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nermen Tales (Zidishu)：Manchu Storytelling and Cultural Hybridity in the Qing Dynast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 105

ISBN 9780674975194
Publication: July 2017
330 pages
$49.95 • £39.95 • €45.00


Bannermen Tales is the first book in English to offer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zidishu (bannermen tales)—a popular storytelling genre created by the Manchus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Beijing. Contextualizing zidishu in Qing dynasty Beijing, this book examines both bilingual (Manchu-Chinese) and pure Chinese texts, recalls performance venues and features, and discusses their circulation and reception in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o go beyond readily available texts, author Elena Chiu engaged in intensive fieldwork and archival research, examining approximately four hundred hand-copied and printed zidishu texts housed in libraries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 Germany, and Japan. Guided by theories of minority literature, cultural studies, and intertextuality, Chiu explores both the Han and Manchu cultures in the Qing dynasty through bannermen tales, and argues that they exemplified elements of Manchu cultural hybridization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while simultaneously attempting to validate and perpetuate the superiority of Manchu identity.

With its original translations, musical score, and numerous illustrations of hand-copied and printed zidishu texts, this study opens a new window into Qing literature and provides a broader basis for evaluating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hybridization.




About the Author

Elena Suet-Ying Chiu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She received her BA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her PhD in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She studied Manchu language, a critically endangered language, in both Beijing and the U.S. She is currently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Prof. Chiu is the author of Bannermen Tales (Zidishu): Manchu Storytelling and Cultural Hybridity in the Qing Dynasty.  She is working on a new project pertaining to Chinese novels/novellas focusing on contemporary issues (shishi) written in the late Qing.

Professor Chiu’s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terests include traditional Chinese narrative and drama, Ming-Qing oral and performing literature, Manchu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s well as ethnicity and gender issues in late imperial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RESEARCH AREAS
Traditional Chinese narrative and drama
Oral and performing literature in late imperial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Manchu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thnicity and gender issu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ng-Qing fiction and fiction commentary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PUBLICATIONS
Monograph
Bannermen Tales (Zidishu): Manchu Storytelling and Cultural Hybridity in the Qing Dynasty.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forthcoming spring 2017).
Articles and Translation

“The Quotidian Life of Imperial Bodyguard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Self-Reflexive Tendencies in Yigeng’s Bannermen Tales (Zidishu).”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18.1 (2016): pp. 41-47.

“The Origins and Original Language of Manchu Bannermen Tales (ZidiShu),” CHINOPERL Papers, no. 30 (2011): pp. 1-24.

Co-translator, “The Manchu Preface to Jakdan’s Selected Stories Translated from Liaozhai zhiyi.” China Heritage Quarterly, no. 19 (Sept. 2009).
http://www.chinaheritagequarterly.org/scholarship.php?searchterm=019_man...

“Some Intertextu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and Manchu Zidishu” in Stephen Wadley and Carsten Naeher eds.,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Manchu Studies: Studies in Manchu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p. 27-61.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6.

“Ernü yingxiong zhuan: An Integrative Reflection of Manchu and Han Cultures.” Saksaha: A Review of Manchu Studies 7 (2002): pp. 29-48.

努爾哈赤姓什麼?

努爾哈赤及其子孫認定自己家族姓愛新覺羅,即金姓.可是至少80年來清史界學者卻還認為他們姓佟，稱為佟努爾哈赤。不僅大陸學者這樣認為，包括港臺學者和日本學者也這樣認為。筆者曾經也這樣認為，但是在反復閱讀朝鮮的〈李朝實錄〉後發現 ，如果努爾哈赤姓佟，則與史實矛盾處太多。

學者們認定佟姓的根據是努爾哈赤始祖孟特木與建州左衛始任大首領猛哥帖木兒諧音，即視為一人，猛哥帖木兒姓佟，所以努爾哈赤也姓佟。還有佐證的一條是努爾哈赤赴李朝時持的是建州左衛的敕書。佐證一條不足一駁，因為女真人所有的敕書都在努爾哈赤手中，持哪一道敕書都由其意願出發。要探討的關鍵是孟特木與猛哥帖木兒是否為同一人。

筆者認為非一人，理由有八：

一.  兩人生活在不同的時間段裏

猛哥帖木兒于明宣德八年（西元1433年）十月十九日戰死，這是〈李朝實錄〉中明確記載的。猛哥帖木兒的兒子董山于成化四年（西元1468年）被明朝處死。此後到努爾哈赤24歲起兵的萬曆11年（西元1583年），其間尚有115年為石報奇與都督活躍的年代，顯然時間太充裕了，每人有近60年的活躍期，顯然是不可能的。如果按照努爾哈赤出生之前算起，石報奇與都督的活躍期也有90年，各領風騷45年也是不可能的。

二 . 始祖遷徙的原因、動機不一樣。

孟特木率家族遷徙定居的動機是為報“先世之仇”，見於〈清太祖實錄〉卷一，雙方均為女真人；而猛哥帖木兒則不同，是他與李朝為爭奪疆土被迫西遷，見於〈李朝實錄〉記載，也可見于拙文〈建州左衛早期遷徙〉一文。

