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文字典裏沒有的字和詞：銀行、兌換券

大清銀行兌換券

自乾隆《御製五體清文鑑》刊行以後，清朝就沒有再編製過大型的滿文字典，光緒時刊行的《清文總彙》基本上是綜合康熙時編成的《清文彙書》及乾隆時編成的《清文補彙》二書而成， 銀行、兌換券這些晚清才出現的新詞，自然就不會在清代的字典裏找得到。現在的滿文字典又多據清代的字典編製而成，沒有收錄銀行和兌換券這兩個詞自是必然。

1907年，大清銀行發行了票值伍元的兌換券，其上的銀行一詞滿譯作menggun-i xôdai qôwaran，而兌換券則譯作xôlašara boji，先漢後滿。有些兌換券的版本，因筆畫不清，xôlašara一字中的<ša>音節，似多寫一牙，<ša>變成了<šan>。清季滿文沒落，於此又得一證。


（滿洲研究班甘德星）

乾隆皇帝的家庭生活與內心世

 

作者: 陳葆真
出版社: 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 2020-3
頁數: 368
定價: 48
叢書: 北京大學藝術史叢書
ISBN: 9787301309957

內容簡介
乾隆皇帝是中國帝制史上一位盛世之君。他在位六十年，文治武功盛極一時，在清初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宗教、藝術和文化等方面都留下了不可忽視的業績和影響。有關他的記載史不絕書。但是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他的內心深處主要的關切又是什麼？《乾隆皇帝的家庭生活與內心世界》結合藝術史和歷史學的研究方法，藉由相關圖像和史料，從人性的角度和常理心，去觀察和剖析乾隆皇帝的家庭生活和他對待所藏藝術品的態度。作者細膩而深入地解讀乾隆皇帝在處理以上種種問題時，心中可能經歷的感性與理性的衝突，以及他的抉擇和表現，據此勾勒出這位歷史名君個人的內心生活與價值取向。


目錄
致　謝

導　論

第一章　雍正與乾隆二帝“漢裝行樂圖”的虛實與意涵
一、雍正皇帝“行樂圖”
二、乾隆皇帝“漢裝行樂圖”
結　語

第二章　乾隆皇帝對孝聖皇太后的孝行和它所顯示的意義
一、雍邸時期
二、皇家生活
三、外出巡狩
四、南巡盛況
五、大壽慶典
六、徽號尊銜
七、家事國事
結　語

第三章 《心寫治平》——乾隆帝后妃嬪圖卷和相關議題的探討
一、《心寫治平》圖卷的研究回顧
二、本圖卷的畫家與斷代的問題
三、擇列妃嬪畫像的原則
四、孝賢皇后
五、繼後烏拉那拉氏及其他
六、本畫卷的圖像意涵
結　語

第四章　從四幅“歲朝圖”的表現問題談到乾隆皇帝的親子關係
一、關於四幅“歲朝圖”的一些問題
二、四幅“歲朝圖”的圖像表現特色、相互關係和成畫年代
三、四幅“歲朝圖”圖像的紀實性與意涵
四、乾隆皇帝與諸皇子間的親子關係
結　語

第五章　乾隆皇帝與《快雪時晴帖》
一、《快雪時晴帖》的流傳
二、乾隆皇帝與《快雪時晴帖》的互動
結　語
結　論
注　釋
引用書目
圖版目錄



作者簡介
陳葆真，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史博士，曾為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專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圖像與文字的關係、中國古代人物故事畫、敦煌佛教故事畫、南唐歷史與藝術、宋元明清繪畫史、臺灣近現代繪畫和攝影藝術等。主要著作包括《陳淳研究》《古代畫人談略》《江兆申》《臺灣故事》《李後主和他的時代——南唐藝術與歷史》《洛神賦圖與中國古代故事畫》等。

乾隆論正統

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1142，頁308-309，載乾隆46年10月有關正統之論，兹錄之如下，以供學界參考：

○命館臣錄存楊維楨正統辨｡諭。元楊維楨著宋遼金正統辨｡大旨以元承宋統｡而排斥遼金｡其文不見本集｡惟陶宗儀輟耕錄載之｡今館臣編輯四庫全書｡謂其持論紕繆｡並輟耕錄內所載者。亦與刪除｡且言隋先代周｡繼乃平陳｡未聞唐宋諸儒｡謂隋承陳不承周也｡此語似是而非｡蓋嘗論之｡春秋大一統之義｡尊王黜霸｡所以立萬世之綱常｡使名正言順｡出於天命人心之正｡紫陽綱目｡義在正統｡是以始皇之廿六年。秦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秦降之歲｡三國不以魏吳之強｡奪漢統之正｡春秋之義然也｡楊維楨撰三史正統辨｡凡二千六百餘言｡義本春秋｡法宗綱目｡其欲以元繼南宋為正統｡而不及遼金｡其論頗正｡不得謂之紕繆｡夫維楨身為元臣｡入明雖不仕｡而應明太祖之召｡且上鐃歌鼓吹曲｡頌美新朝｡非剌故國｡幾於劇秦美新｡其進退無據｡較之錢謙益。託言不忘故君者｡鄙倍尤甚｡向屢於詩文中斥之｡而維楨正統之辨｡則不可以人廢言也｡夫正統者｡繼前統｡受新命也｡東晉以後｡宋齊梁陳｡雖江左偏安｡而所承者晉之正統｡其時若拓跋魏氏｡地大勢強｡北齊北周繼之｡亦較南朝為盛｡而中華正統｡不得不屬之宋齊梁陳者｡其所承之統正也｡至隋則平陳以後｡混一區宇｡始得為大一統｡即唐之末季｡藩鎮擾亂｡自朱溫以訖郭威等｡或起自寇竊｡或身為叛臣｡五十餘年之間｡更易數姓｡甚且稱臣稱姪於契丹｡然中國統緒相承｡宋以前。亦不得不以正統屬之梁唐晉漢周也｡至於宋南渡後｡偏處臨安｡其時遼金元相繼起於北邊｡奄有河北｡宋雖稱姪於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統｡遼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語｡則統緒之正｡元世祖已知之稔矣｡我皇祖御批通鑑｡及朕向所批通鑑輯覽｡俱以此論定｡蓋春秋大義｡綱目大法｡實萬世不易之準｡我朝為明復仇討賊｡定鼎中原｡合一海宇｡為自古得天下最正｡然朕猶於通鑑輯覽內｡存福王建國之號一年｡使其能保守南都｡未嘗不可如南宋之承統。綿延不絕｡而奈其當陽九之運｡天弗與｡人弗歸｡自覆其宗社也｡此實大公至正｡天下萬世可以共見共守之論｡然館臣之刪楊維楨正統辨者｡其意蓋以金為滿洲。欲令承遼之統｡故曲為之說耳｡不知遼金皆自起北方｡本無所承統｡非若宋元之相承遞及｡為中華之主也｡若以此立論｡轉覺狹小｡天下萬世必有起而議之者｡是不可以不辨｡朕以為不但輟耕錄中。所載楊維楨之正統辨｡不必刪除｡即楊維楨文集內｡亦當補錄是篇｡並將此諭｡各載卷首｡以昭天命人心之正｡以存春秋綱目之義｡特諭。

