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關前滿洲錢幣

滿文天聰錢偽幣甚多。2004年，於瀋陽市沈河區挖掘出的清代火葬墓中，發現天聰錢一枚，可作為日後比對真偽之用。

天聰汗錢出土遺址示意圖

下圖的滿文「天命汗錢」錢範，亦有比對錢幣真偽之用。

延伸閱讀：

瀋陽考古文集第二集，北京： 科學出版社、2009

愛新覺羅．燾承藏清入關前滿洲銅錢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

歐立德《乾隆帝》一書中所用滿文資料的對錯

暑假期間,看到了李勤璞登在《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的〈歐立德的滿文水準有多高？〉一文。文中對歐立德的近著《乾隆帝》一書中所用的滿文資料頗有意見。李文一出隨即引來了自台灣南港到大陸北京支持者的質疑，指出李勤璞光憑漢文翻譯本的漢譯如何能斷定歐立德理解滿文的對錯。近日，我將《乾隆帝》一書的英文原著拿來與李勤璞對歐立德的批評作一比對，發現其中的問題，除了一小部分是與譯者有關外，李勤璞的指摘大部分是對的。現在先將李勤璞的文章轉載如下，日後將據之再在本網站作進一步的補正説明。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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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立德的滿文水準有多高？

李勤璞

筆者論文《明末遼東邊務喇嘛》2000年9月在臺北《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刊登，結論言及喇嘛的政治角色：“金人（清人）於此獲得足夠機會，乃有北京時期（1644-1912）對藏傳佛教的信仰跟深切的成功的全面運用，塑造出大清朝特殊的政治構造-意識形態-族群關係”，語後加了一條註腳：

Evelyn S. Rawski就清朝的形成、統治方式、政權性質等，表達了有啟發性的意見，見其著，‘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November 1996）, pp. 829-850。不過，渠對中國大陸清代史、滿族史研究成果的評介，未免漫然稱賞之嫌。

我當時的印象是，Rawski（漢名“羅友枝”）依據的那些二手論著，並不足以支持她的結論，所言不過是一種意見。逐一核對該文所引書目，不少甚至連出版機構都寫錯，更令人不得不對文章品質產生懷疑。張勉勵譯述羅友枝此文，刊登於北京《清史研究》季刊1999年第二期。這是今日所謂美國“新清史”躋身中國學界乃至在社會上引起波動之局的開始。

在這股浪潮當中，美國學者Mark C. Elliott（漢名“歐立德”）是最為積極的參與者，堪稱領袖。他極力在中國推廣“新清史”，呼籲中國學界改寫清史，宣稱新清史有幾項特點，其中之一是運用滿文史料，他自己也以能運用滿文資料自詡，所著《乾隆帝》中譯本的作者介紹說他“除中國歷史外，並教授漢、滿、蒙文歷史文獻”，此書乃是“基於扎實的滿文史料研究”。他在中譯本序裏這樣寫道：“我本人也逐字逐句認真審閱了全稿，並做了進一步的校正和修改，因此，書中如果存在任何錯誤，責任自當由我承擔。”而譯校者賈建飛則在後記中說：“審校完成後，歐立德教授又逐字逐句進行了二次審讀，他不僅提出了很多寶貴的修改意見和建議，還補充了譯稿中缺失的很多原始引文。”據此看來，作者是能夠對中文版內容負責的，排除了“手民之誤”或譯者犯錯的可能。那麼，不妨就以《乾隆帝》（以下引文僅標頁碼）為例，來看看歐立德的滿文水準究竟如何。


鈕祜祿氏

《八旗滿洲氏族通譜》（jakūn gūsai manjusai mukūn hala be uheri ejehe bithe, 1744）卷五有滿文Niohuru hala，漢字作“鈕祜祿氏”，是乾隆皇帝生母孝聖憲皇后的姓氏。鈕祜祿氏在八旗滿洲姓氏中十分著名，但歐立德每次都寫作“鈕鈷祿氏”（50頁、270頁）。鈷（gǔ）、祜（hù）兩字，音形義均不難區分。作為以滿文從事清史教學與研究的學者，歐立德似乎並不清楚Niohuru hala的讀法與漢字寫法。


