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立德：（《當我們談“帝國”時，我們談些什麼——話語、方法與概念考古》

2016年10月22-23日第四屆“思想與方法”國際高端對話暨學術論壇在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舉辦，會議主題為“變動的秩序，交錯的文明：歷史中國的內與外”。在這次會議上，爭論多年的“新清史”爭論再起波瀾，代表人物歐立德教授與汪榮祖教授當面交鋒，就“新清史”主要觀點與“漢化”“帝國”等概念進行商榷，碰撞出激烈的思想火花，有助於進一步深化相關認識。為了促進學術爭鳴，全面呈現相關討論，《文藝批評》將歐立德、汪榮祖兩位學者的爭論（《當我們談“帝國”時，我們談些什麼——話語、方法與概念考古》、《“中國”概念何以成為問題——就“新清史”及相關問題與歐立德教授商榷》）以及汪暉教授《帝國和帝國主義概念的區分十分重要》一文，連續刊出，以深化“帝國”話語概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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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維規教授邀請我參加本屆高階論壇的邀請函中，有下面這樣一段話：“朝代邊界的變動與更替，秩序的破壞與重建，文明的交錯與容受，無不對原有意識結構形成衝擊。在此意義上，內/外，中心/周邊，文明/野蠻，普遍/特殊等二元對立的自我認識範疇，都須回置到特定歷史過程中重新考量。只有通過這種知識考古，才能迴應現代中國認同焦慮的核心：什麼是中國？如何重做中國人？事實上，如此一脈相承的問題意識，已成為當代學術研究的核心議題之一。”這當然就對了。

自樑啟超和章炳麟到顧頡剛和傅斯年、范文瀾和錢穆，或目前的汪暉、秦暉或許紀霖，都在尋找對這兩個最基本的、最關鍵的問題的解釋：在一種民族國家的跨國秩序裡，什麼是“中國”？ “中國”是什麼？然後，在一種充滿變化，連語言和認同都不穩定的現代世界裡，如何做中國人？如何塑成或重建現代中國人的認同？我們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時候所思考的問題，恐怕莫過於這些。在美國學術界也是如此。無論是費正清還是列文森，何炳棣還是余英時、魏斐德，史景遷還是孔飛力，他們一直最關心的問題也是這些，就是要了解所謂“古代 中國”（或者說“傳統中國”“歷史中國”）與“現代中國”的關係，試圖解釋這個演變過程的來龍去脈，以及這個過程和當代中國的關係及其影響。

尤其是現在，清末以來富國強兵的夢想正在實現，中國在世界的地位越來越重要，這些問題越來越迫切。無論從政治還是經濟的角度來看，中國已經是個強國，而一個強國的歷史的意義與一般國家的不一樣。正如德國史學家巴托夫所說：“當一個強國以它的過去作為決定國策的參考點（或者有如此的姿態），那麼這個強國的過去（或者對過去的理解）就要在世界事務中扮演重要角色。”

話語

在思考這些基本又重要的問題時，學者們針對不同維度下的主題，選取的是不同的路徑。就像方維規教授提醒我們的那樣，“只有充分整合多學科領域的研究思路，才能更好地探索創造性的學術生產方式，理解‘中國’意識的歷史構成與現實張力”。但即便如此，問題也不會有最終答案，這不僅因為不同觀點與解釋勢必出現，更因為提出這些問題的語境在不斷變化，而我們嘗試談論這些問題的語言也在不斷發展。

光緒初年，漢語中沒有民族、國家、經濟學、文化和民主這樣的詞，十年或二十年前，也沒有諸如話語建構、語境、大資料和族群這樣的詞。這些詞彙和概念已經存在，假裝它們不存在是愚蠢的。即便它們對一代人來說是嶄新的，對下一代人而言， 它們就只是簡簡單單在那裡存在而已，很快就會變得好像不曾沒有過一樣，變成我們思維結構的一部分，變成我們學生的思維結構的一部分。在準備這次對話時，我特別關注語言，以及來自不同地域的學者們交流想法時，語言所帶來的問題。

我的演講是先用中文寫好，還是先用英文寫，然後請人幫我翻譯比較好呢？請誰來翻譯呢？翻譯之後怎麼能準確表述我將要說的是我想說的？特別在中文和英文間，這是個很大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們通常不太關注，卻和這次論壇的主題——“思想與方法”直接有關，正是對此的共同興趣讓我們今天共濟一堂。在這裡我想舉個例 子。我猜想，主辦者之所以邀請我參加這次討論，是相信並期待我們能夠彼此交流，我的參與或多或少意味著給大家帶來一些“麻煩”，但這種交流是可能的，而這些“麻煩”也值得，至少我們希望如此。


