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12日 星期三

清代檔案與清代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青島大學舉行




日期:2019-06-10 來源:歷史學院 作者:劉孝群 


新聞網訊 6月7日至9日,“清代檔案與清代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我校舉行。本次會議由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我校歷史學院和文學院聯合主辦。研討會以海內外利用檔案研究清代社會的理論方法與實踐、國際視野下晚清檔案與清代社會、清朝檔案反映的法治與社會、膠海關與青島地方社會等為主題,旨在擴大國際視野、凸顯本土優勢,深入挖掘清代檔案資源,推進清代社會史、財政史、法律史、中外關係史、海關史等領域研究。

在開幕式上,校黨委常委、副校長于永明回顧了學校110年的辦學歷史及現有成就,指出歷史學科是學校的傳統重點學科,歷史學院重視地方檔案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此次會議不僅搭建了一個高端學術交流平臺,也將為促進青島區域文化的發展提供智慧與新知。

中國社會史學會會長常建華教授認為,檔案作為歷史研究的第一手資料具有十分寶貴的價值,此次會議選取在第十二個國際檔案日(6月9日)來臨之際召開,具有特殊意義,相信一定會增強歷史工作者對檔案這一巨大寶藏的重視程度,推動中國社會史研究取得更為豐碩的成果。韓國慶熙大學教授吳一煥在致辭中介紹了韓國歷史學者利用檔案研究歷史的現狀,希望未來中韓兩國學者可以就檔案文獻的整理與研究,特別是構建量化資料庫方面有更多的互動與交流。

會議期間,武漢大學陳鋒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王躍生教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王澈研究館員、臺灣中正大學甘德星教授、常建華、青島市檔案館副館長楊來青研究館員、曲阜師範大學吳佩林教授,我校杜靖教授、馬斗成教授、馮劍教授等專家作了主旨報告,來自各高校的在讀研究生也發表了自己的相關研究成果。

來自南開大學、武漢大學、韓國慶熙大學、美國田納西科技大學、臺灣中正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青島市檔案局(館)、中國政法大學、中國海洋大學、曲阜師範大學、黑龍江大學、大連理工大學、青島大學等高校和科研機構的近40位專家學者圍繞會議主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我校歷史學院多年來致力於青島與山東地方檔案資料的整理與研究,出版了《膠海關檔案史料選編清折卷(一)(二)》、《近代山東農村社會經濟研究》、《山東糧食經濟研究》等著作。此次會議是學校辦學110周年紀念系列學術活動之一,會議加強了我校與海內外歷史學界、檔案界學者的交流溝通,進一步提升了我校歷史研究整體水準。
 

編輯:李鵬 

    2019年5月15日 星期三

    脫解,喇嘛,金九經:中韓文化三考

    作者:李勤璞
    ISBN13:9787554913185
    出版社:遼寧教育出版社 頁數:平裝/512頁
    出版日:2016/04/01

    本書是中華與朝鮮半島關係專題研究,探討的時期是宋、元和現代,朝鮮半島則是高麗朝、朝鮮朝、因日本吞併而謀求複國和大韓民國獨立初期(一九〇〇至一九五〇)。用漢文、藏文、蒙古文、滿文一手史料,于新羅王權神話的結構、西藏佛教對高麗政教的改變和意義、現代一位卓越學者的學問和命運做深入探究,揭示思想、權勢的空間流動及其迷離的後果,提起中韓間深沉、越境、刻下正起作用的歷史世界。第一篇比較分析新羅開國神話,發現樸—昔二姓禪讓神話是新羅三姓初王神話原構圖,構造上對應于、生成上襲取著蜀國杜宇—鱉靈神話。第二篇闡明高麗王國成為元朝征東行省兼屬國之後,西藏佛教在高麗社會的作用,高麗與西藏地區的因緣。最後一篇詳考金九經在現代世界,在韓日中之間輾轉顛沛的生存動態及其非漢語言文化寬廣理解力形成和面貌,他的歸宿顯示冷戰這世界史新時代的到來,冷戰框定了那時至今朝鮮半島政治文化景況。



