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榮祖：“中國”概念何以成為問題 ——就“新清史”及相關問題與歐立德教授商榷

“中國”概念何以成為問題——就“新清史”及相關問題與歐立德教授商榷

汪榮祖

1  “中國”何以成為問題
歐立德教授在北京師範大學舉辦的第四屆“思想與方法”高端論壇上提到“什麼是中國，中國是什麼”。我對這個問題有點意外，因為中國現代學者研究中國，從梁啟超開始，超過一個世紀；在美國費正清開始帶領研究中國，也超過半個多世紀，各自研究中國的方方面面，並沒有認為“中國”概念是一個問題。

歐立德教授（簡稱歐教授，下同）提到的現代中國學者，從梁啟超、章太炎、顧頡剛、傅斯年、范文瀾和錢穆等人的著作中，我也看不出他們在“尋找”什麼是“中國”、“中國”是什麼，並沒有認為這是問題，因為他們視為當然，中國就是中國。現在國外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葛兆光教授覺得問題嚴重，出版了《宅茲中國》這本論文集，想講清楚、說明白。其實從文獻看，漢高祖劉邦建立漢朝，自稱是中國，到清朝的康熙皇帝在其滿文遺詔裏，也自稱是中國的皇帝。中國的歷代皇帝應該很清楚知道什麼是中國。


為何會提出“什麼是中國”？而沒有人會去追究 “什麼是美國”呢？中國的疆域是經過兩三千年的演變而形成的，而美國只經過二三百年就從十三州發展到今天橫跨兩洋的國土。時間上雖然差別甚大，但這兩個國家的地理或空間，同樣在改變。中國疆域演變的時間很長，所以葛兆光教授講中國歷史疆域起伏較多。歐教授要談“何處才是中國（the proper limits of China）”，這是在談歷史疆域。各國都存在歷史上疆域的演變。所以我們研究歷史就是要把演變到今天的過程說明清楚，這是個歷史變遷的問題。

“什麼是中國”之所以會成為問題，另一主因是西方人，不僅僅是歐教授，一直堅持把中國人等同漢人，他們心目中的“Chinese”，就是漢人，所以滿人、藏人、維吾爾人都不是 Chinese。但是中國和美國一樣是多民族國家，而中國成為多民族的國家並不是近現代的事，自古以來在中國的疆域內，經常存在多民族的交涉、交戰、交融的過程，如史家陳寅恪筆下胡人的漢化與漢人的胡化。事實上，今日所謂的漢人，已是多民族融合後的產物，而非一種血緣。誠如葛兆光教授提到，現代的民族國家大都不是單一民族的國家，即使日本也有少數民族。但歐教授堅持滿人不是中國人，在他英文版《乾隆傳》裏，直白地說“乾隆是一個非中國人的中國皇帝（Qianlong is a non-Chinese ruler of China)”。然而在中文版裏卻悄悄改為乾隆不是中國的漢人皇帝，瞞過了中文讀者。

歐教授說乾隆不是中國人，但甘德星的研究指出：乾隆平定臺灣的林爽文後，曾立滿漢文十碑，漢文碑出自御筆，而滿文碑譯自漢文，頗多錯誤，顯非原本，更非御筆，更進而證明乾隆是一極為漢化的中國皇帝，其立碑之舉已反映其中國大一統思維，以“碑石性”彰顯政治意涵。甘氏就實地實物，將滿漢文並列，極有力反駁了乾隆非中國皇帝之謬說。

歐教授既然不把滿人視為中國人，所以滿清入關就是征服了中國，成了洋人喜說的“征服朝代（conquest dynasty）”。用“征服”未嘗不可，滿清入關當然征服了當時的明朝，中國歷史上各個朝代，很少有不用軍事征服而成事的。但是歐教授心目中的征服是外國人征服中國，就像現代強權征服另外一個國家，將之併吞。這是比擬不倫。歷史事實是：清兵入關是要跟明朝爭中國之天下。所有中國少數民族入主中國以後，都是在爭中國之天下，以統治中國。

我在點評歐教授的發言時，即當面指出滿人和“滿洲”這塊地方對關內而言，並不陌生，不能視為域外，說不上是所謂的“異域（alien）”，因關內、外有悠久而密切的關係。按照史實，“滿洲”的族類叫女真，女真族類，計有百餘，主要有三：（一）建州女真；（二）海西女真；（三）野人女真。又有生女真與熟女真之分，熟女真幾已漢化。“滿洲”的發祥地主要是建州，建州到清朝成為興京，也是愛新覺羅氏祖先發跡之地。

