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8日 星期一

新清史理論之盲點:大清即中國



四、
康熙遺詔中所見大清皇帝的中國觀*
《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頁109─114


甘德星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


前言

近年來美國學者歐立德(Mark Elliott)提出「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之說,[1]其中一個主要論點為大清非中國,中國只是其兼攝內陸歐亞帝國的一部分,因此大清皇帝並不能視作為傳統的中國皇帝。[2] 不過,考之史實,這個觀點頗有待商榷的地方。我打算用一個比較具體的個案作為例子,來說明「新清史」理論的謬誤之處。我想這比有些學者用推論的方法來反駁「新清史」的說法,更為有效。


康熙遺詔(臺戊本)

我在本文中所選用的實例,是研究清史的學者都耳熟能詳的康熙遺詔。不過,除了漢文本外,我還會利用一個以前較少學者使用的滿文本。原來的康熙遺詔共有四份:兩份保存在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兩份則庋藏於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我分別稱之為京甲、京乙;臺丙,臺丁四本。京甲本為滿漢文本,但殘缺不全。京乙本為漢文的禮部「謄黃」。臺丙本也是滿漢文本,但滿文部分只剩最後一行emuci aniya omšon biyai juwan ilan數字。臺丁本則是漢文本。除了京乙本是禮部「謄黃」,不蓋御寶外,其餘三份皆蓋有滿漢文御寶:xan-i boobai/ 皇帝之寶。


公元2000年我在北京又得到另一遺詔的影印本。該本只有滿文,沒有漢文,一共4頁,75行,是一個較完整的版本。京甲本的殘餘部分基本上與之相同。據說該本源自臺灣,故我稱之為臺戊本。


從影本可以判定,這個臺戊本應該不是詔黃。影件只有滿文部分,並無相連的漢文遺詔,而且上面沒鈐「皇帝之寶」滿漢文寶璽。本中有錯、漏字,如行6的xacikingge,正字應作xancikingge;行68的xaiiraraqôngge,最後的音節漏了加點等等。

我原來想臺戊本可能是禮部刊刻的滿文「謄黃」。但影本內日期部分只書年、月 elhe taiifin-i ninju emuci omšon biyai …,沒有日,可見影件是早已擬好,待康熙皇帝駕崩後,經內閣補上日期juwan ilan-de,用黃紙墨書,再行正式公佈的稿本。


滿文《清實錄》雖然也載有遺詔全本,但文字多經改動潤色,並非原件,就史料價值而言,當在臺戊本之下。臺戊本中詔書的啟首套語Abqai hesei forγon-be alixa xôwangdi hese「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行1-2),《清實錄》改作delhentume wasimbuxa joo bithei gisun……sehe(遺詔曰),文末dorgi tulergi-de bireme selgiyehe「布告中外,咸使聞知」的公文成語,改以命令句dorgi tulergi-de bireme selgiye結尾,兩者行文用字與原件相去甚遠。其他改動,或出於音韻修辭,或出於與漢文對譯。前者如行23 olγošome,《清實錄》改作olxošome;後者如行5mafari-be gengulere(法祖)中的gengulere,《清實錄》依漢文改為更貼近原意的alqôdare,行70的雍正御名In Jen胤禛,《清實錄》因避諱而貼黃漏空,由此亦可見康熙時滿人漢化之深。


我所以選用遺詔來駁斥「新清史」之誤,是因為遺詔乃國家權力轉移的重要文書,其所代表的意義,非一般的諭誥命令所能相比。值得注意的是,遺詔上只有滿、漢兩種文字,可見遺詔是大清認定滿漢為國家主體的下意識反射,即所謂的「滿漢一體」,而非「滿漢蒙回藏一體」。漢文通行中國,故遺詔先寫漢文,後寫滿文。入關後,滿人急速漢化,滿文識者不多,但因為滿文是統治者的語文,有其象徵意義,所以製作滿文本亦有其必要。遺詔上的御寶也是滿漢並列。但遺詔宣讀時,卻先宣滿文,後宣漢文,可見滿洲雖然漢化,但其滿洲意識仍存。


作為中國之主的康熙

從遺詔中可見,康熙的稱謂為「皇帝」,滿文本直接將之翻譯作xôwangdi,而不是內陸歐亞傳統的「汗」xan;他統治之國是「中國」Dulimbai Gurun,所統治之民是所謂的「中國之人」,即「中國人」。康熙這個中國皇帝的身份,也同時受到帝國邊緣民族的認同。對這些民族而言,康熙是「中國至聖皇帝」或「統馭天下中國之主」。[3]

