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啟慶院士於2012年11月11日於臺北逝世，享年75歲。
蕭院士，江蘇泰興人。1959年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1963年於同校取得歷史研究所碩士學位。在台灣大學就讀期間，蕭院士和著名政治評論家李敖是當時歷史系最被看重的兩個學生，但兩人後來卻走上不同的道路。台大畢業後，赴美留學。於1965年及1969年分別獲哈佛大學碩士及博士學位， 論文指導教授是蒙古文泰斗Francis Cleaves及博學多聞的楊聯陞。妻子王國瓔是著名斠讎學家王叔岷之女。
蕭院士畢生從事蒙元歷史的研究，學術著作豐富，包括《西域人與元初政治》、《元代史新探》、《蒙元史新研》、《元朝史新論》、《內北國而外中國》、《元代族群文化與科舉》、《元代進士輯考》》、《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及英文著作《元代軍事制度》、《蒙元前期名臣傳論》、《劍橋中國史》第六卷（合著）。
蕭院士生前曾任教於美國St. Cloud State University、國立臺灣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天津南開大學，培育英才無數。
以下是蕭院士的自述。
千山獨行：我的習史歷程
一、楔子
最近媒體記者在一篇專訪中說：「熟悉中國史研究的學者獲悉蕭啟慶當選院士後，都不得不贊歎『他的研究非常冷門，也非常了不起』」，以冷門研究當選院士似乎是大家對我的印象。
時代會變，學術風氣也會變，熱門可以轉變為冷門，冷門也可以回復為熱門。冷熱之變，主要由於社會價值的變化，與學術本身并無必然的關聯。一門學問由冷轉熱時，固然群趨若鶩，由熱轉冷時，則有賴少數人耐得住寂寞，辛苦撐持，加以改變，使其適應新的學術環境，不至因風氣變化而消失，并希望有朝一日冷門又可以復興為熱門。三十多年來我或多或少扮演了這樣一個角色。
二、經歷
我的習史歷程大体可分為四個階段：
（一）台大植根
我進入台大歷史系是在1955年秋天，那時正是歷史系的第一盛世，老師多為來自大陸上重要學府的著名學者，身教言教使我受益無窮，我的史學基礎便是在大學時代奠立的。
台大諸師中，姚師從吾（1894-1970）對我的影響無疑最為深遠。從吾師早年畢業於北大，師事柯紹忞、張相文，亦為胡適入室弟子，其後長期負笈德國，在學術上深受大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及班漢姆（E. Bernheim）之影響。歸國以後，結合蘭克史學與乾嘉考證學，研究北亞史及遼金元史，成為我國現代遼金元史研究的奠基人。1949年以後更將遼金元史研究移植於台灣，一方面主持台大歷史系遼金元史研究室凡20年，另一方面倡設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及宋史研究會，倡導宋遼金元史及邊疆歷史語文之研究，遂使遼金元史成為1950及60年代台灣史學界的一門顯學。
我在大二、大三時選修了從吾師的「遼金元史」與「東北史專題研究」。在這兩門課程中，初次接觸到北亞遊牧民族與征服王朝的歷史，開始體認到在中國史乃至整個亞洲史上，北亞遊牧民族與中原農耕民族具有相似的重要性，而在中國歷史上遊牧民族所建立的征服王朝如遼、金、元、清更與漢族王朝也有相同的影響。過去的漢族中心觀掩蓋了中國歷史的多元性，這是國史研究中的一個嚴重缺失，有待彌補。
當時報考研究所需呈交學士論文，我在從吾師指導下，完成了論文。由于年少喜好賣弄風雅，替論文取了一個典雅而令人費解的題目：《忽必烈潛邸舊侶考》。題目中所謂「潛邸舊侶」乃是指忽必烈即位前的顧問。這篇論文對忽必烈將以草原為重心的大蒙古國轉化為以中原為重心的元朝之由來及過程，尤其是漢族士人在此轉化過程中的貢獻作了詳明的考述。後來申請哈佛獎學金時曾附上此一論文，楊師聯陞（1914-90）在對從吾師的推荐函所作回信中說到對我兩篇習作的印象：「兩文俱甚堅實，足見學有根底」，「對西方學者及日本學者亦頗注意，審查哈佛大學獎學金申請書時，自當特為注意」，我之獲得到哈佛求學之機會或許與這篇最早的習作不無關聯。
