ejen-i jalin卻對照不起來。

俄文本
如果滿文《馬可福音》既非翻譯自拉丁文、葡萄牙文,德文,那滿文《馬可福音》究竟是翻譯自哪個版本呢?有沒有可能是從俄語翻譯過來的呢?

我找到了俄語教會版(Russian Synodal Version)的《馬可福音》。以下先將《馬可福音》中的俄語音譯名詞與滿文對照,另加上拉丁語的對音與漢語翻譯:




滿

拉丁


МаркаMarka

Marqa 

Marcus

馬可

Иисус Христос
Iisus Xristos

Isus Heristos 

Iesus Christus 

耶穌基督

ИоаннIoann

Iowang 

Iohannes

約翰

ИудейIudej

Iodeye 

Iudae

猶太

ИерусалимIerusalim

Iyerusalim 

Hierosolym

耶路撒冷

ИорданIordan

Iordang 

Iordan

約旦

НазаретNazaret

Nasaret 

Nazareth

拿撒勒

ГалилеяGalileja

Keliliyeya 

Galilae

加利利

СатанаSatana

Satana 

Satan/ Satana

撒旦

СимонSimon

Simong 

Simon

西門

АндрейAndrej

Angderei 

Andre

安德烈

ЗеведейZevedej

Sabedei 

Zebedae 

西庇太

евангелиevangeli

ewanggelinum

evangelium

福音書

пророкprorok

porowyeta

propheta

先知

ангелangel

anggel

angel

天使

КапернауKapernaum

Qparnanum

Capharnaum

加百農


從上表可見,滿文的音譯與俄語非常相似,甚至把俄語的顎化音也清楚呈現出來,例如Галилея中的lе/lʲe/音,在滿文中寫作liye,第一節的第一個字porowyeta,儘管不是使用俄語的пророк這個字,而是使用拉丁文的俄語拼法профета,在轉換為滿文時,顎化音ye也正確標出。

從語法跟用字來看,俄文本也證明了滿文聖經是從俄語翻譯而來的。首先是《馬可福音》的標題。在俄語版本中,並不像拉丁文或德文本僅使用Marcus或Markus一個字,而是寫成от Марка,意即「來自馬可」。這與滿文的Marqa-i ulaxa songqoi(按照馬可所傳播的)翻法相似。這也是滿文《馬可福音》為何不直接寫成Marqa-i enduringge ewanggelinum(馬可神聖的福音書),而是寫成enduringge ewanggelinum Marqa-i ulaxa songqoi(按照馬可所傳播的神聖的福音書)的原因。

前面我們也提到,滿文《馬可福音》開頭第一個字是porowyetasai,所使用的是porowyeta的複數形所有格,這與俄文本的пророков(-ов, plural GEN)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第一章第三節的ejen-i jalin juγôn-be dasata(為主準備道路)對照俄文本為:приготовьте путь Господу(準備道路給主),這邊的Господу使用與格(-у, singular DAT),意義上代表「給予某人」,與滿文的 -i jalin的意義類似。

滿文本的一些字,在拉丁本裡面找不到。在俄文本第一章第十二節:немедленно после того Дух ведем Его в пустыню(在那時不久之後,聖靈引領他前往曠野)中,после того(在那之後)是拉丁文本沒出現過的。拉丁文這段的文字是Et statim Spiritus expellit eum in desertum(於是不久,聖靈引領他前往曠野)。這邊只出現statim代表「瞬即、不久」,與俄文並不是對譯得很齊。不過,немедленно после того(在那不久之後)這樣的翻譯卻在滿文本裡面出現對應的tereci γôdaxaqô(從此不久)。此節的滿文原文如下:Tereci γôdaxaqô enduri imbe biγan-de yarume γamaxa(從此不久,神引領他往曠野)。

接下來的第十三節也出現拉丁文本沒有的字詞:И был Он там в пустыне сорок дней, искушаемый сатаною, и был со зверями, и Ангелы служили Ему(而他在 那 曠野四十天,考驗由撒旦與動物來,而天使則服侍他)。這句的拉丁原文是:Et erat in deserto quadraginta diebus et quadraginta noctibus et tumptabatur a Satana eratque cum bestiis et angeli ministrabant illi.(而他在曠野四十個早上與四十個晚上,考驗從撒旦與野獸們而來,而天使們則服侍他)。拉丁文中沒出現俄文的там(那)字,但滿文本中卻出現tere這個對譯字(I tere biγan-de satana-de cendekušeme dehi inenggi bifi, gurgu-i sasa bihe, geren anggel imbe eršeme uiilehe/他在那曠野被撒旦考驗四十天,與野獸同在一起。眾天使服侍他)。

