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文字典中沒有的字：Ewanggelinum

在滿文聖經中，很多字都是字典沒有的。這些字大都源自西方，其中一個常出現的字 ewanggelinum 明顯是來自拉丁文的 evanggelium, 即福音書之意。不過 ，奇怪的是滿文的ewanggeliNum比拉丁文原字多了一個n 字母。

其實，原字轉寫為滿文時另加n字母在滿文聖經中並不罕見，地名如加百農寫作QparnaNum（< Latin. Capharnaum ）即為一例。我想，這個 n字母可能是為了發音方便而加的「連結輔音」(這個「連結輔音」很多時出現在元音之間，即所謂的intervocalic consonant), 滿文代名詞作格變化時莫不如此，如si 的所有格便寫作siNi等。

由於此字的拼寫頗為特別，因此常常為人拼寫錯誤。李德啟依照原拉丁文將之拼作 evanggelium（見滿文書籍聯合目錄，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及故宮博物院圖書館、1933，頁11）。黃潤華、屈六生在《全國滿文圖書資料聯合目錄》中（北京： 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 ，頁59-60)將之拼作ewanggiljuma可說是錯得離譜。俄國學者彭曉梅（Татьяна А. Пан）發現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德堡分院東方研究所所藏的馬太福音將之誤拼作 ewanggelinuma [sic] （Aetas Manjurica 9, p.165，no. 398），這應是將字母-m誤作音節-ma之故。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

滿文《新約》（Ice hese）簡介

滿文新約聖經《Ice hese》應是俄羅斯東正教傳教團翻譯的成果。

阿爾巴津人

清廷在1685年前為了解決三藩之亂，無暇顧及俄羅斯在北方的入侵。三藩之亂解決後，康熙皇帝便向阿爾巴津頒下諭旨，令其投降，但阿爾巴津不肯，於是清廷便展開攻擊，阿爾巴津堡壘被攻陷後，約有45人及其妻兒投降清朝，日後這些人被稱為「阿爾巴津人」。[1]

　　清朝對於投降的阿爾巴津人不只提供食物、房子，也將他們編入鑲黃旗，並將一座佛寺清理後交給他們當教堂使用。其後由阿爾巴津來的神父馬克西姆負責阿爾巴津人的信仰，可是效果不彰，因為連阿爾巴津神父的小孩也受異教影響，而且馬克西姆神父的年紀也越來越大，這都使得俄羅斯開始籌劃派遣傳教團前往中國。[2]

東正教傳教團

1716年，在俄皇彼得一世的支持與中國的同意下，俄國正式派出第一屆的東正教傳教團。第一屆傳教團受到中國的禮待，教士除了被授以官位外，更給與住房、飲食、錢財。這應與當時清廷必須面對準噶爾的入侵有關。
雖然傳教團受到中國的款待，但因為沒有條約的保障，所以地位、傳教的工作也不大確定。這可從第一屆傳教團領班死後清廷不斷干擾新領班赴任可看出。[3]直到1727年〈恰克圖條約〉簽訂後，這個狀況才因為有明文保障而得到改善，也因為這個條約的緣故，俄羅斯東正教傳教團成為異於耶穌會等傳教士的團體。[4]
 

《新約》的翻譯　

直到18世紀末，東正教不太熱中於經書的翻譯工作。原因大概有三個。一是東正教來華的目的是為了維護阿爾巴津人的信仰，但當時阿爾巴津人還通俄文，不太需要經書翻譯。二是初期東正教派出的人選能力一般，無法進行翻譯工作。第一屆傳教團派出前，彼得一世曾指示說：「神父無須學有根底，但求諳於世故」。[5]三是在東正教來華前，天主教耶穌會士便已經翻譯過多本經書，所以東正教傳教團用耶穌會士的譯本即可。[6]

　　19世紀初，第八屆傳教團的斯捷潘．利波夫措夫（Степ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 Липовцов, 1770-1841）於1794到1808年來華期間完成了《新約》的翻譯，但沒得到俄國聖務院的批准，反而讓英國聖公會出版了。天主教的傳教士又把滿文《新約》拿來當作東北教會學校的教材。不過，有學者認為《新約》是英俄聖公會代表賓加頓於1821年僱用利波夫措夫翻譯，並於1825年譯完。這本滿文《新約》於1835年印刷了1000部，其中的200部在海難中丟失，並於1929年再版。[7]

