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漢合璧《三國志》卷一的 waliyabuci be 中的 be 是什麼意思？

滿漢合璧《三國志》卷一云：saiin qafasa usin-i bade waliyabuci be angγa-de Yoo Šôn-i gisun gisureme beye jergici laqcaxa yabun-be yabumbi/而令縉紳之徒，委伏畎畮，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其中waliyabuci 一字後面的be頗為費解。

《新滿漢大辭典》（頁77─78）中開列be的用法有輗、餵鳥的食物、伯、我們、表示解釋或疑問的語氣五項。不過，作為賓格格助詞的-be，辭典正文卻沒有收錄。

句中waliyabuci be的be應非格助詞.。满文waliyabuci並不是名詞，不能作為賓格使用，而be下面也找不到與之相連的動詞。若將be作為主語的「我們」解，滿文便得翻譯為：「當讓好官棄於田野，我們口誦堯舜之言，身蹈超俗之行」。

因此，be應是前面動詞waliyabuci詞綴的部分。動詞詞綴中的-cibe表示「雖然、即使」之意，如將文中的waliyabuci be合書成waliyabuci-be，則滿文原句便可翻譯為「即使讓好官棄於田野，仍口誦堯舜之言，身蹈超俗之行」，其意始與漢文原意相合。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彭婉柔）

《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

作者: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編
出版社: 嶽麓書社
出版年: 2011-11
頁數: 15168
定價: 15000元
裝幀: 精裝
叢書: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檔案叢刊
ISBN: 9787807613701

總 序

戴 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國家批准建議纂修清史之報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組成之領導小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編纂工程於焉肇始。

清史之編纂醞釀已久，清亡以後，北洋政府曾聘專家編寫《清史稿》，歷時十四年成書。識者議其評判不公，記載多誤，難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亂不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領導亦多次推動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輟。新世紀之始，國家安定，經濟發展，建設成績輝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進步，學界又倡修史之議，國家採納眾見，決定啟動此新世紀標誌性文化工程。

清代為我國最後之封建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遠。清代眾多之歷史和社會問題與今日息息相關。欲知今日中國國情，必當追溯清代之歷史，故而編纂一部詳細、可信、公允之清代歷史實屬切要之舉。

編史要務，首在採集史料，廣搜確證，以為依據。必藉此史料，乃能窺見歷史陳跡。故史料為歷史研究之基礎，研究者必須積累大量史料，勤於梳理，善於分析，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進行科學之抽象，上升為理性之認識，才能洞察過去，認識歷史規律。史料之於歷史研究，猶如水之於魚，空氣之于鳥，水涸則魚逝，氣盈則鳥飛。歷史科學之輝煌殿堂必須巋然聳立于豐富、確鑿、可靠之史料基礎上，不能構建於虛無飄渺之中。吾儕于編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獻叢刊》、《檔案叢刊》，二者廣收各種史料，均為清史編纂工程之重要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品質；二為搶救、保護、開發清代之文化資源，繼承和弘揚歷史文化遺產。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點，可以概括為多、亂、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國素稱詩書禮義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棟，尤以清代為盛。蓋清代統治較久，文化發達，學士才人，比肩相望，傳世之經籍史乘、諸子百家、文字聲韻、目錄金石、書畫藝術、詩文小說，遠軼前朝，積貯文獻之多，如恒河沙數，不可勝計。昔梁元帝聚書十四萬卷於江陵，西魏軍攻掠，悉燔於火，人謂喪失天下典籍之半數，是五世紀時中國書籍總數尚不甚多。宋代印刷術推廣，載籍日眾，至清代而浩如煙海，難窺其涯涘矣。《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清代書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種，人議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增補書一萬零四百三十八種，超過原志著錄之數。彭國棟亦重修《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書一萬八千零五十九種。近年王紹曾更求詳備，致力十餘年，遍覽群籍，手抄目驗，成《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增補書至五萬四千八百八十種，超過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書之全豹。王紹曾先生言：“余等未見書目尚多，即已見之目，因工作粗疏，未盡鉤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書籍總數若干，至今尚未能確知。