1959年秋，我考入台大歷史研究所，仍然追隨從吾師研習蒙元史。那時歷史所開設了滿、蒙文課程，蒙文是由札奇斯欽師講授，斯欽師出身蒙古喀剌欽部，早年畢業北大政治系，并曾在日本進修，精通蒙、日、英文。雖僅在來台後才開始治史，但不久即成為享譽國際的蒙古史家。他的蒙文班開始時有同學七、八人，最後卻剩下我一人。每次上課都是師徒二人面面相對，負擔殊為沉重，但也因而從斯欽師學到不少蒙古語文與歷史的獨門知識。
1960年代初是台灣學術界初露生機的時代，也是台大遼金元史研究室的黃金時代。那時長科會（即後來的國科會）初設，從吾師膺任講座教授，同時亦為東亞學術委員會主持研究計劃，手頭資源豐富，顯得意氣風發。陶晉生與李敖二兄方自軍中歸來，成為從吾師的專任助理，供職圖書館的王民信兄與我則是兼任助理，而王德毅兄時任歷史系助教，也從旁協助從吾師，於是形成了一個研究團隊，我在其中頗得師長教誨之益與友朋切磋之樂。
我於1963年完成了碩士論文《西域人與元初政治》。「西域人」乃指元代所謂色目人。此一論文自政治史的觀點，對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汗時代西域人在政治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影響作了較詳盡的探討，以彰顯蒙元時代政治的多元性與複雜性。論文口試通過後，從吾師曾賜函述其對此一論文的感想：「（一）總印象：論材料的搜集，內容的解釋，全文的組織，均見功力，具有卓見。（二）中國材料部分水準已高，當為國外同治此一問題者（除日本外）所不及。今後當留心補充，期臻完善。…（三）附錄（史源與參考書目錄）極佳，可與若干史學名著比美」。由於當時我即將赴美留學，從吾師在信中又說了不少勗勉的話：「來台以後，頗感寡合，自我陶醉之餘，對吾弟等期望頗殷。然自問亦實非自私，特為時代惜才而已！日暮途遠，所可自慰者，惟期諸弟俱能青出於籃，卓有樹立，對祖國史學能維持住好的傳統，不讓西人用他們的偏見來寫我們的歷史，於願己足」，從吾師愛國家，愛學生之熱情，洋溢紙上。從吾師表面看來極為質樸，李敖形容他是「中原一老農」，不過狀其形貌而己。實際上他為人頗為細膩，對學生的關懷也非常真摯。他的厚望更堅定了我研習蒙元史的決心。
（二）留美深造
1963年9月，我到了哈佛，開始了十一年的留美生涯。
哈佛六載，完成了碩士與博士學位。在校期間，除了修習史學、語言及社會科學等一般課程外，主要是師承柯立夫（Francis W. Cleaves,1911-95）及楊聯陞（蓮生）等兩位先生。蓮生師以博習多聞知名於國際漢學界，其治學能大處著眼，細處下手，即是以社會科學的觀念設定題目與組織材料，卻立足於嚴謹的訓詁與考證上。他的著作給予我治史必須宏觀與微觀兼顧的啟示。
柯立夫師則是我在哈佛接觸最多而對我影響最深的師長。他是一位傳統學者，也是一位傳統的美國紳士。自學術言之，立夫師師承法國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伯希和是20世紀前半西方最偉大的東方學家，也是舉世公認的語文（philology）學派的大師。立夫師精通漢、蒙、滿、波斯及多種歐洲古今語文，其著作以譯述與考證見長。一生主要精力貫注於三項工作：（1）《蒙古秘史》的重構與譯註，（2）元代漢、蒙文合璧碑的譯註，（3）《元史》的譯註。其中第三項於其生前未能完成，而第一二項則對蒙元史的探討及早期蒙古語文之重構作出重大貢獻。學界公認他是的美國蒙古學及蒙元史研究的奠基人。但是，二次大戰後，美國漢學及東方學學風丕變，社會科學派勢力日昇，立夫師卻固守語文考證之陣地，不免日益孤立，卻是終身不悔。