之所以會有點“麻煩”，一是因為我的語言限制：如果我說英語，我的話得不到理解的可能性變大，而如果我說漢語，那我的話被誤解的可能性變大；二是因為，漢語不是我的母語，我被迫一直在考慮翻譯問題、意思的易變、詞語狡猾的天性。所以，我在寫稿的時候，一直在想這些東西會變成怎樣的漢語，又會被怎樣理解，這讓整個寫作進度變得緩慢。

讓我再就這個問題說得更明確一些。在座的各位大概都聽過一個說法：“中國學者”擅長材料，“西方學者”擅長理論。這一觀察通常伴隨著另外一個觀點，即認為“西方理論”雖然很好，但用它們來討論中國歷史會產生許多問題：因為它們來自不同的經驗，所以西方人在他們的著作中使用的概念和觀點不適閤中國。這種說法中，“中國”歷史被看做是獨特的，只有通過“中國”概念和“中國”理論才能被理解和解釋。西方的概念與之有著根本上的“隔膜”——或許有一定參考價值，但也只是被用於論證中國經驗的獨一無二罷了——西方理論的“不同”被 看作徹底又本質的。

我想簡短地指出這種立場的兩個問題。第一，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馬克思、列寧的理論不可能在中國找到空間。眾所周知，這一理論完全來自西方的歷史經驗。然而我們也都知道，在近一個世紀中，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中國知識分子那裡找到了富饒的土壤，持續對政治和學術話語產生重要影響。如果說來自西方的理論同理解和分析中國現實之間的不協調是內在的，這種說法無疑忽視了長期以來大量關於中國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言說和書寫。我們或許不能全盤接受這些討論，或許會質疑這些概念的運用方式，但卻不能堅稱它沒有幫助我們以更廣闊的視角看待中國社會中的歷史推動力。

第二，如果用“中國”理論，意味著只能使用漢語中“土生土長”的詞彙和概念，那麼我們能說的東西實在太少了。即使不討論1700年前佛教進入中國時對漢語產生的巨大影響，過去一個世紀中漢語和日語、德語、英語、俄語間的互動，已意味著中國學者今天使用的語言充斥著“外來的”內容。就像一位年輕學者最近寫的那樣：“由於我們現代的知識體系源於西方，目前我們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似乎也只能在西方的概念框架中獲得自我表述，原先只是作為一種他者的西方文化，如今在全球化時代之下，無論我們願意與否，已經成為文化本身，成為我們的當代歷史與現代經驗的組成部分，從而當代中國的問題也變成完全是整個現代性文化自身的內部問題。我們無法跳出世界（歷史）的語境討論中國，更無法在西方之外建構出一個自給自足的中國。”

既然任何人都不能逃脫“語言的牢籠”，那麼我們能做的，就是去了解它的限制，即使我們在使勁反抗它。實際上，這意味著非常仔細地思索語言和意義，包括那些難以定義的詞，比如“中國”。

我們聚集在這裡，部分是為提出“什麼是中國” 這個問題。將一些包括“漢語”在內的範疇看成理所當然，而不設法質疑與研究，違背了我們的初衷，使任務變得難以達成。因此，至少為了對話，讓我們懸置西方學者“擅長理論”和歐洲（或美國、俄羅斯、巴西）經驗與中國無關的觀點，轉而看到它們間可能的關聯——如果我們能仔細地定義術語，確立將這些概念引入思考的前提條件。

這又把我們帶回我開頭時引用的方維規教授的話，其中一個表述強調了知識考古的重要。這一實踐，在德語中被尊稱為“Begriffsgeschichte”，中文譯為“概念史”，這是我們作為學者應該參與的實踐。 我們中大部分人都不能改變這些詞彙在日常語境中的使用，但改變我們自己對它們的理解和使用卻是可以做到的。畢竟，社會對我們的期待，是探尋真理，縝密地調查我們面臨的問題，冷靜地思考那些令我們分歧、絆住我們思考的二元結構。這也是我們對彼此的期待，正是這種期待將有著不同文化、機構 和個人背景的我們在國際學術界中聚合一處。