（滿洲研究班甘德星）

雍正滿文帝號紀年的文法錯誤

 

滿文帝號紀年的寫法是有規則的。例如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寫法就是Elhe Taiifin-i susaici aniya jaqôn biyai juwan ilan，年號後面必定用所有格接下。但在乾隆時期，卻常可以看到年號後面缺少了所有格-i的狀況出現，例如，清朝在台灣為紀念平定林爽文事件而立的龜碑上的建碑日期Abqai Wehiyehe susai ilaci aniya bolori dulimbai biyade ，年號後便缺了所有格-i（見本站乾隆御製台灣滿漢文碑）。

近日讀到雍正元年五月二十日的滿文奏摺一件。奏摺是由吳達禮(Udari)等人所寫。吳達禮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首任巡視台灣的監察御史（Tai Wan-i babe baiicara baiicame tuwara xafan）。 在摺中，他提出在臺灣府諸羅縣北設縣一事。《清實錄》有相關的記載：

○兵部議覆｡巡視臺灣御史吳達禮奏言。諸羅縣北。半線地方｡民番雜處｡請分設知縣一員｡典史一員｡其淡水。係海岸要口｡形勢遼闊｡竝請增設捕盜同知一員｡均應如所請｡從之｡尋定諸羅分設縣曰彰化。（《清實錄》元年八月八日）

在這份滿文奏摺中，上奏日期寫作Xôwaliyasun Tob sucungγa aniya sunja biyai oron-de。正如上面所説，滿文紀年的年號後面不能省略所有格助詞 ，這裡卻跟乾隆時一樣，少了格助詞-i。但應該注意的是，在雍正朝，這樣的錯誤並不多見，摺上的漏記有可能只是筆帖式抄寫時的筆誤。不過，這也說明滿文紀年年號後漏寫格助詞-i是極容易犯的錯誤。

（中正滿洲研究班吳楨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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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陳雲林，《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年，第八冊。資料由臺大歷史所碩士班黃宥惟提供 。文章由中正大學吳楨儒先寫成初稿, 再由本人作後續增潤。（甘德星）

蒙古國新發現六世紀婆羅米文原始蒙古語碑文

何啟龍 

      1975年，蒙古國學者達納旺 (D. Navan) 報告在鄂爾渾河旁邊的山頭發現一塊石碑。2013年夏，日本的突厥史學者大澤孝 (OSAWA Takashi) 重新考察並初步公佈這道碑文。碑文位於鄂爾渾河 (Orkhon) 以東、土拉河 (Tuul) 以西的闊亦思山頭 (Khüis Tolgoi)，在蒙古和林城遺址以北100公里多。這道碑以西170公里就是著名的《布古特碑》，碑的三面是用粟特文 (Sogdian) 寫的，餘下的一面則是用婆羅米文 (Brahmi)寫的。粟特銘文早被解通，提及他鉢可汗 (Tatpar Qaγan，西元572—581年)，屬突厥第一王朝（藍突厥 Kök Turk）泥利河汗 (Niri，587—約604年) 時期。  然而，布古特碑的另一面婆羅米文只被認為是佛教經文，未有被認真理會。重新發現的這道《闊亦思碑》，通篇只有婆羅米字母。現在，這兩道碑終於引起了關注。

絲路綠洲的婆羅米字母文書，一律從左至右寫，行數從上而下排列。但兩道碑文婆羅米字母卻是以音節為單位，每行從上往下寫，再由右至左排。婆羅米文專家迪特․毛額 (Dieter Maue)、阿爾泰語言學者武阿勒 (Alexander Vovin) 等鑽研解讀文字。終於，他們發現兩道碑文的婆羅字母是在拼寫一種蒙古語系的語言！ 這發現震憾學界，它是比1225年的蒙古文《移相哥碑》要早600年。它也比第二突厥王朝的突厥魯尼文諸碑文早100年。蒙古語系之中，比13世紀蒙古語更古老的一手資料太過稀少。10世紀，遼朝的契丹文字仍然有大半未能破解。闊亦思碑與布古特碑的婆羅米碑文只有共30行約100生詞，已大大有助於重構原蒙古語 (Proto-Mongolic)，對整個阿爾泰語言 (Altaic languages) 研究是大有裨益。 最意想不到的，是突厥第一王朝竟然不是使用魯尼文拼寫突厥語，而係使用蒙古語系的語言！碑文刻寫時距柔然滅亡還未夠五十年。這種蒙古語系語言 (Mongolic) 就是柔然──鮮卑語。為甚麼不拼寫突厥語，而繼續使用亡國的柔然語？可能跟佛教有關。兩道碑文都滲出佛教色彩。突厥人如柔然人一樣敬禮佛教，另這種婆羅米字柔然鮮卑語作為宗教語言的繼續使用著。突厥第一王朝 (581-630年) 被唐太宗李世民消滅吞併。經歷了亡國而復國，突厥第二王朝 (682-745年) 有極深的突厥人本位主義，掃除佛教，排拒漢人物質享樂，拒絕定居，堅持遊牧風尚，更創製自己的文字──突厥魯尼文。這套突厥魯尼文是以粟特文為基礎，加入了一些突厥語表意符號融合而成。此刻，依附著草原佛教僧團的婆羅米字柔然鮮卑語到了盡頭。

