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聚焦于“外國公使覲見禮”，分析清代賓禮體制的原型、變體及其思想體系，進而探天下秩序”與中國近代政治文化的關聯。通過考察“外國公使覲見禮”的制訂過程，可知從“賓禮”到“禮賓”的改變並非一蹴而成。清政府面對外來刺激時，自有其內部轉換的機制，不只有外在形式上的變革，更有內在觀念的調整，故清政府提出“客禮”概念，作為中禮與西禮的過渡禮儀，也是“天下秩序”與“國際法”的思想銜接。但當“客禮”無法再解釋公使請覲時，“賓禮體制”宣告結束，“天下秩序”也不再是清政府對外關係的中心思想。
緒 論
一 研究動機
先秦儒家的王道思想，主張周天子位居“天下”的中心，四裔諸侯皆為周天子的臣屬，用以屏障周王室。漢代獨尊儒術後，儒家學說成為中國的主流學術，而“天下秩序”、“華夷之辨”、“君臣之分”等概念，也成為傳統政治文化的核心意識。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K.Fairbank，1907～1991)提出“中華世界秩序”的論點後，大大影響了國際學界的研究動向，相關論述甚多，但這些研究成果都針對中華世界秩序的“現象”進行討論。1990年代以後，針對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研究成果，逐漸取代這些只討論“現象”的先行研究，讓“中華世界秩序”的研究又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如張啟雄教授首先提出規範“中華世界帝國”的“中華世界秩序原理”，並將儒家倫理觀分為多項概念，說明天下就是中華世界帝國，天子就是中華世界帝國皇帝。中國全土是為王畿，即為“華”，皇帝直接管轄臣民；中國以外的周邊諸國為屏藩，即為“夷”，皇帝可通過屬國國王，間接管轄屬國臣民。當有外來者要求與中國往來時，中國政府安排冊封、上表、納貢、賞賜等儀式，確認皇帝與外來者的君臣身份，彰顯雙方的尊卑位階，並將這些外來者定位為藩屬，納入中國與周邊國家共構的“中華世界秩序”。據此，中國與周邊諸國的往來，多以“禮”為媒介，而這些禮儀儀式都帶有政治文化的隱喻，從這些儀式的安排，可觀察往來雙方的政治從屬、經濟交換及文化交流等種種面相。
“賓禮”即款接賓客的相關禮儀。根據主客身份的不同，“賓禮”又分為兩大類型：一是君臣之間的“朝貢禮”，強調不對等位階；二是臣屬之間的“聘禮”，強調對等位階。而中國款接外來者的禮儀儀式，皆歸入“賓禮”的範疇，並依據外來者的身份，安排相應的款接儀式，彰顯往來雙方的政治關係。由此可知，若要探討清代的對外關係，不能套用歐洲諸國的主權觀念(Sovereignty)，必須分析“賓禮”的儀禮次序，方能理解清帝國與周邊諸國的往來方式。
自簽訂《江寧條約》、《天津條約》後，清政府因戰敗，不得不同意平行往來、公使駐京、親遞國書等款，無法再將英、法、美、俄四國視為“夷”，也無法再以“朝貢禮”規範這些國家的交涉儀節。為了維護“天下秩序”的正當性，清政府必須另闢蹊徑，將這些國家納入“賓禮體制”的規範，並借由不同的款接儀節，重新“正名”這些外來者，建構中國皇帝、各國君長、外國駐京公使的等差位階。尤其是禮制本身，便可衍生多種層次的權力關係，如行禮方式、服裝穿著、公文用詞、座位安排、入門登階的位置，皆顯示權力關係的變化。因此，外國公使如何覲見皇帝的禮儀問題，便成為中外雙方爭執的焦點之一。
對清政府來說，“外國公使覲見禮”問題實涉及整個政權的正當性基礎。從咸豐朝、同治朝、光緒朝的交涉過程，可知清政府為了“外國公使覲見禮”的問題，做了各種的努力，儘量將外國公使定位為皇帝的臣屬。即使八國聯軍佔領北京，甚至強迫清政府簽訂《辛丑和約》，光緒君臣仍汲汲于“外國公使覲見禮”問題，不願輕言放棄皇帝的至尊地位，也不願徹底拋棄“賓禮體制”。清政府對“外國公使覲見禮”的堅持，或可解釋為清朝君臣對“天下秩序”崩解、“以夷變華”的焦慮感，同時也是他們解決正當性危機的自強之道。