而在為人方面，立夫師亦可說是戰後美國社會中的「今之古人」。他終身未娶，始終獨居，在生活上力求維持新英格蘭的傳統方式。晚年獨居於一個廣達百餘畝的農莊，不惜將退休金全數花在照料幾十頭牛馬上，農莊中不裝電話，更無其他現代設備。待人接物，尤有古風。他待學生如子弟，呵護無微不至。對師長之崇敬則終身不改。對伯希和與田清波神甫（Rev. A. Mostaert, 1881-1971）固然如此，而其與我國留美前輩洪業先生間的師友深情更是流傳康橋已久的士林佳話。總之，他篤實的治學方法與古樸的處世之道在強調功利的美國社會與學院中顯然格格不入，對我卻有不少影響。
我的博士論文《元代軍事制度》（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是由柯、楊二師聯合指導。選擇此一題目乃是因為軍事制度在元朝的重要性。蒙元帝國的創建原為一偉大軍事成就，建國以後亦主要倚靠武力維持其政權。因而要瞭解元代之政治與社會都必需研究其軍事制度。此一論文係以草原與中原的軍事傳統為經，而以軍事制度的三面——兵制、宿衛與鎮戍——為緯，探討元代軍事制度的由來、演變及其與該朝興亡的關係。并將有關的重要史料《元史．兵志》譯註為英文。這一論文由哈佛大學出版社于1978年刊行，自此中外學界對元朝的軍事制度才有較為全面的認識。
1969年夏天，我自哈佛畢業。第一份教職是在明尼蘇達州立聖雲大學（St. Cloud State University）。這是一所純教學的大學，所授皆為通論性課程，學校亦缺乏研究資源，研究與教學不易配合。
在聖雲大學首尾五年，其中一年卻是回國擔任台大歷史系客座副教授。1971年9月回到台大時，從吾師已逝世一年有餘，我被安排在他留下的研究室中，由於該室己被定名為「姚從吾教授紀念研究室」，室中的陳設與圖書與8年前改變不大，睹物思人，能不悵然？好在同室者尚有晉生兄，當時他已返國數年，主講「遼金元史」，我則與他分工，講授「內陸亞洲史」及「西方對先近代中國歷史研究的評介」二課。這一年在台大頗得教學相長之樂，當時接觸到的諸學弟多已成為今日台灣學術界的領導人物。
（三）星洲堅持
1974年9月，由美歸亞，轉至新嘉坡大學歷史系任教。當時家岳父執教于星洲南洋大學，內子國瓔因而得以侍奉雙親，欣悅不己。不久她獲聘于新大中文系，我們的工作乃趨于安定，從此棲遲星洲凡20年。
在生活觀上，星洲20年可說是我們的黃金歲月。新大待遇優渥，而星洲的文化與物質生活兼具東西方之利便。但自學術研究觀點言之，則是利弊兼具。新大雖為該國第一學府，定位卻是教學大學。而且當時新大歷史糸與中文系有一協定，即是歷史系僅可教授近代史課程，以致我的工作以講授近代史為主。
在教學與研究脫節的情形下，我面臨了一個重要抉擇：改行研究近代史以配合教學？或是不管教研脫節而繼續遼金元之研究？結果我選擇了後者，主要是由于一種使命感的驅策。當時大陸正逢十年浩劫，學術研究完全停頓，而在台灣由于斯欽師及晉生兄出國講學，年輕一輩尚無人興起，在中國人世界中，遼金元研究似乎面臨到存亡的危機，我遂興起一種無法旁貸的責任感，不計現實利害而繼續遼金元研究。好在新大當局甚為寬容，對我的研究與教學是否能夠完全契合并未計較。
對一個先近代中國史的研究者而言，新嘉坡的環境并非特別不利。就資料方面言之，先近代中國史的研究主要需要的是一個具有核心典籍的圖書館。新大中文古籍收藏尚稱豐富，而對大陸書刊的開放遠較台灣為早。并且由於新大為一英文大學，英文書刊之收藏甚為齊全。因此，對我而言，在星洲從事研究并無嚴重的資料不足的問題。就研究所需時間言之，雖然每年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講授近代史上，但新大的寒暑假合計長達四五個月，可以用于研究與寫作。而且由於沒有研究計劃的壓力，一切皆出於自我要求，在寫作上反而可以質量兼顧。在這種自我要求的情形下我的學術漸趨成熟。生平較為受到學界重視的論著不少是寫成於星洲。