一百年前，藍司鐵 (Ramstet)、伯希和 (P. Pelliot) 提出原始蒙古語 (Proto-Mongolian) 擁有清雙唇音 *p- 的首輔音；而它到了13世紀中古蒙古語 (Middle Mongolian) 變成了 *h-，並最終消失 (*p- > *h- > *Ø-)。現在，兩碑提供了一手的原始資料，證明了當初藍司鐵與伯希和推斷正確：

1. 狐狸püneken  (Bugut 第9行) >  *hünegen「忽捏堅」《秘史》247節 > 現代ünegen

2. 牛　 püker  (Bugut 第9行)  >  *hüker「忽客兒」《秘史》100節  > 現代üker

3. 人口paran  (Bugut 第13行) > *haran「哈^舌蘭」《秘史》39節   > 現代 aran

見微知著，學界理當重拾藍司鐵構擬的原始蒙古語。只要配合六世紀婆羅米字蒙古系語文，以一手資料修正理論之不足，必定能更接近歷史原貌。

la Vaissière, Etienne de (2018),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o the 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Journal Asiatique, vol. 306: issues 2, pp. 153–157.

Maue, Dieter (2010)
“Non-Indian Brāhmī scripts along the Silk Roads”, https://www.academia.edu/8346125/NonIndian_
Br%C4%81hm%C4%AB_scripts_along_the_Silk_Roads._2010

Dieter (2018)

“The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 signs and sounds”, Journal Asiatique, vol. 306: issues 2, pp. 291–301.

Maue, Dieter (2019).
“The Brahmi script on the Bugut stele”, Journal Asiatique, vol. 307: issues 1, pp. 109–119.

Vovin, Alexander 武阿勒 (2007).
“Once again on the Tabgač language”, Mongolian Studies, XXIX, pp. 192-206.

Vovin, Alexander  (2018).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K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Journal Asiatique, vol. 306: issues 2, pp. 303–313.

Vovin, Alexander (2019a).
“A Sketch of the Earliest Mongolic Languages: the Brahmi Bugut and Khuis Tolgoi Inscrip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urasian Linguistics, vol. 1: issues 1, pp. 162–197.

Vovin, Alexander (2019b).
“Groping in the dark, the first attempt to interpret the Bugut Brahmi inscription”, Journal Asiatique, vol. 307: issues 1, pp. 121–134.

YOSHIDA, Yutaka 吉田豐 (2019). 
“Sogdian Version of the Bugut Inscription Revisited”, Journal Asiatique, vol. 307: issues 1, pp. 9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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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啟龍，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蒙古學專家，香港教育大學客席講師。全文見〈蒙古國新發現六世紀婆羅米文原始蒙古語碑文跟柔然鮮卑語考證 ──兼論土族語 (Monguor) 跟吐谷渾語的關係〉，《清華元史》（待刊）。

清朝雍正五年（1727年）恰克圖條約有關東正教傳教團的條款

彭楨儒,中正大學碩士研究生,專研滿文聖經.曾學習滿、英、俄、希臘等語文.恰克圖條約（Кяхтинский договор）無漢文本,現請其將條約中第5條有關東正教的部分翻譯成漢文,以利其他學者研究.譯文經本人過目.條約原件現藏於臺北外雙溪國立故宮博物院。(甘德星附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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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克圖條約 關於傳教團條文部分

Emu xacin. Ging hecen-de bisire Oros Guwan-de. ereci amasi yaya jidere Oros niyalma-be teiile tebumbi. Oros gurun-i elcin. Iliri bai Gung Sawa-fu-la-dis-la-fi-cy' miyoo weiileki sere-be. Dulimbai Gurun-i Oros-i baiita icihiyara amban. aiisilame Oros-i Guwan-de miyoo weiilehe. Ne ging hecen-de bisire emu lama-be tebumbi. geli niyeceme ilan lama unggiki seme gisurehe-be. gisurehe songqoi jai ilan lama unggimbi. Benjime isinjixa manggi. inu neneme jihe lama-i songqoi kunesun icihiyafi, ere miyoo-de tebumbi. Oros-se ceni doroi fucihi-de hengkilere. ging xôlara babe iliburaqô obuxa. jai Oros gurun-i elcin Iliri bai gung Sawa-fu-la-dis-a-fi-cy' ging hecen-de bibufi. bithe tacire Oros-i duiin ajige juse. Oros. Latinu-i bithe gisun baxanara juwe amba niyalma-be inu ere bade tebufi. gemu alban-i kunesun. jetere jaqa bufi ujimbi. bithe tacixa erinde. amasi γamara-be tuwame γamakini..

一．京城的俄羅斯館，從今起只讓所有到來的俄羅斯人居住。俄羅斯國的使者，Iliri公薩瓦欲建廟，因此，中國辦理俄羅斯事務大臣協助其於俄羅斯館建了廟。今讓京城一喇嘛居住，議欲再增派三名喇嘛。依議，再派遣喇嘛三名前來。送來後，亦照先前來的喇嘛安排口糧，讓其住於廟中。俄羅斯人彼等依禮拜佛念經，不要禁止。再，讓俄使Iliri公薩瓦留在京城，來學的俄羅斯四個小孩與通曉俄、拉丁語文的兩名大人也讓其住於此，皆給予公糧食物供養。於學習完了時送回。照此，著將彼等送回。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 彭楨儒)

金太祖完顏阿骨打陵墓

北京一農村水池下竟埋著金太祖完顏阿骨打

上個世紀80年代末，考古專家開始在北京房山區周口店鎮龍門口村北的九龍山調查金陵遺址，並確定了主陵區的位置。在主陵區內有一巨大的石坑，當時並不知道這石坑是做什麼用的，於是就定名為祭祀坑。

