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31日 星期一

滿漢合璧檔案精選釋讀






佟永功 關嘉祿編著
遼寧民族出版社
128頁,16開, 201810出版
頁數: 128
定價: 38.00元
ISBN: 9787549719396
ISBN:9787549719396




內容介紹
在浩繁的滿文檔案中,滿漢合璧檔案佔有一定的比重,佟永功、關嘉祿編著的《滿漢合璧檔案精選釋讀》從滿漢合璧檔案中精選了22篇檔,這些檔文辭優美,語法規範,翻譯準確,對於學習和把握滿文翻譯技巧和規律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和研究價值。為便於學習者閱讀,我們對滿漢合璧檔案的檔背景、遣詞造句等做了一些注釋。


戶部為禁止栽種吸食買賣丹白桂的示諭
順治皇帝遺詔
安遠靖寇大將軍多羅貝勒尚善致書平西大將軍王吳三桂
雲貴總督甘文焜殉難加贈兵部尚書諡忠果的碑文
山西巡撫蘇克濟為靈邱縣知縣劉肇鏌戴罪徵收之地丁銀及降職銀俱已完結應請開複的題本
兩廣總督楊琳為報到任日期的題本
康熙皇帝君臣議臺灣之棄取
康熙皇帝君臣議滿漢一體
康熙皇帝論生民樂業文
康熙皇帝論修明史
雍正皇帝為獎廉懲貪的上諭
監察禦史伊克善為滿漢官員條陳及封奏並九卿會議須兼用清文的奏摺
永貴等為遵旨挑選雕只擇人解京以備皇帝木蘭圍獵用的奏摺
乾隆朝副都統衙門之劄付
閩浙總督李侍堯為報福建水師枚病故的題本
軍機大臣為奉旨捉拿蒙古盜匪白淩阿的字寄
西安將軍庫克吉泰為奉旨回任接印視事情形奏摺
光緒皇帝頒給西藏濟嚨呼圖克圖等清漢敕書的底稿
賞給烏拉鑲紅旗額勒和春承襲雲騎尉之敕書
盛京將軍慶裕為盛京正黃旗漢軍胡景芳延期承襲恩騎尉世職的奏摺
光緒皇帝瑾妃他他喇氏滿漢文合璧銀冊文
授廣州駐防步軍營驍騎校劉潯為武略騎尉之敕命


前言/序言

  滿族在祖國民族大家庭中是一個頗有作為的民族。滿族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滿文的創造則是滿族文化中最具民族特色的標誌,也是滿族在崛起進程中走向文明的里程碑。滿文的創造、改革和不斷豐富完善,在滿族文化史上書寫了輝煌的篇章。在世界多元文化中,滿文作為清朝國書,以其獨特的文字魅力享譽海內外。保存至今的浩如煙海的滿文檔案及文獻,涉及清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諸方面,其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富、種類之齊全,令我國其他封建王朝保存的檔案史料望塵莫及,堪稱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財富。當前,如何傳承、保護並利用好這筆寶貴的文化遺產,已成為學界和社會關切的熱點問題。
  黨和政府十分重視民族文化的保護和弘揚。在社會主義文化大繁榮大發展的今天,滿語文的傳承、保護和利用有著廣闊的空間。就滿語文教學而言,基本上形成兩種模式。一是社會群眾性辦學,舉辦各種形式的滿語文培訓班、滿文書法研習班和滿文書畫展,群眾的學習熱情十分高漲,加深了對民族文化的認同,增強了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二是學院式教學模式,即在高校和科研單位開設滿語文專業,培養滿語文專門人才,為清史和滿學研究隊伍輸入新鮮血液。以上兩種教學模式對滿語文的傳承都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也應看到,培養高素質的滿文專業人才並非易事,亦非一日之功。這樣的人才,需具備扎實的理論基礎和過硬的專業基本功。以1961-1966年我國第一個大學本科滿文專業班為例,1961年周恩來總理批示,交國家民委辦理,決定在中央民族學院開設本科滿文專業班,學員21名,學制5年,開設了哲學、政治經濟學、民族學、語言學、中國通史、清史、滿族史、古典文學、現代文學、古漢語、檔案學、外語、寫作等基礎課程,院系領導聘請國內一流的專家和教授授課。滿文專業聘請四位錫伯族、滿族專家常年輪番授課。清史、滿族史則由王鍾翰教授執教。鄭天挺、冰心、張德澤等知名專家教授還給學員們做了專題講座。此外,學員們在中央檔案館明清檔案部半年實習期間,整理了乾隆二十年(1755)以前軍機處錄副奏摺15000餘件,受到了專業化正規訓練。這批滿文專業人才,後來成為科研、文博、檔案、高校等部門開展滿文文獻整理研究的骨幹力量。歷史的經驗值得借鑒,目前人才斷檔問題依然嚴峻,有關部門應採取切實措施加以應對。
  為配合並適應滿文教學需要,我們編著了《滿漢合璧檔案精選釋讀》一書。在浩繁的滿文檔案中,滿漢合璧檔案佔有一定的比重,我們從滿漢合璧檔案中精選了22篇檔,這些檔文辭優美,語法規範,翻譯準確,對於學習和把握滿文翻譯技巧和規律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和研究價值。為便於學習者閱讀,我們對滿漢合璧檔案的檔背景、遣詞造句等做了一些注釋。由於水準有限,不當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在本書的編著過程中,遼寧省檔案館的滿文專家何榮偉、張虹對文稿進行了補充和修改,遼寧大學歷史學院滿文班學生吳永輝、韓濟冰、劉薇錄入並校對文檔,在此一併謹表謝忱。