滿語本第二十二節Geren gemu ini tacihiyan-be ferguwembihe. I cembe tacihiyara-de. utxai tooselame tacihiyaxa. tuttu bithe-i niyalma-i tacibure-ci encu ojoro turgun.(所有人都驚奇他的教誨,當他教導他們時,如同用權力教導。因為與文人的教導不同的緣故...)中utxai一字,即「如同」,而非「就」的意思。這個字其實是翻譯自俄語本的как(И дивились Его учению, ибо Он учил их, как власть имеющий, а не как книжники./且驚訝他的教誨,因為他教他們,如同有著權力),此即拉丁文本的quasi(et stupebant super doctrina eius erat enim docens eos quasi potestatem habens et non sicut scribae/以及著迷在他的教導之上,因為教導他們如同有著力量,且不像書上的)。

就語音與語法言,滿文聖經與俄語本聖經對譯得非常整齊,很多拉丁本沒有的字也出現在滿文聖經裡,這都讓我們可以確定滿文聖經是從俄文本翻譯而來的。可是,在滿文本中有許多字的拼音與俄文本的拼寫有些出入,如ewanggelinum(福音書)、porowyeta(先知)這兩個字。在俄文本裡,這兩個字分別為евангели與пророк,這似乎意味著俄國傳教士在翻譯《馬可福音》時,並非完全使用俄語的字彙。在拉丁文,這兩個字分別轉寫為evangelium與propheta,而希臘文則轉寫為εὐαγγέλιον(euaggelion)與προφήτης(prophetes)。按照滿文聖經ewanggelinum與porowyeta二字的轉寫,這兩個字最有可能來自於拉丁文,因為–um與 -a的字尾是拉丁語的字尾。

單從《馬可福音》第一章的前幾節來看,滿文聖經應是翻譯自俄文本,而一些特別的字詞則最有可能參考了拉丁文本的轉寫。然而,鑑於《新約》最早的版本為希臘文,因此這些拉丁化滿文有可能最終來自希臘文。在《舊約》中,拉丁文本跟希臘文本的音譯都源自於希伯來語。如夏娃這個名字,在《舊約》的拉丁文與希臘文的拼寫便分別拼作Havam與Εὔα(Eua),要確定這些字是從拉丁文或希臘文而來,再參閱《舊約》似乎有其必要。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柳廷昊)


2017年6月8日 星期四

明代女真史研究

 
 


作者: [日]河內良弘
出版社: 遼寧民族出版社
譯者: 趙令志 / 史可非
出版年: 2015-3
定價: 78.00元
ISBN: 9787549710287



【內容簡介】
《明代女真史研究》系日本著名滿學研究學者河內良弘的學術著作,,1992年、該書由同朋舍出版本次系由中央民族大學趙令志教授等翻譯在國內出版。書中的各篇論文,既獨立城篇具備獨到的見解,又按著明代發展順序把其像網狀一樣緊密地結合起來。據此我們便可綜合把握女真社會的方方面面以及努爾哈赤登場前夜的歷史發展脈絡。也就是說,河內先生的著作對明代女真史描繪了一個清晰的全景,在明代女真史研究中可謂翹楚。

《明代女真史研究》簡介
《明代女真史研究》分前後兩部,共21章。第一部的研究範圍從明代初期、高麗末期至天順年間、朝鮮世祖的前半期,第二部的研究範圍從成化年間、朝鮮世祖後半期到明代後期。為了瞭解河內先生研究業績的一部分,以下選其六章內容作一介紹。

第二章(建州左衛的對外關係)這一章是一個以女真與朝鮮、明朝的外交關係為主軸,探索從14世紀後半到15世紀前建州左衛歷史的長篇。1395年斡朵裏部的酋長童猛哥帖木兒開始向朝鮮進貢,並且以後從禮儀和貿易上考慮被延續下來。同時明永樂帝的女真招撫策也漸漸顯效,永樂三、四年之交,童猛哥帖木兒開始朝貢明朝並被任命為建州衛指揮使。據此,童猛哥帖木兒原則上與朝鮮處於同等的地位,成為明朝—羈縻衛的首領,從而斷絕了與朝鮮的關係。然而,與朝鮮斷絕外交和貿易往來,對於建州左衛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損失。為了抓住交涉的契機,童猛哥帖木兒繼續努力,1424年由於獲得了明朝的諒解,朝鮮與女真恢復了關係。當時,朝鮮已經認識到女真是受明朝冊封的外臣,與女真的交涉通常也考慮明朝的因素,雖然沒有把女真當作一個朝貢國,但把女真的朝覲看作“慕義求見”的華夷思想卻根深蒂固,沒有把其當作對等鄰國來接待的意識。1433年,童猛哥帖木兒在阿木河事變中被殺,建州左衛失去了中心領導者,朝鮮的勢力滲透開始有了轉機。朝鮮認為,斡木河本來就是朝鮮的領土,只不過是被童猛哥帖木兒借去了而已,設於斡木河一隅的會寧鎮無論從名義上還是從實際上都置於它的管轄之下,後來明朝也對此予以默認。女真人對於朝鮮和明朝雙方雖仍以宗主國事之,實行等距離外交,但後來隨著圍繞建州左衛的遼東移住與殘留女真人審問等問題,不斷與朝鮮和明朝發生爭執,女真人開始萌生了對大國的不信任感。河內先生的論文第一次闡明了女真人在當時複雜的多邊關係中一直苦苦探索的、獨立的外交立場,同時也徹底解明瞭朝鮮的對女真外交問題。

