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主編：王小紅 關孝廉
出版社:嶽麓書社
出版年:2011
頁數:15168
定價:15000元
ISBN:9787807613701
寄信檔是寄信上諭檔的簡稱，由軍機大臣撰擬，經皇帝審閱後以軍機大臣之名通過寄信方式發出的上諭叫做寄信上諭，此種上諭發出之前，軍機處也都抄寫存檔，按一定的厚度裝訂成冊，稱為寄信上諭檔，是清代軍機處專門抄載寄信上諭的重要檔簿。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軍機處滿文寄信檔存有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朝本。因其文字為滿文，史學界很少利用過這部分檔案。 此次，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研究人員從中選擇了乾隆一朝的滿文寄信檔進行了翻譯並付梓，名為《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被收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檔案叢刊》。本書主編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研究館員王小紅、關孝廉。編譯人員包括研究館員關孝廉、王小紅、張莉、張鳳良，副研究館員趙玉梅、關精明，助理館員李剛、李陽。從翻譯人員的配置上來看，可謂彙集了新中國培養的老、中、青三代滿文檔案人才。其翻譯精審，品質上乘。
本書收錄了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一年、二十六年至六十年的滿文寄信上諭4289件，加上附件22件，共計4311件，並將其全部翻譯為漢文，譯文部分近200萬字。這部《譯編》共24冊，第一冊為總目錄，其他各冊為滿漢合璧形式，即前半部分為影印的滿文，後半部分為排印的對應漢語譯文，譯文採取。第一冊書首有戴逸先生的《總序》、杜家驥教授的《序》與王小紅研究館員的《前言》。《總序》從宏觀上說明了清史文獻叢刊與檔案叢刊的珍貴價值，《序》與《前言》則對這一重要檔案史料的內容與價值進行了精要的總結與評價。
眾所周知，檔案史料因其原始性、客觀性與珍稀性，在歷史研究中居於極其重要的地位，是其他種類史料無法替代的。這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正是一種價值很高且稀見的檔案史料彙編。滿文寄信檔是以滿文記載事關這些領域各種事件之寄信上諭專檔，具有與漢文寄信上諭不相重複的特點。由於滿文寄信檔所使用的語言是清代的“國語”，其記載多屬當朝密不宜宣之事，大部分內容從未公佈於世，對乾隆朝的一些重要史事的記載較之漢文史料更為詳細、真實，為《清高宗實錄》、《乾隆朝上諭檔》、官修乾隆朝各《方略》等書所不載。而且，在修纂《實錄》、《方略》等書時，因修纂者的立場及篇幅的限制，會對所使用的檔案進行刪改和曲解，但寄信上諭是在處理具體事務的過程中寫成的，是在公務活動中自然形成的，原始性與真實性是其本身特質，其成文後也未再遭人為的刪改，因此是可以保存很多歷史事實的。此外，滿文寄信檔不但抄載了寄信上諭，而且同時記載了寄信上諭發交情形，從中可以瞭解寄信上諭如何送交接奉之人，這對研究清朝官僚系統的公文傳遞情況也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寄信檔不但史料價值極其珍貴，而且內容也非常豐富，涉及了政治、軍事、民族、外交、宗教、經濟、文化、語言、風俗、疾疫、皇族事務、民間信仰等諸多方面，以邊疆事務、軍務、民族宗教事務與外交事務居多，其內容反映了清政府對邊疆地區的治理政策與方式方法。通過這四千餘件寄信上諭，既可以明瞭乾隆時期諸多重大歷史事件發生發展的真實過程、各項重要事務的最後決策及處理情況，又有助於瞭解乾隆帝本人的為政理念、統治策略、個性特徵，還可以窺知當時的社會風俗、生態環境，誠為深入研究這段歷史最真實、最原始、最可靠的第一手資料。
