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3日 星期五

汪暉:帝國和帝國主義概念的區分十分重要




帝國這個詞在20世紀被引入到這個(東亞)地區,跟國家概念有關係,我過去寫文章講帝國/國家的二元論。一般來說,一個多元的政治體制,就像原來的王朝,很多民族、宗教都是複合的,像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和俄羅斯帝國,這些(帝國的)說法都是在主權國家形態的對面。

西歐產生了現代主權國家,所以他們一般把自己看成是民族國家,其主要形態是民主或立憲,是相對單純的民族共同體。那帝國呢,就成了單純民族共同體的另一面。要想把不同的宗教、民族總合成一個政治體,它在政治上往往是要專制,所以他們的帝國概念包含了多面:一面是把民主跟專制相對立;一面是把所謂單一民族概念和多元性帝國來對立。

因此在早期的研究中,帝國完全是個貶義詞。在歐洲,16世紀之後,君主國家和奧斯曼帝國對抗,土耳其勢力跟西歐勢力對立。在這個對立中,他們常常把土耳其勢力看成是專制。

後來帝國概念的運用也是慢慢延伸到其他地區。在19世紀,這些歐洲的民族國家進行殖民,也經常自稱是帝國。如果你看那時候的地圖,為什麼日本也自稱帝國,就可以看到這麼一個擴張性的模式。到了19世紀,我看到他們最典型的敍述是把拿破崙的帝國作為擴張性帝國。一個是俄羅斯,一個是法國的那種帝國,它們是擴張性帝國,但是它們又和帝國主義不同。為什麼不同?因為帝國主義的內核是民族主義,跟原來的多元性帝國不一樣。

帝國的概念在過去三十年中發生了變化。歷史學家為什麼會重新思考帝國呢?原因是:第一,帝國的規模很大;第二,帝國常常是多元的、多文明的、多文化的、多宗教的、多族群的。

20世紀的歐洲發生了什麼事情?種族清洗和排外主義,這些東西從哪來?從民族主義來的。如果大家看“五四運動”對於“一戰”的反思,就認為歐洲戰爭是民族主義的產物,也就是民族互相廝殺,帶有強烈的排外性。所以在這個背景下,許多人重新思考帝國的歷史。

還有一種帝國論述是全球化。當然也有人指出他們所敍述的這個多中心的全球化論述,實際上是以美國作為它的主要原型。這也是20世紀一個獨特的部分。1900年前後,尤其是美西戰爭之後,伴隨著美國崛起,出現了一種大型的多族群的政治共同體,這個政治共同體,它跟歐洲的較小型的這個民族政體不一樣。

1900年前後,也就是西方地緣政治學興起的時候,也是在這個背景下,歐洲很多思想家認為,歐洲這個較小的政治共同體作為一個政治形式可能不行了。所以未來很可能是幾個大型政治共同體之間的競爭,有些人認為這個大型政治共同體,最具有想像的、最具有未來性的政治體就是美國。同時,他們最反對但是又羡慕俄國,因為俄國是幅員遼闊的大型政治體。

因此,在社會理論和日常使用中,帝國和帝國主義是混亂的。但是在社會理論上,越來越多的人傾向於把帝國和帝國主義作出區分,這個區分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早期的帝國維繫自己運作的方式,不完全是經濟性的。比如朝貢體系,它不是簡單的經濟依附關係,它是禮儀、支配和其他政治性關係。但是在19世紀之後的資本主義生產,需要中心和邊緣關係。所以帝國主義條件下所產生出的關係,帶有強烈經濟性質,是在積累,經濟組織和政治的關係當中論述帝國和帝國主義。

所以在概念上,區分帝國和帝國主義實際上是一個複雜的問題,而且從列寧之後,關於帝國主義的主要論述,除了一部分依附理論,理論上就終止了。而依附理論在中國改革開放和亞洲崛起背景下,逐漸地失去了它一部分的解釋力,它基本上是帝國主義理論的一個延伸。這之後似乎沒有產生出更新的、真正具有理論突破的、新的21世紀政治經濟學。

從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歷史角度看,帝國主義意味著大規模的戰爭和軍事入侵,這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一個共同特點。第二,通過武力來佔有大規模的土地。第三,通過戰爭來壟斷自然資源。第四,迅速地進行大規模拓殖,同時改變了當地的人口結構,包括了種族清洗、大規模移民,這是殖民主義的主要條件。第五個特點就是很快速地把這些地區的經濟,完全組織到它的中心地區生產過程當中,中心-邊緣關係被清楚地建立在一個結構裏面。

我們要去理解在拉丁美洲、非洲,在20世紀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重大的變化?這個最重大的變化,我認為就是民族解放運動所產生出的一個個相對獨立政治體,儘管它的政治是不穩定的,而且它飽受後殖民困擾。

為什麼今天我們需要找到一個新的政治經濟學。這裏不是講辯護,而是要理解這個時代新的行為獨特性,無論正面還是負面。這個問題我覺得可能就是提供給你們這一代人要來做的工作。

上一個世紀基本理論論述,為以後的中國社會變遷、革命和改革都提供了主要理論來源,但今天到底怎麼去分析這些行為,反而找不到新的概念。目前這些概念或語詞的使用,並不是一點根據都沒有,但是常常是被誇張地,情緒性地使用,卻難以提供像那個時代對這些現象的一個基本政治經濟分析。我覺得這一點是我們今天在知識上提出的一個挑戰。我們可以對國家、社會和世界的存在方式,提出批判性思考反思。但是這個思考,既不是辯護性的,也不是把另外一套話語套用過來的誇張否定。

我覺得需要新一代人,新的理論思維,而不只是在舊的工作裏面做。坦白地說,這也是我希望重新討論20世紀的一個動力之一,需要提出一個新的範疇解釋。


(本文根據2018717清華大學教授汪暉在“世紀的誕生”主題演講對澎湃新聞記者王芊霓提問的回答整理。來源:澎湃新聞2018-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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