三.  遷居地不同

孟特木的遷居地是蘇克蘇滸河虎欄哈達山下黑禿阿拉，即今遼寧省新賓滿族自治縣永陵鄉。猛哥帖木兒遷居地為鳳州即方州 ，位置在今吉林省海龍縣山城鎮。見於清史專家董索叻他尼著〈猛哥帖木兒〉（民族出版社）。不僅如此，猛哥帖木兒于永樂二十一年（西元1423年）率族眾又遷回今朝鮮咸鏡北道，所稱阿木河地方。而孟特木就定居在那沒有遷居。

四.  各自父親的知名度不同
見於〈清實錄〉記載，孟特木的先祖為范嗏，兩者之連接是省略的，不知道其中省略幾人，即不見孟特木的父親、祖父等名字。而猛哥帖木兒不同，見於〈李朝世宗實錄〉記載，其父名為揮厚，官萬戶職。其生母名為也吾巨，是僉伊（官名）甫哥之女。

五.  家族子嗣數量、順序不同

〈清實錄〉記載孟特木有兩個兒子，為長子充善，次子楮宴。猛哥帖木兒赤的兒子不止兩個，見於〈明實錄〉與〈李朝實錄〉記載他至少有五個兒子。長子不是充善（學者們認為充善就是董山），而是叫阿古（明朝稱謂）；李朝稱謂權豆，此人也受明朝和李朝的官職、賞賜，與父同是知名的女真首領，同時戰死。當時董山很小就接任了女真大首領的職務。應當說在阿古與董山之間還應當有兄弟姐妹，董山還有弟弟：正統十一年二月，明朝任命“董山弟卓顏為副千戶”；天順八年七月董山弟肖陽到李朝申辯土地狹窄等問題；成化元年十二月董山弟朱陽住在女真人馬加弄哈家裏。猛哥帖木兒至少有5個兒子，而不是兩個兒子。

六 . 經濟狀況不同

猛哥帖木兒世代作女真大首領，家境殷實是固然的。而見於〈清實錄〉記載努爾哈赤的家族境況相差甚遠，不用說為首富，就是一般小首領都看不起“六祖”及子孫，嫌其窮，努爾哈赤更是孑然一身。

七. 社會地位低下

海西四部自認為“世積威名”，稱努爾哈赤是“無名常胡之子”，“羞與為伍”。明朝人陳繼儒稱努爾哈赤為“孤豚腐鼠”，程開祐說他是“王杲之奴”、“一孤雛也”。

八. 明代女真人名不用說諧音，就是重名也很多

例如凡察之名，與建州左衛凡察同名的人很多，明朝宣宗賜“肥河衛指揮僉事凡察”，明英宗命”兀的河衛故指揮僉事王失答子凡察襲職“。明代宗”海西等衛夷人指揮、千戶等官凡察等十六人“，同一時期有四個叫凡察的首領活躍在明朝、李朝和女真人之間。


綜上說明孟特木與猛哥帖木兒不是一個人，前者姓金，後者姓佟。





（遼寧省社會科學院歷史學研究員王冬芳）

Evelyn S.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最後的皇族： 滿洲統治者視角下的清宮廷

大陸原版書名：《清代宮廷社會史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 作者：羅友枝
· 譯者：周衛平
· 出版社：八旗文化
· 出版日期：2017/01/11
· ISBN：9789869423106

內容簡介

清代是滿洲統治者被「漢化」的王朝嗎？
New Qing History──「新清史四書」首部代表鉅作
「清帝國不是對中國王朝的循環和複製。」
　　向中華民族王朝史觀挑戰、探究清帝國宮廷治理真相
　　清史學界長達二十年的史學論辯，引發中國「新帝國主義」史學的政治評價
　　漢人視角vs.滿洲人視角
　　何炳棣 vs. 羅友枝

　　《捍衛漢化：駁羅友枝之〈再觀清代〉》（1998）----《再觀清代》（1995）
　　中國王朝史觀 vs. 跨內亞&東亞帝國史觀
　　異族征服中國後最終「漢化」（Sinicization） vs. 「漢化」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20世紀漢民族主義者對中國歷史的詮釋」 vs. 來自新清史的反擊