清代不僅書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檔案留存於世。中國歷朝歷代檔案已喪失殆盡（除近代考古發掘所得甲骨、簡牘外），而清朝中樞機關（內閣、軍機處）檔案，秘藏內廷，尚稱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檔案，多達二千萬件。檔案為歷史事件發生過程中形成之檔，出之于當事人親身經歷和直接記錄，具有較高之真實性、可靠性。大量檔案之留存極大地改善了研究條件，俾歷史學家得以運用第一手資料追蹤往事，瞭解歷史真相。

二曰亂。清代以前之典籍，經歷代學者整理、研究，對其數量、類別、版本、流傳、收藏、真偽及價值已有大致瞭解。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大規模清理、甄別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銷毀所謂“悖逆”、“違礙”書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時經師大儒，連袂入館，勤力校理，盡瘁編務。政府亦投入鉅資以修明文治，故所獲成果甚豐。對收錄之三千多種書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種存目書撰寫詳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內容要旨，述其體例篇章，論其學術是非，敘其版本源流，編成二百卷《四庫全書總目》，洵為讀書之典要、後學之津梁。乾隆以後，至於清末，文字之獄漸戢，印刷之術益精，故而人競著述，家嫻詩文，各握靈蛇之珠，眾懷昆岡之璧，千舸齊發，萬木爭榮，學風大盛，典籍之積累遠邁從前。惟晚清以來，外強侵淩，干戈四起，國家多難，人民離散，未能投入力量對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檔案，深藏中秘，更無由一見。故不僅不知存世清代文獻檔案之總數，即書籍分類如何變通、版本庋藏應否標明，加以部居舛誤，界劃難清，亥豕魯魚，訂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塵封，行將澌滅。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與坊間劣本混淆雜陳。我國自有典籍以來，其繁雜混亂未有甚於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獻、檔案，非常分散，分別庋藏於中央與地方各個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教學研究機構與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級之檔案言，除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一千萬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檔案在戰爭時期流離播遷，現存於臺灣故宮博物院。此外，尚有藏于瀋陽遼寧省檔案館之聖訓、玉牒、滿文老檔、黑圖檔等，藏于大連市檔案館之內務府檔案，藏於江蘇泰州市博物館之題本、奏摺、錄副奏摺。至於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檔案文書，損毀極大，但尚有劫後殘餘，璞玉渾金，含章蘊秀，數量頗豐，價值亦高。如河北獲鹿縣檔案、吉林省邊務檔案、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河南巡撫藩司衙門檔案、湖南安化縣永曆帝與吳三桂檔案、四川巴縣與南部縣檔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魚鱗冊、徽州契約文書、內蒙古各盟旗蒙文檔案、廣東粵海關檔案、雲南省彝文傣文檔案、西藏噶廈政府藏文檔案等等分別藏於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甚至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檔案（亦稱《葉名琛檔案》），英法聯軍時遭搶掠西運，今藏於英國倫敦。

清代流傳下之稿本、抄本，數量豐富，因其從未刻印，彌足珍貴，如曾國藩、李鴻章、翁同龢、盛宣懷、張謇、趙鳳昌之家藏資料。至於清代之詩文集、尺牘、家譜、日記、筆記、方志、碑刻等品類繁多，數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武漢及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不少貯存。豐城之劍氣騰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尋訪必有所獲。最近，餘有江南之行，在蘇州、常熟兩地圖書館、博物館中，得見所存稿本、抄本之目錄，即有數百種之多。

某些書籍，在中國大陸已甚稀少，在海外反能見到，如太平天國之文書。當年在太平軍區域內，為通行之書籍，太平天國失敗後，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毀，現在已難見到，而在海外，由於各國外交官、傳教士、商人競相搜求，攜赴海外，故今日在世界各地圖書館中保存之太平天國文書較多。二十世紀，向達、蕭一山、王重民、王慶成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尋覓太平天國文獻，收穫甚豐。