    目錄 

    序(張存武先生)
    脫解神話的比較研究——新羅三姓初王神話原構圖
    一、脫解神話的記述
    二、既往的研究和本篇主題
    三、卵生—木匣漂流神話的淵源
    四、阿珍浦的解釋
    五、匣與船
    六、脫解對鱉靈:新羅初王神話原構圖
    七、結語
    高麗和喇嘛——族群政治和元帝國的一體化
    一、前言
    二、背景:蒙古的征服和統治
    三、高麗朝西僧之事
    四、忠宣王的薩思迦流放
    (一) 王璋生平,特別在燕京的活動
    (二) 流放前夕
    (三) 流放及遇赦返回大都的經過
    (四) 忠宣王流放的性質
    (五) 與瀛國公可能的相遇
    (六) 高麗人對吐蕃地方的觀感
    五、演福寺鐘及其銘文
    六、結論
    金九經
    一、緣起
    二、生涯
    三、學問
    四、政治面貌
    五、結語
    附錄一、薑園叢書諸序
    (一)《校刊唐寫本楞伽師資記》
    (二)《校刊歷代法寶記》
    (三)《校刊安心寺本達摩大師觀心論》
    (四)《校刊柳氏諺文志》序
    附錄二、滿洲語之變遷與滿洲文字之由來
    附錄三、金九經著作目錄稿
    引用書目
    訂補:七寶奴婢的象徵
    附圖
    書末自記





    2019年4月30日 星期二

    來著

    滿語文法書中的動詞部分,常會看到「來著」這個詞,但如果不是北京人就不一定能準確理解其意涵。本文作者陳爽,北京人,中正大學史研所碩士,同校滿洲研究班駐京聯絡員,現為北京清史纂修與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


    「來著」的語法環境

    陳爽
    北京  清史纂修與研究中心


    「來著」產生於清代,是由唐五代的「來」發展而來的助詞,表示「曾然」,屬北京話特有的詞[1],在現代普通話中通用。「來著」多用在句尾,表示過去進行的動作和狀態。如:
        他必定也幫著說什麼來著。(曹雪芹)
        有人告訴他:夜裡又過兵來著。(老舍)

    或用來表示剛發生,或不久以前發生過的事情。如:
    「他剛才還在這兒來著」。
    「你剛才說什麼來著」。

    很早以前發生的事情,也可以用「來著」,其說話人更多強調的是當時的狀態,如「還記得當年他怎麼欺負你來著?」

    「來著」的語言背景常表示聽話人沒有聽說話人的勸告或要求,而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做某事,結果出現了說話人所預期的結果。如:

    「有些官員說安祿山準備造反,唐玄宗開始認為是有人造謠,還不相信,到後來警報一個個傳來,他也慌了起來,立刻召集大臣商議。滿朝官員沒有經過這樣的大變亂,個個嚇得目瞪口呆,只有楊國忠反而得意洋洋地說:『我說什麼來著,安祿山要反,還不是被我說准了嗎。不過,陛下儘管放心。他的將士不會跟他一起叛亂。不出十天,一定有人把安祿山的人頭送來』。」

    例中,說話人「官員」向唐玄宗提出「安祿山要造反」這一警告,但是唐玄宗沒有接受大臣的意見,「認為是有人造謠,不相信」,但事件的實際結果是安祿山真造反了,這一結果與官員的預期結果一致。楊國忠使用「我說什麼來著」,表達他的主觀意見。又如莫言在《檀香刑》中寫道:「大嫂,何苦來著?」呂大娘道,「既然喜歡他,為什麼不圓滿了好事?」呂大娘的話是對前面的「來著」所預期的一種結果。

    和「著」、「了」、「過」的搭配

    呂叔湘《現代漢語八百詞》和朱德熙等《現代漢語虛詞例釋》均認為「來著」和「著」、「了」、「過」不能搭配。持這種觀點的依據主要在於把「來著」看為動態助詞,已經表示了某種時態,所以就不能再和表示時態的「著」、「了」、「過」搭配了。

    不考慮「來著」表時態與否,在古典名著和現代文學作品中常看到「來著」和「著」、「了」、「過」的搭配。與「著」搭配,如「我沒睡死,朦朧著來著。」《清文啟蒙卷二·兼漢滿洲套話》,「我沒去拉車?我天天光閑著來著?」老舍《龍鬚溝·第一幕》;與「了」搭配,如「我倒見了好些冊子來著。」《紅樓夢·第一一六回》,「那幾年上,他把我們家的門坎子都踢破了來著。」《清文啟蒙卷二·兼漢滿洲套話》;與「過」搭配,如「太太,今天我想跟您告假。〔繁〕是你母親從濟南回來麼——嗯,你父親說過來著。」曹禺《雷雨·第一幕》,「但是他幾時壓制過他自己來著?」張愛玲《沉香屑第二爐香》。