2021年4月25日 星期日

蒙古:건、 建、 -γol


건(kŏn)


今天翻閲韓文資料時,眼前閃出물건一詞,此即漢字「物件」的對音。這個韓漢詞内的
「件」字讓我馬上聯想到望建河 的「建」字。

在' The Term“Mongγol”Revisited' 一文中, 我曾指出「建」的中古音,除了可讀作展唇音,也是圓唇的。翻檢건的漢文對音, 件,與同音的 (粵語,一音gon1, 陰平聲;一音kin4,陽平聲)健、巾 、 揵 、愆 、楗、 犍 、睷 、腱、 虔、褰、 謇、 蹇等例字並列;日語的「建」字,同樣有圓展二讀,如「建立」讀作konryū,而「建設」則讀作kensetsu.再查考反映南方音系《切韻》的相關中古音韻書,如《廣韻》,「建」作居萬切,其反切下字mĭwɐn,合口呼(見郭錫良, 《漢字古音手冊》,2011,頁344),圓唇成分常被忽略。因此,當與反切上字合讀時,「建」不一定讀kĭɐn (見郭, 頁325),也可 kĭwɐn。據此,我在The Term “Mongγol” Revisited一文中,論證望建河的「建」即Mongγol的-γol應是正確的。有關中古音的域外方音如韓、日漢字與漢文的比對,可參看張琨院士夫婦的大作:Kun Chang and Betty Shefts Chang, The Proto-Chinese Final System and the Ch'ieh-yün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976)。

 “Mongγol” Revisited原稿中,我曾將《蒙古字韻》中「建」字的八思巴字對音作爲其帶圓唇成分的證據之一。在《字韻》中,「建」列在15個韻部内的九先,其 八思巴字韻目寫作gan ,與一般韻部的順序排列略異。已故的照納斯圖教授曾告訴我,這是誤記,因爲根據其他八思巴字文獻所記,「建」類的例字都不是圓唇的,因此,我後來將之從原稿注84中剔出。現在反映中古音的證據多了(南方音系、域外方音),「建」字除可讀 作kĭɐn,也應可讀作 kĭwɐn,很多學者或許沒有注意到張琨院士夫婦後出的圓唇理論,故而多將之讀作開口的kĭɐn。由此觀之,《蒙古字韻》帶圓唇的gan記音不一定是完全的錯記(如受記音者所説方言的影響),而是反映中古時已有的kĭɐn~kĭwɐn並存的現象。


延伸閲讀: 



(滿洲研究班甘德星)



2021年2月10日 星期三

被忽略的蒙古原鄉:額爾古納流域






談起蒙古人的原鄉,很多人會馬上想到《蒙古秘史》(Mongγol-un ni'uča tobča'an)中記述成吉思汗(Činggis Qa’an)的祖先孛兒帖·赤那(Bȍrte Činō)和妻子豁埃·馬闌勒(Qo’ai Maral),即所謂的蒼狼和白鹿,渡過騰汲思海(Tenggis)所到斡難河(Onan)源頭的不峏罕·合勒敦山(Burqan Qaldun),即肯特山。

不過,這看法並不完全正確。蒙古人的發祥地,應在唐代的望建河(即今額爾古納河Ergüne及黑龍江上中游)一帶。這個地區所以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是因為相關的考古挖掘和研究,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才逐漸增多。這些新出資料的累積,讓我們對蒙古源頭的認知,得以超越《蒙古秘史》的記載,更確切地東延至額爾古納河流域的草原地帶及其鄰近的幽深密林......

全文見〈被忽略的蒙古原鄉:額爾古納流域〉,《中國邊政》,第 219 期,頁 35-52。  


延伸閲讀: 


(滿洲研究班甘德星)

2020年12月18日 星期五

《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北京版)



作者: 汪榮祖 主編
出版社: 中華書局
出版年: 2020-10
定價: 36

內容簡介
近年美國學界流行新清史之說,認為清朝是中亞帝國而非中華帝國,且以譴責所謂大中國沙文主義為藉口來否定漢化,以混淆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來論證清朝並不認同中國,其言外之意質疑中國領土主張的歷史正當性,呼之欲出。顯而易見,所謂新清史學派無疑在大做翻案文章,以新見引世人注目,但無論在理據上與事據上都難以自圓其說。

本書聚焦於同一主題,從不同角度,諸如文化、學理、族群、漢化、認同、教育、制度,以及中國觀等,回應了新清史的論述,肯定了清朝是中華帝國的延伸,中國從秦至清原是多民族帝國,不僅漢化,也有胡化,清朝並不是中國歷史上唯一非漢族建立的朝代,豈能獨外於中國?本書內容豐富,文筆犀利,不僅有高度的學術價值,而且具有較強可讀性。


目錄
導論 汪榮祖
一、 以公心評新清史 汪榮祖
二、 新清史與南北文化觀 楊念群
三、 清朝的戰略防衛異於近代帝國的殖民擴張
——兼論英文中國史學界中歐亞大陸相似論阿爾泰學派吳啟訥
四、 康熙遺詔中所見大清皇帝的中國觀 甘德星
五、 從御製詩論乾隆帝的文化認同——兼說清朝的漢化 崔岩
六、 清朝統治中國成功的代價——以八旗子弟的教育為例 葉高樹
七、晚清時期滿族的國家認同 定宜莊
八、論何炳棣撰《清代在中國史上的重要性》 徐泓
引用書目

2020年12月17日 星期四

新滿漢大詞典(第2 版),2020






· 主編:胡增益 

·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 出版時間:2020年08月

· 定價:488.00

· ISBN:978-7-100-17460-2



版前言  1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3
版前言 5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8

