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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彤和女兒攝于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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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文章中，北京大學英語系系主任高峰楓說方志彤在北平幫助過不少哈佛留學生，《元朝秘史》的英譯者柯立夫就是其中一位。柯立夫明確說：「我最初是方先生的學生」，然後盛讚方志彤的人品和學問，說他是「通曉中國文化傳統博大精深之處的君子」。
多年前，我和高峰楓教授一道到台南看乾隆的滿漢文碑，他對我的滿洲研究甚感好奇，但我想他應不知道我是柯立夫老師的學生，正如那時我不知道他對柯老師的事情感興趣一樣。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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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毓賢
[導讀] ： 柯立夫和方志彤同有藏書癖。曾經非常親密，但後來因機遇懸殊友誼無法維持下去。兩人都是個特殊時代的產物,恐怕漢學“制度化”後，再也產生不了也容納不了像他們這樣獨立特行的人了！
《蒙古學家柯立夫其人其事》在《上海書評》（2013年4月7日）發表後，接到一些評語，藉此補充和修正。
梅維恒（Victor Mair） 說他學生時代到過柯立夫的農場，記得他養的是黑摩根馬。我才想起柯立夫也收藏美國早期農具，養這種健壯耐勞能幹農活的馬，意趣是相同的。
白牧之（Bruce Brooks）說他和柯立夫做同事還算合得來，因有共同語言。但他嫌柯立夫太墨守于伯希和的成規，而且因不完全同意洪業的看法就不願在洪業生前發表他的《蒙古秘史》英文譯注，未免尊師尊得太荒謬了，這其實是一種執拗。學問是不斷地自我駁斥才能前進的。“在我所知道的人之中，柯立夫最不輕易改變自己的主張和理念，習慣更是一成不變。你若不欣賞只好遠遠避開他，我可以說兩者兼有。”
艾朗諾（Ron Egan） 說柯立夫走出烏蘭巴托火車站看到的不是馬糞牛糞，一堆堆蒸汽冉冉上升的是駱駝糞。
劉元珠（Ruby Lam）說她並不是柯立夫的遺囑執行人，執行人是位伯魯杜克神父（Hector Bolduc），可是她與她丈夫將全力維護她老師遺留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書籍。這些書籍藏在Gilford鎮上的一座天主教堂內。
我網上一查，發現伯魯杜克神父和柯立夫一樣，也是個不願在二十世紀植根的人，他為拉丁文不惜與教廷抗爭，被免職數十年。怪不得他們兩人“臭味相投”。
伯魯杜克神父1936年出生於新罕布什爾州，比柯立夫小二十多歲，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也從軍，也喜歡旅行，學各種語言，包括古埃及科普特語,而且嗜好收藏書籍。他快四十歲時在瑞士受當地的大主教封為司鐸。這位大主教和他一樣，以維護用拉丁文舉行彌撒為己任，他們覺得拉丁文有深遠的傳統，而且是超地域性的，全世界都可通用。當梵蒂岡規定所有的彌撒都必須用當地語言時，這位元大主教和伯魯杜克神父仍堅持己見，結果大主教被逐出教會，伯魯杜克神父沒有被逐，亦被免了神職。他的父親逝世後他回到新罕布什爾州出生的家養牛，當地居民出錢出力替他建立一座小教堂，教堂一整邊的牆壁用來放他的藏書，其中有上千年的古書，每一本他都讀過。2008年上任不久的新教皇決定允許繼續用拉丁文舉行彌撒，伯魯杜克神父感到他三十四年來堅持的信念終於被肯定了。他去年才逝世。