    「來著」後面還可以帶語氣助詞「麼」、「不成」等。如:
    你聽見二爺睡夢中和人說話來著麼?(曹雪芹)
    難道他從那時候就算計我來著不成?(文康)

    「來」和「著」的互換性

    在諸多相關論文中,專門探討「來著」來源的文章,見Chaofen Sun(孫朝奮)的 ”On the Origin of the Sentence-Final LAIZHE”[2]。Sun在論文中先分別回顧了近代漢語中句末助詞「來」和「著」的用法,他認為句末助詞「來」是完結體的標記,祈使句句末的「著」也是完結體的標記。「來著」的形成經歷了一個重新分析的過程。他舉了《老乞大諺解》中的例子:
    1)大片兒切肉著,炒將來著。
    2)行李都搬入來著。
    3)這們便布袋裡取銀子來著。
    4)教那個夥伴來著。

    他認為《老乞大諺解》中的這些「來」和「著」連用的例子為早期官話的使用者將趨向動詞「來」重新分析成完結體標記提供了可能。Sun還認為「著」和「來」有著互換性,以此來說明「著」也表示完結體。他舉出《老乞大諺解》中的兩個例子來說明自己的觀點。
    l)卻下行李著。
    2)卻下行李來。

    清代「來」與「來著」經歷了並存時期,後句末助詞漸漸從「來」轉變為「來著」,專門用於曾然事態的表達。到了清朝末期,句末助詞「來著」已經完全取代了「來」。句末助詞「來」只存留在個別方言中,「來著」的語法功能變得專一。


    結語
    總的來看,在清代,「來」和「來著」的演變情況如下:
                     a. 語氣詞(有的被其他的語氣詞所代,有的由「來著」代替。)
    ①來
                     b.  事態助詞(功能漸為「來著」代替。)

    ②來著(表示曾然)

    太田辰夫把句末「來著」的出現作為北京話形成的標誌之一,從「來著」發展演變的過程中可以窺見現代北京話形成的歷史。


    參考資料:

    愛新覺羅·瀛生,《滿語雜識》(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
    房玉清,《實用漢語語法》(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8年。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719冊《清文叢書清文啟蒙》(海南:海南出版社),2001年。《清文啟蒙》的序言落款時間為雍正八年(1730) ,由三槐堂梓行,年代不詳,作者為舞格。
    呂叔湘主編,《現代漢語八百詞》(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
    高田時雄,<清代官話の資料について>,《東方學會創立五十周年記念東方學論集》1997年,頁771–784。
    陳前瑞,<「來著」補論>,《漢語學習》2006年2月,第1期,頁22-27。
    呂為光,<責怪義話語標記「我說什麼來著」>,《漢語學報》,2011年,第3期,頁74-79。
    劉義青,《句末助詞“來(來著)”的演變研究》,河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



    [1]愛新覺羅·瀛生(《滿語雜識》,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頁992)認為「來著」來自滿語動詞過去完成進行時態。漢語其他方言並沒有如此細緻的時態表現。現代北京話仍用「來著」。
    [2]見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115,No.3(Jul. -Sep., 1995), pp. 434-442.


    2019年4月26日 星期五

    遼寧滿漢混合語調查研究






    遼寧滿漢混合語調查研究
    出版社: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2013/06/01
    ISBN13:9787303163441
    人民幣定價:45元

    遼寧滿漢混合語調查研究》主要內容包括:從胡漢混合語到滿漢混合語,遼寧滿漢混合語中的滿洲語詞匯,遼寧滿漢混合語中滿語詞匯語音系統分析,遼寧滿漢混合語的句法特徵等。




    2019年4月10日 星期三

    臺灣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陳捷先老師辭世




    陳捷先老師
    (古偉瀛老師提供,攝於2018.8)



    陳捷先老師書法
    (攝於臺大歷史系會議室)




    • 本系名譽教授陳捷先老師慟於2019年3月17日,享壽87歲。

      陳捷先老師任教本系逾三十六年,教學認真,培育眾多中外學者,並帶動國內外中韓、中琉歷史關係的學術研究風氣。

      先生專治清代史、檔案學與滿族研究,著有《以史為鑑——漫談明清史事》、《清史雜筆》、《努爾哈齊寫真》、《康熙寫真》、《雍正寫真》、《乾隆寫真》、《明清史》、《透視康熙》、《滿清之晨——探看皇朝興起前後》、《青出於藍——一窺雍正帝王術》、《滿洲叢考》、《清代臺灣方志研究》、《東亞古方志探論》、Manchu Archival Materials、The Manchu Palace Memorials、《族譜學論集》等書。今聞 先生辭世,本系全體師生謹此表達深切的悼念與追思。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敬悼


