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22日 星期日

滿語消失的最後一瞬

作為滿族文化的最後遺存地,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三家子屯真正在日常生活中仍以滿語為首選語言的老人不過3位,而且都已年過八旬。他們去世之時也就是滿語退出歷史舞台之日。世界上將再沒有活的滿語存在。

| 李海鵬 微信編輯 | 韓鳳蘭


南方周末記者李海鵬聽到的一堂滿語課。王軼庶 攝



伊蘭包托克索——三家子
世界上最後15個以滿語為母語的人都已經老了,住在齊齊哈爾市遠郊的一個以玉米和奶牛為營生的屯子裡。早年間它叫伊蘭包托克索,現在叫三家子。

屯外沃野千里,並無山河阻隔,村民們的生活卻閉塞孤獨。通過僅能接收到的三個電視頻道,老人們能看到《康熙大帝》和《雍正王朝》一類的清宮戲。這使得他們對於大清帝國往事的認識跟一般由電視機陪伴度過晚上的漢族人並無二致:凈是些老早年兒的、皇上福晉的、可資消遣的傳奇故事,跟咱自家扯不上什麼關係。對於本民族史上最被神聖化的人物努爾哈赤大汗,「老罕王」,他們也不怎麼推崇,有的個性直爽的老頭兒甚至要搖一搖頭撇一撇嘴。他們打心眼兒里佩服的是毛澤東。

建屯318年以來,三家子屯一直是一個疏離於時代的村莊。早先,它的疏離是典型性的,屯中的滿族家庭都在八旗的軍事序列之中,在火器時代里學習騎射並每年兩次到齊齊哈爾接受檢閱。如今的疏離則具有邊緣化的色彩,它的全部的非農業經濟就是兩家小賣店、兩家只有本屯男人光顧的飯店和一輛鄉村大巴。

在五十年前,整個中國已經忙於「工業化」了,三家子屯的人們甚至還對耕種技術不甚了了。陶青蘭的印象是:「種地不精。」她62歲,是15位說滿語者中的漢語說得比較好的一個。直到那時屯中居民還未習慣農業生活,要種黃米,就拿些種子心不在焉地隨手一撒。他們還種些大豆、蕎麥,一概收成欠佳,惟一豐產的是他們每個人日常需要又不勞煩太多人力的黃煙。

當來自山東的漢族人在1970年代大批遷來的時候,屯中的滿族人開始面臨一系列程度較淺的困境,首先是耕種技術上的,其次則是文化上的。「滿族人大大咧咧,粗,不會過日子,拿土地不當回事。」陶青蘭評價說,「房前屋後、荒地,漢族人逮著機會就稍微占點兒。滿族人有錢就花,想吃想喝,攢不下錢。漢族人節儉,在嘴頭兒上省,天長日久,過得就好了。」

屯中人尤其是陶家人,更願意去打魚而非耕作。打魚是典型的滿族傳統生產方式。歷史上的滿族牧豬,也為了打仗而牧馬,但從生計角度來說並非「半遊牧民族」而是典型的漁獵民族,未脫初民的攫取經濟形態。屯中的老人們亦都記得,「以前魚大」,隨便拿根漁叉就能叉上來好多三十多斤重的鯉魚。陶家人尤擅此道。那時候的魚不值錢,又沒人買,只好不勝其煩地「成天燉魚吃」。

打魚的習慣延續至今。在夏天的早晨,仍可看到有村民在屯外的河汊里捉到了魚,裝在小塑料袋裡提回來。上去問問,多半姓陶。只是,如今只有「魚崽子」,托胡魯哈喇氏的後人們看上去怏怏不樂。

「托胡魯哈喇」即為滿族「陶」姓的前身。三家子屯在建屯之初共有三姓,分別為計、孟、陶。計姓的前身為「計不出哈喇」,孟氏的前身為「摩勒吉勒哈喇」。在本屯的歷史中,除清朝前期「當兵吃糧」外,三家各有傳統性的生計:計氏牧牛馬,孟氏編筐,陶氏捕魚。

這樣一個植根於滿族傳統的村屯如今並不多見,但這並不意味著可以忽略其漢化的程度。

你甚至不能把這裡看作是一個滿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保留地」。沒有多少保留下來的東西了。在15個以滿語為母語的老人當中,說得相對嫻熟的又只有3人,而他們的滿語水準亦不及祖輩的「一半兒」。

三家子屯小學是全國惟一一所滿語小學,齊齊哈爾市和富裕縣為之投資超過百萬元,學校中一塊不常掛起的滿語牌匾和幾幅寫有滿文的書法作品,就是全屯僅有的滿語文字。學校專辟了一間教室用於「滿族傳統展覽」,可是在全屯盡力收羅器物,卻只得到寥寥幾件:一柄漁叉,一隻漁筐,一架紡車,一小堆兒「嘎拉哈」——豬或羊的膝骨,滿族女孩的傳統玩具。

滿族崇尚的男子氣概,向來指向從不畏懼使用武力的「巴圖魯」——借自蒙語的「勇士」。而如今呢,在如此講究實用的生活當中,拳頭再大的莽夫也只有無能的力量。陶青蘭說:「誰有錢誰就橫了。」


