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屆國際清史研討會綜述
任萬平
第九屆國際清史研討會綜述
本次研討會共收到論文150篇。會議先後進行了主題發言、大會發言和小組發言，氣氛熱烈。前輩學長學養深厚，立論高遠；眾多後學各抒己見，虛心向學。會議突破了以往的局限，拓展到文博、檔案、園林等領域，出現了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新趨向。這是一次有益的嘗試，可以成為今後清史研究的努力方向。
本屆會議反映了近年來清史研究的豐碩成果，大家就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一、滿族何以能由關外的弱小民族而把握了明清之際的歷史走向並進而主宰華夏大地。與會專家就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系統的分析，基本達成共識，認為這是多元因素綜合導引的結果，而其中滿族精神的凝聚力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戴逸的專題發言《滿族興起的精神力量》，對滿族最終能夠取得全國的統一作了高屋建瓴的論述。認為滿族的騎射尚武的精神、民族凝聚的精神、團結包容的精神、學習先進的精神是滿族以偏居一隅的弱小民族得以征服中原明王朝的力量源泉。
二、有關“康乾盛世”的討論。圍繞“康乾盛世”，歧見甚多。很多學者認定康乾盛世是封建文明的鼎盛時期，應予充分肯定；一些學者對比近代西方工業文明迅猛快捷的發展，認為盛世之說過於勉強。周遠廉的《乾隆朝“大清全盛之勢”》、李治亭的《康乾盛世的文化特徵》與馬大正的《尋找18世紀中國的新視點——“康乾盛世”光環下的陰影》成為以上兩種論點的代表。周遠廉從經濟的角度，即乾隆朝多次普免錢糧的歷史史實認定其為全盛之世。李治亭以文化發達與否作為衡量社會發達與否的指數，指出康乾盛世的文化具有三大特徵。馬大正則從清代邊疆史研究的角度對“康乾盛世”進行了反思。他認為，清統治者的治邊思想是以維持邊疆地區的落後狀態來求得邊疆地區的穩定，清朝政府對邊疆地區的管理體制與政策宜作二點論分析，清朝統治者對邊疆、疆域等有關世界大勢缺乏認識，甚至無知。文章最後援引戴逸的論述作為結論：“18世紀的康乾盛世，貌似太平輝煌，實則正滑向衰世淒涼。可當時中國沒有人能夠認識到這一歷史真相，只有歲月推移，迷霧消散，矛盾激化，百孔千瘡才逐漸暴露，歷史的悲劇只有在悲劇造成以後很多時間，人們才會感到切膚之痛。”
三、清朝出現的奢靡社會風氣和道德觀念變化具有鏡鑒作用。李景屏的《清前期社會風氣的變化及影響》及鈔曉鴻的《清人的“奢靡”觀念及其得失》論及於此。李景屏闡述道：“奢靡風氣的形成，使得社會財富流向消費領域的趨勢愈發嚴重。”“對奢靡生活方式的追逐必然造成道德滑坡、拜金主義氾濫、吏治腐敗、社會犯罪嚴重、經濟停滯、中西差距的擴大。因而當西方列強的炮艦政策咄咄逼來的時期，大清帝國已經難以招架。”鈔曉鴻則認為，應以大多數人的生活水準為准，作為正常消費與奢靡的區分標準。
四、清史與文博藝術研究交互融合，互相闡發。與會者提交的論文中有不少涉及清代藝術問題，範圍相當廣泛，論題頗多新意，拓展了清史研究的領域。這是一個應該積極肯定的研究方向。單國強的《王鑒應屬“虞山派”》一文，從王鑒的畫學道路、師承範圍、筆墨風格等方面闡述了王鑒對於清初畫壇的影響，並澄清了王鑒的流派歸屬。聶崇正的《故宮倦勤齋天頂畫與全景畫探究》則把繪畫藝術置於宮廷這一特定的環境空間進行研究，對繪畫風格和作者加以考辨，為當時中西文化藝術的交流提供了實例。旅英學者張弘星的《海內外藏兩組晚清宮廷戰爭畫考略》在對畫幅考察的同時，呼籲學界要重視和重新評價晚清宮廷在19世紀的社會與文化變革中的位置。討論會對戲曲、音樂等問題也有所論述，如鄭瑉中的《明清琴文化差異述評》、關嘉祿的《清代京劇的文化特徵》等。劉潞的《〈叢薄行詩意圖〉與〈清高宗大閱圖〉考析》一文，以繪畫為依託，研究多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問題。蔡毅的《淺析雍正皇帝“禁錮”是促進其官窯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從雍正朝的銅荒引發政府出臺“禁銅令”論起，分析了禁銅政策是直接影響雍正朝官窯瓷器發達的因素之一。以上兩文是文獻與文物綜合研究的良好範例。