第六章“遷徙與農業”這一章對於1411年至1440年間建州女真九次遷徙的理由與季節進行了分析。有關女真族被迫遷徙的原因,大多認為來自於朝鮮、蒙古、兀狄哈等外來勢力的壓力。但遭受突然襲擊的情況除外,遷徙的開始時間大多集中於三、四月份。對於女真來說,這個時間正好是播種期,為了能在新的遷徙地收穫穀物,他們必須在這個時間到達目的地。女真社會基本靠農業,因此女真人的活動受到農業季節的制約,遷徙時間需要有目的的選擇。這些在河內先生的論文裏都給予了明確的論證。

第八章“忽刺溫兀狄哈朝覲朝鮮”過去對於海西女真沒有專論研究,這一章從對與朝鮮的外交、貿易關係這個側面進行了分析。關於1432年冬的閭延入侵事件,朝鮮開始以為是建州衛所為,並於第二年對建州衛進行了攻擊,幾年後,才知道是忽刺溫兀狄哈所為。其後由於忽刺溫兀狄哈及周邊諸部族不斷侵犯朝鮮北部邊境,朝鮮把斡朵裏部的毛多赤安排到忽刺溫兀狄哈的附近,結果從1437年8月的嘔罕河。B巴河衛人開始,忽刺溫兀狄哈的各勢力的使節都陸續地派往朝鮮。他們希望通過對朝貿易得到馬匹,但隨著朝覲者及接待費用的增加,朝鮮開始對此加以限制,1440年忽刺溫兀狄哈再次入侵閭延,使朝貢朝鮮走近尾聲。在這篇論文裏,根據《李朝實錄》作成了{忽刺溫兀狄哈朝鮮來國表),同時對《李朝實錄》和《明實錄》互相參照,詳細闡明了忽刺溫兀狄哈各衛朝覲者的實質。

第十三章“趙三波組織”這一章對女真社會內部存在的民族主義組織的萌芽進行了論述。1460年申叔舟對兀良哈諸部落進行了攻擊,此後這一帶雖逐漸回復了和平,但1461年懷有復仇心理的毛憐衛的姻親又對義州進行了攻擊。作為領導人之一的趙三波,吸收申叔舟戰亂後從朝鮮東北流入婆豬地方的大量難民,勢力急劇膨脹。從把對外國的復仇作為目的這一點來看,它顯然是一個民族主義組織。另一方面建州衛的首領李滿柱,聲稱自己與趙三波沒有關係,只求保護本族的安寧。兩者最終成為兩股對立的勢力。這一論旨貫穿第二部始終,也成為這一著作的一個特色。

第十八“貂皮貿易的展開”這一章是第一次詳細論證成化年間至明末與明朝、朝鮮進行貂皮貿易的劃時代的論文,隨著貂皮在明朝國內的流行,成為壓倒其他女真特產的貢品。稍後十年左右,貂皮在朝鮮也開始流行。當時朝鮮國內的貂皮生產逐漸減少,又趕上女真人也有了珍視從黑龍江傳來的優質貂皮的風氣。朝鮮與女真的貂皮貿易不間斷地延續下來。女真人通過貂皮貿易從朝鮮輸入了耕牛和農具,促進了女真社會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和向農耕社會的轉型。同時隨著貂皮在中國和朝鮮的流行,從西伯利亞到消費地形成了一個很長的交易通道,開始出現了固定的交易市場。女真商人頻繁往來于交易通道,獲取了莫大的利益。最終在他們當中出現了積聚財力,迅速膨脹為能與舊部族長勢均力敵的強者,作者認為是這些人對女真社會的政治秩序進行重建。

第二十一章“建州三衛的消滅與新勢力的興起”這一章論述了明末女真各組織內部政治秩序的重建並對努爾哈赤的出現進行了展望。由於成化三年、十五年明朝和朝鮮的出兵,建州三衛首領的勢力逐漸衰弱,他們的系譜和事蹟也不見記載。與此相對的是,大約從正德末年開始,與建州三衛首領在家系上沒有淵源的人,以三衛都督的稱謂來明朝的朝覲,並晉升為都督等。這說明一個問題,明朝改變對女真人的授權規則雖是一個原因,然而那些對都督權威並不怎麼顯得必要的人卻最終稱為被人景仰的組織領導者。他們最早在女真部族中雖都屬於卑賤下層成員,然而經過長年從事商業活動和聚了財富,具備了與舊部落酋長勢均力敵的勢力。這樣的領導人有王果、王兀堂,還有在撫順從事馬市貿易的努爾哈赤的祖父等。平息部族間糾紛,解決有關國際地位和貿易上的懸案,針對各種問題立政權組織是他們的共同願望。努爾哈赤的登場是那個時代眾望所歸的表現。