　　關於清史的疑問，可能出自漢人本位，如從滿洲人視角出發，則根本不是問題！

　　◆康熙為何立太子、再廢太子？中國式的嫡長子繼承制為何在大清無法推行？而大清又是如何最後形成獨特的權利繼承制度？

　　◆為何大清沒有漢人朝廷的后戚干政？孝莊太后聯合皇叔執政的滿清模式，如何在慈禧再度上演？

　　◆滿洲人為什麼能建立囊括漢人、蒙古人、回回、西藏人在內的龐大多元民族帝國？多元文化政策起到了什麼作用？

　　◆漢人建立的王朝嚴厲禁止皇族參與國事，為何大清卻採取完全相反的策略，而且把公主的蒙古駙額也納入？

　　◆中國式王朝只有一座都城，而滿清皇帝（大汗）為何在熱河、紫禁城和郊區花園裡移動辦公？

　　◆為何與宗室、旗務和內亞軍務有關的文件只能以滿文書寫？滿文史料只是漢文的簡單抄錄，還是隱藏著不為中國文官系統的官僚們所不知道的秘密？

　　「清統治者從來沒有放棄他們的滿洲認同。當政治上有利的時候，他們就採用漢人的習俗；當無助於他們實現政治目標時，他們就拒絕這些習俗。」──羅友枝 ｜ 本書作者

　　傳統歷史教育中的中國史，都是採用以「漢族」為主體，將中國歷史視為朝代興衰更迭的過程。事實上，「清」之所以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帝國，原因正在於「它並不是漢人的王朝」。滿洲人的統治在許多政策上都與中國王朝完全相異，這些「滿洲的統治特色」才是大清帝國之所以成就的關鍵。本書描述和分析了大清滿洲宮廷，除了服飾、語言、文化政策等鮮明的滿洲風情外，也非常深入地剖析了清廷內部的權利體系和組織運作，指出滿洲統治者在哪些地方承襲了中國王朝制度，哪些地方強烈捍衛自己原本的政治制度，又在哪些地方進行折衷和變通，而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強化自己作為少數族群如何對多數漢人族群加以統治。

　　把大清視為古代中國邁向近代國家的一個階段的觀點，是中華民族主義的奇特思想，不符合大清統治者的真實樣貌。清的統治模式不是民族國家，統治目標也不是建構一個單一民族認同，而是允許多元文化在一個鬆散的帝國之內共存。清的統治之所以成功，關鍵是針對帝國之內亞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採取富有彈性的不同文化政策的能力。只有重新用滿洲統治者的視角瞭解「清」，才能理解「中國」為何是現在的樣貌。



目錄
插圖目錄
表格目錄
銘謝
緒論

第一部分 清宮廷的物質文化

第一章 宮廷社會
1.1 多個都城：北京、奉天、承德和皇家山莊
1.2 北京的構成：外城、內城、皇城、紫禁城
1.3 季節性遷居
1.4 清的文化政策

第二部分 清宮廷的社會結構

第二章 征服者精英與皇室宗親
2.1 旗人
．滿洲貴族 ．蒙古貴族 ．漢軍
2.2 愛新覺羅
2.3 皇室王公
．爵位制度的演變 ．功績與皇恩：世襲的形式、考封爵位
2.4 皇家侍衛
2.5 愛新覺羅氏的衰落
2.6 貴族集團的限縮

第三章 家族政治
3.1 清初的親王政治
．父位子承的勝利 ．王公和八旗 ．秘密建儲 ．王莊 ．恩封
3.2 宗室的分割
3.3 皇帝的兒子
．儀式參加者 ．皇權保衛者 ．朝廷重臣

第四章 皇家女性
4.1清廷的婚姻政策
4.2 皇后與妃子
．母親的身份 ．遺孀的身份和攝政 ．孝道 ．無生育且被遺忘的妃子 ．死亡和財產權
皇帝的女兒
．爵位 ．婚姻 ．行禮 ．婚姻禮儀 ．皇室繼承權 ．皇室所有權
4.3 結論

第五章 宮庭裡的奴僕
5.1 宮廷人員
．太監 ．包衣 ．官奴「辛者庫」 ．旗奴 ．安達 ．藝術家和工匠
5.2 內務府：管理宮廷人員的官僚機構
5.3 宮廷外的太監
5.4 太監對宮廷安全與秩序的顛覆

第三部分 清宮廷的祭祀禮儀

第六章 異族統治者對中國儒家禮儀的實踐
6.1 國家禮儀
6.2 統治原則
．登基 ．孝與國家祭祀
6.3 禮儀與皇帝特權
6.4 皇帝派人致祭
6.5 祈雨

第七章 滿洲宮廷內的薩滿教和藏傳佛教
7.1 薩滿教
．皇家儀式 ．堂子祭禮 ．宮廷祭禮 ．薩滿教的典禮 ．薩滿教與國家建構
7.2 藏傳佛教
．轉世世系 ．西藏 ．清廷的保護 ．清廷對藏傳佛教的管理 ．「喇嘛—保護者」關係的變化

第八章 滿洲宮廷內的私人禮儀
8.1 私人禮儀和公共禮儀
8.2 儀式日程
8.3 宮廷的資助
8.4 生命週期中的儀式
．生日 ．婚姻 ．另立門戶 ．疾病 ．葬禮
8.5家庭祭祖
8.6 陵制
8.7 儀式參與者