過去學界受到現代化理論的影響，多以為清代的對外關係封閉守舊，並批評清政府執著無謂的覲見儀式，無視國際法的外交慣例，遂引起中外雙方的覲禮之爭，使中國自絕於國際社會。在外交史的研究框架之中，這樣的論述或有道理，但不免有過度簡化之虞，未曾深究下列問題：第一，“賓禮”的內涵是什麼？第二，“賓禮體制”是否等於朝貢貿易？與清代涉外體制有何關聯？第三，為何清政府執著于“外國公使覲見禮”的儀式？第四，當外國公使堅持行“鞠躬禮”時，清政府如何變通擬訂“外國公使覲見禮”方案？又如何解釋覲禮更定的現況，讓中國官民和外國公使都能接受這樣的改變？第五，“賓禮”如何落實到中外雙方的地方交涉？又如何制定中外往來的儀節，規範外國領事、洋商及傳教士的行動？第六，“外國公使覲見禮”的更定，將如何影響清帝國的涉外體制、權力分配及“天下秩序”的理念？第七，“賓禮體制”如何過渡到西式外交禮儀(禮賓)，並接受國際法為中心的國際秩序原理？本書將考察這些問題，觀察清代對外交涉體制的變化，瞭解中西禮制的衝突根源，並探討“天下秩序”與中國近代政治文化的關聯。
二 研究回顧
過去有關中外互動的研究，指出中外禮儀的差異常變成中外交涉失敗的導火線，尤其是外國使者覲見皇帝的禮儀問題，往往讓中外雙方不歡而散，如乾隆、嘉慶年間，英國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1733～1806)、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1773～1857)使節團的案例。就傳統中國涉外體制而言，或冊封外藩，或朝覲貢獻，或上表祝賀，皆屬“賓禮”的範疇。與“賓禮”相涉的封貢關係，只有不對等位階的主從關係。美國學者費正清將之稱為“朝貢體系”，日本學者濱下武志則著眼朝貢使團的交易行為，稱之為“朝貢貿易”。若干外交史學者則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務部的成立，視作中國接受“條約體制”的象徵。過去對晚清涉外體制的研究成果豐碩，但多偏重外交史，未能考究禮儀意義，也未論及當時的民間輿論和外國公使的感受。幸好，近年新出史料甚多，可借此重新檢討過去未曾注意到的面向，如黃一農利用大量的圖像，重新檢討馬戛爾尼使節團訪華之事，具體呈現中西文化的差異，也讓禮儀與政治的互動更加清楚。以下將過去的研究成果，整理出三種看法，並概引一二經典成果，檢討利弊，提供本書發展的方向。
(一)朝貢體系論
過去學界著重討論清代賓禮之下的朝貢制度，如美國學者費正清指出，傳統中國沒有外交制度，但有融合政治、外交、貿易、文化於一體的朝貢制度，控制中國周邊國家政治、外交、貿易的工具，稱之為“朝貢體系”(Tributary State System)。費正清將“朝貢體系”的概念，作為傳統中國對外關係的特殊性，並以為“朝貢體系”讓中國產生優越感(中國中心主義，Sino-centrism)，妨礙中國政治、社會的理性化，進而建構了“衝擊—反應”的理論模式，強調中國對外關係是保守封閉，將其視作阻礙中國往現代化發展的不利因素。費正清將清代政治、外交、經濟合於一體的“朝貢體系”論，影響極大，至今仍有其參考價值，但犯了西方中心主義的錯誤，過度貶低了中國自身的政治體制和思想文化。
對此，美國學界已有自省，批評費正清的“朝貢體系”過度簡化，或合理化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例如，譚中(Tan Chung)批評費正清太強調文化因素的結果，反而忽略了鴉片戰爭的真正原因，並指出明清中國不像費正清說的那樣排斥海外貿易，“朝貢體系”只是抽離歷史事實的概念，不能當作明清兩代的涉外體制。何偉亞(James Louis Hevia)也歸納了學界對“朝貢體系”的質疑，如朝貢體系的形成時間、中國向外國贈予的利益、對外關係的刻板單一以及朝貢體系主要用於朝鮮、越南、琉球等周邊國家等問題。