方維規教授已經為我們列舉了幾組二分——內/外，中心/ 周邊，文明/野蠻，普遍/特殊——我相信每個人都能列舉更多。我不瞭解你們課堂上的情況，但在我的課堂 上，二元結構正不斷遭到挑戰和拆解，我們通常稱之 為“假二分（false binaries）”或“錯誤的二元論（false dichotomies）”；它們所設定的選擇，最終都被證明不全 是黑與白，而總有著深淺不同的灰色地帶。二元論不是我們的朋友，它不可避免地將事情簡單化，而歷史學家感興趣的恰恰是複雜性和細微差別。但二元論作為反面典型倒是很有用，幫助我們聚焦那些更有趣的問題，讓我們知道有趣的問題不會出現在一個“不是/就是”的非黑即白的框架下，而是“到什麼程度”“以怎樣的方式”“在什麼情況下”。

方法

在前面我討論了話語帶來的挑戰，現在讓我把話題轉向眼下更大的問題——“中國”觀念的演變。 這一觀念如何發展到現在所具有的意思？外來動力在其演變過程中起了怎樣的作用，與內在因素在不斷變化的文化和政治中又有怎樣的互動？葛兆光教授最近提示我們，中國概念從最初就與地理上的相對位置密切相關，與他者的感知在某種程度上密切相關，或者說是外部的。正如他在自己的傑作中勾勒的那樣，中國一詞擁有十分悠久的歷史，關於什麼是“內”什麼又是“外”，這樣的爭論永遠不會結束。

這提醒了我一個非常基本而困難的問題：如何 在“內”與“外”之間劃界限？我們怎麼區分二者？很明顯，這些術語是相對的，從邏輯上說，一方的存在只是相對於另一方而言的。任何區分“內”與“外”的 嘗試，都不可避免地取決於人所處的位置，因此，想要提供一個所有時代和所有地方都通用的絕對區分只能是無用功。葛兆光教授在他的書中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內”和“外”互相轉換思考的方法。

這裡我想提一個稍微不同的觀點，它不關乎“外”在“內”的形成過程中的重要性，而是關於這樣一個事實：我們永遠不會就“內”和“外”的界限在哪裡達成一致。簡單來說，一個人的“內”總是另一個人的“外”。

我是通過一些對拙著的批評意識到這點的。在我的書中，我沒有將清朝描述為“明代的重溫”，而是將它穿過長城、佔領整個國家的過程看作一場“征服”。“無稽之談！”有些人這麼說，“清朝模仿了明朝。滿族一直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怎麼能把他們獲得政治主導地位的過程看作外人接管”？我想，這一反應的深層原因，是對過去某套敘事的完整性甚至神聖性的堅定信念，這套敘事將清朝看作中國漫長朝代更迭中的最後一個，拒絕接受將清朝歸入其他任何敘事。

比如說北方民族統治中國的敘事，邊疆民族佔據中心大城市的敘事，遊牧民族統治農耕民族的敘事，或者少數民族統治的敘事——不論是在中國語境還是在世界歷史的語境下。而對元朝不是“中國”或不只是“中國”的主張，許多人也給出了同樣的迴應——儘管很顯然，對於任何蒙古人來說，元中國都只是更大的蒙古帝國的一部分。

我能理解，熟悉的敘事讓人舒服。它們有著我們已經“知道”的東西，代表某種確定性，是身份的試金石。但是我們需要在這裡停下，思考我們作為學者和歷史學家的身份。德國曆史學家魯道夫（Hermann Rudolph）有一段話：“莫非史學就應指引方向，喚醒自豪感和自我意識，使之成為‘認同’與‘國族共識’的起點？還是它的任務更應是動搖慣例，懷疑俗套，從而使我們對未來的想像更為清晰呢？”在這一點上，我必須同意魯道夫的觀點，堅持認為歷史學家的任務在於質疑並重新檢驗給定的敘事。在我看來，有歷史證據顯示，不同地域都有長期的暴力反滿運動，而漢人普遍瞧不起滿人，認為他們低人一等，與自己沒什麼共同之處。考慮到這些，我們很難認為清的強制統治不是一場征服，一場在中國大多數人眼中的“外來”侵略。

毫無疑問，關於這些問題會有持續不斷的爭論。在我們的中國同行中，很少會有人改變他們使用的語言，談論英語中所說的“清的征服（the Qing conquest）”。有人堅持認為，如果在17世紀中期有任何反滿情緒，那實際上都是政治性的，是為表達對明朝的忠誠，而沒有任何種族色彩。他們會說，所有對滿人的貶低和攻擊都基於手足情深和共同的身份認同；而像《大義覺迷錄》這樣的史料，證明了滿人是多麼的“中國人”。但他們沒有停下來思索一下，如果滿人真是如此“中國人”，那雍正為何從一開始就殫精竭慮，試圖通過寫作和出版這本書向世人證明這件事呢？


