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萊徹Ｊ. Fletcher不但是位難得的學者，而且是位正人君子，而哈佛正需要多幾個正人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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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毓賢
該悼文首段稱譽柯立夫是美國蒙古學的開山祖，以譯注蒙古碑拓著稱，因而榮獲法國儒蓮獎，亦翻譯了《蒙古秘史》。隨之相當突兀地說：“柯立夫很早就展現了他的語言天才，在霓達姆高爾夫球俱樂部做球童工頭的時候，便在與顧客言談間學會了義大利話。”
哎，看得我心裏不舒服：共事半世紀，念念不忘他出身卑微，曾當高爾夫球童工頭!這令我想起上世紀七十年代外子朗諾做學生時，柯立夫告訴朗諾他孩時家住愛爾蘭難民聚居的波士頓南區,開學第一天老師叫班上不是天主教徒的學生舉手，他是惟一舉手的孩子，後日備受同學嘲弄可想而知。柯立夫自幼便和他所處的環境格格不入，怪不得他一生漠視社會的常規習俗，寧願和動物為伍，喜歡往古書裏鑽!
柯立夫以優越的成績考進常春藤的大學之一的達特茅斯學院，主修拉丁文和希臘文。他進哈佛研究院後轉入遠東系，那時哈佛燕京學社創立不久，由俄人葉理綏(Sergei
Grigorievich Elisséeff)主持。葉理綏鼓勵他研究蒙古史。悼文中說柯立夫轉系原因是佇立於校園刻有中文的大石碑引起了他對東方有興趣，不知是哪里來的傳言，因1936年哈佛三百年校慶中國校友贈送這石碑給母校時，柯立夫已獲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到了巴黎，跟伯希和學蒙古文及其他中亞的語言。
柯立夫1938年抵北平師從比利時蒙古專家田清波神甫，也請當時在輔仁大學任《華裔學志》編輯的方志彤替他補習漢文。他一邊寫 博士論文，一邊主持被哈佛燕京學社收編的中印研究所，繼創辦人鋼和泰男爵整理佛教文獻。
柯立夫在北平購買了很多滿文和蒙文的書籍、文檔，以滿文最多。旗人當時家道中落，加上戰事頻頻，更急於出手，而看得懂滿文的人無幾，漢人對這些東西無興趣，柯立夫便大批廉價收購。這些文籍最終歸入哈佛燕京圖書館，令該館的滿文收藏居美洲之首。他1941年準備回哈佛教書前把寫好的論文郵寄回美，不幸遇上太平洋戰爭爆發郵件遺失了(戰後才在日本神戶找到)，只好著手重寫;但不久便棄筆從戎，加入美國海軍陸戰隊參加太平洋戰役。據他說，有一次中國部隊撤離一個駐防點要讓美軍接防時，他進入一個大廳，竟發現裏面都是滿文書，沒人帶走，他得國軍軍官允許，向美軍借用一部裝甲車，把書悉數運回哈佛。戰後他被委派遣送華北的日本僑民回日，遇上日僑遺棄下的圖書亦都搬運到哈佛。
其實柯立夫在琉璃廠的豐收，方志彤的功勞相信也是很大的。方志彤一生嗜好搜書，後半生到了美國，波士頓和劍橋的舊書商都認識他，退休時家裏書堆得實在沒辦法，碰上中國改革開放，便把大部分贈送給北京大學圖書館。高峰楓去年9月在《上海書評》的《所有人他都教過》一文中引柯立夫的信說他在北平三年間和方志彤過從甚密，有時天天見面。又引伊莉莎白•赫芙(Elizabeth
Huff)的話說她從哈佛到達北京後，經柯立夫介紹，亦請方志彤輔導學古文，而方志彤課後必帶她逛書店吃館子。柯立 夫人地生疏，沒有方志彤帶路大概不會迅速搜到那麼多好書。
可惜柯立夫未能維持他和方志彤的友誼。有一次朗諾和柯立夫一起走出哈佛燕京大樓，恰巧方志彤迎面而來，柯立夫趨前和他握手，說：“Achilles，你記不記得我們在琉璃廠一起逛書店多麼開心!”方志彤很不耐煩地說：“Water
under the bridge!” 那時柯立夫是終身 教授，曾當他 老師而且學問一點都不差于他的方志彤卻是講師，地位懸殊，意謂大江東去，前塵舊事何必重提。
柯立夫很喜歡教書，一直到1980年被迫退休都留在哈佛，除教蒙文和滿文外，還負責二年級文言文，用《論語》和《孟子》做課本。哈佛教授每六年可享受一學年的帶薪學術假，他一次都沒拿取。學生也喜歡他那種完全無架子、不拘小節、說話無禁忌的作風。
他身體魁梧，相貌堂堂，但乖僻是出名的。他星期一至星期四住在離校不遠的霓達姆市，這是波士頓城的高尚郊區，每家前院照例有修剪齊整的草坪、刻意栽種的花卉，他的園子卻亂草叢生，讓左鄰右舍側目，並且不設衛生間，亦不裝備暖氣，冬天靠和他同床的金毛獵犬取暖。他週末開車把狗群帶回離劍橋兩個多小時車程的新罕布什爾州的農場，這秀峰環抱的農場有一百多英畝，農舍卻也沒有衛生間沒有暖氣設備。他省吃儉用，錢都花在動物身上，缺錢用便跑到附近的滑雪場當停車場售票員，毫不感覺自貶身份。
喜愛動物的他，小時常把野外的蛇、臭鼬帶回家，有一次甚至偷偷地瞞著家人郵購了只黑熊。我們認識他時，他在農場上養了十多匹馬、數十頭牛，每頭牲口都取了名字，有些是學生的名字。這些動物是不賣不宰的，當孩子看待，有朋友喜歡就送人。看來他對蒙古情有特鐘，和他喜歡戶外生活喜愛動物有關。
朗諾有一次問柯立夫到了蒙古有何感想，他說：“我走出火車看到一堆堆馬糞牛糞，發出的蒸汽冉冉上升，就歎口氣說，果然到達了!”