中國、日本、韓國學者也有類似的質疑，開始提出“冊封體制”、“華夷秩序”、“禮治體系”、“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等論點，證明東亞諸國的傳統國際關係是多面向的互動關係，並不像費正清指出的那樣，全歸因於中國單方面的影響。例如，阪野正高認為，東亞諸國不但有重疊的朝貢關係，也有雙重的朝貢關係，不只有以中國為中心的表現。張存武、全海宗也指出每個時代、每個國家的對外關係，取決於各國政治、經濟或文化上的需求，不能全歸因於中國單方面的影響。張啟雄考察儒家經典的解釋，提出“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論點，並以“名分秩序”、“封貢體制”、“奉正朔論”等多重概念，解釋周邊諸國願意維持主從關係的原因，進而建構以中國為中心的“中華世界秩序原理”。
除了費正清的“朝貢體系論”之外，濱下武志的“朝貢貿易體系論”也常被學人引用，有必要簡單回顧。濱下武志從“區域經濟”的角度，注意到中國和東亞諸國的貿易活動皆以自身利益為動機，實具有主動性。並主張“朝貢貿易體系”的論點，指出中國借“進貢—回賜”的方式，讓東亞諸國以中國為中心，不但形成了相應的商業網絡，也發展為東亞世界的區域經濟圈。同時，通過對白銀流通、貿易結構、外商資本、改革派思想等的考察，濱下武志反對費正清的“衝擊—反應論”，認為西方國家為了獲得他們想要的貨品，必須先加入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區域經濟圈，故不能把近代亞洲的歷史簡單解釋為朝貢體系轉向條約體系的過程。
濱下武志“朝貢貿易體系論”雖從經濟史的角度，提供另一種研究途徑，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或以為西方列強加入“朝貢貿易體系”的說法頗為牽強，或指摘“朝貢貿易體系”的圖式仍陷入費正清的距離迷思，仍以為東亞諸國離中國越近者，越容易受到中國的控制與影響。例如，高明士認為，濱下武志將朝貢關係解釋為商業行為，並未回歸歷史脈絡去處理貿易與朝貢的關聯，並指出朝貢行為只是一個現象，應從“天下秩序”去考慮中國與鄰近各國的關係。祁美琴認為，清代朝貢體制與明代朝貢體制的性質不同，不能混一處理，並指出明代是典型的朝貢貿易，先有朝貢關係，才允許貿易，嚴禁民間與外國通商；清代的朝貢貿易，乃以經濟性手段，追求政治目的的實現，但仍允許民間與互市國通商。濮德培(Peter C.Perdue)考察清帝國對西北邊患的軍事策略後，指出濱下武志只偏重中國東南沿岸的貿易因素，卻忽略了外交、權力、軍事等因素都會影響經濟圈的範圍。中村哲、川勝守等人則據明清兩代的海禁政策，批評濱下武志的“朝貢貿易體系論”缺乏實證，也質疑16世紀以降東亞貿易圈的連續性，指出朝貢貿易未必是東亞近代化的單一動力。近年日本學界重新檢討清代的通商制度，更注意到行商、邊境關市、互市國等問題，強調“互市制度”的重要性。如岩井茂樹、廖敏淑都指出“朝貢貿易”並不是清帝國唯一的通商辦法，“互市制度”才是傳統中國的主要通商模式，並借由“通商制度”，清帝國更能彈性調節與周邊諸國的關係。
此外，某些學者也批評費正清只以西方經驗為圭臬，忽略了中國的歷史發展，開始注重朝貢制度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關係。如李雲泉考察歷代朝貢體制的制度變化，並指出“華夏中心論”是中國學者對政治空間的思想資源，可謂研究朝貢制度的重要著作。不過，該書雖整理朝貢制度的運作，卻未分析朝貢制度的思想資源、存續條件及變化因素。例如，李雲泉避談俄羅斯、荷蘭、大西洋國(葡萄牙)的特殊性，更未區分清代的屬國、藩部、與國的區別。況且，對中國涉外體制，籠統用“朝貢制度”概括，實有再商榷的必要。因此，本書將考察清代涉外體制，並討論賓禮儀節與涉外體制的關聯，兼敘賓禮體制的變化原因、過程及影響，呈現中西禮制的糾葛將對清帝國政治、外交、文化產生何種影響。
