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郎世寧等御製《呼爾璊大捷圖》殘本
與
《呼爾璊大捷圖》銅版畫
《呼爾璊大捷圖》殘本，設色絹本 ，掛軸
絹本畫 69 x 105.5 公分，27 1/8 x 41 1/2 英寸
（SOTHEBY’S，3073）
估價 ：HK$10,000,000 — 15,000,000
估價 ：HK$10,000,000 — 15,000,000
《呼爾璊大捷圖》銅版畫，巴黎 Charles Nicolas Cochin fils 據安德義畫稿製
《平定準部、回部戰圖》銅版組畫之八，第一版（1770年）
銅版畫 58.5 x 94 公分，23 x 37 英寸
展覽
《The Printed Image in China from the 8th to the 21st Centuries》，倫敦：大英博物館，2010年5-9月
《The Printed Image in China from the 8th to the 21st Centuries》，紐約：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2012年5-7月
出版
1. Niklas Levernz，〈From Painting to Print, The Battle of Qurman from 1760〉，《Orientations》，香港，2010年5月，頁48-53
2. Camille Schmitt，〈The Battle of Qurman: Restoration and Remounting of a Qing Imperial Wall Painting〉，《Orientations》，香港，2010年5月，頁53-54
3. Niklas Levernz，〈On Three Different Sets of East Turkestan Paintings〉，《Orientations》，香港，2011年11月，頁96-103
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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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崇正
畫面中描繪了清朝軍隊的陣形，有列隊整齊的士兵及馬隊，還有排成一排的駱駝隊，五頭駱駝的背上，還架著一管火炮；畫幅的右下角，有一位全身戎裝的騎馬軍官，手持弓箭正在向前衝殺，不過這個人物的下半部以及馬匹等，已然不存於畫面中。由此便能看出這幅絹本圖畫已經是不完整的，只是一個局部、只是一個殘本。
細看畫中的個別人物，面部還具有肖像特徵，比如上面提及的那位向前衝殺的軍官。不光具有肖像特徵，而且人物面部還表現出明暗凹凸，頗有歐洲畫法的痕跡，所以這幅絹本圖畫在總體上完全符合乾隆時期清朝宮廷繪畫的特點。
有了以上的基本判斷，我就推定這幅絹本圖畫應當屬於「乾隆平定準部、回部戰圖」之一，而且圖名為《呼爾璊大捷》。如果將乾隆時期的銅版組畫《平定準部、回部戰圖》第九幅「呼爾璊大捷」一圖（圖一），與此絹本圖畫相比較，二者的某些局部完全可以對得上。銅版畫「呼爾璊大捷」的左下角，就畫有列陣的清軍，就畫有馬隊，就畫有五頭駱駝，每只駱駝的背上也架了一管火炮。由此筆者斷定這幅絹本圖畫應當是《呼爾璊大捷》大畫左下角的一個小小的局部。
現時所見到的局部絹本圖畫縱68.5公分、橫105.5公分，對照銅版畫那幅同名作品我們大致能夠推算出《呼爾璊大捷》大畫原來的尺幅相當可觀。
銅版畫「乾隆平定準部、回部戰圖」是由供職宮廷的歐洲畫家郎世寧（1688-1766）、王致誠（1702-1768）、艾啟蒙（1707-1780）、安德義（1781年卒）四位繪製的圖稿，然後將圖稿送往法國製作成銅版印製成銅版畫的。同時以義大利畫家郎世寧為主，繪製了同樣題材的絹本大畫，完成後張貼或懸掛在大內西苑的紫光閣中，由此來彰顯乾隆皇帝的「十大武功」。所以絹本《呼爾璊大捷》大畫中的人物肖像具有歐洲風格，那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郎世寧等歐洲畫家繪製「乾隆平定準部、回部戰圖」銅版畫的底稿，亦見於清內務府造辦處的檔案：