《明代女真史研究》中的各篇論文,既獨立成篇具備獨到的見解,又按著明代發展順序把其像網狀一樣緊密地結合起來。據此我們便可綜合把握女真社會的方方面面以及努爾哈赤登場前夜的歷史發展脈絡。也就是說,河內先生的著作對明代女真史描繪了一個清晰的全景,在戰後研究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另外,河內先生的著作出版後,又發表了《李滿柱與大金》(載《松村潤先生古稀紀念清代史論叢》汲古書院1994年)、《關於明代女真的外交文書》(載《東方學會創立五十周年紀念東方學論集》1997年)等有關明代女真史研究的重要論文。


2017年5月24日 星期三

西文近著與新清史


中華「帝國」1833


帝國轉向

在東亞,新清史的接受度不高,極端者甚至將之視作「西方帝國主義的標本」。面對東亞學者的質疑,西方學者不得不重新思考將清朝視作為帝國的正確性。

近閱西方有關清史新著二種,Managing Frontiers in Qing China (2017)及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9. Part 2, The Ch'ing Dynasty to 1800  (2016) ,其書前的序言或導論都提到新清史的「帝國說」。他們或對之存疑,不置可否,如Nicola Di Cosmo在Managing Frontiers in Qing China 的序言所說的;或多方辯解,説明empire一字在書中的意涵,如Willard J. Peterson在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9. Part 2 Introduction: The Ch'ing dynasty, the Ch'ing Empire, and the Great Ch'ing Integrated Domain 所說者。

我的初步結論是empire肯定和大清國沒有太大的關係,正如將帝制時代的各朝稱作「帝國」是不正確的一樣。漢帝國、唐帝國、明帝國等稱謂是張冠李戴,在歷史上是不存在的。

 

Nurγaci 

清帝御名

另一關注點是新清史學者雖提倡利用滿文文獻,但效果不彰。在劍橋史中,Nicola Di Cosmo所著The extension of Ch'ing rule over Mongolia, Sinkiang, and Tibet, 1636-1800 一章中,清太祖、太宗的御名採用了完全錯誤的拼寫法:Nurhaci 及 Hung Taiji. 滿文文獻如玉牒都不是這樣寫的。


Xong Taiiji


Managing Frontiers in Qing China 一書中,P. Crossley說Hung Taiji的拼寫法是conventional也是不正確的,除非她說的是conventional mistake( p.93, note 3).

該書編者之一的賈寧用了更奇特的方法拼寫皇太極的滿文御名:Hūwangtaiji (p.2, note 6)。在滿文檔案中,清太宗的滿文御名,正如乾隆皇帝 Hung Li 等御名一樣,都是分寫的。賈寧據安雙成所編的滿漢大辭典,頁1146所載的清太宗御名也分寫作 Hūwang Tai Ji 。在清代,只有一般滿人名字得連寫,宗室貴冑的名字,包括皇帝御名不連寫。有關這點,陳捷先論之詳矣(QSZB, 1:212-15)。

據滿文文獻所記,清太祖、太宗二人的滿文御名,按較精準的轉寫法,應寫作:Nurγaci 及 Xong Taiiji. (見The Romanization of the Early Manchu Regnal Names)。到目前為止,就我所知,西方學者能將入關前太祖,太宗二人的滿文御名正確拼寫的只有Kent Guy 一人。




(中正大學滿文研究班甘德星)

2017年5月16日 星期二

《劍橋中國史》,卷9,2分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9, Part 2, The Ch'ing Dynasty to 1800  (2016)





 
 
Contents
Introduction: The Ch'ing dynasty, the Ch'ing empire, and the Great Ch'ing integrated domain / Willard J. Peterson --
Governing Provinces / R. Kent Guy --
Taiwan prefec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John Robert Shepherd --
The Extension of Ch'ing rule over Mongolia, Sinkiang, and Tibet, 1636-1800 / Nicola Di Cosmo --
Tributary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osǒn and Ch'ing courts to 1800 / Lim Jongtae --
The emergence of the state of Vietnam / John K. Whitmore and Brian Zottoli --
Cultural transfers between Tokugawa Japan and Ch'ing China to 1800 / Benjamin A. Elman --
Ch'ing relations with maritime Europeans / John E. Wills and John L. Cranmer-Byng --
Catholic missionaries, 1644-1800 / John W. Witek --
Calendrical learning and medicine, 1600-1800 / Chu Pingyi --
Taoists, 1644-1850 / Vincent Goossaert --
Arguments over learning based on intuitive knowing in early Ch'ing / Willard J. Peterson --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in early Ch'ing: Three cases / Willard J. Peterson --
Dominating learning from above during the K'ang-hsi period / Willard J. Peterson --
Political pressures on the cultural sphere in the Ch'ing period / Wang Fan-Sen --
Changing roles of local elites from the 1720s to the 1830s / Seunghyun Han.


