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時間：2014-10-1
ＩＳＢＮ： 9787200109320
定價： ¥58
清代京城，旗人是最具特色的一個人群。本書以京郊旗人莊頭後裔為考察物件，將口述訪談、民間文獻和官方史料的多元方法融於一爐，使這一長期淡出人們視野的“無聲群體”重新恢復了活力。作為一部生動的口述史之作，本書將百餘年來幾代莊頭後裔跌宕起伏的生命歷程盡收眼底。作為一部成功的學術著作，本書更為城市史研究開拓出一片嶄新天地。正是在“學術”與“大眾”，即“雅俗共賞”的銜接點上，本書達到了高度契合。
——劉小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在強調史學與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相互借鑒的同時，學界也應該注意，每個學科在研究目標和方法論上有很大差異，學科之間需要相互尊重，沒有必要、也不應該刻意求同。
本書講述的是一個“尋找”的故事，尋找什麼呢？一個人群，一個如今生活在北京郊區的普通人群。他們散居在京郊的各個村落中，當我們偶然發現他們，並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尋訪他們的時候，並沒察覺到他們與村裏的其他旁人有什麼區別。與當今中國社會變遷大潮中無數個村落的情形一樣，老人在家留守著少量的土地，年輕人或在鎮上，或到北京城裏工作、謀生。他們默默無聞地生活著，與其他居民完全融合在一起，服飾、語言、習俗毫無二致，就像一汪水，沒有任何界線。如果不是某種機緣巧合，如果不是我們執拗地刨挖著數百年前的故紙堆，他們的故事，或許依然不會被任何人注意，包括他們自己。
正是這群普通的農人，數百年前，甚至直到數十年前，他們的社會地位、經濟狀況和生活境遇與當地的普通居民迥然不同。讓我們將時間回溯到清代，如今的北京郊區，那時候，大都屬於順天府清代順天府的轄區在清初多有變化，直至乾隆八年（1743）才固定下來，共領五州十九縣，劃分為四個廳。西路廳的同知駐盧溝橋拱極城，分管涿州、大興、宛平、良鄉、房山；東路廳駐張家灣，分管通州、薊州、三河、武清、寶坻、寧河、香河；南路廳駐黃村，分管霸州、保定、文安、大城、固安、永清、東安；北路廳駐沙河鎮鞏華城，分管昌平州、順義、懷柔、密雲、平谷。管轄。在這裏，不僅生活著漢族老百姓，當時被稱為民人，還有加入八旗組織的旗人。旗人、民人混居在這片土地上，我們要尋找的就是旗人中的一支。與他們的後人相遇，說起來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其實也是一種必然，因為在當前北京郊區和河北的農村，這些人群的後裔散落于村村落落，比比皆是，只不過他們自己不知道，我們也沒意識到而已。
他們到底是一群什麼樣的人呢？傳奇小說中有不少他們的影子，戲曲中有許多他們的故事，清代的官方正史對他們有著詳盡的記載。但他們在各處的形象卻是那麼的不同，讓人疑惑。這些謎團緊緊地吸引著我們，於是，翻閱一頁一頁檔案史籍，走進一個一個京郊村落，我們固執地追尋著他們的蹤跡，尋找現實生活中真實的他們。
“尋找”，追尋的是故事；而“尋找”本身，其實就是故事。讓我們一起走進“尋找”的故事吧。
一、莊頭“臉譜”種種
正如前文所述，莊頭負責管理八旗莊園，為皇室、王公貴族、八旗兵丁服務。本書考察的重點皇糧莊頭，即是指專門為皇室提供糧食的皇莊的頭目，也被稱為大糧莊頭。有清一代，他們生活在近畿五百里
