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31日 星期日

克敬之滿蒙漢語教學手稿




作者: 王慶豐 編著
出版社: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年: 2018-5
頁數: 357
定價: 189.00
叢書: 中國社會科學院老年學者文庫
ISBN: 9787520126564

本書為中國社科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退休教授王慶豐收集整理的克敬之先生滿蒙漢語教學手稿,包括滿蒙文語音教學、滿文語法教學、滿文詞匯教學、滿漢教學翻譯手稿。這些手稿,可以稱得上“價值連城”,非常珍貴。克敬之先生于20世紀50年代被中國科學院滿文班聘為高級滿文教授,當時他為滿文班編寫過有關教材的手稿等珍貴資料一直保存在他的學生王慶豐先生手中。王先生受克敬之家人委託,整理出版克先生珍貴教學手稿。

目錄
一 滿文語音教學
新編《滿文十二字頭》教學手稿/3
二 滿蒙漢文語法教學
(一)新編《清文接字》語法教學手稿/37
(二)新編《清文指要》語法教學手稿/101
(三)新編《滿蒙漢文(阿拉篇)》教學手稿/161
(四)新編《滿漢古文虛字用法》教學手稿/208
三 滿文詞彙教學
新編《滿漢分類詞彙集》教學手稿/281
四 滿漢教學翻譯(範文)手稿
(一)新編《滿漢十二月歌》手稿/305
(二)新編《滿漢諺語(舊清語)》手稿/332
五 附件
新編《滿文書法教學(雙勾字貼)》手稿為祖上遺傳手稿/351


2019年3月30日 星期六

Some Remarks on Mark Elliott’s Translation of the Manchu Sources in 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


Tak-sing Kam




Mark Elliott’s translation of the Manchu sources in his recent work Emperor Qianlong has drawn criticism from the Chinese scholar Qinpu Li. However, Li’s critique is mainly based o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same book, rather than on the original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the Manchu.

This paper looks a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Manchu sources in Emperor Qianlong in the light of Qinpu Li’s criticisms, and finds that the problems involved are due as much to Mark Elliott as to the translator of Emperor Qian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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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ReviewVol. 12, No. 1 ( March 2019 ), pp. 77 - 106.


2019年3月29日 星期五

孰是孰非:歐立德《乾隆帝》一書中 滿文翻譯的商榷





立德的近著《乾隆帝》中的滿文譯文惹來了中國大陸學者李勤璞的批評。但李勤璞的批評基本上是基於漢文翻譯本中的相關滿譯漢,而不是歐立德原來的英譯。本文將《乾隆帝》一書的英文原譯與李勤璞的批評相互比對,發現其中的問題,除了部分與譯者有關外,李勤璞的指摘並非無的放矢。



參、結語
歐立德《乾隆帝》一書中的滿文翻譯,有的一如李勤璞所指出是錯誤的,如豐紳殷德、御製燧囊詩、《御製盛京賦》中的「天佑之國」、《御製十全記》(一)及(二)的多處譯文、大清國號即是;有的一如歐立德所言是見仁見智的翻譯(鄭詩亮,2016,無段落數),如《御製盛京賦》中的「汗」(khan)字、《御製十全記》(一)中的「好生之德」;有的更是《乾隆帝》一書的漢譯者所為,與歐立德完全無關,如鈕祜祿氏、男性美德、欽定、《御製十全記》(二)中的「此外還有什麼可以說的呢?」即是。

翻譯的最高境界,信雅達三者俱備,但這並非易事,何況滿文,時有古澀難懂之字詞,西方學人,或礙於東方文化之「隔」,難免眼高手低,易生舛誤,如果譯文再經翻譯,更易乖離原意。《乾隆帝》一書的滿譯英,再英譯漢即如是,惟其罪不在最後的漢譯者,先前的滿譯英一旦出錯,其後繼的轉譯,錯誤自亦難免。譯事艱難,於此可見一斑。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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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見 甘德星,〈孰是孰非:歐立德《乾隆帝》一書中滿文翻譯的商榷〉,《編議論叢》第十二卷第一期(2019年3月),77 -106  (http://ctr.naer.edu.tw/ v12.1/ctr120104.pdf)。