四曰新。清代為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之過渡階段，處於中西文化衝突與交融之中，產生一大批內容新穎、形式多樣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攜來自然科學、藝術和西方宗教知識。乾隆時編《四庫全書》，曾收錄歐幾裏得《幾何原本》，利瑪竇《乾坤體儀》，熊三拔《泰西水法》、《簡平儀說》等書。迄至晚清，中國力圖自強，學習西方，翻譯各類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書館、江南製造局譯書館所譯聲光化電之書，後嚴複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紓所譯《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等文藝小說。中學西學，摩蕩激勵，舊學新學，鬥妍爭勝，知識劇增，推陳出新，晚清典籍多別開生面、石破天驚之論，數千年來所未見，飽學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國傳統之知識框架，書籍之內容、形式，超經史子集之範圍，越子曰詩雲之牢籠，發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變化，出現眾多新類目、新體例、新內容。

清朝實現國家之大統一，組成中國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現以滿文、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傣文、彝文書寫之文書，構成為清代文獻之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獻、檔案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加絢麗多彩。

清代之文獻、檔案為我國珍貴之歷史文化遺產，其數量之龐大、品類之多樣、涵蓋之寬廣、內容之豐富在全世界之文獻、檔案寶庫中實屬罕見。正因其具有多、亂、散、新之特點，故必須投入巨大之人力、財力進行搜集、整理、出版。吾儕因編纂清史之需，賈其餘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裝網路，設資料庫，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貯存、檢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儕汲深綆短，蟻銜蚊負，力薄難任，望洋興嘆，未能做更大規模之工作。觀歷代文獻檔案，頻遭浩劫，水火兵蟲，紛至遝來，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為浩歎。切望後來之政府學人重視保護文獻檔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續努力，再接再厲，使卷帙長存，瑰寶永駐，中華民族數千年之文獻檔案得以流傳永遠，沾溉將來，是所願也。

宮廷密檔 史料瑰寶——評《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

胡寶亮

清朝統治中國近三百年時間，留下了汗牛充棟的檔案史料。第一歷史檔案館現存明清檔案1000余萬件，其中五分之一數量為滿文檔案。此部分滿文檔案涉及清朝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對研究清朝歷史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和意義。滿文寄信檔就是其中一種。

寄信檔系寄信上諭檔的簡稱，是清代軍機處專門抄載寄信上諭的重要檔簿。上諭，又稱諭旨，一般是指皇帝的命令和指示，是清代皇帝發佈日常政令的通稱，有滿文與漢文兩種。上諭以文書的形式頒發，便形成了上諭文書，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行政約束力。清政府中央機關將上諭文書抄錄成冊，存案備查，形成了各種上諭檔簿，如內閣的上諭檔、諭祭檔，內務府的上傳檔，軍機處的上諭檔、寄信檔、電寄檔，等等。這些上諭檔簿為清史研究提供了系統而真實的清帝上諭。滿文寄信檔是從軍機處滿文上諭檔中分離出來的一種重要檔簿。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軍機處滿文寄信檔存有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朝本。此次，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研究人員從中選擇了乾隆一朝的滿文寄信檔進行翻譯、出版，定名為《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並被收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檔案叢刊》。本書收錄了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一年，二十六年至六十年的滿文寄信上諭4289件，加上附件22件，共計4311件，並將其全部翻譯為漢文，譯文部分約200萬字。這部《譯編》共24冊，第一冊為總目錄，其他各冊為滿漢合璧形式，前半部分為影印的滿文，後半部分為排印的對應譯文。本書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專家王小紅、關孝廉主編，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清史專家杜家驥作序，湖南嶽麓書社有限責任公司出版。

關於檔案史料的價值，著名明清史專家鄭天挺先生曾經指出：“歷史檔案在史料中不容忽視，應該把它放在歷史研究的最高地位，就是說；離開了歷史檔案無法研究歷史。靠傳說、靠記錄流傳下來，如無旁證都不盡可信。歷史檔案是原始資料的原始資料，應該占最高地位。” 這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正是一種史料價值高且稀見的檔案彙編。滿文寄信檔是以滿文記載事關這些領域各種事件之密寄上諭專檔。通過皇帝的密寄諭旨，既可以清晰地瞭解眾多歷史事件發生、發展的進程，又有助於瞭解清朝皇帝政務決策過程及心理狀態，真實地反映了皇帝面對各種事件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通過寄信上諭中皇帝的密諭，也可窺知其性格與治國理念，誠為深入研究清史的最為真實、原始的第一手資料。