(二)天朝中心論
“天朝”一詞是清帝國的自稱，如乾隆皇帝(1711～1799，1735～1795在位)回復英國國王喬治三世(George Ⅲ，1738～1820，1760～1820在位)的諭旨中，便使用“天朝”一詞，或以自稱，或用於代稱“中國”。費正清的“朝貢體系論”，刻意強調“天朝”、“優越感”、“排拒西方”等因素，遂有清帝國為了維持天朝體面，不願接受平等外交的說法。後來，受到“現代化理論”的影響，研究者往往將“天朝”二字用作專制王朝的代稱，或當作清帝國不解外情的原因，更多是等同於中國閉關自守的保守主義。因此，對馬戛爾尼、阿美士德使節團受阻之事，中國學界大多批判清朝君臣為了維護天朝體制，才會堅持“跪拜禮”的方案，拒絕西歐文明的輸入，遂讓中國陷入近百年的衰弱局勢。
隨著“現代化理論”的修正，學界重省“天朝”的定義，欲瞭解中國自稱“天朝”的原因。例如，阪野正高認為，“天朝定制”即保守派注重的華夷思想及支配他國的模式。劉紀曜指出“天朝意像”乃基於“天命觀”與“夷夏之防”的思想基礎，逐漸發展成中國獨特的對外態度，未必是中國自以為是的優越感。黃枝連則提出“天朝禮治體系”的論點，強調中國禮治文化在東亞諸國的影響，主張19世紀以前的中國憑藉“禮治主義”，不但成為東亞世界的文化中心，也維護了東亞諸國的國際秩序。張啟雄的“天朝定制論”著眼於“上天—天下—天子—天命—天朝—子民”的“天命論”，發展出天朝對海內外實施“法秩序論”與“禮秩序論”，並強調中國對外關係不可用歐美傳入的國際法概念去詮釋，否則有“以西非東”、“以今非古”的偏頗。佐藤慎一指出“天朝”是清朝確立的制度，而“天朝觀”是中國傳統知識份子(士大夫)對中華文明的自信心，更是他們重新認識世界的自我解剖和精神糾葛。
(三)禮儀衝突
關於中外禮儀衝突的研究，中外學界集中討論馬戛爾尼使華事件，不只召開紀念中英通使的學術研討會，也有數本專著、學位論文及大量的專文討論，可見其重要性。由於該議題的專著、論文眾多，本書將利用這些豐碩成果，不另討論馬戛爾尼使節團，只做研究回顧而已。對馬戛爾尼是否向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禮，中外學界各有見解，並以為“覲禮之爭”隱含中、英兩國不同的世界秩序觀。
例如，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探討中英雙方之間的價值觀及文化差異，並強調清帝國的文化背景和政治觀念，指出馬戛爾尼是否下跪的問題，實為中國與歐洲世界的文明衝擊讓中英雙方越行越遠，甚至互相誤解，引發日後不可避免的衝突。朱雍《不願打開的中國大門》最早利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清代檔案，史料豐富，但可惜的是，該書以“現代化主義”立論，批評乾隆皇帝的對外政策是“限關自守”，而覲見禮問題也被視作天朝的自大表現。何偉亞正視“賓禮”的重要概念(沿中線而行,Channeling along a centering path)，並運用後現代主義的概念，欲修正費正清“衝擊—反應”的理論模式，說明朝貢體系的構成，立基於“多主制”(multitude of lords)的帝國想像(imagining of empire)，從而推論中英兩國的覲禮之爭，實為兩個多種族帝國的霸權之爭。