        正如上面所說，東正教傳教團從起初便在維持阿爾巴津人的信仰。其後，因阿爾巴津人與滿人通婚，翻譯《新約》為滿文便有其必要。[8]而且，東正教希望能夠使中國皇帝信教，《新約》的翻成滿文或許也與這種想法有關。入關後，滿洲人的漢化相當快速，但從俄羅斯對於傳教團成員安東．弗拉德金的詢問：「關於隨傳教團到那裡的學生，他們是否在回國時為新來學生留下什麼學習材料，以便他們能夠於初期獲得必要的漢滿文知識？具體能留下什麼？」可知當時應該還有一定的人在使用滿文。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彭楨儒)

---

[1] 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閻國棟、肖玉秋譯，《東正教在華兩百年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頁25。

[2] 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閻國棟、肖玉秋譯，《東正教在華兩百年史》，頁28-32。

[3] 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閻國棟、肖玉秋譯，《東正教在華兩百年史》，頁69-72。

[4] 肖玉秋，〈論俄國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士團的特殊性〉，《俄羅斯研究》，第1期（上海，2008.02），頁83-84。

[5] 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閻國棟、肖玉秋譯，《東正教在華兩百年史》，頁41-42。

[6] 肖玉秋，〈俄國駐北京傳教士團東正教經書漢譯與刊印活動述略〉，《世界宗教研究》，第1期（北京，2006.03），頁93-94。

[7] 薛蓮，〈大連圖書館館藏滿文《新約全書》考略〉，《滿州研究》，第1期（哈爾濱，2008），頁70-71。

[8] 肖玉秋，〈俄國駐北京傳教士團東正教經書漢譯與刊印活動述略〉，頁96。

滿文《馬可福音》是從哪一種語言翻譯而來的？

柳廷昊，第7屆(2016-17)滿文班（另開），學部大四生。以下是其學習滿文一年後所作的小論文。論文雖非鴻編巨製，但所論仍足供參考。文章由廷昊所作，本人僅略作補訂。甘德星附識。

───────────────────────────

滿文《馬可福音》在19世紀翻譯出版，但翻譯的底本卻並不清楚。為了探尋《馬可福音》是翻譯自哪一種語言的版本，滿文《馬可福音》中的語音拼寫、文法結構、字彙字義都是重要的線索。

拉丁文本
首先我將探詢的重點放在拉丁文武加大Vugalte譯本上。從《馬可福音》標題的音譯看，拉丁文本是：Marcus /ˈmar.kʊs/，但滿文本卻翻譯成：Marqa /mɑr.kʰɑ/ -i ulaxa songqoi（按照馬可所傳遞的）。Marcus的第二個音節-cus被改為-qa，而且標題中還多了許多拉丁文版沒有的字。此外，在轉譯耶穌基督的名字時，同樣的問題也出現了。拉丁文的版本將耶穌基督寫做：Iesus Christus /ˈjeː.sʊs ˈkʰrɪs.tʊs/，但滿文本卻翻作Isus Heristos /i.sus xəris.tos/，不但耶穌的/e/音掉失，基督的/kʰ/音也被轉寫作/xə/。


再就語法與語意而言，滿文版《馬可福音》第一章開編首字porowyetasai（先知們的），與這個字下面的bithe-de，是用來翻譯相對於拉丁文本的scriptum est in Esaia propheta（在先知以賽亞的書中）。但拉丁文本裡的以賽亞（Esaia）並沒有翻譯出來，後面的propheta在拉丁文用的是單數的離格（singular ablative case），而滿文本卻是用複數所有格的porowyetasai。很明顯，滿文本並非按照拉丁文本翻譯而來。


葡萄牙文本
由於天主教是由葡萄牙人傳入中國，因此《馬可福音》有可能是翻譯自葡萄牙文本。但問題在於，葡萄牙語的福音書拼法evangelho，與滿文的ewanggelinum不同。葡萄牙語的h不發音，若滿文版是從葡語聖經翻譯過來，滿文版這個字的結尾也應該反映o的音，而非以–um結尾。此外，在葡語聖經第一章第二節中並沒有翻出拉丁文本的ecce（看哪！），但滿文本卻翻作tuwa（看！）。因此，可以推斷滿文聖經不是翻譯自葡文本。

德文本
在路德版德語聖經（Luther Bible）中，雖然in Esaia propheta是使用den Prophten的復數形態翻譯，但相異之處也不少，例如：約翰的名字，在拉丁文與德文中都拼作Johannes（Latin：Iohannes），但滿文卻是Iowang，少了一個h音；馬可的名字，德文版寫做Markus，與拉丁文的對音相近，但與滿文的Marqa不符。