豐紳殷德

和珅兒子的名字“豐紳殷德”系乾隆皇帝所賜，歐立德說這個名字的滿語意思為“祝他好運”（67頁）。英文原文（48頁）為：Fengšeninde（his name, which in Manchu literally means, “good luck to him,” was chosen by Qianlong）。

按，第一部滿漢辭典《大清全書daicing gurun i yooni bithe》刊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江蘇太倉民人（irgen）沈啟亮在北京編寫，其中fengšen這個字意為“福分，造化”；《五體清文鑒》則解作“福祉”，名詞；《佳夢軒叢著》“清語人名譯漢”條也指出，“豐伸”的意思是福分。那麼，豐紳應該是fengšen。另有形容詞fengšengge，意為“有福分的，有造化的”。

翻檢乾隆朝實錄，當時有這樣的人名：福康安的兩個兒子分別叫“豐紳濟倫”（fengšen jilan：福慈）與“豐紳果勒敏”（fengšen golmin：福分長久）。和琳（1753-1796）的兒子、豐紳殷德的叔伯哥哥則叫“豐紳宜綿”（fengšen imiyan：福聚）。若是滿語，豐紳殷德應該是fengšen yende，意為福旺。Yendembi為動詞，意思是“興“旺”，Yende是其命令式。

滿文fengšeninde，如果有這個詞的話，應分開寫成fengšen inde。Inde有兩義，一是第三人稱代詞“i”（他，她，它）的與位格和方向格形式，意為“在他”“于他”“向他”“對他”，二則是動詞indembi（意為“歇宿”）的命令式。

歐立德假設“豐紳殷德”為滿語fengšeninde，意為“祝他好運”。按此解釋，則inde是作代詞“i”的與位格和方向格形式。從多個角度來看，這都是不成立的。

第一，滿語裏，動詞在賓語之後。表達“祝他好運”之意，一定有動詞“祝”字在inde後面，句式是這樣的：

inde basubumbi，（被他笑話。）

inde acaha manggi bi sain fonjimbi se，（見了他時，說我問（他）好。）

si inde adafi yabumbio，（你貼近著他走嗎？）

inde benefi ša，（給他送去瞧。）

第二，無論滿人還是漢人均認為福分與運氣非常不同，因此，說這個名字fengšeninde意為“祝他好運”肯定是不對的。

第三，名字中有“inde”，意思是指向他人的，如果某人名叫“祝他好運”，那一定是祝福別人，而不是祝福擁有這個名字的人。

第四，在旗人滿語命名習慣中，沒有應用格助詞形式的，至少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例證。常有以動詞命令式（即動詞詞幹）命名的情況，但都是具有一定意義的，或積極向上，或寄予期望，而 inde作為動詞命令式意為“歇宿”，顯然不適合用於人名。


男性美德

《乾隆帝》94頁“尋找真正的男人”這個小標題下有一句：“乾隆有時喜歡將這些品質稱為‘男性美德’（即滿文hahai erdemu）。”

按，滿文hahai erdemu指的乃是武藝、技藝、本事，並非“男性美德”之意。Haha意為：男子，丁；男的，雄的。I意為：的。Erdemu則指“德，能”。

說“美德，令德，懿德”，則必須加形容詞sain：Sain erdemu。Sain的意思是“美，好，優，善”。


欽定

《乾隆帝》143頁寫道，乾隆皇帝“命人修訂了官修辭書《欽定清文鑒》，將察哈台語編入其中”。歐立德想說的，其實是《五體清文鑒》，此書滿語書名han i araha sunja hacin i hergen kamci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藏文書名rgyal-pos mdzad-pavi skad lnga shan-sbyar gyi mañjuvi skad gsal-bavi me-long，蒙古文書名qaγan u biigsen tabun jüil ün üsüg iyer qabsuruγsan manju ügen ü toli bičig，漢文書名《御製五體清文鑒》，是一部滿語及多語種同文辭典，但並非“欽定”（滿語han i toktobuha），而是“御製”，即皇帝自己寫的，書名開頭已經寫明：滿文han i araha，藏文rgyal-pos mdzad-pavi，蒙古文qaγan u bičigsen。