結語
附錄一 清皇帝和皇室祖先表
附錄二 皇室王公爵位表
註釋
參考文獻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羅友枝
　　美國哈佛大學遠東歷史與語言組博士、匹茲堡大學中國史特聘教授榮退，專長為清史研究。1996年就任美國亞洲學會主席時發表的演說：〈清代再思：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被視為「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學派確立的宣言，對何炳棣的“漢化”說提出質疑。她從“滿洲”中心觀出發，認為清朝能夠成功統治近三百年，主要原因並非“漢化”或“中國化”，而是清朝統治者保持了國語騎射等“滿洲”認同，並利用與亞洲內陸非漢民族之間的文化聯繫，用不同的方式統治一個包括滿族、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和漢族等的多民族帝國。她強調“清帝國”與“中國”並非同義詞，而是一個超越了“中國”的帝國，中華民族不過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並提出要重新審視清史。 何炳棣隨即撰文回應，指出羅友枝在漢化和滿族與非漢民族關係之間構建了一個錯誤的二分法，認為強調滿族對於漢族行為準則和思維方式的認同無需排斥對其他形式的認同。他通過對中國歷史上各民族漢化過程的考察，指出漢化是一個漫長、複雜、持續的進程，非漢民族的漢化擴充了漢文明的內涵，而滿族對創造一個多民族帝國作出了傑出貢獻。何炳棣的出發點在於論證滿族建立的是一個“中國”的王朝，直接抨擊了羅友枝的“超越中國”帝國模式。而二人在觀點上的針鋒相對，被美國清史學界稱之為一場著名的論辯，美國學界在此基礎上引發了諸多命題的討論，構建成“新清史”寬泛的研究領域。正如歐立德(Mark Elliott)所言：“新清史”鼓動了包括“認同”、“民族主義”、“帝國”等學術討論。近年，又將“想像的共同體”、“被發明的傳統”、“地體”與“國族目的論”等所有質疑民族國家之自然性質的概念，都納入“新清史”關注的題材。此外，“新清史”也接受“族群”與“異己”的新概念，將已往認同的“事實”部分問題化等等。

譯者簡介
周衛平（女）
　　1973年生於新疆伊寧，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副研究員，碩士研究生導師，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高級訪問學者。主要從事中國邊疆學、新疆歷史與現狀研究。代表作有：《清代新疆官制邊吏研究》、《中國新疆的治理》等。

最後的皇族： 滿洲統治者視角下的清宮廷

緒論

羅友枝 

今天，到達北京的旅行者看到的是一個熙熙攘攘的大都市，其物質性的歷史遺跡正在快速消逝，雖然過去的帝王居所紫禁城風采依舊，但其他一切都發生了變化。為修建環城公路和高速公路，高大的城牆已被夷為平地，拔地而起的高層建築將天壇的神秘氛圍破壞殆盡，以前國家祭壇的神聖禁地湧來的是普通的市民和遊客。遊客可能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已沒必要記住清這個自一六四四年到一九一一年統治中國的最後一個王朝了。然而，這將是一個錯誤。

許多困擾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策制定者的地緣政治問題都源自清朝。清（1644-1911）是統治中國的最後一個王朝，有人認為它是最成功的王朝。清也是最後一個征服者的政權。統治者來自東北亞，聲稱自己是建立金朝（1115-1260）的、統治過中國北部地區的女真人後裔。在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一位名叫努爾哈赤的小部落首領成功地將許多東北部落聯合起來。其子皇太極（1592-1643）將這些不同的部落變成了一個統一的滿洲人群體。雖然皇太極在滿洲人進入明朝的首都之前就已去世，但學者仍然認為他是開創清帝國偉業的中心人物。

滿洲八旗軍在一六四四年席捲長城以南。在平定明朝境內的動亂之後，便轉向鞏固內亞邊疆，並在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劃定了與俄國的邊界，將蒙古草原、青藏高原和塔里木盆地納入了清帝國。清的征服奠定了近代中國民族國家的領土基礎，但隨著民族主義的發展，清的政策也產生了民族問題。他們認為自己是多元的多民族帝國的統治者。他們把居住在具有戰略意義的內亞邊緣地帶的民族看做帝國大業的重要參與者。這些帝國臣民與漢人地位相埒，他們操著各種與漢語相異的語言，篤信伊斯蘭教、藏傳佛教和薩滿教，在十八世紀，其各自獨立的文化和信仰系統，在清統治者的支援下得以發展和保持。這些非漢族群是如何被納入中國的民族主義體系的？這是一個至今仍未破解的謎題。

本書試圖從滿洲統治者的視角出發，探討清代歷史中的民族問題和歷史問題。它涉及近代史上的一個重大課題，即早期滿洲統治者的成功關鍵在於他們採取了系統的「漢化政策」。在一九一二年清滅亡之後，在關於如何界定這個民族國家的爭論中，出現了柯嬌燕所謂的中國歷史上的「漢化模式」之說。十九世紀末的中國知識份子如梁啟超者有感於社會達爾文主義學說，向中國的讀者引介了「種族」和「民族」的概念。「漢族」一詞，意即「漢民族集團」，成為中國的政治語彙。由於其帶有血統、宗族的含義，「漢族」使中國人將這個國家「想像」為「漢族世系」。

漢族與種族合二為一。一些中國思想家認為漢族主導著「黃色人種」，這樣就可以展示一部傑出的文化成就史。滿洲人、日本人和蒙古人頂多只是處在「黃色人種」的邊緣地帶，有些作者甚至認為他們在生物學意義上不屬於黃色人種。後來被奉為「中華民國國父」的孫中山認為，中國之所以未能抵抗歐美的侵略，原因在於中國的統治者是外來的滿洲人。由於滿洲人不是中國人，不是漢民族的成員，所以清朝就缺乏全力抵抗西方帝國主義的決心。孫中山試圖動員漢族起來推翻滿洲統治，創建一個漢族國家。