寄信檔的內容充分反映了時代背景。乾隆朝是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和近代中國疆域確立的重要時期，西北、西南、東北的民族、邊疆問題成為了國家的重要政務。寄信檔中的大部分內容，正是發給西北、西南、東北地區軍政長官（如烏裏雅蘇台將軍、伊犁將軍、烏魯木齊都統、西寧辦事大臣、駐藏辦事大臣、東三省將軍等）以及少數民族王公貴族、宗教首領的寄信上諭。這部分反映東北、西北、西南地區邊疆、民族事務的寄信上諭，很多在內容上非常具體細緻，為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清代的邊疆、民族問題提供了大量翔實的資料。此外，從寄信對象來看，很多是乾隆朝重臣，如尹繼善、兆惠、劉統勳、明瑞、阿桂、和珅、福康安、高晉、李侍堯、阿裏袞、英廉、舒赫德、溫福、海蘭察、國泰、勒爾謹、伊勒圖等；有些是皇族，如允祿、允祁、弘曕、如松、永瑢、綿恩、綿德等；有些是重要的少數民族王公貴族，如成袞紮布、車布登紮布、拉旺多爾濟、桑齋多爾濟、蘊端多爾濟、額敏和卓等。由此亦可窺知這些寄信上諭的重要性。在這些上諭中，乾隆帝給邊疆大臣授以機宜，充分體現了乾隆帝的意志，反映了清代統治者治理邊疆地區、解決民族關係的指導思想、政策與方法。
寄信檔對乾隆朝發生的很多重大事件均有涉及，如烏什事變、明瑞征緬、土爾扈特部回歸、王倫起義、六世班禪入覲、蘇四十三起義、林爽文起義等，烏什事變、明瑞征緬兩事，更是有著系統而翔實的記載，可反映事件的基本過程，亦可補充漢文史料之闕誤。此外，寄信檔對皇族事務、乾隆出巡、吏治、民生、旗務、文字獄等問題也有所反映。
綜上所述，本書為研究清代乾隆時期的政治史、民族史、軍事史、外交史、經濟史及乾隆帝本人提供了新穎而翔實的參考資料，必將會推動清史研究的深入發展。
附主編簡介：
王小紅， 又名王小虹，女，漢族。北京人。1975年進入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即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前身）工作，在故宮博物院滿文幹部培訓班學習三年。大學本科學歷。現為研究館員、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編譯組組長。清史工程《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專案主持人。曾參加《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的翻譯工作，主持並審校了《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一書。2000年——2003年，于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滿文文史班擔任滿語文的教學工作。主要論文有：《滿文檔案漢譯淺說》、《淺析滿語“be”字在句子中的作用及其漢譯方法》、《 談談滿語“ci”字的動詞尾碼 》、《清代琿春衙門檔案概述》等。關孝廉，男，錫伯族。新疆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人。1961年考人中央民族學院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系滿文班，1966年畢業。1968年進人中央檔案館明清檔案部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前身工作。曾任研究館員，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編譯組組長、滿文部副主任。1999年，榮獲國務院特殊津貼。2001年年底退休。曾參加翻譯審校《滿文老檔》、《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上冊，主持並翻譯了《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主要論文有：《論〈滿文老檔〉》、《〈滿文老檔〉原本與重抄本比較研究》、《清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芻議》、《再論奏摺起源及其特點》、《繳回朱批起源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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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
前言