2017年5月13日 星期六

懷念愛新覺羅 .瀛生老師 (1922─2013)

 
 
 


昨天是瀛生師的忌日。瀛生師是2013年5月12日去世的。2005年雞年趁赴京時,與學棣黃麗君晉謁瀛生師,後由同行的北京社科院滿學所徐丹俍先生作東,於「簋」街某京味飯店宴請瀛生師。席間瀛生師一時興起,親書滿文「福」字一紙給我留作紀念,並明言日後用毛筆再寫一幅,可惜未及完成而瀛生師已駕鶴西歸矣。 於滿語之學,瀛生師惠我良多。今於瀛生師忌日翌日,特綴數語,並將瀛生師所書滿文「福」字附於後,以示不忘師恩。






國立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恭書




2017年5月12日 星期五

17-18世紀清朝滿文文史資料


Schriftliche mandschurische Quellen zur Geschichte und Kultur des Qing-Reiches des 17. und 18. Jahrhunderts

Tatjana A. Pang
 





Veröffentlichungsangabe: 
Wiesbaden : Harrassowitz Verlag, 2015

Umfang: 
X, 247 Seiten : Illustrationen

Schriftenreihe: 

Werktitel: 
Mańčžureskie piśmennye pamjatniki po istorii i kulʹture imperii Cin XVII - XVIII vv.

Hochschulschrift: 
Dissertation, Universität St. Petersburg, 2006

ISBN: 
978-3-447-10511-8


Die mandschurische Literatur erlebte ihren Aufschwung in der ersten Hälfte des 17. Jahrhunderts. Wesentliche Faktoren waren dabei neben der Entwicklung einer eigenen, aus dem Mongolischen abgeleiteten Schrift die Eroberung Chinas und die Gründung des mandschurisch-chinesischen Kaiserreiches. Die Anfangszeit war durch enorme Übersetzungsleistungen aus dem Chinesischen gekennzeichnet - und da die Mandschusprache mit ihrer klaren Grammatik ein gutes Hilfsmittel beim Erlernen des Chinesischen war, wurde sie in sinologischen Kreisen gern als eine Art Eselsbrücke abgetan, die nichts Eigenes böte und nur aus Übersetzungen bestünde. In ihrem Buch über die Blütezeit der mandschurischen Literatur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legt Tatjana A. Pang, Kuratorin der umfangreichen Mandschubestände des Instituts der Orientalischen Manuskripte (Russ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dar, dass entgegen landläufiger Meinung doch ein erhebliches Corpus an eigenständiger und wichtiger Mandschuliteratur existiert, dessen Bestandteile bisher teils unbekannt waren, teils vernachlässigt wurden. So ist die historische Forschung über die Frühzeit der Mandschuherrschaft ohne die mandschurischen Quellen inzwischen nicht mehr denkbar. Die Autorin gehört weltweit zu den besten Kennern des Materials, und so lag es nahe, ihr Handbuch in leicht aktualisierter und ergänzter Form dem westlichen Publikum vorzulegen - zumal es bisher nur Skizzen gibt, aber keine detaillierte Geschichte der Mandschuliteratur in westeuropäischen Sprachen existiert. Mit ausführlicher Bibliografie sowie Register und Abbildungsteil.


2017年5月10日 星期三

Elliot Sperling (1951-2017)





FEB. 2, 2017: A leading figure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of Tibet and Tibet-China relations, Prof. Elliot Sperling has passed away few days ago in his apartment in Jackson Heights, New York. The prominent historian was 66 years old.  He is survived by his daughter Coline.

Sperling spent almost three decades on the faculty of Indiana University's 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also serving as th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intermittently. He was a recipient of the MacArthur Fellow Program.

The historian encountered Tibetans in exile during one of his many trips to India and subsequently switched his field to East Asian Studies. 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Early Ming Policy toward Tibet: An Examination of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Early Ming Emperors Adopted a "Divide and Rule" Policy toward Tibet, in 1983 was received highly in the international circuit.

2017年5月8日 星期一

歷史中國的內與外:有關「中國」與「周邊」概念的再澄清

 

 

作者: 葛兆光
ISBN13:9789882370142
ISBN9:988237014
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2017/05/12


目錄
引言 「從周邊看中國」到「歷史中國之內與外」 xv

壹 「周邊」的重新界定:移動與變化的「中國」 1
一 從〈禹貢〉到《史記》:「九州」與「中國」
二 統一與統合:帝國內部政治、制度與文化的同質化
三 內與外:古代敵國的爾疆我界
四 有疆無界:移動的「周邊」

貳 成為「中國」:「外」何以成「內」 27
一 從《職貢圖》說起:「朝貢之邦」與「神州帝宅」
二 「胡化」與「漢化」:帝國向南再向南
三 宋明之「中國」:仍是「九州」?
四 歷史的頓挫:大清帝國的擴張

參 成為「外國」:「內」何以成「外」 47
一 「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北宋的西北與西南
二 「限山隔海,天造地設」:安南成為異國
三 「少虧尺寸」:帝國疆域贏縮之無奈

肆 核心與邊緣:凝聚、雜糅、延續 67
一 「歷史過程」:如何書寫「中國」形成的歷史?
二 制度、社會與文化:「中國」得以延續的基礎
三 穩定的、移動的和交錯的
四 傳統帝國與現代國家的糾纏

伍 重思所謂「漢化」、「殖民」與「帝國」 85
一 政治史與文化史:如何重新理解「漢化」
二 同與異:大清帝國也是「殖民主義」嗎?
三 何謂「帝國」:歷史中國何時是帝國?