那麼誰屬於漢族呢？孫中山聲稱「漢族」是一個「純正的種族實體」。儘管史實表明許多不同的民族曾生活於中國，他仍堅持「在很大的程度上，中國人就是漢族或中華民族，他們具有共同的血統、共同的語言和共同的風俗──一個單一的、純正的種族」。歷史上侵入或遷入中國的不同民族與漢人融合：他們被漢化了。這就是孫中山在一九一二年之後發展起來的主要學說之一，當時他和其他民族主義領袖試圖在曾為清帝國之一部分的地區創建一個新的中華民族國家。雖然孫中山也偶爾談到有必要在中國眾多民族的基礎上構造一個新的「國家民族」，但他同時也認為少數民族最終會被融入佔多數的漢族之中。

正如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所言，「近代社會的歷史意識基本上是由民族國家建構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和聚焦於民族認同的話語直接影響了中國的歷史學。依梁啟超的說法，擺在中國學者面前的任務是丟棄早期歷史的王朝框架而書寫「民族的歷史」。在民族主義者的日程表上，對那些曾統治過近代中國領土的非漢人外來征服者政權的描述，佔據了很重要的地位。在二十世紀二零年代，像傅斯年等人曾試圖將中國歷史說成是漢族的歷史。在中國疆土之內不同民族之間文化交流的歷史，則被重寫為中華文化（不管那文化可能是什麼文化）勝利的歷史。征服王朝也許純粹用武力擊敗了中國統治者，但他們都屈服於更為成熟的中國制度，並最終被融入中華文化之中。

《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柯嬌燕曾為之寫過評論）是芮瑪麗（Mary C. Wright）一九五七年的作品，該著作是適用於闡釋「漢化」的一個甚有影響的範例，它不僅回應了那些因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的獲勝而指責滿洲人的作者（這些作者附和了孫中山的革命學說），同時也否定了那種認為遼和清這樣的外來征服者政權沒有漢化的說法。芮瑪麗指出，到十九世紀中葉，隔開征服者上層集團和被征服者的文化樊籬已逐漸消失，此時清統治者和中國的利益「實際上已難以區分了」。芮瑪麗在著作中以同治中興為例，認為同治中興源於中國儒家的政治思想，而改革的失敗也是儒家思想的失敗。

柯嬌燕列舉了數條理由，認為芮瑪麗關於滿洲人融入中國社會的觀點是錯誤的。即使如芮瑪麗所言，滿洲人的家園已被越來越多的中國移民滲入，清末旗人也失去了許多法律特權，然而這些變化卻未能毀滅旗軍駐防地的文化生活。柯嬌燕關於蘇完瓜爾佳氏的專著（編：《孤軍：滿人一家三代與清帝國的終結》），用文獻充分說明這個旗人家族在清末民初仍保持著明顯的旗人特徵。在滿洲人和漢人眼中，滿洲人是不同於漢人的，這一點可以在太平天國叛亂和辛亥革命中得到證實。柯嬌燕認為，滿洲人肯定沒有消失在漢族之中，或者，由於漢人向他們展示出的敵意，他們也肯定不會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更需指出的是，為了抵制不斷發展的漢民族主義認同，二十世紀的滿洲人也形成了一種現代民族認同。

在芮瑪麗寫作的時候，供學術研究所用的豐富的清代檔案資料還難以獲得。柯嬌燕對旗軍駐防地文化的研究，也是依據其他種類的資料。我的研究使用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內務府檔案，從而可以說明芮瑪麗的另一個看法也是不對的，而這是柯嬌燕沒有批評過的。芮瑪麗斷言同治時期的宮廷已漢化。而在柯嬌燕看來，「對宮廷生活的瞭解並不意味著就瞭解滿洲人在中國的生活……清朝諸帝的行為並不代表旗人」。目前所能獲得的檔案資料表明統治者還保持著滿洲認同。對這一狀況做出解釋，需要對該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學界對「漢化」這個概念的使用一直不多。例如，對滿語在宮廷使用狀況的研究幾乎都表明，滿語已不是統治者的首選用語，征服者的精英集團表明他們已融入了中國文化。但是，如柯嬌燕和我在其他論著中所闡述的那樣，忽視有清一代滿文文獻的歷史學家為自己的這種看法付出了代價。滿語不僅未在首都消失，而且還在新疆和東北的旗營中使用（參閱本書第一章），東北地區店鋪的雙語招牌和持久不衰的薩滿教傳統，使一位滿人學者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這個地區，滿洲傳統與其他少數民族以及漢人傳統共存，它們緊密交錯，以致難以分清彼此的面目。」

更為重要的是，滿洲認同不視某人將漢語或滿語作為其「母語」而定。十九世紀的清統治者使用起漢語來似乎更加得心應手，但那並不意味著他們不認同自己的滿洲人身份。認為滿洲人的民族意識來自於講滿語，持此觀點的人可以將之和講英語的情況進行比較。美洲殖民者雖然操著英語，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為自己建構獨立的認同，並宣佈脫離英國獨立。英語也未能阻止印度的民族主義精英利用這一語言促進印度的自治。因此，那些認為語言總是伴隨認同意識的看法是可笑的。

越來越多的相關輔助文獻表明，關於基本認同的建構和維持，這個議題不僅複雜，且具有歷史偶然性。民族性這一觀念是隨著十九世紀民族國家的出現而得到充分發展的，首先在歐洲隨後在其他地區。正如柯嬌燕指出的那樣，將這一術語用於更早的時期是時代性的錯誤，是對歷史的扭曲。這並不是說清統治者缺少自我認同和認同他人的概念，不過，政治環境的要求和對自我的界定完全是兩回事。清的統治範式不是民族國家，統治的目標不是建構一種民族認同，而是允許多元文化在一個鬆散的人格化帝國之內共存。現代意義的民族性並不存在，同時國家也不想去創造這種民族性。

