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理論之盲點：大清即中國

四、

康熙遺詔中所見大清皇帝的中國觀*
《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頁109─114

甘德星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

前言

近年來美國學者歐立德(Mark Elliott)提出「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之說，[1]其中一個主要論點為大清非中國，中國只是其兼攝內陸歐亞帝國的一部分，因此大清皇帝並不能視作為傳統的中國皇帝。[2]　不過，考之史實，這個觀點頗有待商榷的地方。我打算用一個比較具體的個案作為例子，來說明「新清史」理論的謬誤之處。我想這比有些學者用推論的方法來反駁「新清史」的說法，更為有效。


康熙遺詔（臺戊本）

我在本文中所選用的實例，是研究清史的學者都耳熟能詳的康熙遺詔。不過，除了漢文本外，我還會利用一個以前較少學者使用的滿文本。原來的康熙遺詔共有四份：兩份保存在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兩份則庋藏於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我分別稱之為京甲、京乙；臺丙，臺丁四本。京甲本為滿漢文本，但殘缺不全。京乙本為漢文的禮部「謄黃」。臺丙本也是滿漢文本，但滿文部分只剩最後一行emuci aniya omšon biyai juwan ilan數字。臺丁本則是漢文本。除了京乙本是禮部「謄黃」，不蓋御寶外，其餘三份皆蓋有滿漢文御寶：xan-i boobai/ 皇帝之寶。


公元2000年我在北京又得到另一遺詔的影印本。該本只有滿文，沒有漢文，一共4頁，75行，是一個較完整的版本。京甲本的殘餘部分基本上與之相同。據說該本源自臺灣，故我稱之為臺戊本。


從影本可以判定，這個臺戊本應該不是詔黃。影件只有滿文部分，並無相連的漢文遺詔，而且上面沒鈐「皇帝之寶」滿漢文寶璽。本中有錯、漏字，如行6的xacikingge，正字應作xancikingge；行68的xaiiraraqôngge，最後的音節漏了加點等等。

我原來想臺戊本可能是禮部刊刻的滿文「謄黃」。但影本內日期部分只書年、月 elhe taiifin-i ninju emuci omšon biyai …，沒有日，可見影件是早已擬好，待康熙皇帝駕崩後，經內閣補上日期juwan ilan-de，用黃紙墨書，再行正式公佈的稿本。


滿文《清實錄》雖然也載有遺詔全本，但文字多經改動潤色，並非原件，就史料價值而言，當在臺戊本之下。臺戊本中詔書的啟首套語Abqai hesei forγon-be alixa xôwangdi hese「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行1-2），《清實錄》改作delhentume wasimbuxa joo bithei gisun……sehe（遺詔曰），文末dorgi tulergi-de bireme selgiyehe「布告中外，咸使聞知」的公文成語，改以命令句dorgi tulergi-de bireme selgiye結尾，兩者行文用字與原件相去甚遠。其他改動，或出於音韻修辭，或出於與漢文對譯。前者如行23 olγošome，《清實錄》改作olxošome；後者如行5mafari-be gengulere（法祖）中的gengulere，《清實錄》依漢文改為更貼近原意的alqôdare，行70的雍正御名In Jen胤禛，《清實錄》因避諱而貼黃漏空，由此亦可見康熙時滿人漢化之深。


我所以選用遺詔來駁斥「新清史」之誤，是因為遺詔乃國家權力轉移的重要文書，其所代表的意義，非一般的諭誥命令所能相比。值得注意的是，遺詔上只有滿、漢兩種文字，可見遺詔是大清認定滿漢為國家主體的下意識反射，即所謂的「滿漢一體」，而非「滿漢蒙回藏一體」。漢文通行中國，故遺詔先寫漢文，後寫滿文。入關後，滿人急速漢化，滿文識者不多，但因為滿文是統治者的語文，有其象徵意義，所以製作滿文本亦有其必要。遺詔上的御寶也是滿漢並列。但遺詔宣讀時，卻先宣滿文，後宣漢文，可見滿洲雖然漢化，但其滿洲意識仍存。


作為中國之主的康熙

從遺詔中可見，康熙的稱謂為「皇帝」，滿文本直接將之翻譯作xôwangdi，而不是內陸歐亞傳統的「汗」xan；他統治之國是「中國」Dulimbai Gurun，所統治之民是所謂的「中國之人」，即「中國人」。康熙這個中國皇帝的身份，也同時受到帝國邊緣民族的認同。對這些民族而言，康熙是「中國至聖皇帝」或「統馭天下中國之主」。[3]