歷史學家用今日的國家和民族範疇回望過去，將本來流動變化著的區分看做一成不變的，只要這種風氣繼續存在，那麼關於內和外的分歧還將延續。只有當我們達成一致，看到將現代的現實和感性投射到過去是一種方法論上的錯誤，討論才能富有成效。與此同時，上一輩學者如蕭一山、錢穆等人定下了一套國族敘事，人們因而批評那些膽敢質疑是什麼；最近有關文明交錯的辯論中湧現的激烈言辭和決然分歧的意見，也都源自這一問題。在這裡，我們發現一大批學者仍執著於傳統而理想的單向文化變遷觀念。

我擔心我們在設定話語界限問題上的共同失敗，在意見分歧之前就已帶來誤解；極少有參與討論的人說明他們理解的漢化是什麼，人們甚至不能判斷他們同意誰、不同意誰。同時，好像很長時間之後，在中國討論文化互滲過程時，才能脫離中國例外論。在這裡我們也看到，語言的使用是如何把問題孤立化，而不是使我們以更寬闊的視角討論中國狀況。如果中國的史學家只想談論漢化，那麼其他人，比如一個研究諾曼王朝時期英國的學者，或者一個研究莫臥兒帝國時期印度的學者，該如何參與對話？有誰關心他們能否參與對話嗎？我們中國學學人是否只有和同領域的人說話才感到開心？

這些問題讓我們從另外一個意義上思考，內/外的二分是怎樣為理解、書寫和想象中國歷史帶來挑戰的，也就是說，中國被看作在世界歷史潮流之內還是之外？令人驚訝的是，在清朝外交關係的相關著作外，如今依然很難找到一本中文的中國史著作，至少是清史著作，涉及同時段在世界其他角落發生的任何事，或任何與書中討論的相似的現象，不管是稅收、軍事財政還是家庭經濟。

我想，我在這裡談論的並不是歷史中國的“內”與“外”，而是中國史學的“內”與“外”。我的看法或許有問題，但我認為二者是相關的：至少在過去一百年裡，更有可能是更長一段時間內，歷史中國和中國史學纏結在一起，這正是我們這裡所討論的“變動的秩序”和“交錯的文明”的重要部分。這不是我發言的重點，我提到這個是因為，如果我們對於歷史中國的理解不是作為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它將毫無意義；甚至，歷史中國自身構建了一個話語體制，它自身就是歷史實踐的產物。因此，留心用本土語言寫就的本國著述而外，作為歷史學家多大程度上關心國外用外語寫就的著作，將會深刻地塑造我們對“中國”的理解，影響它的話語位置。

中國第一代現代學者沒有忘記這一點，他們幾乎都在國外深造過，這也是蔣廷黻在清華大學建立中國第一個歷史系的關鍵所在。我想，對於正在顯露崢嶸的當代許多學者和他們的老師來說也是同樣情形。但我仍然要再說一遍，要是強迫自己仔細思考這一命題，就會像我一樣發現，一箇中國的中國史學家同過去的關係，與一個不在這裡出生的中國史學家並不一樣。這個觀察同樣適用於那些非漢族史學家，也就是滿族、蒙古族或其他一些少數民族的中國史學家，他們和過去的關係也互不相同。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的，但也只是有限的程度上。

過去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異邦。偶然的出生地，並不意味著一個或另一個群體的特殊性，不意味著他們擁有接近真相的特權。我想，我們不會說一箇中國的物理學家同相對論或者熱力學第二定律的關係，與一個俄羅斯或日本的物理學家有任何差別。差別在何處？我的猜測是，差別在我們和語言的關係上，比起數學等式，我們賴以工作的語言這一中介，更多地受到文化的影響，會產生屈折變化。

原諒我再回到最開始那個話題——對語言的批判態度和話語考古的展開。我想以此接著談論另一個縈繞我們心頭的名詞，那就是empire，或者說“帝國”。

概念考古

我猜，我們中許多人都將傳統中國看作一個帝國。幾年前，我開始懷疑這個老習慣，在《讀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短文，問了一個簡單的問題：“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嚴格說，這不是一篇學術文章，但它確實提出了一系列我至今仍在思索的問題。19世紀末以前，中國文化階層的詞彙中並沒有“empire”或“帝國”這樣的詞，考慮到這點，我們如何證明用這一觀念與相關術語去討論20世紀前的中國是合理的？

