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史與新清史

《大元史與新清史——以元代和清代西藏和藏傳佛教研究為中心》

沈衛榮 

頁數: 312
定價: 58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年6月
ISBN: 9787532591442

本書稿為作者近年來對於蒙元史和清史理論研究的一組文章合編，為一本史學理論的學者散論。 近年的歷史研究中，關於「歷史書寫」、「話語權」的研究思路受到重視，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和相信「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樣的說法，不管是「東方主義」還是「西方主義」，都是從各文化自身的立場、觀念、需要出發去看待與自己不同的、他者的文化。中、西方的歷史學者不管視角多麼的不同，但一樣難逃政治立場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而歷史的真實往往要比這種帶著非此即彼的價值判斷而建構、形成的歷史敘事豐富和複雜的多。 在對藏傳佛教、以及基於元代西藏史、清代西藏史的實證研究之外，作者力求對於以往的中、西方歷史學者視角下扭曲或片面的西藏歷史做一些普及和解釋的工作。在這本書稿中，作者梳理了以往和近年來對於蒙元史、清史研究方向和歷史性質的不同呼聲，認為歷史研究不管大小、新舊，其最基本的學術實踐還是應該回歸到對多語種歷史文獻的發掘、解讀和研究，並藉此來重建歷史的真實。歷史研究需要把歷史故事放回到其本來的語言的、社會的和歷史的語境中來考察，以充分揭露歷史的獨特性、豐富性和複雜性。從文本的和實證的研究中以小見大、推陳出新，盡量排除現實政治的干擾，得到可靠的歷史真實，建構起能與自己所處的這個時代的學術要求和理想相適應的，但同時又超越現實政治、權力和利益束縛的宏大歷史敘事，才真正可以算得上是「大元史」或者「新清史」。只有這樣，歷史研究或才有可能對我們今天理解和解決現實政治中出現的種種矛盾和衝突有所啟發和幫助。

目錄

前言 

一、蒙元史研究與蒙元歷史敘事的建構 / 11

二、中世紀西藏史家筆下的蒙元王朝及其與西藏的關係

——以閱讀藏文史著《漢藏史集》（rGya bod yig tshang）為中心 /49

三、論蒙元王朝于明代中國的政治和宗教遺產

——藏傳佛教於西夏、元、明三代政治和宗教體制形成中的角色研究 /105

四、從「大喜樂」和「演揲兒」中拯救歷史 /161

五、我看「新清史」的熱鬧和門道

——略議「新清史」語境中的中國、內亞、菩薩皇帝和滿文文獻 /195

附錄 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作為辯護者的學者 /269

從大元史到新清史

常説“文如其人”，讀別人的文章，只要仔細觀察其遣詞造句，品味其微言大義，就大致可以想見作者的為人和境界了。與此類似，有人説“一個人的學術其實就是這個人的傳記”。言下之意，一個人做什麼樣的學問、怎樣做學問，都與這個人的經歷和個性有密切的關聯。讀者閱讀一個人的學術著作，從中即可大致勾勒出作者的人生軌跡，並看出他／她的心性和性格特徵。借編集《大元史與新清史》這本小書的機會，我對收錄在書中的這幾篇文章的寫作經歷和內容略作回顧，深感“文如其人”和“一個人的學術其實就是這個人的傳記”的説法是很有些道理的。

　　本書最後一章《我看“新清史”的熱鬧和門道——略議“新清史”語境中的中國、內亞、菩薩皇帝和滿文文獻》，last but not the least，無疑是這本小書中的一篇大文章，我之所以要編集這本小書一大半即緣起于它。蒙《上海書評》主事諸友之隆情厚誼，這篇長文曾以《沈衛榮看“新清史”的熱鬧和門道》為題，分成五期在“澎湃新聞”上連載，一時似乎相當火熱，為我收穫了大量

讀者。它肯定是我迄今所發表的所有學術論文中閱讀量最大、傳播最廣的一篇文章。後來不斷有一些不熟悉我的讀者誤以為我是一位專業研究清史的學者，會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和我取得聯繫，要和我討論與滿族和清史相關的種種學術的和非學術的問題，常令我措手不及，難以招架。隨後，幾次有出版界的友人提議要把它出成一個單行的小冊子，他們對拙文的謬愛令我感動，可我覺得它還是太單薄了，實在不足以成書，所以後來便起意編集了這本《大元史與新清史》。