7月的一個下午,屯子裡的年輕人正在嫩江江汊上打魚。屯中的老人們都記得,「以前魚大」。如今,卻只有一些竹籤般的小魚堅硬地釘在他們的漁網上。王軼庶 攝

集體記憶的遺忘
三家子屯最有價值的一件「文物」,是陶家的一幅記載祖先原籍的中堂,中堂上書有殿堂,用滿文寫有「自長白山蘇格利河寧古塔遠來」。這段文字證明了三家子屯中計、孟、陶三姓曾是清初寧古塔副都統薩布素麾下水師營的水兵下屬,依據文獻可查,早前曾抗擊侵來的俄羅斯軍隊,亦曾駐紮在齊齊哈爾。

祖先們的那段遷徙經歷之於三家子屯,恰如奧德修斯的旅程之於希臘,形成了諸多令人難以置信的傳說。76歲的孟憲連當過團支部書記、村長,多少有點兒文化,可是還對其中的一個傳說堅信不疑。當我們笑起來並表示無法相信的時候,他雙眼圓睜,整個身體坐著蹦向炕里,以示他多麼震驚。

「老祖宗們都是踩著狗魚過來的,」他以陳述親眼所見之事的口吻說,「那時候船還沒發明呢。」

事實上,這一類傳說恰好是三家子屯未被遺忘的極少數滿族文化痕跡之一,僅僅藏在少數老人們的頭腦之中。無論是顯性的還是隱性的,滿族文化結構在這裡都已是明日黃花。索倫杆、影壁,已於五十年前消失。吃狗肉仍然是禁忌,可也有人不在乎了。

當村民們熱衷於新式房屋時,他們取消了西窗,而那是滿族傳統房屋中專門用於崇祀祖先的地方。傳統的土壘房屋只有貧窮的老年人才會居住。老人們早就發現,有的新房子裡甚至連「維奇波克順」,也就是門檻,都不要了。

15個滿語者都超過了60歲,遠離著年輕人的沸騰新世界。可是他們不能在與世隔絕中保存記憶。年邁使他們面臨著一個新的威脅:遺忘。在7月的接連幾天,一個又一個老人坐在南方周末記者面前不勝苦惱:「歲數大了,忘性大,記不住了,你們要是早幾年來興許還行。」

可是,遺忘在很早以前就已經開始了。早在這些老人年輕時候就開始了,甚至在他們沒有出生、大清國的皇帝還登基坐殿、滿語還是一個3億人口的國家的官方語言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滿族的集體記憶在幾百年間一直不斷地流失著。即便是屯子裡最老的滿族老太太,比如91歲的陶雲,其實也未曾有過哪怕一天真正的滿族生活。在被問到可曾聽過薩滿歌曲時,她的回答是:「滿族沒歌。」

這位昔日的滿族女孩從來沒有機會聆聽優美的《家神調》,即便她出生在「活化石」三家子屯:「我們在那暗樓上,向神請求,把那舊時光悄悄帶走,帶來新歲月。」也從沒聽過《海清河晏》,如何嘹亮地炫耀著大清國的文治武功和道德威嚴:「海清河晏,花村犬不喧,講武訓戎旃,幕府多雄健。」

也許只有漢族人才會對此絲毫不感驚訝。這是我們再熟悉不過的歷史經驗:漢族像莊子所言之柔弱的舌頭般長存,不能抵禦虎狼之邦,卻有同化的偉力;那些入侵的民族總是短暫地占有江山,卻將永久性地失去自我。

三家子屯的老人們很少對滿語的即將消失表示痛惜。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曾經過著粗糲的生活,亦形成了粗糲的想法。「滿語它沒了就沒了唄!」孟憲連抱持著農民式的真理,「這世上啥玩意不得沒呢?」

他是「日本鬼子進來那年生的」,小時候說滿語,12歲起就給人放豬。到偽滿洲國時期,念了一年零兩個月的書,「溥儀當皇上,凈叫學日語。」15歲日本鬼子走了。聽說蘇聯兵來了,接著共產黨就來了。土改時屯子裡打死了兩個地主,是哥倆兒。哥哥是槍斃的,弟弟是棒子打死的。那時候孟憲連不覺得打死兩個人怎麼著,「不心疼那個」,現在一想,「不忍心」。其實屯子裡才幾十戶人,都是「翻」話的親戚——在屯子裡,說漢語叫「說」,說滿語叫「翻」。再往後翻滿語的人越來越少了,他的滿話也越忘越多。如今他的人生觀落到了「知足常樂」上頭。

每年過年,他都要給西窗邊的「太太」燒上一炷香,祈福道謝。可是,他已經忘了這個「太太」是誰。

在三家子屯,對於這個畫像上的女人是誰,已經遺忘了很多代了。滿學家金啟孮在《梅園集》中記載了晚近時代滿族人對於「太太」的信仰,並認為「太太」這個叫法本身是「可笑」的。「太太」本是薩滿,即滿族的古老信仰薩滿教中的祭司,有通靈等各種神通,通常由女性擔當。如今,滿族人普遍在漢化過程中遺忘了她的身份,常常模稜兩可地說成「女性祖先」。

孟憲連的生活比較困頓,兒子又在去年患了重病,經久未愈。春節時,他給「太太」鞠了一個躬,卻只是說:「一年了,沒什麼那啥的,感謝您老太太保佑,這一年順順噹噹,挺好!」


滿語老師石君廣所能夠講述出的快樂是在書寫滿族文字時手腕感受到那曲線的柔滑。王軼庶 攝


自滿族以來
滿學學者們更願意使用一個略嫌冗長的詞彙「滿族共同體」,指稱通常所說的滿族,即滿洲族。

「真正」的滿族人其實少之又少,近於無跡可尋。若以這個民族的最初的核心組成部分即「建州女真」為標準衡量,今日的滿族人中的符合者將百無其一。美國學者歐立德並不認為滿族是一個基於血統的民族:「從滿族這個名字確立的那一天起,它就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民族名稱。」

滿族人曾經是如此之少,以致在他們贏得了對明軍的薩爾滸大戰之後,親明的蒙古林丹汗仍舊在信中如此嘲諷地問候努爾哈赤:統四十萬眾蒙古國主巴圖魯成吉思汗,問水濱三萬人滿洲國主英明皇帝安寧無恙耶?