近畿五百里，一般而言，主要指畿輔地區，即京城周圍的地區。以及山海關外的廣大地區。只要略熟悉些中國古代文學和戲曲的人，對這個稱呼都不會感到太陌生，他們為富不仁、作惡多端的地主老財形象，在各類作品中俯拾皆是。比如流行於晚清的民間通俗小說《施公案》
《施公案》，晚清民間通俗小說。亦稱《施公案傳》《施案奇聞》《百斷奇觀》，8卷，97回，未著撰者。大約由於其故事始於說書，後經人加工整理敷演而成。現存道光四年（1824）刊本，有嘉慶三年（1798）序文，可推知它大約成書于嘉慶年間。，裏面就有多起皇糧莊頭橫行霸道，因屬皇差，氣焰囂張，結果遭到施公與黃天霸等人剷除的故事。從《施公案》取材的京劇《霸王莊》中，有一位搶糧盜首於七的表兄、稱霸一方的皇糧莊頭黃隆基，瞧他的扮相，勾藍膛花三塊瓦臉、勾寬眉、尖眼窩、眉尖套紅，誇張地展現了這位皇糧莊頭兇狠奸詐、驍勇威煞、急躁火爆的性格，這便是當時人們心目中莊頭的典型形象。
悠悠百年，清代的歷史早已經成為前朝往事，可皇糧莊頭的形象卻依舊深深地刻在人們的腦海中，沒有多少改變。有“大運河之子”之稱的現代作家劉紹棠在20世紀80年代初撰寫的小說《蒲劍》，開篇就把皇糧莊頭的形象描繪得活靈活現：
蒲柳春的爺爺蒲老大，是當年義和團的大師兄，死在皇糧莊頭王二皇上手裏。
清朝皇室入主北京以後，跑馬圈地，多爾袞王爺圈佔了天子腳下的運河灘，打發他的一個姓王的奴才當皇糧莊頭。從此，運河灘的黎民百姓世世代代為奴，給王爺開出百頃百頃的肥田沃土，栽起大片大片長滿著搖錢樹的果園，打上滿船滿船的鮮魚肉蝦。多爾袞王爺住在北京王府裏，從沒有駕臨過運河灘。只是姓王的莊頭每年兩趟進京，送去一馱馱白花花的銀兩，運去一船船豐盛甘美的土產……姓王的莊頭也蓋起高牆大院，像一座拔地而起的惡山，盤踞在運河灘上。
姓王的皇糧莊頭傳到第八代，就是這個王二皇上，更比他的老祖宗窮兇極惡。他私立公堂，凡拖欠田租的佃戶，口出怨言的長工，輕則一頓毒打，押入水牢；重則處死，攔腰掛上石頭，沉下河去，屍骨無收。
這樣的描述，當然擺脫不了當時特定的革命文學描寫階級鬥爭、階級敵人的套路，但莊頭尤其是皇糧莊頭，那種“仗勢欺人、橫行鄉里”的形象，已經形成一種固定的人物模式。甚至就連今天的網路小說《庚子七俠》，仍然以“皇糧莊頭狐假虎威享威福，天子腳下為害黎民喪天良”為標題，人們對這一群體如此固化的記憶，耐人尋味。
實際上，莊頭還有另一面形象，這在文學作品中也有反映，但相對而言，卻不那麼受人們注意。《紅樓夢》賈蓉攛掇賈璉迎娶尤二姐一節，賈蓉曾說過一段話：
我二姨兒（指尤二姐）……不是我老爺養的，原是我老娘帶了來的。聽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時，就把我二姨兒許給皇糧莊頭張家，指腹為婚。後來張家遭了官司敗落了……我老娘時常抱怨，要與他家退婚。我父親也要將二姨轉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過令人找著張家，給他十幾兩銀子，寫上一張退婚的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銀子，有什麼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咱們這樣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
這裏面說的張家就是皇糧莊頭。
此外，還有那位歲末給寧府送年貨的“黑山村烏莊頭”烏進孝，雖年事已高，卻依然踩著四五尺的深雪，駕車走了一個來月。當他小心翼翼地來到賈珍面前，呈交上一份價值二三千兩銀子的年貨單子，換來的卻是賈珍的苛責：“這夠做什麼的！”