凡例 12
滿文字母表 15
滿文轉寫字符說明 16

滿文文獻及代號 18

滿文字母音序索引 22

詞典正文 1—1411
附錄1412—1575

1. 滿文十二字頭 1412
2. 滿語常用附加成分 1424
3.  拼音方案 1427
4. 規範字與繁體字、異體字對照表 1428
5. 滿索引 1481
6. 滿索引 1520
7. 主要參考文獻 1575



第2版前言 

1994年《新滿漢大詞典》出版,到現在已有二十多年。在這二十多年裏,《新滿漢大詞典》有了不少讀者,還獲得了1996年第二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199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二屆優秀科研成果獎提名獎以及其他獎項。這些給我們帶來的不是自足,而是覺得我們還應該做得更好一些。因此,2010年原編寫組的幾位成員決定編寫《新滿漢大詞典》第2版。幾年的勞作有了結果,今天擺在讀者面前的是一部具有新意的新詞典。 編寫第2版的工作分成幾個方面。首先,對全書進行全面的檢查,對發現疏漏的地方一一做了改正。其次,對全書詞條進行增補。如:增加使用文獻,收錄一批新詞,刪掉一些不必要的詞。在分析研究新的語言材料,重新認識和理解詞義結構的基礎上,對一些詞的義項做了調整,斟酌譯詞,使其更加準確。有些詞條是重新編寫的。增加了新的片語、例句,填補了一些詞無例證的空白。在詞語注釋方面也有增加和補充。合計修訂近9000條,增加30萬字。語文類辭書收詞門類多,但正文一般不收姓氏,有的辭書只收一些生僻的姓氏。本詞典收入一部分人名、姓氏,其用意一是反映滿族的姓氏文化,二是給一些在文獻中常出現的人名、姓氏提供一個通用的譯名。由於清代尊崇佛教,翻譯了大批佛經,梵文借詞也進入了滿語,詞典對這些詞做了標注。 與原版相比,第2版增加了兩種新的注釋方式。一是用某漢字的譯音來注釋。例如,第2版增加了“an2an在滿語裏有本分、平常的、普通的等意思。如果an2譯為,讀者可能提出疑問:在滿語為 zheofingge boo,(例:einchi fu de lioi zu sere zheofingge boo bi. 蓋郡中有呂祖庵。)為什麼是an?為了解決這樣的疑問,an2採用漢語的音譯來釋義。這樣讀者就清楚了。二是用反義對釋的方式。例如michihiyan“shumin“相對,nekeliyen“zhiramin“相對。這樣的注釋方式能更為準確地表達出詞義。 在本書編寫過程中,趙志強閱讀了部分文稿,提出了寶貴的意見。顧松潔、郝超參加了滿文製作的工作,顧松潔還參加了部分文稿校對。商務印書館段濛濛在編輯全書時費了不少心血,使本書增色不少。在此一併向他們表示感謝。 有人說一部詞典就像一座時鐘,而最好的時鐘也不能指望走得十分準確。所以我們雖然盡了力,做了我們所能做到的一切,但這部詞典還會有其不足之處。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希望這部詞典能像一首好聽的歌,一首悠美的樂曲,讓讀者喜歡它、記住它。 當我們工作越接近完成,我們越加憶起原編寫組一起工作的情景。當年工作結束大家分手的時候,沒有說再相約在哪一年的春天,總覺得還有時間。而今原編寫組的楊震遠、關善保兩位已乘鶴西去,全組人員再相聚的願望不能實現了。更為不幸的是,2013年李樹蘭也離開我們遠行,我失去了一位親人,學術界失去了一顆明星。想到這裏,我們的心情難以平靜, 只有用辛苦工作完成的這部詞典來紀念他們了。 

       胡增益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20186月於北京

         



2020年11月28日 星期六

從色目人一詞談起

 


中亞 布哈拉
(Our Place The world Heritage Collection)


這個月下旬 ,我到了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參加碩士論文口試。考試完畢後,論文的指導教授請我到附近的咖啡館敘舊聊天,其間談到校内某外籍老師說色目人即眼睛有顏色的人並因此而引起班上同學竊竊私語的事。其實,色目的意思是各色名目,色目人即在元朝來自西域不同地區的人,與眼睛的顔色無關。

不止外國學者,國人犯著同樣錯誤的也不少。台灣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洪金富是蒙古學的專家。他曾擔任台灣日本交流協會獎學金的考試委員。他告訴我,有一年,在考題中,他曾問考生所謂色目人其意為何,很多考生都説是眼睛有顏色的人,考生之所以有此望文生義的答案可能是因爲他們不一定都是唸文史出身的。

色目人這個詞也難倒了香港城市大學的一位講座教授。這位教授畢業自内地及國外名校,主修外語及比較文學,研究範圍涉及中外文化交流。十多年前,陽光衛視播映一個有關馬可波羅的英文特備節目,邀請他幫忙解説,提到色目人時,他也説色目人是眼睛有顔色的人。我想這和他年青時遇上文化大革命,錯失了接受完整的文史教育有關。

由此可見,人文研究與文化背景之間的關係大矣。西方學者將Chinese等同於漢人就是一例。新清史之説大清不等於中國,中國是個帝國,不也正是缺乏對東方(特別是中國)的歷史文化有深入認識所致?(見甘德星,滿漢文康熙遺詔中的中國觀續論:中國皇帝和大清帝國,紀念鄭天挺先生誕辰 120 周年暨第五屆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2019)


(滿洲研究班甘德星)


2020年10月31日 星期六

雍正滿文帝號紀年的文法錯誤

 