2019年3月26日 星期二

年號「乾隆」的意思




在《乾隆帝》英文原著(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中,歐立德指出乾隆的漢文年號意即「天的隆盛」(Heaven’s Flourishing)(Elliott, 2009, p.13)。但考之漢文字義,將「乾隆」解作「天所隆盛」似較合乎原意,亦即其重點在作為主語的「天」而不在flourishing。這與其滿文年號Abqai Wehiyehe(天所祐助的)之意相若。歐立德將Abqai Wehiyehe中的-i視之為工具格,後接動詞wehiyehe,譯之作“By Heaven Supported”(為天佑助)固然有其道理,但wehiyehe也可以是動名詞,將-i視作屬格助詞也未嘗不可。乾隆的察合臺文年號ČinlungJanlung則是音譯,對正確理解Abqai Wehiyehe中的-i是屬於哪一個格並沒有幫助。但乾隆的蒙文年號Tngri-yin Tedkügsen,結構與滿文全同,其中的格助詞用了屬格助詞-yin,可知滿文年號Abqai Wehiyehe中的-i不是工具格助詞,而是屬格助詞,譯作「天所(=的)祐助的」似較佳。這個「天所祐助的」譯詞後面其實隱含一「人」字,意即天所祐助的人。這可見之於其他滿文年號的-ngge結尾,以及對譯的蒙文年號末尾的-či-tü。譬如,崇徳,滿文作Wesihun Erdemungge,對譯的蒙文作Degedü Erdemtü,另一年號順治,蒙文則作Eyeber J̌asaγči。有關Abqai Wehiyehe-i的「主格屬格」(subjective genitive)的用法,可參看河內良弘(1996,頁89)。乾隆的藏文年號gNam-skyong,意義與漢文同,即「上天佑助」,其中的skyong,乃及物動詞(tha-dad-pa)(張怡蓀,1985,頁168),故其後也應隱藏一「人」字。由此可見,「乾隆」之意,非天自隆而實隆之也。歐立德將「乾隆」譯作Heaven’s Flourishing,並不正確。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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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見甘德星,〈孰是孰非:歐立德《乾隆帝》一書中滿文翻譯的商榷〉,編譯論叢第十二卷第一期(20193月)。

2019年3月19日 星期二

論大清國號 Daiicing

在《乾隆帝》一書中,歐立德說大清「國名在滿語中是Daicing,它在滿語和蒙古語中均為「戰士」之意」(青石譯,2014,頁78; Elliott, 2009, p. 55.)。不過,大清國即「戰士國」之論並不是歐立德所創,首先提出這個看法的是義大利學者斯達理(Giovanni Stary)(喬.斯達理,1988,頁18)。[1]歐立德採用斯達理的見解是為了説明大清不是中國王朝的延續,而是一個內亞帝國。對此,李勤璞(2016)指出「關於大清國號(daicing gurun)的議論(78頁),涉及滿文、蒙古文知識和明清史,此處不作討論」,言下之意,大清國即「戰士國」是錯誤的。有關這點,本文作者也有同感。[2]


首先,滿文daiicing一字,除了表示是大清的滿文國號外,並沒有「戰士」之意,「戰士」,滿文作afasi(安雙成,2007,頁1354),cooxai niyalma等(Norman, 2013, pp. 60, 66)。[3]因此,滿文daiicing與蒙古語dayičin(戰士)並不是同源詞。蒙語dayičin由dayin(戰)+či+n(人們)組成(Nicholas Poppe, 1974, pp. 40-41, 72),指的不完全是「戰士(warrior)」,且更有「好戰(者)」之意(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院蒙古語文研究所,1999,頁1122; Lessing, 1982, p. 222);滿文Daiicing則由「大+清」組成。