讓我們來看看烏莊頭的年貨單子吧：
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麅子五十只，暹豬二十個，湯豬二十個，龍豬二十個，野豬二十個，家臘豬二十個，野羊二十個，青羊二十個，家湯羊二十個，家風羊二十個，鱘鰉魚二百個，各色雜魚二百斤，活雞、鴨、鵝各二百隻，風雞、鴨、鵝二百隻，野雞、野貓各二百對，熊掌二十對，鹿筋二十斤，海參五十斤，鹿舌五十條，牛舌五十條，蟶乾二十斤，榛、松、桃、杏瓤各二口袋，大對蝦五十對，幹蝦二百斤，銀霜炭上等選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萬斤，禦田胭脂米二擔，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雜色粱、穀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擔，各色乾菜一車，外賣粱穀、牲口各項折銀二千五百兩。外門下孝敬哥兒玩意兒：活鹿兩對，白兔四對，黑兔四對，活錦雞兩對，西洋雞兩對。
山珍海味、飛禽走獸、乾果瓜菜、各色優米、上等木炭，等等，這張單子上的物品名目繁多，數量巨大。僅糧食一項即一千零二擔（一擔約為一百斤）、二百五十斛（一斛等於十鬥），粗略合計十余萬斤，這還是遇到水雹自然災害的年景。一般年景，按賈珍五千兩銀子的要求（詳見下），應在此基礎上增加一至兩倍，甚至更多。
《紅樓夢》此處所描述的莊頭征納糧物，帶有一定誇張成分。清代官書對皇糧莊頭所繳納錢糧有著明確的記載，遠低於烏莊頭所供物品數量。烏莊頭雖不是皇糧莊頭，但將其與官書所載進行對比，依然能說明一些問題。
清代皇糧莊頭分兩類：老圈莊頭、投充莊頭（詳見下文）。老圈莊頭分五個等級：一等、二等、三等、四等以及半分莊頭，每個等級均要繳納一定的糧、豆、穀草、草、羊草、豬口、雜糧等物品，一等莊頭所納數量最多，其餘依次遞減。投充莊頭只繳納銀兩，也分不同等級，繳納數量依次遞減。
在此，我們以老圈一等莊頭所納錢糧為例。順治到康熙年間，莊頭繳納以實物為主。其中，所納糧米數量：順治至康熙初年，一等莊頭納糧100石；康熙三十九年：360石；康熙五十年：250石；豆：40石。穀草：4000束。草：10000束。羊草：順治至康熙初年：10000束；康熙八年：5000束。豬口：大豬2口或常用豬4口。雜糧：大致有粟子、穀子、茜草、線麻、小根菜、蔞蒿菜、黃花菜、雞蛋芝麻、麥子、綠豆、黃豆、黏谷、穀、高粱、小豆、蕎麥、油麥、黍子、稗子、豇豆、燒酒等，征納數量變動較大。根據當時的物價折算，頭等莊頭每年大約需繳納200—300兩紋銀。雍正之後，莊頭繳納逐漸由實物轉變為銀兩。粗略估算，頭等莊頭每年需繳納將近300兩銀兩及諸雜物。雜物涵蓋種類繁多，諸如掃帚、笤帚、瓢、芥子、蓼芽菜子，鷹鷂房所用飄翎、花爆作所用麻秸、造佛處所用麥麩、廣儲司所用麥秸等；此外，皇家車駕巡幸時，沿塗莊頭還需向尚膳房繳納雞子、慶豐司隨往乳牛、上駟院駕車騾以及草豆，等等，種類繁多。但無論如何，清初至乾隆時期，頭等皇糧莊頭每年正常所納應該不會超過500兩紋銀。
皇糧莊頭的另一個類別——投充莊頭，每年繳納量最多的也就是每年700兩紋銀（清初至乾隆）。由此可見，無論是老圈莊頭還是投充莊頭實際繳納數量，都與《紅樓夢》所記烏進孝進呈二三千兩，差距甚大。（參見邱源媛：《清代畿輔地區內務府皇莊的征納》，載《紀念王鍾翰先生百年誕辰學術文集》，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262頁。）