御製燧囊詩

《乾隆帝》58頁提到一首與皇后手制燧囊有關的詩：皇后“富察氏突然離世，乾隆遂命人製作了一個特殊的盒子專門盛放皇后最後進獻的這件禮物。他解釋了這件禮物的來龍去脈，並以滿語賦詩一首，其中有這樣的語句：‘睹舊物兮心悲慟，憶音容兮淚朦朧’”。

此詩的滿漢文原跡圖片，《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故宮文物月刊》都曾刊登過，漢文詩題為《朕讀皇祖〈御製清文鑒〉，知我國初舊俗，有取鹿尾氄毛緣袖以代金繅者，蓋彼時居關外，金線殊艱致也。去秋塞外較獵，偶憶此事，告之先皇后，皇后即制此燧囊以獻。今覽其物，曷勝悼愴，因成長句，以志遺徽》，詩云：“練裙繒服曾聞古，土壁葛燈莫忘前。共我同心思示儉，即茲知要允稱賢。鉤絛尚憶椒闈獻，縝致空余彩線連。何事頓悲成舊物，音塵滿眼淚潸然。乾隆戊辰清和既望。”落款日期為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十六日。看此詩滿文本，並不押頭韻或尾韻，音節不等，完全是散體文，再據乾隆朝《實錄》所記朝廷滿文翻譯情況，此詩跟御製詩文和祭文之類相同，是撰寫漢文定稿後，再經儒臣譯成滿文，並非用滿語賦詩一首。其實未見乾隆皇帝寫過滿文詩文的記載。

歐立德稱有一句意為“睹舊物兮心悲慟，憶音容兮淚朦朧”，比較起來，只能是滿譯最後第四聯：

julgei giowanse i hūsihan cuse i etuku weilehe be donjiha,

seibeni boihon i fajiran hiyabun i dengjan be ume onggoro sehe,

mini emgi uhei mujilen i malhūn be tuwabuki sehengge,

ereni oyonggo be sahangge yargiyan i erdemungge,

hayame tabuhangge kemuni dulimbai gung ni yafahange seme gūnimbime,

sijime ufihangge untuhuri boconggo tonggo i miyamigan be tuwabuha,

aide uthai fe jaka oho ni seme nasame,

arbun mudan be sabure gese yasai muke sar seme tuhebuhe,,

意思是：“悲傷著因何原因（燧囊）頃刻變成故物？宛如看到（皇后）音容，眼淚簌簌掉下來。”這句滿文裏沒有“睹舊物”、“憶音容”、“淚（眼）朦朧”的意思，仍是漢文原詩的意義：“何事頓悲成舊物，音塵滿眼淚潸然。”



《御製盛京賦》

《乾隆帝》84頁提到《盛京賦》，說賦中“乾隆以大段的文字描寫了滿洲故地的奇跡，即‘天佑之國，大汗興焉’”。

按，漢文《御製盛京賦》乾隆八年（1743）寫成于盛京，該年由儒臣翻成滿文一併刊行，滿文書名han i araha mukden i fujurun bithe。此賦漢文序有“因周覽山川之渾厚，民物之朴淳，穀土之沃肥，百昌之繁廡，洵乎天府之國、興王之會也”之語，不難發現，歐立德所引“天佑之國，大汗興焉”即從“天府之國，興王之會”這兩句的滿譯本來，檢《盛京賦》滿譯本此語：abkai iktambuha gurun, han i yendehe šošohon i ba，滿譯本與漢文的意思完全一致：（盛京，mukden）乃天生物產富庶之區（gurun）、既往帝王興起之要地（ba），並無“天佑”、“大汗”之意。



《御製十全記》一

乾隆皇帝御製《十全記》載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月戊辰初三日《實錄》，同一日，乾隆令人寫為四體字（滿漢蒙藏文）碑，立於拉薩。另有漢文御筆寫本、《御製文三集》卷八本，則均有作者雙行小注。