再從歷史來看，據《史記·匈奴列傳》的記載，燕國將領秦開曾經擊破東胡，設置了遼東和遼西兩郡，遼東延伸到了朝鮮，遼西就是今天的錦州一帶。漢武帝也設立了樂浪郡，就是今天朝鮮的平安道一帶；漢朝的玄菟就是清代的東邊道，位於興京之東，長白山東偏的地方。明朝初年設立了遼東都指揮使司，其下設有衛所，也有學校、教官。都司的東北為興京，就是漢代的玄菟郡、遼東諸郡。明將熊廷弼跟努爾哈赤相持在瀋陽、廣寧。廣寧，就在今天錦州的東北。當地人一樣都可以參加科舉考試的。明成祖永樂皇帝（1403-1424）設奴兒幹都司，統轄建州、海西諸郡。清朝曾在黑龍江發現奴兒幹都司碑，可以證實明朝統治勢力不但到遼東，還擴展到吉林、黑龍江。

明宣宗（1426- 1435）時，曾在吉林的松花江邊建了個造船廠，所以清代有人稱吉林為“船廠”。這段歷史可以證明滿人和“滿洲”對明朝人來說，絕非陌生的異域。在明代，不僅是遼東，即使吉林、黑龍江也在中國版圖之內。至於人口，據章太炎的考證，在明朝時，遼東的漢人已經有四、五百萬人之多，到了清末，增加到三千萬，而滿人不到一百萬。清太祖努爾哈赤起兵時，純正的滿人最多只有數十萬，許多滿人已經摻雜了蒙古、朝鮮以及漢人血脈。入主中原以後，很多滿人隨之入關，經過兩百年之後，到現在純粹的滿人已經非常之少。二戰前日本人曾說滿人有五百萬，顯然誇大其詞。

2  “漢化”是客觀的歷史事實
回顧歷史，中國至少從春秋戰國以來，多民族之間的戰爭、和平、融合，不斷在進行，經過三千年的演變，逐漸形成現代的中國，斯乃歷史發展的事實。我們注意到，羅馬帝國崩潰後一去不返，逐漸形成許多民族國家，而中國的疆域不下於歐洲，何以在中國各民族經幾千年都沒有形成多個民族國家，關鍵之一即在漢字。 因漢字不是拼音文字，入侵或入主中國的少數民族只好識漢字、習漢文，久而漢化。如果中國也用拼音文字，用自己的口語拼成文字，可能也會像歐洲一樣，形成列國之勢。所以中國雖屢經分裂而總歸統一是歷史文化所形成的，這一點與西方國家並不一樣。

對於漢化，包括歐立德在內的新清史學者均攻擊不遺餘力，已故何炳棣教授因而有“維護漢化”之舉，並非如歐教授所說，中國學者只想談漢化。在講稿完整譯本裏，歐教授還說：“如果中國的史學家只想談論漢化，那麼其他人，比如一個研究諾曼王朝時期英國的學者，或者一個研究莫臥兒帝國時期印度的學者，該如何參與對話？有誰關心他們能否參與對話嗎？我們中國學學人是否只有和同領域的人說話才感到開心？”這是很奇怪的假設。中國的史學家只想談漢化嗎？事實是因為有人否定漢化，漢化才成為議題。必須指出：漢化不是一種主張，也不是空洞的理論，而是已經發生的歷史事實。少數民族漢化和漢人胡化，陳寅恪不僅講過，而且強調此一史實，其結果是都成為中國人。

北魏孝文帝造孔廟，稱孔子為聖人，全面推行漢化政策；金朝追封孟子為鄒國公；元朝建立更大的孔廟，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並以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為科舉教材，元朝的蒙古人統治者是在做中國的皇帝，死後用中國的廟號，僅名義上是大蒙古的一部分；清朝入關之後，取代了明朝的政權，清代皇帝也取代明代皇帝成為中國的皇帝。清朝比明朝更為尊崇孔子，入關後的第一個皇帝順治就頒發《禦制資政要覽》給各級臣工，在序言中明言要當中國的帝王而非八旗共主。