就語法言，滿文版裡有很多地方使用了jalin（為了、替）這個字。例如，在第一章第三節的Biγan-de xôlara niyalma-i jilγan, ejen-i jalin juγôn-be dasata talu juγôn-be necin obu senhengge（在曠野中，呼喊人的聲音說的：為主修路，把狹路變成平坦），在路德版的經文卻是：Es ist eine Stimme eines Predigers in der Wüste：„bereitet den Weg des Herrn, macht seine Steige richtig!“（這是在曠野中傳道者的聲音：「準備主的道路，把他的窄路變直！」）。這裡，滿文的ejen-i jalin（為了主）與德文des Herrn（主的）並不一樣。這段文字，在拉丁文寫做：Vox clamantis in deserto parate viam Domini rectas facite semitas eius.（呼喊的聲音在曠野中，準備主的道路，把他的窄路變直），德文與之頗為一致，不管是des Herrn或Domini，意思都是所有格「主的」，但與滿文的ejen-i jalin卻對照不起來。

俄文本
如果滿文《馬可福音》既非翻譯自拉丁文、葡萄牙文，德文，那滿文《馬可福音》究竟是翻譯自哪個版本呢？有沒有可能是從俄語翻譯過來的呢？

我找到了俄語教會版（Russian Synodal Version）的《馬可福音》。以下先將《馬可福音》中的俄語音譯名詞與滿文對照，另加上拉丁語的對音與漢語翻譯：

俄	滿	拉丁	漢
Марка（Marka）	Marqa	Marcus	馬可
Иисус Христос （Iisus Xristos）	Isus Heristos	Iesus Christus	耶穌基督
Иоанн（Ioann）	Iowang	Iohannes	約翰
Иудей（Iudej）	Iodeye	Iudae	猶太
Иерусалим（Ierusalim）	Iyerusalim	Hierosolym	耶路撒冷
Иордан（Iordan）	Iordang	Iordan	約旦
Назарет（Nazaret）	Nasaret	Nazareth	拿撒勒
Галилея（Galileja）	Keliliyeya	Galilae	加利利
Сатана（Satana）	Satana	Satan/ Satana	撒旦
Симон（Simon）	Simong	Simon	西門
Андрей（Andrej）	Angderei	Andre	安德烈
Зеведей（Zevedej）	Sabedei	Zebedae	西庇太
евангели（evangeli）	ewanggelinum	evangelium	福音書
пророк（prorok）	porowyeta	propheta	先知
ангел（angel）	anggel	angel	天使
Капернау（Kapernaum）	Qparnanum	Capharnaum	加百農

從上表可見，滿文的音譯與俄語非常相似，甚至把俄語的顎化音也清楚呈現出來，例如Галилея中的lе/lʲe/音，在滿文中寫作liye，第一節的第一個字porowyeta，儘管不是使用俄語的пророк這個字，而是使用拉丁文的俄語拼法профета，在轉換為滿文時，顎化音ye也正確標出。

從語法跟用字來看，俄文本也證明了滿文聖經是從俄語翻譯而來的。首先是《馬可福音》的標題。在俄語版本中，並不像拉丁文或德文本僅使用Marcus或Markus一個字，而是寫成от Марка，意即「來自馬可」。這與滿文的Marqa-i ulaxa songqoi（按照馬可所傳播的）翻法相似。這也是滿文《馬可福音》為何不直接寫成Marqa-i enduringge ewanggelinum（馬可神聖的福音書），而是寫成enduringge ewanggelinum Marqa-i ulaxa songqoi（按照馬可所傳播的神聖的福音書）的原因。

前面我們也提到，滿文《馬可福音》開頭第一個字是porowyetasai，所使用的是porowyeta的複數形所有格，這與俄文本的пророков（-ов, plural GEN）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第一章第三節的ejen-i jalin juγôn-be dasata（為主準備道路）對照俄文本為：приготовьте путь Господу（準備道路給主），這邊的Господу使用與格（-у, singular DAT），意義上代表「給予某人」，與滿文的 -i jalin的意義類似。