結論 如何解釋「中國」?

在現代概念與古代歷史之間 123

附錄 對「天下」的想像

一個烏托邦想像背後的政治、思想與學術 131

後記 199

引用文獻 205








2017年5月7日 星期日

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 第8輯

 
 
 


 出版社: 科學出版社
出版年: 2015-5
頁數: 636
定價: 138.00
 ISBN: 9787030461292



目錄

馮其庸先生西域論著目錄
文本中的歷史:藏傳佛教文本的形成及其歷史傳統的創建——兼回顧和評論近年來西方學界的藏學研究成果
北大簡《老子》釋文指瑕
“海”和“海子”:“北中”語言現象
對人的狩獵:比較優勢視野下的內亞戰爭技術與軍事傳統
再議胡服騎射
烏孫古讀考
“嗻”字語源考
《法華經。陀羅尼品》梵漢對音所反映的隋唐漢語聲調
從梵文字母表的音譯漢字看古代漢語的聲調
南朝宋齊譯經對音的漢語音系初探
再談梵漢對音與“借詞音系學”的幾個問題
從漢越語看中古漢語梗攝有舌面音韻尾之可能性
梵漢對勘在漢譯佛典語法研究中的價值
早期大乘佛典書面流傳舉證:“梵志”與“樓至”
提雲般若譯《智炬陀羅尼》咒語對音研究
梵漢對勘“不空絹索咒”——以閣那崛多與菩提流志的漢譯為中心
義淨譯《佛說大孔雀明王經》中的唐代北方方言聲母系統
一件新出於闐語世俗文書
巴楚縣文物管理所藏龜茲語木簡與據史德語陶罐肩部銘刻
暾欲谷碑所見古突厥文詞彙“騰格裏”(□)釋讀
《大乘要道密集》篇目解題
西夏文《能照無明》考釋
公哥寧卜所造《續部總安立》譯註
漢譯《(吉祥喜金剛本續王)後分註疏》第二品文本解讀
尼古瑪六法略述
西藏甘丹彭措林寺色究竟天殿壁畫內容辨識與研究
Tibetan Buddhism Meets Protestant Christianity:A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s of Ma yang Pandita with Cecil HPolhill near Xining,Qinghai,on January 14-16,1 890
Local and Trans10cal Beings:the Cult ofGuandi in Tibet
乾隆帝御用藏密瑜伽修行實典《究竟定》編譯背景考——附論乾隆帝的藏傳佛教信仰
禦製四體合璧《重修正定隆興大佛寺記》碑——章嘉國師、文本及多語體翻譯
清代克什克騰旗的兩幅遊牧圖
清朝征服汗哈屯烏梁海資料評析與史實考述
老滿洲文字音考
拉達克協助清朝緝拿大小和卓考述
謝恩——西藏史研究回顧
《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八輯作者名錄


延伸閱讀:
《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 第七輯
《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六輯




2017年4月24日 星期一

女真首領的選擇突破血緣局限


(Updated version with typos corrected, 4/24)


弘治十二年十二月與十三年十一月,建州衛都督完者禿連續到北京朝貢,他是李滿住的嫡親。十四年四月,完者禿致仕,並且為兒子向朝廷請求賜祭。已經繼其位的兒子弗剌答死了,所以完者禿再次朝京。朝廷答應了他的請求,賜建州衛都督僉事弗剌答祭,從其父致仕都督完者禿請也。該年完者禿以正職身份進京,第二年就沒有了正職身份,所以推定弗剌答就是弘治十三年年底襲父職,不幸的是轉年其父就進京報喪。正當壯年暴死只有兩種可能,一是病死,二是被殺,從那個競爭十分激烈的時代特點來看,後者的可能性較大。

弘治十四年正月,而建州等衛都督察安察等亦乞每衛許十人入貢,又來貢指揮人乞隨帶舍人一名。這條史料證明建州衛當時還有名曰察安察的人為其都督。一個衛同時有兩個最高官,只能承認建州衛的部眾也要分成兩部分。弘治十五年三月,建州及建州左、建州右衛女真都督等官脫羅、克禿伯、尚哈、剌蔔答、塔失等各來貢,賜宴並采緞、衣服等物各有差。5位進貢的都督各自來貢,也就各率下屬各領部眾,衛所的分裂是固然的。從弘治十七年二月的記載得知尚哈是建州右衛都督,建州右等衛女真都督等官尚哈等,並建州左等衛女真都指揮鎖魯塔等各來貢。(《明孝宗實錄》卷173庚辰條 170丙辰條 185丁醜條 208辛丑條)弘治十四年以後建州三衛最高首領都督級人員有:建州左衛脫羅與董重羊;建州右衛有蔔花禿與剌哈;建州衛有完者禿、察安察、尚古與短命的弗剌答,和分不清衛系的克禿伯、剌卜答、塔失等。