滿文帝號紀年的寫法是有規則的。例如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寫法就是Elhe Taiifin-i susaici aniya jaqôn biyai juwan ilan,年號後面必定用所有格接下。但在乾隆時期,卻常可以看到年號後面缺少了所有格-i的狀況出現,例如,清朝在台灣為紀念平定林爽文事件而立的龜碑上的建碑日期Abqai Wehiyehe susai ilaci aniya bolori dulimbai biyade ,年號後便缺了所有格-i(見本站乾隆御製台灣滿漢文碑)。

近日讀到雍正元年五月二十日的滿文奏摺一件。奏摺是由吳達禮(Udari)等人所寫。吳達禮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首任巡視台灣的監察御史(Tai Wan-i babe baiicara baiicame tuwara xafan)。 在摺中,他提出在臺灣府諸羅縣北設縣一事。清實錄有相關的記載:

○兵部議覆。巡視臺灣御史吳達禮奏言。諸羅縣北。半線地方。民番雜處。請分設知縣一員。典史一員。其淡水。係海岸要口。形勢遼闊。竝請增設捕盜同知一員。均應如所請。從之。尋定諸羅分設縣曰彰化。(《清實錄》元年八月八日)

在這份滿文奏摺中,上奏日期寫作Xôwaliyasun Tob sucungγa aniya sunja biyai oron-de。正如上面所説,滿文紀年的年號後面不能省略所有格助詞 ,這裡卻跟乾隆時一樣,少了格助詞-i。但應該注意的是,在雍正朝,這樣的錯誤並不多見,摺上的漏記有可能只是筆帖式抄寫時的筆誤。不過,這也說明滿文紀年年號後漏寫格助詞-i是極容易犯的錯誤。

(中正滿洲研究班吳楨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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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陳雲林,《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年,第八冊。資料由臺大歷史所碩士班黃宥惟提供 。文章由中正大學吳楨儒先寫成初稿, 再由本人作後續增潤。(甘德星)


2020年9月30日 星期三

《渤海與肅慎》





台灣 英文新聞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
750元
ISBN978-986-91893-8-5


語言與文字以不同的方式承載著一個民族的文明與發展。目下,精通滿語的人逐年減少,只剩下居住在新疆伊犁或散居各地的長者還能用滿語溝通,講述滿洲的歷史與文化。為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多年前已將滿語列為極度瀕危語言。


台灣尚有好幾萬名滿族後裔,然而懂滿洲歷史文化的人屈指可數,會講道地滿語的人也不多,現只有孔果洛.廣定遠教授,承傳其父親廣祿先生的衣缽,自退休後,不辭辛勞,到各處教授滿語,學生遍及國內外。他們有的還是研究少數民族的學者、專家,這些人持續在各地搜集資料,發表有關滿洲語文的研究論文。

《渤海與肅慎》一書歷經二個寒暑,特約國內知名學者劉學銚、張華克、戈思明、袁公瑜、甘德星等,各就其所長,著為專文,集結成書,於今年(2020)5月出版。歡迎對該書有興趣的讀者來電洽購,電話02-2351-7666,分機240。







2020年8月29日 星期六

化家為國: 清代中期內務府的官僚體制





作者 / 黃麗君
出版社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 / 2020/06/22
ISBN 13 /9789863504016
ISBN 10 /9863504017
EAN /9789863504016
頁數 / 416
 NT$550

內容簡介
清代的上三旗包衣是滿洲皇帝的家內奴僕,也是內務府官僚體制的重要成員。他們同時奉職於家、國兩套體系,以側進政治而顯貴。清初包衣的個人仕途與家族發展高度依賴君王青睞,此與內務府體制未備的結構性因素有關。乾嘉之際,隨著考課、科舉與捐納制度的定制化,包衣無論在府內遷轉或外任稅差,行政表現與任官經歷的重要性趨增,也相對擁有更多的仕宦自主性。

然而,當皇帝漸次援引制度成規來任使包衣奴才,不復乾綱獨斷,卻也不免產生「權移下人」之弊。本書考察十八、九世紀內務府官僚體制的定制化歷程,探究皇權漸次隱微於官僚體制之下的原因,以及清朝統治格局重大變革的政治意義。

本書目錄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
  第二節 研究架構
  第三節 材料取徑

上編:體制
第一章 近臣僕隸:內務府的人群組成與組織建置
  第一節 內務府的組織沿革
  第二節 包衣的任官規則與戶口名色
  小結

第二章 皇帝的管家:清代總管內務府大臣的出身與選任
  第一節 堂官的職官性質與行政職責
  第二節 盛清君王對於堂官的人事裁擇
  第三節 十九世紀堂官選任趨勢的改變
  小結

第三章 循分供職:包衣的身分義務與內務府挑補制度
  第一節 官僚體制的挑補規則
  第二節 旗務體系的挑補規則
  小結

第四章 銓衡升騭:內務府司官的遷轉與考課
  第一節 官僚體系的遷轉與考課制度
  第二節 武職體系的遷轉與考課制度
  第三節 內外遷轉的皇權與體制因素
  小結

下編:變革
第五章 因時勢變:清代中期以後包衣稅差的置撤與功能
  第一節 包衣稅差的體制沿革
  第二節 盛清時期包衣稅差的政治職能
  第三節 十九世紀包衣稅差功能的轉變
  小結