朗諾和我與柯立夫熟稔，除因朗諾上他的課外，還因為他人若在劍橋下午三點鐘必到洪宅和洪業茶敘, 同讀一篇古文或討論一個問題，數十年如一日。洪 夫人已去世，我們常請兩位單身漢吃晚飯。洪業約八十歲，柯立夫不到六十。洪業雖一頭白髮，高瘦的身幹是直挺的，如玉樹臨風;柯立夫體重兩百多磅，勢如泰山。酒酣飯飽後，兩人便引經據典地談古說今，往往用拉丁文抬杠，到深夜方散。柯立夫總向我要了熬湯的豬骨頭帶回去喂狗。柯立夫不善於與人周旋，洪業則是個深懂人情世故的儒者，但兩人在學問境界裏找到了共同的園地。洪業有兩篇文章是受他激發而寫的，一篇是《錢大昕詠元史詩三首譯注》，另一篇是《蒙古秘史源流考》。後者的出版可說相當不幸，因為柯立夫——真正的蒙古史權威——並不同意洪業的結論，但因不願破壞兩人友誼而把自己研究蒙古秘史的成果擱在一邊數十年，一直等到洪業逝世後1982年才發表。
柯立夫做學問一絲不苟，慣於從考證著手。然而他把十三世紀蒙古文寫的《蒙古秘史》用十七世紀英譯聖經的語言翻譯，說非如此不能表達原文的韻味，是具爭議性的。此書“引論”裏爬梳了《蒙古秘史》在中國以及國外的流傳史和版本史，不時引述洪業的見解，也指出他不同意洪業的地方;註腳不多，打算把較詳盡的注釋另冊發表，說這做法亞瑟•韋利(Arthur
Waley)翻譯《詩經》和洪業的《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時開了前例，可惜第二冊最終沒面世。
哈佛同仁的悼文結尾說：他的學術著作力求準確清晰，翻譯儘量字字忠於原文，是寫給其他學者和自己的學生看的，所引的俄文都譯成英文。他很執著於內心的標準，無論學術和道德方面都如此，而且主見甚深，又有鐵般硬朗的身體，令人想起撒母耳•詹森(Samuel
Johnson)，而詹森的文筆正是他心目中的楷模。
柯立夫對1866年即注譯《蒙古秘史》的俄人帕拉迪(Archimandrite
Palladii Kafarov)很尊崇，引的俄文相當多，為使學生看懂都譯成英文。但法文德文則沒譯，當時漢學家都得看懂。有趣的是中文倒譯了，因他們一般中文程度不高。
柯立夫的英文的確很美，成見的確很深，軀體的確如詹森般龐大硬朗;但沒聽說過他刻意模仿詹森的文筆，乍看也不特別像，雖說英文寫得典雅多少都會受詹森的影響。不過從修辭的角度看，把柯立夫和大文豪拉在一起來替悼文作結尾，倒瀟灑得很。
無論十七世紀還是詹森的十八世紀，柯立夫的精神世界總而言之不植根於二十世紀，這點跟洪業上世紀三十年代在北平每週定時茶敘的另一位摯友鄧之誠相似。鄧之誠也是個不願在二十世紀落根的人。
柯立夫一生最大的憾事是，他的得意門生、出自學術世家才氣橫溢的約瑟夫•費萊徹(Joseph
Fletcher)，好不容易學通了漢文、阿拉伯文、波斯文、俄文、日文、蒙古文、滿文、梵文和歐洲多國語言，準備好好梳理亞洲內陸的歷史，卻英年早逝，如今學者只能在他寥寥數篇文章以及他參與撰寫的《劍橋中國史》中略窺他的才華 。
哈佛當年很少提升年輕學者作終身 教授，費萊徹臨此關時並沒有著作，柯立夫在文學院 教授大會中為他力辯，結語令人莞爾，他說：“費萊徹不但是位難得的學者，而且是位正人君子，而哈佛正需要多幾個正人君子!”