他說：“朕惟帝王為政，賢哲修身莫不本於德。”內容充滿講究德行的儒家色彩。“每篇貫以大義，聯以文詞，于忠臣孝子，賢人廉吏略舉事蹟。”通曉滿文的甘德星，利用四個滿文遺詔，指出康熙確實認為自己是中國的皇帝。雍正皇帝亦複如此，我在點評時當場指出歐教授在英文講稿中誤讀了雍正，他說：“假如滿洲人這麼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那雍正皇帝為什麼要花那麼多的時間，發表長篇大論的《大義覺迷錄》，來昭告每一個人？”我指出：雍正的《大義覺迷錄》，主要意思有二：一是要排除他取得皇位的不正當性，極力駁斥他失德的謠言。當時有出自他兄弟的流言，說本來康熙要傳位給十四子，他塗改遺詔為第四子而繼位。

他為何要澄清奪位的謠言？因為有德者為君才合乎儒家仁德的理想。他要符合儒家倫理的正當性和皇位的正統，否則就成為篡位。第二是要強調“華夷一家”，來論證清朝統治中國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他講得如此明白：滿漢之異，猶如鄂湘人籍貫之不同。所以他的目的正是要消除歐教授所主張的“ethnic character（種族特性）”，這樣清政府才能夠成為中國的朝廷，擁有合法性。他認為誰主天下，是“有德者即有其位”。當時我還把《大義覺迷錄》中最重要的一段念給大家聽“：惟有德者可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 萬物一體，自古迄今，萬世不易之常經。非尋常之類聚群分，鄉曲疆域之私衷淺見所可妄為同異者也。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蓋德足以君天下，則天錫佑之，以為天下君。”雍正明說要為天下君，要做合法的中國皇帝。假如他不認同中國，又從何說起呢？ 遺憾的是，歐教授在完整的譯本裏堅持原觀點“：如果 滿人真是如此‘中國人’，那雍正為何從一開始就殫精竭慮，試圖通過寫作和出版這本書向世人證明這件事 呢？”請問雍正要向世人證明什麼啊？乾隆皇帝更經常親往曲阜常住並祭拜，尊孔極矣。清末的慈禧太后主政四十餘年，權力無雙，卻不敢像武則天帝制自為，應與儒教倫理的牽制，大有關係。

所以清朝的漢化，從中國歷史看，一脈相承，並非新鮮事。漢化這 一事實貫穿整個中國歷史，又如何動搖得了呢？新清史承襲前人“內陸亞洲”理論，好像開拓了清史研究的視野，然其刻意想要以內陸取代中原，極力去漢 脫中，不免輕重本末倒置，顛倒了內外以及中心與周邊的現實。大英帝國的“內”不會不是英倫三島，美國史家也不會從印第安人的視野來寫美國歷史。

歐教授不願意認同“清朝是中國歷代的最後一個王朝（the Qing as the last in a long series of Chinese dynasties）”，從整個中國歷史發展的趨勢來看，若將元、清兩朝從中國帝制史中割裂出去，是一種說得通的歷史論述嗎？當然每個朝代並不完全相同，但是承繼的關係十分明顯。歐教授不願意認同，但乾隆皇帝卻非常認同，他在《歷代御批通鑒輯覽》一書中開宗明義就說：“自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五十九年事實編為一部”，以便“知統系之應守”。他明明白白說：中國的歷史統系延續到清朝。每個朝代交替之際，多有殉國者，元朝征服南宋固然有為宋殉節者，但是明朝征服元朝，也有為元朝殉節的漢人，清亡時也有殉清的漢人，足可說明對國家的認同是超越族群的。歐教授總是認為中國學者常常會有“民族主義的論述（nationalist narrative）”，所以不願意動搖舊的說法。歐教授特別引用德國歷史學家魯道夫所說“動搖慣例（unsettling what is customary）”並將我反對新清史論者將滿族視為外國人之說，作為應該動搖的例子。其實所謂“動搖慣例”在華語世界裏就是翻案。翻案在中國史學傳統中是常見的，但並不是那麼容易，因為要有充分的理據與事據，因此翻案有的成立，有的就不能成立，不能輕率地下斷語，更不允許自以為是。

他認為“滿族”、“少數民族”都是現代的用語，所以不能以今論古。所謂“以今論古”是指“年代誤植(anachronism)”或時間錯亂；假如不能用今語說古，那更不能用西方的辭彙來講中國史，那還了得？更重要的是滿族與滿人有何實質上的差異？將近三百年的清朝，滿人不是少數嗎？最緊要的還是歐教授再次強調滿人是在中國的外國人，是外國人征服了中國。他說：“在我看來，有歷史證據顯示，不同地域都有長期的暴力反滿運動，而漢人普遍瞧不起滿人，認為他們低人一等，與自己沒什麼共同之處。考慮到這些，我們很難認為清的強制統治不是一場征服，一場在中國大多數人眼中的‘外來 ’侵略。”清兵入關後，確有抗暴行動。但古代中國每一個新的朝代取代前朝時都不穩定，其後才安定下來。這不能與現代的一個國家征服另一個國家相提並論。更多的歷史證據顯示，漢人支援滿人政權，漢人不僅沒有乘勢反滿，反而幫清廷平定太平天國。

