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理解乾嘉學派的過程
自我學習中國歷史開始就知道乾嘉學派，我接受學術界流行的觀點，認為他們以考據為方法、目標，終年終生地鑽在經書之中進行繁瑣考據，回避社會現實矛盾，沒有接過明末清初反理學和經世致用的旗幟，政治上沒有提出反對封建君主專制的主張，封閉和限制了後來人的思想。全面否定乾嘉學派這個歷史現象的正面意義。之所以產生這樣的學術定論，學術界認為是由於清政府所實施的文化政策——文字獄所造成的，逼迫學者們回避社會現實鑽進故紙堆。這就是中國學術界流行的“逃避說”對我的影響。我當時幼稚地想何必做這樣枯燥又無用的學問呢，世上有多少有用有趣的事可做，大概這就叫做腐儒吧。 隨著學習和研究的深入我對腐儒逃避說產生了疑問。首先看到乾嘉學派的成員都是當時的精英，他們高官厚祿名利全有；他們家財寬厚不必自尋苦役；他們的著作也不是陳詞老調無用文章，而是語出驚人篇篇精彩；他們並沒有為當朝統治者唱讚歌卻得到皇帝讚歎；他們的精神世界並不空虛而是語出驚人言辭鏗鏘；他們並沒有頹廢，而是與正統的理學碩儒們進行著針鋒相對的辯爭；他們不是無事可做，而是官居要位不懼辛苦不畏辯爭；他們用畢生乃至兩代及三代人集全家人致力於此。
如：阮元在《漢學師承記 序》中寫道：“我朝儒學篤實，勿務為其難，務求其是，是以通儒碩學。有束發研經，白首而不能究者。啟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者哉。”他又在《十駕齋養心錄 序》中說：“學術之盛衰，當與百年前後論升降焉”。又如錢大昕在游王陽明祠時寫下“蚍蜉撼樹嗟何易，試看要將萬古流。”見於（《潛研堂文集》卷五）他們這樣自信這樣堅決，讓我不能不認真瞭解他們。
二 乾嘉學者們的思想與成就
乾嘉學者們為什麼要搞考據？從他們的思想出發點考查，完全出於對指導現實的經書真偽的懷疑。如戴震十歲時對《大學章句》發問：“此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塾師應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雲爾。”又問：“朱子何時人也？”曰“南宋”。又問：“孔子、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又問：“周去南宋幾何時？”曰“幾二千年”。又問：“然則朱子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梁啟超對這段故事頗為感慨，他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非惟可以說戴氏學術之出發點，實可以代表清學派時代精神之全部。”
戴震是雍乾時人，在其前康熙時人閻若琚發表了驚人巨著《古文尚書疏證》，集他30年苦心考據的結果，書中羅列128條證據證明通行本的《尚書》是晉朝偽作。此作揭開了千年一大疑案，震驚朝野。閻若琚之所以考《尚書》，因為自幼年讀《尚書》就有頗多疑問，抱著追根問底的目標考經。
與戴震、閻若琚齊名的還有很多人。惠周惕開創了以考經為目標的惠氏家學，其祖孫三代著述頗多影響頗大，創立了凡古必真的吳派，見於《九經古義》一書可瞭解其學派之端倪。後起之徽派將考據的依據推向先秦，並且不宗一家之言，通過鉤稽參驗，糾正舊注舊疏乃至舊文的訛誤，代表人物王引之在《經義述聞》中說：“凡古儒所誤解者，無不旁證曲喻，而得其本義之所在，使古聖賢見之必解頤曰：吾言固若是！數千年誤解之，今得明矣。”
乾嘉之學已形成當時的風氣，據江藩統計被公認有很大成就的有57人，著作80部731卷。據《清史稿 儒林傳》記載，乾嘉學派的成員們都從幼小即以聰慧聞名鄉里，少年有成而後成為社會精英。他們不懼世俗和權威，不貪圖功名利祿。
如惠氏三代人只做學問不做官；錢大昕早年追求時尚做了高官，官至正四品，又兼任 皇帝的家庭教師，時年四十歲，年齡條件都處在向上發展的階段，卻棄官歸裏專著經史，主要著作有《潛研堂文集》、《廿二史雜記》等。他說 ：“宰相雖榮寵一時，而易世之後卻齷齪無稱，甚或為後世詬病。知富貴之有盡，不若文章之考留矣。”這就是乾嘉學者們的境界。