沒有任何東西曾像人口一樣被滿族貴族視為珍寶。努爾哈赤,這位曾經擔任明國的指揮使的高度漢化的後金君主,曾經一再對將領們申明自己的戰略:戰爭的首要目的不是攻城略地和搶奪財富,而是奪取人口。他的兒子皇太極則用一個更政治化的方法達到了擴大族群的目的。1635年,皇太極廢除「諸申」的族號,改稱「滿洲」,居住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蒙古、朝鮮、漢、呼爾哈、索倫等多個民族的人口從此被納入同一族名之下,滿族自此形成。

作為血統最為「純正」的組成部分,建州女真人被稱為「佛滿洲」,其他人則被稱為「依徹滿洲」。

三家子屯中的計、孟、陶三姓均來自滿族的發祥地長白山,饒是如此,也只有計姓屬於「佛滿洲」。在滿學學者們看來,在滿族迅速膨脹的過程中,它的漢化而且有知識的領導者也曾覺察到一絲未來的陰影。鮑明在其著作《滿族的文化模式——滿族社會組織和觀念體系研究》中寫道:皇太極既想奪取全國政權,又不願入關,因為想要避免遼金元入關後本族人漢化的後果。不過,一家之私慾最終超越了這一切。1639年7月,皇太極終於在一封致崇禎皇帝的信中,提出了一個中國歷史上每臨變亂便永劫回歸的問題:「自古天下非一姓所有,天運循環,幾人帝,幾人王?」

5年後,順治登上了龍廷。一個真正的難題開始擺到了滿族貴族面前。此時的滿族人口仍然不過30萬而已,如此微小的力量顯然無法統御中國。在「擴族則亡族,不擴族則亡國」的兩難選擇當中,皇室制定的是一個利益最大化同時也是必然失敗的策略:在兩種威脅中間走鋼絲,全靠即興式的靈活來保持險象環生的平衡。

這可以解釋清朝政府的政策為何總是彼此矛盾。在清代,降民、俘虜、投奔者,無論何種民族,都被滿族貴族編入八旗牛錄,後來每旗又分設滿蒙漢固山,使得八旗變為了二十四固山,又設內務府「內三旗」,導致滿族像滾雪球般膨脹,至清朝中期已經達到600萬人。另一方面,滿漢通婚卻被禁止。對於東北,政府忽而設置柳條邊禁止漢人遷入(記者註:在遼寧和內蒙古修建的一道壕溝,沿壕植柳,稱「柳條邊」),忽而又開禁以充實邊陲。清皇室既以武力推行剃髮易服,強令漢人作滿人裝扮,又承襲了漢族的地主——文官制度。既以儒學正統的繼承人自居,又屢興文字獄,將歷朝歷代文人直言敢諫的傳統徹底摧毀。

其結果是,漢族文化和滿族文化中的活力都泯滅了,被保留下來的是最適宜忍受強權統治的部分。至晚清,在西方的堅船利炮之下,曾經勇武無匹的滿族武官幾乎成了怕死鬼的代名詞,如孟森《清史講義》所說「滿族貴勛無一成材」,漢族名臣們雖勉力支撐,卻難免被後人譏為奴性十足。

甚至在清朝最強盛的時代,「族」與「國」的兩種危險就都已經迫近。乾嘉年間,北京的很多滿族人已經不會滿語。乾隆四十年,滿族官員果爾敏竟然聽不懂皇帝的滿語,更令皇帝震驚的是,此人來自盛京。盛京將軍琳寧亦不擅滿語,寫一份報告本地並無蝗蟲的簡單奏摺亦全用漢語,乾隆予以痛斥,卻不能改變滿語日漸衰微的現實。另一方面,白蓮教等以宗教名義聚集起來的農民不時起義,而「華夷之辨」,又始終都是任何一股反對勢力的道義根基。

到1840年,如何保護滿文化不被漢文化吞沒已經不再是個值得關心的問題——整個中國尚不知前途何在。滿文很快就在官方公文中消失了,因為隨後掌權的慈禧太后本人竟也不懂滿文。

這一期間,三家子屯中的八旗士兵越來越多地被調出作戰。僅據屯中的《唐氏家譜》記載,1858年曾有士兵隨僧格林沁於津沽一帶阻擊英法聯軍,1894年甲午之戰還有士兵在伊克唐阿部下保衛過奉天。可是,鮮血換回的只是恥辱,再也沒有人能夠捍衛這個沙堡般的帝國了。

1911年,「戍卒叫,函谷舉」,人數寥寥的武昌新兵徹底了結了滿族貴族們268年的無解難題。

可是,滿語已經用一種靜悄悄的方式改變了漢文化,很可能也是永久性的。東北話和北京話中的滿音是如此之多,以致以它們為基礎確定的普通話被一些語言學家稱為「滿式漢語」。舉凡普通話中的近代出現詞彙如「馬虎」、「邋遢」等等,多有滿語的借音。這種語言如此拙於思辯,卻又如此靈活而深入人心,使得寫作這種「滿式漢語」的滿族作家們比南方的漢族作家更容易獲得成功。同樣的還有曹雪芹,作為漢軍出身的內務府旗人,漢滿兩族皆以為是本族中人,三百年來各自以為矜誇。