3  慣用“帝國”描述傳統中國並無不妥
歐教授在他文章的最後部分大談“empire(帝國)” 這個概念的“知識考古”。歐教授指出將“empire”譯 成“帝國”並不恰當，而且為之“困擾（haunted）”。他對此詞譯介到中國的過程，何時、如何以及為何被用來指稱中國，考證甚詳，提出“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這樣的議題。他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但我覺得相比之下，“帝國”這個詞還是比較可以接受的。

歐教授指出19世紀之前中國沒有這樣的辭彙。其實，許多洋辭彙都不可能在傳統中國找到同樣的辭彙，但並不一定沒有類似或相同的事物。十七和十八世紀的洋人用“empire”來形容他們所見的中國帝制或皇朝，自有極為相似之處，至少與波斯帝國或羅馬帝國相似。中國皇帝始于秦始皇帝，自稱集三皇五帝于一身，皇帝的國家是不是可以稱為“ 帝國” 呢？而且這個皇帝開啟了三千年的中國帝制，雖無 “洋“名，卻有“華”實，中國學者於是慣用帝國一詞，有何不妥？

《馬關條約》已用“大清帝國”，何不約定俗成？當然中華帝國或清帝國與西方帝國有共同點，才會被稱為帝國，但也有極大的差異性，包括大清帝國在內的中華帝國並非泊來品，而是幾千年歷史經驗所產生的實體。換言之，帝國有許多不同類型，不能一概而論; 近代的“大英帝國（the British Empire）” 與古代帝國就極不相同。歐教授說，“許多中國史學家都能接受‘帝國’這個詞，但卻反對把基於中國的王朝看作‘帝國主義’”，這顯然是帶著近代“殖民帝國（colonial empire）”的有色眼鏡來看清帝國或中華帝國。我所編《清帝國性質再商榷》一書所描述的帝國，不是近代西方的殖民帝國，而是中華帝國的延續。

“帝國主義（imperialism）”是現代的現象，是列寧所謂資本主義發展到高峰的現象。在古代既然沒有資本主義，就不可能有所謂的帝國主義。所以在傳統中國沒有“帝國主義”的概念。就特徵和內容而言，清帝國儼然是中華帝國而非西方式的帝國, 這也就是我“平實”描述的大清帝國。歐教授好像認為帝國一定是“帝國主義的（imperialistic）”；我認為傳統或古代的帝國是“帝國的（imperial）”，與“帝國主義的”是兩回事。

中國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也是近現代的事。所以我們說中華帝國或大清帝國自有其自身的內涵，不必同于現代西方的帝國；互相比較之下，異同自見。在近代西洋歷史上提到的所謂“新帝國主義（New Imperialism）”，最具有侵略性，諸如海外殖民、奪取資源與市場，都是新帝國主義的特點，傳統的帝國當然不可能有現代帝國主義的特點。然則近代殖民帝國的現象，古代西方也沒有。如果“帝國”不能用，“國家（nation）”能用嗎？帝制中國沒有西方國家的概念，我們的“國家”是指朝廷，我們還能用這個術語嗎？我們還能討論唐朝的“社會（society）”或宋朝的“經濟（economics）”嗎？因為當時也沒有同樣的辭彙與概念。

用歐教授的話說，“我們如何證明用這一觀念與相關術語去討論20世紀前的中國是合理的”？如果這樣“知識考古”下去，豈能不治絲益棼？于此亦可見，現代中國的“今語”頗多來自西方，或是舊瓶裝新酒，如“革命”一詞。現代人講古人古事是會有陌生感的，洛文塔爾（David Lowenthal） 曾出版《歷史像是外國》（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一書，不能隨便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但如果不能用今語說古，可能困擾更多。

歐教授的“知識考古”必然會涉及翻譯的問題。美國漢學家牟複禮教授發現兩種語言間有所謂“宇宙觀的鴻溝（cosmological gap）”，很難完全跨越。

錢鍾書先生也說，從一種語言翻譯到另一種語言時，意思會漏掉或流失，甚至會流失到面目全非，真的能夠一五一十完全把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非常不簡單。西方理論性的用詞當然更加難以譯介。例如歐教授提到的“經濟學”，“經濟”在中國的原意是 “經世濟民”，應翻譯成“statecraft”而不是“economy”，也不是“economics”，可是我們現在都普遍用後者了。“經濟學”原本嚴複曾翻譯成“計學”，但沒有沿用下來。