歐立德引了一段原文：“我武既揚，必期掃穴犁庭，不遺一介，亦非體上天好生之德。即使盡得其地，而西藏邊外，又數千里之遙，所謂不可耕而守者，亦將付之他人。乃降旨允降班師，以蕆斯事。”又為之加註腳：“此段引自《十全記》。滿文本：ede emgeri cooha horon be algimbuha be dahame. urunakū hūlhai yeru be geterembume efulefi emke seme funceburakū gisabuki seci. inu dergi abkai banjibure de amuran gūnin de acabume yaburengge waka. uthai tere ba be wacihiyame baha seme. wargi dzang ni jecen ci tulesi geli uttu minggan ba maktabuhabi ere uthai tarici ojorakū tuwakiyaci ojorakū sehengge kai. jiduji inu bai gūwa niyalma de bahabure dabala. tuttu hese wasimbufi baime dahara be alime gaifi cooha be gocifi baita wacihiyabuha. 中文譯為：我軍業已展示出壓倒性的力量。因此，若謂必須逐個清除、搗毀叛軍巢穴，將其一個不留地徹底粉碎，那麼這一行動計畫將不會符合上天好生之德。因此，即使盡得此地，自西藏之外其他千里（帝國內）不可耕、守之地亦將放棄，終究只能為人所取。故降旨曉諭（叛軍）投降，體恤將士，終結這場戰役。”（152頁）

莊吉發先生《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546-547頁）附錄了影印漢文《十全記》及其滿文譯本，譯文與原文嚴格對照，可參考。筆者將這段滿文翻譯如下，以資比較：“因已宣揚了軍威，如果一定要剿除、攻破賊穴，一個不留地剿殺，也不與上天喜好其生存的心思（gūnin）相合；就是把那地全都得到了，懸隔在西藏界外又這樣（幾）千里，這就是所說的“不可耕種、不可鎮守”呀，最終也會白白被別人獲得罷了。於是降旨，接受歸降、撤回軍隊，使事情結束。”

歐立德在這段註腳中對實錄滿文譯本的漢文翻譯，無疑是其滿文能力的展示，然而，檢查一下滿文，可知他的譯文是幾乎完全脫離原文的“再創作”。例如，“西藏邊外，又數千里之遙，所謂不可耕而守者”，滿譯wargi dzang ni jecen ci tulesi geli uttu minggan ba maktabuhabi ere uthai tarici ojorakū tuwakiyaci ojorakū sehengge kai，意思是說該地在西藏邊界之外又幾千里之遙，不宜納入中國版圖。歐立德所譯“西藏之外”“其他千里之地”，並已經在“帝國內”，可謂荒腔走板。

再如滿譯本baime dahara be alime gaifi，歐立德譯作“曉諭（叛軍）投降”，實際意思是“接受歸順”，即允許其投降，沒有“曉諭（叛軍）”之意。《十全記》“上天好生之意”的“意”字，被歐立德誤作“德”，於是滿譯本（dergi abkai banjibure de amuran gūnin）的gūnin（漢文：意）也被他錯譯成“德”（滿文：erdemu）。



《御製十全記》二

除了以上內容，《乾隆帝》中還提到了一次《十全記》：“乾隆皇帝他在1795年一篇有關其退位的文章中是這樣結尾的，其中反映出他的世界觀發生了轉變：‘知進知退，易有明言。予實服膺弗敢忘。而每于用武之際，更切深思，定於志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間，十全武功，豈非天貺。然天貺逾深，予懼益切，不敢言感。惟恐難承，兢兢惶惶，以俟天眷，為歸政全人，夫複何言。’”（153頁）

歐立德大概沒有完全讀懂這段文言，標點有誤，現重新標點如下：“知進知退，《易》有明言，予實服膺弗敢忘，而每于用武之際，更切深思，定於志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間，十全武功，豈非天貺？然天貺逾深，予懼益切，不敢言感，惟恐難承，兢兢惶惶，以俟天眷，為歸政全人，夫複何言。”