在武昌起義之時,新軍就曾滿城搜捕說北京話者,結果至少有1500人因說北京話而遇難。這是漫長的仇恨歷史的又一個輪迴。一些著名革命者對滿族人的仇恨無以復加。滿族人迎來了艱難歲月。八旗是職業性的軍事組織,滿族人向來是家裡有幾副甲——有幾個當兵的——就吃幾份糧,清帝遜位之後遂衣食無著。在三家子屯,一個計姓寡婦聯合齊齊哈爾一個何姓寡婦去了北京請願。回家時她沒能帶回一分錢。緊接著軍閥蜂起,又是「幾人帝,幾人王」。


15個滿族老人之一陶雲慶是鄉村滿語教師石君廣的舅爺,「滿族話打從咱這社會一來就不行了。老中華國那會兒的長輩翻得還行,還想撿?撿不回來啦。」王軼庶 攝

使命不再延續

北京的滿族人在歷史長流中調轉船頭,憑藉在世代京畿的優遊生活中積累下來的藝術基因,開始在戲劇、繪畫、書法等方面展現驚人的天賦時,三家子屯的滿族人則開始笨拙地學習種田。

三家子屯作為滿族文化的最後遺存地的戲劇感,在於它建立於1689年。當時一個除了自己的家譜之外從未被任何檔案文字記載過的滿族水兵,托胡魯哈喇。洪阿力及其夥伴,選擇並建造了三家子屯。那也恰好正是英國發生光榮革命並通過《權利法案》、彼得一世親政並在俄羅斯開始西方化改革的一年,世界歷史向一個宏偉的新時代轉折的一年。洪阿力們的小小隊伍,在歷史潮流中溯流而上,作為一個即將泯滅特徵的民族的託孤者走向了與世隔絕之地。

三家子屯有據可查的一切,都起始於洪阿力。他聽命於寧古塔副都統薩布素帳下,在1683年到荒涼的嫩江上去阻擊從4000公里外襲來的俄羅斯人。6年後的1689年,清軍贏得了雅克薩城之戰,中俄簽定滿文、俄文、拉丁文,卻無漢文版本的《尼布楚條約》時,他與兩個同伴一起作為水師營的兵丁獲准在卜奎即後來的齊齊哈爾百里之內挑選一個水草豐美的居所作為行營之地。

他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規則,選擇了如今的三家子屯的所在地,距離卜奎足有95里之遙。這個距離在交通不便的年代足夠遙遠。因此在其後三百年中,三家子屯始終是個偏僻之地,足以像冰箱一樣保存一份滿族文化的樣本。

如今,石君廣開始感到,祖先的奇怪的使命傳到了他的身上。三家子屯的「滿語小學」為孩子們開設一門淺顯而且不列入考試科目的滿語課程,學校有兩位滿語教師,均為沒有正式編制的代課老師,石君廣就是其中一個。他是屯子裡惟一一個對滿語感興趣的中年人,過去幾年中,他給村裡的老人們錄了10盤磁帶,從「山里紅」到「棒打狍子瓢舀魚」,滿漢一一對應。

他想讓孩子們都學會滿語,至少「能用滿語對話」。至於長久的目標,他則違反語言生存規律地希望「滿語這門語言能夠延續下去」,儘管早就有到屯中考察的滿語學者對他表示這決不可能。

已故滿學家金啟孮在1980年代發現了三家子屯這塊「滿語活化石」。二十多年間,世界各地的滿學家們陸續到屯中考察。作為一門冷僻的學問,滿學的研究者並不多,這種到訪既不頻繁也未能引起公眾的注意,不過學術結論早已確定:除此之外,世界上再沒有活的滿語存在。

15個滿語老人之一陶雲慶是石君廣的舅爺,他既支持石君廣,又認為他異想天開。「滿族話打從咱這社會一來就不行了。老中華國那會兒的長輩翻得還行,還想撿?撿不回來啦。現在活著的這幫老人,自己會多少?我這翻話的水平,頂多我爺爺的一半。」陶雲慶說,「現在打小教孩子滿語,也行。可就是會個三四年,一轉學全忘了,就會個零打零碎兒——飯碗、筷子!」

對於是否願意讓孩子學滿語的問題,屯中家長們的普遍反應是,「咋不樂意呢?」「咱滿族人學滿族話還不好嗎?」不過也有不贊成的,「那玩意早扔沒了,學有啥用?還影響考試成績。」

不管怎麼說,這天上午,滿族課還是照常上。石君廣先教孩子們讀切音,接近英語的連讀,然後教了四個詞:二、十、院子、別人。石君廣每讀一遍,他們就跟著大喊一遍:ZHUO!ZHUAN!HUA!GUA!