　　“文本語文學家”

我從來就不是一位清史學者，過去不是，現在依然不是。如果要給自己從事的學術活動做一個硬性的身份定位的話，那麼我只敢説我是一名研究藏學的學者，特別是研究藏傳佛教歷史的學者。除此之外，我或還可以斗膽聲稱自己也是一名“文本語文學家”（textual philologist），因為在我過去三十餘年的學術生涯中，不管具體從事哪個學術課題的研究，我始終強調運用最基本的“語文學”的學術方法，對傳到我手中需要研究的那個文本作盡可能全面和深入的歷史化和語境化處理，進而對它們做出最準確的理解和解讀。我之所以敢以一位非清史學者的身份發表一篇評論“新清史”研究的文章，只是因為有關“新清史”的爭議點本來就都不在清史研究的具體細節之中，而僅在於其出發點、立場和敘事角度、方式等一些有關民族史和區域史研究的“共通的”（thun mong yin pa）方面。

　　在這篇文章中我所重點討論的幾個問題，即關於“中國”和“內亞”的概念問題，和作為“大清統治意識形態”的藏傳佛教、漢文和滿文文獻之於清史研究的價值和意義，以及東方主義與“新清史”的關聯等等，都與我作為一位藏學家或者語文學家的身份和學術興趣有關。如果説我對“新清史”的批評和討論多少切中了這場爭論的要害，並對解決這場常常並不很學術的爭端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設性意義的觀點的話，那麼這純粹是因為我對藏傳佛教的研究大概要比大部分參與這場討論的清史學者們更有權威性，此外，我對東西雙方的學術理路的認知與或東或西一方的學者相比可能更加清晰一點，而這要歸功於二十餘年間我同時遊走于東西方兩個學術世界的學術經歷。

　　正如我不敢妄稱自己是一位清史研究者，我也不敢否認自己是一位蒙元史研究者。我的學術故園是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它是中國最著名的蒙元史大家韓儒林先生親手創建起來的一個卓越的學術團體。自大學本科四年級開始，我就在陳得芝先生指導下學習蒙元史，我是陳老師獨自招收的第一位蒙元史方向碩士研究生。陳老師指導我主攻元代西藏曆史研究，並派我到中央民族學院隨王堯老師學習藏語文。雖然，碩士畢業後，我就開始更加專注于藏學和藏傳佛教研究，但迄今為止我始終沒有完全離開過蒙元史的研究。1990年代，我在德國波恩大學中亞語言文化研究所攻讀中亞語文學博士學位，這個研究所是20世紀後半葉世界最著名的蒙古學研究中心，我的學術導師Klaus Sagaster先生雖然指導我從事藏學研究，但他自己更是一位傑出的蒙古學家，在波恩隨他讀書的那些年內，我無時不受蒙古學的熏習。博士畢業後，我受日本學術振興會資助到京都大學從事為期二年的合作研究，其間與世界最著名的“大元史”學者杉山正明先生有很密切的學術交往，隨後又受他推薦進入日本地球科學研究所工作，直接參與了杉山先生領銜主持的黑水城研究項目，所以對他的學術理念和學術成就有很深入的了解。無疑正是因為有了上述這些殊勝的學術經歷，我對“大元史”這套學術話語之形成和發展的過程相對熟悉，對它的介紹和評述也就明顯帶有直接和感性認知的成分。

　　需要説明的是，我將這種把元史研究置於全球史、歐亞史視野中進行考察的學術進路稱為“大元史”，並非要借此而在它與以朝代更替為敘述框架的傳統元史研究之間做出一種大與小的區分，於此“大元史”僅僅是作為一個或可與“新清史”相應的權宜稱呼來使用的。如前所述，我對“大元史”的了解有很多來自我的經歷和直覺，所以本書第一章《蒙元史研究與蒙元歷史敘事的建構》，與其説是我個人學術研究的一項具體成果，倒不如説是對我個人學術見聞和經歷的一個報告，從中讀者可以看到很多屬於我個人學術生涯的傳記性內容。如果從強調對多語種文獻史料的運用、重視對元朝以外其他蒙古汗國歷史的研究，以及具備廣闊的國際學術視野這三個方面而言，培育我成長的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所倡導的，我自己學習和接受的那個蒙元史研究傳統可以説從一開始就是“大元史”。但是，於此權充區分元史研究之大與小的標準，並不在於對蒙元史之具體歷史細節的精細的語文學研究，而在於在全球史或者歐亞史視野中對蒙古曆史敘事進行全新的改造和建構。中國學者在對蒙元王朝的歷史學和語文學研究領域內，並不見得一定落後於世界學術同行，但他們在對蒙元歷史敘事的改造和建構上，卻完全置身事外，失去了近十幾年來我每天要聽到很多遍的那個我們既爭不來、搶不得，又不知該如何去建構和建設的“話語權”。