在星洲從事蒙元史研究自然面臨獨學無友的問題。在蕉風椰雨的南洋，北亞史很難成為一個引人興趣的範疇，而新嘉坡的學術社群很小，人人練的都是獨門功夫。因而，我既無商榷切磋的對象，也無法培養後進。由於地緣關係，澳洲國立大學的羅意果（Igor de Rachewiltz）教授成為合作最密的同道。我曾對他開玩笑說：「我們是南半球僅有的兩個蒙元史學者」。當然，星洲僅是接近南半球而已，我的戲言不過是彰顯我們的孤立與寂寞。但是，歷史研究原是一項寂寞的事業，歷史學人必須耐得寂寞。星洲20春，我熬過了寂寞，并因堅持信念而產生一些成績。
（四）清華豐收
1994年9月，應清華大學歷史所邀約而返台任教。我在同年出版的《蒙元史研究》序言中說：
今秋此書出版之時，我的工作及生活環境將經歷重大的變動。過去二十年來在新嘉坡的生活可說是安樂豐盈，但對於一個知識分子而言，總覺此處安身有餘，卻是立命不足。世間之事，東隅桑榆，不易兼得。取捨之間，往往因年歲而不同。年輕歲月，不得不為稻梁而營營。中年以後，不再受迫於生計，更期盼精神上的滿足。經此抉擇，衷心希望研究與教學的結合更為緊密，或可在遼金元史研究上作出較多的貢獻，弱水三千，我取一瓢，別無奢求。
六年的清華歲月證明當年作了正確的抉擇。
六年來，我又享受到教學相長的樂趣。除去通識課程外，最常講授的是「遼金史專題研究」、「元史專題研究」及「漢學述評」等課程。在「遼金史專題研究」與「元史專題研究」兩門課程中，我逐年就這三代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方面中的重要課題，選擇中外學者的重要論著及史料，與同學們共同閱讀討論，頗能引起同學興趣。現在以遼金元史為專業，攻讀博士、碩士者各有四人，人數之多己超過當年台大遼金元史研究室全盛時代的情況，也足以比美大陸上任何遼金元史重點單位。因而遼金元史的教學已成為清華歷史所的一項特色。
清華是一個著重研究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的同仁面臨到與理工方面相同的壓力，也必須申請計劃，組織團隊，品比研究成果的質量及爭取獎勵及榮譽。對于做慣個體戶，只顧自我要求的我而言，這是一種不同的科研體制。經過一兩年的調適，我融入了這個體制，也力求發揮其優點。幾年來，在同仁及同學的鼓勵與國科會的支持下，完成了幾個自認為重要的計劃，成果較前豐碩，學術生涯可說進入了豐收期。
這幾年來，我的研究成果得到學術界的肯定，先後獲得各種獎勵，而膺選院士則是最近與最大的鼓舞。學術界不因我遠離30年而忘記，也不因我研究的是一冷門而忽視，我內心充滿感激。
三、取徑
元朝是中國史上的一個特殊朝代，元史也是一特殊的研究範疇 。元朝不僅是第一個由遊牧民族所肇建而統治全國的王朝，而且是一個包擁歐亞的世界帝國之一部分。當時中外關係的緊密，活躍民族的繁多，以及少數民族語文史料及域外記載之繁富，在中國史上都可說是絕無僅有的現象。元朝可說是最具世界性與民族文化多元性的時代。元代歷史的特色形成元史研究特有的學風：（一）研究者須如傅斯年先生所說的兼通「漢」「虜」二學，指涉架構包含中原史及內陸亞洲史二部分。（二）研究者著重非漢文史料的蒐求以及各種語文史料的對勘與名物典章的考釋。（三）元史研究是蒙古帝國史的一部分，早已成為世界性的學問，中國學者不能唯我獨尊，最忌閉門造車。蒙元史研究雖是源遠流長，卻因上述困難而令人望而卻步。
元史研究有兩條主軸，一為探討元朝在中國史上的獨特性，一為考察其在中國史上的延續性。前者著重橫向的探討草原傳統及外來文化衝擊所造成的元朝制度與文化上的特色。後者則著重縱向的研析元朝與前後各代之異同及其在中國歷史發展中的地位。過去蒙元史專家往往偏重前者而忽視後者，而一般歷史則多跳越元朝，對此一朝代在中國史上的地位未能深入探討。