滿文本的一些字，在拉丁本裡面找不到。在俄文本第一章第十二節：немедленно после того Дух ведем Его в пустыню（在那時不久之後，聖靈引領他前往曠野）中，после того（在那之後）是拉丁文本沒出現過的。拉丁文這段的文字是Et statim Spiritus expellit eum in desertum（於是不久，聖靈引領他前往曠野）。這邊只出現statim代表「瞬即、不久」，與俄文並不是對譯得很齊。不過，немедленно после того（在那不久之後）這樣的翻譯卻在滿文本裡面出現對應的tereci γôdaxaqô（從此不久）。此節的滿文原文如下：Tereci γôdaxaqô enduri imbe biγan-de yarume γamaxa（從此不久，神引領他往曠野）。

接下來的第十三節也出現拉丁文本沒有的字詞：И был Он там в пустыне сорок дней, искушаемый сатаною, и был со зверями, и Ангелы служили Ему（而他在 那 曠野四十天，考驗由撒旦與動物來，而天使則服侍他）。這句的拉丁原文是：Et erat in deserto quadraginta diebus et quadraginta noctibus et tumptabatur a Satana eratque cum bestiis et angeli ministrabant illi.（而他在曠野四十個早上與四十個晚上，考驗從撒旦與野獸們而來，而天使們則服侍他）。拉丁文中沒出現俄文的там（那）字，但滿文本中卻出現tere這個對譯字（I tere biγan-de satana-de cendekušeme dehi inenggi bifi, gurgu-i sasa bihe, geren anggel imbe eršeme uiilehe/他在那曠野被撒旦考驗四十天，與野獸同在一起。眾天使服侍他）。

滿語本第二十二節Geren gemu ini tacihiyan-be ferguwembihe. I cembe tacihiyara-de. utxai tooselame tacihiyaxa. tuttu bithe-i niyalma-i tacibure-ci encu ojoro turgun.（所有人都驚奇他的教誨，當他教導他們時，如同用權力教導。因為與文人的教導不同的緣故...）中utxai一字，即「如同」,而非「就」的意思。這個字其實是翻譯自俄語本的как（И дивились Его учению, ибо Он учил их, как власть имеющий, а не как книжники./且驚訝他的教誨，因為他教他們，如同有著權力），此即拉丁文本的quasi（et stupebant super doctrina eius erat enim docens eos quasi potestatem habens et non sicut scribae/以及著迷在他的教導之上，因為教導他們如同有著力量，且不像書上的）。

就語音與語法言，滿文聖經與俄語本聖經對譯得非常整齊，很多拉丁本沒有的字也出現在滿文聖經裡，這都讓我們可以確定滿文聖經是從俄文本翻譯而來的。可是，在滿文本中有許多字的拼音與俄文本的拼寫有些出入，如ewanggelinum（福音書）、porowyeta（先知）這兩個字。在俄文本裡，這兩個字分別為евангели與пророк，這似乎意味著俄國傳教士在翻譯《馬可福音》時，並非完全使用俄語的字彙。在拉丁文，這兩個字分別轉寫為evangelium與propheta，而希臘文則轉寫為εὐαγγέλιον（euaggelion）與προφήτης（prophetes）。按照滿文聖經ewanggelinum與porowyeta二字的轉寫，這兩個字最有可能來自於拉丁文，因為–um與 -a的字尾是拉丁語的字尾。

單從《馬可福音》第一章的前幾節來看，滿文聖經應是翻譯自俄文本，而其中一些特別的字詞則最有可能參考了拉丁文本的轉寫。然而，鑑於《新約》最早的版本為希臘文，因此這些拉丁化滿文有可能最終來自希臘文。在《舊約》中，拉丁文本跟希臘文本的音譯都源自於希伯來語。如夏娃這個名字，在《舊約》的拉丁文與希臘文的拼寫便分別拼作Havam與Εὔα（Eua），要確定這些字是從拉丁文或希臘文而來，參閱《舊約》似乎有其必要。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柳廷昊)

明代女真史研究

 

 

作者: [日]河內良弘
出版社: 遼寧民族出版社
譯者: 趙令志 / 史可非
出版年: 2015-3
定價: 78.00元
ISBN: 9787549710287



【內容簡介】
《明代女真史研究》系日本著名滿學研究學者河內良弘的學術著作,，1992年、該書由同朋舍出版。本次系由中央民族大學趙令志教授等翻譯在國內出版。書中的各篇論文，既獨立城篇具備獨到的見解，又按著明代發展順序把其像網狀一樣緊密地結合起來。據此我們便可綜合把握女真社會的方方面面以及努爾哈赤登場前夜的歷史發展脈絡。也就是說，河內先生的著作對明代女真史描繪了一個清晰的全景，在明代女真史研究中可謂翹楚。