清朝是我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統治階級以滿族貴族為主體。有清一代，以滿文文字形成的清代中央和地方機構的檔案史料，數量甚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現存明清檔案約1000萬件，其中滿文檔案約占五分之一，滿文寄信檔乃是其中一種。寄信檔系寄信上諭檔的簡稱，是清代軍機處專門抄載寄信上諭的重要檔簿。
上諭，一般是指皇帝的命令和指示，又稱作諭旨，是清代皇帝發佈日常政令的通稱。上諭以文書的形式頒發，便形成了上諭文書，具有至高無上的法律效力和行政約束力。清代中央機關將上諭文書抄錄成冊，存案備查，便形成了各種上諭檔簿。如內閣的上諭檔、諭祭檔，內務府的上傳檔，軍機處的上諭檔、寄信檔、電寄檔等等。這些上諭檔簿的存在，為清史研究提供了系統詳實的清帝上諭，是十分珍貴的歷史資料。
清代皇帝的上諭，從文字上，一般分為漢文上諭和滿文上諭兩種。有關漢文上諭，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已經出版了漢文《上諭檔》，並對漢文上諭進行了詳細闡述，在此不再贅述。
清代皇帝頒發的滿文上諭，總體上分為朝政和宮廷兩個方面。凡事涉宮廷事務者，傳交總管宮禁事務的衙門——內務府辦理，內務府將諭旨抄錄存案，形成了內務府衙門的滿文《上傳檔》[1]。凡事關朝廷政務者，在軍機處設立之前，一般交內閣頒發，內閣將諭旨抄存，形成了內閣的滿文《上諭檔》[2]。但值得指出的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存清順治、康熙時期的內閣上諭檔簿，僅有漢文的《諭祭檔》和《上諭簿》數冊，而未發現以滿文書寫的上諭專檔，其滿文上諭，均載於編年體檔冊——《內國史院檔》和滿文《起居注》中。內閣滿文《上諭檔》真正大量的形成，始于雍正元年。雍正七年（一說八年），軍機處設立，軍機大臣掌書諭旨，軍機處為了存案備查，將上諭原件於發交之前，均抄錄一份備存，因而形成了軍機處之滿文《上諭檔》[3]。故清代自雍正元年以後，皇帝頒降的滿文上諭，主要有三個管道，即發交內務府、內閣或軍機處，因而形成了以此三個衙署為主抄存的上諭檔簿[4]。同時兼有其他各衙門抄存的上諭檔簿。
滿文《寄信檔》，乃自軍機處滿文《上諭檔》中分離別立者。軍機處滿文《上諭檔》，自最初雍正八年之簿冊始，至乾隆二十五年止，均按朝年分成”軍務”[5]和”尋常”[6]兩種檔簿。其”軍務”檔冊中，主要載錄了有關西北用兵、蒙藏與東北事務等方面的諭旨；”尋常”簿冊主要載錄了發交內閣宣示中外和一般日常事務的諭旨，如有關祭祀、謁陵、蠲賑、高級官員的任免等。在雍正時期的”軍務”上諭檔冊中，已出現皇帝令將諭旨寄信給某某人的上諭，且軍機處在記錄此類諭旨的發交時，也寫明是寫信寄送。如《軍機處滿文上諭檔》雍正九年七月初三日之上諭後，記錄了”將此寫信，於初五日發送德成、馮允中一份，發送達鼐、眾佛保一份。[7]“。由此說明，在雍正時期，已經出現了以寄信的形式頒發的上諭，只是滿文寄信上諭的文書格式尚未形成。乾隆七年，滿文寄信上諭的文書格式初現，但尚不規範，至乾隆十三年，滿文寄信上諭的文書格式基本確立[8]。其不但與以往的上諭在文書形式上有了明顯的區別，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寄信上諭在”軍務”檔簿中逐漸成為了多數，佔據了主要部分。但直至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底，這種寄信上諭，仍載錄於《上諭檔》的”軍務”簿冊中。
自乾隆二十六年始，軍機處另立滿文《寄信檔》[9]，專門抄載寄信上諭，原有的軍機處滿文《上諭檔》中的”軍務”簿冊，至此終止。而此時的滿文《上諭檔》，僅剩下以往的”尋常”簿冊的上諭，其封面的滿文副題仍為an i jergi dangse（即”尋常檔簿”），但加有”明發”字樣的漢字標籤，表明”尋常”簿冊的上諭，即為”明發上諭”。從此以後，軍機處滿文上諭檔簿，即為《寄信檔》與《上諭檔·明發》兩種檔簿並存，滿文《寄信檔》存至同治八年，滿文《上諭檔》直至宣統二年。”明發上諭”系由內閣頒降宣示中外的明發諭旨；”寄信上諭”系軍機大臣奉旨以寄信的方式，密諭或速諭臣工的上諭，因其寄自內廷，又稱作”廷寄”，具有機密不宜公開的性質，乃當時不曾宣示中外的諭旨。
清代的寄信上諭檔也有滿漢文字之分。滿文寄信檔與漢文寄信檔相比，具有以下特點：
一、 滿文寄信上諭檔與滿文上諭檔及其他滿文檔案一樣，具有與漢文寄信上諭不相重複的特點。