應該指出的是,康熙治下的中國,與傳統的中國王朝無異。傳統的中國基本上指的是一個文化、地理空間,與近代受西方國族主義影響下出現的「中國」不盡相同。康熙時大清的領土,除關內漢地外,也包括關外新附的內陸歐亞部分。不過,塞外蒙古,雖併於中國,但關係不如關內滿漢二者的密切。遺詔正本沒有蒙文本即為明證。發給外藩蒙古的遺詔乃由內閣兼繕蒙古字樣的謄黃。


清代專職邊疆事務的機關是理藩院。從其滿文名稱tulergi γolo-be dasara jurγan,也可以窺見蒙藏二地與漢地之疏離。滿文tulergi一詞即外面之意。理藩院的蒙文對譯為 γadaγadu Mongγol-un tőrő-yi ǰasaqu yabudal-un yamun,其中γadaγadu一字,指的也是「外」,其藏文對譯則為phyi’i Sog-po’i khrims grwa,所謂phyi者,其意亦是「外」。(見《五體清文鑑》)。由此可見,蒙古雖屬大清,但對位處內地的滿洲而言,仍為邊地,宜乎漢文稱之為「藩」也。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以及康熙二十八年(1689)的《尼布楚條約》(見Сборникъ договоровъ Россіи съ Китаемъ 1689-1881 гг),皆可印證康熙遺詔中所反映的中國觀。於《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中,康熙諭西洋人傳教士曰:「你們不遵教化王的話,得罪天主,必定教你們回去,那時朕自有話說,說你們在中國年久,服朕水土,就如中國人一樣,必不肯打發回去……你們領過票的,就如中國人一樣,爾等放心,不要害怕領票。」[4] 《尼布楚條約》滿文本一開始即用 Dulimbai Gurun-i enduringge xôwangdi (中國的至聖皇帝)一詞,拉丁文本作Sinarum Imperatoris,俄文本無對譯,但條約中出現китайского一字(<Китай中國),可見俄人亦視大清為中國。


遺詔中,康熙將自己接續於中國正統,並以清朝是明朝的後繼。詔中除述及黃帝、三代明聖之主、舜、禹、項羽、漢高祖、諸葛亮、梁武帝、侯景、隋文帝、 隋煬帝、 陳友諒、明太祖之故事外,亦引用《易·遯卦》、《尚書·洪範》之中國傳統經典以說明問題。遺詔云:「歷觀史冊,自黃帝甲子迄今四千三百五十餘年共三百一帝,如朕在位之久者甚少」;又云:「昔漢高祖係泗上亭長,明太祖一皇覺寺僧。  項羽起兵攻秦而天下卒歸於漢,元末 陳友諒等蜂起而天下卒歸於明。我朝承襲先烈,應天順人,撫有區宇,以此見亂臣賊子無非為真主驅除也。」遺詔中並未引用遼金元之史實,其欲擺脫內陸歐亞之糾纏,至為明顯。

康熙於遺詔中特意援用漢人典故,將滿洲納入中國王朝的歷史系譜內,自有其因。滿洲入關之初即急速漢化,至順治因漢化而下罪己詔。康熙漢化更深,遺詔乃其對前朝滿洲本位的反動。然而,滿洲既經漢化,本質上即由夷變夏。華夷二詞,亦因此同時「解構」。在康熙漢化的語境中,滿漢已成一體,並同為中國之人。


不過,這種華夷不分的思想,並不自康熙時始。清代以前早已有之。其最終或可追溯到孟子的《離婁》章:「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漢人儒生如李紱者,亦據此而認定康熙與傳統的中國君主無異。 (《穆堂別稿》,卷24,頁2b-3b)。


結語

揆之以上所論,「新清史」有關大清非中國之說並不正確。大清即中國,其重心在關內漢地,並非在內陸歐亞。康熙是以漢地為中心的中國之主,他之前的順治及其後的雍正、乾隆諸帝,亦無不自視如此,康熙並非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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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小文是根據我在國立中央大學「清帝國性質研討工作坊」的發言稿修改而成,所以只代表我對這個問題的初步想法。日後將另撰一詳盡的專論。

[1] Mark Elliott, “Manchu-Language Archives and the New Qing History,” 收入「文獻足徵──第二屆清代檔案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5),頁19-40。中文譯本可參看歐立德著、李仁淵譯,〈滿文檔案與新清史〉,《故宮博物院季刊》,24.2 (2006年11月),頁1-18,唯譯本有漏譯及誤譯之處,利用時宜加注意。

[2] 「新清史」的理論,除大清非中國說外,尚有其他的謬誤,我另有專文討論,於此不重複。

[3]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之一百四十二,頁569;卷之二百六十三,頁589。

[4] 馮明珠,〈紅票:一封康熙皇帝寄給羅馬教宗的信〉《故宮文物月刊》344期(2011年11月),頁26,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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