滿人入關前受漢人文化影響,皇太極時國號即稱大清。大清乃源自傳統中國國號的書法,如大明、大宋、大唐等。[4]即便明代的外國人如利瑪竇也知道大明乃大加上當朝國號而成(何高濟譯,2001,頁6)。值得注意的是12世紀的女真人所建立的國號也採用同樣「大+國號」的漢人模式,稱作大金,女真文作/amba-an antʃu-un/,[5]而「遼」,滿文寫作Daiiliyoo, 「元」則寫作Dai Yuwan.。[6]嘉慶二十四年滿文《太祖高皇帝本紀》上、下卷(Taiizu Dergi Xôwangdi–i ben-gi bithe,,dergi、fejergi debtelin)鈔本,於書前首頁,「大清」寫作Amba Cing Gurun-i ben-gi bithe,書後末頁則寫作Daiicing Gurun-i fuqjin ben-gi bithe (圖2),可知Daiicing即Amba Cing,亦即「大清」,不是「戰士國」[7]

正因為「大+國號」已是中國傳統書寫國家稱號的習慣,因此在清代跟各國簽訂的條約中,往往將大清國與「大某某國」並舉,作對等處理。1844年,道光皇帝給美國泰勒總統(President John Tyler)的國書便稱中國做Daiicing Gurun。(圖3) 清末,國書中的滿洲國號仍然堅持用此書法。不過,因為滿文衰落,漢化已深,大清國號變成了架床疊屋的Amba Daiicing,即「大大清」,[8]而忘了Daiicing的Daii-的原來意義就是「大」。[9]例如,光緒31(1905)年的國書中,相對於大英國Amba Yeng Gurun,中國便自稱做Amba Daiicing Gurun。(圖4)

國書中出現的Amba Daiicing Gurun國號所反映的漢化影響,從其滿漢文的對譯也能略窺一二。自滿人入關後,大清的詔令文書,包括遺詔,大都是先寫漢文後譯滿文(甘德星,2014,頁111),而愈往後愈是如此。在國書中,「大英國」一詞,滿文按照漢文,翻作Amba Yeng Gurun,而非如康雍時期,按照俄文,將之音譯作Anggiyalski(昂假爾斯奇)(今西春秋,1964,頁281、353),或如乾隆時,按照英文漢文對音「英吉利」,將之音譯作Ing-gi-lii Gurun(莊吉發,1989,頁81)。

從上引二封國書中,所謂大清國大皇帝向泰勒總統(伯理璽天德)[10]或大英國皇帝問好一句,其滿文部分,分別依漢文語順譯作Daiicing Gurun-i Xôwangdi  fonjime. Be-lii-hi-tiyan-de saiiyôn(行1─2),及Amba Daiicing Gurun-i Amba Xôwangdi gingguleme fonjime. Amba Yeng Gurun-i Amba Xôwangdi-de saiin(行1─2)。兩者一為問話句,一為陳述句,但句法皆不正確,動詞fonjime實應置於句末而非句中。[11]1908年大清國致俄羅斯的國書可為佐證。(圖五)其時雖為清末,但仍有少數精通滿文之人。國書中,大清國大皇帝向外國元首問好的開首套語,司其事者將之譯作Amba Daiicing Gurun-i Amba Xôwangdi gingguleme Amba Oros Gurun-i Amba Xôwangdi-de saiin-be fonjiki(Pang & Pchelin, 2013, pp. 244, 246, 247)。其滿文譯文,不但主謂語分明,而且謂語部分嚴格遵從滿文的賓動結構書寫,沒受漢文干擾。句子的主語是Amba Daiicing Gurun-i Xôwangdi,而謂語則是由gingguleme Amba Oros Gurun-i Amba Xôwangdi-de saiin-be fonjiki構成,其中的賓動結構saiin-be fonjiki是謂語的核心詞組,被gingguleme修飾,並與前面作為補語的Amba Oros Gurun-i Amba Xôwangdi-de緊密相連,表示問好的對象。