現代民族性不僅意味著創造出一個休戚相關的群體，而且要把它與其他群體區別開來。在女真人的故鄉東北亞，這些界限是很不固定的，三種不同的生態系統──蒙古高原、茂密的森林地區和肥沃的遼河平原──在該地區交錯在一起，使得依靠遊牧、漁獵和農耕為生的民族能夠互相交往。十七世紀的女真人以農耕為生，他們與蒙古人共用的詞彙顯示了兩個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女真人不僅講蒙古語，還用蒙古文字書寫，努爾哈赤的一些族人還採用了蒙古人的姓名和頭銜。依據有關八旗結構的蒙古文資料，大衛‧法誇爾（David Farquhar）揭示出，早期滿洲國家中的許多中國元素實際上是通過蒙古人傳入的。

滿洲人把來自不同文化傳統的人納入八旗組織，力圖把他們塑造為滿洲人──用同樣的法律、著裝規範和社會規則管轄他們。以前的各種認同意識被融入新的八旗認同中，至少在十八世紀之前是如此──到十八世紀，宮廷還很看重以血統來確定身份。即便如此，征服者精英仍然具有明顯的多元文化特徵。十八世紀新被納入清帝國統治集團的穆斯林、西藏人和蒙古貴族，使得征服者精英集團不至於具有單一的種族背景和認同。同樣地，儘管存在王夫之等主張「嚴夷夏之防」的人，但大多數儒家士子強調儒家學說的普遍性和通用性，認為他們的主要使命在於「教化」和「文化」，而不必在意種族或民族背景。在這兩大族群中，認同不是固定的，而是變化的。

此外，清的統治者對於文化問題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所關注的主題。作為個人，他們熱衷於保持愛新覺羅氏（Aisin Gioro）的血統和征服者精英集團的地位。然而作為統治者，他們不贊成那些可能改變其臣民固有文化的政策。他們是多民族國家的統治者，這決定了他們必須支持和促進臣民發展本民族的文化，並在帝國境內懷柔和籠絡不同的族群。在清滅亡之前，大多數清的統治者都會講多種語言：蒙古語、滿語和漢語。某些統治者（如乾隆皇帝）還不憚煩勞，學習藏語和維吾爾語。弘曆如是說：

乾隆八年始習蒙古語；二十五年平回部，遂習回語；四十一年平兩金川，略習番語；四十五年因班禪來謁，兼習唐古拉語。是以每歲年班，蒙古、回部、番部到京接見，即以其語慰問，不藉舌人傳譯……燕笑聯情，用示柔遠之意。
在十七世紀征服時期，順治和康熙皇帝試圖以儒家君王面目來贏得漢文人士子的支持。他們學習漢語，把儒家經典當做科舉考試的基礎，把科舉制度當做選拔官員的主要方式。滿洲皇帝支持和資助中國的藝術和文學，發佈儒教政令，改革滿洲人的婚喪以適應中國的習俗。孝道成為統治的主要先決條件。這些政策是非常成功的。儘管滿漢之間一直存在著根深蒂固的緊張關係，但是滿人的恩惠逐漸消彌了漢人的抵抗，贏得了他們對清王朝的支持。

清朝統治的各種漢化面向，以及對長城以南的前明領土的高度文治，使得許多研究者忽略了清統治者的非漢人出身，把漢化當做清代的歷史主流加以強調。本書各章的內容表明，清的統治者在觀念上從來沒有淡化自己與前明降民的區別，更從來沒有放棄他們的滿洲認同。當政治上有利的時候，他們就採用中國的習俗；當無助於他們實現政治目標時，他們就拒絕。清的統治者以同樣的熱情研究金代的歷史，吸收了金朝的許多政策。柯嬌燕分析了這些先例對清的統治的重要性：「在金代，利用科舉制度從百姓中選拔人才，並限制貴族擔任高級官位，是與金朝政府雄心勃勃的計畫相輔相成的。這些計畫是：限制貴族的特權和影響，加強中央集權，讓王朝的支持者在維護官僚制度中發揮廣泛的作用。這些做法都是大清帝國官僚政治的先例。

近年來關於十到十四世紀統治中國北方和西北地方的征服者政權的研究，對非漢人政權帶給統治者的顯而易見的政治風格提供了新解釋。契丹、唐古特、女真和蒙古統治者都曾把中國的官僚體制納入自己的統治中，但與此同時，他們改革中國的政治模式，以適應自己的環境。他們特別重視如何控制散佈在內亞和東亞的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所有的征服者政權都依不同地區的具體情況制定不同的管理政策，對不同的民族採取不同的法律，從不同的民族中選拔官吏。此外，雖然漢人被選拔到政府中做官，但這四個政權都拒絕漢化。每個政權都創造了自己民族的文字，都奉行兩種或多種語言的政策。每個政權都做了大量的翻譯工作，不僅在儒家學說中，而且也在佛學領域為自己尋找統治的合法性。