然而，賈珍的話卻是：“我說呢，怎麼今兒才來！我才看那單子，今年你這老貨又來打擂臺來了……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銀子來，這夠做什麼的！……真真是叫別過年了……這一二年裏，（寧府）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烏進孝只能戰戰兢兢地訴苦：“年成實在不好……九月來了一場碗來大的雹子，方近二三百里地方，連人帶房並牲口糧食，打傷了上千上萬的，所以才這樣，小的並不敢撒謊。”
這位烏莊頭雖不見得是皇糧莊頭，但也是堂堂甯府的莊頭，手底下有八九個莊子。他兄弟則是榮府莊頭，管著榮府八處莊地，“今年也只這些東西，不過二三千兩銀子，也是有饑荒打呢”
《紅樓夢》裏的莊頭，看不到絲毫的霸氣，反倒讓人覺得有些可憐。這在情在理，賈府何等地位，莊頭在此不過是底層的陪襯，奴顏媚骨。他們就是為賈府這樣的貴族家庭服務的，完全不可能、也無法與之抗爭。
文學作品和戲曲固然不能替代信史，但也反映了一定的客觀事實。莊頭對下窮兇極惡，對上一副奴才嘴臉、主子的爪牙。正是這種爪牙身份，讓民眾對莊頭尤比對王公貴族更為憎恨。
饒有趣味的是，當人們在津津樂道惡霸莊頭的時候，卻很少有人會去深入探究，“莊頭”究竟指的是哪一種人？他們的現實生活是什麼樣的？旗人的“莊頭”跟漢人的“地主老財”能畫等號嗎？雖然我學習、從事清史研究多年，對此也同樣缺乏關注，直到2007年底，偶遇莊頭後人之後，才逐漸意識到以往對“莊頭”群體的認識存在不少誤區，這也成為本書撰寫的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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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郊區的村村落落中，“隱匿”著這樣一個被遺忘的人群。他們的祖先，都是清代八旗制度下的“莊頭”。“莊頭”既不同于漢族地主，也不同于內城旗人或八旗兵丁，他們為皇室和王公貴族經營莊園、土地，催租督產，是清代八旗制度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或可富甲一方，但卻世代為奴。如今，關於他們的歷史記憶，正在一代代人的淡化中逐漸泯滅……本書通過將口述訪談、田野調查和文獻考證相結合，在多重視角下，考察了京郊地區旗人社會及其後裔的生活狀況。
目錄
序
一、莊頭“臉譜”種種
二、莊頭後人覓蹤
一、清初的圈地與莊園的建立
二、皇家奴僕——皇糧莊頭
1.從龍入關的老圈莊頭
2.帶地為奴的投充莊頭
三、清末皇莊的範圍和規模
一、家族來源：“來了就是來種地的，四等皇糧莊頭”
二、家族世系
1.家族身份的確認：訪談——戶口冊——訪談——檔案
2.分家：“西門接了莊頭以後……他是屬於旺門”
3.莊頭一支：“當時就是長子繼承莊頭，就是商繼剛”
4.商大爺的本支：“永伶啊是我們的直系祖先”
5.家族世系
目錄
序
一、莊頭“臉譜”種種
二、莊頭後人覓蹤
一、清初的圈地與莊園的建立
二、皇家奴僕——皇糧莊頭
1.從龍入關的老圈莊頭
2.帶地為奴的投充莊頭
三、清末皇莊的範圍和規模
一、家族來源：“來了就是來種地的，四等皇糧莊頭”
二、家族世系
1.家族身份的確認：訪談——戶口冊——訪談——檔案
2.分家：“西門接了莊頭以後……他是屬於旺門”
3.莊頭一支：“當時就是長子繼承莊頭，就是商繼剛”