《故宮俄文史料》錄滿檔十件,其中二件為康熙年間索額圖與俄國之間的往來文書,其文曰:(一)Oros-i Argut Xoton-i da So-fiya-lo-fu. musei dorgi amban Songγotu-de qôwaliyasun-i doroi saiin-be fonjime alibume unggihe Oros bithe-be ubaliyambuxa Manju bithe emke;(二)Dorgi amban Songγotu-de. Oros-i Mos-ke-wa Xoton-i An-de-ri-i qôwaliyasun ojoro jalin. saiin-be fonjime alibume unggihe. Oros bithe-be ubaliyambuxa Manju bithe emke(王之相、劉澤榮繙譯,1936,頁193、219;Walravens, 1996, pp.118.1-119.4)(圖6)。[12]可見,清代初期漢化尚未深時,敬問對方安好的典型句式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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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文英譯見Stary, 1990, p.114.
[2]李勤璞未幾即續作〈駁斥歐立德:關於清朝國號的再討論〉,文載《文化縱橫》2017年第6期,其所用理據雖與筆者引用的不盡相同,但結論一致,可相互參照,如文中頁126─27,李勤璞引用著名蒙古學者薄音湖的見解,指出明末蒙古人名中的dayičing(大成、歹成、岱青、歹青、戴青)一詞乃源自漢文「大」及「誠」,並無戰士之意,即為筆者所不及見。
[3]滿文戰士尚有daiin-i xaxa一語(Norman, 2013, p. 66),其中的daiin不錯是借自蒙文的dayin,但和滿文daiicing的daii-無關,詳見文內討論。
[4]《湧幢小品》中的「國號」條云:「國號上加大字,始於胡元,我朝因之,蓋返左袵之舊,自合如此,且以別於小明王也。其言大漢、大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國尊稱之詞」(朱國禎,1959,頁22)。
[5]金啓孮,1984,頁224。在清代,12世紀的金朝,滿文多意譯作aiisin,如《金史》、《欽定遼金元三史語解四十六卷》。見黃潤華、屈六生,1991,頁163:0669;盧秀麗、閻向東編,2002,頁223。
[6]黃潤華、屈六生,1991,頁162:0668、頁163:0670。Daiiliao也可分寫作Dai Liyoo(如《欽定遼金元三史語解四十六卷》),見盧秀麗、閻向東編,2002,頁223。
[7]同樣意見也見於張雅晶,2014。張文另指出大清亦稱皇清,皇清與蒙文dayičin在音義上更無關係。見張雅晶文,2014,頁124-125、128。
[8]有趣的是現居臺北的錫伯老人廣定遠也誤用了Amba Daiicing Gurun一詞來指稱清朝,流毒之深,見於今日。見張華克,2005,頁5。
[9]在清代的蒙文文獻中,大清國稱做Dayičing ulus,而不是Yeke Dayičing ulus(大大清國),如蒙文《清太祖實錄》之稱作Dayičing ulus-un tayizu degedű quwangdi-yin maγad qauli,可以為証。
[10] 在道光致美國泰勒總統的國書中,Be-lii-hi-tiyan-de (伯理璽天德)一詞中tiyan字的n沒有加旁點,但光緒致大法國Be-lii-hi-tiyan-de 中tiya.n字的n則加了旁點,以避載湉(Zai Tiyan)諱(安雙成,1993,頁1146)。林士鉉以為這個加了旁點的.n是用來表示外來語是錯誤的(林士鉉,2015,頁58,圖十及頁62)。
[11]林士鉉認為這種不規範的滿文句法,是出於滿漢文為抬頭對齊而不得已的做法(林士鉉,2015,頁61)。這看法並不正確,因為若將致大英國或大法國國書第二行的gingguleme fonjime(敬問),移至第四行Amba Xôwangdi-de saiin或Amba Be-lii-hi-tiyan-de -de saiin後面,以符合滿文文法,並不影響原來兩國元首稱謂對稱平衡的格式。
[12]Walravens書中的Mos-ka-wa應轉寫作Mos-ke-wa, bithe誤作bihe。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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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見甘德星,〈孰是孰非:歐立德《乾隆帝》一書中滿文翻譯的商榷〉,編譯論叢第十二卷第一期(20193月)。 