    2019年3月31日 星期日

    克敬之滿蒙漢語教學手稿




    作者: 王慶豐 編著
    出版社: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年: 2018-5
    頁數: 357
    定價: 189.00元
    叢書: 中國社會科學院老年學者文庫
    ISBN: 9787520126564

    本書為中國社科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退休教授王慶豐收集整理的克敬之先生滿蒙漢語教學手稿,包括滿蒙文語音教學、滿文語法教學、滿文詞匯教學、滿漢教學翻譯手稿。這些手稿,可以稱得上“價值連城”,非常珍貴。克敬之先生于20世紀50年代被中國科學院滿文班聘為高級滿文教授,當時他為滿文班編寫過有關教材的手稿等珍貴資料一直保存在他的學生王慶豐先生手中。王先生受克敬之家人委託,整理出版克先生珍貴教學手稿。

    目錄
    一 滿文語音教學
    新編《滿文十二字頭》教學手稿/3
    二 滿蒙漢文語法教學
    (一)新編《清文接字》語法教學手稿/37
    (二)新編《清文指要》語法教學手稿/101
    (三)新編《滿蒙漢文(阿拉篇)》教學手稿/161
    (四)新編《滿漢古文虛字用法》教學手稿/208
    三 滿文詞彙教學
    新編《滿漢分類詞彙集》教學手稿/281
    四 滿漢教學翻譯(範文)手稿
    (一)新編《滿漢十二月歌》手稿/305
    (二)新編《滿漢諺語(舊清語)》手稿/332
    五 附件
    新編《滿文書法教學(雙勾字貼)》手稿為祖上遺傳手稿/351


    2019年3月30日 星期六

    Some Remarks on Mark Elliott’s Translation of the Manchu Sources in 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


    Tak-sing Kam




    Mark Elliott’s translation of the Manchu sources in his recent work Emperor Qianlong has drawn criticism from the Chinese scholar Qinpu Li. However, Li’s critique is mainly based o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same book, rather than on the original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the Manchu.

    This paper looks a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Manchu sources in Emperor Qianlong in the light of Qinpu Li’s criticisms, and finds that the problems involved are due as much to Mark Elliott as to the translator of Emperor Qian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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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Review, Vol. 12, No. 1 ( March 2019 ), pp. 77 - 106.


    2019年3月29日 星期五

    孰是孰非:歐立德《乾隆帝》一書中 滿文翻譯的商榷





    歐立德的近著《乾隆帝》中的滿文譯文惹來了中國大陸學者李勤璞的批評。但李勤璞的批評基本上是基於漢文翻譯本中的相關滿譯漢,而不是歐立德原來的英譯。本文將《乾隆帝》一書的英文原譯與李勤璞的批評相互比對,發現其中的問題,除了部分與譯者有關外,李勤璞的指摘並非無的放矢。



    參、結語
    歐立德《乾隆帝》一書中的滿文翻譯,有的一如李勤璞所指出是錯誤的,如豐紳殷德、御製燧囊詩、《御製盛京賦》中的「天佑之國」、《御製十全記》(一)及(二)的多處譯文、大清國號即是;有的一如歐立德所言是見仁見智的翻譯(鄭詩亮,2016,無段落數),如《御製盛京賦》中的「汗」(khan)字、《御製十全記》(一)中的「好生之德」;有的更是《乾隆帝》一書的漢譯者所為,與歐立德完全無關,如鈕祜祿氏、男性美德、欽定、《御製十全記》(二)中的「此外還有什麼可以說的呢?」即是。

    翻譯的最高境界,信雅達三者俱備,但這並非易事,何況滿文,時有古澀難懂之字詞,西方學人,或礙於東方文化之「隔」,難免眼高手低,易生舛誤,如果譯文再經翻譯,更易乖離原意。《乾隆帝》一書的滿譯英,再英譯漢即如是,惟其罪不在最後的漢譯者,先前的滿譯英一旦出錯,其後繼的轉譯,錯誤自亦難免。譯事艱難,於此可見一斑。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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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見 甘德星,〈孰是孰非:歐立德《乾隆帝》一書中滿文翻譯的商榷〉,《編議論叢》第十二卷第一期(2019年3月),77 -106  (http://ctr.naer.edu.tw/ v12.1/ctr120104.pdf)。