　　藏傳密教的真實面貌

如果説我自己對於蒙元史研究的進步也作出過一丁點貢獻的話，那麼這主要在於這些年內我在元代藏傳佛教歷史研究領域內取得了一些新的進展。元史研究早在三十餘年前我冒昧闖入時就已經是一個十分成熟的學術領域了，對於一位初業行人（las dang po pa）而言，要獲取新的歷史資料，找到一個合適的研究課題，發前人之所未發，實在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只有元代藏傳佛教史的研究是一個難得的例外，由於專業的歷史學家們常常不懂佛教，而佛學家們又不懂元朝的歷史，長期以來對藏傳密教的研究本來就很不充分，它與蒙元史研究處於兩個完全不同的學術領域內，所以，儘管中外元史研究學界人才輩出，但其中卻基本沒有人能夠同時兼通藏傳密教研究，以致于對元代所傳藏傳佛教歷史的研究嚴重滯後。專治元史的學者很多知道有《大乘要道密集》這樣一部收錄了大量元代漢譯藏傳密教文獻的漢文藏傳佛教資料存世，但由於他們缺乏基本的藏傳密教知識，根本沒有辦法看懂這類純粹密教性質的文獻，也就更不可能將它們轉化為研究元代所傳藏傳密教史的有用史料。而當我從藏學、佛學角度專心研究藏傳密教文獻和歷史十有餘年之後，回過頭來再閱讀和研究曾被元史學家們長期束之高閣的元代漢譯藏傳密教文獻，並在俄藏黑水城文獻和其他文獻收藏中又相繼發現了大量同類文獻，然後將它們放置於藏傳密教語境中進行還原和考察，並對多語種的文本進行過細的語文學的比較研究，於是終於能夠解讀出那些被人誤解和巫化、情色化了好幾百年的藏傳密教修法和儀軌的真實面貌，揭開了元代藏傳密教史上的一個又一個謎團。本書第四章《從“大喜樂”和“演揲兒”中拯救歷史》就是對我近十餘年來研究元代藏傳密教歷史所取得的學術成果的總結和介紹。時光飛逝，歲月蹉跎，要是三十多年前陳老師沒有讓我去北京學習藏文，那麼今天的我有可能是一位更好、更純粹的蒙元史家，但肯定沒有能力看懂《大乘要道密集》這樣的天書，並最終揭開元代藏傳密教歷史的真面目。若説我對元代歷史研究有所貢獻，則全部得益於我對藏學和藏傳密教研究的經歷和成果。


　　本書第二章《中世紀西藏史家筆下的蒙元王朝及其與西藏關係——以閱讀藏文史著〈漢藏史集〉（rGya bod yig tshang）為中心》和第三章《論蒙元王朝于明代中國的政治和宗教遺産——藏傳佛教于西夏、元、明三代政治和宗教體制形成中的角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從一個特別的角度對“大元史”歷史敘事作出的回應。“大元史”將蒙元帝國視為一個跨越歐亞、改變了東西方世界秩序的世界大帝國，而這個蒙古帝國的出現即標誌著現代世界新秩序的形成和全球化的開始。“一切真實的歷史都是當代史”，這一套“大元史”歷史敘事的出現顯然與眼下洶湧澎湃的全球化浪潮不無關聯，它是構建一套以區域和互動為主線的全球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可想而知，這一套話語明顯是站在今人立場上推演出來的一種對蒙元王朝之歷史定位的後見之明。元史研究無疑更應該從元代留下的多語種歷史文獻中去尋找相應的歷史資料，弄清元朝當時代人是如何認識和界定元朝的歷史位置的。我在本書的第二章中即以藏文歷史名著《漢藏史集》為主要歷史資料，分析元代西藏人對元朝的歷史定位，發現元代的西藏人並沒有強調和突出元朝的蒙古性質，更沒有把元朝理解為一個超越了中國王朝更替之歷史敘事的世界帝國，而是非常明確地把元朝作為中國（rgya nag）或者“大唐”王朝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在今人眼中日見重要的漢、蒙古等民族／族群的區分，在當時的西藏人眼中根本就不成為一個問題，他們都可以是中國之理所當然的正統統治者。