2019年3月18日 星期一

一百條‧清語易言





ISBN13:9787301298213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作者:(清)智信;(清)博赫
裝訂/頁數:精裝/920頁
出版日:2018/09/01
人民幣定價:240元


1644年,中國東北以滿族為主體的清政權入關以後,在漢語這一強勢語言的影響下,熟習滿語的滿人越來越少,因此雍正以降,出現了一批用當時的北京話註釋翻譯的滿語會話書和語法書。這批教科書的目的是教授旗人學習滿語,卻無意中成為早期北京話的珍貴記錄。《清代滿漢合璧文獻萃編》搶先發售對這批文獻進行了大規模整理,對北京話溯源和滿漢語言接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也將為滿語研究和滿語教學創造極大便利。由於底本多為善本古籍,研究者不易見到,本書將以重排、點校、註釋加影印的形式出版。









清話問答四十條




作者:(清)常鈞 編著
出版社: 北京大學出版社
譯者:陸晨 滿文校注/劉雲 漢文校注
出版年: 2018-10
頁數: 372
定價: 96.00元
裝幀: 精裝
叢書:早期北京話珍本典籍校釋與研究
ISBN: 9787301297773


2019年3月14日 星期四

清文指要(全二冊)






ISBN13:9787301298206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作者:(日)竹越孝;陳曉
裝訂/頁數:精裝/491頁
本數:2
出版日:2018/10/26
人民幣定價:136元



續編兼漢清文指要





系列名:早期北京話珍本典籍校釋與研究‧早期北京話珍稀文獻集成
ISBN13:9787301297896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作者:陳曉;(日)竹越孝校注
裝訂/頁數:精裝/415頁
規格:23.5cm*16.8cm (高/寬)
版次:一版
出版日:2018/09/01


《續編兼漢清文指要》共兩卷,作者不詳。根據“續編”二字可知,此二卷為《清文指要》的后續部分,無單獨的序文。與《清文指要》一樣,亦是根據乾隆年間幾乎單一為滿語的《一百條》(1750)發展而來,加上漢語以后形成滿漢合璧本教材。其上卷為25條內容,下卷亦為25條,體裁為對話體或獨白體。這50條內容也對應《一百條》的其中50條,與《清文指要》的50條合起來共100條。其宗旨是鼓勵滿人更好地學習滿語。全書中滿語對譯的漢語部分多使用北京話,且為日常口語,對早期北京話的研究有很大的積極作用,也是在清代漢語研究上具價值的資料之一。

清文啟蒙






清文啟蒙(簡體書)
ISBN13:9787301299043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作者:(清)舞格;(日)竹越孝;陳曉
裝訂/頁數:精裝/1132頁
出版日:2018/10/01
人民幣定價:295元

2019年3月5日 星期二

庸言知旨






作者:(清)宜興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裝訂/頁數:精裝/897頁
出版日:2018/09/01
ISBN13:9787301298497
人民幣定價:246元






1644年,中國東北以滿族為主體的清政權入關以後,在漢語這一強勢語言的影響下,熟習滿語的滿人越來越少,因此雍正以降,出現了一批用當時的北京話注釋翻譯的滿語會話書和語法書。這批教科書的目的是教授旗人學習滿語,卻無意中成為早期北京話的珍貴記錄。《庸言知旨》成書于嘉慶七年(1802),是清代最重要的滿漢合璧會話書之一,作者宜興為清宗室重臣。書中三百餘數量極為客觀的話條均以滿漢口語對照的形式呈現,題材包羅萬象,涉及京旗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研究當時的旗人社會和語言面貌的重要資料。書中漢文部分記錄了當時受到滿語影響的北京話或北方話,不僅對研究清代北京話來源以及詞匯語法面貌具有重要意義,也為滿漢語言接觸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