    2019年3月26日 星期二

    年號「乾隆」的意思




    在《乾隆帝》英文原著(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中,歐立德指出乾隆的漢文年號意即「天的隆盛」(Heaven’s Flourishing)(Elliott, 2009, p.13)。但考之漢文字義,將「乾隆」解作「天所隆盛」似較合乎原意,亦即其重點在作為主語的「天」而不在flourishing。這與其滿文年號Abqai Wehiyehe(天所祐助的)之意相若。歐立德將Abqai Wehiyehe中的-i視之為工具格,後接動詞wehiyehe,譯之作“By Heaven Supported”(為天佑助)固然有其道理,但wehiyehe也可以是動名詞,將-i視作屬格助詞也未嘗不可。乾隆的察合臺文年號Činlung或Janlung則是音譯,對正確理解Abqai Wehiyehe中的-i是屬於哪一個格並沒有幫助。但乾隆的蒙文年號Tngri-yin Tedkügsen,結構與滿文全同,其中的格助詞用了屬格助詞-yin,可知滿文年號Abqai Wehiyehe中的-i不是工具格助詞,而是屬格助詞,譯作「天所(=的)祐助的」似較佳。這個「天所祐助的」譯詞後面其實隱含一「人」字,意即天所祐助的人。這可見之於其他滿文年號的-ngge結尾,以及對譯的蒙文年號末尾的-či或-tü。譬如,崇徳,滿文作Wesihun Erdemungge,對譯的蒙文作Degedü Erdemtü,另一年號順治,蒙文則作Eyeber J̌asaγči。有關Abqai Wehiyehe中-i的「主格屬格」(subjective genitive)的用法,可參看河內良弘(1996,頁89)。乾隆的藏文年號gNam-skyong,意義與漢文同,即「上天佑助」,其中的skyong,乃及物動詞(tha-dad-pa)(張怡蓀,1985,頁168),故其後也應隱藏一「人」字。由此可見,「乾隆」之意,非天自隆而實隆之也。歐立德將「乾隆」譯作Heaven’s Flourishing,並不正確。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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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見甘德星,〈孰是孰非:歐立德《乾隆帝》一書中滿文翻譯的商榷〉,《編譯論叢》第十二卷第一期(2019年3月)。

    2019年3月19日 星期二

    論大清國號 Daiicing

    在《乾隆帝》一書中,歐立德說大清「國名在滿語中是Daicing,它在滿語和蒙古語中均為「戰士」之意」(青石譯,2014,頁78; Elliott, 2009, p. 55.)。不過,大清國即「戰士國」之論並不是歐立德所創,首先提出這個看法的是義大利學者斯達理(Giovanni Stary)(喬.斯達理,1988,頁18)。[1]歐立德採用斯達理的見解是為了説明大清不是中國王朝的延續,而是一個內亞帝國。對此,李勤璞(2016)指出「關於大清國號(daicing gurun)的議論(78頁),涉及滿文、蒙古文知識和明清史,此處不作討論」,言下之意,大清國即「戰士國」是錯誤的。有關這點,本文作者也有同感。[2]


    首先,滿文daiicing一字,除了表示是大清的滿文國號外,並沒有「戰士」之意,「戰士」,滿文作afasi(安雙成,2007,頁1354),cooxai niyalma等(Norman, 2013, pp. 60, 66)。[3]因此,滿文daiicing與蒙古語dayičin(戰士)並不是同源詞。蒙語dayičin由dayin(戰)+či+n(人們)組成(Nicholas Poppe, 1974, pp. 40-41, 72),指的不完全是「戰士(warrior)」,且更有「好戰(者)」之意(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院蒙古語文研究所,1999,頁1122; Lessing, 1982, p. 222);滿文Daiicing則由「大+清」組成。