應該指出的是，康熙治下的中國，與傳統的中國王朝無異。傳統的中國基本上指的是一個文化、地理空間，與近代受西方國族主義影響下出現的「中國」不盡相同。康熙時大清的領土，除關內漢地外，也包括關外新附的內陸歐亞部分。不過，塞外蒙古，雖併於中國，但關係不如關內滿漢二者的密切。遺詔正本沒有蒙文本即為明證。發給外藩蒙古的遺詔乃由內閣兼繕蒙古字樣的謄黃。


清代專職邊疆事務的機關是理藩院。從其滿文名稱tulergi γolo-be dasara jurγan，也可以窺見蒙藏二地與漢地之疏離。滿文tulergi一詞即外面之意。理藩院的蒙文對譯為 γadaγadu Mongγol-un tőrő-yi ǰasaqu yabudal-un yamun,其中γadaγadu一字，指的也是「外」，其藏文對譯則為phyi’i Sog-po’i khrims grwa，所謂phyi者，其意亦是「外」。（見《五體清文鑑》）。由此可見，蒙古雖屬大清，但對位處內地的滿洲而言，仍為邊地，宜乎漢文稱之為「藩」也。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以及康熙二十八年（1689）的《尼布楚條約》（見Сборникъ договоровъ Россіи съ Китаемъ 1689-1881 гг），皆可印證康熙遺詔中所反映的中國觀。於《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中，康熙諭西洋人傳教士曰：「你們不遵教化王的話，得罪天主，必定教你們回去，那時朕自有話說，說你們在中國年久，服朕水土，就如中國人一樣，必不肯打發回去……你們領過票的，就如中國人一樣，爾等放心，不要害怕領票。」[4] 《尼布楚條約》滿文本一開始即用 Dulimbai Gurun-i enduringge xôwangdi (中國的至聖皇帝)一詞，拉丁文本作Sinarum Imperatoris，俄文本無對譯，但條約中出現китайского一字（＜Китай中國），可見俄人亦視大清為中國。


遺詔中，康熙將自己接續於中國正統，並以清朝是明朝的後繼。詔中除述及黃帝、三代明聖之主、舜、禹、項羽、漢高祖、諸葛亮、梁武帝、侯景、隋文帝、 隋煬帝、 陳友諒、明太祖之故事外，亦引用《易·遯卦》、《尚書·洪範》之中國傳統經典以說明問題。遺詔云：「歷觀史冊，自黃帝甲子迄今四千三百五十餘年共三百一帝，如朕在位之久者甚少」；又云：「昔漢高祖係泗上亭長，明太祖一皇覺寺僧。  項羽起兵攻秦而天下卒歸於漢，元末 陳友諒等蜂起而天下卒歸於明。我朝承襲先烈，應天順人，撫有區宇，以此見亂臣賊子無非為真主驅除也。」遺詔中並未引用遼金元之史實，其欲擺脫內陸歐亞之糾纏，至為明顯。

康熙於遺詔中特意援用漢人典故，將滿洲納入中國王朝的歷史系譜內，自有其因。滿洲入關之初即急速漢化，至順治因漢化而下罪己詔。康熙漢化更深，遺詔乃其對前朝滿洲本位的反動。然而，滿洲既經漢化，本質上即由夷變夏。華夷二詞，亦因此同時「解構」。在康熙漢化的語境中，滿漢已成一體，並同為中國之人。


不過，這種華夷不分的思想，並不自康熙時始。清代以前早已有之。其最終或可追溯到孟子的《離婁》章:「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漢人儒生如李紱者，亦據此而認定康熙與傳統的中國君主無異。 （《穆堂別稿》，卷24,頁2b-3b）。


結語

揆之以上所論，「新清史」有關大清非中國之說並不正確。大清即中國，其重心在關內漢地，並非在內陸歐亞。康熙是以漢地為中心的中國之主，他之前的順治及其後的雍正、乾隆諸帝，亦無不自視如此，康熙並非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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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小文是根據我在國立中央大學「清帝國性質研討工作坊」的發言稿修改而成，所以只代表我對這個問題的初步想法。日後將另撰一詳盡的專論。

[1] Mark Elliott, “Manchu-Language Archives and the New Qing History,” 收入「文獻足徵──第二屆清代檔案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5），頁19-40。中文譯本可參看歐立德著、李仁淵譯，〈滿文檔案與新清史〉，《故宮博物院季刊》，24.2 (2006年11月)，頁1-18，唯譯本有漏譯及誤譯之處，利用時宜加注意。

[2] 「新清史」的理論，除大清非中國說外，尚有其他的謬誤，我另有專文討論，於此不重複。

[3]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之一百四十二，頁569；卷之二百六十三，頁589。

[4] 馮明珠，〈紅票：一封康熙皇帝寄給羅馬教宗的信〉《故宮文物月刊》344期（2011年11月），頁26，圖十。