在三家子屯,比漢化更明確地發生著的是1960年代標準的全球化。村民們越來越依賴電力、柴油,全部成為了除草劑的堅定支持者。在這樣的屯子裡,一個滿語老師受到的關注並不比一個透明人多。作為一個曾因家貧而不能讀大學的中年人,他甚至解決不了自己如何轉為公辦老師的難題。

石君廣只能在民族文字中寄託希望和懷抱。他能夠講述出的快樂只是,在書寫滿族文字時手腕感受到那曲線的柔滑,「像寫美術字似的,有一種美感。」這番表白在粗魯的鄉村生活中顯然難覓知音。他拘謹、認真,給人的印象是正在消亡的文字中尋找安慰,在孤寂中尋求溫暖。


最後的滿語老人和年輕的滿語教師石君廣。 王軼庶 攝


狗魚
滿語背後隱藏著一個已經被遺忘了的世界。關於冰雪,滿語中的詞彙多達六十多個,幾乎每個形態的冰雪都有各自的命名。關於水的詞彙更多,達到一百三十多個,從「秋水消減」、「大水響流貌」到「魚游造成的水紋」,竟然都有單獨的詞彙與之對應。滿族先民以其觀察世界的既笨拙又細膩的方式,把野豬分為了11種,其中一年生長方牙的野豬被命名一次,三年生長獠牙的又被命名一次。由於鹿角形態變化更多,各種鹿被分門別類冠以29種各不相同的名詞。

「滿語是一種質樸的語言,」滿學專家江帆說,「帶有明顯的直觀性特點,但缺乏思維的抽象與概括。」

16世紀的最後一年,額爾德尼和剛蓋奉努爾哈赤之命創製滿族文字,借鑑蒙文字母創造了無圈點滿文,即「老滿文」。無圈點滿文使用不便,因此達海受命對其加以改造,創製了有圈點滿文,稱為「新滿文」。達海從此被滿族人尊稱為聖人。可惜這種文字的壽命不過三百餘年。

對於滿語,鄉村滿語教師石君廣的看法是「很好學」。與俄語相同的是,滿語是純拼音文字,怎麼讀就怎麼寫,從一個只會口語的文盲進步到能讀會寫並不困難。79歲的孟憲孝已經印證了這一點。

孟憲孝是三家子屯中除石君廣外惟一一個喜歡看滿文書的人。他是屯中老一輩人中見多識廣的一個,認為滿語「是民族的驕傲」。以前他會說滿語但不會閱讀,從兩年前起,開始學習一位韓國的滿學教授給他寄來的《清文啟蒙四卷》。不過他覺得自己很孤獨。他想讓兒子學,兒子推脫說,年紀大了一看書就頭疼。他又想讓孫子學,結果「更白搭」,孫子扔下書就跑。

如今,作為一種即將退出生活的語言,滿語仍在數十萬卷滿文檔案中存在著,記錄著大清國歷史上的諸多細節。對滿學家們來說,這種語言至少給了他們一個了解滿族人的符號系統,恰如哲學家卡西爾所說,「文字帶來意義的建構」,經由滿語,學者們可以了解滿族人理解世界的方法。

對於滿語會在何時消亡,黑龍江大學滿語研究中心主任趙阿平給出的時限是「大約十年之內」。

三家子屯真正在日常生活中仍以滿語為首選語言的老人不過3位,而且都已經年過八旬。他們去世之時也就是滿語退出歷史舞台之日。在那之後,滿語將只是一種由少數學者掌握的、不用於日常交流的學術語言。

在三家子屯,生活仍舊像普通的東北漢族村落一樣冗長地繼續著。早上4點半到7點鐘極其喧鬧,奶牛憂鬱地哞叫著,鵝像一隊將軍踱過街道,而母雞總是貪吃而慌亂地製造出巨大的聲響。6點半,太陽大了,村子才安靜下來。墨綠色的玉米在風中伏低、搖擺,伏低、搖擺,像夢境一般枯燥又永無休止。於是整整一天屯子裡再無生氣。直到夜裡9點半,整個屯子上炕睡覺。這就是一個不停地遺忘著的地方擁有的東西:現在。

在現在,一個晴朗的7月下午,屯子裡的年輕人正在嫩江江汊上打魚。滿族後人們時而拉網,時而收網,忙忙碌碌地走了一箭之地,卻只有一些竹籤般的小魚堅硬地釘在他們的漁網上。鯉魚、鯰魚、黑魚、嘎牙子,在哪兒呢?現在,所有那些祖上傳說過的大魚,都去哪兒了呢?現在,狗魚呢?

狗魚,那巨大的「苟仁尼瑪哥」,祖先之舟,如孟憲連所說:「再也沒有啦。」



(《南方周末》,2007年12月18日)






2020年3月21日 星期六

蒙古2025年全面恢復使用傳統蒙古文



蒙古國將回復使用傳統的回鶻蒙古文,圖為傳統蒙古文書法展。(中新網資料照)

蒙古國政府十八日通過「蒙古文字國家大綱」,將從二○二五年起全面恢復使用「回鶻式蒙古文」,即俗稱的傳統蒙古文。

外蒙古於一九四六年在前蘇聯策動下脫離中國獨立成為蒙古國,隨即廢棄回鶻式蒙古文,開始使用以斯拉夫字母為基礎創製的西瑞爾蒙古文,也就是俗稱的新蒙文。

而蒙古國和中國內蒙古自治區之間的官方往來文書,依舊是使用十三世紀起就用於書寫當時的蒙古語,也是今天中國和蒙古國官方認定的蒙古語的書面語。

二○一四年蒙古國法律規定將在今年廢除使用西瑞爾蒙古文,回復使用傳統蒙古語。上觀新聞報導,根據新通過的「蒙古文字國家大綱」,二○二四年前必須同時用雙文發布、發表文字內容,所有國家機關創造新老文字網路環境,公務員將參加傳統蒙古文培訓,二○二五年起全面恢復使用回鶻式蒙古文。