在研究方法方面，過去學者之偏好亦有所不同。一派著重歷史重大問題與趨勢之探討，另一派則偏重以語言學的方法從事於各種語文史料的比勘與譯釋以及名物的考證，可說是文本取向的。蒙元史研究因牽涉甚多不同語文的史料，如忽視語文考證往往不能擴張史料，而其研究亦必流於空疏以致產生甚多訛誤。但語文考證派的學者則多落入見樹不見林的窘境，以史料研究取代史事研究，而以語文考證當成歷史研究的目的。在中國乃至世界蒙元學界，崛興於三十年代的第一代學者偏重語文考證 。第二代以後之學者較為著重歷史重大問題與趨勢之探討，但在擇題方面比較偏重上述的第一條研究主線。
就研究方法而言，早年師長甚為注重我的語文訓練，似乎也期許我在語文考證方面做出一些成績。但是，觀察學術潮流，我體認到：對一個史學工作者而言，語文考證是研究的重要基礎，而不是目的。幾十年來，我的撰述雖以乾嘉考證和蒙古「小學」為基礎，也盡量蒐求各種語文的史料，但在擇題與概念設定方面，儘量自宏觀的歷史學及社會科學概念出發，希望能做到宏觀與微觀兼顧。而且自大學時代以來，我對日本東洋史學及西方東方學的著作一直十分關注，不斷汲取其優長，希望不自外于世界蒙元史研究的主流，也希望對這主流作出更多貢獻。
在研究重心方面，早年我較為著重上述的第一條主軸，如探討北亞遊牧民族南侵原因，蒙元軍事制度，西域人的政治角色之類，都是想探究草原傳統對中原歷史的衝擊。近年來也重視第二條主軸，如〈元朝科舉與江南士大夫之延續〉一文探討江南士大夫家族是否因蒙元統治而中斷。當然我也體認到這兩條主軸不可偏廢，因而也想結合兩條主軸而勾勒出蒙元時代在中國歷史及北亞歷史長河中的地位。今後當多寫〈蒙元統治對中國歷史發展影響的省思〉這類的文字。
四、成果
談到研究成果，我的主要成就在於蒙元史研究。先後出版專著二冊、論文集三冊、聯合編著一冊及論文約五十篇。涵蓋蒙元時代的政治、軍事、社會、文化、人物評傳與綜論等方面﹕
（一）政治
在政治史方面，由于元朝是一個「少數政權」統治下的多元民族國家，我主要係自政治文化與政治利益的角度探討各族群間的政治衝突與調和。蒙元時代的政治結構前後不同，政治權力分佈與政治衝突的性質也先後有異。大蒙古國時代是以草原為重心，漢地不過為一殖民地，其時政治完全為蒙古人與西域人所主宰，漢人影響不大。忽必烈建立元朝後，政治重心始行南移，漢人的政治地位略為上昇，但無法改變元朝政權的特質。終元一代，始終有草原派與漢地派及儒治派與理財派的衝突。我最早的兩種論著〈忽必烈潛邸舊侶考〉與《西域人與元初政治》都是討論蒙元早期的政治，已如上述。中期政治一向是元史研究中薄弱的一環。發表于《劍橋中國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第6卷的〈元朝中期政治〉（Mid-Yuan Politics）一章部分彌補了這一缺陷。該文的主旨是從朝廷文化取向與權力結構探討元朝為何不能在中原落地生根與獲致政治安定。該文指出中期諸帝雖較忽必烈採行更多漢法，但未能根本轉化元朝的政權的性質。源自草原的制度與觀念（如蒙古封建與家產制度〔patrimonial-feudalism〕及政權為黃金氏族成員公有的觀念）未被根除，而與承襲自中原的各種制度（如官僚制度及君主集權制度）相互牴牾，衝突不斷，以致元朝未能成為一個真正的中原政權。直至最後，元朝仍帶有殖民政權的性質。
「遺民」是中國歷代鼎革之際不可或缺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現象。漢族王朝相互更迭之際，士人不仕異朝是由于儒家忠君思想，而元朝興亡之際則具有統治族群更迭的意義，或是「由華夏入夷狄」，或是「由夷狄入華夏」，遺民的處境與意義自然不同。我的〈宋元之際的遺民與貳臣〉與〈元明之際的蒙古色目遺民〉分別探討宋元與元明之際的遺民現象。〈宋元之際〉係綜論江南人士對宋元鼎革的種種反應。顯示：江南士大夫對元朝滅宋作出迥然不同的反應，有的遁跡山林，成為「遺民」，有的則改仕新朝，成為「貳臣」，而在遺民之中，政治光譜分佈亦頗寬廣，從心存復國的「激烈型」到忠宋而不反元的「邊緣型」，態度相差甚大。遺民拒仕新朝主要係受絕對忠君觀念之影響，「夷夏之辨」所起作用不大。而且遺民現象之存在甚為短暫，前後不過二三十年。