　　“新清史”的一個重要觀點即是主張藏傳佛教信仰是連接滿族、蒙古和西藏的一個強有力的紐帶，藏傳佛教，特別是其政教合一理念和菩薩皇帝觀念，是大清帝國統治的“意識形態”，也是清帝國統治之“內亞特性”的主要內容。正是因為清統治所具有的這種“內亞特性”，清帝國實際上由“內亞帝國”和“漢帝國”這兩個同等重要的帝國組成。我在評述“新清史”的文章中，對這種觀念提出了質疑和批評，指出“新清史”家們對藏傳佛教思想的種種誤解，如菩薩皇帝根本就不是一個普世君主的觀念，而只是分別統治西藏、蒙古和漢地的“三部怙主”之一，而“政教合一”觀念即使于西藏本土也沒有成功地實施，它通過蒙古再傳給清朝皇帝時早已改變了內容，清朝皇帝不可能將佛教作為國教，依法政（佛教政府）來治國、平天下等等。

　　與“新清史”對藏傳佛教于清代政治中的作用的種種誤解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即使是傾向於建構“大元史”歷史敘事的蒙元史學者們，也沒有充分注意到藏傳佛教在西夏、元、明三代政治、宗教體制形成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西夏、元、明這三個由不同民族建立和統治的政權，在共同信仰藏傳佛教這一點上形成了共性，促成了它們的政治和宗教體制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和延續性。西夏人對藏傳佛教的深刻信仰為繼其而起的蒙古人迅速接受和皈依藏傳佛教奠定了深厚的基礎，西夏王室首創的以西藏喇嘛為帝師的宗教制度也是元代建立帝師制度時所效倣的榜樣。而明代漢族統治者在成功推翻蒙古異族統治、改朝換代之際，卻並沒有徹底地革故鼎新，全盤廢除蒙古舊制，相反他們繼承了許多蒙古舊有的政治和宗教制度，特別是同樣接受了藏傳佛教信仰，明代前期吸收和鼓勵藏傳佛教內傳的程度甚至超過了元朝。從西夏、元、明三代之統治者共同信仰藏傳佛教這一點來説，它們的統治或比清朝更具有明顯的“內亞特性”。從藏傳佛教于西域和中原傳播歷史的角度，來討論西夏、元、明三代的政治和宗教體制的一致性和延續性，或同樣應當是“大元史”歷史敘事的重要內容。

　　《大元史與新清史》這本小書可算是我研究元代藏傳佛教歷史的一個總結報告，書雖小，文章更不厚重，卻真實地呈現了我三十餘年學海泛舟的經歷和收穫。於此我想把我的這本小書獻給我的啟蒙老師，一位傑出的蒙元史家、無與倫比的優秀學者陳得芝先生！三十餘年前是陳老師把我引入了蒙元史研究這個學術領域，三十餘年來他溫潤如玉的道德、吉祥如花的文章一直是我學術人生的楷模，但願這份不起眼的薄禮，能博得老病中的陳老師的一絲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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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衛榮，1962年生，江蘇無錫人。南京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德國波恩大學中亞語言文化系博士。現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中文系教授、博導。研究領域為西域語文、歷史，特別是西藏歷史、藏傳佛教和漢藏佛學的比較研究。歷任哈佛大學印度梵文研究系合作研究員、德國洪堡大學中亞系代理教授、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外國人共同研究員、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客座教授、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研究員、德國柏林高等研究院研究員等。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宗教高等研究院副院長。代表作包括《西藏佛教歷史的語文學研究》《尋找香格里拉》《想象西藏：跨文化視野中的和尚、活佛、喇嘛和密教》《文本與歷史：藏傳佛教歷史敘事的形成和漢藏佛學研究的建構》《藏傳佛教在西域和中原的傳播——〈大乘要道密集〉研究初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