(聯合報 / 記者戴瑞芬 2020-03-21)


金太祖完顏阿骨打陵墓


北京一農村水池下竟埋著金太祖完顏阿骨打


上個世紀80年代末,考古專家開始在北京房山區周口店鎮龍門口村北的九龍山調查金陵遺址,並確定了主陵區的位置。在主陵區內有一巨大的石坑,當時並不知道這石坑是做什麼用的,於是就定名為祭祀坑。

後來,這個大石坑被當地村民用來作蓄水池,用以澆灌附近農作物。

2002年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對祭祀坑進行清理髮掘,發現這個大石坑非常奇怪,裡面堆了200多塊大石頭,每塊都有一噸重。考古專家們把這些石頭搬開後,竟然發現下面是一個陵墓。




經過一年多發掘,該墓中共出土了四具石槨,其中的雕龍紋、鳳紋的漢白玉石槨為國內首次發現,被判定為皇室專用。根據史書及有關文獻記載,金陵主陵區內應埋葬五代帝王,即太祖、太宗、德宗、睿宗、世宗。由於該墓坑位於整個金陵遺址中軸線上,專家認定該墓坑的主人就是金太祖完顏阿骨打(1068年8月1日—1123年9月19日)。

發現龍鳳石槨的墓坑為一豎穴石壙墓,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13米,南北寬9.2米至9.5米,深5.2米至3.6米。該坑用黃土從墓底夯築,夯層總厚2.5米,以石槨頂板為準,其上平鋪200餘塊巨型花崗岩石塊。槨蓋呈長方形頂式,雕刻纏枝忍冬紋,四角刻捲雲紋,中間為雙鳳紋填金。

石槨內放置木棺一具,木棺外壁為紅漆,漆外飾銀片鎏金鏨刻鳳鳥紋。給考古人員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打開木棺,在棺內頭骨處發現隨葬有一件金絲鳳冠,鳳冠紋飾非常精美,歷經八百多年,依然保存得十分完整。在棺內頭骨處,除有這件金絲鳳冠外,還有一件雕鳳鳥紋玉飾件。



此後,考古人員在金太祖完顏阿骨打陵附近發現5座陪葬墓,其中有2座未被擾動的墓室。墓室四壁石條壘砌,外壁塗抹白灰,室內底部放置石棺床,木棺已朽,肢骨散亂。出土銅把鐵劍、石枕、磁州窯龍鳳罐及金「泰和」銅錢等文物。









金太祖完顏阿骨打陵的發掘和清理,為今天的人們提供了大量金代陵寢制度的實物資料,對於研究金代帝王陵寢制度、女真族政治、經濟、文化和中國歷史都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



(夜讀史書 2016-12-08)


2020年3月20日 星期五

佛滿洲家譜精選


出版社:人民
ISBN:9787010176468
作者:總主編:呂萍
出版日期:2017-07-01


目錄
沙濟富察氏宗譜(道光丁亥年本)
京都吉林寧古塔三姓等處廂黃旗陳滿洲關姓宗譜書(民國十九年本)
輝發沙克達氏家譜(清末本)
馬希哈拉宗譜(民國初年本)
打焦樓屯譜書(民國五年本)
赫舍裡氏康族世譜——民國十年本
後記

訥音富察氏增修支譜(光緒十五年本)
富察氏增修支譜溯源紀(光緒十六年本)
瓜爾佳納音關氏譜書(1937年本)
關氏宗譜(1941年本)
後記

那氏宗譜(光緒年間本)
索綽羅氏譜書(光緒十五年本)
永陵喜塔臘氏譜書(光緒二十三年本)
洪氏譜書(民國二年本)
白氏源流族譜(民國十(年續修本)
福陵覺爾察氏譜書(民國十三年抄本)
薩嘛喇氏族譜(民國十三年年續修本)
富察氏譜書(民國三十七年刻本)
後記


2020年3月13日 星期五

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11輯)





出版社: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年: 2019-5-1
定價: 128.00
ISBN: 9787520146906叢頁數:288
書號:978-7-5201-4690-6

內容簡介

《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是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的學術刊物,以刊登國內外學者關於中國西北邊疆地區少數民族歷史、語言、考古、地理、宗教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為主要宗旨,發表具有原創性的學術研究論文、書評和研究綜述等,以期推動國內學界在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方面的進步。本書適合於從事中國西北邊疆地區民族語言、歷史、考古、地理以及宗教研究的國內外學者和相關專業的大專院校師生參考閱讀。


目錄
黑水城的藏文文獻. 井內真帆

“木虎年事件”與蒙藏聯合政權內部關係的轉折. 羅布

皇權對教權:乾隆皇帝和七世達賴喇嘛關係一例. 烏雲畢力格

Халхын анхдугаар Жавзандамба хутагтын намтарт холбогдох хоёр азарын тухай(關於喀爾喀蒙古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身邊的兩位印度阿紮裡). Tsongol B. NatsagdorjB.那楚克多爾濟)?