第六章 登科歷階:科舉制度與內務府官員的進身機會
  第一節 文科鄉會試
  第二節 繙譯科與武科鄉會試
  第三節 皇帝對包衣參與考試的態度
  小結

第七章 納貲授官:清代中期以降包衣的捐納、捐輸與報效
  第一節 嘉道朝內務府包衣的捐納分析
  第二節 咸豐朝以降包衣的捐輸與報效
  小結

結論
  第一節 化家為國與體制變遷
  第二節 包衣仕途選擇的主體性
  第三節 統治型態的變革與原因

附錄1:清代總管內務府堂官年表
附錄2:清代內務府堂官出身表
徵引書目
索引

作者介紹
黃麗君,台灣彰化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碩士、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學士,現為中山大學珠海校區歷史系副研究員。研究領域包括性別史、醫療史、法制史等,博士論文選題的重點在清代政治制度史,主要探討内務府包衣的仕途遷轉與家族發展,並考察乾嘉之際皇權特質與統治形態的改變。曾在兩岸一級學術期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清史研究》發表有關內務府包衣完顏氏、金氏家族的研究。




結論:化家為國與體制變遷

黃麗君

孟森在〈八旗制度考實〉論及總管內務府大臣名稱的沿革時,指出:「而包衣昂邦,實為家之總管,當其稱此名時,猶無特別尊嚴之意。至稱內務府大臣,在漢文中表示為天子暬御之長,其名義亦化家為國。」包衣昂邦職稱從原無特定意涵,演變為總管內務府大臣的專稱。名稱的演繹體現出內務府「化家為國」的歷程。本書則進一步推衍,探討內務府官僚體制在清代中期以後的定制化與文官化的現象,與此所涉及皇帝與其包衣家人的關係。

清代的內務府是負責皇帝家務的內廷衙門,無論是人員或建置,終清一代,始終受君王意志的直接影響。但十九世紀以後,滿洲君主任使包衣奴才的形態卻不復簡在帝心,更重視制度成規與官員的出身資歷,內務府的行政運作也更加符合外朝體制,從「家」的職能逐漸趨向「國」的特質,使得皇帝與包衣的家人關係趨向君臣相對,是本書「化家為國」的另一寓意。

內務府官僚體制在清代中期的定制化歷程是不分堂官與司官的共通趨勢。早在十八世紀或早前,滿洲君王裁擇自己的管家時,對堂官人選有深刻的掌握,會交錯考慮到該員的能力、才性、家世、先人功績等因素,機衡擢任,經常不拘資格,格外超遷。因此在康熙、雍正年間,五品郎中兼任二品總管內務府大臣的超遷特擢不乏其例。與皇權關係緊密的皇子、侍衛、滿洲世家大臣、后妃姻親與包衣家人等群體,成為十八世紀內務府堂官的主要組成。

但在嘉慶朝以後,遠支宗室取代皇子親族,進士、舉人、筆帖式與堂郎中等文官取代了乳母與侍衛,滿洲貴冑家族不復主流,后妃姻親則逐漸消失。內務府堂官人事結構的改變,體現出十九世紀皇帝對於官員行政資歷與科舉功名的重視,意味著君王意志逐漸隱沒於制度成規之下,不復凌越之勢。

內務府司官層級也有類似的現象。上三旗包衣的本職是為皇帝家主當差服務,多數人終生被局限在這套體制之中。清初內務府體制封閉獨立,加上清初考課制度的不完整,對包衣僅有懲處,卻無鼓勵之道,是以包衣大多只能被動累積年資,等待「俸滿」,難以行政表現爭取更多的遷轉的機會。換言之,活躍於政治舞台的包衣旗人,多倚賴皇權的青睞與拔擢,此與清初內務府體制的缺陷關係密切。

但在乾隆、嘉慶朝以後,隨著內務府考課制度的逐漸完善,包衣得藉自身的能力與表現獲得升遷的機會,毋須完全依賴君寵,擁有更多仕途的自主性。在內務府並行的兩套考課制度:文職京察與武職軍政制度之中,京察適用範圍較大,對內務府包衣仕途影響更加廣遠。十九世紀之後,獲得京察考課一等資格的包衣優先在府內遷轉,也得外任稅差優缺或地方道府。換言之,考課制度對乾隆朝之後的包衣旗人增加一條進身的途徑。包衣循此管道,不但可在府內體制升遷,還可以外任關差道府,擁有更多的仕途發展的可能性與自主性。

內務府包衣除了在內廷當差執役服事的本職以外,其政治職能也隨其外任鹽政、織造、榷關等重要稅差而延伸。乾隆年間,稅收最高的幾種稅差幾乎成為包衣專缺,體現出內務府在國家財稅扮演的重要角色。盛清君主派遣親信家人外任稅差,除了執行收稅本職,他們也作為君王耳目,監視官員或奏報地方事務。此外,外派的內務府包衣經常與商人合作,在地方蒐羅古籍善本、珍玩巧藝,或為宮廷尋找適合的工匠、物料,成做皇帝喜歡的工藝品。在另一方面,內帑息銀成為商人營運資本,十八世紀皇帝派遣信任的包衣出任稅差,與商人打交道,同時也有保障營運,內帑得以回收的現實考量。

但在十九世紀,隨著外在形勢變遷,皇帝任使包衣稅差的模式漸次改變。嘉道朝以降,運河沿線城市的經濟衰退,榷關稅收不足,兩淮鹽務凋弊,包衣稅差的收稅本職難以達成,商人也無力再承辦差使,甚至不斷拖欠息銀。嘉慶與道光皇帝迫於現實,減少宮廷傳辦,豁免官員與包衣辦貢的義務。道光十年裁撤兩淮鹽政,改由兩江總督清釐鹽務,地方督撫正式取代外派包衣的職能,突顯皇帝傾向派任有能力的人執行稅收,而非其他宮廷差使,是稅差體制變革的重要表徵。

