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歷史與中國民族主義
羅友枝
羅友枝
羅友枝，〈清代再思：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Evelyn S. Rawski,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AS 55 No. 4 (November, 1996):829-850 一文的譯文原刊於劉鳳雲、劉文鵬編，〈再觀清代：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鳴》(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10)，頁1─18，但其中的 Qing History and Chinese Nationalism一節因故並未譯出。現由中正大學歷史所碩士生王婷補譯，再由本人校定。甘德星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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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歷史，與族群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以及建立多民族國家（multiethnic
nation state）間持續的緊張關係，息息相關。1911年的革命推翻清朝不久，孫逸仙及其他提倡國族主義的領袖，沒有採取一個原可讓中國民族國家（Chinese nation-state）與人口佔多數的漢民族（Han Chinese people）緊貼的定義。1912年共和國的臨時約法特別認定蒙古、西藏、青海是國家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即便這些領土是新近納入滿洲人所建立的帝國的。[4]孫逸仙有關民族的討論是以兩百年前乾隆皇帝所識別出的「五族」為依歸，許多居住於中國南邊與西南區域的少數民族被遺留在外。這突顯出在地緣政治上，他對蒙古人、穆斯林、西藏人企圖建立自己自治國家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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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開始，這個新興的共和國便著力處理一個根本的矛盾：在提倡大漢民族主義（Han
nationalism）的同時，也冀望能在這個新建的民族國家內保有清朝所有的領土。「漢」人在今天包括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百分之九十二的人口，但「漢人」身分的創造卻可追溯至十九世紀晚期到二十世紀初。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漢文文獻中所見最早的自我認同，將「華」與「夏」視作為文明民族，以與野蠻人作對比。「漢」這個詞出現於一個以社會達爾文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為框架討論的脈絡裡。這時的學者如梁啟超，在回應歐洲人對種族的想法時，聲稱黃種人是被漢民族所支配的，而他們「是文明的創始者，他們教化了整個亞洲。」「漢」這個詞，正如孫逸仙所陳述的，指的是一個種族（race）。
雖然中國前後的幾部憲法將中國界定為一個多民族政治共同體（multiethnic political community），但中國的領袖從孫逸仙到毛澤東仍一貫辯稱這個國家由漢人主導是正確的。梁啟超曾警告說，若僅以漢文化來界定這個新國家，其政治後果將是清帝國的解體。梁啟超設法保住清帝國的邊地。雖然他主張創造「大民族主義」以便將滿洲人、蒙古人、維吾爾人、西藏人納入國家之內，但在其著作中，他也提出了民族同化的可能性。畢竟，梁啟超注意到滿洲人與漢人（Chinese）基本上已難以分別。因此，西方認定作為民族國家基礎的共同住居、共同血統、語言、宗教、習俗、生活方式，早已部份完成。
孫逸仙也偶爾提及有必要超越現有的族群認同去創造新「國民」(中華民族)。在1923年的孫越宣言和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草擬的建國大綱中，孫逸仙將會聲明少數民族有權決定他們自身的政治前途，但他也建議組織合作社去推動漢人遷移至少數民族地區。為了合理化這個同化政策，他視之為相對於歷史上漢化進程的當代漢化。蔣介石延續了這個看法，他辯稱由於居住於邊區的少數民族早已是中華民族（Chinese race）的一部分，他們不會有不同的身分。
早前知識份子嘗試將漢人被征服的經驗結合到儒家的框架來理解。二十世紀的同化理論，與之相近。儒家提出的文化普遍主義，是以文化──而非以種族──來界定中國人的身分（Chinese identity），並且極力將其他民族納入其內。[5]這個觀點在十二世紀北宋和女真金朝對峙時，被當時一些學者嚴重質疑。他們提出「一個劃定的漢族群體和「國」 的概念，而野蠻人並不被包括在其中」。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辨說這些北宋儒者的觀點是一種前現代民族主義意識。即便有人接受他的論點，但像方孝儒和王夫之這樣著書立說的人，直至十九世紀晚期，仍然屬於明顯少數。中國西南的非漢民族透過教育而漢化引起過爭辯，這說明儒家的教化理想在整個清代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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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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