帝國這個詞來自何處？它什麼時候被用來描述中國的政治秩序？為什麼？為什麼是在那個時候？我們可以用這個詞來討論“中國”嗎？這個觀念可被用來討論清朝嗎？簡單說就是，“帝國”在研究歷史中國的語境中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們在漢語中又是怎樣談論它的？

當我開始研究這些問題時，我發現很少有人駐足思考它們。我們這些外國人大部分都認為，1911年前統治中國的人被稱為“帝”，“帝”又自動被翻譯為英語的“emperor”，1911年前中國的政治制度因而就被稱做“帝國的（imperial）”。許多中國學者，也都沿著這條思路談論帝國，並沒有太多思考。因此，目前把中國當作“帝國”的想法，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知識實踐的副產品，主要都認為“帝”和“emperor”意思差不多，是個比“king”或者“王”更高的級別。

但依我看，漢語中缺乏對“帝國”作為一個政治型別的全面理論思考，因此不能解釋為什麼應該把清朝或者其它類似的、基於中國的國家，視為“帝國”。現在，諸 如“帝”“皇帝”“天子”等術語的存在顯然沒問題。但是，如果我們假設這些詞語能和其他語言中的詞語直接等同，比如認為“帝”“皇帝”“天子”和“emperor” 這個詞相同，或者認為“天下”是“empire”，就很容易帶來問題。不是說把傳統中國（或“歷史中國”）當作 一個帝國的想法沒有任何根據，重要的是討論“帝國”和究竟什麼是帝國。

畢竟，詞語十分重要，概念也一樣。如果歷史中國是一個帝國，有人或許會問，歷史中國在何種意義上是一個帝國？我們是否可以用“帝國主義（imperialism）”來形容那些政策和措施？如果不可以，為什麼？此外，如果想要比較中國歷史上的歷代朝代，或者將其和世界歷史中其他相似的國家相比較，確立帝國的意義也是重要的。

其實，中國被當作“帝國”的過程漫長而複雜，可以被分割成三次話語的轉移，一次在17世紀，一次在19世紀，一次在21世紀。我在其他地方曾簡短地談過頭兩次，讓我先從它們講起。

17世紀中期，西方人初次達成一致，認為中國是帝國而非王國。那些年極富戲劇性的政治事件，以及empire的意思在歐洲現代的變化，都與這一話語轉移有關。我們知道，比如說，清的征服的本質，喚醒了歐洲人自身關於帝國的歷史觀念。舉例說，1666 年出版的《荷使初訪中國記》（Die Gesandtschaft der Ost-Indischen Gesellschaft）中，諾伊霍夫（Johann Neuhof, 1618-1672）記錄了荷蘭使者訪清，向讀者展現了他所看到的破壞，認為韃靼人的凶狠沒有任何征服者能比得上：“古希臘人和傲慢的羅馬人讓世界上那麼多地方臣服於自己腳下，也從沒有像心狠手辣的韃靼人一樣，用如此殘忍的手段傷害他們的手下敗將，用難以忍受的痛苦讓他們垂下眼睛。”此外，中國和韃靼在同一個強大的當政者的統治下聯合起來，也讓他們把大清國看作帝國。強調王國與聯合王國——沿著埃利奧特（J.H.Elliott）所說的“複合君主制（composite monarchies）”的思路——提示我們， 是什麼特徵讓歐洲人認為中國是“帝國”的。

  荷使初訪中國記

故事的第二部分展開於19世紀，“帝國”這個現代詞彙被發明。像之前提到的那樣，在此之前，漢語中沒有任何一個和“empire”準確等同的詞彙。一般認為，像許多科學或者社會科學術語來自日語一樣，帝國這個詞來自日語的帝國（teikoku），在19世紀90年代由中國留學生引入。然而，我們在中文文獻中發現，“帝國”一詞在19世紀更早的時候就被偶爾使用，遠遠早於中國學生出現在東京。對“帝國”一詞的最早使用可以追溯到1820年的一期《察世俗每月統計傳》，蘇格蘭使者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寫了一篇題為《論亞非利加列國》的文章。馬禮遜用如下方式解釋了世界諸國間的等級秩序：“亞非利加之分、有侯國、有王國、有帝國、又有多小國未有一定的朝政者。”據我有限的瞭解，這是英語“empire”一詞在漢語中第一次用“帝國”這種方式表達——我們有充足的理由確信馬禮遜沒有從日語中借用這個詞。