宋元之際的遺民似不如前輩學者所說的重要。〈元明之際〉一文可說是遺民研究的另類思考，因為過去的遺民研究僅著重漢族王朝覆亡後漢族士人的動向，而此文則以元朝滅亡後蒙古、色目遺民的行為與思想為探討對象。蒙古、色目遺民與當時漢族遺民有相同之處，亦有相異之處。相同之處是各族遺民皆出身士大夫階層，而且皆因忠君觀念影響而拒仕異代。不同之處是：蒙古、色目遺民與漢族遺民在元、明二朝所處地位不同，所受明太祖「本土化」政策之衝擊亦全然有異，因而蒙古、色目遺民的亡國之痛與眷懷故國之激情更甚於漢族遺民。蒙古、色目遺民雖無強烈的夷夏觀念，卻成為族群政治的犧牲品，與民國初年滿族遺民的處境有幾分相似。
（二）軍事
軍事史是我研究元史最早的領域，但自撰寫《元代軍事制度》以來，對此領域的研究中斷了一段時間，直到1990年左右才重理舊業，發表了兩篇文章：〈蒙元水軍之興起與蒙宋戰爭〉及〈宋元戰史的新豐收〉。〈水軍〉一文係探討水軍在蒙元滅宋中所起之作用。過去學者一致強調：蒙古征服天下主要倚靠騎兵。英國軍事史權威李德．哈特（B. H. Liddell-Hart）曾說：「運用單一軍種——騎兵——是蒙古人不斷勝利的秘密」，「運動力為其戰略及戰術上的王牌」。實際上蒙古征戰地區地形複雜，單靠騎兵不足以成大事。〈水軍〉一文顯示：蒙古之能征服亞歐并統一華夏，優勢騎兵并非唯一原因。為適應不同環境，不斷建立新兵種，吸收新戰法，并充分動員當地一切資員以供作戰之需才是蒙古「不斷勝利的秘密」。建立水軍并恃以滅宋便是最佳例證。而〈新豐收〉則評介了海峽兩岸近年出版有關宋元戰爭的三部新著并探討了此一戰爭中若干具有爭議性的問題。
（三）社會
元代社會是我用力最多的一個領域。元代是一個多元族群與多元文化的社會。元代的社會階層結構、族群等級、族群文化關係與前後各代皆有甚大的不同。在社會階層方面與前代的主要差異在於新舊菁英階層的更替，即是中原社會中的傳統菁英——士人（儒士）——地位較前低落，代之而起的則為一個皇室家臣集團，亦即當時所謂「大根腳」家族。我的〈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係探討儒士的地位，而〈元代四大蒙古家族〉、〈元代幾個漢軍世家的仕宧與婚姻〉及〈蒙元時代高昌偰氏的仕宧與漢化〉等三文則係探討新菁英階層的性質與地位。
關于儒士在元朝的地位，過去學者因受南宋遺民「九儒十丐」說法的影響而認為特別卑下。元朝儒士大多編為「儒戶」，〈元代的儒戶〉一文係透過儒戶的法定權利與義務而探討儒士在元代社會中的實際地位。該文顯示：儒士雖失去唯我獨尊的傳統地位，但與當時僧道相當，仍然享有不少經濟上的優待，僅是仕進之路較前狹隘。因此，在士人地位演變史上，元朝儒士地位特殊，卻非特別卑下。
元朝的新統治菁英階層與其他各代不同，具有兩項特色：一為族群多元化，包括蒙古、色目、漢人及少數南人。另一為閉鎖性：統治菁英階層甚少吸收新血，層次愈高，愈是如此。〈四大蒙古家族〉一文係自四個最為潢貴的家族之歷史研析蒙古統治菁英階層的性質與演變，反映出蒙元政權具有韋伯（Max Weber）所說的「家產制」性格，即是政府為皇室家務組織的擴張，而皇室家臣則構成最高統治階層。忽必烈雖然採用官僚制組織，但未削減家產制的影響，以致統治菁英階層的性質并未改變。〈幾個漢軍世家〉一文研析六個重要漢軍世家的歷史，顯示：漢軍世家因在征服中原過程中立有大功，取得家臣身分，成為蒙元社會中的最上層。〈高昌偰氏〉係以一個家族的歷史檢視色目菁英階層的政治與文化演變。該文指出偰氏原為突厥、回紇、畏兀兒等國世家，因歸降蒙古時代較早，亦躋身皇室家臣之列以致仕宧不絕，但漢化較深，故兼具「根腳」與「科第」雙重世家身分，情形較為特殊。總之元朝統治菁英階層甚為閉鎖，重家世而輕成就，與中國近世各代的情形大不相同。