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五日接得郎中德魁、員外郎李文照押帖一件，內開十月二十五日太監胡世傑傳旨：平定伊犁等處得勝圖十六張，著郎世寧起稿，得時呈覽，陸續交粵海關監督轉交法郎西雅國著好手人照稿刻做銅版，其如何做法即著郎世寧寫明，一併發去。欽此。」
乾隆三十年「五月十七日接得郎中德魁等押帖一件，內開本月十七日太監胡世傑傳旨：西洋人郎世寧等四人起得勝圖稿十六張，著丁觀鵬等五人用宣紙依照原稿著色畫十六張。欽此。」
乾隆三十年「六月十九日接得郎中魁等押帖一件，內開本月十六日將西洋人郎世寧等四人畫得勝圖稿十六張，內先畫得四張並漢字旨意帖一件、信帖一件、西洋字帖四件，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著交王常貴交軍機處發往粵海關監督方體浴遵照辦理。欽此。由軍機處發去。」
以上檔案資料中所記的是銅版畫圖稿繪製的時間和部分經過，那麼，此《呼爾璊大捷》大畫繪製當在此之後，即乾隆三十一（1766）至三十四年（1769）這段時間裡。檔案中還記載，歐洲畫家郎世寧等參與了繪製銅版畫圖稿的工作，那麼《呼爾璊大捷》大畫中，何以出現了歐洲的畫風，也就有了答案，因為郎世寧、王致誠、艾啟蒙等人完全可能都參與了《呼爾璊大捷》大畫的部分繪畫工作。而大畫中具有肖像特徵的幾個人物，就應該是平定準部回部戰鬥的立功者，他們的全身立像，就屬於懸掛在紫光閣中的一百幅《紫光閣功臣像》內。
大畫中有四人物，箭囊或翎毛下有描金滿文小字，記錄了他們的身份。畫面右上方列陣首行，有一頂戴花翎馬背人物，據其箭囊小字，乃安西提督總兵官豆斌（1759年卒），在紫光閣平定西域前五十功臣中名列廿一，史上有名。豆斌手卷像贊，連同另外九功臣肖像，曾售於紐約蘇富比2005年3月31日至4月1日，編號280。豆斌身後藍衣駕馬將領，翎毛下有滿文名字，標示為榮保（生卒年不詳）。後方還見平定西域後五十功臣中排名第二之福祿（生卒年不詳），他也身穿藍衣駕馭白馬，名號以滿文書於箭囊上。圖中右下方見一勇士，身披箭衣，正引弓待發，腰間箭囊上書滿文名字，指乃舒津泰（1792年卒）。
清朝時期的紫光閣，為宮中放置武備、功臣像及戰圖的場所。這幅絹本《呼爾璊大捷》大畫，原應當存置於紫光閣。至於絹本《呼爾璊大捷》大畫為何只剩下了如此一個局部，其中的緣由就不得而知了，這幅絹本《呼爾璊大捷》大畫的其餘部分是否還存於世、是否還能夠拼接完整，似乎也沒有任何材料可以說明和解惑［編者註：有說漢堡民族學博物館藏《呼爾璊大捷》大畫之右幅殘本（藏品編號 A 4577），詳閱 Niklas Leverenz，〈From Painting to Print: The Battle of Qurman from 1760〉，《Orientations》，卷41，第4期，2010年5月，頁1-6］。
類似的大幅「戰圖」，筆者在德國也見到過幾幅。國立漢堡民俗博物館曾經在1985年的西柏林（當時東、西德國尚未統一）名為「歐洲與中國皇帝」的展覽會上［編者註：《Europa und die Kaiser von China》，Berliner Festspiele，法蘭克福，1985年］，就提供了《平定回部戰圖》（絹本設色畫，縱366公分、橫388公分）［編者註：據尺寸，或乃前述之漢堡民族學博物館藏戰圖殘本］和《平定臺灣戰圖》（絹本設色畫，縱404公分、橫469公分）兩幅大畫。
根據目前所瞭解的情況來看，乾隆皇帝所稱的「十全武功」，每次打仗得勝後，便下令內務府造辦處繪製「戰圖」和「功臣像」。而「戰圖」中既有「銅版畫」（僅限於「乾隆平定準部、回部戰圖」），還有手繪的設色本，另外還有大幅的巨畫，懸掛於殿堂。此次所見之《呼爾璊大捷》大畫，就應當屬於懸掛張貼的大畫中的一幅，十分難得。如此的做法一直延續至晚清，筆者就曾見過「平定粵匪戰圖」（即「平定太平天國戰圖」）的大畫。
以上提及乾隆時期的若干巨幅的「戰圖」，均未見乾隆時期胡敬所著《石渠寶笈》一書的著錄記載，所以類似的圖畫究竟有多少幅，至今並不十分不清楚。
延伸閱讀
T. Kam, Manchu weaponry (in preparation)
MANCHU COURT PAINTINGS (1)
Manchu court paintings (2)
(國立中正大學滿洲研究甘德星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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