何偉亞以“賓禮”作為該書的核心觀念，提到“賓禮”的可變性，實觸及“賓禮”與現實政治的關聯。可惜，何偉亞未再多闡述，便轉而強調藏蒙政策，欲建構以清皇室為最高君主的“多主制”，引起許多學者的質疑。有些學者批評“後現代史學”的史料可信度，或批評“多主制”過於主觀，誇大了滿漢之間的緊張度，也忽略滿、蒙兩族特有文化的發展，更模糊了理藩院與禮部的不同職能，忽略“賓禮”的施行物件、禮儀儀式及其文化意義。綜觀上述的評語，可知何偉亞最受爭議的問題，在於“多主制”的解釋。因為清帝國的“賓禮”實源於“天下秩序”的儒家理論。經過乾隆、嘉慶兩朝的禮學考證，儒家經典的名分、華夷、封貢等概念，多已自成一說，何偉亞沒必要再引入“多主制”的概念，讓“賓禮”的討論模糊焦點。正如羅志田指出的那樣，“如果要強調賓禮的重要性，就只能多關注具體的‘滿清’與一般意義上的‘中國’之同，而不是其異”。
相對于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的研究風潮，咸豐朝(1850～1861)以降的禮儀衝突問題，就顯得冷清許多。過去學界討論覲禮之爭時，往往簡化為叩頭問題，未曾區分“跪拜禮”的象徵意義，也不曾考慮中外雙方邊談判邊妥協的微妙互動，有必要重新探討。目前對中外禮儀衝突的問題，唯有王開璽的成果最為豐碩，尤其是2009年出版的《清代外交禮儀的交涉與論爭》為王開璽累積多年成果之集成之作。《清代外交禮儀的交涉與論爭》討論範圍甚大，不限於一國一事，篇幅浩大，史料豐富，幾乎討論了清代禮儀衝突的所有事件。然而，該書仍沿襲“現代化理論”的論調，同樣將中外禮儀衝突的問題，當作清帝國維持天朝體面的手段，並批評清朝君臣的自以為是，不願採用西式的平等外交禮儀，才會與世界失之交臂。
王開璽的說法，顯然是另一種“西方中心主義”，無視“賓禮”與西方外交禮儀的不同本質，相當可惜。有必要說明的是，王開璽《清代外交禮儀的交涉與論爭》第五、六、七章集中于咸豐至光緒朝的禮儀衝突，給筆者提供了許多啟發與刺激。本書與此雖有議題重複之嫌，但本書的研究動機、研究方法及使用資料，皆不同于王開璽及其論點。首先，本書首重“賓禮”與政治的關係，及“賓禮”的自發性轉化，與王開璽關注的重點，實為不同的討論層次。其次，本書將利用新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分析“賓禮”與傳統中國政治文化的關聯，絕不同於“現代化理論”的論點。再次，本書以外交史的多檔案對照法，利用原始檔案、多國檔案及近年新出版的報紙彙編、日記、筆記等資料，進行研究，應有突破舊說之處。
從上述的研究回顧，可見過去的成果多受到“朝貢體系論”的影響，將“賓禮”當作政治、文化的混合體，以為是中國控制周邊各國的軟實力；或套用“現代化理論”的解釋，將“賓禮”貶為阻礙中國接受西洋文化的禮儀制度。這些前人成果並未深入分析清代的“賓禮”究竟如何運作，清政府為何與外國公使發生禮儀衝突，覲禮之爭又衍生出哪些問題。為了探討這些問題，本書將從咸豐、同治、光緒三朝的覲禮之爭，觀察清政府與外國公使的互動，瞭解清政府的覲禮原則、內部討論及“賓禮”的變化，進而分析禮儀與政治的關聯，探討覲禮、賓禮及中國對外交涉體制的關係。
三 研究取徑與資料說明
政治制度的解構與重構，不全是被動的妥協，更多時候是當局者的理性選擇。事實上，人們面對新事物時，往往試著從歷史先例找尋其思想資源及其對應方式。因此，所謂的“保守”或“改革”等詞語，不能簡單等同為“傳統”或“現代”的概念。對清朝君臣而言，嘗試“舊瓶裝新酒”與“新瓶裝舊酒”的努力後，發現無法再調節體制，應付危機，原有的機制才能退場，並建立新的體制，接納新的事物。“外國公使覲見禮”的制訂，亦是同樣的道理。因此，本書將討論咸豐到光緒朝的覲禮之爭、“外國公使覲見禮”的擬訂及晚清政治文化的變化，厘清覲禮更定後的不變之處，方可瞭解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的轉變。