《明代女真史研究》簡介
《明代女真史研究》分前後兩部，共21章。第一部的研究範圍從明代初期、高麗末期至天順年間、朝鮮世祖的前半期，第二部的研究範圍從成化年間、朝鮮世祖後半期到明代後期。為了瞭解河內先生研究業績的一部分，以下選其六章內容作一介紹。

第二章(建州左衛的對外關係)這一章是一個以女真與朝鮮、明朝的外交關係為主軸，探索從14世紀後半到15世紀前建州左衛歷史的長篇。1395年斡朵裏部的酋長童猛哥帖木兒開始向朝鮮進貢，並且以後從禮儀和貿易上考慮被延續下來。同時明永樂帝的女真招撫策也漸漸顯效，永樂三、四年之交，童猛哥帖木兒開始朝貢明朝並被任命為建州衛指揮使。據此，童猛哥帖木兒原則上與朝鮮處於同等的地位，成為明朝—羈縻衛的首領，從而斷絕了與朝鮮的關係。然而，與朝鮮斷絕外交和貿易往來，對於建州左衛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損失。為了抓住交涉的契機，童猛哥帖木兒繼續努力，1424年由於獲得了明朝的諒解，朝鮮與女真恢復了關係。當時，朝鮮已經認識到女真是受明朝冊封的外臣，與女真的交涉通常也考慮明朝的因素，雖然沒有把女真當作一個朝貢國，但把女真的朝覲看作“慕義求見”的華夷思想卻根深蒂固，沒有把其當作對等鄰國來接待的意識。1433年，童猛哥帖木兒在阿木河事變中被殺，建州左衛失去了中心領導者，朝鮮的勢力滲透開始有了轉機。朝鮮認為，斡木河本來就是朝鮮的領土，只不過是被童猛哥帖木兒借去了而已，設於斡木河一隅的會寧鎮無論從名義上還是從實際上都置於它的管轄之下，後來明朝也對此予以默認。女真人對於朝鮮和明朝雙方雖仍以宗主國事之，實行等距離外交，但後來隨著圍繞建州左衛的遼東移住與殘留女真人審問等問題，不斷與朝鮮和明朝發生爭執，女真人開始萌生了對大國的不信任感。河內先生的論文第一次闡明了女真人在當時複雜的多邊關係中一直苦苦探索的、獨立的外交立場，同時也徹底解明瞭朝鮮的對女真外交問題。

第六章“遷徙與農業”這一章對於1411年至1440年間建州女真九次遷徙的理由與季節進行了分析。有關女真族被迫遷徙的原因，大多認為來自於朝鮮、蒙古、兀狄哈等外來勢力的壓力。但遭受突然襲擊的情況除外，遷徙的開始時間大多集中於三、四月份。對於女真來說，這個時間正好是播種期，為了能在新的遷徙地收穫穀物，他們必須在這個時間到達目的地。女真社會基本靠農業，因此女真人的活動受到農業季節的制約，遷徙時間需要有目的的選擇。這些在河內先生的論文裏都給予了明確的論證。

第八章“忽刺溫兀狄哈朝覲朝鮮”過去對於海西女真沒有專論研究，這一章從對與朝鮮的外交、貿易關係這個側面進行了分析。關於1432年冬的閭延入侵事件，朝鮮開始以為是建州衛所為，並於第二年對建州衛進行了攻擊，幾年後，才知道是忽刺溫兀狄哈所為。其後由於忽刺溫兀狄哈及周邊諸部族不斷侵犯朝鮮北部邊境，朝鮮把斡朵裏部的毛多赤安排到忽刺溫兀狄哈的附近，結果從1437年8月的嘔罕河。B巴河衛人開始，忽刺溫兀狄哈的各勢力的使節都陸續地派往朝鮮。他們希望通過對朝貿易得到馬匹，但隨著朝覲者及接待費用的增加，朝鮮開始對此加以限制，1440年忽刺溫兀狄哈再次入侵閭延，使朝貢朝鮮走近尾聲。在這篇論文裏，根據《李朝實錄》作成了{忽刺溫兀狄哈朝鮮來國表)，同時對《李朝實錄》和《明實錄》互相參照，詳細闡明了忽刺溫兀狄哈各衛朝覲者的實質。