我把在《上海書評》發表的文章傳給哈佛燕京圖書館的西文書籍負責人林希文（Raymond Lum），他告訴我關於柯立夫遺留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書，賴大衛（David Curtis Wright） 有專文在《宋元研究學報》（Bulletin of Song-Yuan Studies）第28期（1998）討論，並影印了一份寄給我。
除了把賴大衛的文章影印給我外，林希文還讓我看他紀念方志彤的英文未刊稿。方志彤有驚人的學識，又是極優秀的教師，艾朗諾英譯《管錐編》扉頁上獻給方志彤，不但因為他從事這項工作，是錢鍾書清華時代的要好同學方志彤鼓勵他做的，而且他看得懂文言文，全得力于方先生。然而“冒牌華人”之譏一直籠罩著方志彤，沒想到素來對隱私設防甚嚴的他，卻向忘年之交林希文傾訴他的身世。下面我得他的同意擇錄以饗讀者。
柯立夫和方志彤同有藏書癖。曾經非常親密，但後來因機遇懸殊友誼無法維持下去。兩人都是個特殊時代的產物,恐怕漢學“制度化”後，再也產生不了也容納不了像他們這樣獨立特行的人了！
柯立夫在新罕布什爾州留下的藏書與文件
賴大衛說柯立夫該教堂的書約有一萬五千本書，包括十八世紀出版的英文和法文關於亞洲的成套書籍，藏在裝了玻璃門的書櫃裏。
他1997年花了約十五個鐘點翻看柯立夫遺留的檔， 有些經整理放在鐵櫃裏，但仍有大量堆在桌面，發現其中有手稿也有打字稿，用的多半是油印行政通知的反面，可見柯立夫節儉成性。賴大衛抽查了的檔分數大類：（一）有三十多個檔夾註明《蒙古秘史》的資料，大部分是書的打字原稿。柯立夫英譯了《蒙古秘史》後，本來打算把較詳盡的注釋另冊出版，但第二冊始終沒有出版。賴氏只見到零星的未刊注釋，希望未經他過目的稿件中很多，將來有人把這些珍貴資料發掘出來發表；（二）元史：柯立夫以譯注《元史·本記》出名，這些大部分在有帶副本的打字稿完美地保存著，包括本記1-2， 4-14， 17， 21-26， 28-29， 34-35，註腳整齊地置放在稿件下端，大多數手稿也保留了。另有十多種《元史》中人物傳的譯注；（三）三十多箱沒有完成的《哈佛燕京大字典》的卡片。據文檔記錄，其中有些1976年寄了給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蒲立本（E. G. Pulleyblank）教授；（四）其他：關於蒙古和元史的文稿，波斯文獻的譯注，課堂教材等等。
賴氏報告說要查閱這些文件不容易，因為教堂沒有專人負責，而申請要參觀和研究的學者很多。
注：內蒙古大學周清澍教授對柯立夫的蒙古學藏書，於2005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作了一份報告，說在新罕布希爾州的柯立夫藏書中各種語種的工具書，如突厥語、波斯語、阿拉伯語、蒙古語的詞典特別多；波斯文的蒙古史史料不少是原文本，蒙古文書籍相當多，包括幾份蒙古文家譜，二十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北京蒙文書社出版的蒙古文書籍，柯立夫幾乎一本不漏地均有收藏。叢書中《東方學文獻》收藏得非常全，俄國、蘇聯時期歷史地理學會的雜誌收集得很完整。
林希文紀念方志彤博士
方博士握著扭曲了的金屬黑手杖在街道當中行走，腳上穿的是麂皮絨黑鞋配白襪子，法式貝雷帽下瀉出數撮白髮。他危及了來往的車輛和自己的性命而渾然不覺，所幸哈佛校園恬靜的後街交通稀少。
我下班經過他住處附近，向他揮揮手，他便往我這一邊走來，卻不上行人道， 我只好陪他在街上走，頓然領悟方博士素來要別人遷就他，現在年高望重，人人又都知他性情古怪，更覺得理當如此。
他問我有沒有時間看看這一帶的住宅區，我實在沒時間，但他已用手杖彎勾住我的手臂說：“當然有時間！”又問我看到他還了圖書館的口述史沒有。我在圖書館工作，見伊莉莎白·赫芙（Elizabeth Huff）的口述史談及他們兩人數十年前短暫的情事，便把書傳給他先看。方博士說他並記不得有這回事，抗議道：“他們不該出版此書。可是他們有的是錢，也拿他們沒辦法。”我加快腳步跟上他的步伐，發現他手杖主要用來推開路上前面的樹枝和石頭。看到有車駛來，我便本能地趕緊輕輕推他躲閃。
“你住哪呢？”他又問。我沒上過他的課，他很可能連我的名字都不清楚，但我們多年在哈佛燕京大樓走廊上碰面，他總和善地點頭和我打招呼。