科舉制度正是造成近世儒士地位及高度社會流動率的一個重要機制，元朝儒士地位低落的一個原因是科舉制度未受重視。元代政治社會環境與漢族王朝時代迥異，故科舉的機制及其影響亦不相同。可惜過去學者對科舉制度對元代社會的影響未加研究。多年來我一直從事「元代的科舉與社會」的計劃。這一計劃包括的兩部分，第一部分為《進士錄》之重建。第二部分則是根據《進士錄》探討科舉恢復對當時菁英構成及中國近世社會發展的影響。第一部分現己殺青，各科〈進士輯錄〉并已陸續在各學報發表。第二部分亦已大體完成。第二部分之研究顯示：就科舉制度的規模而言，由於元朝恢復科舉之目的僅在於為原有以特定標準選官用人的方法增添一個補充途徑，因而考試規模始終窄隘，競爭空前激烈。就菁英流動率而言，元朝科舉產生的官場新血少於宋金明清等朝，但考試對各族群之影響大小不一，甚多蒙古、色目、漢人進士來自元朝官宧家庭，不少南人進士則出身于南宋仕宧家族。就科舉對文官構成之影響而言，元代進士多數以中品官職終仕，而有五分之一仕至高官，但因進士僅佔當時文官的3.4%，顯示科舉對元朝政權的封閉性的特質影響甚小。此一研究第二部分中現己發表的章節包括〈元朝蒙古色目進士背景的分析〉、〈元朝科舉與江南士大夫之延續〉、〈元朝南人進士分佈與近世區域人才升沉〉。
（四）族群文化
由於元朝是一個多元族群社會，各族群的政治地位與文化背景相互歧異，族群關係空前複雜。族群政策與族群關係因而成為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也是我多年來注意的一個焦點，發表過幾篇論著，或綜論當時的族群政策與族群關係，或探討蒙古人的漢學與漢化，或考述多族士人圈的形成。
〈內北國而外中國：元朝的族群政策與族群關係〉顯示元朝族群政策之宗旨不在於達致族群的和諧與統合，而是對被征服民族採行壓制與分化。這一政策嚴重影響族群關係，造成族群關係在各方面產生很大的落差。在社會、文化方面，元朝中期以後各族群已呈現融合之趨勢，但在政治、經濟方面，蒙古、色目與漢族間的關係始終以壓迫與剝削為主調，導致族群的對立與衝突，而元朝之覆亡與族群關係之惡化具有密切關聯。
〈元代蒙古人的漢學〉與〈論元代蒙古人之漢化〉等二文探討了漢文化對蒙古族的影響。過去學者多認為元代蒙古人與漢族士大夫文化始終格格不入，與色目人不同。〈漢學〉一文考述了117名蒙古儒者、詩人、曲家及書畫家的生平及造詣，顯示不少蒙古士人的漢學造詣深湛，足與當世漢族及色目名家爭勝。論者多謂此文可與陳垣名著《元西域人華化考》并行。〈論漢化〉一文則全面評估元朝蒙古人所受漢文化影響之程度并檢討其無法完全漢化的原因。該文就名字、禮俗及漢學等三方面具體衡量蒙古人所受漢文化影響的程度。我同意魏復光（Karl A. Wittfogel）所說：只要征服狀態不變，征服民族群便不會放棄其原有族群認同而真正與被征服民族同化。但是征服狀態既不能隔絕二民族之間的交流，亦無法阻止蒙古人受到漢文化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前輩學者顯然低估漢文化對蒙古人的影響。
十餘年前筆者在撰寫〈漢學〉一文時即已體認到：元代中後期熟諳漢族士大夫文化的蒙古、色目人士日益增多，業己形成一個士人階層，而此一新興的蒙古、色目士人階層並非孤立於漢族士人主流之外，而是基於共同的文化造詣、興趣與品味，與後者緊密結納，相互之間存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由於這一體認，筆者遂萌發了「多族士人圈」的概念。五年以前我寫了〈元朝多族士人圈的形成初探〉一文，又擴張成為一本小書，其宗旨即在證明元朝中期以後一個多族士人圈業已形成。各族士人透過姻戚、師生、座師、同年、同僚、同鄉等關係，建立緊密的社會網絡，並且共同參與詩文唱酬、雅集遊宴、書畫題跋及著作編刊等文化活動，頻繁互動，各族士人并且具有共同的群體意識——信仰、價值、行為規範及政治理念——乃能融為一體。多族士人圈之形成為族群統合跨出重大的一步。這本書稿雖仍待整理，其中〈元代蒙古色目士人階層的形成與發展〉、〈元代各族士人間的文化互動﹕書緣〉及〈元代多族士人的雅集〉等章節則已發表。總之，上述這些研究打破了學界對元朝族群關係相沿已久的誤解。