第十三章“趙三波組織”這一章對女真社會內部存在的民族主義組織的萌芽進行了論述。1460年申叔舟對兀良哈諸部落進行了攻擊，此後這一帶雖逐漸回復了和平，但1461年懷有復仇心理的毛憐衛的姻親又對義州進行了攻擊。作為領導人之一的趙三波，吸收申叔舟戰亂後從朝鮮東北流入婆豬地方的大量難民，勢力急劇膨脹。從把對外國的復仇作為目的這一點來看，它顯然是一個民族主義組織。另一方面建州衛的首領李滿柱，聲稱自己與趙三波沒有關係，只求保護本族的安寧。兩者最終成為兩股對立的勢力。這一論旨貫穿第二部始終，也成為這一著作的一個特色。

第十八“貂皮貿易的展開”這一章是第一次詳細論證成化年間至明末與明朝、朝鮮進行貂皮貿易的劃時代的論文，隨著貂皮在明朝國內的流行，成為壓倒其他女真特產的貢品。稍後十年左右，貂皮在朝鮮也開始流行。當時朝鮮國內的貂皮生產逐漸減少，又趕上女真人也有了珍視從黑龍江傳來的優質貂皮的風氣。朝鮮與女真的貂皮貿易不間斷地延續下來。女真人通過貂皮貿易從朝鮮輸入了耕牛和農具，促進了女真社會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和向農耕社會的轉型。同時隨著貂皮在中國和朝鮮的流行，從西伯利亞到消費地形成了一個很長的交易通道，開始出現了固定的交易市場。女真商人頻繁往來于交易通道，獲取了莫大的利益。最終在他們當中出現了積聚財力，迅速膨脹為能與舊部族長勢均力敵的強者，作者認為是這些人對女真社會的政治秩序進行重建。

第二十一章“建州三衛的消滅與新勢力的興起”這一章論述了明末女真各組織內部政治秩序的重建並對努爾哈赤的出現進行了展望。由於成化三年、十五年明朝和朝鮮的出兵，建州三衛首領的勢力逐漸衰弱，他們的系譜和事蹟也不見記載。與此相對的是，大約從正德末年開始，與建州三衛首領在家系上沒有淵源的人，以三衛都督的稱謂來明朝的朝覲，並晉升為都督等。這說明一個問題，明朝改變對女真人的授權規則雖是一個原因，然而那些對都督權威並不怎麼顯得必要的人卻最終稱為被人景仰的組織領導者。他們最早在女真部族中雖都屬於卑賤下層成員，然而經過長年從事商業活動和聚了財富，具備了與舊部落酋長勢均力敵的勢力。這樣的領導人有王果、王兀堂，還有在撫順從事馬市貿易的努爾哈赤的祖父等。平息部族間糾紛，解決有關國際地位和貿易上的懸案，針對各種問題立政權組織是他們的共同願望。努爾哈赤的登場是那個時代眾望所歸的表現。

《明代女真史研究》中的各篇論文，既獨立成篇具備獨到的見解，又按著明代發展順序把其像網狀一樣緊密地結合起來。據此我們便可綜合把握女真社會的方方面面以及努爾哈赤登場前夜的歷史發展脈絡。也就是說，河內先生的著作對明代女真史描繪了一個清晰的全景，在戰後研究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另外，河內先生的著作出版後，又發表了《李滿柱與大金》(載《松村潤先生古稀紀念清代史論叢》汲古書院1994年)、《關於明代女真的外交文書》(載《東方學會創立五十周年紀念東方學論集》1997年)等有關明代女真史研究的重要論文。

西文近著與新清史

中華「帝國」1833



帝國轉向

在東亞，新清史的接受度不高，極端者甚至將之視作「西方帝國主義的標本」。面對東亞學者的質疑，西方學者不得不重新思考將清朝視作為帝國的正確性。

近閱西方有關清史新著二種，Managing Frontiers in Qing China (2017)及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9. Part 2, The Ch'ing Dynasty to 1800  (2016) ，其書前的序言或導論都提到新清史的「帝國說」。他們或對之存疑，不置可否，如Nicola Di Cosmo在Managing Frontiers in Qing China 的序言所說的；或多方辯解，説明empire一字在書中的意涵，如Willard J. Peterson在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9. Part 2， Introduction: The Ch'ing dynasty, the Ch'ing Empire, and the Great Ch'ing Integrated Domain 所說者。

我的初步結論是empire肯定和大清國沒有太大的關係，正如將帝制時代的各朝稱作「帝國」是不正確的一樣。漢帝國、唐帝國、明帝國等稱謂是張冠李戴，在歷史上是不存在的。