4.商大爺的本支：“永伶啊是我們的直系祖先”
5.家族世系
前言
說起北京文化，人們總是會對前門外的天橋、宣武門外的會館津津樂道，這些帶有濃郁漢族色彩的所在，已經成為北京文化的標誌。可人們卻在有意無意間忽略了一個事實，即曾經對北京歷史、文化風貌產生過深刻影響的大清王朝是由旗人“旗人”，是清代八旗成員的統稱。“滿族”一稱的正式出現和使用,始於20世紀50年代中國民族識別。此前，概而言之，八旗成員被稱為“旗人”。辛亥革命前後，曾出現過“旗族”一詞，但該詞流傳時間短暫，範圍並不廣泛。因此，在對該人群的稱呼上，本書除了引用他人文章、訪談或涉及他人觀點，為尊重本人意見，採用其所用之詞外，其餘用詞，原則上以時間為界限：20世紀50年代之前，使用“旗人”；20世紀50年代之後，使用“滿族”。建立、統治的，北京文化與旗人密不可分。舊時的北京有句老話“不分滿漢，但問旗民”，旗人與民人是清代北京社會成員的基本分野。談起老北京，但凡帶有“京味兒”的東西，幾乎都滲透著旗人的影響。離開旗人的歷史和文化，所謂的“京味兒”便無從談起。
近年來，北京城內的旗人文化逐漸得到學術界、文化界的重視，也引起普通百姓的廣泛關注，但凡此種種大多限於城區，郊區大量的旗人群體尚未進入大眾視野。
——郭松義（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媒體評論
這是個觸及歷史學、人類學和民族學諸多學科的研究題目，通過面的展示與個案分析相結合的方式，把清代曾活躍於畿輔大地，後因政治變動而被遺忘、淹沒的大批旗人群體經挖掘展示出來，並與同時籍隸州縣的民戶相並考察，這對客觀、全面瞭解京畿乃至華北地區人文和社會、歷史演變有重要意義。雖然本書篇幅不大，卻充滿了學術探索性。——郭松義（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清代京城，旗人是最具特色的一個人群。本書以京郊旗人莊頭後裔為考察物件，將口述訪談、民間文獻和官方史料的多元方法融於一爐，使這一長期淡出人們視野的“無聲群體”重新恢復了活力。作為一部生動的口述史之作，本書將百餘年來幾代莊頭後裔跌宕起伏的生命歷程盡收眼底。作為一部成功的學術著作，本書更為城市史研究開拓出一片嶄新天地。正是在“學術”與“大眾”，即“雅俗共賞”的銜接點上，本書達到了高度契合。
——劉小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在強調史學與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相互借鑒的同時，學界也應該注意，每個學科在研究目標和方法論上有很大差異，學科之間需要相互尊重，沒有必要、也不應該刻意求同。
試讀部分章節
第一章 被遺忘的人群——尋找北京郊區的皇糧莊頭本書講述的是一個“尋找”的故事，尋找什麼呢？一個人群，一個如今生活在北京郊區的普通人群。他們散居在京郊的各個村落中，當我們偶然發現他們，並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尋訪他們的時候，並沒察覺到他們與村裏的其他旁人有什麼區別。與當今中國社會變遷大潮中無數個村落的情形一樣，老人在家留守著少量的土地，年輕人或在鎮上，或到北京城裏工作、謀生。他們默默無聞地生活著，與其他居民完全融合在一起，服飾、語言、習俗毫無二致，就像一汪水，沒有任何界線。如果不是某種機緣巧合，如果不是我們執拗地刨挖著數百年前的故紙堆，他們的故事，或許依然不會被任何人注意，包括他們自己。