下一次使用“帝國”一詞，是在30年後的《夷氛紀略》中，這是清朝官員樑廷枏為敘述鴉片戰爭所寫的文字，其中，他提供了一個對歐洲政治主權不同結構的簡短觀察：“竊思歐羅巴洲各國，即大國小邦帝國王邦，無分統屬。”這似乎是中國人最早在 “empire”的意味上使用“帝國”一詞。19世紀80年代，在清朝外交官員黃遵憲的與日本相關的文章中，我們再一次看見了這個詞。同時期，另一名清朝外交官員在他的歐遊隨筆中這樣描述奧匈帝國的結構：“奧君系王而兼帝者也。帝國曰奧。王國曰翁搿阿一名。”

這一證據顯示，用“帝國”一詞翻譯“empire”要早於中國學生赴日，這是西方和中國的翻譯者與外交官員共同努力的結果，為了能夠用一個詞向中國讀者解釋歷史和當下的世界政治結構。

然而這仍未說明“帝國”一詞何時被用於中國自身。“帝國”變為描述清朝的術語，關鍵在中日甲午戰爭後的馬關條約。在這份檔案的中文和日文版中，清政府被稱做“the Great Qing empire”或者“大清帝國”——這是“帝國”一詞第一次被用於描述中國的朝代。馬關條約後的數月間，許多作者和思想家，包括樑啟超主編的《時務報》上的撰文者，都接受了清是一個“帝國”的說法。在官方語言中，在義和團起義之後的話語中，這一術語被正常化，中國官員和文人（比如張之洞 、端方）也會用這一表述書寫清帝國。滿族統治者和漢族文人將國際上認為中國是帝國的觀念不斷內化，1908年的憲法草案中，有“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的字樣，這可被視為這一內化過程的完成。

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關於中國-帝國的話語轉移，距今大約只有十年。如果我們在過去100年間中文書籍的標題中檢索“帝國”這個關鍵詞，會發現到20世紀90年代末，幾乎所有“帝國”都出現在“帝國主義”這個用語中，明確是指19世紀和20世紀那些外國勢力在中國的活動。然而過去的15年間，有成百上千的文章和書籍在中國出現，在這些書裡20世紀前的中國——秦、漢、隋、唐、宋、元、明、清被稱為“帝國”。也就是說，關於帝國主義的書籍落伍了，關於帝國的書流行起來。一個很好的例子是2005年的暢銷書，易中天教授所著的《帝國的終結》，這本書將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20世紀的歷史放在一箇中央集權趨勢不斷加強的漫長敘事中，作者認為中央集權是帝國體系的標誌。汪榮祖教授幾年前也出版了一本題為《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的著作，在這本書中，大清國被平實地描述為一個帝國。

這種對於“empire/帝國”的新用法很奇妙。我覺得這種用法如果能開啟比較的可能性，從某種意義上說也算前景光明。我相信，我們史學家的工作可以借深思熟慮又細緻周到的比較得到改善。甚至可以說，史學家的工作，只有通過深思熟慮又細緻周到的比較才得以推進。儘管我們所做的只是比較明和清，或者乾隆早年和乾隆晚年，我們一樣是在進行比較研究。當然，我不否認任何具體案例中，社會、經濟和政治組織之表達的特殊性，但我相信，將這些表達還原為純粹的型別或獨一無二的本質——不論是文化的、人種的、種族的或地理的——都犯了嚴重錯誤。那些認為中國的歷史或其他任何民族的歷史，因為太特殊所以不能和世界上數千年來無數其他民族的經驗放在一起研究的看法，我不能接受。

現在，許多中國史學家都能接受“帝國”這個詞， 但卻反對把基於中國的王朝看作“帝國主義”，因為這全然違背了他們認為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受害者而非帝國主義代理人的常識。他們認為，將“帝國主義”甚至“帝國”這樣的詞用於中國，是不加思考地轉換來自西方經驗的概念，特別是現代工業化的早期經驗和資本主義的早期經驗；在他們眼裡，這和中國自身的歷史發展毫無關係。我必須說，他們這麼說有他們的道理，這也是我的一些同行傾向於“帝制”而非“帝國”的原因，但這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因為所有這些最後都會回到“帝國”一詞上。所以，我希望展現其他思考帝國的方法，它能解決問題，並讓我們將中國問題帶入一個更大的“什麼是和什麼不是帝國”的討論中。

總的來說，過去幾年裡出現了歷史研究領域中“帝國的轉向”，它平行於其他一些（不僅是史學）研究領域的重大轉向，如語言轉向、性別轉向、後現代轉向、民族轉向，等等。為什麼開始關注帝國？我不想詳細解釋這個轉向為何現在出現，但我會指出為這一新的研究方向鋪路的兩個重大事件。

