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 ：2016年10月22日-2017年06月28日
地點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歷史文物陳列館2樓內閣大庫檔案區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開館時間：固定開館時間為每週三及週六09:30-16:30
開館日逢選舉日、國定假日及連續假期不開放（以本館網頁公告為準）
一、清代詔書製作、皇權繼承與歷史書寫
清朝以皇帝之名頒布的命令，主要有制、詔、誥、敕等形式。其中詔書的目的乃向天下臣民布告國政或是垂示彝憲。其書寫格式例以「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開宗，用「布告中外／天下，咸使聞知」結尾。詔書多由內閣撰擬，再呈請皇帝欽定。舉凡即位、親政、賓天、加封徽號等事皆需昭告天下。清代定制的詔書是黃紙墨書、滿漢文合璧，並在年月日與紙張接粘等處，鈐蓋「皇帝之寶」寶印，故又稱寶詔；同時交禮部照式刊刻，黃紙印刷，是為謄黃，以為頒布全國之用。
在皇帝頒布天下的詔書中，最重要者莫過於即位之初的登極恩詔，以及賓天之際的大行遺詔。首尾兩份詔書皆攸關皇位之繼承、天命之授受與國祚之綿延。朝廷透過這兩道詔書明白宣示皇權的轉移與政統的賡續：舊主雖已賓天，新君但將承命，是以帝制的運作如常，而國祚的延綿無虞。崇德八年（1643）八月，世祖於盛京即位之初，即以滿文詔書昭告遐邇。迨清軍入關，在其揮軍南下的檄文中，更嚴辭指控南明政權：既未奉得崇禎遺詔，實非承天應命之正統。換言之，既無遺詔，朝隨君亡，天命當由終得天下者承統繼祧。
不論是第一道命令或最後一道命令，在頒布天下之時，其實已是皇權轉移既成定局之後。前者藉由施恩赦罪，展布政治新象；後者則回顧歷年功業（過），謀求青史定案。若兩相對比，清代歷朝的登極恩詔內容大多因循制式，承命的新君鮮有別出心裁之舉；至於大行遺詔則頗有出入，各具特色，並且具體而微地反映出：從早期皇權對國家機器的掌控，漸轉成後半葉國家機器對皇帝的鉗制。清初諸帝或親自酌定詔稿，或於生前預擬藍本：如順治以罪己之姿痛自列舉弊政，以期懲前毖後；康熙著眼於自我歷史定位，儼然是自傳式的墓誌銘；雍正則關注過去章程的審酌與未來政治的布局。乾隆禪位於嘉慶，所欽定的傳位詔既總結一朝政績，復宣示皇權繼承，內容格式實有如「乾隆朝」之遺詔。嘉慶之後，皇帝的遺詔則多於死後由臣工摭拾過去上諭，或概括地總結其在位期間的國情與政績，已然不見皇帝個人掌控歷史解釋權的任何企圖。在逐漸常規化的製作過程中，皇帝個人的色彩完全黯然褪蝕在格式套語之中。早期皇帝在制度上的酌定或更張，積累而成祖宗家法，中葉之後皇帝多在祖宗家法的枷鎖下難得伸展。國家典制層建累構，越演越繁，皇帝個人的威權卻在敷衍格套中愈形支絀。
二、從中央到地方與藩邦：詔書的頒布與傳播
詔書既奉皇帝之名擬定，先是在北京中央舉行隆重的頒布儀式，隨即便透過各種管道昭告天下。除了正本鈐有皇帝寶印的寶詔之外，禮部並製作若干複本的謄黃詔書。齎詔官攜帶一份正本詔書以及若干複本謄黃，前往指定地點宣讀，隨後再將詔書齎回中央。康熙四十二年（1703）議准因應路程遠近，明定禮部齎詔官分赴各地頒詔當恪遵往返的時限。乾隆十七年（1752）更對分赴各省頒詔的齎詔官、所攜帶謄黃數目與負責分頒之處，皆有詳細的規定。此後並有增減的調整。不過，道光十五年﹙1835）對派遣齎詔官赴各地頒詔的方式進行重要的改革，從此詔書透過驛站轉發各地，齎詔官的委派至此廢除。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地方的發展，中央在詔書的頒發上，亦有相應增減的調整。例如臺灣總兵官原本僅接奉皇帝詔書的謄黃複本，逮至光緒十一年（1885）臺灣開始設置巡撫，兩年（1887）後，朝廷更正式加頒正本的寶詔，臺灣地位越形重要，由此亦可窺見一二。
各地方在接奉詔書之後，除了將詔書頒到日期以題本報部察覈，如有需要也會再行複製若干份詔書下傳到轄區各地。詔書頒布的對象不僅是中土臣民，更包括外邦藩屬。乾隆五十五年（1790）適值弘曆八旬大壽，特諭除朝鮮、蒙古之外，安南、琉球、暹羅等三國也一體頒發恩詔。在一般情形下，朝廷派遣正副使赴朝鮮頒詔，外藩蒙古諸部由理藩院委官齎詔前往。至於其餘諸國，則交由該國使臣自行齎回，或委由鄰近各國的地方督撫轉發：兩廣總督負責暹羅，廣西巡撫負責安南，雲貴總督負責緬甸，閩浙總督則負責琉球。透過上下遠近層層傳導，務使皇帝的詔令「布告天下/中外，咸使聞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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