後來，這個大石坑被當地村民用來作蓄水池，用以澆灌附近農作物。

2002年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對祭祀坑進行清理髮掘，發現這個大石坑非常奇怪，裡面堆了200多塊大石頭，每塊都有一噸重。考古專家們把這些石頭搬開後，竟然發現下面是一個陵墓。

經過一年多發掘，該墓中共出土了四具石槨，其中的雕龍紋、鳳紋的漢白玉石槨為國內首次發現，被判定為皇室專用。根據史書及有關文獻記載，金陵主陵區內應埋葬五代帝王，即太祖、太宗、德宗、睿宗、世宗。由於該墓坑位於整個金陵遺址中軸線上，專家認定該墓坑的主人就是金太祖完顏阿骨打（1068年8月1日—1123年9月19日）。

發現龍鳳石槨的墓坑為一豎穴石壙墓，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13米，南北寬9.2米至9.5米，深5.2米至3.6米。該坑用黃土從墓底夯築，夯層總厚2.5米，以石槨頂板為準，其上平鋪200餘塊巨型花崗岩石塊。槨蓋呈長方形頂式，雕刻纏枝忍冬紋，四角刻捲雲紋，中間為雙鳳紋填金。

石槨內放置木棺一具，木棺外壁為紅漆，漆外飾銀片鎏金鏨刻鳳鳥紋。給考古人員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打開木棺，在棺內頭骨處發現隨葬有一件金絲鳳冠，鳳冠紋飾非常精美，歷經八百多年，依然保存得十分完整。在棺內頭骨處，除有這件金絲鳳冠外，還有一件雕鳳鳥紋玉飾件。



此後，考古人員在金太祖完顏阿骨打陵附近發現5座陪葬墓，其中有2座未被擾動的墓室。墓室四壁石條壘砌，外壁塗抹白灰，室內底部放置石棺床，木棺已朽，肢骨散亂。出土銅把鐵劍、石枕、磁州窯龍鳳罐及金「泰和」銅錢等文物。









金太祖完顏阿骨打陵的發掘和清理，為今天的人們提供了大量金代陵寢制度的實物資料，對於研究金代帝王陵寢制度、女真族政治、經濟、文化和中國歷史都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

(夜讀史書 2016-12-08)

佛滿洲家譜精選

出版社：人民
ISBN：9787010176468
作者：總主編:呂萍
出版日期：2017-07-01


目錄
沙濟富察氏宗譜（道光丁亥年本）
京都吉林寧古塔三姓等處廂黃旗陳滿洲關姓宗譜書（民國十九年本）
輝發沙克達氏家譜（清末本）
馬希哈拉宗譜（民國初年本）
打焦樓屯譜書（民國五年本）
赫舍裡氏康族世譜——民國十年本
後記

訥音富察氏增修支譜（光緒十五年本）
富察氏增修支譜溯源紀（光緒十六年本）
瓜爾佳納音關氏譜書（1937年本）
關氏宗譜（1941年本）
後記

那氏宗譜(光緒年間本)
索綽羅氏譜書(光緒十五年本)
永陵喜塔臘氏譜書（光緒二十三年本）
洪氏譜書(民國二年本)
白氏源流族譜(民國十（年續修本)
福陵覺爾察氏譜書（民國十三年抄本）
薩嘛喇氏族譜（民國十三年年續修本）
富察氏譜書（民國三十七年刻本）
後記

《清篆舉隅》稿本

近日見蓋有「鍾翰」藏書印《清篆舉隅》1函1冊在網上求售. 該書疑為清同治稿本.「鍾翰」應即清史大家王鍾翰是也.《清篆舉隅》, 台北故宮也有收藏.

延伸閱讀:
清文篆字: 俄藏鍾馗圖朱字官印印文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

民國滿文

清朝滅亡後,滿文仍在東北繼續使用.下圖是海拉爾檔案館藏中華民國20 年(1931)滿文檔案. 中華民國, 滿文寫作Dulimbai Irgen Gurun,

此圖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江橋博士提供,此圖又見於其近著《御製五體清文鑑研究》(北京: 燕山出版社, 2017), 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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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民族文字文獻研究室研究員。曾于北京故宮博物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德國科隆大學、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北京中央民族大學、韓國國立首爾大學等地從事清史、滿文研究。著有《會考府考略》（《歷史檔案》1985年第1期）、《論滿語復合謂語、副動詞做狀語及連動式》（《滿語研究》1986年第1期）、《從題本奏折的統計與分析看清代的中央決策》（《明清檔案與歷史研究》中華書局1986年）、《歐洲圖書館藏漢文（文選）的兩種滿譯本》（與Martin Gimm,《燕京學報》2001年新10期）、《康熙（御制清文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清代滿蒙漢文詞語音義對照手冊》（中華書局2009年）、《御製五體清文鑑研究》(北京: 燕山出版社 2017)等。




(中正大學滿州研究班甘德星)

《多爾袞攝政日記》考錄

《多爾袞攝政日記》，又名《皇父攝政王多爾袞起居注》，該書內容據稱為清宮內閣大庫所藏檔案之殘篇，後散出，在民國時為人整理出版。其篇幅不大，只有順治二年中不連續的40天記錄，體例與起居注仿佛，為翰林官記錄下的多爾袞與大臣間的奏對，讀來感覺雖仍感有虛飾，但比清歷代起居注更較真實可信，是是不可多得的原始史料。

目前所見到的這個本子，是故宮博物館出版的《文獻叢書》第十五種，《多爾袞攝政日記》與《司道職名冊》合刊。共計二十二面，豎排，每面12行，每行27個字。在是書之前有敘云 ：“《多爾袞攝政日記》為清內閣大庫舊物，宣統間清理庫檔流落於外，後歸寶應劉氏食舊德齋，原冊起五月二十九日迄七月初九日而不紀年，茲因有閏六月，檢勘曆書及實錄知為順治二年事。原書初無名稱。每日記事後均書記者銜名與清代起居注體例略同，故劉氏於其所錄副冊題曰《攝政王多爾袞起居注》。考清代起居注，康熙間始置館，時尚無其制，今劉氏囑由本院刊行爰改題曰《多爾袞攝政日記》。”