歐立德為《十全記》這段話加了如下註腳：“滿文本：šumilame gūnimbi jabšan de susai nadan aniyai sidende. coohai gungge be juwan mudan yongkiyahangge aika abkai kesi de waka semeo. tuttu seme abkai kesi de ele šumin ofi. mini olhorongge ele hing sembi. gelhun akū hukšembi sarkū bime. damu alime muterakū ayoo seme gingguleme gingguleme olhoxome olhoxome abkai gosire be baime. dasan be targalafi yongkiyaha niyalma ojoro erin be kiceme erere dabala. geli ai gisurere babi sehe. 中文譯為：在我（登基）57年間，幸有好運相伴，成就十全武功。能說這不是上天賜恩嗎？天賜愈多，我對上天之敬愈誠。我不敢冒昧地去獲知如何表達我的謝意，惟願以我的赤誠與惶恐之心去祈求上天之福佑。若棄帝位，唯盼成為一介全人。此外還有什麼可以說的呢？”（153頁）

這條註腳，分《十全記》滿文轉寫及其歐立德的譯文，理應是上引獨立引文對應的段落。可是出乎尋常，並非如此。我們先看莊先生書中《十全記》那段獨立引文的滿文對應段落（阿拉伯數字表示行次）：（頁548）⑽ibere be sambi bederere be sambi seme jijungge⑾nomun de getukeleme gisurehe be dahame bi yargiyan i gūnin de⑿tebufi gelhun akū onggorakū, cooha baitalara dari, ele⒀mujin toktobufi doro de acanaki seme alimbaharakū⒁šumilame gūnimbi jabšan de susai nadan aniyai⒂sidende, coohai gungge be juwan mudan yongkiyahangge,⒃aika（頁549）⑴abkai kesi de waka semeo, tuttu seme⑵abkai kesi de ele šumin ofi, mini olhorongge ele hing⑶sembi gelhun akū hukšembi sarkū bime damu alime⑷muterakū ayoo seme gingguleme gingguleme olhošome olhošome⑸abkai gosire be baime dasan be targalafi yongkiyaha⑹niyalma ojoro erin be kiceme erere dabala, geli ai⑺gisurere babi sehe

這段滿文，筆者翻譯如下，以資比較：“所謂知道向前、知道後退，《易經》中既經明白地說了，我實在是存於心而不敢忘。每當用兵，無不深思，越加堅定心志，以合於道（doro）。有幸在五十七年間，成全十番武功，難道不是由於天的恩典嗎？然而，天恩越深，我的畏懼越發誠篤，怎敢不知感戴，且只怕不能領受，謹慎再謹慎，央求天的憐愛，而希望退出（dargalafi）政治（dasan）、變成完人之時而已，又有什麼說的呢。”

滿文從行10至行14“šumilame gūnimbi”止，是漢文獨立引文“知進知退，《易》有明言，予實服膺弗敢忘，而每于用武之際，更切深思，定於志以合乎道”的譯文。alimbaharakū šumilame gūnimbi即《十全記》中的“更且深思”，深思物件是用兵“定於志以合乎道”，因之屬於上面的一句。在歐立德的“滿文本”中僅僅剩下不成句子的“šumilame gūnimbi”兩個詞，剩下的全丟掉了。

行14剩下的語句加上行15，意思是：“有幸在五十七年之中，把武功十項全備”，也就是漢文中的“幸而五十七年之間，十全武功”，不是歐立德所譯“在我（登基）57年間，幸有好運相伴，成就十全武功”的意思，尤其沒有“好運相伴”之意。

滿文裏沒有targalafi（targalambi）這個詞，歐立德並未指出這個事實。該詞應是dargalafi誤寫（兩個字只差一個點）；“dasan（政治）be（把）dargalafi（退職）”意即辭去政治，“歸政”（舉例來說，dargalaha amban意為“原品致仕大臣”，字面意思則是“退休大臣”）。歐立德將dasan be targalafi譯為“若棄帝位”，全無根據。末句“夫複何言”滿譯本意譯為geli ai gisurere babi sehe，並不是“此外還有什麼可以說的呢？”，沒有“此外”這個意思。