正是這群普通的農人，數百年前，甚至直到數十年前，他們的社會地位、經濟狀況和生活境遇與當地的普通居民迥然不同。讓我們將時間回溯到清代，如今的北京郊區，那時候，大都屬於順天府清代順天府的轄區在清初多有變化，直至乾隆八年（1743）才固定下來，共領五州十九縣，劃分為四個廳。西路廳的同知駐盧溝橋拱極城，分管涿州、大興、宛平、良鄉、房山；東路廳駐張家灣，分管通州、薊州、三河、武清、寶坻、寧河、香河；南路廳駐黃村，分管霸州、保定、文安、大城、固安、永清、東安；北路廳駐沙河鎮鞏華城，分管昌平州、順義、懷柔、密雲、平谷。管轄。在這裏，不僅生活著漢族老百姓，當時被稱為民人，還有加入八旗組織的旗人。旗人、民人混居在這片土地上，我們要尋找的就是旗人中的一支。與他們的後人相遇，說起來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其實也是一種必然，因為在當前北京郊區和河北的農村，這些人群的後裔散落于村村落落，比比皆是，只不過他們自己不知道，我們也沒意識到而已。
他們到底是一群什麼樣的人呢？傳奇小說中有不少他們的影子，戲曲中有許多他們的故事，清代的官方正史對他們有著詳盡的記載。但他們在各處的形象卻是那麼的不同，讓人疑惑。這些謎團緊緊地吸引著我們，於是，翻閱一頁一頁檔案史籍，走進一個一個京郊村落，我們固執地追尋著他們的蹤跡，尋找現實生活中真實的他們。
“尋找”，追尋的是故事；而“尋找”本身，其實就是故事。讓我們一起走進“尋找”的故事吧。
一、莊頭“臉譜”種種
正如前文所述，莊頭負責管理八旗莊園，為皇室、王公貴族、八旗兵丁服務。本書考察的重點皇糧莊頭，即是指專門為皇室提供糧食的皇莊的頭目，也被稱為大糧莊頭。有清一代，他們生活在近畿五百里
近畿五百里，一般而言，主要指畿輔地區，即京城周圍的地區。以及山海關外的廣大地區。只要略熟悉些中國古代文學和戲曲的人，對這個稱呼都不會感到太陌生，他們為富不仁、作惡多端的地主老財形象，在各類作品中俯拾皆是。比如流行於晚清的民間通俗小說《施公案》
《施公案》，晚清民間通俗小說。亦稱《施公案傳》《施案奇聞》《百斷奇觀》，8卷，97回，未著撰者。大約由於其故事始於說書，後經人加工整理敷演而成。現存道光四年（1824）刊本，有嘉慶三年（1798）序文，可推知它大約成書于嘉慶年間。，裏面就有多起皇糧莊頭橫行霸道，因屬皇差，氣焰囂張，結果遭到施公與黃天霸等人剷除的故事。從《施公案》取材的京劇《霸王莊》中，有一位搶糧盜首於七的表兄、稱霸一方的皇糧莊頭黃隆基，瞧他的扮相，勾藍膛花三塊瓦臉、勾寬眉、尖眼窩、眉尖套紅，誇張地展現了這位皇糧莊頭兇狠奸詐、驍勇威煞、急躁火爆的性格，這便是當時人們心目中莊頭的典型形象。
悠悠百年，清代的歷史早已經成為前朝往事，可皇糧莊頭的形象卻依舊深深地刻在人們的腦海中，沒有多少改變。有“大運河之子”之稱的現代作家劉紹棠在20世紀80年代初撰寫的小說《蒲劍》，開篇就把皇糧莊頭的形象描繪得活靈活現：
蒲柳春的爺爺蒲老大，是當年義和團的大師兄，死在皇糧莊頭王二皇上手裏。
清朝皇室入主北京以後，跑馬圈地，多爾袞王爺圈佔了天子腳下的運河灘，打發他的一個姓王的奴才當皇糧莊頭。從此，運河灘的黎民百姓世世代代為奴，給王爺開出百頃百頃的肥田沃土，栽起大片大片長滿著搖錢樹的果園，打上滿船滿船的鮮魚肉蝦。多爾袞王爺住在北京王府裏，從沒有駕臨過運河灘。只是姓王的莊頭每年兩趟進京，送去一馱馱白花花的銀兩，運去一船船豐盛甘美的土產……姓王的莊頭也蓋起高牆大院，像一座拔地而起的惡山，盤踞在運河灘上。
姓王的皇糧莊頭傳到第八代，就是這個王二皇上，更比他的老祖宗窮兇極惡。他私立公堂，凡拖欠田租的佃戶，口出怨言的長工，輕則一頓毒打，押入水牢；重則處死，攔腰掛上石頭，沉下河去，屍骨無收。