該文獻的原藏者劉文興在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日報·文史週刊》上發表題為《清初皇父攝政王多爾袞起居注跋》的文章，其中稱：“清季，宣統改元，內閣庫垣圮。時家君方任閣讀，奉朝命檢庫藏。既得順治時太后下嫁皇父攝政王詔，攝政王致史可法、唐通、馬科書稿等，遂以聞於朝，……明又於起居注檔上，見有《皇父攝政王多爾袞起居注》一冊，黃綾裝背，面鈐弘文院印。”該書為劉氏（劉文興之父）持出後，錄有副本，故宮博物館排印的《多爾袞攝政日記》即照此副本刊印。原本在劉家藏三十多年後售與他人，1959年，四川師範學院圖書館從廣州古籍書店購得，目下仍保存在川師圖書館。

關於處理政務事。順治二年，小皇帝福臨七歲，多爾袞時被封皇叔父攝政王，可謂大權獨攬，是皇權真正的掌控人。但滿洲乍一入關，典章制度殊難完備，幾乎均承沿明制，因此向留用的明臣學習勢必成了多爾袞的功課。如閏六月初四日，多爾袞在何處擇選宮女？初六日，多爾袞問江西各省有人才可用否？還問六部尚書過去規定隨從多少人？等等。下面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閏六月十二日，王（多爾袞）問大學士馮（馮銓）曰：昨見禦史馬兆煃一疏與予心甚不合，馬禦史本內言，天時積雨，民居半傾，有死傷人民家賜棺賑濟，此亦仁政一端。予想行政施仁宜普宜實，有重有輕，若止盜虛名，不審時度勢則政何由行。遂問大學士等曰：府州縣道地方霖雨亦同京師否，如同自宜溥施賑恤，若止恩及京師內外，異視惡乎可？大學士等奏雲馬禦史巡視該地方職所應言，況京師為根本重地京無非從朝廷百姓起見。王曰：予不說馬禦史不是，但我素性遇有干譽邀名之事不怕我不肯為，即見人為之亦不勝其羞恥。大學士等奏雲：京師為首善之地，原與外郡縣不同，馬禦史此奏事體雖小或不必行，自後恩澤似誼加厚。王曰：是。卿等大臣凡事俱要匡救，不可面從。

以上可見，降清的明朝舊臣對多爾袞處理政務的指點，而多爾袞也能虛心接受。這樣的對話在平常的史料中是較難見到的。

關於與臣下除了請教外，多爾袞有時還會與這些明降臣開開玩笑，調侃幾句。如六月初三日，多爾袞欲養贍明宗室後代，大學士馮銓等叩謝。王問云：給代王養贍，為甚叩謝？你們到底是念爾舊主。大學士等對曰：王尚且篤念，何況臣等。日前人有成語：一心不可以事二君，二心不可以事一君。凡不忘前朝的，推此心既能盡忠本朝。王又問：比如封賞如今親王，你們未必謝。大學士等對曰：王戲言耳！諸王懋功膺賞，臣等敢不贊服！

贊服與叩謝，完全是兩回事，馮銓等不過是在借換概念，由此也可見明降臣的尷尬處境。

關於剃頭事，以下一條經常被引用：

五月二十九日，……王上曰：近覽章奏，屢以剃頭一事引禮樂制度為言，甚屬不倫。本朝何嘗無禮樂制度，必欲從明朝制度，是誠何心？若雲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猶自有理；若諄諄言禮樂制度，此不通之說。予一向憐愛群臣，聽其自便，不願剃頭者不強，今既紛紛如此說，便該傳旨叫官民盡皆剃頭。大學士等啟言：王上一向憐愛臣民，盡皆感仰，況指日江南混一，還望王上寬容。

談及明亡原因。

王上曰：……崇禎之亡，天數已定。彼時總有良臣也，濟不得事。又雲，崇禎皇帝也是好得，只是武官虛功冒賞，文官貪贓壞法，所以把天下失了。又雲，“予在東邊時，每見此中朝報，下以此蒙上，上得旨意亦以此蒙下，最為可笑。後來越看不得了，所以徑不看了。

談及當世人物。

 六月初三日，……王又問：江南既下，有甚好人物？大學士等對：地方廣大，定有賢才。王又言：不是泛論地方有賢才，只是先生們胸口有知道的否？”大學士等對：錢謙益是江南人望。王又問：如今在否？大學士等對：昨歸順文冊上有名字，現在。王頷之。

關於多爾袞的漢學水準，由以下兩條可知其對漢文化涉獵頗豐。

六月初四日，……王上曰：一殿之工至六百萬，何太侈耶！漢文帝露臺惜百金之費，況六百萬乎？然文帝吝惜百金亦覺太儉。大凡天下事，自有中道，太過與不及，俱都不是。如堯之茅茨不剪，亦過於儉。帝王所居豈宜如此。大學士對曰：太古之時，原自渾樸。

閏六月十四日，……王曰：成湯以六事自責，天例大雨也，只是他自修德，若後世之君便身為犧牲，天未必應。

關於多爾袞的身體狀況。

 閏六月初六日，……王諭：方今國家多事之時，餘豈憚勤勞輒圖晏安自便，但幾務日繁，疲于裁應，頭昏目脹，體中時複不快，年齒漸增，每遇冗雜無間之事，心輒燥懣。去歲乍抵燕京，水土不調，為疾頗劇。今差健勝然，亦未盡愈也。以後章疏都須檢擇切要者以聞。

另外還有多處提及禦史趙開心。

 六月二十九日，……王上良久複雲：禦史趙開心，駁了他一個本，再不見上了。人臣進言，是的自是，即偶然說的不是，何妨再上。大學士等對：想他有敬慎的意思。王上曰：他家中定做下幾個本也不可知。

