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御製台灣滿漢文碑

滿洲皇帝的漢化與大一統中國觀：

乾隆五十三年御製台灣滿漢文碑的「碑石性」研究

甘德星

摘要

碑石有其「碑石性」，為建碑者形塑社會集體記憶、強固國家論述之用。透過碑文的主觀敘事，「碑石性」的文化、政治意涵，得以彰顯。乾隆53年，林爽文之亂平定，乾隆將之列為「十全武功」之一，並於臺灣建十碑，以誌其盛。林爽文之亂，雖不能和伊犁、回部、金川的邊亂相比，但臺灣「孤懸海外」，與內地不同，故乾隆亦不以小事視之。這可從乾隆事後另將碑文製成緙絲、墨刻、玉冊，以及銅版戰圖以作紀念得到證明。一般以為碑文乃儒臣代筆。其實，十碑的碑文乃乾隆御製，並且是先寫漢文，後譯滿文，其中的《命於臺灣建福康安等功臣生祠詩以誌事》的漢文碑文更是御筆。值得注意的是，與「御製碑」有關的其他書寫，如緙絲、玉冊、墨刻上的碑文，和《平定臺灣戰圖》上的御筆、印章全為漢文，可見「御製碑」的滿文碑只是聊備一格的製作。乾隆其實是個十分漢化的滿洲中國皇帝，其立碑台灣之舉，乃傳統中國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思想的反映。因此，「御製碑」可視作滿洲中國皇帝乾隆在臺灣的石化分身，也是乾隆作為大一統君主的具體註腳。

一、前言：碑石與「碑石性」

二、乾隆御製臺灣滿漢文碑

三、乾隆的感情投注：御製與御筆

四、乾隆的漢化思維：碑文的先漢後滿

五、乾隆的中國觀：「滿洲面具」背後「漢人身體」的折射

附錄1.《命於臺灣建福康安等功臣生祠詩以誌事》碑文

附錄2. 滿文《清實錄》所載《命於臺灣建福康安等功臣生祠詩以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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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乾隆的中國觀：「滿洲面具」背後「漢人身體」的折射

（節錄）

「御製碑」碑文的製作之所以先漢後滿自然與滿人「身體」的深度漢化有關。看來，乾隆雖「夙善國語」，但遇到複雜的問題或者需要作冗長的敘述時，仍傾向用漢文表達。乾隆的思維之所以不得不受漢文左右，是因為滿文並沒有足夠的詞彙全面應對複雜的外在情境。因此，乾隆振興滿文的目的，在於以之作為民族標記和正統的表徵，多於以之作為平常日用的實用語言。「御製碑」中的滿文碑只是聊備一格的製作。

乾隆的思考方式，因受漢地文化符號的制約，基本上乃從中國本位出發。他的天下觀，與傳統中國的儒家君主無異。在《御製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的繫辭篇首，他指出康熙時臺灣之入於中國版圖乃朱明對臺灣認知的後繼(滿、漢文，行17)。在《御製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序》中，他將自己和開疆拓土的光武帝相比，並引用《詩經》中的《采薇》、《出車》、《祈父》、《北山》諸章來說明佳兵黷武」的不可（滿、漢文，行5-6、13-16）。在《御製剿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中，他又以自漢至明的日蝕為例，說明這個自然現象與出兵臺灣的關係（滿、漢文，行20-22）。

乾隆自覺是中國的天子/Abqai jui。在「御製碑」各碑文中他多次公開宣示自己因賴上天眷佑而得以平定叛亂。作為「撫育天下」的天子，乾隆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臺灣「御製碑」是實踐這個傳統抽象政治概念的有效「技藝」(technology)之一。就「土」而言，「御製碑」的佈置猶如大清「地體」(geo-body)南北縱深的視覺再現：碑石由南而北，從臺灣經對岸廈門，一直伸延至滿洲龍興之地的東北。銘刻於其上的是盛清武功的欽定集體記憶。碑文中屢屢述及林爽文之亂的平定，乃來自全國各地的猛將（福康安、海蘭察、烏什哈達）精兵（閩、浙、桂、川、湖、黔、粵各省），聯同臺灣的官軍義民協力而成。透過碑文在多地的「複製」，乾隆將「遠隔重洋」的臺灣孤島，重新納入大清「想像共同體」之內，其作用與御賜諸羅嘉義之名，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就「臣」而言，碑文中提到原來「非我臣僕」的臺灣「生番」，儘管彼等位處國家邊緣的邊緣，但乾隆仍以其平亂有功，將之載錄於《職貢圖》之中，以示「生番」並非邊陲的化外遊民，而為隸於大清版圖的「人類」。

作為一個象徵大一統的符號，「御製碑」不啻是乾隆重申已內地化的臺灣，乃大清不可分割之一部的強烈政治宣言，並且是其於亂後，重新確立統治合法性的歷史見證。表面上，「御製碑」看似只針對臺灣一隅，但實質上，若將之置於全國的大格局來考察，其背後實隱含國家整體地理空間的內在聯繫，臺灣乃繼蒙（準部）、回（回部）、藏（金川）域外三地內屬滿洲之後，重歸大清的漢人邊地，宜乎其碑文，與彰顯盛世意象的「十全武功」御製碑文的「文類」(genre)相一致，其意義已超越當下地方亂平的記憶，而轉化為大清國史大敘事(grand narrative)的有機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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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見《中國邊政》，第221期（2020年6月），頁85-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