由於滿文寄信檔所使用的語言是清代的“國語”，其記載多屬當朝密不宜宣之事，對乾隆朝的一些重要史事的記錄較之漢文史料更為詳細、真實，而且，滿文寄信檔不但抄載了寄信上諭，而且同時記載了寄信上諭發交情形，從中可以瞭解寄信上諭如何送交接奉之人，對研究清朝官僚系統的公文傳遞情況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其史料價值超過了漢文上諭；又因為寄信檔是歷史事件進行過程中形成的檔，是對事件最原始、最真實的記錄，反映了皇帝對某事前後的處理意見與態度，是根據某種需要而撰寫、編制的實錄、方略等官修史書所無法比擬的。因為滿文所發上諭內容多為機密不宜外傳的要務，所以即便在清朝亦未曾全部漢譯。清代為修方略，曾經選擇漢譯了其中的大約百分之三十左右，尚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密寄上諭從未面世。《清高宗實錄》等書收錄了一些諭旨，亦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且多為摘錄。此次《譯編》將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全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影印並翻譯，顯而易見，其具有彌足珍貴的史料價值。《譯編》內容非常豐富，涉及政治、軍事、民族、外交、宗教、經濟、文化、語言、風俗、疾疫、皇族事務、民間信仰等諸多方面。

清史專家杜家驥先生在本書《序》中指出：“邊疆、民族事務以及邊疆地區與鄰國關係事務，構成了這部《譯編》內容的突出特點。”誠如斯言。乾隆朝是清代鼎盛時期，也是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和近代中國疆域確立的重要時期，西北、西南、東北的民族、邊疆問題成為國之要務。寄信檔中大部分內容，即是發與東北、西北、西南地區軍政長官（如盛京將軍、黑龍江將軍、吉林將軍、定邊左副將軍、烏裏雅蘇台將軍、伊犁將軍、烏魯木齊都統、西寧辦事大臣、駐藏辦事大臣等）以及少數民族王公貴族、宗教首領（如喀爾喀親王、吐魯番郡王、章嘉呼圖克圖、新疆各城伯克等）的廷寄。廷寄物件不乏乾隆朝重要人物，如尹繼善、兆惠、劉統勳、明瑞、阿桂、和珅、和琳、福康安、福長安、高晉、李侍堯、阿裏袞、英廉、舒赫德、溫福、海蘭察、國泰、勒爾謹、伊勒圖、成袞紮布、車布登紮布、拉旺多爾濟、桑齋多爾濟、蘊端多爾濟、額敏和卓等。從此亦可見這些寄信上諭的重要性。

邊疆、民族事務方面，寄信檔涉及新疆地區的屯田與牧廠事務、遣犯問題、各民族關係，東北地區的私墾、參務問題，西藏與青海地區的宗教領袖入覲、呼畢勒罕確認問題，等等。

對外關係方面，寄信檔涉及清朝與俄羅斯、中亞各國（哈薩克、巴達克山、愛烏罕、霍罕、布魯特、安集延等）、朝鮮、緬甸、安南、南掌、廓爾喀的關係。其中，反映與俄羅斯的邊界交涉、恰克圖貿易、逃人問題以及中亞各國使者入覲的內容頗多。

除邊疆、民族事務與對外關係外，寄信檔亦涉及一些乾隆朝的重大事件，如烏什事變、明瑞征緬、土爾扈特部回歸、王倫起義、六世班禪入覲、蘇四十三起義、林爽文起義等，特別是烏什事變、明瑞征緬兩事，寄信檔有著系統、詳細的記錄，可反映事件的基本過程，更可補實錄、方略等之闕誤。內政方面，寄信檔有反映處理甘肅冒賑案、李侍堯貪污案、國泰貪污案的意見、措施等整頓吏治方面的內容，有製造文字獄（涉及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章知鄴獻詩案、王錫侯《字貫》案等）、查禁鳥槍、查禁八卦教等民間秘密宗教、查禁天主教、鎮壓新疆遣犯暴動等強化統治秩序的內容等。

此外，寄信檔中還有祈雨祈晴儀式、祭祀河神、祭祀劉猛將軍及八蠟神、關帝崇拜、割辮案、滿族人及錫伯人改漢姓漢名、某地或某部族流行天花等記載，這些內容可為清代社會史研究提供參考資料。