閏六月初四日，大學士剛（剛林）奏禦史趙開心本。王笑曰：賜他騾子，遂有此本。

閏六月初六日，王問趙開心日日上疏，想他皆屬宿構。大學士等奏：趙禦史叨蒙欽賞，圖報方殷，自然有懷必盡。

閏六月二十一日，……大學士等奏都察院具揭為趙開心討衣帽。王雲：與他。良久又雲，不是為剃頭賞他，但因他敢言。大率趙開心言事十件，未必盡是，然可聽者居多。大學士等曰：敬如王諭。

附注：劉文興在《清初皇父攝政王多爾袞起居注跋》中提到的多爾袞致唐通、馬科書稿、致史可法書等現在都可以看到。惟有這位劉文興之父見過的《太后下嫁詔》未見披露發表，也未聽說其他學者曾見。或為故做驚世之言，此處待考。

(愛讀書的熊, 2008-07-01)

目前發現的康熙遺詔的總數

中央研究院藏 298464─001

康熙遺詔，以前認為存世的只有四份。二份在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二份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來，北京和台北陸續有新本發現。

除繼明堂全滿文本，即台茂本[見滿文康熙遺詔（台茂本）]外，中研院在整理檔案時，又發現另一全漢文的殘本（見上）。換句話說，康熙遺詔，中央研究院的三份，再加上台茂本，台灣一共有四份，而北京，在原來的二份之外，又有遺詔謄黃一份，即一共三份。

因此，到目前為止，已知的遺詔合共七份。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

滿文《新約》（Ice hese）簡介

滿文新約聖經《Ice hese》應是俄羅斯東正教傳教團翻譯的成果。

阿爾巴津人

清廷在1685年前為了解決三藩之亂，無暇顧及俄羅斯在北方的入侵。三藩之亂解決後，康熙皇帝便向阿爾巴津頒下諭旨，令其投降，但阿爾巴津不肯，於是清廷便展開攻擊，阿爾巴津堡壘被攻陷後，約有45人及其妻兒投降清朝，日後這些人被稱為「阿爾巴津人」。[1]

　　清朝對於投降的阿爾巴津人不只提供食物、房子，也將他們編入鑲黃旗，並將一座佛寺清理後交給他們當教堂使用。其後由阿爾巴津來的神父馬克西姆負責阿爾巴津人的信仰，可是效果不彰，因為連阿爾巴津神父的小孩也受異教影響，而且馬克西姆神父的年紀也越來越大，這都使得俄羅斯開始籌劃派遣傳教團前往中國。[2]

東正教傳教團

1716年，在俄皇彼得一世的支持與中國的同意下，俄國正式派出第一屆的東正教傳教團。第一屆傳教團受到中國的禮待，教士除了被授以官位外，更給與住房、飲食、錢財。這應與當時清廷必須面對準噶爾的入侵有關。
雖然傳教團受到中國的款待，但因為沒有條約的保障，所以地位、傳教的工作也不大確定。這可從第一屆傳教團領班死後清廷不斷干擾新領班赴任可看出。[3]直到1727年〈恰克圖條約〉簽訂後，這個狀況才因為有明文保障而得到改善，也因為這個條約的緣故，俄羅斯東正教傳教團成為異於耶穌會等傳教士的團體。[4]
 

《新約》的翻譯　

直到18世紀末，東正教不太熱中於經書的翻譯工作。原因大概有三個。一是東正教來華的目的是為了維護阿爾巴津人的信仰，但當時阿爾巴津人還通俄文，不太需要經書翻譯。二是初期東正教派出的人選能力一般，無法進行翻譯工作。第一屆傳教團派出前，彼得一世曾指示說：「神父無須學有根底，但求諳於世故」。[5]三是在東正教來華前，天主教耶穌會士便已經翻譯過多本經書，所以東正教傳教團用耶穌會士的譯本即可。[6]

　　19世紀初，第八屆傳教團的斯捷潘．利波夫措夫（Степ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 Липовцов, 1770-1841）於1794到1808年來華期間完成了《新約》的翻譯，但沒得到俄國聖務院的批准，反而讓英國聖公會出版了。天主教的傳教士又把滿文《新約》拿來當作東北教會學校的教材。不過，有學者認為《新約》是英俄聖公會代表賓加頓於1821年僱用利波夫措夫翻譯，並於1825年譯完。這本滿文《新約》於1835年印刷了1000部，其中的200部在海難中丟失，並於1929年再版。[7]

        正如上面所說，東正教傳教團從起初便在維持阿爾巴津人的信仰。其後，因阿爾巴津人與滿人通婚，翻譯《新約》為滿文便有其必要。[8]而且，東正教希望能夠使中國皇帝信教，《新約》的翻成滿文或許也與這種想法有關。入關後，滿洲人的漢化相當快速，但從俄羅斯對於傳教團成員安東．弗拉德金的詢問：「關於隨傳教團到那裡的學生，他們是否在回國時為新來學生留下什麼學習材料，以便他們能夠於初期獲得必要的漢滿文知識？具體能留下什麼？」可知當時應該還有一定的人在使用滿文。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彭楨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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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閻國棟、肖玉秋譯，《東正教在華兩百年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頁25。

[2] 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閻國棟、肖玉秋譯，《東正教在華兩百年史》，頁28-32。

[3] 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閻國棟、肖玉秋譯，《東正教在華兩百年史》，頁69-72。

[4] 肖玉秋，〈論俄國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士團的特殊性〉，《俄羅斯研究》，第1期（上海，2008.02），頁83-84。

[5] 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閻國棟、肖玉秋譯，《東正教在華兩百年史》，頁41-42。