國內外察合台文文獻整理與研究綜述.  米吉提

Монголчуудын т??х, соёлд холбогдох нэгэн сурвалж: “D?ft?r-i ?ingiz-nām?”(一本察合台文的蒙古歷史文化資料:《成吉思汗史》).  Ts. BattulgaTs.巴圖圖拉噶)

清廷關於哈薩克統治正統的觀念及其影響——以乾隆四十八年的清哈交往為例 .  Bakhyt Ezhenkhan-uli(巴哈提·依加漢)

清哈關係若干問題探析——以乾隆年間清兵盜馬案為中心.     英卡爾·巴合朱力

羈縻與攀附:1762年奇特拉爾爭端與清朝的因應之道. 馬子木

清代漢文史籍所載布魯特. 陳柱

桑齋多爾濟遣使赴藏熬茶考述. 烏蘭巴根

準噶爾汗國藏傳佛教寺院海努克廟考辨. 納森巴雅爾

清代阿拉善蒙鹽馱運人員構成反映的社會問題 清代阿拉善和碩特旗蒙古文檔案為中心. 李畢力格

阿拉善和碩特部的來源及其初步形成(1677—1685). 李群

《蒙漢合璧五方母音》版本考. 李俊義

Шар Санжийн хэрэг: Д?рв?дийг тусгаарлах хэмээсэн хэргийг нэхэн шинжлэх?й(沙剌桑傑事件:杜爾伯特分離蒙古人民共和國事件探討).  Khereid J. UranguaJ.烏仁高娃)

滿文《孫子兵法》研究. 張閌

A Treasure House of Oriental Wisdom Centr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and Xylographs of the Institute for Mongolian, Buddhist and Tibetan Studies of the Siberian Branch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東方學的寶庫: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蒙古學、學和佛教研究所東方文獻和手抄本中心). Vanchikova TsymzhitTs. 旺其科娃)



2020年3月3日 星期二

Walter Simom, A Scholar-Librarian and his East Asian Collection



Walter Simon at home with his books in Twickenham, England Pictorial Collection
 Photograph courtesy of Harry Simon 

Andrew Gosling describes the life of an outstanding linguist and academic

      You may be aware that my father was a professional librarian as well as an academic, and that he had a great interest in           seeing books used to their best advantage, even if this should entail some risks. 
Harry Simon, then Professor of Chinese at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wrote these words about his late father, Walter Simon. This was in a letter of 19 October 1981 offering to donate the remainder of Walter Simon's collection on Tibetan, Manchu, Mongolian and related languages and studies to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Walter Simon (1893-1981) was born in Berlin and spent the first half of his life in Germany. At university he first specialised in Romance and Classical philology, before becoming a librarian. After completing his doctorate he turned to Sinology and began a parallel career as an academic. His linguistic skills were exceptional. When asked in the 1930s which languages he could read he replied 'almost all European languages as well as Chinese and Japanese'. Years later his son Harry asked him a similar question. After some thought he said that he could read a newspaper in virtually any European language. Walter Simon's research included ancient and archaic as well as modern Chinese, Tibetan philology and Manchu studies. The Simon Collection reflects his interest in an extraordinarily wide range of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t is surely the only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where Homer and Ovid sit side by side on the shelves with Confucius, Chinese poems in Russian translation, Tibetan grammars and Sanskrit dictionaries.

Simon's twin careers as an academic and librarian flourished during the 1920s and early 1930s. He began studying Chinese in 1920, became a teacher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in 1926 and Professor there in 1932. As a librarian he was sent on study visits to Britain in 1929 and to China in 1932-33 on an exchange with the National Library in Peking, where one of his tasks was cataloguing Manchu books.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Nazis soon forced him out of Germany. As a Jewish scholar he was forbidden to teach at university from 1934. His students protested courageously against this injustice, but to no avail. The following year he was also dismissed from his library post. Early in 1936 he left his homeland for England. He was 43, married with two young sons, and faced an uncertain future.


Beginner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by Walter Simon . (London: Lund Humphries & Co. Ltd, 1947) 
This copy was presented to Gordon Luce Asian Collections (Luce Collection) 

Starting a new life in England was not simple. Money was tight and jobs scarce. However he had excellent references from the leading European China scholars of his day and was offered a lecturing position at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later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In September 1939 he and his family obtained permanent residence and became British citizens. As Reader in Chinese he made a consider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war effort by developing a major Chinese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 for the armed forces and government. During that time he published a series of textbooks on standard Chinese as well as a Beginner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as suitable teaching materials were unavailable.

In 1947 he was appointed to a new Chair of Chinese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where he remained until retirement in 1960. In this position he is credited as being one of the founders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replacing the more traditional approach through classical texts which had prevailed well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He also led his Department at an exciting time of major expansion for Asian Studies after World War II.

Early in his professorship he spent September 1948 to August 1949 buying books and renewing contacts in China and Japan. This was a difficult time in China where inflation and corruption marked the dying days of 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However he managed to make extensive purchases of Chinese, Japanese, Manchu, Mongolian and Tibetan works for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ibrary.

Simon's many publications reflect a range of research interests. He wrote on various aspects of classical and modern Chinese grammar. A series of articles on the Chinese particle erl won him the humorous nickname the Erl-King. During and after World War II he concentrated on practical teaching materials, including his successful Beginners'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In his dictionary and other works he promoted use of the then official Chinese system for romanising Chinese, Gwoyeu Romatzyh or GR. Although no longer widely used, GR has the unique advantage of incorporating the four tones of standard Chinese in its spelling system.

His interest in Manchu is reflected in several catalogues to which he contributed. As a result of his visit to Peking in 1932-33 he assisted with a catalogue of Manchu books at the National Library and Palace Museum in that city. He jointly produced Manchu Books in London, which listed holdings at the British Library,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and several other institutions. He also oversaw the preparation of a catalogue of the Manchu collection at the Bibliotheque Nationale in Paris.