咸豐年間,局勢又是一變。太平天國戰爭重創江南財賦之區,包衣稅差上任困難。戰爭的破壞內務府財政收支平衡。此後內務府收入仰賴戶部、地方財源或是督撫大員的借撥,失去經費自主權,增添君王的意志延伸至地方的難度。同光朝以降,朝中權柄轉移至太后手上,基於性別之防,兩宮太后對內務府包衣的熟識不再,依賴既有的人事體制來任使其家人,人事權更進一步下放至堂官。同時,經歷太平天國戰亂之後,重要稅差僅剩三織造與粵海關監督仍為包衣專缺。其中,除了粵海關仍具賦稅支配權之外,包衣外任稅差的政治功能更加隱微不彰。

簡言之,包衣稅差政治職能在十九世紀的停擺,與整體外在形勢變遷關係密切。但當皇帝基於各種考慮,任使其包衣家人不再宸衷自裁,反而更加依賴制度成規時,意味著二者主僕關係更趨向君臣相對,體現內務府「化家為國」的性質變遷。
包衣仕途選擇的主體性

皇權與官僚體制是交錯影響內務府包衣仕途發展的重要因素。不過,極少數的包衣才有機會獲得皇權青睞,獲得加恩特擢。大體而言,體制對於整體包衣個人與家族發展的影響作用更大。

內務府包衣基於當差服役的身分義務,多數人的職涯與命運多被限制於內廷體制之中。挑差入仕的第一步,關鍵決定其未來的機會與發展。一般而言,上三旗包衣當差的年齡甚早,十幾歲就開始挑差行走。若是二十幾歲才挑到差事,已屬年大。當差是包衣的身分本職,也是終身的義務。他們長年在內廷行走,與君王互動頻繁,關係親密,亦是可想而知。就其本身而言,包衣挑到一份差事,意味著一分穩定的收入,無疑是種經濟與生活上的保障。加上內務府是一個體制員額相對龐大的衙門,府內又全為包衣專缺。因此相對於外八旗而言,內務府包衣披甲當差仍有幾分身分上的優勢。

身為八旗一員,上三旗包衣可以在內務府的官僚與旗務體系任職行走。內務府基層挑差模式有兩種:其一是透過考試挑補,另一則是由司院依照專長、身分與資格揀選。相較之下,考試挑補職缺的包衣具備基本的行政能力,未來發展也較由司院被動補授者更佳。若只挑到基層旗務差使,可供遷轉的員額甚少,加上軍政考課的重要性不如京察,若無軍功加持,前途發展可謂無望。不過,武職之中,包衣若有幸挑任哈哈珠子、拜唐阿或侍衛等「體面差使」,可常伴皇帝左右,為君效力,得因側近獲得超遷拔擢的機會,不啻為一條便捷的發展途徑。

無論是考試或挑補,包衣大多只能在內務府體制中行走,加上差使瑣屑,難有建立「奇偉勳績可稱」事功的機會,升遷至五品左右的郎中、員外郎通常已是極限。因此,若欲擺脫在內廷封閉的官僚體系,藉科舉外任的資格是一條最直接的辦法。但包衣能否援科舉出身,在清代不同時期的情況卻不盡相同。大抵而言,嘉慶朝以前,旗人能否參加科舉考試?君王擁有關鍵決定權。此外,上三旗包衣原有當差義務,若在考中之前已有差使,也有礙於科舉考試的準備。加上鶩名科甲原非旗人本務,以致十八世紀擁有科舉功名的包衣比例甚低,少數可以安心準備考試的人,家庭教育的背景、君王的支持與默許都是不可或缺的原因。

至十九世紀,八旗人口增加,挑差不易,「人浮於缺」成為嚴重的問題。為了不使旗人遊食無資,朝廷開放宗室、駐防旗人的考試,增加旗人科甲入仕的機會。此外,無論是文科、繙譯科、駐防考試逐步常態化進行,有助於包衣旗人援以進身,成為十九世紀內務府官僚體制走向文官化的結構性因素。這些有能力循科舉入仕的內務府包衣無疑是官員群體中的佼佼者,他們獲得拔擢,成為十九世紀內務府的主體官僚,也是君王基於行政能力的理性考量。

科舉功名的出路差異是一種原則性的辦法,盛清君主的個人意志卻仍是左右包衣旗人發展的關鍵因素。雖然在十八世紀時,包衣以進士身分外任部院堂官者不乏其例,卻多數仍得兼任府內本職差使,也容易因當差失誤,動輒得咎,被迫回歸府內當差。簡言之,包衣的進士功名,對皇權意志的干涉並無太大的「護身」作用。但隨著十九世紀科舉考試的常規化,皇帝減少干預旗人考試,不少內務府包衣以年少之姿,援進士資歷就任外朝,甚至終生不曾在府內當差,仕途經歷已與一般旗人無甚差別,突顯出清代內務府包衣旗人隨著官僚化的情勢趨重,與皇帝之間的家人主僕關係相對疏離的傾向。

不過,清代八旗以披甲當差為本務,多數內務府包衣學識不深,循科甲出身的整體比例甚低。十九世紀後,國家財用不足,捐納之門大開。捐納成為晚清包衣另外一條更彈性的入仕途徑。雖然在晚清的內務府體系中,京察銓補的班次優先順序大於捐納補班,但捐納在仕途的靈活性實勝於京察。透過捐納,內務府包衣可以先取得基本的任官資格,再循體制升遷;或是先捐升品秩,在京察與累積年資之外,取得另外的進身機會。更甚者,還可以突破身分限制,捐任外朝或地方。換言之,比起科舉制度必須龐大的時間與金錢成本,捐納更為通便,影響不僅限於個人,甚至可以帶領家族整體的「向上」流動。