費萊徹1984年癌症突發去世，柯立夫主動代課替他把學年教完。以後數年不支薪繼續在哈佛開課教蒙文和滿文，條件僅要哈佛補貼他來往農場的交通費，和讓他免費在教師俱樂部用餐。
我最近見到曾當柯立夫助教的鄭文 君，她回憶說：“我七十年代做他學生的時候，班上只有四五個人，就在他哈佛燕京學社二樓的辦公室上課，他課上不久，就開始講故事了。再不久，也就要泡茶了。有個學生被指定到走廊對面把茶壺注滿水開爐灶，另有靠門的學生被指定聽水滾的聲音，又有個學生負責趕快去沖茶，因為用Francis的話說，我們之間有個賊頭賊腦的韓國人，一不小心滾水就給他霸用了。這韓國來的研究生大概以為水煮開了任何人都可隨意用。我們在他班上文言文學得不多，倒吸取了不少歷史地理和做學問的常識。後來我做他助教時學生有十多人，因依新規定學日文的研究生須選文言文……Francis寫的英文字很好看，還寫一手漂亮的漢字。我做他助教時他常慷慨地請我吃午飯，相信不少窮研究生因他而經常可飽食一餐。有一天我和他在教師俱樂部吃過午餐走回他的辦公室，路見哈佛正把一棟好好的大樓拆了重建，他搖頭不已，進門隨手提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了四個字：‘嗚呼哀哉’，遒勁有力。”
戴梅可(Michael
Nylan) 記得柯立夫有一次觸怒了頭公牛，被牛角刺傷，請洪業代課幾個月，等到康復了回課堂，不假思索便把襯衫拉起讓學生看他的傷痕。
現在臺灣執教的甘德星(Kam
Tak-sing)，回應鄭文 君的郵電回憶道：“柯 教授這怪傑，可談的事太多了，叫我從何說起?現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學系主任Ross
King和我，還有現在印第安那大學宗教系的Jan Nattier 和中歐亞研究系的Christopher
Atwood，相信是他最後的幾個學生。他為了給我們開課，清晨約四點鐘就須起床，喂飽他的牛、馬、狗和其他牲口，然後開車到巴士站趕往劍橋那班慢車。課從下午一點鐘上到四點，滿文蒙文同時教。他人還未走入課室，氣味早就先飄襲進來。他退休後我們每年總去看望他一趟。他家沒電話，也沒有茅房，有急就得在他莊園裏找個安靜隱秘的地方解決……”
我大概嗅覺特別不靈敏，不記得柯立夫有何異味。只記得他講話有趣，不時以古鑒今，拿世界各地的事物互相印證。和洪業一樣，對他而言，東方與西方之間不存在鴻溝，古代與現代之間不存在裂罅。他雖愛好大自然，但對大自然沒有浪漫迷思，常說：“大自然是殘酷的，是極端耗費的，成千成萬的魚卵孵化成小魚的至多數百，數百條小魚也只有數條能生存長成大魚。”
他完全沒有政治正確意識，聽我偶爾一番議論後，總搖頭歎說：“你那小小的腦袋怎可能裝得下那麼多東西?”
柯立夫是洪業的遺囑執行人。柯立夫有親弟妹，但遺囑執行人指定他臺灣來的學生劉元珠。劉 教授數十年對柯立夫執弟子禮，難得的是連她香港來的丈夫也對老師孝敬有加。替柯立夫善後必定不簡單，要收拾他城裏亂雜的房子和新罕布什爾州的農場，無數的書籍和文檔，包括白費了許多人的苦心十五年的光陰後放棄的《哈佛燕京大字典》遺骸，這些裝滿了一排綠色檔案鐵櫃的卡片，被柯立夫以悲天憫人的懷抱收容在他的農場地窟裏。
互聯網上有則發自蒙古的訊息：蒙古國立大學於2011年有個隆重的“柯立夫一百周年誕辰紀念學術大會”。這種哀榮是柯立夫不會料想得到的，也是他的哈佛同仁難以企及的。
《上海書評》（2013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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