    滿人入關前受漢人文化影響,皇太極時國號即稱大清。大清乃源自傳統中國國號的書法,如大明、大宋、大唐等。[4]即便明代的外國人如利瑪竇也知道大明乃大加上當朝國號而成(何高濟譯,2001,頁6)。值得注意的是12世紀的女真人所建立的國號也採用同樣「大+國號」的漢人模式,稱作大金,女真文作/amba-an antʃu-un/,[5]而「遼」,滿文寫作Daiiliyoo, 「元」則寫作Dai Yuwan.。[6]嘉慶二十四年滿文《太祖高皇帝本紀》上、下卷(Taiizu Dergi Xôwangdi–i ben-gi bithe,,dergi、fejergi debtelin)鈔本,於書前首頁,「大清」寫作Amba Cing Gurun-i ben-gi bithe,書後末頁則寫作Daiicing Gurun-i fuqjin ben-gi bithe (圖2),可知Daiicing即Amba Cing,亦即「大清」,不是「戰士國」[7]

    正因為「大+國號」已是中國傳統書寫國家稱號的習慣,因此在清代跟各國簽訂的條約中,往往將大清國與「大某某國」並舉,作對等處理。1844年,道光皇帝給美國泰勒總統(President John Tyler)的國書便稱中國做Daiicing Gurun。(圖3) 清末,國書中的滿洲國號仍然堅持用此書法。不過,因為滿文衰落,漢化已深,大清國號變成了架床疊屋的Amba Daiicing,即「大大清」,[8]而忘了Daiicing的Daii-的原來意義就是「大」。[9]例如,光緒31(1905)年的國書中,相對於大英國Amba Yeng Gurun,中國便自稱做Amba Daiicing Gurun。(圖4)

    國書中出現的Amba Daiicing Gurun國號所反映的漢化影響,從其滿漢文的對譯也能略窺一二。自滿人入關後,大清的詔令文書,包括遺詔,大都是先寫漢文後譯滿文(甘德星,2014,頁111),而愈往後愈是如此。在國書中,「大英國」一詞,滿文按照漢文,翻作Amba Yeng Gurun,而非如康雍時期,按照俄文,將之音譯作Anggiyalski(昂假爾斯奇)(今西春秋,1964,頁281、353),或如乾隆時,按照英文漢文對音「英吉利」,將之音譯作Ing-gi-lii Gurun(莊吉發,1989,頁81)。

    從上引二封國書中,所謂大清國大皇帝向泰勒總統(伯理璽天德)[10]或大英國皇帝問好一句,其滿文部分,分別依漢文語順譯作Daiicing Gurun-i Xôwangdi  fonjime. Be-lii-hi-tiyan-de saiiyôn(行1─2),及Amba Daiicing Gurun-i Amba Xôwangdi gingguleme fonjime. Amba Yeng Gurun-i Amba Xôwangdi-de saiin(行1─2)。兩者一為問話句,一為陳述句,但句法皆不正確,動詞fonjime實應置於句末而非句中。[11]1908年大清國致俄羅斯的國書可為佐證。(圖五)其時雖為清末,但仍有少數精通滿文之人。國書中,大清國大皇帝向外國元首問好的開首套語,司其事者將之譯作Amba Daiicing Gurun-i Amba Xôwangdi gingguleme Amba Oros Gurun-i Amba Xôwangdi-de saiin-be fonjiki(Pang & Pchelin, 2013, pp. 244, 246, 247)。其滿文譯文,不但主謂語分明,而且謂語部分嚴格遵從滿文的賓動結構書寫,沒受漢文干擾。句子的主語是Amba Daiicing Gurun-i Xôwangdi,而謂語則是由gingguleme Amba Oros Gurun-i Amba Xôwangdi-de saiin-be fonjiki構成,其中的賓動結構saiin-be fonjiki是謂語的核心詞組,被gingguleme修飾,並與前面作為補語的Amba Oros Gurun-i Amba Xôwangdi-de緊密相連,表示問好的對象。