（五）傳記與人物
研究一個時代的歷史，必須瞭解這個時代的重要人物。因此人物研究往往成為時代史研究的重要基礎。在西方漢學發展史上，L .C.Goodrich及恒慕義（Arthur Hummel）主編的人物傳記集便是明、清史研究的里程碑。我和羅意果、陳學霖教授聯合主編的《蒙元前期名人傳論》（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uan Period, 1200-1300）則是蒙元史在這方面的參考著作。此書不是一本歷史辭典，而是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汗時代重要政治、軍事、文化人物的傳論集，各篇傳論以詳盡為目標。該書係集合中、美、德、意、澳等國蒙元史學者所編著。我執筆的有該書導論及出身畏兀兒族的儒相廉希憲、前期漢軍名將史天澤、張柔、嚴實與平宋大將伯顏、張宏範等人評傳六篇。
其他三篇都是關于成吉思汗、蘇天爵及金哈剌等個別人物。〈凱撒的還給凱撒：從傳記論中外成吉思汗研究〉一文係自傳記探討二十世紀各國成吉思汗研究的發展，特別強調成吉思汗的政治爭議性。筆者希望，隨著後意識型態時代的來臨，未來成吉思汗的傳記應將歷史真面目還給這位蒙古凱撒。蘇天爵為元代最重要的史學家，〈蘇天爵和他的《元朝名臣事略》〉考述了蘇氏的生平并評估其名著《元朝名臣事略》的史學價值。金哈剌為一出身汪古族的元季詩人，其《南遊寓興詩集》在中國失傳已久，我根據在日本內閣文庫發現的抄本考證了金哈剌之族屬、家世、科第、仕歷、詩集流傳及其文學價值。元代蒙古、色目人所撰詩文集流傳至今者為數極少，任何失傳詩文集之重現皆應具有甚大意義。
（六） 綜論
一個資深研究者固然應繼續從事專題式探討，將其研究前沿向前推進，但也應不時登高眺遠，為範疇內的重大問題勾勒比較全面的圖像，也為自已提供反思的機會。因而，近年來我撰寫了幾篇綜論文章。〈蒙古帝國的崛興與分裂〉以宏觀的視角對蒙古帝國由興起至分裂的若干主要歷史問題作了論述。文中指出蒙古人耗費三代精力締造龐大帝國，但不及三代，帝國即已分崩離析，因為成吉思汗的政治體制的內在矛盾、帝國發展方向的爭議及各汗國與土著文明的涵化皆導致帝國的分裂，可以說是歷史的宿命。
〈元朝的統一與統合：以漢地、江南為中心〉討論元朝能夠統一中國而無法加以統合。該文指出：元朝所採鞏固統一的政策著重因俗而治、多制並舉以及對不同的族群給予差別待遇。這些分化政策導致意識型態、政治參與、民族融合與社會階級等方面的統合程度不高。元朝顯然始終未能跨越政治學者所謂「統合的門檻」。蒙元可說是近代殖民政權的先驅，這也是日本侵華時代特別著重研究「異民族統治中國」經驗的原因。
〈蒙元統治對中國歷史發展影響的省思〉旨在檢討與思考蒙元統治的影響。此文指出：蒙元統治對其後政治發展的影響大於對社會、文化與經濟的影響。明清時代的絕對專制與殘暴政治的出現及國家對社會控制的加強皆與蒙元統治不無關聯。在社會、文化與經濟等層面，蒙元統治的近程衝擊雖然不小，卻無深遠的影響。宋朝出現的若干屬於「近世」的特徵在明、清時代未能沿續，與蒙元統治似無太大關聯。總之，蒙元統治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是中國史上的重要課題，仍待進一步討論。
五、結言
回顧我的學術生涯，研究數量不算龐大，內容也未必精釆。畢竟人文與自然科學性質不同，很難說什麽才是突破性的研究。重要的是，每項研究都必須具有意義，一點一滴的累積，聚沙成塔。我的研究也是如此，談不上什麽驚人發現，不過是在元代政治、軍事、社會、族群、人物等方面，將研究前沿略微向前推進。如果有任何成就可言，主要由於我對一門冷門學問的執著與堅持，抱著「千山我獨行，何必相送」的襟懷，多幾分傻勁，少幾分功利。
（中正大學滿文研究班甘德星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