這樣的描述，當然擺脫不了當時特定的革命文學描寫階級鬥爭、階級敵人的套路，但莊頭尤其是皇糧莊頭，那種“仗勢欺人、橫行鄉里”的形象，已經形成一種固定的人物模式。甚至就連今天的網路小說《庚子七俠》，仍然以“皇糧莊頭狐假虎威享威福，天子腳下為害黎民喪天良”為標題，人們對這一群體如此固化的記憶，耐人尋味。
實際上，莊頭還有另一面形象，這在文學作品中也有反映，但相對而言，卻不那麼受人們注意。《紅樓夢》賈蓉攛掇賈璉迎娶尤二姐一節，賈蓉曾說過一段話：
我二姨兒（指尤二姐）……不是我老爺養的，原是我老娘帶了來的。聽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時，就把我二姨兒許給皇糧莊頭張家，指腹為婚。後來張家遭了官司敗落了……我老娘時常抱怨，要與他家退婚。我父親也要將二姨轉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過令人找著張家，給他十幾兩銀子，寫上一張退婚的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銀子，有什麼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咱們這樣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
這裏面說的張家就是皇糧莊頭。
此外，還有那位歲末給寧府送年貨的“黑山村烏莊頭”烏進孝，雖年事已高，卻依然踩著四五尺的深雪，駕車走了一個來月。當他小心翼翼地來到賈珍面前，呈交上一份價值二三千兩銀子的年貨單子，換來的卻是賈珍的苛責：“這夠做什麼的！”
讓我們來看看烏莊頭的年貨單子吧：
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麅子五十只，暹豬二十個，湯豬二十個，龍豬二十個，野豬二十個，家臘豬二十個，野羊二十個，青羊二十個，家湯羊二十個，家風羊二十個，鱘鰉魚二百個，各色雜魚二百斤，活雞、鴨、鵝各二百隻，風雞、鴨、鵝二百隻，野雞、野貓各二百對，熊掌二十對，鹿筋二十斤，海參五十斤，鹿舌五十條，牛舌五十條，蟶乾二十斤，榛、松、桃、杏瓤各二口袋，大對蝦五十對，幹蝦二百斤，銀霜炭上等選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萬斤，禦田胭脂米二擔，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雜色粱、穀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擔，各色乾菜一車，外賣粱穀、牲口各項折銀二千五百兩。外門下孝敬哥兒玩意兒：活鹿兩對，白兔四對，黑兔四對，活錦雞兩對，西洋雞兩對。
山珍海味、飛禽走獸、乾果瓜菜、各色優米、上等木炭，等等，這張單子上的物品名目繁多，數量巨大。僅糧食一項即一千零二擔（一擔約為一百斤）、二百五十斛（一斛等於十鬥），粗略合計十余萬斤，這還是遇到水雹自然災害的年景。一般年景，按賈珍五千兩銀子的要求（詳見下），應在此基礎上增加一至兩倍，甚至更多。
《紅樓夢》此處所描述的莊頭征納糧物，帶有一定誇張成分。清代官書對皇糧莊頭所繳納錢糧有著明確的記載，遠低於烏莊頭所供物品數量。烏莊頭雖不是皇糧莊頭，但將其與官書所載進行對比，依然能說明一些問題。