五、有關清代學術思想的討論。汪學群的《關於清前期學術的幾次論爭》綜述為理學與心學之爭、漢學與宋學之爭、中學與西學之爭。美國司徒琳(Lynn Struve)的《明清之際“回憶錄”的比較分析》，在對回憶錄作者的社會階層、性別與年齡區間，自我表現與情感暴露，回憶與敍述模式的比較基礎上，探討了中國與英美“回憶錄”文學之間的差異。朱東安的《清儒漢宋之爭與曾國藩集團的思想基礎》則分析了湖南士人由於特殊的社會環境和地理條件，形成其在清代漢、宋之爭中的特殊性。
六、關於雍正帝即位合法與否問題。歧義產生在清聖祖的遺詔上，學術界一直存在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中國臺灣李學智提交的《關於清聖祖滿漢遺詔的一些問題》引起了學者們的熱烈討論。大家對文章中列舉的新發現的檔案材料進行了鑒定辨偽工作，對滿文讀音有不同的意見。李 先生強調本文的寫作目的在於為雍正帝篡立之說提供一些新的補充。
七、關於歷史人物評價問題。張玉興的《論歷史上滿族與“二臣”》一文引起了學者們的濃厚興趣，學者們普遍認為此文立論高遠。周京南的《晚清新政時期袁世凱興學育才的構想及舉措》一文，對袁世凱在晚清教育改革方面的評價問題有新的認識。
對重大歷史理論問題，會議上的研討收穫亦豐。對明清之際的中國社會走向，朱誠如的《明清之際的歷史走向》作了精闢論述，指出明清之際的中國存在四股政治勢力，這些政治勢力的衰亡與勝利都存在著必然性和偶然性，在天下大亂的時代，誰抓住了機遇，誰就會贏得勝利。高翔的《論清代前期中國社會的近代化趨勢》首先界定了“近代化”的基本概念，即主要指以資本主義和人文思潮為標誌的社會變革。清前期是中國商品經濟高度繁榮發達的時期，特別是東南地區，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在清前期近兩百年的歷史中，中國文化完成了一場意義深遠的歷史性變革，這就是比較徹底地結束了宋明理學在知識界獨尊地位，知識階層的社會觀念隨之出現了明顯的多元化趨勢。郭成康的《也談滿族漢化》，從新的視角把滿族從單純受動的一方移位為積極主動的角色，討論她如何自覺地、清醒地抵拒漢文化的包融和侵蝕，如何處心積慮地裁量、陶鑄、重塑、支配著漢文化，從而使滿漢文化的交流和衝突最終達到一個新的層面、新的內涵的融合。
中外關係與中西文化交流也是此次會議的一個議題。其中既有綜論，也有個案研究。哈薩克斯坦哈菲佐娃(Klara Khafizova)的《清王朝與哈薩克汗國的文化對話》從儒家文化、喇嘛教、民間文學、服飾與器物、飲食文化、中醫藥等方面進行了論述。個案研究有徐凱的《清使阿克敦的朝鮮采風》、吳伯婭的《蔣友仁與中西文化交流》、王曉秋的《晚清傅雲龍的海外遊歷和外國研究》等。中外關係研究中，運用檔案為第一手資料是其特點，以秦國經的《清季中國與新加坡關係叢談》為代表。馮佐哲的《乍浦港與清代中日貿易、文化交流》、中國臺灣學者湯熙勇的《清代中國與朝鮮的海難救助政策及其意函》、韓國學者李奎泰的《析論清末朝中關係與李鴻章》、日本學者曾煥棋的《明清時代琉球冊封使渡海之艱辛》等，對中外關係問題從不同的國別角度作了論述。
此次會議對清代的經濟問題也有涉及，如日本學者松浦章的《清代江南內河之水運》、張小林的《清代北京地區鋪面房房契所反映的幾個問題》等。
向大會提交的還有關於文獻典籍、工藝與科技製作、宗教問題等方面的論文，亦頗多新意。也有從具體檔案出發對一些案例進行透析的文章，使一些問題的立論更加確鑿。
今年是故宮博物院成立75周年。由故宮承辦此次國際清史研討會，表現了清史界和文博界要求互相學習、互相結合的願望。歷史研究與文物、檔案、遺址、文獻的研究應該是互相依賴、互相促進的。借用“文史相通”的說法來說明二者的關係是十分貼切的。現代科學的發展證明，新的重大的科學發現，常常需要跨越學科的界限，運用跨學科的研究思路、方法和手段。因此，可以說本次會議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一次方法論的嘗試。正是基於這一想法，故宮博物院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為配合本次會議，聯合舉辦了以清代紀實性繪畫為主要展品的《清代歷史圖像展》，其中如《康熙南巡圖》卷、《避暑山莊圖》軸、《萬樹園賜宴圖》橫幅、《光緒大婚圖》冊、清末軍隊演練圖等，均是觀眾難得一見的清代宮廷繪畫的巨幅精品。學者們在會上研討的一些問題，有的在這些藝術作品中可以找到有力的印證。
《故宮博物院院刊》(京)2000年06期第87～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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