寄信檔所涉及的內容還有很多，筆者在此不一一贅述。下面舉兩三個引用寄信檔史料的例子，讓讀者對其具體內容有所瞭解。

其一：土爾扈特部回歸祖國的途中因遭俄羅斯、哈薩克、布魯特等阻截，人員、牲畜損失很大；回到國內後不久，部族內天花流行，人口銳減。乾隆帝擔心土爾扈特部遷徙途中已遭重大損失，甫經歸國，又遭痘疫，在人禍、天災不斷打擊下，人心難免浮動，也許有人後悔不該從俄羅斯回來，遂於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二日寄信伊犁將軍舒赫德，令其留心打聽土爾扈特部人等情形：“土爾扈特、和碩特等人自俄羅斯來歸以來，伊等之屬下人等又被災，損失甚多，且于此間伊等之台吉內病故者亦連續不斷。此輩······自額濟勒來時，沿途為哈薩克、布魯特所掠，饑寒交迫，人口受損。到伊犁地方後，又染瘟疫，台吉、民人等損失甚多。因此，不能未有怨望不該來。此輩皆系自願來歸，並非騙伊等招徠者，而且到後，朕施恩救濟，賞賜衣食用品，指給好地駐牧、耕田，撥給孳生牲畜。是乃撫恤外番之恩，真是無微不至。今伊等之台吉、民人被病災受損者，皆為伊等之定數，無可奈何，伊等亦不必怨我。······或有妄行埋怨者，亦不能烏有，但亦應不令知覺，暗中留意。將此著寄信舒赫德，其土爾扈特、和碩特等人，因伊等人如此受損，有無心存怨恨？伊等之情形如何？皆留心觀察，惟不以為事，妥善防範。”

這一諭旨，表明了土爾扈特部是自願來歸，不是清政府騙其前來；而清政府對土爾扈特部來歸，做了大量善後工作，如賞賜衣物、食品，撥給牧地、耕田、牲畜，“真是無微不至”；同時也表明了乾隆帝對厄魯特蒙古（包括土爾扈特部）一貫的防範心態。

其二：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乾隆帝在定邊左副將軍瑚圖靈阿的奏摺內發現：據從俄羅斯輾轉逃出的土爾扈特人莫霍賴報告，俄羅斯薩爾普利城內聚集兩千厄魯特蒙古人，號稱察罕圖克。這立即引起了乾隆帝的警覺，因為察罕圖克是先前發動叛亂，後投俄羅斯的阿睦爾撒納屬下人之名號， “阿睦爾撒納死於俄羅斯地方，將其屍骸，俄羅斯等出示我人皆看之。阿睦爾撒納之屬下人等，亦皆被殲滅，而今在俄羅斯地方，怎麼又有二千厄魯特，號稱察罕圖克？”乾隆帝認為這些人若是阿睦爾撒納的餘黨，其禍非小。他想到莫霍賴的主人、土爾扈特郡王舍楞 “久住俄羅斯，必定知此緣由”，於是寄諭科布多參贊大臣明善，令其詢問舍楞“現在俄羅斯地方名曰察罕圖克之厄魯特，究竟何等厄魯特，是否阿睦爾撒納之人”。後據舍楞告稱此系莫霍賴妄言，這些厄魯特蒙古人並非阿睦爾撒納屬下。乾隆帝才放心，表示“此事還是不必深究”，表現了其對邊疆事務的高度敏銳性。

其三：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派副都統阿敏道前往庫車，招撫南疆回部首領霍集占，霍集占不從，設計將阿敏道及隨行百名兵丁殺害，發動叛亂，後被清軍擊敗。乾隆帝對阿敏道如何遇害的細節，不太瞭解，直到乾隆四十八年，他仍不忘此事： “阿敏道原曾領兵一千，攜糧前往庫車，何又只留下一百兵丁，其餘俱令返回，遂後即被戕害？叛亂之和卓木，究竟如何將阿敏道誘騙至庫車城內，如何將其戕殺，及一百隨兵如何遭和卓木殺害者？”他認為烏什阿奇木伯克霍集斯之子摩咱帕爾或許知情，寄諭阿桂、福隆安詢問之，乾隆帝為避免摩咱帕爾猜疑，還特別用朱筆批示“只是欲知耳”，別無他意，反映了乾隆帝對新疆事務的高度關心與細緻考慮。