簡言之,十九世紀各種體制的健全與開放,開闢內務府包衣更為寬廣的遷轉之途。他們無須完全依賴君王寵信,或被動等待「俸滿」,而是可以依據自身的資源、能力,選擇一條適合發展的道路。更重要的是,相關途徑並不互斥,包衣們可以靈活運用這些體制,一邊準備科舉考試,一邊捐納投資自己,任官之後再藉京察考課尋求多元的發展機會。
統治型態的變革與原因

內務府體制官僚定制化的演變是很漫長的過程,難以定義出一個具體的時間。乾隆皇帝對內務府包衣的人身控制非常強烈,上諭經常見其對包衣「小器易盈」的批評,卻也同時流露出彼此間的熟識與親密。在治理面向上,乾隆皇帝也十分倚重這群內廷親信。因此問題在於,乾隆朝時若皇權仍然相對集中,皇帝又乾綱獨斷,為什麼內務府官僚體制的規範化卻從此時開始?

筆者以為,人口結構的轉變是一個關鍵的因素。清初上三旗包衣人數原比下五旗少,卻在官僚體系享有包衣缺、滿缺的保障,加上內務府原本就是一個員額眾多的大衙門。在十八世紀「缺多員少」的情況下,包衣要挑到差事相對容易。從乾隆五十三年之前降罰制度的寬鬆便可窺見端倪。我們可以想見,在人數較少的情況下,皇帝要認識他的家人並不困難。這也是清初君王可以透過個人對包衣才性的掌握,決定其政治作用的原因。

但內務府缺多人少的情況卻在十八世紀下半葉改變,上三旗包衣人口在此時超過下五旗,「生齒日繁」,挑差的困難度也隨之增加。與此同時,內務府的組織架構也在不斷膨脹,尤其在乾隆中期時,內務府的組織架構快速成長,官員人數遽增,單位員額也產生更複雜的科層變化。乾隆皇帝雖是君王意識極強的皇帝,但基於統治理性,也得仰賴官僚制度運作來協助治理。或許從這個角度,可以稍微解釋內務府官僚制度從乾隆朝開始走上定制化的原因。

乾隆皇帝任使上三旗包衣在政治、經濟上的策略很大程度為嘉慶皇帝所繼承。嘉慶政壇上活躍一時的內務府包衣,究其崛起時間或家族淵源,多半可以溯源自乾隆年間。此外,乾隆朝制度改革的影響在嘉慶年間逐漸深化。從特簡缺選任型態的改變來看,官僚體系對包衣仕途影響明顯增加。自嘉慶九年以後,幾個重要的稅差如九江關、粵海關、淮安關、鳳陽關等,明文規定由京察一等記名者出任,可見嘉慶皇帝派遣任使包衣的作法,與乾隆皇帝宸衷自裁的形態已有很大的差異。

此外,嘉慶皇帝選擇倚重制度來任使其包衣奴才,也與和珅在乾隆末葉主掌軍機處與內務府有關。嘉慶皇帝在親政之初,為了避免出現類似和珅的權臣,選擇強化外朝的力量來制衡內廷體制,限縮其規模與權力。但懲戒和珅則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皇帝利用制度來防止大臣濫權,卻也更親信反對和珅的官員陣營,讓另外一群包衣成為皇帝允許範圍下的親信,英和、書麟的親用即此脈絡下的考量,也可以對比出皇權意志在內廷體系的直接作用。


同時,我們也必須考慮到清朝整體外在形勢的改變。嘉慶皇帝接手的是一個組織架構膨脹到極致的內廷機構。十八世紀末,因為人口增長,包衣開始挑差不易。嘉慶皇帝為了「恩養」更多家人,選擇擴張內務府的組織架構,增添內三旗養育兵等兵額,內廷架構也在此時達到顛峰,並大體維持至清末。在這個情況下,他也不可能再認識每一個包衣家人,只能把部分的人事權下放到堂官,由副手協助運作整個內廷體制。

內務府三旗在十九世紀生齒日繁、挑差不易的現象並非個案,而是八旗或是清朝官僚體系共同面對的困局。在人口激增,披甲當差機會日減的狀況下,嘉慶皇帝同意開放旗人科舉考試的限制,自此宗室、駐防八旗得有常規參加考試的機會,使得內務府堂官科舉出身者比例開始增加,也促使駐守在京師以外的基層內務府兵丁具有藉以入仕的機會。成為清代中葉以後「體制」因素何以趨重的另一原因。

此外,十九世紀清朝財政結構也從「府庫充盈」轉變成「拮据窘迫」。凡是遇到軍需、河工、賑災等大筆支出,必須仰賴官生捐納。捐納對於內務府人最大的意義,在於放寬社會階層流動的空間。從第七章的統計數據來看,許多任官受限的旗鼓佐領、管領下人在嘉道時期成為捐納主流。包衣捐生還不受內廷當差的限制,在個人意願與家族支持下,可以彈性捐任外朝、地方或綠營武職,擺脫內務府沉滯的制度,又是嘉慶朝以後「體制」對於內務府包衣入仕遷轉的另一影響。

道光朝之後,內務府人事體制的完整度更高。無論是在文官或武職體制,多數員缺均援引京察和軍政考課作為升遷依據;外放稅差的包衣,無論是出任關差、織造或鹽政,幾乎都有京察一等記名的經歷,不再限定於某幾個榷關。到了晚清時,京察一等記名已是內務府司官遷轉的基本要求。皇帝名義上雖然擁有最終的人事決定權,卻大多尊重堂官的考課結果。被內府總管提名補放、升遷的包衣旗人,並非根據皇帝的私人連結或親密關係,而是個人過去的任職表現。在這個情況下,內務府官僚體制對包衣宦途的影響逐漸高過君王意志,也意味著包衣對皇權依賴度的逐漸降低,二者之間的親密關係也走向疏離化。