清既不是對中國王朝的複製，也不是對以前的非漢政權的仿效。對大清的描述必須注意到統治者的非漢人淵源，而且還要進一步分析其統治技術的創新。本書不認為漢化是清的統治獲得成功的主要原因，相反，本書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清成功的關鍵因素是，它有能力對帝國內亞邊疆的主要非漢民族採取富有彈性的特殊文化政策。一般來說，中國本土的統治家族如果要奉行多元文化政策，則必須拋棄儒家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而清只需將以前異族統治者的模式加以擴大即可。這些發現間接地提示我們，需要重新考察早期內亞政權對中國歷史做出的貢獻。

Lifanyuan and Libu

Edited by Dittmar Schorkowitz,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Social Anthropology, Halle/Saale and Chia Ning, Central College, Pella/Iowa, USA


In Managing Frontiers in Qing China, historians and anthropologists explore China's imperial expansion in Inner Asia, focusing on early Qing empire-building in Mongolia, Xinjiang, Tibet, and beyond – Central Asian perspectives and comparisons to Russia's Asian empire are included. Taking an institutional-historical and historical-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he essays engage with two Qing agencies well-known for their governance of non-Han groups: the Lifanyuan and Libu.

This volume offers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the Lifanyuan and Libu, revising and assessing the state of affairs in the under-researched field of these two institutions. The contributors explore the imperial policies towards and the shifting classifications of minority groups in the Qing Empire, explicitly pairing and comparing the Lifanyuan and Libu as in some sense cognate agencies. This text offers insight into how China's past has continued to inform its modern policies, as well as the geopolitical make-up of East Asia and beyond.

Contributors include: Uradyn E. Bulag, Chia Ning, Pamela Kyle Crossley, Nicola DiCosmo, Dorothea Heuschert-Laage, Laura Hostetler, Fabienne Jagou, Mei-hua Lan, Dittmar Schorkowitz, Song Tong, Michael Weiers,Ye Baichuan, Yuan Jian, Zhang Yongjiang.


Biographical note
Dittmar Schorkowitz, Ph.D. (1991),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is a senior researcher at 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Social Anthropology in Halle/Saale (Germany). He has published extensively, including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in Eurasia… and the Way Thither,' i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23,1 (2012).

Chia Ning, Ph.D. (1992),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is a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Central College in Pella, Iowa (USA). Many of her publications are about the Lifanyuan, including, 'The Qing Lifanyuan and the Solon People of the 17th-18th Centuries,' in Athens Journal of History, 1, 4 (October 2015).

Readership
For students of Chinese history interested in socio-cultural processes and the institutional expression of Qing policies, and for history-minded anthropologists who look into the changing practices and habitus of imperial governance.

Table of contents
Preface - Nicola Di Cosmo
Acknowledgments
List of Maps and Illustrations and Tables
Emperors and Dynasties
Contributors

Introduction - Dittmar Schorkowitz and Chia Ning
1 Lifanyuan and Libu in Early Qing Empire Building - Chia Ning
2 The Lifanyuan: A Review Based on New Sources and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 Michael Weiers
3 The Lifanyuan and Stability during Qing Imperial Expansion - Pamela Kyle Crossley
4 The Libu and Qing Perception, Classific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Non-Han People - Zhang Yongjiang
5 Lifanyuan and Libu in the Qing Tribute System - Chia Ning
6 The Qing Court and Peoples of Central and Inner Asia: Representations of Tributary Relationships from the Huang Qing Zhigong tu - Laura Hostetler
7 Manchu-Mongolian Controversies over Judicial Compete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Lifanyuan - Dorothea Heuschert-Laage
8 The Sino-Russian Trade and the Role of the Lifanyuan, 17th–18th Centuries - Ye Baichuan and Yuan Jian
9 On Lifanyuan and Qianlong Policies Towards the Muslims of Xinjiang - Song Tong
10 Lifanyuan and Tibet - Fabienne Jagou
11 From Lifanyuan to the Mongolian and Tibetan Affairs Commission - Mei-hua Lan
12 Clashes of Administrative Nationalisms: Banners and Leagues vs.Counties and Provinces in Inner Mongolia - Uradyn E. Bulag
13 Dealing with Nationalities in Imperial Formations: How Russian and Chinese Agencies Managed Ethnic Diversity in the 17th to 20th Centuries - Dittmar Schorkowitz
Glossary
Index

嘉峪關外:1759–1864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

米華健 (James A. Millward) 著 ‧ 賈建飛　譯

Frontier Studies Ser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988-237-004-3

2017/05

清帝國是中國歷史上疆域最遼闊的國家，本書聚焦於十九世紀的嘉峪關，以及嘉峪關西邊更廣袤的新征服之地─「新疆」，這塊土地佔了今日中國國土面積的六分之一。通過考察清政府在新疆實行的財政和民族政策，尤其是對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南疆的商業活動以及不同民族出身的商人所採取的管理和控制，作者試圖回答一個更深遠的問題：清帝國如何向民族國家過渡。這是一本新清史的經典之作，開創了清帝國邊疆研究的先河。

「皇帝的第一道與最後一道命令」展覽

時間 ：2016年10月22日-2017年06月28日
地點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歷史文物陳列館2樓內閣大庫檔案區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開館時間：固定開館時間為每週三及週六09:30-16:30
開館日逢選舉日、國定假日及連續假期不開放（以本館網頁公告為準）