西方辭彙漢譯，經常只能賦予較為貼近的詞語以新意涵。我覺得完全可以用新名詞寫歷史。由於現代西方文化的威力，有許許多多的新辭彙、新概念要譯介到中國來，因為日本西化在先，有許多漢譯照搬現成的日譯，所以我們接受了很多日譯的西方名詞。翻譯過來既然豐富了漢語辭彙，為什麼不能用這些辭彙來描述歷史情況呢？

歐教授提到，他看到的用中文書寫的中國歷史， 除中外關係以外，沒有提到當時的外國。他的意思是說 ，中 國人太過看重自己的東西 ，不太在 意“他者”。我覺得正好相反，中國學者自五四以來對西方的仰慕是有目共睹的。歐教授若到兩岸三地的書店去看看，琳琅滿目，西方各種書籍，包括學術性論著，多有中文譯本，林林總總，洋洋大觀。反觀歐美出版界翻譯了幾本中文書，恐怕很不成比例。近年來中國人盛行翻譯外國人寫的有關中國的書。歐教授為美國一般讀者寫的《乾隆傳》譯成中文後也在中國大陸一紙風行。中國讀者關心用英語寫就的著作，要遠遠超過美國讀者關心用中文寫就的著作。

歐教授一方面說中國不關心外國，另一方面也注意到西方理論早已在漢語學界裏大大流行了。在西方理論光照之下，歐教授又何以會憂慮中國歷史的特殊性不能和世界上無數其他民族的經驗放在一起來研究？平心而論，運用西方理論於中國歷史沒有嚴重的問題嗎？大家不是早已發現有“以論帶史” 的問題嗎？這不是說西方理論“與中國無關（irrelevant to China）”，而是不能“盲目采借（slavish borrowing）”。歐教授在發言時問：“中國到底想要在世界史的主流之內，還是在外（Is China seen as belonging within the stream of world history or outside it）？”他所謂的“主流”，往往是等同歐美的經驗。

因人性受到歷史、文化與價值觀的影響，不可能像自然界現象那樣一致而無異議。若將一方經驗普遍化，很容易流為文化霸權。歐教授引用一位年輕中國學者的話 說：“由於我們現代的知識體系源於西方......我們無法跳出世界（歷史）的語境討論中國 ......”然而我很懷疑西方世界有多少興趣，把中國的特殊性“放在一個更廣闊的語境中去深入理解”。我們還沒有一部真正的“環球史（the global history）”，現有的世界史或環球史，基本上是西洋史，或以西洋為中心的世界史。假如未來能夠有真正的環球史，是否需要包括中國歷史的特殊性在內呢？

歐教授提到“中國學者擅長資料，西洋學者擅長理論”一說，誠如他所說，是“錯誤的二元論（dichotomies）”。其實不僅錯誤，而且荒謬，如不擅長材料何 從建立穩妥的理論？如果只擅長資料，何以成為史家？兩分法是西方的主要思維，往往不宜用來解釋中國的思想。中國的陰陽概念，貌似兩分，其實不能一刀切、兩面光，陰和陽是相輔相成的。儒家的“尊德性”與“道問學”，亦非“兩元（binaries）”，其實也是一體的兩面，不可偏廢。如硬要將中國的傳統思維塞入兩分法，無異如章太炎所說：“ 素無瘡痍 ，無故灼以成瘢。”

其實理論非憑空而來，西方的理論無不從其歷史與文化的經驗而來。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與文化，難道提煉不出理論來？不是要刻意凸顯中國的特殊性，而是出自不同經驗的理論，方可比觀互補。義大利歷史哲學家維柯告訴我們“心智之學”或“內知識”有異於“物質之學”或“外知識”，後者有“自主性（Subjectivity）”。也就是說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性質不一，不是如歐教授所說，僅僅是語言的問題。

自然界的日出東山、夕陽西下，不可能有不同的解釋；但人文社會科學雖同樣有客體，然而對客體的認知有個人因素，以及不同的文化和價值判斷，會有不同的解釋，也就會出現主體性。不過，主體性並不是“中心論（ethnocentrism）”，也非“文化相對論（cultural relativism）”，應如以賽亞·柏林所說的“文化多元論（cultural pluralism）”。即文化是多元的，無分優劣，可以並存。



（本文發表於《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