 

Nurγaci 

清帝御名

另一關注點是新清史學者雖提倡利用滿文文獻，但效果不彰。在劍橋史中，Nicola Di Cosmo所著The extension of Ch'ing rule over Mongolia, Sinkiang, and Tibet, 1636-1800 一章中，清太祖、太宗的御名採用了完全錯誤的拼寫法：Nurhaci 及 Hung Taiji. 滿文文獻如玉牒都不是這樣寫的。

Xong Taiiji



在Managing Frontiers in Qing China 一書中，P. Crossley說Hung Taiji的拼寫法是conventional也是不正確的，除非她說的是conventional mistake（ p.93, note 3).

該書編者之一的賈寧用了更奇特的方法拼寫皇太極的滿文御名：Hūwangtaiji （p.2, note 6)。在滿文檔案中，清太宗的滿文御名，正如乾隆皇帝 Hung Li 等御名一樣，都是分寫的。賈寧據安雙成所編的《滿漢大辭典》，頁1146所載的清太宗御名也分寫作 Hūwang Tai Ji 。在清代，只有一般滿人名字得連寫，宗室貴冑的名字，包括皇帝御名不連寫。有關這點，陳捷先論之詳矣(QSZB, 1:212-15)。

據滿文文獻所記，清太祖、太宗二人的滿文御名，按較精準的轉寫法，應寫作：Nurγaci 及 Xong Taiiji. （見The Romanization of the Early Manchu Regnal Names）。到目前為止，就我所知，西方學者能將入關前太祖，太宗二人的滿文御名正確拼寫的只有Kent Guy 一人。




（中正大學滿文研究班甘德星）

《劍橋中國史》，卷9，2分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9, Part 2, The Ch'ing Dynasty to 1800  (2016)

 

 

Contents

Introduction: The Ch'ing dynasty, the Ch'ing empire, and the Great Ch'ing integrated domain / Willard J. Peterson --

Governing Provinces / R. Kent Guy --
Taiwan prefec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John Robert Shepherd --
The Extension of Ch'ing rule over Mongolia, Sinkiang, and Tibet, 1636-1800 / Nicola Di Cosmo --
Tributary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osǒn and Ch'ing courts to 1800 / Lim Jongtae --
The emergence of the state of Vietnam / John K. Whitmore and Brian Zottoli --
Cultural transfers between Tokugawa Japan and Ch'ing China to 1800 / Benjamin A. Elman --
Ch'ing relations with maritime Europeans / John E. Wills and John L. Cranmer-Byng --
Catholic missionaries, 1644-1800 / John W. Witek --
Calendrical learning and medicine, 1600-1800 / Chu Pingyi --
Taoists, 1644-1850 / Vincent Goossaert --
Arguments over learning based on intuitive knowing in early Ch'ing / Willard J. Peterson --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in early Ch'ing: Three cases / Willard J. Peterson --
Dominating learning from above during the K'ang-hsi period / Willard J. Peterson --
Political pressures on the cultural sphere in the Ch'ing period / Wang Fan-Sen --
Changing roles of local elites from the 1720s to the 1830s / Seunghyun Han.

懷念愛新覺羅 ．瀛生老師 （1922─2013）

 

 

 

昨天是瀛生師的忌日。瀛生師是2013年5月12日去世的。2005年雞年趁赴京時，與學棣黃麗君晉謁瀛生師，後由同行的北京社科院滿學所徐丹俍先生作東，於「簋」街某京味飯店宴請瀛生師。席間瀛生師一時興起，親書滿文「福」字一紙給我留作紀念，並明言日後用毛筆再寫一幅，可惜未及完成而瀛生師已駕鶴西歸矣。 於滿語之學，瀛生師惠我良多。今於瀛生師忌日翌日，特綴數語，並將瀛生師所書滿文「福」字附於後，以示不忘師恩。

國立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恭書

17-18世紀清朝滿文文史資料

Schriftliche mandschurische Quellen zur Geschichte und Kultur des Qing-Reiches des 17. und 18. Jahrhunderts

Tatjana A. Pang

 

Veröffentlichungsangabe:	Wiesbaden : Harrassowitz Verlag, 2015
Umfang:	X, 247 Seiten : Illustrationen
Schriftenreihe:	Abhandlungen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 AKM. - Wiesbaden : Harrassowitz, 1858- ; 100
Werktitel:	Mańčžureskie piśmennye pamjatniki po istorii i kulʹture imperii Cin XVII - XVIII vv.
Hochschulschrift:	Dissertation, Universität St. Petersburg, 2006
ISBN:	978-3-447-10511-8