    《故宮俄文史料》錄滿檔十件,其中二件為康熙年間索額圖與俄國之間的往來文書,其文曰:(一)Oros-i Argut Xoton-i da So-fiya-lo-fu. musei dorgi amban Songγotu-de qôwaliyasun-i doroi saiin-be fonjime alibume unggihe Oros bithe-be ubaliyambuxa Manju bithe emke;(二)Dorgi amban Songγotu-de. Oros-i Mos-ke-wa Xoton-i An-de-ri-i qôwaliyasun ojoro jalin. saiin-be fonjime alibume unggihe. Oros bithe-be ubaliyambuxa Manju bithe emke(王之相、劉澤榮繙譯,1936,頁193、219;Walravens, 1996, pp.118.1-119.4)(圖6)。[12]可見,清代初期漢化尚未深時,敬問對方安好的典型句式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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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同文英譯見Stary, 1990, p.114.
    [2]李勤璞未幾即續作〈駁斥歐立德:關於清朝國號的再討論〉,文載《文化縱橫》2017年第6期,其所用理據雖與筆者引用的不盡相同,但結論一致,可相互參照,如文中頁126─27,李勤璞引用著名蒙古學者薄音湖的見解,指出明末蒙古人名中的dayičing(大成、歹成、岱青、歹青、戴青)一詞乃源自漢文「大」及「誠」,並無戰士之意,即為筆者所不及見。
    [3]滿文戰士尚有daiin-i xaxa一語(Norman, 2013, p. 66),其中的daiin不錯是借自蒙文的dayin,但和滿文daiicing的daii-無關,詳見文內討論。
    [4]《湧幢小品》中的「國號」條云:「國號上加大字,始於胡元,我朝因之,蓋返左袵之舊,自合如此,且以別於小明王也。其言大漢、大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國尊稱之詞」(朱國禎,1959,頁22)。
    [5]金啓孮,1984,頁224。在清代,12世紀的金朝,滿文多意譯作aiisin,如《金史》、《欽定遼金元三史語解四十六卷》。見黃潤華、屈六生,1991,頁163:0669;盧秀麗、閻向東編,2002,頁223。
    [6]黃潤華、屈六生,1991,頁162:0668、頁163:0670。Daiiliao也可分寫作Dai Liyoo(如《欽定遼金元三史語解四十六卷》),見盧秀麗、閻向東編,2002,頁223。
    [7]同樣意見也見於張雅晶,2014。張文另指出大清亦稱皇清,皇清與蒙文dayičin在音義上更無關係。見張雅晶文,2014,頁124-125、128。
    [8]有趣的是現居臺北的錫伯老人廣定遠也誤用了Amba Daiicing Gurun一詞來指稱清朝,流毒之深,見於今日。見張華克,2005,頁5。
    [9]在清代的蒙文文獻中,大清國稱做Dayičing ulus,而不是Yeke Dayičing ulus(大大清國),如蒙文《清太祖實錄》之稱作Dayičing ulus-un tayizu degedű quwangdi-yin maγad qauli,可以為証。
    [10] 在道光致美國泰勒總統的國書中,Be-lii-hi-tiyan-de (伯理璽天德)一詞中tiyan字的n沒有加旁點,但光緒致大法國Be-lii-hi-tiyan-de 中tiya.n字的n則加了旁點,以避載湉(Zai Tiyan)諱(安雙成,1993,頁1146)。林士鉉以為這個加了旁點的.n是用來表示外來語是錯誤的(林士鉉,2015,頁58,圖十及頁62)。
    [11]林士鉉認為這種不規範的滿文句法,是出於滿漢文為抬頭對齊而不得已的做法(林士鉉,2015,頁61)。這看法並不正確,因為若將致大英國或大法國國書第二行的gingguleme fonjime(敬問),移至第四行Amba Xôwangdi-de saiin或Amba Be-lii-hi-tiyan-de -de saiin後面,以符合滿文文法,並不影響原來兩國元首稱謂對稱平衡的格式。
    [12]Walravens書中的Mos-ka-wa應轉寫作Mos-ke-wa, bithe誤作bihe。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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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見甘德星,〈孰是孰非:歐立德《乾隆帝》一書中滿文翻譯的商榷〉,《編譯論叢》第十二卷第一期(2019年3月)。 

    2019年3月18日 星期一

    一百條‧清語易言





    ISBN13:9787301298213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作者:(清)智信;(清)博赫
    裝訂/頁數:精裝/920頁
    出版日:2018/09/01
    人民幣定價:240元


    1644年,中國東北以滿族為主體的清政權入關以後,在漢語這一強勢語言的影響下,熟習滿語的滿人越來越少,因此雍正以降,出現了一批用當時的北京話註釋翻譯的滿語會話書和語法書。這批教科書的目的是教授旗人學習滿語,卻無意中成為早期北京話的珍貴記錄。《清代滿漢合璧文獻萃編》搶先發售對這批文獻進行了大規模整理,對北京話溯源和滿漢語言接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也將為滿語研究和滿語教學創造極大便利。由於底本多為善本古籍,研究者不易見到,本書將以重排、點校、註釋加影印的形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