有清一代，對全國的行政管理，主要劃分為三個區域：一是所謂”直省”，即十八行省，作為一般行政區，基本依照明朝之設，另派滿洲八旗駐防要衝；二是將京師及滿洲”發祥地”東北地區作為特別行政區域；三是將西北部包括新疆、內外蒙古、西藏、青海少數民族地區劃為特別行政區域，分別進行管理。一般直省之督撫大員，滿漢官皆有，漢官向皇上奏報各事及皇帝下發的上諭多使用漢文，形成了數量龐大的漢文檔案；滿族督撫大員及八旗駐防之滿員，他們與清帝之間上行下頒之文書多使用滿文，而地屬特別行政區域的東北、西北地方，則任用滿蒙官員執政，他們上報之奏疏及皇帝下發的諭旨多使用滿文，因而形成了大量的滿文檔案。故清代的滿漢兩種文字的文書檔案，從不同方面分別反映了清時期內地各省、東北、西北邊疆三大區域的政治、經濟、軍事等社會狀況，它們分別而錄，互不重合，對於研究清代大一統封建王朝的歷史，都是珍貴的原始史料，它們相互彌補，不可或缺，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尤其是滿文檔案，系以清朝之”國語”記載，多屬當朝密不宜宣之事，其不但事涉內地各省及東北、西北邊疆地區，更載錄了清朝宮廷之密事，尤為史料之瑰寶。而滿文寄信檔，是以滿文記載事關這些領域各種事件之密寄上諭專檔。通過皇帝的密寄諭旨，既可以明瞭諸多歷史事件發生發展的過程，又有助於窺見清朝皇帝治政之心術，是深入研究清史的最為真實、原始、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其不但是對漢文寄信上諭的補充，且價值亦非漢文寄信上諭可比。
二、 滿文寄信上諭文書格式仿自漢文寄信上諭，而又略有不同。
據《簷曝雜記》卷一載，辦理軍機處廷寄諭旨始自雍正年間，其格式為張廷玉所奏定。就本館所藏檔案而言，漢文寄信上諭的文書格式，始見於雍正六年正月[10]，其式：文首為”大學士某氏、某官銜某氏字寄某官銜某氏，某年某月某日奉上諭”；文尾為”欽此。遵旨寄信前來”。不論是寄信者還是收信者，都要寫明官銜姓氏。此種寄信上諭的形式一直沿用至嘉慶四年，自嘉慶五年始，文尾形式未變，文首均改為”軍機大臣字寄某官銜某氏”。[11]
滿文寄信上諭的文書格式，也仿漢文寄信上諭之式。只是自乾隆七年滿文寄信上諭格式初現，及至乾隆十三年前，凡寄信大臣及收信之人，官銜外有書姓氏者，亦有不書姓氏者。自乾隆十三年後，寄信大臣只書官銜爵位，不書姓氏；收信者除偶書姓名者外，一般多隻書官銜，不書姓名。其格式，文首為： aniya…biyai…de, aliha bithei da·hiya kadalara dorgi amban·tondo baturu g’ung ni bithe, …de jasiha. …aniya …biyai …de hese wasimbuhangge（某年某月某日，大學士兼某官銜爵位，字寄某官職者[12]，某年某月某日奉上諭）。寄信上諭的文尾為：sehebe gingg’uleme dahafi·erei jalin jasiha （欽此。遵旨寄信前來）”。[13]寄信上諭的這種特殊的文書格式，與文首為…aniya…biyai…de, hese wasimbuhangge（某年某月某日奉上諭），文尾為sehe（欽此）的明發上諭文書有很大的區別，極易辨別。
軍機處頒發寄信上諭，根據接奉上諭官員之官職的高低，又分別使用”寄信”（或字寄）和”傳諭”二種詞語。據《樞垣紀略》卷十三載：”寄信，外間謂之廷寄。其式：行經略大將軍、欽差大臣、將軍、參贊大臣、都統、副都統、辦事大臣、總督、巡撫、學政，曰軍機大臣字寄；其行鹽政、關差、藩臬，曰軍機大臣傳諭”。這在滿文寄信上諭中也有反映，”寄信（或字寄）”使用jasiha，”傳諭”使用afame unggiha 。
三、 滿文寄信檔與漢文寄信檔相比，抄載的內容更多、更完整。
凡寄信上諭，經軍機大臣擬旨，皇帝審定批准後，由軍機處繕寫封發，並抄存備案。漢文寄信檔只抄錄寄信上諭。而滿文寄信檔，不但抄載了寄信上諭，尚記載了寄信上諭的發交情形，從中可以瞭解寄信上諭是如何送交接奉之人的。此乃漢文寄信檔中所無載者。歸結起來，滿文寄信檔的發交之情大致有以下四種：①軍機處將寄信上諭加封後，交兵部釘封，並視事之緩急，分別命以馬上飛遞，或晝夜限行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及六百里加緊驛遞。②軍機處將寄信上諭加封後，交內廷，封入接收官員賞用之匣子、或以夾板送發。③軍機處將寄信上諭加封後，交內奏事[14]，轉交齎折之人帶回。④軍機處傳交京城衙署官員。此寄信檔中所載寄信上諭的發交之情，較《樞垣記略》所載更為詳盡。