在咸豐、同治、光緒三朝，清帝國內政、外交問題相互糾結，又有保守、變法、革命思潮互為交錯，各種勢力此消彼長，讓晚清政治、外交、文化史的研究仍有許多課題有待探討。而“外國公使覲見禮”的更定，直接牽涉到皇權的正當性基礎，有可能動搖以“天下秩序”為核心的傳統政治文化。因此，為了分析皇帝、總理衙門、各地督撫及地方士紳的立場，有必要利用“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研究方法，注意不同人群的政治主張及其對覲見禮問題的態度，方能理解“外國公使覲見禮”問題對晚清政治文化的衝擊。
本書有必要先說明“政治文化”的定義，表示本書的定義不同於政治學上的定義，避免有“以西非東”之弊。“政治文化”是政治學的重要領域，約在1960年代開始風行，意指某一政治群體普遍接受的政治取向。由於“政治文化”強調政治取向，故在政治學研究上，多偏重心理分析和民意調查的資料測量，藉以說明該群體的“政治文化”的模式、變數及其預測結果。直到1980年代末期“政治文化”的概念才被歷史學家所用，但偏重于個人心理的分析，並囿于傳統與現代的模式，簡單地將中國現代化發展的不穩定因素全歸咎于中國傳統文化。若干學者也批評這樣的觀點，認為“政治文化”用於歷史研究上，可能會太過簡化儒家思想，也可能抽離傳統中國的歷史經驗。
根據前人對“政治文化”的討論，本書定義的“政治文化”，乃指一個政治體系的成員共同具有的政治理想與行為規範，並成為維持該政治體系運行的必要條件。“禮”是傳統中國政治和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國人安身立命的原則。而“賓禮”是中國與周邊諸國建立政治關係的表現儀式，通過冊封、朝覲、納貢等儀式，可實現以德服人、教化四夷的“中華世界秩序原理”。據此，本書擬采“政治文化”的概念，融合政治史、制度史、外交史及思想史四種視野，綜合討論咸豐、同治、光緒君臣及地方士紳對“外國公使覲見禮”的立場與態度，重新厘清“外國公使覲見禮”對“賓禮體制”的影響，觀察近代中國從“賓禮”到“禮賓”的轉變。
依據上述的立場，本書欲處理的問題如下：第一，過去多以為禮儀是當權者的工具，但筆者認為，禮儀不只單方面為權力服務，反過來說，權力同樣也為禮儀折節。“賓禮”的儀式呈現，讓皇帝、官員、外藩王公、屬國貢使等人，都成了表演者。“賓禮”如何借由肢體表現、言談話語、遊宴活動，讓每位表演者重新體認自身的身份，也使君臣關係具體化，不再是抽象的權力遊戲。第二，傳統中國“賓禮”與近代歐洲禮儀的性質截然不同，但在兩者轉換之際，反對與贊成的聲音同時存在，對“賓禮”也出現不同的認知。此時，清帝國的政治體制如何調整，讓臣民接受這些改變，免除皇權動搖的危機。第三，從清朝君臣討論覲禮方案的過程，可見“賓禮”不是一成不變，而是根據現實需求，自作調整，出現“賓禮”的禮意轉化，解決內政與外交的衝突。面對“賓禮”的調整，總理衙門如何自圓其說，士人能否接受這些說法，各國公使是否遵從賓禮體制的規範。
在資料運用上，本書特別重視原始檔案，補充《清史稿》、《籌辦夷務始末》及《清季外交史料》的不足，更能瞭解清政府與各國公使的互動，以及總理衙門與地方督撫各自立場的表述。因此，本書主要利用臺北“故宮博物院”典藏的起居注、宮中檔及軍機檔，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典藏的《清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和《外務部檔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的部分檔案，以及國家圖書館館藏的清代資料。除了上述檔案資料外，晚清士人的日記、時論、筆記、報紙，如《翁同龢日記》、《薛福成日記》、《退想齋日記》、《申報》等資料，不只記錄了公使請覲之事，也多有評論，或寫下個人感想。若能參照官方檔案、私人日記及報紙評論，研究視角便不再限於上層階級，亦能瞭解清朝官員、地方士紳的真正想法。除了分析清朝君臣的想法之外，本書也會討論各國公使議禮的動機，將利用英國外交檔案，還有駐華公使、傳教士回報的報告、日記及書信。日本外務省的《日本外交文書》、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美關係史料》、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外務部中外關係檔案史料叢編》、國家圖書館編《清代孤本外交檔案》等資料，皆可參照比對，不再限於一國一人之論。