我認為，第一個主要動力可以追溯到蘇聯解體，許多新的民族國家在上世紀90 年代創立（或重建），這讓人重新意識到帝國在世界上許多地方投下的長長的陰影。類似的還有南斯拉夫的失敗，而它本身就是哈布斯堡帝國崩潰的產物；還有中東的衝突——奧斯曼、英國、法國和美國的帝國利益在這裡像慢動作的車禍般發生碰撞——這些都吸引歷史學家從根源上研究這些狀況的原因。

新帝國史崛起的第二大推動力是“9·11”事件的後遺症，美國武裝力量首先幹預了阿富汗，然後是伊拉克，許多人將這視為帝國主義政策的體現。特別是在美國，這種突然而非常不正當地、赤裸裸地使用軍事力量的行為，引起許多學者重新反思他們以為“帝國時代”只存在於過去的假設；與此相反，我們似乎正生活在其中。對帝國的研究，是許多學者試圖弄懂自己國家政府行為的一種方式。

帝國轉向的一個結果，是認識到國家和帝國的歷史在很多方面交織在一起：帝國不再被看作與國族締造過程遙遠而無關的歷史，而是被重新解釋為國族故事的一部分——這意味著，國族故事其實並不像原本以為的那樣“國族”。最值得一提的是英國史學界的這種趨勢，那些習慣於舊式敘事的人並不總能同意新帝國史引入的一些複雜問題：在舊式敘述中，不列顛群島的英國性（Britishness）被視為完全本土的，而最近研究顯示，英國性是英國多個世紀以來帝國經驗的產物。

帝國轉向的另一個結果，是質疑當代全球化是否真的沒有先例，現代世界與其說和帝國保持距離，不如說實際上是帝國的延續。換句話說，從前的觀點是，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的轉型是 一個單向過程，兩種政治結構彰明較著，而現在這一觀點有所改變。至少，“帝國”已經被救出歷史的垃圾箱，重新獲得社會科學中的重要地位；30 年前的“帝國”是一句髒話，而現在它重又出現在學術研究中，是分析時一個頗為有用的術語。

有一篇文章回顧了這方面的一些研究：“‘帝國的轉向’一般被定義為從國別史或國族史的研究轉向帝國研究，從而使設定在帝國和國家之間的領土、文化和政治界限複雜化。‘新’帝國史本身作為修訂的‘舊’帝國史，更側重於文化、性別和種族，而不是高階政治、經濟或軍事擴張。”從這一點延展開說，帝國的轉向與先前的研究在兩點上有所不同。首先，它以政治結構而不是經濟形式的角度研究帝國；換一種說法，它更感興趣的是主權和文化，而不是資源及其獲取。在這個意義上，它明顯依託於同後殖民主義研究密切相關的一些先行研究：它不否認經濟的重要性（或唯物主義立場），然而更感興趣的是帝國內部的心態和結構的構成，甚至到真正的帝國消失後，這些方面依然繼續影響著形勢變化。

其次，與以往對帝國的研究相比，帝國轉向具有更明確的比較特徵，試圖發現被稱為“帝國形態”的存在背後的相似性，我們也可以打上“帝國體系”這 一標籤。這對那些查考過去不同形式的政治組織的人來說非常有用，其中就包括我們這些從事中國研究的人。

與帝國轉向相關的思考和著作，雖然大部分集中在包括俄羅斯在內的歐美地區，但仍有相當一部分注意力放在亞洲、非洲和美洲的其他帝國形態。因此，作為一個整體，這類研究並非人們想象中的以歐洲為中心，而實際上是全球性的，是要將之納入嶄新的全球史；在這種歷史敘事中，關係網的建造，人口、觀念、影象和貨物的流動都得到認真的研究，而它本身“越來越受到的影響，正是我們的迫切需求，即從地域角度瞭解並歷史地看待我們自身的全球化處境”：“新的全球史/帝國史所設定的去中心的敘事中，沒有任何單一的推動力，而是多樣的、難以操控的系統、流程、想象以及偶然事件的發生，推動不同國家、帝國、共同體及其成員，向著不同的方向行進。