[6] 肖玉秋，〈俄國駐北京傳教士團東正教經書漢譯與刊印活動述略〉，《世界宗教研究》，第1期（北京，2006.03），頁93-94。

[7] 薛蓮，〈大連圖書館館藏滿文《新約全書》考略〉，《滿州研究》，第1期（哈爾濱，2008），頁70-71。

[8] 肖玉秋，〈俄國駐北京傳教士團東正教經書漢譯與刊印活動述略〉，頁96。

談內閣大庫所藏滿文檔案──以精微批文為例

 王健美
明清檔案工作室助理

一、前言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所藏內閣大庫檔案，在清代原藏於內閣大庫，內閣大庫是兩座庫房──紅本庫與實錄庫的總稱，收藏實錄、史書、錄書、表章、檔案等，其中有以皇帝名義頒發的制詔誥敕等下行文書，在京或直省臣工進呈皇帝的題奏表箋等上行文書，及官府之間往來文書，如移會咨文等平行文書。其中以題本、奏本、揭帖、移會、咨文等摺式文件，數量較多，以使用文字而言，多數是漢文文書，或是滿漢合璧文書，但也有相當數量的滿文檔案，即以滿文書寫的檔案；及少數蒙文、藏文及回回文等檔案。

清代內閣是國家庶政中心，在雍正年間成立軍機處以後，其重要性稍減，就如徐中舒先生指出，「清代內閣在雍乾以前是為國家庶政所自出之地，在雍乾以後猶為制誥典冊之府，所存檔案都是當時構成史蹟者自身的敍述，雖不免帶些官家的誇張，究竟還是第一等的史料。」1  並將這些檔案內容分成五類：（一）內閣收貯的各項檔案，如制詔誥敕、題、奏、表、箋、揭帖、啟本、副本、史書、錄書、塘報、黃冊，及朝貢諸國的表章等；（二）內閣本身的各項檔案，如內閣典籍廳、稽察房等各項檔案，及文移稿件；（三）修書各館檔案；（四）科舉考試相關的試題試卷等檔案；（五）瀋陽舊檔，即入關前的各項文移檔案。

二、內閣大庫檔案的由來及整理

清宣統元年因大庫屋壞滲漏，整修大庫時，遷出一部份書籍檔案。這批檔案在當年險因「舊檔無用」而遭焚燬，後來接管的歷史博物館因經費短缺，將其中不完整的檔案，裝入八千麻袋，賣給了紙廠。後來羅振玉訪知，買下這批檔案，轉賣李盛鐸，民國十八年，由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先生從藏書家李盛鐸手裡買回這批檔案，同年九月即在午門樓上展開整理工作，當時的整理工作或斷或續，整理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2，而現階段的整理，從民國八十四年起，在保存檔案方面，不再影印複本，而改以影像掃描及數位照像的方式，將檔案存入光碟，以節省貯藏的空間，每一件檔案都有一提要，並且分項填註－提要、時間、職官、冊別件號、登錄號、文件別、備註等七項分別著錄，其中事由一項，以六十字為原則，具體交待該文件所涉及的人、事、時、地、物等相關資訊，檢索時，再配合職官、時間等項目，就可以迅速有效地找到所需要的檔案。民國九十年起加入「國家數位典藏計畫」在已有的基礎上，建置符合國標準的檔案目錄及權威資料庫，提供快速又深入的學術研究服務3。目前影像檔已完成十八萬餘件可供檢索，其中滿文檔冊類共七百七十餘件，

這些滿文檔冊可以分為下列幾類：

（一）滿文本康熙起居注冊稿：共六十四件，起自康熙二十一年一月始至康熙五十年止，這些稿件年分並不齊全，月分亦多殘缺。

（二）滿文本、蒙文本實錄稿：共一百五十五件，滿文本清實錄稿十九件，多為順治年間及同治年的實錄稿；滿文本明實錄稿一百二十三件；蒙文本清實錄稿十一件及蒙文檔案二件。

（三）滿文本聖訓稿：共四十五件，係同治年間聖訓稿。

（四）其他各類檔冊：共五百一十件，包括入關前時期及入關後的各項檔冊、八旗相關檔冊、佐領世襲檔、朝貢物件清單、敕書、精微批文等檔案文書。

三、滿文檔案的史料價值

滿洲入關以前就有文移記檔的文書，先世女真因地緣關係，又長期受蒙古統治，早期使用蒙古文字，清太祖努爾哈齊命巴克什4額爾德尼、噶蓋，以蒙古字母為基礎，合女真語音，創製滿洲文字，是為老滿文，即無圈點的滿文（tongki fuka akū manju i hergen）。清太宗天聰六年（1632）諭巴克什達海，將老滿文酌加圈點，使音義明曉，人名地名也不致錯誤，這種經過改進的滿文，稱新滿文，即有圈點的滿文5（tongki fuka sindaha manju i hergen）。入關後，這些無圈點及有圈點的滿文檔案，由盛京移來，貯藏於內閣。這些冊檔記錄了清代初期社會、軍事、政治制度的紀錄，史語所藏這些滿文史料，部分已出版，見《明清檔案存真選輯》二集。

順治元年（1644）四月，清軍入關，十月十日世祖祗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誥告天下，為天下之共主，但相對於漢族，滿族為數甚少，因此顯現在政治體制是滿漢共治，文書制度上則是滿漢兼書。制詔誥敕，皆是皇帝頒發的命令，所有國家大政事，如登極、親政、大婚、加上徽號、尊謚等，皆有詔書，皇帝崩殂時則頒遺詔，出於皇帝者用詔，出於太上皇等用誥，詔誥其名雖有不同，皆為布告臣民，是由上達下的文書。詔書由內閣繕寫，用黃紙墨書，滿漢合璧書寫，在年月日上鈐蓋滿漢合璧『皇帝之寶』寶印，滿文譯作「han i boobai」，頒布天下。

清代題奏本章，基本上是沿襲明舊，但明顯不同之處，是多了一份滿文，形成了滿漢合璧的文書，凡各省將軍、督撫、提鎮等本章，俱投送通政司，由通政司校閱格式之後送閣為通本。通本由內閣漢本房繙寫清字，而中央的六部等題奏本章，則是滿漢兼寫之後投送內閣，票擬時票籤單上亦是清漢兼寫，進呈皇帝裁決，奉旨後由批本處照籤分別批寫滿漢字於滿漢文本面上，都是以紅字批寫，稱為紅本。這類檔案，在內閣大庫所佔數量頗多。