四 章節架構與論述
緒論即說明本書的問題意識、研究方法、使用史料，結論則總結各章的論點，整合本書的主要觀點，故緒論、結論不計入章節。為了解決上述各項問題，本書分排章節如下，並說明每一章欲闡述的議題。
第一章討論清代賓禮的理論基礎、現實運作及清初諸帝款待俄國使節團的儀式。首先，探討清帝國如何建構“賓禮體制”，並通過賓禮儀式的實踐，將清政府、地方督撫、藩部、屬國結合為一個政治文化共同體。其次，從清代賓禮的實際運作，分析清代賓禮的禮學依據，清朝君臣看待“天下秩序”的態度將如何影響清政府的對外政策。再次，討論清初諸帝與俄國使節團的互動過程，觀察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君臣對俄國的態度，分析清代“賓禮體制”的異同之處。
第二章先說明咸豐君臣面對《天津條約》之“公使駐京”條款的態度，並討論清政府不遵《天津條約》的原因。其次，分析英、法與美、俄兩者對清政府的換約方案，為何有不同的處理態度。再次，分析《北京條約》簽訂後，清政府不得不同意“公使駐京”一款，但為何咸豐皇帝仍不允“親遞國書”一款。最後，分析咸豐皇帝為何限制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許可權，又為何堅持總理衙門及南、北洋通商大臣的對外交涉模式只是通商事務的另一種形式，並檢討地方督撫的交涉許可權是否源自“賓禮體制”的舊體制。
第三章討論總理衙門如何處理“公使請覲”的問題，又如何製造輿論，說服反對者接受外國公使行“鞠躬禮”之事。再從斌椿、蒲安臣出使歐美諸國的嘗試，將如何影響“外國公使覲見禮”的制訂，而總理衙門與各國公使又如何解釋“中外儀節不同”一語的意義。最後，分析各國公使、總理衙門、地方督撫、言官主張的覲見禮方案，並探討總理衙門的覲見禮方案，如何能取得各國公使和保守派人士的諒解，成為另一種形式的賓禮儀式。
第四章先從《申報》對“公使請覲”的報導與評論，說明中國官民如何看待“公使請覲”之事，並觀察地方士紳能否接受總理衙門的解釋。其次，從《中外往來儀式節略》的擬訂過程，探討總理衙門、地方督撫、各國公使、領事如何處理中外官員的相見儀式、公文規範、接待儀節等問題，並觀察《中外往來儀式節略》是否有利於中外關係。再次，從俄、法兩國公使的抗議，說明公使團亟欲改變同治十二年(1873)的覲見禮方案，而總理衙門如何應對公使團的要求，公使團又會做出哪些妥協，讓總理衙門同意更改覲見禮儀。最後，甲午戰爭後，“天下秩序”不再有具體的屬國存在，其概念如何調適、轉化，光緒皇帝又如何借覲禮的更定，解決“天下秩序”的失序問題。
第五章先從《和議大綱》的“外國公使覲見禮”問題，說明清政府雖被迫接受外國公使的方案，但光緒君臣通過交涉，讓新制訂的“外國公使覲見禮”仍保留了“賓禮”的等差原則。其次，從醇親王載灃出使德國之事，分析德國外部、呂海寰(1842～1927)及外務部如何交涉載灃使節團的覲見禮問題。再次，討論《辛丑和約》簽訂後，慈禧太后為何屢邀各國公使、公使夫人及外賓入宮覲見。外務部如何在“賓禮”的基礎上，採用西式禮儀，規範公使、公使夫人覲見太后、皇帝的相關儀式，又如何通過《申報》、《外交報》向中國官民解釋“西禮中用”的禮制更定。最後，從中國官民對西式禮儀的看法，探討他們如何看待“外國公使覲見禮”的改變，又是否接受清政府改行西式禮儀，與外國交際，接待外賓，進而分析“賓禮”如何過渡到“禮賓”，探討清末的“賓禮體制”是否崩解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