清乾隆十全武功檔案匯輯暨方略匯輯






作者:方略館編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年: 2010
頁數: 6776
定價: 4500.00
裝幀: 精裝 16
ISBN: 9787532556472

內容簡介
《清乾隆十全武功檔案匯輯暨方略匯輯(套裝共13)》根據臺灣故宮博物院珍藏的清乾隆十全武功檔案編匯影印出版,其中包括清內府朱絲欄寫本《欽定平定兩金川方略》、《欽定廓爾喀紀略》、《欽定安南紀略》、《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及清軍機處專案檔中的《金川檔》、《廓爾喀檔》、《安南檔》、《臺灣檔》、《緬甸檔》。版本珍貴罕見,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2019年3月3日 星期日

滿文文獻研究論集(第1輯)







編者:烏雲畢力格
出版社: 商務印書館
出版年: 2018-7
頁數: 357
定價: 68.00
裝幀: 平裝
ISBN: 9787100159005


內容簡介
進一步整合國內外相關研究力量,積極推動國內清史學界的國際化和國際滿學界的學術交流,經烏雲畢力格教授倡議,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決定創辦《滿文文獻研究論集》年刊(以書號代刊號),並邀請國內外最富盛名的一批從事滿文文獻研究的清史學者擔任編委。每期預計35萬字左右。作為國內外第一份專門以滿文文獻為研究物件的國際性雜誌,將刊登國內外最優秀的滿文文獻研究論文,並刊載珍貴滿文文獻原件。


第一輯包括共10名學者的16篇學術論文,涉及研究《大清太祖武皇帝實錄》《理藩院滿文題本》《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軍機處錄副檔》《塔爾巴哈台奏稿》等滿文文獻的新論和利用各類滿文檔案文獻研究清代政治、文化、宗教、民族關係的新成果。以上諸論文史料豐富而新鮮,觀點正確且新穎,學術水準普遍很高。


目錄
愛新國早期歷史記事的書寫與改寫——以天命初期對明關係為中心
清太祖朝臣工起誓檔的初步研究
清太宗讀蒙古文典籍小考
“大金喇嘛法師寶記”滿文碑文補證
從四份理藩院滿文題本中所見清代順治朝聽事制度
順治朝清廷宴賚制度略論
東洋文庫藏鑲白旗蒙古都統衙門檔案述評!
乾隆皇帝《禦制楞嚴經序》滿、漢文本對勘及研究
土爾扈特汗廷與西藏關係(1643—1732) ——以軍機處滿文錄副檔記載為中心
關於雍正皇帝頒給七世達賴喇嘛的一道 聖旨
達瓦齊時期準噶爾遣使赴拉達克熬茶考
拉達克協助清朝緝拿大小和卓一事考述
準噶爾汗國明阿特鄂托克來源與遊牧地考
清朝征服汗哈屯烏梁海資料評析與史實考述
舒赫德革職事件考
附入察哈爾和碩特蒙古王公家世源流考——從兩份新見文書談起

編者簡介
烏雲畢力格教授,蒙古族,1963年出生,內蒙古人。1994年至1998年終德國波恩大學攻讀中亞語言文化學博士學位,主專業為中亞語言文化學,副專業為滿學和漢學,1998 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98年至2006年在內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蒙古學研究中心任副教授,教授,先後任蒙古學學院副院長,蒙古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兼蒙古史研究所所長。2006年調至中國人民大學,現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清史研究所滿文文獻研究中心主任。曾多次赴蒙古、日本、美國、德國、法國等國家參加國際學術討論會,進行學術訪問,並於2010年至2011年任德國波恩大學東方學與亞洲研究學院蒙古學教授。代表性學術著作《蒙古民族通史》(第四卷),《喀喇沁萬戶研究》,《<阿薩喇克其史>研究》等。其社會兼職主要有中國蒙古史學會會長,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民族史學會理事,內蒙古史學會理事,內蒙古國際文化交流協會理事,日本國際蒙古文化研究協會會刊Quaestiones Mongolorum Disputatae(《蒙古學問題與爭論》)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