從以上各條看到,建州三衛都督朝貢、賜賞時,並沒有指出其家族世系。這證明世襲已經不重要了,這是女真與明朝雙方都認可的,即都督繼承人由原來嫡親變成了嫡親與非嫡親同時並存。

正德元年四月建州左衛故都督僉事脫羅子脫原保¨¨¨,各襲原職。(《明武宗實錄》卷12癸亥條)脫羅作最高首領38年。

正德二年四月建州右衛都督卜花禿死去,賜故建州右衛都督卜花禿及海西亦迷河衛女直都督僉事捏克祭各一壇,從其子乞,禮部為之請也。以後沒有指出為父求祭的蔔花禿之子繼襲職位的記載,證明在建州右衛血親繼承習慣到此為止了。

正德四年三月命建州衛舍人童子襲其父弗剌答職,為都督僉事。(《明武宗實錄》卷25申條 48丙午條)童子是李滿住的嫡裔,他襲父職是在弗剌答死去8年(弘治十四年到正德四年)之後。他為什麼沒有馬上襲職呢?這只能解釋為建州衛不再接受血緣繼承的傳統了。在8年的時間裏,他贏得了部眾或者一部分部眾的擁護,如此他才有資格赴京請授職。他任職的時間較長,到正德十六年四月還率隊朝貢。建州衛夷人都督等官童子等二百五十一名來朝貢馬,給賞緞絹鈔錠衣服有差。(《明世宗實錄》卷1辰條)

追究發生這種情況的原因,首先來自建州女真社會內部的變化。弘治十六年三月,兵部複奏:建州寄住毛憐女真歲有來朝之數,對於這些人明朝怎樣看待和處理呢?其向化之情有可憫念,宜令鎮巡等官支給官庫錢糧,參酌禮部賞格量加犒賜,發回原地,仍令通事備為省喻。從之。這裏記述了寄住毛憐建州人,到邊關要求進京上貢,明朝可憐他們但沒有批准進京,而是令在邊關行賞發回原地,說明這些人沒有了作為都指揮、都督等實際意義,也就不受明朝待見。就是這樣情況,普通女真人也沒有可能或資格,要求來朝貢者必是原來的首領。

可是明朝為什麼不接見他們?很明顯他們 寄住別地。這種寄住肯定不是串親戚,因為短期離開本部沒必要在進京這樣週期長的活動中提及。長期住別地必定在自己本部已無居住的可能了,就是被趕出去了。是競爭中敗下陣來的原來首領。(《明孝宗實錄》卷197乙亥條)關於寄住的情況不止此一條,前此弘治十八年冬十月丁巳,寄住毛憐等衛女真林脫脫等乞入貢,禮部復議聽每歲五人入關,從之 (《明武宗實錄》卷6丁巳條)原首領被擠出本部落的情況在當時並不少見,擠出去就是剝奪了其在本部落的首領地位。

女真社會內部的競爭使血緣關係的約束性大為減小,同時對非原來首領家族成員作首領的排斥性也在減小。矛盾、競爭不止,則血緣的束縛必然不斷鬆弛。繼之而來的是靠能力樹立起來的權威。女真人走出了血緣時代,進入了英雄的時代。 

當然女真人觀念的改變必然影響到明朝,因為明朝的出發點不是維護女真社會的什麼,而是使女真人安定不擾遼東為原則,授任首領既以此為最高目的,則授職的條件就會隨著女真社會的接受狀況而改變,選擇為部眾所接受的人授職。

弘治六年五月在朝廷中就發生了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大通事錦衣衛帶俸指揮僉事王英說:永樂年間各衛所授都督等官,一直是中國藩籬,最近情況發生了變化,比來各官不能約束,以至邊方多警,所以他建議今後各衛掌印都督若歷任無過,所部未嘗犯邊者,仍許襲原職,否則指令襲指揮使,別選眾所信服者升任都督 他把能服眾作為唯一條件。

 兵部從實際出發進一步完善了王英的提議。以各官承襲已久,一旦革去恐起釁端,此後海西、建州三衛女真,成化以後陳乞升者,指揮以下仍舊承襲,其都指揮以上至都督有故者,必審其部下無人犯邊,子孫能繼志者,許其承襲。否則革去求升之職,自左右都督以下至都指揮僉事,各遞減一級,這是指有血緣根系求襲職的情況,而且只許求升一次。另論個人間有能嚴輯部落,還我擄掠,擒捕犯邊夷人,並歸我漢人之逋逃者,具奏升賞。皇帝批准了這個兼顧各方利益的意見,從之。(《明孝宗實錄》卷75乙亥條)明朝政策的這一改變促進了女真社會的競爭,推動了優秀人才的脫穎而出。