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軍機處滿文寄信檔存有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朝本。此次，我們從中擇取了乾隆一朝的滿文寄信檔進行翻譯出版，定名為《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值得指出的是，乾隆朝之滿文寄信檔雖自乾隆二十六年起從《上諭檔》中分出另立，形成系統的寄信上諭專檔，但在二十六年以前，尚有一冊集錄了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一年寄信上諭的檔簿，題為《密寄檔》[15]，此次出版，我們也予以收錄。故本書收錄了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一年，二十六年至六十年的滿文寄信上諭4289件，加上附件22件，共計4311件。
乾隆朝是清朝國力鼎盛時期，更是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和近代中國疆域確立的重要時期。而這一切，均與當朝的最高統治者乾隆帝孜孜求治、運籌帷幄有著直接的關係。乾隆帝在位期間，頒降諭旨萬千，影響歷史進程，推動歷史發展。滿文寄信上諭則是乾隆帝以另外一種形式頒降的諭旨，它秘而不宣，暗中操縱，乃從另一個側面更加真實地反映了乾隆帝面對各種事件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揭示了歷史事件走向的原委。《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大多反映了當時西北邊疆以及東北等地政治、軍事、民族、外交等諸多方面的史實，即便在清朝，亦系未曾全部漢譯的諭旨。清代為修方略，曾經擇選漢譯了其中的大約百分之三十左右，《清實錄》中所採用者，亦未過於此，尚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密寄上諭從未面世。此次，我們將乾隆朝滿文寄信檔全部漢譯出版，這對於已經出版的《乾隆朝上諭檔》（漢文），無疑是一重要補充。且滿文寄信上諭所涵蓋的豐富內容，為清代政治史、經濟史、民族史、軍事史、外交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穎的史料，從而將進一步推動清史研究的深入發展。
目前我國能夠從事滿文檔案翻譯的人員奇缺。此次參加《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編譯審校的人員，彙集了新中國培養的老、中、青三代滿文檔案人才，他們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研究館員關孝廉、王小紅、張莉、張鳳良，副研究館員趙玉梅、關精明，助理館員李剛、李陽。滿文寄信上諭的翻譯非同一般，其涉及的內容豐富龐雜，時間跨度大，查證釋疑難，費時費力，但參加編譯審校的同志克服困難，齊心協力，終於完成了《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一些長期致力於滿文檔案工作的中老年同志，不圖名，不圖利，默默奉獻，甘為人梯，以其長期積累的檔案工作的豐富知識與經驗，為《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的最終完成提供了智力支援。
參加《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專案人員的具體分工如下。滿文翻譯部分：關孝廉翻譯乾隆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的檔，趙玉梅翻譯三十年至三十三年，五十二年一月至七月，五十四年至五十九年的文件，王小紅翻譯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四十六年至四十八年，六十年的檔，張鳳良翻譯十五年至二十一年，四十九年的檔，張莉翻譯五十年的文件，李剛翻譯五十一年的檔，李陽翻譯五十二年八月至十二月的檔。