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正大學史學營講演
講演的摘要如下:
碑石有其「碑石性」,為建碑者形塑社會集體記憶、強固國家論述之用。透過碑文的主觀敘事,「碑石性」的文化、政治意涵,得以彰顯。
乾隆53年,林爽文之亂平定,乾隆將之列為「十全武功」之一,並於臺灣建十碑,以誌其盛。林爽文之亂,雖不能和伊犁、回部、金川的邊亂相比,但臺灣「孤懸海外」,與內地不同,故乾隆亦不以小事視之。這可從乾隆事後另將碑文製成緙絲、墨刻、玉冊,以及銅版戰圖以作紀念得到證明。
乾隆53年,林爽文之亂平定,乾隆將之列為「十全武功」之一,並於臺灣建十碑,以誌其盛。林爽文之亂,雖不能和伊犁、回部、金川的邊亂相比,但臺灣「孤懸海外」,與內地不同,故乾隆亦不以小事視之。這可從乾隆事後另將碑文製成緙絲、墨刻、玉冊,以及銅版戰圖以作紀念得到證明。
一般以為碑文乃儒臣代筆。其實,十碑的碑文乃乾隆御製,並且是先寫漢文,後譯滿文,其中的《命於臺灣建福康安等功臣生祠詩以誌事》的漢文碑文更是御筆。值得注意的是,與「御製碑」有關的其他書寫,如緙絲、玉冊、墨刻上的碑文,和《平定臺灣戰圖》上的御筆、印章全為漢文,可見「御製碑」的滿文碑只是聊備一格的製作。
乾隆其實是個十分漢化的滿洲中國皇帝,其立碑台灣之舉,乃傳統中國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思想的反映。因此,「御製碑」可視作滿洲中國皇帝乾隆在臺灣的石化分身,也是乾隆作為大一統君主的具體註腳。
講演的全文原預定發表於《新史學》第9期 (2014), 現已因故取消.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甘德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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