最後，筆者介紹一下本書的翻譯經過。目前我國能夠諳熟滿文並且能直接利用滿文檔案者已為數不多，從事滿文檔案翻譯者更是鳳毛麟角，此次參加本書編譯、審校的人員，集中了新中國培養的老、中、青三代滿文檔案人才，他們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研究館員關孝廉、王小紅、張莉、張鳳良，副研究館員趙玉梅、關精明，助理館員李剛、李陽。滿文寄信上諭翻譯的困難非同一般，其內容豐富而龐雜，時間跨度大，涉及的人名、地名、官職名異常繁複，而且滿文翻譯成漢文後，還要符合清代官方文書的表達方式，翻譯者必須具有充分的歷史學、語言學、歷史地理學、民族學、宗教學、民俗學等方面的知識，才能確保翻譯基本準確。翻譯、審校的人員本著高度負責的敬業精神，克服了種種困難，同心同德，耗時數年，完成了《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的翻譯工作。全部譯文完成後，主編王小紅女士認真對近200萬字的漢文譯稿進行了最後的通稿，盡力統一了文稿風格。經過編譯、審校的人員不懈努力，這一藏于深宮的秘檔終於得以面世，為從事清史研究的人們所廣泛應用，這是一件造福學術界的好事，筆者對他們的辛勤勞動深表敬意。

筆者在編輯該書的過程中，深切感受到此書的史料價值重大，在此鄭重推薦，期待治清史者能夠充分利用這部《譯編》，深化、細化對乾隆朝歷史的研究，開創清史研究的新局面。

明末清初達賴喇嘛系統與蒙古諸部互動關係研究



作 者 王力
定 價 60.00
出版社 民族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11-6-1
ISBN 9787105115723


本書共七章，內容包括：和碩特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的互動關係、準噶爾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的互動關係、土爾扈特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的互動關係等。

內容簡介
明末清初，達賴喇嘛系統與蒙古諸部之間的互動關係，包括漠南蒙古、喀爾喀蒙古及衛拉特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之間錯綜複雜的衝突和交融。其中，漠南蒙古由於最先歸附清朝（金），在明末它與達賴喇嘛系統之間有一定的互動往來，但在1644年後，雙方的互動關係已隸屬於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之間關係的範疇之內，因此，相關論述主要集中在明朝末年這一歷史時期。喀爾喀蒙古由於距離藏區較遠，雙方在明末清初雖有交往，但仍相當有限，加之材料的收集難度較大，因此相關論述也僅局限於明末喀爾喀蒙古到藏區的一些活動以及清初達賴喇嘛系統對喀；爾喀蒙古的軟性權力影響等。衛拉特蒙古由於距離藏區較近，甚至有些部落與西藏格魯派雜居相處，在此階段雙方的交往程度遠遠超出前二者，其影響也大大超出前二者與達賴喇嘛系統的互動關係，因此，在行文中關於衛拉特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之間互動關係的論述所占比重較大。


目錄

緒論

　第一章 和碩特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的互動關係
　　第一節 和碩特蒙古南遷藏區
　　第二節 達賴喇嘛系統在和碩特蒙古進藏問題上的分歧
　　第三節 和碩特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在西藏最高統治權上的博弈

　第二章 準噶爾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的互動關係
　　第一節 僧人時代的噶爾丹
　　第二節 噶爾丹丹增博碩克圖汗對衛拉特蒙古藏傳佛教的發展和整飭
　　第三節 噶爾丹丹增博碩克圖汗與達賴喇嘛系統的互動關係
　　第四節 18世紀前期準噶爾汗國境內的藏傳佛教

　第三章 土爾扈特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的互動關係
　　第一節 土爾扈特蒙古高僧內齊托音一世
　　第二節 藏傳佛教在伏爾加河流域土爾扈特蒙古中的發展
　　第三節 伏爾加河流域土爾扈特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的聯繫