譯文審校部分：王小紅審校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一年，三十年至三十七年，四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五十二年八月至十二月，五十四年至五十九年的檔，趙玉梅審校三十八年至四十五年，四十九年一月至五月二十日的檔，關精明審校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五十年，六十年的檔，張莉審校四十六年至四十八年，五十一年至五十二年七月，五十三年的文件。全書通審：王小紅通審十五年至二十一年，二十六年至三十七年，四十六年至五十一年的檔，趙玉梅通審三十八年至四十五年，五十二年至六十年的檔。滿文掃描、漢文排版編制目錄等編務工作部分：李剛負責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一年，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四十年至四十九年，五十一年，五十四年至六十年的檔，李陽負責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三十二年至三十九年，五十年，五十二至五十三年的文件。
本書在編譯出版過程中，承蒙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長邢永福、鄒愛蓮同志，副館長馮伯群同志，滿文部主任屈六生、吳元豐同志的大力支持，館網路中心的蘇文英、王濤等同志，技術部修復組的楊軍、張亮同志及保管利用組的同志們，也給予了大力協助。在此，我們一併致以衷心的感謝。
此外，本書的編輯、岳麓書社的胡寶亮先生，以其歷史方面的豐富學識和嚴肅、認真、精細的工作態度，為本書最終的出版發行作出了貢獻，在此我們表示真誠的感謝。
《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是我們翻譯出版的第一部清代滿文上諭。乾隆帝知識廣博，熟通經史，文學功底深厚；代擬寄信上諭之大臣，亦系文章卓越、嫻於文字之輩。其上諭之文采，遠非我們所能如實再現，兼之我們對歷史研究不夠深入，在翻譯中錯誤和不妥之處在所難免，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2010年9月
────────────────[1]《上傳檔》封面滿文題名為wasimbuha hese be ejehe dangse。
[2] 內閣滿文《上諭檔》封面右上方，以漢字題名為”上諭檔”，中間書寫漢字之朝、年，按春夏秋冬四季編排，而內容俱為以滿文書寫的上諭，按月日排序抄載。此內閣《滿文上諭檔》，自雍正元年始，至嘉慶八年止。
[3] 軍機處上諭檔，封面滿文題名為dergi hesei dangse。
[4] 軍機處設立後，內閣滿文《上諭檔》與軍機處滿文《上諭檔》並存。但此時的內閣滿文《上諭檔》，多為抄載軍機處發交之諭旨，也有軍機處滿文上諭檔中所未載者。
[5] 滿文為coohai nashūn i baita（軍機事務）。
[6] 滿文為an i jergi baita（尋常事務）。
[7] 滿文為erebe jasigan arafi , ice sunja de deceng , fung yun jung de emu bithe danai ungfoboo de emu bitehe unggihe .
[8] 此與乾隆十二年欽定新清語有關。乾隆十二年正月初七日奉旨：”清語乃我朝根本要務。近見清語中雜以漢語，語熟成風，遂將可以翻清者亦仍用漢語，而書於奏章者往往有之，朕隨所見即為更正，複派大臣詳查更正。即如部院名內，內閣各部俱翻作清語，或未經翻譯仍用漢語書寫者尚多。況宗人府、通政司等衙門，並非不可翻譯者，蓋因從前未甚詳查，以致因循忽略。宗人府者翻為管理宗室衙門，其餘衙門司分內或因地方省分命名不便翻清必用漢語無庸更改外，其尚可取意翻清者著滿洲大學士會同部院滿洲大臣翻譯具奏。欽此。”此後滿文圖書檔案便出現了大規模的更定。
[9] 《寄信檔》的滿文為 hesei jasigan dangse。
[10] 《雍正朝漢文諭旨彙編》（一）。
[11] 《樞垣記略》只是記錄了嘉慶朝以後的文書格式，雍正、乾隆時期的寄信上諭的文書格式未述。
[12] 按照原文，應譯為”大學士·領侍衛內大臣·忠勇公之書，寄信給某官職者”，在此採用了漢文寄信上諭的表述方式。
[13] 按照原文，應譯為”欽此。欽遵。為此寄信。”在此採用了漢文寄信上諭的表述方式。
[14] 見《樞垣記略》卷十三《規制一》。
[15] 原滿文題為narhū?ame jasiha dang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