但在道光朝時,清帝國仍是一個相對統治穩定時期。道光皇帝依舊可以憑藉皇權意志辦事。因此問題在於:為何皇帝選擇繼續依賴體制來任使他的包衣家人?就統治風格而言,道光皇帝向以儉德著名,跟他的父祖作法有間。面對國家財政逐漸緊縮的現實困境,他選擇有限度地開放捐納,籌措大筆經費資金為軍需、河工支用,捐納在此時仍是內務府包衣依循入仕的常態途徑。面對江南鹽務、榷關的疲弊狀況,皇帝停止稅差在地方辦貢,不再傳辦宮中事務,甚至大刀闊斧地改革鹽務,實施票鹽法,挽救兩淮鹽務即將破產的困局,也讓內務府的主要收入持續得到挹注。

道光皇帝面對臃腫的內廷體制與支出時,雖然在道光二十三年實施改革,撤廢織染局、花爆作等單位,但仍未根本解決問題。包衣下人依舊仰賴皇帝的「恩養」,只能依賴既有體制,方符合制度運作的理性原則。不過,我們還是可以看到皇權對於內務府人事結構的影響。例如道光皇帝「最重科目」的用人偏好,即具體顯示在內務府堂官的人事結構上。另一方面,這也是旗人科舉開放政策的結果。

從上述討論來看,內務府官僚體系的發展有著時間性差異,皇權對包衣仕途發展的影響力正好形成反比:康熙、雍正朝或許可以劃分成同一個時期。此時內務府設置不久,體制粗具,君王意志經常凌越於制度之上。至乾隆、嘉慶朝,則是內務府官僚體制與皇權並行發展的第一個轉折期。滿洲君王透過各種管道,驅策任使包衣家奴。也在同時,內務府考課制度的逐漸完備,提供上三旗旗人在依附皇帝家主以外的升遷空間。

不過,皇權的影響力仍大於體制運作的因素。道光朝之後,內務府的體制發展更加細緻完善,皇帝也基於對制度的尊重,大多依照規章辦事,甚少對表示太多的意見。內務府堂官、司官(堂郎中、都虞司郎中)的影響作用更大。用人任事時,官員「資格」比個人的適性「能力」更加講究,是與盛清君主截然不同的人事模式。

咸豐年間,皇帝雖然仍是帝國運作主要的掌舵者,但時代浪潮卻將他捲入一個無能為力的局勢。南方爆發太平天國亂事,席捲國家財富之區,也直接影響到皇帝及其包衣家人。內務府經費在這場戰爭中被截斷;包衣稅差難以按時派遣;到任之後,也無法執行宮廷的命令。面對宮中吃緊的預算和龐大的支出,咸豐皇帝只能更無限制的開放捐納,籌措財源支應國家與宮廷用度。更現實的是,他很難指揮得動具備財政支配權的粵海關監督或其他地方大員,甚至發佈的人事命令也得被迫配合政治需求而調整,再也無法乾綱獨斷,是皇權統治型態的另一重大轉折。

同治朝之後,南方的戰亂雖然稍微平定,無論是內府財源或江南的政治、藝術、行政功能均遭到結構性的破壞,無法恢復原貌。加上同治皇帝以後的君主皆幼年即位,太后成為朝中掌權者,任使內務府包衣的作法基於性別差異,很難再回到親近熟識的狀態,只能更依賴常態性的體制維持政府運作。故對上三旗包衣的仕途發展而言,晚清時期的制度因素恐怕大於皇權意志。

若將「君權」與「體制」視為影響包衣個人及其家族發展的兩個變因,可以發現在嘉慶朝以後,「體制」作用逐漸大於「君權」。內務府的性質從光譜「家」的那一端逐漸靠向「國」的另一端時,適可說明清代中期以後君王個人意志逐漸隱微於體制之下。

但為什麼嘉慶朝以後的皇帝寧願仰賴體制而非個人意志來任使其包衣家人?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審慎區分時段的差異。嘉慶、道光年間,皇帝仍有執行其個人意志的權力和空間。只是君王考慮到實際政治的需求、財稅體制的改變、官僚群體結構的異動,選擇尊重依循體制來任使其內務府家人,是經過統治理性,謹慎考慮後的結果。在咸豐朝以後,迫於現實局勢的變遷,皇帝的個人意志被嚴酷壓縮,皇權的施展空間有限。

同光朝時,太后受限於性別隔離,與包衣的熟悉度亦不如君王。在這種情況下,內務府行之有年的制度規範提供統治者一個更合理的行政機制,成為清政府在遭遇變局後,仍可常態持續運作的原因,即清代中期統治理性選擇後所留下來正面的政治遺產。

內務府在清代中期逐漸外朝化的現象,雖然符合中國歷史的規律。但內務府的外朝化並非君權的集權延伸,反而呈現出統治格局限縮的態勢,是內務府有別於前朝內廷機構的歷史特質。雖然本書僅探討內務府以及包衣旗人的仕途發展,但清代中期內務府官僚體制的定制化卻折射出清帝國官僚制度的整體共相。

質言之,清代中期以後皇帝將其權力有條件地讓渡給制度,反映出國家運作型態的改易,亦是十九世紀統治格局的重大變革。內務府人事型態的變遷歷程是反映皇權性質的一扇窗口,讓我們可以窺見滿洲統治者涉及人事裁擇背後的複雜情境,以及包衣旗人如何在制度空間中為自己及家族發展尋求最好機會的能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