Die mandschurische Literatur erlebte ihren Aufschwung in der ersten Hälfte des 17. Jahrhunderts. Wesentliche Faktoren waren dabei neben der Entwicklung einer eigenen, aus dem Mongolischen abgeleiteten Schrift die Eroberung Chinas und die Gründung des mandschurisch-chinesischen Kaiserreiches. Die Anfangszeit war durch enorme Übersetzungsleistungen aus dem Chinesischen gekennzeichnet - und da die Mandschusprache mit ihrer klaren Grammatik ein gutes Hilfsmittel beim Erlernen des Chinesischen war, wurde sie in sinologischen Kreisen gern als eine Art Eselsbrücke abgetan, die nichts Eigenes böte und nur aus Übersetzungen bestünde. In ihrem Buch über die Blütezeit der mandschurischen Literatur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legt Tatjana A. Pang, Kuratorin der umfangreichen Mandschubestände des Instituts der Orientalischen Manuskripte (Russ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dar, dass entgegen landläufiger Meinung doch ein erhebliches Corpus an eigenständiger und wichtiger Mandschuliteratur existiert, dessen Bestandteile bisher teils unbekannt waren, teils vernachlässigt wurden. So ist die historische Forschung über die Frühzeit der Mandschuherrschaft ohne die mandschurischen Quellen inzwischen nicht mehr denkbar. Die Autorin gehört weltweit zu den besten Kennern des Materials, und so lag es nahe, ihr Handbuch in leicht aktualisierter und ergänzter Form dem westlichen Publikum vorzulegen - zumal es bisher nur Skizzen gibt, aber keine detaillierte Geschichte der Mandschuliteratur in westeuropäischen Sprachen existiert. Mit ausführlicher Bibliografie sowie Register und Abbildungsteil.

Elliot Sperling (1951-2017)

FEB. 2, 2017: A leading figure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of Tibet and Tibet-China relations, Prof. Elliot Sperling has passed away few days ago in his apartment in Jackson Heights, New York. The prominent historian was 66 years old.  He is survived by his daughter Coline.

Sperling spent almost three decades on the faculty of Indiana University's 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also serving as th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intermittently. He was a recipient of the MacArthur Fellow Program.

The historian encountered Tibetans in exile during one of his many trips to India and subsequently switched his field to East Asian Studies. 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Early Ming Policy toward Tibet: An Examination of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Early Ming Emperors Adopted a "Divide and Rule" Policy toward Tibet, in 1983 was received highly in the international circuit.

歷史中國的內與外：有關「中國」與「周邊」概念的再澄清

 

 

作者： 葛兆光
ISBN13：9789882370142
ISBN9：988237014
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2017/05/12


目錄
引言 「從周邊看中國」到「歷史中國之內與外」 xv

壹 「周邊」的重新界定：移動與變化的「中國」 1
一 從〈禹貢〉到《史記》：「九州」與「中國」
二 統一與統合：帝國內部政治、制度與文化的同質化
三 內與外：古代敵國的爾疆我界
四 有疆無界：移動的「周邊」

貳 成為「中國」：「外」何以成「內」 27
一 從《職貢圖》說起：「朝貢之邦」與「神州帝宅」
二 「胡化」與「漢化」：帝國向南再向南
三 宋明之「中國」：仍是「九州」？
四 歷史的頓挫：大清帝國的擴張

參 成為「外國」：「內」何以成「外」 47
一 「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北宋的西北與西南
二 「限山隔海，天造地設」：安南成為異國
三 「少虧尺寸」：帝國疆域贏縮之無奈

肆 核心與邊緣：凝聚、雜糅、延續 67
一 「歷史過程」：如何書寫「中國」形成的歷史？
二 制度、社會與文化：「中國」得以延續的基礎
三 穩定的、移動的和交錯的
四 傳統帝國與現代國家的糾纏

伍 重思所謂「漢化」、「殖民」與「帝國」 85
一 政治史與文化史：如何重新理解「漢化」
二 同與異：大清帝國也是「殖民主義」嗎？
三 何謂「帝國」：歷史中國何時是帝國？

結論 如何解釋「中國」？

在現代概念與古代歷史之間 123

附錄 對「天下」的想像

一個烏托邦想像背後的政治、思想與學術 131

後記 199

引用文獻 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