　第四章 喀爾喀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的互動關係
　　第一節 明末喀爾喀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的互動
　　第二節 《喀爾喀法典》與藏傳佛教

   第五章 藏傳佛教格魯派在蒙古社會的傳播
　　第一節 藏傳佛教格魯派在蒙古社會的傳播方式及其特點
　　第二節 蒙古社會的僧侶貴族
　　第三節 蒙古社會的活佛轉世系統

　第六章 達賴喇嘛系統對蒙古諸部的影響（上）
　　第一節 五世達賴喇嘛時期蒙古諸部遣使進藏
　　第二節 五世達賴喇嘛對蒙古諸部內部事務的參與
　　第三節 五世達賴喇嘛對清朝與蒙古諸部之間關係的影響

　第七章 達賴喇嘛系統對蒙古諸部的影響（下）
　　第一節 三世、五世達賴喇嘛對蒙古諸部首領的冊封
　　第二節 七世達賴喇嘛對蒙古諸部首領的冊封
　　第三節 達賴喇嘛冊封蒙古諸部首領的歷史影響

　附錄一 五世達賴喇嘛時期蒙古諸部進藏朝拜情

附錄二 清代蒙古與西藏格魯派關係大事記

    附錄三 達賴喇嘛系統世系表
　附錄四 衛拉特蒙古諸部世系表
　附錄五 五世達賴喇嘛時期歷任第巴在職時間表
　附錄六 參考書籍及論文目錄

　後記


精彩內容

（二）相關概念的界定

　　達賴喇嘛系統。學界一般認為是指達賴喇嘛活佛轉世系統，但筆者認為這種表述不夠確切。1578年阿勒坦汗贈予索南嘉措“達賴喇嘛”的稱號，標誌著達賴喇嘛活佛轉世系統的建立。但是在藏傳佛教格魯派隨後的發展進程中，形成了以達賴喇嘛為核心，包括其他格魯派上層人物以及護持格魯派的世俗貴族等在內的龐大政教集團。在該集團中除達賴喇嘛外，在一定歷史時期，其他人物也對格魯派的發展甚至藏族歷史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如五世達賴喇嘛時期的強佐索南饒丹、五世達賴喇嘛時期的第巴桑結嘉措、吉雪巴措結多吉等。因此，筆者認為達賴喇嘛系統是指以達賴喇嘛為核心的僧俗勢力集團，除宗教上層外，還包括對格魯派進行護持並有重大影響的西藏世俗封建領主。



　　蒙古諸部。明末清初，達賴喇嘛系統與蒙古諸部之間的互動關係，包括漠南蒙古、喀爾喀蒙古及衛拉特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之間錯綜複雜的衝突和交融。其中，漠南蒙古由於最先歸附清朝（後金），在明末它與達賴喇嘛系統之間有一定的互動往來，但在1644年後，雙方的互動關係已隸屬於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之間關係的範疇之內，因此，相關論述主要集中在明朝末年這一歷史時期。喀爾喀蒙古由於距離藏區①較遠，雙方在明末清初雖有交往，但仍相當有限，加之材料的收集難度較大，因此相關論述也僅局限於明末喀爾喀蒙古到藏區的一些活動以及清初達賴喇嘛系統對喀；爾喀蒙古的軟性權力影響等。衛拉特蒙古由於距離藏區較近，甚至有些部落與西藏格魯派雜居相處，在此階段雙方的交往程度遠遠超出前二者，其影響也大大超出前二者與達賴喇嘛系統的互動關係，因此，在行文中關於衛拉特蒙古與達賴喇嘛系統之間互動關係的論述所占比重較大。


　　互動關係。達賴喇嘛系統與蒙古諸部之間是一種全方位的互動關係，既包括達賴喇嘛系統派往蒙古諸部進行傳教活動的高僧、調解矛盾衝突的使者以及對蒙古內外事務的參與活動等，更有次數頻繁、規模龐大的蒙古高僧學經活動和進藏使團等。若從互動主體來看，不僅包括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而且還包括群體與群體之間的互動往來。若從雙方互動的內容來看，不僅有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的來往，也有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交融。若從互動的方式來看，不僅有直接交往，更有以藏傳佛教為媒介的間接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