“我就住在叫樹蔭坡這一帶，都是自有宅，但我們是租的，住了二十一年了。這條路可穿越對面的諾頓樹林。看到圍牆沒有？建築這圍牆為的是要擋住屋價較廉的撒墨爾莊。看到那棟大樓沒有？劍橋和撒墨爾莊的分界線穿過那棟大樓，但到了我們的房子就把界線挪了些，讓房子歸屬劍橋。進來喝瓶啤酒吧。”
到處都是書！壁上，地上，桌上，都是書。“來看看我的書！”他不是邀請我而是命令我，一邊說一邊已上了樓。樓上有更多書。這顯然是他的私人天地。門把上，欄杆上，窗簾架上，所有凸出的地方都掛著穿過的衣服，約莫可見有洗好的整整齊齊地疊在一角；除此外到處就是書，高高地堆滿兩間臥室，有樓梯可走上他三樓的書房，書房自然有更多書，連樓梯口也占了一半，須側身才能登上去。
他撿起一本：“你瞧，這是我昨天找到的。此人只寫了四本書，都關於文化人類學。我全看了。才三塊錢。哦，我可不是研究人類學的。”他把手一揚， “這些書我都翻過。我打算捐給清華。清華是我的母校，你知道嗎？可是需要裝箱，付運費，我都不行。我辦公室裏還有書。我兩年前退休了，退休後可以保有辦公室兩年，可是他們又能把我怎麼樣？難道踢我出去，把東西都丟在街頭？”我們兩人默默相視，我也沒有答案。
方志彤，這研究古希臘的韓國學者，在哈佛教了三十一年的中文。他告訴我：“我的母語是韓國話，然後學日語，再學中國話。我在韓國讀書的時候講的是日語，可是看的是中文。我十六歲開始學德語，不是在學校學，自己學的，捧著課本學，課本上那些荒唐的東西只有德國人才寫得出來。我發願要學所有的主要語言，但梵文和俄文一直沒學好。”
“那一堆全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應該都歸圖書館。這邊一本中文書都沒有。全是希臘和拉丁文經典。我是古希臘學者，不是中國學者！”我聽得有點糊塗，他究竟是說他做學問不研究中國，還是說他不是中國人呢？
我們下了樓。他的兒子說有點事要出去。不久他的德國太太（第一任太太是中國人）提了兩個購物袋回來了，我記起圖書館每月舉辦減價售書會時，常見到方博士提了兩購物袋的書滿載而歸，他們兩人還蠻相像的。
他介紹我們認識，但這另一位方博士對我突然的出現似乎不甚高興。我還沒有脫外衣，她就對丈夫說，“這裏冷得很，不要讓他脫外衣。”“所以說嘛，我就是為這原因沒叫他脫外衣。”隨即兩夫婦用德語交談。方夫人出去一會兒又回來，脫了外衣，把電話帶進樓梯下的小房間裏躲開了。
“吃花生吧。來這兒坐。我們中國人喜歡喝酒時吃點東西。窮人吃花生不吃瓜子，南方除外。北方長西瓜的季節太短了。”原來他把自己打造成中國人，也說服別人把他當中國人。
“我來了三十一年沒有回去過亞洲。數年前我的家人都去了歐洲，我不能去，要看守這些。”他把手揚向幾乎連壁爐都全掩蓋住的書。
我不久就搬了家，下班不再途經方博士的住處，但這之前凡是星期五遇上天氣暖和，方博士總請我和他一起吃中國菜，是他一位決定不繼續念中文的學生從唐人街帶來的。我則帶瓶葡萄酒，兩人便坐在他家門前的遊廊上吃，因為裏邊是放書的，不是給人坐的。他那些日子開懷地大談他熟悉的艾茲拉·龐德,抨擊“費蔣介石”（費正清教授John Douglas Fairbank)，替我正在寫的博士論文想點子，告訴我他因在中國的時候做韓國人不安全，於是裝為中國人。他對我平等看待，我覺得很榮幸，但我一直都沒直呼他名字，總稱他為方博士。
後來艾朗諾和一些他教過的學生幫他把書裝箱，送到北京大學去了。有一小部分經我手捐了給哈佛燕京圖書館。
方博士1995年11月22日去世後，另外那位方博士打電話給我說有幾本照相簿，要捐獻給哈佛燕京圖書館。說她父親是位醫生，她小時候跟著家人從德國到中國去，是在中國拍的照片。她不但精通中國話，而且成了位中國紐扣專家。她和方志彤是在中國認識的。我訪問了她數次，但從不談方志彤，因她有她自己的中國故事。她也許不記得我就是那個星期五晚上和她丈夫在門前遊廊吃飯的人。有個耶誕節她請我到她家，給了我一些餅乾，是用她在中國收藏的木模子做的，做給她的孫兒吃。她九十二歲那年被房東逼迫搬遷，離開住了半個世紀和方志彤與孩子們共築的窩，翌年2008年2月便逝世了。
《上海書評》2013年6月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