新近這種重寫世界史的隱含動機，就是賦予全球經濟和共同體中的人以行動力、主體性和歷史意識，從根本上動搖史學傳統中的諸多二元定式，諸如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宗主國與殖民地，核心與周邊，還有——也許最重要的——歐洲和非歐洲的二元對立。”從這裡，我們可以開始確定新帝國史與中國史研究——不僅是清史研究——究竟有什麼聯絡。首先，帝國轉向為批判性思考帝國結構提供了工具，這就為一個問題提供了答案。我們的問題是：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拋開帝國是否等於“empire”的棘手問題，轉而聚焦於形式、標誌，以及帝國的形成所產生的影響，我們可以比較客觀地評估特 定歷史狀態或時期。具體地說，當我們談論帝國的時候，我們在談些什麼？

我們或許可以從最基本的方面著手，也就是帝國形態和國族形態的區別：國族取決於對同一性和同質性的假設，帝國則基於差異性和異質性的假設。也就是說，帝國給人的預期，是同一整體中有著諸多民族、地貌、語言和信仰。帝國廣闊而不均衡，有等級、不對等的建制和擴張；帝國與帝國也並不全都相同。在這些方面，帝國和國族非常不同。當然，實踐中的國族也可能不是完全同質的，但在理論上或在同質化過程中如此。這是民族國家背後的整體觀念——民族和國家、人民和國家是一致的。而這明顯不是帝國背後的觀念：帝國包含而不是調和差異。

瞭解帝國的基本性質後，一些共同的特徵往往見之於所有帝國的結構：不僅包括遼闊的疆域和差別很大的人口，帝國還有制度和其他方面的諸多相似之處——庫珀（Frederick Cooper）和伯班克（Jane Bur- bank）稱之為“統治套路（repertoires of rule）”——包括歷史合法性和政治權威的多種來源，多種法律系統，多種管理系統；由原住人口和職業軍人產生的雙重文化；有活力但衝突不斷的邊疆，帝國與帝國在這裡交鋒，競爭帶來意識形態的挑戰和技術的變化。有了這些知識，我們就可以回望和研究過去不同的國家，評估其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這些型別；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探索重新發明、新增和改變帝國型別的途徑。不用說，這不是機械工作，而必須深思和謹慎。

帝國轉向與我們這些中國史研究者相關的另一個原因，是它讓過去與現在對話，以史為鑑。正如我提到的，西方學術界的帝國轉向源於一種認識，即帝國經驗並不單純是遙遠的記憶，它實實在在地在當代事務中持續發揮作用。聯邦解體、政府崩潰、戰爭爆發、侵略上演——現有的關於現代民族國家的理論，不能恰當地解釋其中任何一個現象。對我們許多人來說，世界發生了太多意想不到的變化，學者們被迫尋找其他解釋；對於史學家來說，這意味著質疑我們將“帝國”拋在身後的信念。事實上，只要我們留心，它似乎無所不在——我們說的語言、吃的食物、穿的衣服、聽的音樂、我們的娛樂——帝國無處不在。

因此，我們更應仔細思考帝國的含義，帝國文化對中國現在和未來的遺產，以及意義製造過程中“內”與“外”的關聯。

結 論

“當我們談‘帝國’時，我們談些什麼？”我希望關於西方史學中“帝國轉向”的簡短討論，對於介紹一種新的思考“帝國”的方式是有益的——不再將其看做一種純粹的經濟剝削形式，而是對一種政治肌體的思考。這種方式能很好地描述清朝這樣的國家的結構，使我們能夠把清朝與其他帝國形態放在一起，比較異同。我的信念是，能夠進行這樣的討論，將進一步弱化“內”和“外”在過去幾百年間穩步減少的差異，就像最開始是歐洲人、後來中國人自己也將清和“中國”看作一個帝國。這在豐富中國史研究的同時，對全球史亦有貢獻。

同時，我還試圖強調話語和方法的重要性，因為我相信，如果我們要進入這樣的討論，那麼釐清語言和語境的分歧是至關重要的，這能影響我們對眼前面臨的問題的清晰認識。在我看來，圍繞新清史的爭議中，很多並不是如何看待事實的分歧（儘管這種分歧存在），而是潛在的話語差異。為使觀點的交流更富有成效，雙方討論的術語要有參照框架，這是基本而重要的。對於我們學者而言，要想能夠獲得理解，不僅需要仔細地考慮史料，還需要考慮概念和語言；它要求我們在嘗試準確地翻譯我們的想法和使用恰當的術語時，很實在地應對挑戰。

在我看來，除了少數例外，我們基本上都跳過了翻譯問題，而只是在某種程度上把它看做知識交換附帶的“技術”問題。然而，從我與學生和同事多年的工作中，我相信翻譯行為本身構成了學術交流的過程。以這樣的方式來為翻譯正名，是認識到它像橋樑般連線“內”和“外”的第一步。




（本文發表於《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