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7日 星期四

汪榮祖: 從主體性說到新清史


「清代政治史研究學術工作坊」第十六期紀要 



2018年5月12日下午,由清史研究所古代史教研室主辦的「清代政治史研究學術工作坊」第十六期在人文樓四樓大會議室舉行。臺灣中央大學汪榮祖教授以《從主體性說到新清史》為題,向在場的師生做了報告。本次工作坊由楊念群教授主持,夏明方、劉文鵬、董建中、毛立平、胡祥雨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邱源媛等諸位老師和所內外碩博士五十余人參加了此次活動。

本次報告主要分為四個部分。汪榮祖教授首先介紹,不同于自然科學,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的歷史學存在“主體性”。人文社會科學對於客體的認知涉及到個人的價值觀與文化背景,於是就有了“主體性”,而這種“主體性”主要源自文化背景。汪教授認為受近代西潮衝擊的影響,無論學制、方法與理論,中國莫不仿效西方,而這使得我們喪失了“主體性”,從而在學術上失去了話語權。而西方學術界往往以其文化背景、政治偏見、意識型態來看中國歷史,對中國歷史的解讀存在無可避免的價值判斷。近年美國“新清史”的興起就是為了奪取清史研究的話語權,其不過是西方學界對於中國歷史的主觀看法。汪教授提醒我們,若盲目跟從就會自失主體性與話語權。


其次,汪榮祖教授梳理了 “新清史”的日本淵源,認為日本學者對“新清史”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影響。尤其是岡田英弘等日本學者的“滿蒙非中國”論,在“新清史”中得以承襲。

複次,汪榮祖教授對“新清史”的觀點作了一一回應。針對“新清史”誤將滿洲當外國的認識,汪教授梳理了中國歷史上東北與中原王朝的關係,認為遼東地區乃至整個東北地區都在明朝的統治勢力範圍之內,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新清史”否定滿族漢化,汪教授認為值得批判,並列舉種種漢化史實以證明。尤為注意的是具有滿洲特性的八旗教育仍是灌輸漢文化。八旗學校以清書、漢書、騎射為主,並兼習翻譯,但是滿文缺少經典,知識基礎仍然建立在漢文典籍的滿文譯本之上,與漢族傳統的經、史教育並無不同。可以說,八旗教育實際上在型塑漢族的思維模式與價值取向。汪教授隨即講到滿族也存在中國化,即清朝皇帝始終認為自己是中國皇帝,順、康、雍、乾四帝,在文獻中都表述自己的中國皇帝身份,從而批判了“新清史”的“清朝非中國”論。“新清史”認為清朝的版圖擴展類似於近代西方殖民擴張,汪教授主張疆域的擴大並沒改變中國的本質。清帝國非近代殖民帝國,他的版圖擴展是以保障農業地區的安全為主,仍不脫傳統中國的保守與防禦性質。這與西方列強以武力奪取殖民地,任命總督,掠取殖民地的原料、勞力與市場,並灌輸其宗教與文化價值,且有意壓制自主意識,差異極大,“新清史”比擬不倫。同時,汪教授提醒該如何看待滿漢民族矛盾尖銳對立的晚清,他認為“排滿主義”的盛行,非因滿族不是中國人,而是滿人政府之無能,故種性攻擊乃其革命之手段,有助於清朝之傾覆,排滿不是“種族性”,而是“政治性”的。




最後,汪教授介紹了美國的邊疆理論,該理論認為環境改變了民族與制度,地區之間的互動也型塑國家的走向,19-20世紀之交,美國成為眾多地區的組合。美國史是地區主義與國家主義兩股勢力的激蕩,最後國家主義統一地區分歧。而這給我們國內研究的啟示就是滿人入主中原,豈能不受中原環境與文化的影響?此即漢化。中原與邊疆的歷史互動,最後形成的是國族主義,而非地區分離主義。新清史用二分法將中原與邊疆對立,甚至將中原併入邊疆,實在不妥。

汪教授總結到歷史由人書寫,人有七情六欲,須征而後信。史學像其他人文社會學科一樣具有主體性。新清史乃美國一家之言,應該受到嚴格檢驗,不宜盲從。史家需要才、學、識、德,而讀史者要能超越一家之言,而且具有批判的眼光。

討論環節,在座師生就阿勒泰學派、皇族婦女、漢化、史學研究方法、“新清史”如何形成、“新清史”的影響以及如何評價“新清史”等諸多宏觀、具體的議題作了廣泛討論。


(人大清史所,2018-5-15 )


延伸閱讀:
邊緣即中心—新清史與中國歷史敘事
美國的『東方想像』:『新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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