現在介紹一件以滿文書寫的「精微批文」6，精微批文的用途是在確認出差官員的身分，差官在途或到目的地，須持批文「比對硃墨字號」以杜防冒；而且根據順治四年（1648）諭：命給直省文武官員敕書及精微批，兼書滿漢字7。批文是滿漢兼書的，但此一原件只存滿文，漢文缺失。

原件是給順天巡按陳棐的精微批文，只存滿文部分，故轉寫羅馬拼音如下，以供參考：

○uheri be baicara jurgan, te hafan takūrame šun tiyan i bai baita be icihiyame unggimbi; ilibure, heturere ba oci, duibuleme tuwafi, yargiyan oci sindafi unggi;isinaha manggi, tere/bade bisire hafasa, duibuleme acabume tuwa, cinuhūn, behei hergen, temgetulehe bithe ishunde acaci, uthai tušan i weilei hacin be afabu, bilaha songkoi wajiha erin de alanju;ume emu hala seme, sain niyalma be oron de dosimbufi jafame, turgun tucibume, irgen be gejureme, cisui weile be baire;aikabade cinuhūn, behei songko adali akū oci, pi bithe jafaha niyalma be jafafi, ging hecen de benju;erei turgunde k'an ho bithe tucibufi buhengge;

以下為手寫體

emu hacin, šurdeme tuwara weilei jalin,： jiyan ts'a ioi sy hafan cen fei be šun tiyan i jergi jakūn fu i bade siyūn an hafan obufi takūrame ijishūn dasan i uyuci aniya, ninggun biyai ice jakūn de uheri be baicara jurgan i aliha amban gūsai ejen arašan se

wesimbufi, te ere hafan, pi bithe jafafi genembi;tere goloi šun tiyan fu i temgetulehe bithe de duibulefi ishunde adali oci, dza fu bithei dorgi weilei songkoi yabubu:

weile wajiha erin de, uthai bithe arafi wesimbu;meni yamun de geli, bithe benjime ulhibu;

ici ergi pi bithe takūrara;以下為手寫體： jiyan ts’a ioi sy hafan cen fei

以下為印刷體：

ere be alime gaisu:

ijishūn dasan i uyuci aniya biyai inenggi; diyan li 以下為手寫體： funde sioi žu lung daiselame aliha;

印刷体: uheri be baicara jurgan

: uheri be baicara jurgan i doron都察院之印(滿漢合壁)

右下角手寫體： ere emu jing wei pi be ninggun biyai juwan duin de uheri be baicara jurgan i icihiyara hafan anduri, ejeku hafan wehe, unucen benjihe, juwan uyun de doron gidafi orin de u men juleri beye de afabume buhe ede hesei tcibure boobai emke gidaha

漢文：九年六月十三日都察院理事官羅□送到順天巡按陳棐精微一道，十四日理事官阿都里看 徐如龍掛號訖 十九日用 寶 二十日 在五鳳樓前發訖比對著漢文本的精微批文，譯文如下：

都察院今差本官前去順天公幹，把截去處驗實放行，若至所在官司，比對硃墨字號相同，速將坐去事件，依限完報，毋得將同姓良善冒名頂解，因而動擾於民，自取罪愆；若硃墨不同，即將齎批人員擒拿赴京，所有勘合，須至出給者。

一為出巡事，差監察御史陳棐前去順天巡按。順治九年六月初八日都察院承政固山額真阿拉善等具奏，今將本官齎批前去，本省順天府比號相同，照依劄內事理施行，完日徑自具奏，仍呈本院知會。

右批差監察御史陳棐准此

順治九年月日 典吏缺許如龍代承（順治九年處，鈐蓋滿漢合璧之「都察院之印」）

都察院

四、結語

清初，差往各省之巡按御史及各關差、倉差等監督赴任時，照例應請給發敕書、精微批文、應用勘合等項，差滿時，敕書送戶科銷號，精微批文轉繳內閣典籍廳查收；敕書是頒給外任官員的憑証，由內閣撰擬，敕書分坐名敕及傳敕二種，給督撫學政等官員時，敕內填寫本官姓名及官職，及其職權範圍；而傳敕不書寫官員姓名，一般是給布按二司、參將、遊擊等品秩較低的官員；但坐名敕與傳敕皆是漢滿兼書，右首是漢文，左首是滿文，發給敕書的年月日處，鈐蓋滿漢合璧寶印「敕命之寶」，滿文譯作「han i tacibure boobai」。再看漢文的精微批文8，都察院差監察御史田昇龍前去廣西巡按，給發的精微批文，除了中間的手寫體、及日期等項外，其印刷體部分與滿文精微批文的內容是一樣的，亦是制式化格式，遇差填寫，但不同的是，漢文本精微批上，除了鈐蓋「都察院之印」外，中間上方之處鈐蓋滿漢合璧「敕命之寶」左半印，在「敕命之寶」下方，鈐有滿漢合璧「都察院之印」之左半印，在右邊上方鈐有滿漢合璧之「通政司之印」左半印，漢文本上鈐印多達三種，而滿文本只鈐有「都察院之印」，其原因有待深究。又巡按御史一職，到了順治十八年時裁撤，內閣大庫檔案內除了順治年間的都察院差巡按御史的精微批文外，尚有多件戶部、工部差員經管臨清倉、德州倉、九江關、龍江關稅務等批文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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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徐中舒撰「內閣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明清史料》甲編頁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² 劉錚雲撰「舊檔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語藏內閣大庫檔案現況」，《新史學》九卷三期，1998年9月。

³ 內閣大庫檔案網址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

⁴ 巴克什為（baksi儒者、學者）之音譯，羽田享編著，滿和辭典，頁33。
⁵ 莊吉發著，故宮檔案述要，頁349，國立故宮博物院印行。

⁶ 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語研藏明清史料,登錄號163601。

⁷ 見《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三十。

⁸ 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登錄號為104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