    嘉靖年間是人才輩出的時代。嘉靖二年五月建州右衛都指揮僉事牙令哈為都督僉事。六月,都給事中許複禮曰:頃朵顏衛夷人把兒孫、建州右衛都指揮僉事牙令哈等,各以送回人口,守臣言其功,因授把兒孫千戶,牙令哈都督僉事。有人對牙令哈授職有異議,兵部複言牙令哈歷年效勞,在邊守法,與把兒孫不同。皇上裁決牙令哈仍與都督。牙令哈之所以受到兵部和皇帝的認可,一個原因是效勞守法建州等衛女真都督撒魯都等入貢。嘉靖三年二月建州、海西等衛女真都督掃撒等二百四十九人來朝貢馬。五月,升建州右衛都指揮僉事阿剌哈為都督僉事,以授任後屢進送人口有功,從其請也。(〈明世宗實錄〉卷27辛卯條 辛巳條 28癸丑條 36戊申條 39丙子條)明朝就是以有守邊有功為授職標準。

根據《明世宗實錄》記載, 嘉靖45年間建州三衛女真新升任都督有:
右衛:牙令哈、阿剌哈、童野捌、真哥、察哈答,共5位;
左衛:章成、方巾、脫原保、鎖魯塔、撒哈、松巾、納速、禿兒昆、古魯哥(隆慶六年死)、柳尚、幹黑納、伏答失,共12位;
建州衛:童子、掃撒、撒魯都、阿都赤、察哈、兀乞納、蔔刺答、王成、宋景、也隆哥、納速、撒哈達、木力哈,共13位。

  到了隆慶、萬曆年間情況又是如何呢,見於《明穆宗實錄》、《明神宗實錄》記載,54年間任都督人員,總結一下:
建州左衛有:王忽、勝革力、來留住、王忽疼克、昂己、松塔、大疼克、馬哈塔吉共8人奉職朝貢;
建州衛有:納木章、納哈答、阿台、少童、掃撒、哈的納、八汗、努爾哈赤、速爾哈赤、台失共10人奉職朝貢;
建州右衛有:安台失、八當哈、努爾哈赤、阿台共4人奉職朝貢。

建州三衛總計22人次奉職朝貢,這些人均與老首領無血緣關係。進京朝貢人的身份證明是敕書,於是敕書成了財富與勢力的象徵。在女真社會中圍繞敕書展開了激烈地你搶我奪,敕書數量對比在懸殊變化中。至於敕書所標明的職務早已不專屬某人,授職之權已經從明朝轉移到女真最高首領。當然最高首領的地位也不是明朝想保誰就能長久的,女真各部最高首領的選擇也屬於女真社會。到了努爾哈赤強大以後敕書都掌握在他手中,他擁有建州三衛所有敕書,以哪一份敕書上京由他說了算,他成了女真社會的獨裁者

從以上授職情況來看,已經不必再提及世系如何,如果弘治與正德年間是能人世家子弟競爭的時期,則嘉靖年間完全進入了能人奪權時期,到了萬曆年間能人被更的人兼併。能人高舉大纛重新集結著女真群體,這就是努爾哈赤成為女真民族英雄的時代與社會背景。



(遼寧省社會科學院歷史學研究員王冬芳)




2017年4月20日 星期四

新編滿族大辭典

 


 

ISBN13:9787561078594
ISBN9:756107859
出版社: 遼寧大學出版社
作者:李治亭
出版日:2014/10/01
人民幣定價:200元



由遼寧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新編滿族大辭典》於近日正式出版。1990年出版的《滿族大辭典》內容分11個門類,反映了當時對滿族的認識。

《新編滿族大辭典》給滿洲——滿族的歷史與文化加以重新定位,分成14個類別,該辭典共分為14個類別(卷),即:第一卷,滿洲源流;第二卷,滿洲姓氏;第三卷,語言文字;第四卷,滿洲人物;第五卷,生活習俗;第六卷,宗教信仰;第七卷,八旗滿洲;第八卷,軍事活動;第九卷,文化教育;第十卷,滿洲譜牒;第十一卷,文學藝術;第十二卷,典籍檔案;第十三卷,遺存遺物;第十四卷,當代滿族。

在上述14個類別中,八旗滿洲、文化教育、宗教信仰、文學藝術、滿洲譜牒、遺存遺物、當代滿族等皆為滿族曆史文化的重要內容,不可或缺,是該辭典新設門類。原辭典所設之“地理”、“政治”、“經濟”等類別是各個民族或社會通用的詞語,無法反映滿洲曆史文化的個性,故棄而不用。例如,“服飾”隻是滿洲衣著方麵的一個內容,不足以單列為一個門類,該辭典將其歸入“生活習俗”類。還有,“語言文化”兩者的內涵不同,不宜合為一類。故該辭典將兩者分開,分別列為“語言文字”與“文化教育”兩大類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