如果歐立德能讀懂滿文的話，他應該會注意到這個詞：jijungge nomun，也就是經書名《易經》，那麼，他對文言文的標點可能會更準確些。

《乾隆帝》約有十二處運用或提到了滿文辭彙或語意，九處有誤，這裏討論了八條，此外有一條關於大清國號（daicing gurun）的議論（78頁），涉及滿文、蒙古文知識和明清史，此處不作討論。在本文列舉的錯誤當中，前幾條顯示歐立德在基本的滿文閱讀能力方面存在欠缺，而有關滿漢合璧《十全記》的最後兩條，歐立德的譯文則是脫離滿文原文的“再創作”。由是觀之，我們該如何看待歐立德關於清代中國的論斷？更進一步的，美國新清史所宣稱的“重視滿文”以及基於滿文史料的“滿洲帝國”、“內亞史”研究，又意味著什麼呢？

（本文載2016年7月31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

天子‧公民 ─ 末代皇帝溥儀

26.8.2016 – 13.2.2017

香港海防博物館
常設展一至五號展覽廳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吉林省文物局
聯合主辦

香港海防博物館
偽滿皇宮博物院
聯合籌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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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新覺羅．溥儀三次當皇帝、三次退位，集末代皇帝、復辟皇帝、傀儡皇帝、戰犯、普通公民多重角色於一身。二零一六年適值溥儀誕辰一百一十周年，以及辛亥革命紀念一百零五周年，香港和內地合作，舉辦溥儀特展，讓市民對溥儀跌宕人生有較多的認識。展覽劃分為「末代皇帝」、「遜帝生活」、「傀儡歲月」、「特殊戰犯」、「普通公民」五個展廳。

「末代皇帝」

一九零八年，未滿三周歲的溥儀於以「承繼同治、兼祧光緒」的名義登基，年號「宣統」，成為滿洲入關以後第十個皇帝。展廳展示溥儀在紫禁城內童年歲月的點滴，他與皇后婉容大婚時所穿的龍袍複製品，以及溥儀登基時所穿小龍袍的複製品。

溥儀還未滿三周歲時登基所穿小龍袍（複製品）

大婚時所穿的龍袍（複製品）

「遜帝生活」

辛亥革命最終推翻了大清皇朝的統治，一九一二年隆裕太后頒布《退位詔書》，溥儀在《清室優待條件》的護蔭下，得以保留帝號，在紫禁城內仍舊過着帝王的生活。一九二四年，軍閥馮玉祥發動政變，修改《清室優待條件》，宣布永久廢除帝號，溥儀及遺臣被逐出紫禁城，輾轉到了天津度過七年的寓居生活。

由於溥儀自幼師從莊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生活方式相當西化，且喜好追求時尚。溥儀自稱Henry（亨利），為婉容命名Elizabeth（伊利沙伯），彼此喜用Henry和Elizabeth相稱，互通英文書信。溥儀曾用過當時最流行的照相機、收音機、木製冰箱、金絲眼鏡在展廳中均有展出。

清末中西文化衝擊不斷，溥儀幾經父親載澧和后妃反對，

仍堅決不從下方配得眼鏡，後成為他的「招牌」飾物

「傀儡歲月」

本展廳展示溥儀在滿洲國的生活，當中有他以「執政」身份頒發的第一號「執政令」，任命補陸軍中將石丸志都磨為侍從武官。

 一九三二年偽滿洲國成立後，溥儀以「執政」身分頒發的第一號《執政令》

「特殊戰犯」

一九三二年，溥儀成為日本扶植的滿洲國傀儡，換取復辟稱帝。一九四五年太平洋戰爭結束後，溥儀淪為戰犯，先後被囚禁於蘇聯和中國東北撫順戰犯管理所。雖然曾是皇帝，過慣了「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但當他成為戰犯被關押時，學會自己洗衣和用針線縫補襪子。溥儀的主動適應力，令他成為中國歷史上沒有被推上斷頭台的末代帝王。展廳中陳列出溥儀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時所穿的「981號」囚衣。


「普通公民」

經過長時間的思想教育和指導，溥儀於一九五九年獲得特赦，成為中國的普通公民。

溥儀於一九六四年擔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專員的工作證

(國立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編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