清代皇糧莊頭分兩類：老圈莊頭、投充莊頭（詳見下文）。老圈莊頭分五個等級：一等、二等、三等、四等以及半分莊頭，每個等級均要繳納一定的糧、豆、穀草、草、羊草、豬口、雜糧等物品，一等莊頭所納數量最多，其餘依次遞減。投充莊頭只繳納銀兩，也分不同等級，繳納數量依次遞減。
在此，我們以老圈一等莊頭所納錢糧為例。順治到康熙年間，莊頭繳納以實物為主。其中，所納糧米數量：順治至康熙初年，一等莊頭納糧100石；康熙三十九年：360石；康熙五十年：250石；豆：40石。穀草：4000束。草：10000束。羊草：順治至康熙初年：10000束；康熙八年：5000束。豬口：大豬2口或常用豬4口。雜糧：大致有粟子、穀子、茜草、線麻、小根菜、蔞蒿菜、黃花菜、雞蛋芝麻、麥子、綠豆、黃豆、黏谷、穀、高粱、小豆、蕎麥、油麥、黍子、稗子、豇豆、燒酒等，征納數量變動較大。根據當時的物價折算，頭等莊頭每年大約需繳納200—300兩紋銀。雍正之後，莊頭繳納逐漸由實物轉變為銀兩。粗略估算，頭等莊頭每年需繳納將近300兩銀兩及諸雜物。雜物涵蓋種類繁多，諸如掃帚、笤帚、瓢、芥子、蓼芽菜子，鷹鷂房所用飄翎、花爆作所用麻秸、造佛處所用麥麩、廣儲司所用麥秸等；此外，皇家車駕巡幸時，沿塗莊頭還需向尚膳房繳納雞子、慶豐司隨往乳牛、上駟院駕車騾以及草豆，等等，種類繁多。但無論如何，清初至乾隆時期，頭等皇糧莊頭每年正常所納應該不會超過500兩紋銀。
皇糧莊頭的另一個類別——投充莊頭，每年繳納量最多的也就是每年700兩紋銀（清初至乾隆）。由此可見，無論是老圈莊頭還是投充莊頭實際繳納數量，都與《紅樓夢》所記烏進孝進呈二三千兩，差距甚大。（參見邱源媛：《清代畿輔地區內務府皇莊的征納》，載《紀念王鍾翰先生百年誕辰學術文集》，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262頁。）
然而，賈珍的話卻是：“我說呢，怎麼今兒才來！我才看那單子，今年你這老貨又來打擂臺來了……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銀子來，這夠做什麼的！……真真是叫別過年了……這一二年裏，（寧府）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烏進孝只能戰戰兢兢地訴苦：“年成實在不好……九月來了一場碗來大的雹子，方近二三百里地方，連人帶房並牲口糧食，打傷了上千上萬的，所以才這樣，小的並不敢撒謊。”
這位烏莊頭雖不見得是皇糧莊頭，但也是堂堂甯府的莊頭，手底下有八九個莊子。他兄弟則是榮府莊頭，管著榮府八處莊地，“今年也只這些東西，不過二三千兩銀子，也是有饑荒打呢”
《紅樓夢》裏的莊頭，看不到絲毫的霸氣，反倒讓人覺得有些可憐。這在情在理，賈府何等地位，莊頭在此不過是底層的陪襯，奴顏媚骨。他們就是為賈府這樣的貴族家庭服務的，完全不可能、也無法與之抗爭。
文學作品和戲曲固然不能替代信史，但也反映了一定的客觀事實。莊頭對下窮兇極惡，對上一副奴才嘴臉、主子的爪牙。正是這種爪牙身份，讓民眾對莊頭尤比對王公貴族更為憎恨。
饒有趣味的是，當人們在津津樂道惡霸莊頭的時候，卻很少有人會去深入探究，“莊頭”究竟指的是哪一種人？他們的現實生活是什麼樣的？旗人的“莊頭”跟漢人的“地主老財”能畫等號嗎？雖然我學習、從事清史研究多年，對此也同樣缺乏關注，直到2007年底，偶遇莊頭後人之後，才逐漸意識到以往對“莊頭”群體的認識存在不少誤區，這也成為本書撰寫的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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