三 乾嘉學派的現實與歷史價值
明清兩代是理學鼎盛時期，理學禁錮人們的思想阻礙著社會發展，先知先覺的知識份子在明代就出現了。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雲南姚安知府李贄，他在《藏書》、《續藏書》、《焚書》、《續焚書》等著作中，直接批判帝王的專制禮教的害人。終被以“敢倡亂道惑世汙民”殺害獄中。繼其之後的明末清初是個大動盪的時代，民主啟蒙思想洶湧澎湃，湧現了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等優秀思想家。他們著書立說從不同角度批判封建制度，大膽犀利的筆觸直接對準這一根本問題。王夫之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黃宗羲說：“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顧炎武號召天下人管天下事，“天下興亡， 匹夫有責。”他們觸到了封建制度阻礙社會發展的癥結，反映了時代的呼聲。怎麼解決呢，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提出種種改革措施，企圖依靠封建統治者來實現理想社會，這條路行不通。
《經》是封建制度的理論基礎，特別是理學的發展，成為禁錮人們思想的藩籬，封建社會末期種種社會矛盾亟待解決，但在理學範疇內找不到答案。梁啟超說：“理學家不復能系社會之信仰。”因此引起人們對理學經典的懷疑，質疑聖賢書是時代的新動向，是首先從那些在理學經典中泡大的優秀的儒生們開始的。
閻若琚發表的驚天動地的著作《古文尚書疏證》，他揭開了千年一大假案，震驚朝野，打開了禁錮學子們的思想，其學術意義是偉大的。不僅閻若據，與之同時的惠周惕開啟了惠氏家學，祖孫三代人專事考經，著書頗多影響很大，形成了吳派體系。見於《九經古義》一書可瞭解一般。由於考經迎合了社會需要，所以“相與呼應洶湧如潮然”。考經複章蔚然成風。據江藩著《漢學師承記》所載，清道光以前的漢學家們，著書不沾一點宋學味的有57人，著書80部731卷，對《易》、《書》、《詩》、《禮》、《春秋》、《論語》、《爾雅》諸經進行了權威性的考訂。即吳派之後興起了徽派，徽派把考訂的標準推到了先秦，並且不縱一家之言，通過鉤稽參驗，糾正舊疏舊注乃至文中的訛誤。其代表人物之一王引之個概括了考經的目的和意義，他說：“凡古儒所誤解者，無不旁證曲喻，而得其本意所在，使古聖賢見之必解頤曰：吾言固若是！數千年誤解之，今得明矣。”對此當時的理學醇儒方東樹也不得不承認：“高郵王氏《經義述聞》，實令鄭、朱俯首。漢唐以來未有其比。”可見真理是有說服力的。
學術界、思想界衝開了兩千年的束縛得到了解放。理學神聖不可手指的至高無上的統治地位動搖了，乾嘉學派開闢了理學自身瓦解的道路。乾嘉學者們首先對聖賢之書發難，不能不稱讚他們的勇氣和堅持真理的膽量。
英國人羅素在他的《西方哲學史》中講義大利文藝復興時說：“文藝復興不是在哲學上有偉大成就的時期，但是也作出一些事情，對偉大的十七世紀來講是必要的準備。首先文藝復興摧毀了死板的經院哲學體系，這體系成了智力上的束縛，恢復了對柏拉圖的研究，因此要求人至少也得有在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之間進行選擇所必需的獨立思考。文藝復興促進了人們對於這兩個人的直接的真正認識，擺脫新柏拉圖派和阿拉伯注釋家遁世冥想。”“文藝復興不是民眾的運動，是少數學者和藝術家的運動¨¨¨，從教會裏得到解放的最初結果，並不是使人們的思考合乎理智，倒是讓人們對古代樣樣荒誕無稽的東西廣開心竅。”“然而最初他們並不是在現實世界裏，卻在故紙堆中尋求這種東西。”
義大利文藝復興與乾嘉學派的思路、工作、成就和歷史意義何其相似。
（遼寧省社會科學院歷史學研究員王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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