Book published in 1894 providing Chinese explanation for Manchu language terms. 
The title in Manchu is Dasame foloho Manju gisun-i  untuhun hergeni-i temgetu jorin-i bithe 
and in Chinese Ch 'ung k '0 Ch'ing wen hsu tzu chih nan pien Asian Collections (Simon Collection)

In his later years he turned increasingly to Tibetan, on which he contributed numerous articles to Asia Major and th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Well into his eighties he was still producing learned articles such as 'Some Tibetan etymologies of semantic interest'. A number of Simon's books and articles are also held in the Luce Collection at the National Library. Gordon Luce (1889-1979) is widely regarded as the foremost European scholar on Burma. His interests extended well beyond Burmese studies and included Chinese and other East Asian languages. The Luce Collection contains several works on Chinese and Tibetan by Simon, signed and presented by the author.

Letter from Walter Simon to Sydney Wang (3 April 1974) after a visit to the National Library

In retirement Simon remained active. He was Visiting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in 1961, 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in 1962 and in Tokyo, Canberra and Melbourne in 1970. He edited the journal Asia Major for a number of years and was also President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from 1967 to 1970.

Th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dedicated its second issue of 1973 to him. In it C.R. Bawden paid tribute:
Walter Simon, whom his friends, colleagues and former pupils greet with respect and affection on his 80th birthday with this volume of essays, inspired a new academic professionalism, which was Germanic in its philological exactitude, but at the same time humane in its appreciation of the civilization to which the study of language is the key. 

As Simon himself wrote in a wartime letter to a colleague:
I think it is good for the students to know that Chinese, while enabling them to say '1 walk towards the blackboard', or '1 get up from my chair', has also been the vehicle of sublime thoughts, expressed in an incomparable way. 

Dr Igor de Rachewiltz, a specialist in Mongolian studies, describes Walter Simon as a perfect gentleman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He compares him to a good, well-matured wine, as a man of enormous competence and meticulous scholarship, who had a sense of humour as well. Igor also stresses that the support of his devoted wife Kate allowed Walter Simon to keep writing articles almost up to the time of his death.

Harry Simon remembers his father as a man who was completely dedicated, for example covering the dinner table with pieces of paper when compiling his dictionary. As a language teacher he was concerned for his students, and developed a system of mnemonics to help the beginner faced with the daunting task of looking up Chinese characters in a dictionary.


SydneyWang (left)in December 1979. He was the Chief Librarian,
Orientalia from 1964 to 1985  Pictorial Collection' 

The National Library acquired the Walter Simon Collection in stages between 1970 and 1982. Sydney Wang, who was Chief Librarian, Orientalia for more than 20 years, recalls that Simon first visited the Library in April 1970. Sydney Wang suggested that his collection come to Canberra, later noting in his annual report that some publications on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and the teaching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had been] purchased from Professor Walter Simon'.

Two cases of Chinese and Manchu works from Simon were dispatched for Australia in February 1973 on board the Discovery Bay. This Manchu acquisition was of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The 234 volumes of books and the 13 manuscripts more than doubled the size of the Library's modest Manchu collection. Igor de Rachewiltz and the historian Professor Otto van der Sprenkel, both 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ry, had together recommended purchase of this material.

On 3 April 1974, Walter Simon wrote to Sydney Wang from London not long after another visit to the National Library. He referred to the dispatch of the '.remaining 150 books or so of the Western books in the fields of Sinology, general linguistics, Romance and Classical philology'.

After Walter Simon's death, his son Harry wrote to the Library on 4 April 1981:
Since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Library holds the major part of my father's books in Chinese, Japanese and Manchu, it occurred to me that you might be interested in acquiring his working collection on Manchu, Tibetan and Sanskrit, together with some books in Buddhist studies.

In June of that year Christies in London, which had been asked to assess this material, described it as containing 'many works that would have been expensive when new and which would now be hard to find'.

Harry Simon later formally offered to donate: [My] father's working collection on Tibetan, Manchu, Mongolian and related languages and studies to the National Library... to serve the needs of any scholar who may be working in this field from time to time.My family and I would be very pleased if this could be done and if his  name could be associated with the collection.

Fifteen boxes containing 850 books were shipped from England on the Jervis Bay in January 1982. In addition to the books there was a small collection of Walter Simon's correspondence, research notes and journal articles, now in the Library's Manuscript Collection.

 The Simon Collection of more than 2000 books is housed in Asian Collections on the Third Floor of the Library. While the Western language component of just over 1000 titles has already been catalogued onto the online catalogue, plans are under way to add the East Asian language books. The latter are currently searchable through the card catalogue in the Asian Collections Reading Room. Books in Manchu are included in a guide to Manchu holdings in Australia produced by the German librarian Hartmut Walravens.

During the past 50 years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has acquired a number of important Asian formed collections from scholars and book lovers. Among these collections Walter Simon's is the richest resource on the languages of East Asia, especially Chinese, Tibetan and Manchu.

A fourteenth-century image of the Taoist philosopher Lao-tzu proclaiming his teachings Reproduced from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Chinese Literature] by Richard Wilhelm (Wildpark-Potsdam: Akademi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Athenaion, c.1926)  Asian Collections (Simon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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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 GOSLING is Chief Librarian in the National Library's Asian Collections. He would like to thank Harry Simon, Igor de Rachewiltz and Sydney Wang for advice and assistance with this articl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News, vol. 11 (3), December 2000, pp.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