一、清代詔書製作、皇權繼承與歷史書寫
清朝以皇帝之名頒布的命令，主要有制、詔、誥、敕等形式。其中詔書的目的乃向天下臣民布告國政或是垂示彝憲。其書寫格式例以「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開宗，用「布告中外／天下，咸使聞知」結尾。詔書多由內閣撰擬，再呈請皇帝欽定。舉凡即位、親政、賓天、加封徽號等事皆需昭告天下。清代定制的詔書是黃紙墨書、滿漢文合璧，並在年月日與紙張接粘等處，鈐蓋「皇帝之寶」寶印，故又稱寶詔；同時交禮部照式刊刻，黃紙印刷，是為謄黃，以為頒布全國之用。

在皇帝頒布天下的詔書中，最重要者莫過於即位之初的登極恩詔，以及賓天之際的大行遺詔。首尾兩份詔書皆攸關皇位之繼承、天命之授受與國祚之綿延。朝廷透過這兩道詔書明白宣示皇權的轉移與政統的賡續：舊主雖已賓天，新君但將承命，是以帝制的運作如常，而國祚的延綿無虞。崇德八年（1643）八月，世祖於盛京即位之初，即以滿文詔書昭告遐邇。迨清軍入關，在其揮軍南下的檄文中，更嚴辭指控南明政權：既未奉得崇禎遺詔，實非承天應命之正統。換言之，既無遺詔，朝隨君亡，天命當由終得天下者承統繼祧。

不論是第一道命令或最後一道命令，在頒布天下之時，其實已是皇權轉移既成定局之後。前者藉由施恩赦罪，展布政治新象；後者則回顧歷年功業（過），謀求青史定案。若兩相對比，清代歷朝的登極恩詔內容大多因循制式，承命的新君鮮有別出心裁之舉；至於大行遺詔則頗有出入，各具特色，並且具體而微地反映出：從早期皇權對國家機器的掌控，漸轉成後半葉國家機器對皇帝的鉗制。清初諸帝或親自酌定詔稿，或於生前預擬藍本：如順治以罪己之姿痛自列舉弊政，以期懲前毖後；康熙著眼於自我歷史定位，儼然是自傳式的墓誌銘；雍正則關注過去章程的審酌與未來政治的布局。乾隆禪位於嘉慶，所欽定的傳位詔既總結一朝政績，復宣示皇權繼承，內容格式實有如「乾隆朝」之遺詔。嘉慶之後，皇帝的遺詔則多於死後由臣工摭拾過去上諭，或概括地總結其在位期間的國情與政績，已然不見皇帝個人掌控歷史解釋權的任何企圖。在逐漸常規化的製作過程中，皇帝個人的色彩完全黯然褪蝕在格式套語之中。早期皇帝在制度上的酌定或更張，積累而成祖宗家法，中葉之後皇帝多在祖宗家法的枷鎖下難得伸展。國家典制層建累構，越演越繁，皇帝個人的威權卻在敷衍格套中愈形支絀。

二、從中央到地方與藩邦：詔書的頒布與傳播
詔書既奉皇帝之名擬定，先是在北京中央舉行隆重的頒布儀式，隨即便透過各種管道昭告天下。除了正本鈐有皇帝寶印的寶詔之外，禮部並製作若干複本的謄黃詔書。齎詔官攜帶一份正本詔書以及若干複本謄黃，前往指定地點宣讀，隨後再將詔書齎回中央。康熙四十二年（1703）議准因應路程遠近，明定禮部齎詔官分赴各地頒詔當恪遵往返的時限。乾隆十七年（1752）更對分赴各省頒詔的齎詔官、所攜帶謄黃數目與負責分頒之處，皆有詳細的規定。此後並有增減的調整。不過，道光十五年﹙1835）對派遣齎詔官赴各地頒詔的方式進行重要的改革，從此詔書透過驛站轉發各地，齎詔官的委派至此廢除。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地方的發展，中央在詔書的頒發上，亦有相應增減的調整。例如臺灣總兵官原本僅接奉皇帝詔書的謄黃複本，逮至光緒十一年（1885）臺灣開始設置巡撫，兩年（1887）後，朝廷更正式加頒正本的寶詔，臺灣地位越形重要，由此亦可窺見一二。

各地方在接奉詔書之後，除了將詔書頒到日期以題本報部察覈，如有需要也會再行複製若干份詔書下傳到轄區各地。詔書頒布的對象不僅是中土臣民，更包括外邦藩屬。乾隆五十五年（1790）適值弘曆八旬大壽，特諭除朝鮮、蒙古之外，安南、琉球、暹羅等三國也一體頒發恩詔。在一般情形下，朝廷派遣正副使赴朝鮮頒詔，外藩蒙古諸部由理藩院委官齎詔前往。至於其餘諸國，則交由該國使臣自行齎回，或委由鄰近各國的地方督撫轉發：兩廣總督負責暹羅，廣西巡撫負責安南，雲貴總督負責緬甸，閩浙總督則負責琉球。透過上下遠近層層傳導，務使皇帝的詔令「布告天下/中外，咸使聞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