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文《新約》（Ice hese）簡介

滿文新約聖經《Ice hese》應是俄羅斯東正教傳教團翻譯的成果。

阿爾巴津人

清廷在1685年前為了解決三藩之亂，無暇顧及俄羅斯在北方的入侵。三藩之亂解決後，康熙皇帝便向阿爾巴津頒下諭旨，令其投降，但阿爾巴津不肯，於是清廷便展開攻擊，阿爾巴津堡壘被攻陷後，約有45人及其妻兒投降清朝，日後這些人被稱為「阿爾巴津人」。[1]

　　清朝對於投降的阿爾巴津人不只提供食物、房子，也將他們編入鑲黃旗，並將一座佛寺清理後交給他們當教堂使用。其後由阿爾巴津來的神父馬克西姆負責阿爾巴津人的信仰，可是效果不彰，因為連阿爾巴津神父的小孩也受異教影響，而且馬克西姆神父的年紀也越來越大，這都使得俄羅斯開始籌劃派遣傳教團前往中國。[2]

東正教傳教團

1716年，在俄皇彼得一世的支持與中國的同意下，俄國正式派出第一屆的東正教傳教團。第一屆傳教團受到中國的禮待，教士除了被授以官位外，更給與住房、飲食、錢財。這應與當時清廷必須面對準噶爾的入侵有關。
雖然傳教團受到中國的款待，但因為沒有條約的保障，所以地位、傳教的工作也不大確定。這可從第一屆傳教團領班死後清廷不斷干擾新領班赴任可看出。[3]直到1727年〈恰克圖條約〉簽訂後，這個狀況才因為有明文保障而得到改善，也因為這個條約的緣故，俄羅斯東正教傳教團成為異於耶穌會等傳教士的團體。[4]
 

《新約》的翻譯　

直到18世紀末，東正教不太熱中於經書的翻譯工作。原因大概有三個。一是東正教來華的目的是為了維護阿爾巴津人的信仰，但當時阿爾巴津人還通俄文，不太需要經書翻譯。二是初期東正教派出的人選能力一般，無法進行翻譯工作。第一屆傳教團派出前，彼得一世曾指示說：「神父無須學有根底，但求諳於世故」。[5]三是在東正教來華前，天主教耶穌會士便已經翻譯過多本經書，所以東正教傳教團用耶穌會士的譯本即可。[6]

　　19世紀初，第八屆傳教團的斯捷潘．利波夫措夫（Степ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 Липовцов, 1770-1841）於1794到1808年來華期間完成了《新約》的翻譯，但沒得到俄國聖務院的批准，反而讓英國聖公會出版了。天主教的傳教士又把滿文《新約》拿來當作東北教會學校的教材。不過，有學者認為《新約》是英俄聖公會代表賓加頓於1821年僱用利波夫措夫翻譯，並於1825年譯完。這本滿文《新約》於1835年印刷了1000部，其中的200部在海難中丟失，並於1929年再版。[7]

        正如上面所說，東正教傳教團從起初便在維持阿爾巴津人的信仰。其後，因阿爾巴津人與滿人通婚，翻譯《新約》為滿文便有其必要。[8]而且，東正教希望能夠使中國皇帝信教，《新約》的翻成滿文或許也與這種想法有關。入關後，滿洲人的漢化相當快速，但從俄羅斯對於傳教團成員安東．弗拉德金的詢問：「關於隨傳教團到那裡的學生，他們是否在回國時為新來學生留下什麼學習材料，以便他們能夠於初期獲得必要的漢滿文知識？具體能留下什麼？」可知當時應該還有一定的人在使用滿文。


 (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班彭楨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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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閻國棟、肖玉秋譯，《東正教在華兩百年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頁25。

[2] 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閻國棟、肖玉秋譯，《東正教在華兩百年史》，頁28-32。

[3] 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閻國棟、肖玉秋譯，《東正教在華兩百年史》，頁69-72。

[4] 肖玉秋，〈論俄國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士團的特殊性〉，《俄羅斯研究》，第1期（上海，2008.02），頁83-84。

[5] 尼古拉．阿多拉茨基著，閻國棟、肖玉秋譯，《東正教在華兩百年史》，頁41-42。

[6] 肖玉秋，〈俄國駐北京傳教士團東正教經書漢譯與刊印活動述略〉，《世界宗教研究》，第1期（北京，2006.03），頁93-94。

[7] 薛蓮，〈大連圖書館館藏滿文《新約全書》考略〉，《滿州研究》，第1期（哈爾濱，2008），頁70-71。

[8] 肖玉秋，〈俄國駐北京傳教士團東正教經書漢譯與刊印活動述略〉，頁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